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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敛财机器
奎阿纳·威廉姆斯（Qiana Williams）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单亲妈妈，她在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声音清脆而动听，但长长的刘海却遮住了她的眼睛，因为她并不习惯在旁人面前讲话。当威廉姆斯只有19岁的时候，她在圣路易斯县因无证驾驶而收到一张罚单。由于无力支付罚金，她又被处以缴纳更重的罚金和诉讼费用。自那以后，她的生活就被彻底颠覆了。
“我的经历延续了大约二十年，年轻时我收到了生平第一张交通违章罚单。我确实错了，我不该无证驾驶。但当时我无力承担这张罚金金额，更别说新增加的罚金和诉讼费用。出庭时，我被要求尽我所能上缴罚金，我照做了，每个月我都会支付20美元或者我能够支付的其他金额，但如果有一天我错过了开庭日期，或者我确实没钱了，我就会收到一张逮捕令。于是我因为未能支付交通违章罚金而被捕，这个，嗯（尴尬的停顿），导致我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肯定会影响找工作的，毕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身负逮捕令的人。逮捕令并没有说我是因为交通违章罚金被捕，它只写了我是一个逃犯，一个被通缉的人。于是，这份逮捕令逼得我不得不打零工，这二十年来我都一直在做临时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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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它对住房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是你找不到工作就没钱来付房租，二是房东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身负逮捕令的人。这导致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和孩子除了一辆车之外居无定所。我是被迫开车的，你知道校车根本不会来接送我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送她上学。”这显然不是她曾憧憬的生活状态。
威廉姆斯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她信誓旦旦地说：“我绝不想因为我付不起这二十年来的罚金而使她缺课，所以我确保她一天课都不会落下。”
现在已经到了2015年，威廉姆斯即将出席白宫关于刑事司法债务、保释及监禁的会议并发表讲话。美国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不久前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关于弗格森低等法院系统的报告，在全国再次掀起了一场关于轻罪罚金及诉讼费的讨论。威廉姆斯现在成为了这场讨论的一部分，她正计划向白宫的听众们解释她的司法债务是如何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已经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了。现在我不仅没有工作，居无定所，而且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罚金和诉讼费用缴清。我曾认为，如果我受过教育，也许就能进入工薪阶层，然后就能还款了。于是我就去上学，我读过好几年书，甚至还上过优秀学生名单。”她说着几乎快笑出来，却突然又戛然而止：“还有12学分我就能顺利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缴纳交通违章罚金而被捕了。我在松草看守所被关押了三周，还在阿诺德看守所被关押了两周，我在几个看守所里断断续续待了四个多月。这就是我二十年来所经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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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顿了一秒忍住了哭泣才开始继续诉说：“我所痛苦的是自己没能实现成为一名社会精英的理想。但我女儿所痛苦的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等所有失去妈妈陪伴的夜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钱支付交通违章罚单而被关进了看守所里。”
她做了个深呼吸，开始回忆起最为糟糕的经历：“监狱里的条件令人心酸，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六米见方的牢房里，你要和七八个女人一起肩并肩睡觉。没有厕所，没有水，你要乞求才能用得上卫生间。不过……”她那悦耳的嗓音突然低沉下来：“她们居然在牢房里藏了一部手机。之所以要夹带一部手机进来，是因为如果你在看守所待不下去不得不保释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人担保。这就是那些管教们经常说的话‘如果你受不了，你就保释’。但是对于像我这样没法保释的人而言，就只能一直蹲到他们让我出去的时候才能走。每次我因为未缴罚金和诉讼费而被押进看守所时都这样。”
金钱和财富塑造、激励和扩大了轻罪制度的方方面面，这些影响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言过其实。首先，许多低等级犯罪其实都是在惩罚贫困：他们将脱保驾驶的、在公共场所睡觉的和短暂疏于照看孩子的人定罪处罚，使他们买不起保险、付不起房租也养不起孩子。轻罪制度还会以各种手段使人们更加穷困潦倒。罚金和诉讼费会剥夺他们的财富，吊销驾照又会导致他们被公司解雇，然后可能上课缺席、就医不便和面试迟到。付不起罚金和诉讼费就要被监禁，更令穷人雪上加霜。由于有近一半的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难以一次性拿出400美元，这会导致标准的轻罪罚金和诉讼费可能会给一大片人口带来巨大的伤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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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这些倒退的政策填补了轻罪程序本身所需的支出。实际上，轻罪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征税方法。它先围捕那些触犯轻罪者，再向他们开出罚单和诉讼费，然后将这些收入再度注入轻罪制度中同样的法院、看守所、缓刑办公室以及地方政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索尔（Thomas Edsall）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将基本政府服务的成本转移到穷人身上的独特经济部门”。 [3] 通常情况下，轻罪程序会躲在幕后间接地将财富从穷人手中抢走；有时则是公开掠夺。
例如，法官玛丽莲·兰伯特（Marilyn Lambert）是路易斯安那州市政法院阿森松教区法院（Aascsion Parish Court）负责处理轻罪案件及交通违规行为的唯一法官。如果兰伯特法官判定一个人有罪，这个人就需要支付15美元的定罪费（conviction fee），这笔钱会划入司法开支基金。如果兰伯特法官判他们无罪，他们当然就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兰伯特法官管理着司法开支基金，2015年，这项基金负担了兰伯特法官工资的一部分——35684美元，还有9670美元的退休金，6000美元的汽车开支、5894美元的会议差旅费，总计超过57000美元，需要3800项定罪才能覆盖。 [4]
阿肯色州舍伍德市每周四都有一个专门处理涉嫌开出空头支票轻罪的“热门支票法庭”，无论金额多少，只要被告人开出了空头支票，都将被处以至少400美元罚金及诉讼费。2011年，尼基·雷切尔·佩特里（Nikki Rachelle Petree）开了一张28.93美元的支票，由于资金不足而被退还。舍伍德市为此逮捕了她7次，处以2600多美元的罚金，拘留超过25天。法院从大多数低收入被告人那里收缴了如此多的罚金和诉讼费，以至于法院工作人员给它起了个绰号——“百万美元星期四”。该市在其官网上将热门支票法庭宣传为所谓“服务……商家……是为创造和维系一个营商环境友好的舍伍德而无私奉献的一部分”。该网站还夸耀其享有85%的访问用户收藏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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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穷人和低收入工人阶层采取各种途径的管制措施，轻罪制度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实体，它不仅重新分配财富、重塑人们的生活，而且塑造了地方政府实体的日常运营和经济生存能力。这个制度是逆向的，因为它居然从最低收入者那里攫取了大量财富。而与刑事司法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它也存在针对有色人种贫民的种族偏见。也许最为根本的是，轻罪制度改变了刑事司法的意义。因为它的逮捕、定罪和刑罚不能全来自不法行为、公共安全或者公正司法的动因，与之相反，轻罪制度受到了金钱因素的强烈驱使。
固然，为了利益而惩罚人们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罚金就一无是处。有时，财产刑制裁是较监禁刑或其他严厉惩罚更为明智的替代方案。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曾指出的，罚金是私人集体复仇的替代品，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之前的“英国司法早期”。 [6] 有些人被处以罚金是罪有应得。在我们现代的刑罚制度中，特别是在盗窃和诈骗案件中，罚金刑可以伸张正义、使受害者得到赔偿。但轻罪制度却赋予了罚金和诉讼费新的意义，导致其功能失调。轻罪制度使非富裕阶层成为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点“关照”对象，其对无力支付罚金者施加了更长时间和更为严厉的惩罚。过度的罚金和诉讼费为了给轻罪制度本身提供资金，剥夺了穷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资源。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个体系如此庞大，它每年对数百万人产生的总影响相当于一种意外的反福利政策，大规模地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惩罚性贫困
大多数被告人会被判处罚金，但对于那些负担不起罚金的人而言，这是最糟糕的刑罚。辛迪·罗德里格斯（Cindy Rodriguez）在50岁时第一次因为入店行窃而被捕。在此之前，辛迪曾做过两次背部手术，因此一直受到病痛困扰，已经无法工作了。不仅如此，她没有银行账户，获得的联邦残疾补助也很少，有时候甚至没钱支付水电费。法院判处她缴纳罚金及诉讼费总计578美元。但由于辛迪无法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她被判处一年缓刑，由普罗维登斯社区矫正公司（Providence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c.，以下简称PCC公司）负责监管执行。这家公司是由田纳西州卢瑟福德县法院聘请的一家私人缓刑公司，它负责监管所有轻罪案件被告人并收取他们的罚金。辛迪的缓刑甫一执行，PCC公司就开始向她收取每月40美元的监管费。除此之外，虽然辛迪的案件并不涉毒，但PCC公司仍要求她每月接受多次毒品检验，每次毒检收费20美元。当辛迪告诉她的缓刑监督官自己当月已经没钱支付这些费用时，缓刑监督官威胁要逮捕她并处以监禁。当辛迪向上级主管申诉时，主管告诉她：“如果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会逮捕你，让你在看守所里蹲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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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整整一年，辛迪为了避免坐牢，不得不将自己的所有财力都投入了PCC公司。她将自己唯一的收入来源——残疾补助金签转给了PCC公司。由于要向PCC付款，她停掉了汽车贷款，结果车被贷款方收走，她只得步行。她在室外晕倒过三次，摔断了自己的胳膊，磕掉了牙齿，然而她已经没有钱补牙了。缓刑考验期满时，辛迪已经总计向PCC公司支付了500多美元，几乎足以偿还她的法院债务了，但PCC公司仅向法院支付了66美元的罚金。PCC公司告诉辛迪，她还欠法院512美元，如果不马上缴清，就会因违反缓刑规定而收监入狱。但是辛迪真的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了，于是PCC公司向她发出了逮捕令（当然这也是要收费的），并要求法院将她的缓刑考验期再延长一年。 [7]
人们常说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正从整体上“惩罚穷人”，我们“将贫穷视为犯罪”。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如此。绝大多数被告人出身贫寒，超过一半的囚犯在入狱前生活贫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告人处于失业状态。在州立监狱中，有75%的囚犯未能完成高中学业，有70%的囚犯识字水平极低。此外，在涉嫌重罪的被告人，有80%的人无力聘请律师辩护。然而，当穷人向社会安全网请求帮助时，却有可能受到监视，并进一步被定为刑事犯罪。社会学家洛伊克·瓦昆特（Loïc Wacquant）将这些现象描述为“对社会底层人口和种族秩序的边缘化采取了入罪化和无差别的惩罚性遏制政策，使（半）福利国家逐渐被警察国家和刑罚国家所取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用刑事政策来管理贫困人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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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制度是将贫困与犯罪联系得最紧密的地方。许多人由于没钱给汽车登记、买不起保险或租不起房子而被处以刑罚，因为从法律规定来看，这些都是他们的必备条件，他们却无力承担。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些犯罪适用于所有人。但从本质上讲，它们所针对的就是穷人阶层——因为富人必然买得起汽车保险和房产。 [9] 正如小说家阿纳托尔·法兰西（Anatole France）在100年前开玩笑说的那样：“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精神，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沿街乞讨或者偷窃面包。”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对穷人带来经济负担（包括刑事罚金）并不违反平等保护条款。
无家可归者可能是利用轻罪来惩罚贫穷的最典型代表。例如，桑迪是加州伯克利一名无家可归的中年妇女，那里的收容所人满为患，睡在车里也是违法行为。桑迪在视频采访中说，她已经身负一起尚未宣判的刑事案件和一份悬而未决的逮捕令，起因是她睡在了教堂里：
（由于不能在车里睡觉），我只能在人行道铺上睡袋，睡在里面。我正试着……我不吸毒，不喝酒，也没做错什么……我现在因为在外面过夜而被开了一张逮捕令，而且是一张非法入侵住宅的逮捕令。我曾经试着摆脱那些因为吸毒等各种原因而无家可归的人。……但我必须离开他们。对女人，尤其是年长的女性而言，外面并不安全。有的夜里你真的得躲起来才行。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警察就给我开了一张罚单。我不得不从人群中躲开，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你知道，我只是简简单单地想在一个更安全一点的环境里而已，所以我才躲……在了这个教堂里。他们给我开了一张罚单，居然是400美元，现在我根本缴不起！你知道，我根本没有任何收入，哪里付得起400美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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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家可归犯罪化的现象在轻罪案件中正处于上升趋势。据国家无家可归及贫困者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aw Center on Homelessness & Poverty）所称，“将无家可归者这类人类正常现象在市域范围内予以立法禁止的情况有所上升”。包括露营、游荡、乞讨及睡觉。在2012年至2014年间，明尼阿波利斯警方逮捕了2400多名无家可归者，他们涉嫌在公共场所饮酒、乞讨及小便等相关违法行为。在号称“美国无家可归者之都”的洛杉矶巨大贫民窟内，当地居民经常因为坐在人行道上而被捕。朱丽叶已经在贫民窟住了很多年了，她被逮捕了60多次，总计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多，其最常见的被捕原因是坐在人行道上。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位骄傲的祖母戴着手铐坐在混凝土上哭泣的情景是令人费解的。而对于贫民窟的人而言，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二早上而已。” [11]
从地理空间来看，游荡罪和非法入侵住宅罪双管齐下，禁止民众进入特定的空间，这样一来，轻罪制度导致无家可归者所受到的惩罚也日益加剧。诸如洛杉矶、波特兰、纽约和辛辛那提等城市都开辟了大型的公共空间，但如果无家可归者进入这些地方的话，就是非法的。例如，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向一位名叫汤姆的流浪汉发出了为期七天的驱逐令，规定若他在一周内涉足他和朋友们曾吃饭和聚会的公园即告犯罪。最终，汤姆被禁止进入西雅图所有的公园、地铁、图书馆，继而引发了无数次被捕和拘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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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每晚都有超过60万人无家可归，160万儿童流离失所。 [13] 轻罪制度已经异化为把这种情况当作犯罪而不是社会福利问题来处理的前线机制。
但无家可归者远非唯一因贫困而受到惩罚的群体。轻罪诉讼程序向现代生活的基本功能注入了刑事化的威胁，最为明显的就是驾驶行为。例如，24岁的达米安·史丁尼（Damian Stinnie）是一位淋巴瘤患者。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买不起房子，只好住在车里。史丁尼最近丢掉了沃尔玛的工作，刚刚入职AF公司（Abercrombie & Fitch）担任销售助理，周薪约300美元。但他被判处三项违章，罚金和诉讼费总计超过了1000美元。由于付不起罚金，弗吉尼亚州在未告知史丁尼的情况下，就自动吊销了他的驾照。不久后，他被诊断出淋巴瘤并开始接受放疗及化疗。出院以后，史丁尼又因超速驾驶被警察拦截，于是他因欠缴罚金、无证驾驶和超速驾驶三项罪名被判入狱。 [14]
在弗吉尼亚州，吊销驾照就是一种追债工具：在任何刑事案件或交通诉讼中，如果被告人不支付任何罚金，就会自动导致其驾照被无限期吊销。自2010年以来，弗吉尼亚州每年都会发布超过36万份驾照吊销命令，有超过94万与史丁尼一样的弗吉尼亚人被吊销驾照。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还需要开车的话，可能会面临犯罪的风险。 [15]
密尔沃基市同样严重依赖于吊销驾照来收取尚未缴纳的交通罚金。仅在2014年，该市法院就发布了近4.8万份驾照吊销命令。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及华盛顿州，都有类似不支付罚金及诉讼费就吊销驾照的法律规定。反过来看，在驾驶员被吊销驾照后依然驾驶汽车上路行驶在46个州都属于犯罪行为。这类犯罪在当地轻罪案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通常会高达30%，有些地方高达60%。他们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强加给穷人，还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监狱。因拖欠罚金而被吊销驾照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公民权利诉讼中新的主题，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都同意在2017年停止这种做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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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数百万轻罪案件的被告人会因拖欠罚金而收到逮捕令。在仅有2.1万人口的密苏里州弗格森市，法院仅在2013年就对9000人发出了逮捕令，其中大多数人只涉嫌轻微的市政违规行为。这些未缴罚金的逮捕令会造成社会福利、食品券和驾照的进一步损失，如同黑云压城一般笼罩在穷人头顶上。逮捕令还可能使人们避开他们可能被逮捕的场合，他们既不敢去医院、银行，也不敢拨打911，甚至会导致人们逃避警察，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的死就是这样一场悲剧。2015年4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次例行交通拦截检查中，斯科特担心自己可能因欠款逮捕令被捕，便从巡警迈克尔·斯莱格身边逃跑，斯莱格警官朝斯科特背部开枪将其打死。斯莱格也因此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17]
除了剥夺穷人的权利并将之转化为犯罪外，轻罪制度还通过频繁地搜查穷人而非富人来惩罚贫困。当警察“专注于”在低收入有色人种社区执法时，这种倾向就会显现出来。当这些社区的居民过度暴露于警察面前时，他们因常见的轻微犯罪而被逮捕、传讯和罚金的概率就高多了。纽约布朗斯维尔地区的警力部署非常稠密，在法院裁定这项政策违宪之前，警方每年对这个仅拥有1.4万居民的地区采取了约1.3万次拦截行为。而在美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的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警方在4年间拦截了5万多名行人（占到了该地区成年人的四分之一），并对其中4万人开展了逮捕令搜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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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轻罪都是贫困犯罪。家庭暴力、酒后驾车和持有毒品是富人和穷人都会犯下的罪行。事实上，几项研究已经发现，更富有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酒后驾驶。 [19] 从鲁莽驾驶到暴力袭击，数以千计的低等级犯罪并不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阶层，但很大一部分轻罪是由富人永远不会犯下的罪行组成的，而穷人几乎或根本无法控制这些罪行。
制造贫困
轻罪制度不仅会惩罚穷人，而且往往会使他们变得更穷。一般而言，与刑罚制度擦肩而过的人受到任何定罪，即便是轻微犯罪的话，其就业能力与信用等级都会受损。一些轻罪，尤其是毒品犯罪，则会取消公共福利，例如住房或经济补贴。即使没有受到轻罪处罚，也会使穷人所处的不利环境更为恶劣。
艾丽卡是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单亲母亲，两名警察在她的小区院子里拦住她，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明。当艾丽卡拿出身份证明时，警察一直盯着她。“然后他们问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如枪支或者刀具。我告诉他们我的钱包里有一袋大麻。警察说‘让我看看’，如果我不给他们看，他们就会带一个女警察来搜查我。如果她发现了什么，就会直接送我去拘留所过夜。”根据纽约法律，持有大麻是一种非刑事化的违法行为，艾丽卡可能会收到一张罚单，但并不会导致其入狱。但当她按照警方命令从钱包里拿出大麻时，她的违法行为就变成了所谓“公开展示毒品”的轻罪了，她可能因此而面临90天的监禁。艾丽卡被戴上手铐、出庭受审，随后她的案子被判处审前转化一年。这意味着如果她在一年内不惹麻烦的话，案子会被撤销。然而在这一年里，这个案底却会影响其谋生。果然，很快她就被解雇了，丢掉了每小时12美元薪资的门卫工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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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轻罪动态剥夺了受罚者的生存资源。对无力缴纳交通罚单者吊销驾照并不是唯一的惩罚，因为这会导致他们无法开车，从而加剧了他们的潜在贫困。艾丽莎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当她搬到新家时，错过了向加州车管所更改地址的10天最后期限。车管所寄了一张25美元的罚单过来，但她根本一无所知。艾丽莎因未缴罚单而被吊销驾照，这又导致她被单位解雇。没有了收入，她就无法制定一个还款计划来缴清罚单和诉讼费。现在她和孩子们都在接受公共援助，而她最初被罚的25美元已经膨胀到2900美元了。 [21]
新泽西州的一项研究发现，有42%的人在被吊销驾照后失去了工作。而这些失业者里又有45%的人无法找到新工作，其他人虽然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但有88%的人收入比他们持有驾照时有所下降。正如新泽西州居民埃迪·雷斯特雷波（Eddie Restrepo）所说的“这就像一个无底洞，我越想离开它，反而陷得越深了”。雷斯特雷波是一名无家可归的伊拉克战争退伍老兵，他既没钱续签驾照，也无力支付罚金和诉讼费。警方在两次抓到他无证驾驶后，对他发出了逮捕令。在雷斯特雷波自首之前，他已经累积了超过1万美元的刑事司法债务。 [22]
轻罪制度让人们变得更穷的最明显、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拿走他们的钱。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法辖区加大了对轻罪案件的处罚力度，罚金、手续费、附加费、赔偿和利息［统称为法定金融义务（LFO）］的适用在过去几十年里呈爆炸式增长。据报道，有超过85%的轻罪被告人被处以罚金，而隐藏在报告之外的实际比例可能更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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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涂鸦属于二级轻罪，最高可判处60天监禁和500美元的罚金。但最重要的是，被定罪的人将可能面临以下额外费用：特别涂鸦罚金250美元、公设辩护人申请费50美元、公设辩护人使用费50美元、起诉费50美元、法庭费60美元、违法者费50美元、制止犯罪费20美元、预防犯罪费20美元、县法院费10美元、定罪费50美元、社区监管费124美元，及/或每月40元缓刑费。这些额外费用总计可超过750美元。一旦错过了缴纳罚金的截止日期，还将产生30美元的滞纳金、7美元的吊销驾照费、60美元的驾照恢复费。如果被告人无力全额支付罚金，那么启动分期付款计划则另需缴纳25美元手续费，这样总额就达到了850美元。如果这笔钱在90天后仍然没有缴清，案件就会被转交给一家私营催收公司办理，该公司可以向被告人按照未缴纳罚金的40%或者340美元的标准征收高额附加费。同样，在得克萨斯州，涂鸦轻罪会自动处罚9—23项的额外费用，在刑事罚金之外，潜在的附加费用最高可达444美元。在俄克拉荷马州，轻罪费用的总额甚至可能高达1000美元。 [24]
一些费用和评估手续本质上只适用于那些因太穷而无法立即支付的人，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惩罚贫困”。大多数州都会收取滞纳金，其他州则会征收手续费，这些通常会支付给私营收款公司。其他司法辖区会对分期付款的申请收取费用，弗吉尼亚州10美元、佛罗里达州25美元、新奥尔良州100美元。一些司法辖区会向被告人发出欠款逮捕令，并向其收取手续费，例如华盛顿就对未缴纳罚金的被告人收取12%的利息，密歇根州则对期满56天仍未缴清罚金的被告人收取20%的滞纳金。 [25] 因为富人可以将罚金一次性支付到位，所以这些额外的费用并不会困扰他们，但这些费用对于那些负担不起的穷人而言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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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被判轻罪缓刑而无力缴付罚金或诉讼费用，那么大多数州都会将这种行为视为违反缓刑规定，进而可能导致逮捕令、逮捕、法庭听证和监禁。此外，根据联邦法律，违反缓刑规定还将取消个人的福利资格，包括对贫困家庭提供的临时补助、食品券、低收入住房及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障补贴（SSI）。例如，家住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的洛蕾塔现年48岁，她依靠保障补贴和老年、幸存者及残疾保险（OASDI，俗称社会保障金）为生。社会保障金受助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2500美元，略高于联邦贫困线。2009年，洛蕾塔得知她在康涅狄格州的福利待遇将被暂停，原因是佛罗里达州在1996年向其签发过一份逮捕令，至今尚未结案。根据佛罗里达州官员的说法，她尚欠曾负责监管洛蕾塔缓刑的救世军185美元，欠州检察官办公室50美元，欠圣彼得堡警察局54美元，欠皮内拉斯县354美元。由于洛蕾塔除了上述福利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因此她不仅失去了福利待遇，而且完全没办法上缴逮捕令下的643美元费用。 [26]
法定金融义务的累积可能会在其他方面令一个人陷入贫困的泥沼。与任何拖欠债务相同，未能缴清罚金也可能会对人们的信用评分造成严重破坏，导致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无法租房、无法开设银行账户、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现在，不仅雇主背景调查越来越多地查阅征信报告，出租公寓和公共住房局也经常使用信用评分来筛选申请者。征信报告上的未偿刑事债务不仅代表着债务本身，而且意味着此人曾被判有罪，这又会进一步阻碍他们获得工作和住房。 [27]
时至今日美国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对于他们而言，刑事罚金的压力会挤压他们的其他基本生活需求。 [28] 为了缴足轻罪罚金及诉讼费用，许多人不得不将本已捉襟见肘的资金从食品、住房、儿童抚养费、医疗费、教育经费或购车购房款中一点点挤出来。约翰因为曾犯过一次重罪和现在新的轻罪而背负了罚金债务。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处理这些债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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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那么，请问你们是如何安排这些罚金欠款的呢？
约 翰：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访谈者：请问这是指什么？
约 翰：我还承担了其他我应该负责的义务。
访谈者：其他的义务有哪些呢？
约 翰：房租、车费、保险费。嗯，你以为只有几天，但是当你被拦下了，你就没有保险了，所以你又拿到了另一张罚单，又上一次法庭，又被罚一次款。你知道，这就像滚雪球一样。 [29]
法定偿债义务甚至会驱使人们犯下新的罪行。在亚拉巴马州的奇尔德斯堡，一名缓刑犯表达了他对其他人为了支付缓刑费而犯罪并逍遥法外的失望之情。“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每个月都在卖毒品并付钱给（缓刑公司）。他们喜欢说：‘嘿，我在做他们教我做的事，不是吗？’又或者，正如一位曾经的罪犯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坦白地说，我不是故意想要去犯罪，我也不能完全承诺自己就是去卖淫了。但我有时会思考……（起码）这样我才能付得起那该死的罚金吧。’” [3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这些方面，付不起轻罪案件的罚金可能会剥夺一个人摆脱贫困所需的生活工具和公共福利。这是轻罪制度中至关重要但并未得到关注的特点：它暗地里破坏了旨在减轻部分群体经济劣势的其他公共政策。 [31] 它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反福利计划，因为它从贫困援助中受益最多的人手中夺走了财富。就传统而言，轻罪制度并不能被理解为公益性制度，但因为这个制度是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同决定的管理穷人的方法，其规模如此之大，覆盖人群如此之多，其结构性贫困化趋势本身就应该被承认为一种国家福利政策。所以尽管各级政府可能是无意的，轻罪制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公益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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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监狱
罚金及诉讼费不仅会令人陷入贫困，更会令人们身陷囹圄。在近几年中，我们愈发感受到人们因无力偿还刑事债务而遭到监禁的情况是多么的稀松平常。有多达四分之一的轻罪案件的被告人并非因犯罪而受到拘留，而是因为他们未能支付罚金及诉讼费。在罗德岛监狱中，有18%的人是因为未能偿还债务而受到监禁，在俄亥俄州休伦县监狱这一比例达到了20%，华盛顿州本顿县则达到了25%。 [32]
这一现象被称为新的“债务人监狱”。在民事诉讼中，债务人监狱曾因其有违宪法的公正民主原则而被诟病已久，并早已于1833年在美国联邦一级被废除。如今，全美50个州的宪法或法律都规定，仅仅因为一个人拖欠民事债务而监禁他人的行为是非法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未支付购车贷款或助学贷款等民事债务而受到监禁。这意味着，即便你不支付信用卡账单，银行也没有权利将你送进监狱。 [33] 然而，轻罪制度对罚金和诉讼费的异化已经绕过了上述法律，国家只要给欠缴罚金的被告人扣上“犯罪”的帽子，就能成功地将被告人投进监狱。被告人遭受牢狱之灾的原因并非是先前的犯罪行为，而是他们的贫困。
斯蒂芬·帕帕（Stephen Papa）就是债务人监狱的受害者。他是一位曾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中四处漂泊，无家可归。有一天，他和朋友喝醉了，他羞愧地称之为“尴尬的行为”。随后，他被判犯有破坏财产罪和拒捕罪。在听证会上，法官对他处以总计2600美元的罚金及诉讼费，并要求帕帕当庭支付50美元首付款。本已无家可归的帕帕手中仅有25美元，但他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和法官展开了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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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法官大人，我真的很努力才得到这份工作，我很想保住我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是在尽我所能来收拾残局。
法官：帕帕先生，我希望你能保住你的工作。问题是，我的要求非常明确，你也看到了。
帕帕：法官大人，我明白。但我基本上一无所有了。
法官：（难以理解状）你去割草啊！你明白吗？赶紧办到，你多少岁了？
帕帕：我快要27岁了，法官大人。
法官：你都还没满27岁，也没有任何主动性，对吧？
帕帕：是的，先生。
法官：你知道怎么去合法地行骗，挣点钱来，把罚金搞定。
帕帕：好的，大人。
法官：这就是现实。
帕帕因拖欠罚金被判入狱22天。 [34]
与很多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一样，这种因未能支付罚金而入狱的情况，大多是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法官不允许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就将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判决入狱，但我们发现，低等法院都会例行公事般地这样操作。现在常见的变通做法是，法官将不能支付罚金的被告人判处藐视法庭罪，这样就不一定会触发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机会。 [35]
“债务人监狱”的做法因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而异。在一些地区，被判入狱会加剧被告人的债务负担，如果他们在拘留期间恰好需要获得医疗保健，那么他们就会每天都被收取拘留费、用餐费、床位费和医疗费。换言之，他们必须“付钱坐牢”。华盛顿居民皮特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循环：“我从看守所离开时，还欠着它261美元。你知道吗？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欠看守所11美元，等我被关了一周要放出来时，我已经欠了它261美元了，这还是在我没看医生的情况下就欠了这么多。就算我需要吃药，我也是自己吃了点碳酸锂片就恢复了。我可不敢去看医生，因为医生一来，我又得多出10美元，就这样我还是花了261美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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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达州埃尔科县的看守所每天都向囚犯收取6美元的伙食费，每次看医生收费10美元，5美元的预约费。警长吉姆·皮茨解释说：“这里不是希尔顿酒店。”至少有43个州批准监狱收取食宿费用，至少有35个州批准监狱收取医疗费用。90%的看守所会向囚犯收取某种形式的费用。 [37]
相比之下，其他司法管辖区则维持着“要么交钱，要么坐牢”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根据法规还是根据认罪答辩，被告人都可以通过坐牢来抵免拖欠的罚金。在密苏里州，监禁一天只能抵免10美元罚金；但在加利福尼亚州，监禁一天至少可以抵免30美元罚金；在俄亥俄州，监禁一天可以减免50美元罚金。在新奥尔良，这一制度被称为“罚金或罚时”，意思是被告人要么会被判处100美元罚金，要么会被判处30天监禁。新奥尔良刑事地区法院前首席法官卡尔文·约翰逊（Calvin Johnson）法官若有所思地说：“30天还是100美元？这是我每天都能听到的。现在，你会如何描述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市政府每天向警察局支付23美元，就是为了让某人在看守所里住上30天来抵消100美元罚金，还有其他制度比这个更匪夷所思的吗？”根据一起控告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市拘留所的诉讼来看，一位名叫提托·威廉姆斯（Tito Williams）的囚犯曾被指示，如果其愿意清理监狱地板上的血液和粪便，就可以获得减刑的奖励。 [38]
一些司法辖区不仅奉行“要么交钱，要么坐牢”的制度，而且还对入狱的被告人加收费用。这样的话，他们即使还了旧债，又会添上新债。例如，在密歇根州，两个孩子的母亲卡瓦娜·杨因为没有支付三张交通罚单，被开了三张逮捕令。杨出庭受审时，法官告诉她要么缴纳300美元罚金，要么在看守所里关上三天。然而当她被关进看守所以后，每天还需要缴纳监禁费和床位费。在密歇根州，一些被告人要缴纳12美元的行政费用才能走出看守所，如果他们不交，就会被继续关押。在俄亥俄州，负债被告人有权将监禁期折抵为50美元一天，但该州的数十座看守所同时又对被监禁人收取平均35美元的监禁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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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关进了看守所，许多无力支付罚金的轻罪案件罪犯就会饱受煎熬，因为看守所的环境肮脏且危险，甚至触犯了第八修正案的违宪条款。 [40] 打个比方，在密苏里州詹宁斯，一件针对债务人诉讼的民权案件用“光怪陆离”来形容当地看守所：
（人们）被关在过度拥挤的牢房里，墙壁上涂满了黏液、血液和粪便。空气中飘荡着粪便和垃圾的恶臭，公共厕所已经很久没打扫过。牢房里没有牙刷、牙膏和肥皂，人们几周都无法换洗衣裤。有的人就躺在肮脏的地板上，任凭狱友从他的肩膀踩过。虽然他们祈求狱警给他们暖和的被子，但也只能蜷缩在薄毯里。炎症和伤口得不到治疗，疾病便传染给其他犯人。潮湿发霉的淋浴房就在隔壁，但他们几周才能洗一次澡。女性没有足够的月经卫生用品，只能把带血的纸巾放在地板上。他们经常得不到医疗和处方药，即便家里给他们送药，也总是无法收到。 [41]
新的“债务人监狱”已经受到持续的审查。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等州都已对其提出了公民权利诉讼。2015年，奥巴马在白宫召开了一次名为“监禁的死循环：监狱、债务和保释实践”的会议，本章开头的奎阿纳·威廉姆斯在这里诉说了她的遭遇。在会上，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讽刺地说：“在这个已经裁定债务人监狱违宪的国家，太多公民只是因为没钱出狱而入狱。” [42] 然而，由于轻罪程序的财政运行正依赖于这些罚金和诉讼费用，要减少这些罚金和随之而来的“债务人监狱”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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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兽提供资金：机构税和私人利润
屡见不鲜的罚金收费现象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轻罪制度的内核之中。法院、监狱、警方、缓刑办公室、检察官及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还有市政府本身，都在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推动和运行轻罪制度。在这些机构的预算中，轻罪制度所带来的罚金及诉讼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工资到退休金，甚至法院想修一个健身中心——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动机来罗织轻罪制度的大网，并将更多民众推入网内，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财务需要。 [43] 在州财政危机或国家经济动荡衰退时期，寻找地方税收来源的压力越大，司法辖区就会越依赖轻罪制度来提供资金，而轻罪制度就会越倒退。
正如这个庞大的轻罪制度，资金预算在不同的地方差别也很大。有时，不同的部门预算取决于不同项目的罚金。在新奥尔良，三分之一的公设辩护人预算来自被告人诉讼费，约三分之二的法院一般业务预算来自法定财政义务。在密西西比州，检察官对乱扔垃圾和超速驾驶增加处罚以便加薪。佛罗里达的一个检察官办公室对每一个认罪案件被告人都收取50美金的诉讼费。得克萨斯州的缓刑机构有一半的预算来自罪犯缴纳的监管费。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些所谓的“贫困法院”里，如果法官没有收缴足够的罚金，那么他们获得的资金拨款也会更少。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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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整个州的财政都依赖于轻罪案件的收入。在亚拉巴马州，州法院每年收取超过2500万美元的轻罪法定财政义务，已经超过了该州的重罪案件罚金。2015年，得克萨斯州从轻微违法案件和交通罚单的罚金及诉讼费中分得了30%，约2.36亿美元。反之，各州的收入分配方式也能改变涉案费用的收取方式。例如，密歇根州的农村地区法院更倾向于收取开庭费用及辩护人费用，对判处罚金则不积极，因为前者能够直接划拨给当地法院，而罚金则需上交到州总基金。相比之下，一些城市和州财政并没有这么严重依赖于法院收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罚金仅占该市总基金收入的2%；而且在该州其他城市的财政收入中，市政法院的创收部分也不会超过5%。 [45]
关于司法税收征收的冲突多年来一直暗流涌动。少数几个州因此被告上法庭而终止了一些特别恶劣的收款方式。2012年，国家法院行政会议发布了一份题为《法院不是税务中心》的报告，袒露了对司法诚信的担忧。报告批评罚金和诉讼费的激增“将法院塑造成了行政部门的收费机构”。报告特别警告说：“在交通违法案件中，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法院领导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确保罚金、诉讼费和附加费不仅仅是一种替代形式的税收。” [46]
然而，当2015年美国司法部公布《弗格森警察局调查报告》时，这一问题突然卷入了全国的舆论风暴中。18岁的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被警察击毙，随后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美国司法部的这份报告将矛头对准了弗格森市政法院和警察机构，指责他们公开从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中变相榨取数百万美元。正如该报告所称：“弗格森的执法实践是由该市对收入的关注而不是公共安全需求决定的。这种对收入的强调损害了弗格森警察局的公信力，助长了违宪的警务模式，也扭曲了当地市政法院的工作形态。受这种利益驱动之下的刑事诉讼不仅给正当程序带来了隐忧，而且对弗格森社区居民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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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类似的财政收入分配情况陆续被曝光，更多的公民权诉讼被提起，媒体也纷纷聚焦于此。与几年前相比，我们现在愈发清楚这些处理轻罪案件的部门是如何为自己“融资”了。
司法部调查发现，在弗格森市的年度预算中，超过200万元来自其市政法院的罚金和诉讼费收入，占据了年度预算总额的约五分之一。市政府预算每年大幅增加市政法院的罚金和收费比重，不仅敦促警察和法官增加收入，还密切监测其目标是否实现。市政府官员经常敦促警察局局长托马斯杰克逊通过执法来增加创收。例如，2010年3月，市财政部长给杰克逊局长写信说：“除非年底前罚单数大幅增加，否则明年的收入很难明显提高。” [48] 这些政策迫使弗格森警方通过逮捕和传票的手段增加收入。因此，“在许多警察眼中，一些居民（尤其是那些非裔美国人聚居区的居民）与其说是应该受到他们保护的选民，不如说是潜在的罪犯和收入来源。”
弗格森市并非个例。其他许多城镇也存在着类似的速审陷阱、速审法庭，以及大量用以创收的轻罪机制。得克萨斯州对法官施加了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压力，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最大的收入。圣安东尼奥市法院的主审法官约翰·博尔谴责这一做法：“法院又不是发薪的贷款公司。”《纽约时报》将这种做法称为“营利性治安”和“收银机式司法”，并且严厉谴责：“大多数州对明显违宪的司法制度无动于衷。”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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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也越来越多地推动轻罪诉讼程序的商业化，因为各个行业都能从轻罪罚金和诉讼费用所产生的收入中分到一杯羹。也许最具戏剧性的就是田纳西州卢瑟福德县展示的那种由缓刑犯自己出资的缓刑，辛迪·罗德里格斯（Cindy Rodriguez）在PCC公司的压榨下在贫困中越陷越深。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卢瑟福德县能够不耗任何成本地收取所有罚金，而PCC公司则直接从缓刑犯那里收取缓刑监管费。根据一项公民权诉讼，卢瑟福德县与PCC公司签订合同，授予其对该县缓刑案件的独家垄断经营权，合同中还“要求卢瑟福德县及其法院确保PCC公司全部且足够的利润”。包括法官和书记员在内的法院官员完全服从于PCC公司，剥夺了被告人获得律师及正当程序的权利，以便PCC公司（以及市政当局）可以收齐资金。2017年，这项公民权诉讼达成了和解，PCC公司需要支付1400万美元以赔偿其监督的缓刑人员。 [50]
“PCC—卢瑟福德县计划”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但它也并非孤例。佐治亚州的班布里奇和佩勒姆这两个小镇与私营企业红山社区缓刑公司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在这两个地方，轻罪案件的被告人被法院判处罚金之后，红山公司会立即向他们收取数百美元的额外费用。被告人会被羁押在法院内，红山公司威胁这些被告人，如果他们不马上缴清费用，就把他们送进看守所。 [51]
超过13个州的1000多个法院都在与PCC公司和红山等私营缓刑公司合作。一些公司对如何从司法程序中捞取利润尤其积极。哨兵罪犯服务公司为缓刑监督官提供了名为“奋力进军”的奖金，作为其超额完成收费任务的奖励。当两名新当选的阿肯色州法官试图取缔辖区内的私营缓刑，缓刑公司提起诉讼，控告法官干预了他们从该县缓刑犯身上获利的合同权利。亚拉巴马州法官哈布·哈林顿称哈珀斯维尔地区的私营轻罪缓刑计划是“经司法批准的敲诈勒索活动”。通常情况下，整个计划的安排都是非正式且不受监管的：肯塔基州的许多县都与私营缓刑公司合作，但具体涉及哪些县域，有多少被告人受到监管，这些公司收取了多少费用，都没有任何记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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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公司只是众多靠轻罪制度营收为生的私营实体中的一个。许多法院将罚金的征收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并允许他们收取高额的手续费。佛罗里达州的催收公司可以征收高达应缴罚金40%的附加费；亚拉巴马州和伊利诺伊州则允许催收公司征收30%的附加费。只有得克萨斯州明确禁止在被告人无力支付罚金的情况下征收附加费。 [53]
同样，商业保释行业也从轻罪诉讼案件及许多低等法院所依赖的标准化保释时间表中赚取利润。虽然重罪保释的金额更大、利润更高，但针对轻罪的商业保释随处可见。这一行业已经沆瀣一气，共同抵御公民权诉讼和立法改革带来的威胁，因为后者想要结束针对轻罪的金钱保释。2016年，因“债务人监狱”而被起诉的美国专业保释代理人（PBUS）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开会，这次会议由“赏金猎狗”主持，主题是“从零开始”，他是同名真人秀节目的保释担保人明星，也是该组织中对禁止金钱保释联邦立法提案的反对者之一。美国专业保释代理人的主席贝丝·查普曼（Beth Chapman）称保释改革运动是“一场灾难”。 [54]
越来越多的私营实体正在进入轻罪“市场”。私营监狱公司正在从低等级犯罪的相关惩罚措施中开始扩张，比如日间报告设施、电子监控与中途之家。有的地方甚至实现了检察职能民营化。加利福尼亚州的印地奥市和科切拉市聘请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市检察官，专事处理杂草丛生或标牌不当等触犯建筑法规的犯罪。这类案件的被告人认罪后，律师事务所就会向他们收取数千美元的起诉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付款，就会没收他们的房子。一些大型零售商业已掌握了针对部分犯罪案件的主动权。沃尔玛（Walmart）和布鲁明戴尔（Bloomingdales）等大型企业聘请了一家公司，为涉嫌在商店内盗窃的顾客们量身定做了一套私营犯罪系统，并向他们收取巨额罚金和费用，以换取这些企业不向警方报案。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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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案件的创收体系巨大而复杂，牵扯到了无数的参与者、机构和激励措施。一些司法辖区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地依赖于罚金及费用，但归根结底，问题是一样的。轻罪诉讼程序从低收入群体中收缴了数亿美元的罚金、诉讼费和附加费，以便为轻罪制度自身提供多方面资金支持。众多的私营企业也从中分到了一杯羹。这种财富转移已经成为推动轻罪司法制度的程序性质和办案质量的主要动因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轻罪案件的规模和速度，也揭开了之所以有那么多穷人和工薪阶层最终被关进监狱的谜底。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最先开设的机构就是市政法院。总而言之，这种征税职能是当今轻罪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法律约束，他们能做到吗？
正如过去几年接二连三的诉讼及和解所证明的那样，各地有许多做法都是违宪的。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做法在执法官员、市政当局和立法机构的法定权力范围内。总体而言，对触犯轻罪及轻微违法过错行为征收罚金和诉讼费是合法的，即便对无力支付者而言也是如此。将这些收入转入法院、监狱和其他刑事司法机构也是合法的。虽然对穷人因拖欠罚金而被监禁的程度有限制，但这些限制绝非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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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是一种明文准许且由来已久的惩罚形式。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不得要求过高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高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及非常规的刑罚。”考虑到犯罪本身的严重性，罚金只有在过于沉重的情况下，才符合宪法所称之“过高”，不能因为被告人付不起罚金，就认为其过高。换言之，法院可以合法地征收超出被告人支付能力的罚金。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罚金可能高达数百甚至数千美元。 [56]
费用和成本也是既定及合法的。收费可由州法规、市政条例或法院规则授权；许多州授权警察、监狱、检察官办公室和其他刑事司法机构自行设定和收取费用。某些类型的费用由于干扰了贫穷被告人诉诸法庭的机会——例如立案及上诉笔录费——已经被认为是违宪的。但是，仅将额外费用强加给被告人以弥补法院支出则是允许的。各州甚至可以向使用公设辩护人的被告人收费，尽管根据定义，公设辩护人只适用于那些负担不起律师费的人。 [57]
由于收费有法律限制，因此它们与司法利益冲突有很大关系。直截了当地按定罪支付报酬是被禁止的：法官不得根据定罪或逮捕令来领取工资。如果法官在为城市筹集资金方面有利益关联，则可能会出现冲突。在1972年的沃德诉门罗维尔案（Ward v. Monroeville）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一项分配计划无效，因为这项分配计划中法官表现得过于具有“党派偏见”，有损公平审判，因为这名法官同时也是该镇的镇长，他所评估的罚金及诉讼费占该镇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但冲突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其他类似的分配也得到了维护。此外，这样的限制条件只适用于司法决策者，这意味着同样收取佣金或费用的警察及法院书记员不在限制之列。 [58]
一些司法判决要求案件收费应与该案所耗费用具有合理的关联性，尽管案件收费很少在此基础上被取消。其他法院则不要求费用的目的与案件之间有任何联系。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认为“社会不得不聘请一些机构来对抗犯罪行为，因此被判犯罪的人理应为这些机构的改善支出费用”。该州最高法院批准对所有案件统一收取1美元费用，列入该州的一般收入基金。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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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对轻罪制度创收能力的核心限制不是在判刑时，而是在执行时。根据平等保护条款，国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太穷而付不起罚金就将他们监禁。在1983年比尔登诉佐治亚州一案（Bearden v. Georgia）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法官不能因为罪犯没有支付罚金而自动撤销对他的缓刑。相反，法院必须确定被告人对待支付罚金是善意还是非善意，如果不是，且被告人确实缺乏支付能力，法院就不得不考虑以监禁作为替代方案。当基本罪行没有授权监禁时，对轻罪案件创收的限制就更强了。被告人的罪行如果仅限于判处罚金，那么他就不能因未付罚金而受到监禁。 [60]
上述禁止监禁穷人的宪法性条款是最近针对轻罪案件保释金，“债务人监狱”，“要么交钱，要么坐牢”以及私营缓刑制度等一系列诉讼的背后驱动力。这些判例的主要观点是，如果贫穷是被告人无力支付罚金的唯一原因，那么以这些方式中的每一种来惩罚、威胁或者索要罚金，都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因为这正是许多人所面临的情况，根植于比尔登禁令（Bearden's prohibition）的上述诉讼案件是对轻罪案件诉讼程序中关键驱动因素的有力抨击。
然而，这些限制远不是绝对的。在比尔登案中，法庭重申了该州征收罚金的权力，并指出“被告的贫穷绝不能使他免于惩罚”。虽然丹尼·比尔登的缓刑不能因拖欠款项而自动撤销，但如果他是故意的，如果他没有善意地付出努力来拿出这笔钱，又或者法院认定除了监禁之外没有合理的替代方案，他仍然可能被监禁。此外，“穷到付不起罚金”的概念被证明是空洞和滑稽的。贫困与否的判断权留给了法官，而他们对被告人偿债能力的评估差异很大。众所周知，法官会因为被告家里有有线电视、吸烟或穿着新运动鞋出庭而推断支付能力。 [61] 事实上，一名法官（最终因屡次发生此类行为而受到制裁）因为一名被告人的食品预算及负担女朋友的开支而斥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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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我一周要花一百多美元的食物。
法官：为什么这么多？
被告：因为我女朋友和我住在一起。
法官：啊？那你在负担她的开销，为什么不把这一项去掉，她有工作吗？
被告：她正在找工作。
法官：所以你在负担她的生活。
被告：是的。
法官：她为什么不工作？
被告：我不知道，先生，我真的不知道。
法官：那你为什么要让她和你住在一起，在你这里蹭吃蹭喝呢？ [62]
尽管有比尔登案的保护，但穷人如果触犯了藐视法庭罪，仍有可能面临监禁。藐视法庭罪是法官执行自身命令的工具，其并未被视作针对潜在罪行的惩罚。当法院的命令恰好是罚金时，被告人可能因藐视这一命令而被羁押，直到他们缴清罚金为止。许多州法院利用这一漏洞来监禁轻罪案件中未缴罚金的被告人，而关于刑事被告人是否有权在有关藐视法庭罪的听证中聘请律师的法律还停留在草稿纸上。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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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罪制度中，藐视法庭罪的存在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悖论。许多罪行只够得上罚金刑，即被告人通常不能因为潜在的罪行而受到监禁。诸如盖尔·阿特沃特这样的交通违章行为被告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判决入狱的。根据定义，非法持有大麻等非犯罪化的行为也不会导致被告人被监禁，因为非犯罪化意味着此类犯罪仅会被处以罚金刑，而监禁刑则不在考虑之列。从理论上看，即使被告人太穷而无法负担罚金，监禁刑也不应该被摆在台面上。然而即便法律并未授权，法院依然可以变相行使藐视法庭罪的审判权，对那些没有支付罚金及诉讼费的被告人判处监禁。从立法技术上讲，被告人不会因为交通肇事或非法持有大麻而被监禁，但实际上，他们却会因未能缴纳交通肇事罪或非法持有大麻罪的罚金而被监禁。因此，判处藐视法庭罪的权力是立法中的一个巨大漏洞。 [64] 换言之，那些对交通肇事罪或非法持有大麻罪的指控作出认罪答辩的被告人，如果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面临牢狱之灾的话，姑且可以理解，但如果他们认为不缴纳罚金也能免于坐牢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虽然国家通过监禁来执行罚金的权力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它仍然还有许多其他执行机制，包括扣发工资、延长缓刑监督期、社区服务和其他替代性制裁措施。此外，债务本身就具有惩罚性。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比尔登案提供给被告人的喘息机会和平等保护原则作用有限。
更为根本的是，现实中大多数轻罪制度在运行时并不“关心”其是否符合宪法。有时候，甚至连法官也不懂法律。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尽管该州法律已经明文规定必须在监禁被告人之前评估其是否具备支付罚金的能力，但许多法官错误地认为他们没必要这么做。当记者向一位这样的法官指出法律规定时，他只是不停回答：“这个观点很好，这个观点不错，这个观点非常棒！”在俄亥俄州，即便州宪法禁止债务人入狱，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也明确禁止对未能支付刑事开庭费用的被告人处以监禁刑，然而下级法院经常以未能支付罚金为由判处贫困被告人入狱。在佐治亚州的克林奇县，虽然法律并未授权，但警长依然决定向监狱内的囚犯收取食宿费。本章中描述的许多执法和司法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但只有诉讼的威胁才能阻止他们。这种对法律的轻慢代表了位于法治金字塔底层的轻罪文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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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将普通行为从一开始就变成犯罪行为，是这个庞大的国家轻罪机构所掌握的最强大权力。州、县、市各自拥有的权力交叉冗余，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轻微且普通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并收缴罚金及诉讼费作为惩罚。只要它们能将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定为犯罪，法官就可以让人们为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买单”。当它们要求人们进行汽车登记以及缴纳车险时，没有支付这些费用的司机就会被送上法庭，甚至被送进监狱。由于拥有将数百万人不可避免地参与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权力，导致这个国家将刑事制度滥用于实现各种目的，包括最重要的创收目的。
论刑罚的目的
刑事轻罪制度的创收目标使其真实目的受到了质疑。如果你问任何一位法律系一年级新生，惩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会背诵一句老生常谈的口头禅：“报应、威慑、改过自新、丧失犯罪能力” [66] ，这个定义揭示了刑罚应然功能的重要本质。报应即惩罚罪有应得的人；威慑即阻止人们犯下新的罪行；改过自新即为被判有罪的人提供守法生活的新工具；丧失犯罪能力则是指当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时，阻止危险者出现在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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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而言，惩罚谋杀犯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创收。谋杀案很可能会创造就业机会或收入，但这并不是谋杀案发生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会惩罚谋杀犯，首要原因在于刑事制度存在的核心要义：即谋杀是错的，因为它对受害人造成了伤害。为了阻止其他人犯罪，我们必须要惩罚犯罪者，从而维护“人的生命是宝贵而神圣的”这一社会共识。 [67] 即使在惩罚谋杀犯时碰巧产生了警察侦查费用、检察官工资或监狱预算，我们也不是因为钱而起诉的谋杀犯。
当然，钱和我们的谋杀案不是没有关系，因为侦查费用是高昂的。事实上，有时我们“没能”起诉谋杀案，是因为受害者贫穷或缺乏政治影响力。执法部门历来低估了黑人凶杀案的价值，如果凶杀案发生在缺乏资金和资源的贫困社会里，可能意味着这个案子永远都破不了。严重犯罪也不能幸免于财富效应——有时金钱和权力才能引起刑事制度的注意。不过，检控严重罪行的首要引导和激励目标并非通过办案来创收。 [68]
然而轻罪案件却与之不同。轻罪制度已经悄悄地将官僚主义的自保和利益收入囊中，扩大了处罚的目的。每年对数百万人的逮捕与定罪的真实动因在于警察晋升政策及办案指标，公私收入以及官僚机构的扩张。出于这些目的，必须保持法院的门是敞开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逮捕都是为了达到当月指标，每一次定罪都是为了支付法院的账单，每一个被捕者都是无辜的。相反，这意味着在轻罪案件的诉讼文化中充斥着或明或暗的压力。这种压力对被告人施以逮捕、传唤、定罪、监禁和罚金等多种措施，稀释了裁量犯罪、促进公共安全和伸张正义的传统立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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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对许多人而言，执法机关所作决定的原因非常重要。在堪萨斯城的一项关于交通拦截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黑人和白人对被拦下的感觉完全相左，其原因在于两者对警察拦截的动机有着不同看法。程序正义理论告诉我们，相对于执法结果而言，人们更关心执法的动机。但如何界定这些动机却更为复杂。例如，我曾在一次访谈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警察拦截人们有多种原因，但其与此人是否犯罪无关。后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退休警官的邮件。这位警官在邮件中很不礼貌，他不仅反对我的上述结论称之为“煽动性和适得其反的”，还说学者们需要更好地“熟悉警察的职能”。 [69]
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在指责警察和警察的工作。但这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只是在描述自己眼中当代轻罪案件中职业警务活动的经验性事实。实际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观点，承认“警方主动发起的冲突有着多种多样的意图，其中一些与起诉犯罪的愿望完全无关”。 [70] 但我理解这位警官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拦截和逮捕应该只是为了犯罪。我好像也说过，医生做手术的理由与病人是否需要手术无关。
由于轻罪制度体量巨大、类型众多，司法辖区对待财务问题的处理方式有着天壤之别，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定义可以涵盖其所有动机。例如，在这位退休警官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面临着一项提高囚犯费用的提案。该州没有马上提高囚犯费用，而是开展了一项全面的委托研究，结论是，对于大部分贫困人口额外征收费用不仅没有效果，还会适得其反。在华盛顿特区，议会将非犯罪类持有大麻行为的罚金从100美元大幅削减到了25美元，理由是100美元对于该地区的大多数低收入人口来说惩罚性太大。 [71] 许多公职人员之所以赞成非犯罪化，并非出于金钱考虑，而是认为相对于较低级别的犯罪而言，罚金比监禁更加公平。在每一个例子中，官方决策者一边努力实现一系列正当合法的政策目标，一边努力避免将贫困进一步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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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增加罚金和费用的决定也不是仅仅出于盈利目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经常决定将经济负担作为刑罚的一部分。罪犯应该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并为审判他们的刑事制度作出贡献——这种观念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正如俄克拉荷马州高等法院在维持对酒后驾驶者征收费用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立法机构没有免除醉酒司机分担维护机构费用的充分理由，因为社会不得不设立这些机构来确保高速公路安全，使无辜者免受酒驾司机带来的风险，使酒驾者得到治疗和恢复。” [72] 虽然实际上这些理由支持增加创收，但它们也植根于经典的刑事司法关切，比如对追究罪犯责任的愿望或者对是非曲直发出共同的信息。正如经济学家可能会说的，这种增加罚金及诉讼费的观点不应当被视为简单的权力寻租而不屑一顾。与之相反，在诸如田纳西州卢瑟福德县这样的极端司法辖区内，轻罪诉讼程序看起来更像是出于公共和私人利益而增设的税收制度，而患者，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上文中根本不需要手术的病人。
私营缓刑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因为与私营监狱一样，它激励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定罪，以此公开地将营利动机渗透到刑事诉讼之中，并将国家惩罚犯罪者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公共职能）下放至私营企业。但对私有化的担忧并未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即便所有参与者均是政府雇员，金钱激励也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转变为其他形式。警察会因为逮捕数量而受到考核奖励，检察官则会因定罪数量而受到奖励，书记员办公室也会因收缴罚金而受到奖励。现代轻罪制度对生产力和税收的承诺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种制度上的自我保护。官僚机构自然会延续自身的做法，逐渐偏离其创立的原则与使命，轻罪制度下的各种机构也不例外。 [73] 经费紧张的法院和市政当局正在利用他们几乎完全可以自行掌控的现成收入来源——反正也没有人太关注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即便在所有官员都对被告人没有任何特别敌意或剥削倾向的情况下，这种诱人的环境也会导致官僚体系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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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刑并不是轻罪制度的独创，轻罪制度也不是将贫困定为刑事犯罪的唯一罪行。重罪被告人被处以的巨额罚金和费用往往高达数千美元，这也会增加他们的贫困，阻碍他们重新融入市民生活。就像许多轻罪被告人一样，许多低收入重罪犯所背负的刑事债务也是终身的惩罚：他们永远无法偿还。但从哲学上讲，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重罪案件的主要惩罚是监禁；美国重罪的平均刑期约为四年。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承担了刑罚的大部分道德价值和工具作用。因此，监狱及其所有惩罚必须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与被告人所犯罪行相适应，必须首当其冲地承受公众批评。可以肯定的是，罚金刑位于这些刑罚的顶端，增加了其他刑罚的砝码。但是，尽管罚金和诉讼费负担沉重，它们仍旧只是长期监禁刑所带来的独特毁灭性经历的附属品。 [74]
相比之下，在轻罪中，罚金往往是主要的刑罚，有时是唯一的正式刑罚。相对于监禁刑和缓刑而言，罚金刑最为常见。罚金刑有时还是实施缓刑监管的主要原因，但被告人又不是抵押品。这种做法确实是最全面的惩罚，同时具有羞辱性和恶劣影响，个人需要忍受痛苦，他们会遭到公民排斥，往往还会受到羁押。因此，罚金在轻罪刑事处罚的道义上占了很大一部分。当他们显失公平或功能失调时，就会摧毁整个轻罪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无论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罚金刑现在处于轻罪诉讼程序的核心地位，从整体上塑造了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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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经常提到美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禁人数都多，以此来哀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惩罚性特征。这个观点建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观点上，即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它惩罚犯罪的方式来判断。 [75] 事实上，轻罪制度以惩罚、征税的方式来使用金钱，这也是美国“文明”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轻罪案件的罚金和诉讼费决定了美国司法的质量，就像大规模监禁或禁毒战争一样影响深远。想象一下，如果另一个国家围捕其最贫穷的公民，并将他们起诉至法庭以索取报酬，我们会怎么看待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轻罪制度就是由金钱而非传统刑罚目的所驱动的，它不仅侵蚀了轻罪制度的内在品格，而且消解了我们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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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Qiana Williams, “A Cycle of Incarceration: Prison, Debt and Bail, White House Conference,” video posted to YouTube b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cSHP12deE.
[2] Neal Gabler,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The Atlantic （May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5/my-secret-shame/476415［https://perma.cc/NKS3-YCLW］.
[3] Thomas B. Edsall, “The Expanding World of Poverty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 August 26, 2014.
[4] Richard A. Webster, “Judicial Funding ‘Scheme’ Dismantled in Ascension Parish,” Times-Picayune , July 5, 2016; Amended Complaint, Williams v. Lambert, No. 16-CV-251（M.D.La., April 19, 2016）. In 2016, subsequent to the filing of the Williams lawsuit, the Louisiana legislature changed the rules so that Judge Lambert no longer controlled the fund.
[5] David Koon, “‘Million-Dollar Thursday’: A Visit to Sherwood's Hot Check Court,” Arkansas Times , August 25, 2016, https://www.arktimes.com/ArkansasBlog/archives/2016/08/25/million-dollar-thursday-a-visit-to-sherwoods-hot-check-court［https://perma.cc/T8SB-ZSFF］; Complaint at 7, 33—36, Dade v. City of Sherwood, No. 4:16-CV-602（E.D.Ark., August 23, 2016）; “Hot Check Division,” City of Sherwood, http://www.cityofsherwood.net/162/Hot-Check-Division［https://perma.cc/46FA-F6P3］.
[6] 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 v. Kelco Disposal, 492 U.S. 257, 287（1989）（O'Connor, J., dissenting）.
[7] These facts are taken from the complaint in Rodriguez v. Providence Cmty. Corr., Inc., No. 3:15-cv-01048（M.D.Tenn, October 1, 2015）. The case settled in 2017. Adam Tambourin, “Probation Company, Rutherford County Paying ＄14.3 Million to Settle Extortion Lawsuit,” The Tennessean ,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tennessean.com/story/news/local/rutherford/2017/09/19/probation-company-rutherford-county-paying-14-3-million-settle-extortion-lawsuit/682379001［https://perma.cc/QHG2-869V］.
[8] Loïc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41; Kaaryn S. Gustafson, Cheating Welfare: Public Assistance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eter Edelman, Not a Crime to Be Poo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Press, 2017）. For income and educational data on prisoners, see Darren Wheelock and Christopher Uggen, “Race, Poverty and Punishment: The Impact of Criminal Sanctions on Racial, Ethnic,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Working Paper 6—15, National Poverty Center, 2006）, 13, fig. 3; Bruce Western and Christopher Wildeman, “Punishment, Ineq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Mass Incarceration,” Kansas Law Review 57（2009）:860（30 percent unemployment rate）; Bernadette Rabuy and Daniel Kopf, Prisons of Poverty: Uncovering the Pre-Incarceration Incomes of the Imprisoned （Northampton, MA: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July 9, 2015）（average preincarceration income of an incarcerated man is ＄19650, less than half the average for a nonincarcerated man）. On prisoner literacy, see Caroline Wolf Harlow, Special Report: Education and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3）（75 percent of state prison inmates did not complete high school）; Second Chance Act of 2007, §231, 42 U.S.C.A. §1750（cit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Literacy on low inmate literacy）. See also Caroline Wolf Harlow, Special Report: Defense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November 2000）（80 percent of felony defendants qualified for appointed counsel）.
[9] Bearden v. Georgia, 461 U.S. 660（1983）（equal protection prohibits the incarceration of indigent defendant too poor to pay fine but not the imposition of the fine itself）; Tate v. Short, 401 U.S. 395（1971）（same）. See also San Antonio Indep.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 411 U.S. 1, 24（1973）（“Where wealth is involved,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does not require absolute equality or precisely equal advantages.”）.
[10] Sandy, interview by invisiblepeople.tv, Invisible People , March 2010, https://invisiblepeople.tv/2010/03/sandy-homeless-berkley［https://perma.cc/3RUQ-VP7M］.
[11] No Safe Place: The Criminalization of Homelessness in U.S. Cit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aw Center on Homelessness and Poverty, 2014）, 17; Picking Up the Pieces, Policing in America: A Minneapolis Case Study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6）; Forrest Stuart, Down, Out, and Under Arrest: Policing and Everyday Life in Skid R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ix; Los Angeles Muni. Code, Chap. IV §41.18（D）（“No person shall sit, lie or sleep in or upon any street, sidewalk or other public way”）.
[12] Katherine Beckett and Steve Herbert, Banished: The New Social Control in Urba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6, 8. Seattle Municipal Code §18.12.278 authorizes park police to issue exclusion orders.
[13] No Safe Place , 12—13.
[14] Memorandum Opinion, Stinnie v. Holcomb, No. 3:16-CV-00044, 2017 WL 963234（W.D.Va., March 13, 2017）; see also Complaint at * 7—13, Stinnie v. Holcomb, No. 3:16-cv-00044（W.D.Va. July 6, 2016）. The case was dismissed on procedural grounds in 2017; as of this writing litigation is ongoing. Stinnie v. Holcomb, App. No. 17-1740（4th Cir. May 23, 2018）（unpublished opinion）.
[15] Va. Code Ann. §46.2-395（B）; Dahlia Lithwick, “Punished for Being Poor: The Virginia Scheme That Suspends the Driver's License of Anyone Who Can't Pay Trivial Fines,” Slate , July 16, 2016,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jurisprudence/2016/07/the_virginia_driver_s_license_scheme_that_punishes_poor_people.html［https://perma.cc/RNQ9-8RCP］.
[16] Vivian Wang, “Ticket to Nowhere: The Hidden Cost of Driver's License Suspensions,”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 August 15, 2015（Milwaukee license suspensions）; Alicia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A Barrier to Reentry （New York: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10）, 24—25 and n. 161（identifying states that suspend licenses for nonpayment）; “Driving While Revoked, Suspended or Otherwise Unlicensed: Penalties by Stat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http://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driving-while-revoked-suspended-or-otherwise-unli.aspx［https://perma.cc/QBF7-KAYE］; Robert C. Boruchowitz et al., Minor Crimes, Massive Waste: The Terrible Toll of America's Broken Misdemeanor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April 2009）, 26（describing size of driving-on-suspended dockets in various jurisdictions）; Robert C. Boruchowitz, Diverting and Reclassifying Misdemeanors Could Save ＄1 Billion per Year: Reducing the Need for and Cost of Appointed Counsel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for Law and Policy Issue Brief, December 2010）, 1, n. 1（driving on suspended constituted 30 percent of Washington State's 2007 misdemeanor docket）. On states that have retracted the practice, see 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SPLC Reaches Agreement with Mississippi to Reinstate over 100000 Driver's Licenses Suspended for Non-Payment of Fines,” December 19, 2017, https://www.splcenter.org/news/2017/12/19/splc-reaches-agreement-mississippi-reinstate-over-100000-driver%E2%80%99s-licenses-suspended-non［https://perma.cc/4CBQ-8HS9］; Sophia Bollag, “California to Stop Suspending Licenses for Traffic Fines,” Associated Press, June 28, 2017,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states/california/articles/2017-06-28/california-to-stop-suspending-licenses-for-traffic-fines［https://perma.cc/8A6J-UGZE］; Fowler v. Johnson, No. CV 17-11441, 2017 WL 6379676（E.D.Mich. December 14, 2017）（preliminary injunction barring Michigan from suspending driver's licenses of people unable to pay traffic debt）.
[17]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March 4, 2016）, 3, 66, 55. On the effects of having an outstanding warrant, see Alexes Harris, Heather Evans, and Katherine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Legal Deb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 no. 6（2010）:1761—1762;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23, n. 145. See also Sarah Brayne, “Surveillance and System Avoidance: Criminal Justice Contact and Institutional Attach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2014）:367; Armando Lara-Millan, “Public Emergency Room Overcrowding in the Era of Mass Impriso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no. 5（2014）:866, 873（study of police surveillance and enforcement activities in public hospitals）; 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viii, 34—35（describing police hospital surveillance in Philadelphia）. In South Carolina, Officer Slager ultimately pled guilty to using deadly force in violation of Mr. Scott's civil rights. Alan Blinder, “Ex-Officer Who Shot Walter Scott Pleads Guilty in Charleston,” New York Times , May 2, 2017.
[18] Ray Rivera et al., “A Few Blocks, 4 Years, 52,000 Police Stops,” New York Times , July 11, 2010（describing Brownsville）; Investigation of the Newark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and US Attorney's Office District of New Jersey, 2014）, 9, 19; Utah v. Strieff, 136 S. Ct. 2056, 2068（2016）（Sotomayor, J., dissenting）. For additional examples of heavy misdemeanor policing of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see Abdallah Fayya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The Atlantic , December 20, 2017; Cited in Milwaukee: The Cost of Unpaid Municipal Citations （Milwaukee, WI: Justice Initiatives Institute, June 2015）; Picking Up the Pieces ; Saki Knafo, “A Black Police Officer's Fight Against the N.Y.P.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February 18, 2016.
[19] Katherine M. Keyes and Deborah S. Hasi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roblem Alcohol Us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the DSM-IV Alcohol Abuse Diagnosis,” Addiction 103, no. 7（2008）.
[20] Jim Dwyer, “Side Effects of Arrests for Marijuana,” New York Times , June 16, 2011. The New York Times did not publish Alika's last name.
[21] Not Just a Ferguson Problem: How Traffic Courts Drive Inequality in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et al., 2015）, 17. The report did not publish Alyssa's last name.
[22] Alan M. Voorhees et al., Motor Vehicle Affordability and Fairness Task Force Final Report （New Brunswick, NJ: Edward J. Bloustein School of Planning and Public Policy, Rutgers University, 2006）, 38; “Profiles of Those Forced to ‘Pay or Stay,’”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9, 2014, http://www.npr.org/2014/05/19/310710716/profiles-of-those-forced-to-pay-or-stay［https://perma.cc/ENJ2-KGRH］（profiling Restrepo）.
[23] Harris, Evans, and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1770—1771; Joseph Shapiro, “As Court Fees Rise, the Poor Are Paying the Price,”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9,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5/19/312158516/increasing-court-fees-punish-the-poor.
[24] Fla. Stat. Ann. §§806.13, 775.082（2016）; Rebekah Diller, The Hidden Costs of Florida's Criminal Justice Fees （New York: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2010）; “Texas County Clerks’ Misdemeanor Conviction Court Costs Chart,” Texas Courts , January 1, 2016, http://www.txcourts.gov/media/1437645/cc-misd-ct-cst-orig-010116.pdf［https://perma.cc/TC7R-MDJJ］; Laura I. Appleman, “Nickel and Dimed into Incarceration: Cash-Register Justice in the Criminal System,”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7 , no. 5（2016）:15（on Oklahoma fines and fees）.
[25]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15, n. 65; Diller, Hidden Costs , 15; Harris, Evans, and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1759, n. 7.
[26]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28（noting that all fifteen states in study made payment a condition of probation and describing consequences of probation violation）; Harris, Evans, and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1787（nonpayment constituted 12 percent of technical probation violations in Washington）; Brief for Empire Justice et al. as Amici Curiae Supporting Plaintiff-Appellant, 2009 WL 8144027 at 17—18, Clark v. Astrue, No. 08-5801-cv（2nd Cir. 2010）（describing Loretta's situation）. The brief refers to Loretta as “Loretta R.”
[27]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27—28.
[28] Gabler,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5（“［T］he evidence strongly indicates that either a sizable minority or a slim majority of Americans are on thin ice financially.”）.
[29] Harris, Evans, and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1789.
[30] Profiting from Probation: America's “Offender-Funded” Probation Industry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February 2014）, 46（quoting Alabama probationer）; Harris, Evans, and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1785（quoting Justice）.
[31]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 6（arguing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elfarist left hand of the state has been supplanted by the punitive right hand）; Alexandra Natapoff, “Gideon's Servants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2（2015）:445（articulating the intimat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riminal system and the welfare state）; Elizabeth Hinton,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 The Making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describing how the welfare programs of Lyndon Johnson's Great Society morphed into the criminal justice apparatus of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elfarist role of the misdemeanor system is explored in more depth in Chapter 8.
[32]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In for a Penny: The Rise of America's New Debtors' Pris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ctober 2010）; Shaila Dewan, “Court by Court, Lawyers Fight Policies That Fall Heavily on the Poo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5; “The New Debtors' Prison: If You Are Poor, Don't Get Caught Speeding,” The Economist , November 16, 2013; Fines, Fees, and Bail: Payme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 the Poor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December 2015）, 4（on Rhode Island and Huron, Ohio）; The Outskirts of Hope: How Ohio's Debtors' Prisons Are Ruining Lives and Costing Communities （Cleveland, OH: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3）（studying Huron County）; Shapiro, “As Court Fees Rise,” 8—9（documenting Benton County, Washington）.
[33]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19. But see Jennifer Turner, A Pound of Flesh: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rivate Deb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8）, 5（documenting the use of arrest warrants by private debt collectors）.
[34] “Profiles of Those Forced to ‘Pay or Stay,’”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9, 2014, http://www.npr.org/2014/05/19/310710716/profiles-of-those-forced-to-pay-or-stay［https://perma.cc/ENJ2-KGRH］.
[35] Alabama v. Shelton, 535 U.S. 654（2002）. See Chapter 3 for the law and practices governing the appointment of counsel. See also In for a Penny ; text accompanying notes 123—127 infra（on the use of civil contempt）.
[36] Harris, Evans, and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1784. The interviewers do not provide Pete's last name.
[37] Lauren-Brooke Eisen, Charging Inmates Perpetuates Mass Incarceration （New York: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15）, 3—5（quoting Sheriff Pitts in Elko, Nevada, and describing legal landscape）; Barbara Krauth and Karin Stayton, Fees Paid by Jail Inmates: Fee Categories, Revenues, 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in a Sample of U.S. Jail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December 18, 2005）.
[38] Cal. Penal Code §1205（a）; Ohio Rev. Code Ann. §2947.14（D）; Mo. Rev. Stat. Ann. §543.270（1）. That particular New Orleans practice was purportedly halted after a civil rights lawsuit in 2007, although observers say it persists. In for a Penny , 23—24. On the Montgomery jail, see Complaint at 7—8, Mitchell v. City of Montgomery, No. 2:14-cv-186（M.D.Ala. March 18, 2014）.
[39] In for a Penny , 29—30（describing Kawana Young）; In Jail and in Debt: Ohio's Pay-to-Stay Jail Fees （Cleveland, OH: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Fall 2015）, 5.
[40] See, e.g., Brown v. Plata, 563 U.S. 493（2011）（prison overcrowding and lack of medical care violated Eighth Amendment）.
[41] Complaint at 1—2, Jenkins v. Jennings, No. 4:15-cv-00252（E.D.Mo. February 8, 2015）. The case settled in 2016. Chris King, “Nov. 24 Deadline to Collect in Jennings Settlement, ＄4.7M to Compensate Those It Wrongly Jailed,” St. Louis American , September 16, 2016.
[42] For additional civil rights litigation, see Civil Rights Corp.（http://www.civilrightscorps.org）and Equal Justice Under Law（http://www.equaljusticeunderlaw.org）. To hear former US attorney Lynch's comments, see Loretta Lynch, “A Cycle of Incarceration: Prison, Debt and Bail, White House Conference,” video posted to YouTube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cSHP12deE.
[43] See Michelle Wilde Anderson, “Losing the War of Attrition: Mobility, Chronic Decline, and Infrastructure,” Yale Law Journal Forum 127（2017）:528（describing urban fiscal declines）; Michelle Wilde Anderson, “The New Minimal Cities,” Yale Law Journal 123（2014）:1120—1125（describing the challenges of insolvent cities）; see also Darrick Hamilton and Michael Linden, “Issue Brief: Hidden Rules of Race Are Embedded in the New Tax Law”（New York: Roosevelt Institute, May 2018）, 6—7（citing studies that show that reduced state and local tax revenues lead to higher fees and fines）.
[44] On New Orleans, see In for a Penny , 8, 27—28; Derwyn Bunton, “When the Public Defender Says, ‘I Can't Help,’”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9, 2016（fines and fees pay for two-thirds of the Louisiana public defender system）. On Mississippi, see Vershal Hogan, “State Gives Judges, District Attorneys First Raise in Ten Years,” Natchez Democrat , February 17, 2013. On Florida, see Diller, Hidden Costs , 10. On Texas, see Shapiro, “As Court Fees Rise.” On Louisiana, see In for a Penny , 25. See also Alexes Harris, A Pound of Flesh: Monetary Sanctions as Punishment for the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6）, 112（interview with Washington judge who described pressure from the county council to raise money through LFOs）.
[45] Claire Greenberg et al., “The Growing and Broad Nature of Legal Financial Obligations: Evidence from Alabama Court Records,” Connecticut Law Review 48（2016）:1108; Kendall Taggart and Alex Campbell, “Judge Blasts Texas for Using Courts to Make Money off Poor,” BuzzFeed News , April 19, 2016, https://www.buzzfeed.com/kendalltaggart/texas-judge-blasts-state-for-profiting-from-poorest-defendan?utm_term=.vwXQ3ozqK#.wlvkKmPlJ［https://perma.cc/2858-2CYG］; In for a Penny , 38（on Michigan）; Mark Flatten, City Court: Money, Pressure and Politics Make It Tough to Beat the Rap （Phoenix: Goldwater Institute, 2017）, 9（on Phoenix, Arizona）.
[46] Profiting from Probation , 47, 60—61（describing litigation in Georgia and Alabama）; see also In for a Penny , 53（describing pay-to-stay litigation against Hamilton County, Ohio）. Carl Reynolds and Jeff Hall, 2011—2012 Policy Paper: Courts Are Not Revenue Centers （Williamsburg, VA: Conference of State Court Administrators, 2012）, 1, 9.
[47]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2.
[48]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2.
[49]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2; Hon. John Bull to Daphne Webber, February 23, 2016, Regional Collections Specialist, Office of Court Administration,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805102-Judge-John-Bull-Letter-to-OCA.html［https://perma.cc/79QW-WWL2］; “Ending Cash-Register Justic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7, 2017; “The Problem Is Bigger Than Ferguson,” New York Times , March 12, 2015.
[50] Complaint at 6, Rodriguez v. Providence Cmty. Corr., Inc.; Adam Tamburin, “Probation Company, Rutherford County Paying ＄14.3 Million to Settle Extortion Lawsuit,” The Tennessean ,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tennessean.com/story/news/local/rutherford/2017/09/19/probation-company-rutherford-county-paying-14-3-million-settle-extortion-lawsuit/682379001［https://perma.cc/QHG2-869V］.
[51] Carrie Teegardin, “Ticket Torment: Georgia Probation Systems Ensnares Those Too Poor to Pay Traffic Fine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 November 22, 2014; see also Edwards v. Red Hills Community Probation, No. 1:15-CV-67（M.D.Ga., April 10, 2015）.
[52] Profiting from Probation , 16, n. 20（listing states that use private probation）; Carrie Teegardin, “March Madness Bounty Put Squeeze on Sentinel Probationer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 March 4, 2016; Profiting from Probation , 19; Andrew Cohen, “Is Ther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Cash In on the Poor?,” Marshall Project, September 11, 2017,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17/09/11/is-there-a-constitutional-right-to-cash-in-on-the-poor［https://perma.cc/KBZ4-6ZRC］（describing lawsuit against Arkansas judges）; Profiting from Probation , 60（quoting Judge Harrington）; James McNair, “Inside Kentucky's Unregulated Private Probation Industry,” Kentucky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January, 20, 2016, http://kycir.org/2016/01/20/inside-kentuckys-unregulated-private-probation-industry［https://perma.cc/E9B4-85YP］.
[53]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17, n. 94.
[54] Beth Chapman, press release, Duane “Dog” Chapman Facebook page, July 10, 2016, https://www.facebook.com/OfficialDogTheBountyHunter/posts/1072234586202898［https://perma.cc/LM67-R9GF］; “Newly-Elected Chairperson and President Beth Chapman to Preside over PBUS Mid-Year Conference July 10—13 in Biloxi, MS,” NBC-2 , January 3, 2018, http://www.24-7pressrelease.com/press-release/newlyelected-chairperson-and-president-beth-chapman-to-preside-over-pbus-midyear-conference-july-1013-in-biloxi-ms-425444.php［https://perma.cc/8LAF-5QRX］.
[55] Joshua Holland, “Private Prison Companies Are Embracing 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The Nation , August 23, 2016; see also Paul Barrett, “Private Prisons Have a Problem: Not Enough Inmate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September 9,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9-08/private-prisons-have-a-problem-not-enough-inmates［https://perma.cc/R8HS-46XG］; Brett Kelman, “They Confessed to Minor Crimes. Then City Hall Billed Them ＄122K in ‘Prosecution Fees,’” Desert Sun , November 15, 2017, http://www.desertsun.com/story/news/crime_courts/2017/11/15/he-confessed-minor-crime-then-city-hall-billed-him-31-k-his-own-prosecution/846850001［https://perma.cc/58XV-EWU7］; Jessica Pishko, “‘Restorative Justice’ for Shoplifting? A Court Calls It Extortion,” Marshall Project,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17/10/30/restorative-justice-for-shoplifting-a-court-calls-it-extortion［https://perma.cc/VE9R-C6GU］; Jessica Silver-Greenberg, “In Prosecutors, Debt Collectors Find a Partner,”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5, 2012（California proscutors let private debt companies use letterhead with district attorney seal to collect debt and share the proceeds）; Sarah Stillman, “Get Out of Jail, Inc.,” New Yorker （June 2014）; John Rappaport, “Criminal Justice, Inc.,” Columbia Law Review 118（forthcoming）（on privatized criminal adjudication）.
[56] United States v. Bajakajian, 524 U.S. 321, 334, 336（1998）. See Beth A. Colgan,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Challenging the Modern Debtors' Prison,” UCLA Law Review 65（2018）:47—76（arguing that ability to pay should be part of the excessiveness inquiry）; Beth A. Colgan, “Reviving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2（2014）:295; Wayne A. Logan and Ronald F. Wright, “Mercenary Criminal Justice,” Illinois Law Review 2014（2014）:1204. The First Circuit has held otherwise, stating that “a court should also consider whether forfeiture would deprive the defendant of his or her livelihood.” United States v. Levesque, 546 F.3d 78, 83—85（1st Cir. 2008）（invalidating a ＄3 million judgment against an unemployed low-level drug mule）. See also Nicholas M. McLean, “Livelihood, Ability to Pay,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40（2013）:835. For examples of fines upheld and struck down, compare Commonwealth v. Eisenberg, 98 A.3d 1268（Pa. 2014）（invalidating mandatory minimum fine of ＄75000 for misdemeanor theft of ＄200）, with State v. Adams, 2004 WL 1380494（Ohio Ct. Ap. 7th Dist., June 14, 2004）（upholding fines of up to ＄600 for operating car stereo at excessive noise level）, and State v. Cotton, 198 So.3d 737, 739（Fla. Dist. Ct. App. 2016）（Fla. June 15, 2016）（upholding ＄5,000 statutory fine for second-degree misdemeanor of soliciting prostitution）. See also Colgan, “Reviving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18—46（arguing that a broad range of economic sanc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nes” for constitutional purposes）.
[57] Logan and Wright, “Mercenary Criminal Justice,” 1185—1196（describing who is authorized to impose fees）; Schilb v. Kuebel, 404 U.S. 357, 370—372（1971）（approving a 1 percent administrative fee charged against those who posted bail bonds）; Fuller v. Oregon, 417 U.S. 40（1974）（approving public defender recoupment fee）.
[58] Connally v. Georgia, 429 U.S. 245（1977）（invalidating arrangement where judge's salary depended entirely on how many warrants he issued）; Tumey v. Ohio, 273 U.S. 510（1927）（invalidating arrangement where judge received conviction fee in addition to salary）; Ward v. Monroeville, 409 U.S. 57, 60—61（1972）（invalidating mayor/judge conflict but reaffirming mayoral judgeship in Dugan v. Ohio, 277 U.S. 61［1928］）. On nonjudicial actors, see Brown v. Edwards, 721 F.2d 1442, 1451（5th Cir. 1984）（upholding ＄10 fee paid to police for every arrest resulting in conviction）; Logan and Wright, “Mercenary Criminal Justice,” 1202—1203.
[59] On fee arrangements, see Reynolds et al., Courts Are Not Revenue Centers , 5—6; Logan and Wright, “Mercenary Criminal Justice,” 1206—1208; State v. Young, 238 So. 2d 589, 590（Fla. 1970）（approving ＄1 flat fee）.
[60] Bearden , 461 U.S. at 672; Tate , 401 U.S. at 398—399（defendant could not be sentenced to incarceration for failing to pay fine on fine-only offense）.
[61] Bannon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 21—22; Arthur W. Pepin, The End of Debtors’ Prison: Effective Court Policies for Successful Compliance with Legal Financial Obligations （Williamsburg, VA: Conference of State Court Administrators, 2016）, 11.
[62] In re Hammermaster, 139 Wash. 2d 211, 224—225, 985 P.2d 924, 931—932（1999）.
[63] Turner v. Rogers, 564 U.S. 431, 446（2011）（holding that an indigent defendant in a civil contempt proceeding facing potential incarceration is not automatically entitled to counsel）; In for a Penny , 43—50（on the use of civil contempt）. Private debt collection companie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is loophole to get civil courts to issue arrest warrants for civil debtors who miss court appearances. Turner, A Pound of Flesh , 5.
[64] For a full exploration of this double-edged quality of decriminalization, see Alexandra Natapoff, “Misdemeanor Decriminalization,” Vanderbilt Law Review 68, no. 4（2015）:1058—1059, 1084. See also Ex parte Karlson, 160 Cal. 378, 380—381（1911）（Cal. Penal Code §1205 limitation on incarceration does not affect courts' authority to fine and incarcerate under their civil contempt powers）.
[65] Tex. Crim. Proc. Ann. Code §45.046; Kendall Taggart and Alex Campbell, “In Texas It's a Crime to Be Poor,” BuzzFeed , October 7, 2017, https://www.buzzfeed.com/kendalltaggart/in-texas-its-a-crime-to-be-poor?utm_term=raVnGx9YK #.jk8Xzelmr［https://perma.cc/529Q-PBEN］（quoting Texas judge）. On Ohio, see Strattman v. Studt, 253 N.E.2d 749, 754（Ohio 1969）（incarcerating indigent defendant for failure to pay costs violated Ohio constitution）; In for a Penny , 43—44（describing incarcerations for failure to pay in Ohio）; Outskirts of Hope , 6（same）; see also Logan and Wright, “Mercenary Criminal Justice,” 1222（Clinch County sheriff）. I have described elsewhere how rule of law functions differently for serious cases than it does for misdemeanors. Alexandra Natapoff, “The Penal Pyramid,” in The New Criminal Justice Thinking , ed. Sharon Dolovich and Alexandra Natapoff（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66] Hall v. Florida, 134 S. Ct. 1986, 1992（2014）; Harmelin v. Michigan, 501 U.S. 957, 999（1991）（Kennedy, J., concurring in part and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67] Samuel H. Pillsbury, Judging Evil: Rethinking the Law of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68] Randall Kennedy, Race, Crime and the Law （New York: First Vintage Books, 1997）; Jill Leovy, Ghettosid e: A True Story of Murder in America（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15）. But see Alexander Volokh, “Privatization and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olitical Advocacy,” Stanford Law Review 60（2008）:1217—1231（describing pro-incarcerati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advocacy）.
[69] The officer's comment was contained in an August 9, 2016, email on file with author. I was interviewed for German Lopez, “The Tyranny of a Traffic Ticket: How Small Crimes Turn Fatal for Poor, Minority Americans,” VOX, August 10, 2016, https://www.vox.com/2016/8/5/12364580/police-overcriminalization-net-widening［https://perma.cc/8UAD-GQQP］. On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bias in law enforcement, see Charles R. Epp, Steven Maynard-Moody, and Donald Haider-Markel, Pulled Over: How Police Stops Define Race and Citizen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Tom R.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70] Terry v. Ohio, 392 U.S. 1, 13（1968）.
[71] Inmate Fees as a Source of Revenue, Review of Challenge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Inmate Fees （Boston: Executive Office of Public Safety and Security, July 1, 2011）; Aaron C. Davis, “D.C. Council Weakens Bill to Decriminalize Marijuana, Keeps Smoking in Public a Crime,”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4, 2014.
[72] Lauren-Brooke Eisen, “Paying for Your Time: How Charging Inmates Fees Behind Bars May Violate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Loyola Journal of Public Interest Law 15（2014）:319（documenting support for the idea that criminals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sts of the criminal system）; Broyles v. State, 285 Ark. 457, 460—461（1985）.
[73] Sharon Dolovich, “State Punishment and Private Prisons,” Duke Law Journal 55, no. 3（2005）:507, 512（noting that cost-cutting motivates public as well as private prison officials）. On the nature of criminal justice bureaucracies, see Rachel Barkow, “The Criminal Regulatory State,” in Dolovich and Natapoff, The New Criminal Justice Thinking ; Mona Lynch, “The Situated Actor and the Production of Punishment: Toward an Empirical Social Psychology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Dolovich and Natapoff, The New Criminal Justice Thinking .
[74] Harris, A Pound of Flesh （on the impact of felony fines and fees）; Brian A. Reaves, Felony Defendants in Large Urban Counties, 2009—Statistics Tabl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3）, 26（mean prison sent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fifty-two months）. For articulations of the uniquely punitive nature of long-term incarceration, see Keremet Reiter, 23/7: Pelican Bay Prison and the Rise of Long-Term Solitary Confine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Sharon Dolovich, “Incarceration American-Style,” Harvard Law and Policy Review 3（2009）:237.
[75] The Russian novelist Fyodor Dostoyevsky is widely credited with the saying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in a society can be judged by entering its pri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