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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作为党派工具：威廉·道格拉斯案
在阿贝·福塔斯为了逃避对他日益增长的弹劾势头而从最高法院辞职后不到三周，一位名叫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的得意的参议员就大言不惭地宣告说：“下一个要走的就是道格拉斯！” [1] 他指的是陪审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最高法院位居第二的成员。瑟蒙德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也是194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于1955年作为民主党人被选入参议院，但在意识到共和党为他所青睐的州权主义提供更多支持后，他又转而投入了共和党阵营。对瑟蒙德而言，州权始终是捍卫传统南方种族政策的首要方式。 [2] 在为福塔斯大法官的离开而欢呼雀跃的同时，这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也看到了自己推进种族隔离进程的机遇。随着自由派人士从厄尔·沃伦退休和福塔斯被迫辞职中大受打击，没有比这更适合再给瑟蒙德所痛恨的自由派司法系统当头一棒的时机了。
瑟蒙德将福塔斯事件视为将另一名他深恶痛绝的法官赶出最高法院的范本。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期望付诸行动把道格拉斯赶下台，但其他有相同期待的人却没有瑟蒙德这般的热情。在宣布辞职前不久，在他和他父亲以及福塔斯大法官的谈话中，小威廉·道格拉斯给了最高法院的这两位成员一个严肃的警告，“这伙人嗜血”，他在提到尼克松政府和其国会中的盟友时如是说。“在尝过血的滋味后，他们会欲求不满，渴望更多。” [3]
在1969年春沃尔夫森垮台期间，福塔斯本人就已经预感到攻击他的力量在接下来可能会将矛头指向道格拉斯大法官。他在最高法院的这位同事也曾是福塔斯在耶鲁大学的主要导师之一，1934年离开耶鲁大学去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他于1939年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彼时四十岁的道格拉斯成了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成员。在最高法院工作的三十多年里，他作为坚定的自由派人士逐渐树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在福塔斯离开最高法院几年后，也许是试图粉饰自己的问题，他在接受一位传记作者采访时表示，“我辞职是为了挽救道格拉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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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身上体现了尼克松和瑟蒙德在1968年竞选中抨击的那种正义。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民权，不论是对少数族裔、犯罪嫌疑人，以及在社会和法律保守派看来是淫秽书籍和电影的制造者和经销商，还是他们眼中政府滥用权力的受害者，这一点激怒了社会保守派和法律保守派。不仅如此，那些社会和法律保守派还发现道格拉斯那备受瞩目的私生活值得大肆谴责。1966年夏天，这位大法官和他的第三任年轻妻子琼·马丁（Joan Martin）离婚了，当他四年前和琼相遇时，琼还是一个大学生。短短三周后道格拉斯就娶了年纪甚至更小的凯瑟琳·赫夫南（Cathleen Heffernan），她是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比道格拉斯整整小了45岁。新晋道格拉斯夫人很快就进入了法学院并在之后成了一名环境和公共服务律师，这在批判道格拉斯的保守派看来完全是这位大法官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的标志。众议院的共和党少数派领袖，来自密歇根州的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向其工作人员表达了自己对道格拉斯和这些年轻女性的婚姻的不赞同。 [5] 五位国会议员要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道格拉斯的道德品格是否能为弹劾他提供依据开展调查。 [6] 他们的呼声很快就消散了，但道格拉斯的“老色鬼”形象却传了开来。
道格拉斯和福塔斯一样，也没有抵挡住外界对其庭外不当行为的指控，他在1966年被证实是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阿尔伯特·帕尔（Albert Parvin）基金会的有偿董事。阿尔伯特·帕尔基金会由一个小却知名的董事会于1960年创立。该基金会为来自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国家的学生提供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奖学金。然而，关于道格拉斯作为会长的传言都聚焦于其收入来源，他抵押了阿尔伯特·帕尔于1959年出售的拉斯维加斯的一所旅馆和赌场。在得知道格拉斯与帕尔基金会的关系后，特拉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表示十分愤慨并要求立即对这位法官的职业道德展开调查。由于道格拉斯的密友们纷纷为他的慈善事业行为辩护，没有一位同僚站出来附和这位参议员的要求，这个事情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7] 然而，对于道格拉斯和帕尔关系的印象却将始终萦绕在道格拉斯的敌友的脑海中。
福塔斯所说的“辞职是为了拯救道格拉斯”这句话表明，他从未完全领悟到，无论是对他曾经的导师，还是对他本人提出的指控本身，对责难者们而言都不重要。它们充当的仅仅是把两名自由派法官赶出最高法院的工具。提出弹劾的其他理由都会被欣然接受，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在当时，福塔斯和道格拉斯都不知道这些车轮是如何加速他们的离开的。
在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总统后仅仅五天，政府就发起了对道格拉斯大法官的调查。由于急于推进重塑最高法院的目标，白宫指示国税局审核道格拉斯的纳税申报情况。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重新开始收集关于先前报道出来的道格拉斯和帕尔基金会的关系，以及他的其他庭外活动信息。 [8] 不仅如此，约翰·亚列舒曼——尼克松最亲密的一位助手，还要求曾获聘于白宫的已退休纽约侦探杰克·考尔菲尔德（Jack Caulfield）开展私人调查，寻找道格拉斯身上有问题的信息，这后来也成了尼克松政府的一个标志性做法。在1969年6月4日，考尔菲尔德只告诉亚列舒曼有两家报纸正在调查道格拉斯和帕尔的关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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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列舒曼后来回忆道，“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想把威廉·道格拉斯逐出最高法院”。 [10] 宪法“三权分立”的设计就是旨在限制行政部门对联邦法院进行大幅度的意识形态上的重塑，而尼克松或亚列舒曼似乎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这两个人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宪法所建立的司法部门是完全独立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的司法权威仅限于任命法官，而不是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常规执法。宪法规定，由立法部门而非行政部门承担警务和惩治不当司法行为的责任。从目前看来，总统在等待时机，而亚列舒曼却毫不怀疑地认为，不论宪法如何指示，尼克松正在准备发起一项将道格拉斯逐出最高法院的运动。仅仅是填补最高法院目前已有的两个空位的需求就推迟了尼克松政府将道格拉斯逐出最高法院的运动。
尼克松开始着手让那些帮助实现1968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改革最高法院承诺的法官们填补因沃伦和福塔斯的离开而空出的两个最高法院法官席位。然而，沃伦和福塔斯离开最高法院的方式确定了司法部门候选人批准过程的一种新方式。在那之前，审核候选人资质的过程迅速而草率：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这个过程被分配给司法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完成。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有三次听证会直接被省去而没有进行。直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出来后，要求候选人证明才开始成为一个正常程序，即便如此，听证会也仅仅只持续了一至两天，之后参议院全体便会迅速批准提名。 [11] 参议员格里芬和瑟蒙德以及他们那些坚持要花更多时间审查福塔斯背景的同仁们开创了之后盛行的先例。同样地，他们乐于深挖被提名人庭外生活信息的做法也设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在格里芬展示了少数党在提名批准战中可用的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后，参议院的民主党多数派也会毫不犹豫地反过来使用这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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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沃伦的席位是轻而易举的。在白宫举行首席大法官离任的纪念晚宴仅一个多月、福塔斯辞职仅六日后，尼克松就提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沃伦·厄尔·伯格（Warren Earl Burger）接替沃伦之位。伯格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中一位资深共和党成员，这个法院也由于受理诸多涉及联邦政府的案件而被广泛认为在联邦司法系统中占据第二重要的地位，因此伯格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他曾是明尼苏达州一位政治上活跃的律师，最初被艾森豪威尔提名填补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空缺，伯格曾积极履行这一任命。 [12] 他的司法理念和名字刚好和他的前任相反，不过在新总统上任前期且没有人对这一提名提出反对的情况下，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并没有像他们可能做的一样阻挠伯格的提名批准。经过1个小时45分钟的听证会和3个小时的会场辩论，在发现没有理由质疑其资质后，参议院以74∶3的表决结果批准了伯格的任命，这距离尼克松提名仅十九天。 [13] 然而，三名反对者之中有一位是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纳尔逊（Gaylord Nelson），他提出自己还未对被提名者有充分了解并且懊恼地表示自己在批准福塔斯时犯了错，这标志着议员们对于批准过程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14]
在伯格的任命得到批准后，尼克松等了十周才提名美国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小克莱蒙特·海恩斯沃斯（Clement F. Haynsworth, Jr.）填补福塔斯在最高法院中的席位。尼克松选择海恩斯沃斯是基于总检察长助理威廉·雷恩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对该法官十二年来保守的上诉判决的赞同审查。在提名后，联邦调查局花了一天时间对海恩斯沃斯进行了仓促的保密背景调查。参议员和记者们则根据福塔斯身上出现的问题花费了更多时间去调查这位南卡罗来纳州法官的背景，他们很快就发现，和那位下台的法官不同，海恩斯沃斯没有回避在其法庭中审理的看上去和他有经济利益的案件。伯奇·贝赫（Birch Bayh）——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及反对提名派的领袖，将海恩斯沃斯在其反工会裁决中获利的企业持有股份一事公之于众。这位法官的道德失检问题似乎比福塔斯受到的指控还要明显并严重得多。 [15]
海恩斯沃斯的提名并没有遭遇阻碍表决的情况，相反，参议院以45∶55的压倒性表决结果否决了此项提名。由于民主党人以58∶42的人数优势控制了参议院，尼克松的核心集团将失败归咎于因驱逐福塔斯而产生的党派报复。许多参议员在表决时都表现得非常痛苦，尤其是包括福塔斯的对手罗伯特·格里芬在内的否决海恩斯沃斯的十七位共和党人，这个解释显然太过简单了。 [16] 此种合理化解释既没有考虑到海恩斯沃斯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考虑到参议院对提名最高法院成员的共同责任意识，更不要提批准司法部门候选人一事就是受弹劾福塔斯的威胁而引起的。尼克松本人对司法部，尤其是约翰·米歇尔进行了批评，责备其未能收集与海恩斯沃斯相关的所有事实情况。 [17] 然而这位总统，也许是还没有意识到福塔斯一事对政治文化造成了何种改变，仍继续以与处理海恩斯沃斯一样的方式提名了下一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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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尼克松总统向参议院提交另一位填补福塔斯位置的候选人名单时，受海恩斯沃斯一事的影响，新的批准方法已经被进一步确定了下来。这一次尼克松提名的是佛罗里达州的G.哈罗德·卡斯韦尔（G.Harrold Carswell）法官，他在联邦地区法院担任了十二年的法官，前不久刚晋升到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约翰·迪恩看来，选择卡斯韦尔 “完全是尼克松顾问团的失误”。尽管一些观察家将其解读为尼克松对参议院否决海恩斯沃斯一事的报复或故意想削弱最高法院的声望，迪恩却坚持相反的看法。 [18] 凭借伯格的推荐以及米歇尔的赞同，卡斯韦尔的名字被提了上来。雷恩奎斯特再一次对这位法官的判决意见进行了审查，并宣布他的判决偏于保守，且令人满意。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开展得非常草率，以至于未能发现卡斯韦尔在当地是个有名的同性恋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正如迪恩所推断的，也正如事实很快证明的那样，提名卡斯韦尔是个“巨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的出现正是因为政府在审查其资质时不够严谨。 [19]
随着法学者、民权倡导者和参议院成员对卡斯韦尔的背景进行进一步调查，人们很快发现他有污点记录。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发现，当卡斯韦尔还是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时，在经他手的上诉判决中有超过40%都被推翻了，这个推翻率比他所在的巡回法院中除了六名以外的六十七位法官都要高。而曝光出来的他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则更令人不安。他在1948年曾是拥护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的政党候选人。1956年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做律师时，他为把当地一个由联邦政府拨款建造的公共高尔夫球场改建成一家仅对白人开放的私人乡村俱乐部而拟定了一系列注册文件。在担任联邦政府在本地区的首席执法官期间，他帮助拟定了该俱乐部与该城长达99年且每年只需缴纳象征性租金的租约，这一行为公然违反了最高法院在6个月前下达的取消市属娱乐设施种族隔离令。 [20]
当卡斯韦尔过去的这些和其他种种行为曝光后，参议员贝赫再一次不情愿地带头反对这项提名，他告诉参议院，这位法官的“律师和法官生涯极其平凡，有损最高法院的形象”。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马·赫罗斯卡（Roman Hruska）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临时回应迅速传播开来，他对记者说，“好吧，即使他确实很普通，但世界上多的是平凡的法官、平凡的人和平凡的律师。他们也有获得这种机会的权利不是吗，每个人都该有一些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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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卡斯韦尔的能力以及他对民权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考量后，多数参议员决定他的这种平凡和种族偏见不应得到鼓励。1970年4月8日，卡斯韦尔的提名以51∶45的表决结果遭到否决，其中有十二位共和党人和三十九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 [21]
自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进入白宫以来，这是首次有总统连续两次努力填补最高法院空缺而被驳回。尼克松一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的选择会得到批准。 [22] 在自己的权威形象受到双重打击后，他在一次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23] 这位总统试图将这两次挫败归咎于参议院对南方的偏见，他没有承认，也许是没有完全承认，在福塔斯事件后，参议院在审核每个最高法院候选人时都变得更为谨慎。参议院在搜集未来的大法官的信息时更加严谨，批准过程的特点也得到了改变。那些可能在福塔斯事件发生前被原谅的污点在之后可能就是致命的。
随后对用于填补福塔斯席位的美国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法官的提名并未减轻参议院的担忧。当初对福塔斯提起的第一项指控就是他和林登·约翰逊关系密切，布莱克门也同样碰到了任人唯亲的问题。作为沃伦·伯格少年时代的朋友以及伯格婚礼上的伴郎，布莱克门不可避免地和这位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有关系，人们也不可避免地担心他是否在判案时能保持独立。这位讲话温文尔雅且毕业于哈佛的上诉法官最终消除了参议院不希望再次陷入批准战的顾虑。若是参议院知道伯格是多么努力地敦促尼克松和米歇尔作出这项任命的话，布莱克门可能就不会这么轻松地通过参议院的考验了。伯格和布莱克门很快就被打上了“明尼苏达双胞胎”的标签，可是当他们俩的法理道路出现分歧后，对首席大法官可能会控制其同事的表决结果的担忧也逐渐烟消云散了。 [24]
批准布莱克门提名的过程和他的两位前任相比要平静得多。在福塔斯辞职一年零三天后，参议院一致表决通过了布莱克门的提名，此时参议员们显然已经习惯了对被提名者的生活和庭上表现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尼克松政府显然没有预料到，或对此种发展有所准备。其没有根据参议院对福塔斯、海恩斯沃特、卡斯韦尔或布莱克门给予的关注而对被提名者的背景进行审查。事实上，在提名卡斯韦尔和布莱克门时，总统和总检察长在极大程度上听取了沃伦·伯格的建议。 [25] 在福塔斯案中出现的弹劾影响给参议院批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程序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与此同时，这也激起了尼克松政府对如果弹劾成功或迫使某个大法官辞职将空出的最高法院席位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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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福塔斯一离开最高法院，众议院中批判威廉·道格拉斯的人就加入了参议员瑟蒙德所提议的他应该仿效前者的队伍中。 [26] 他们清楚地知道道格拉斯大法官收受了在帕尔基金会的董事会就职的年度报酬，而他和这个基金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年前。他们也了解到这位大法官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领导人，这个小型学者机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成员都是具有改革思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心的部分资金源自帕尔基金会。这一和福塔斯的庭外行为相似性极高的行为对道格拉斯的反对者而言显然同样不可接受。没过几天，道格拉斯就迫于压力从其在帕尔的领导之位辞职了，尽管他声称自己早在几个月前就出于身体原因以及基金会日益增长的工作量作出了这个放弃他工作了九年的职位的决定。 [27] 道格拉斯从帕尔基金会辞职并没有平息反对者们的怒气，反而鼓励他们相信他极易受到弹劾的影响。众议院少数派领袖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迅速要求其助手罗伯特·哈特曼（Robert Hartmann）着手对道格拉斯展开非公开的品行调查。 [28]
海恩斯沃斯提名遭反对一事刺激了尼克松进行他设想已久的将道格拉斯逐出最高法院的计划。在参议院就海恩斯沃斯举行批准表决前的几周，总统指示亚列舒曼去和福特聊聊道格拉斯。亚列舒曼在“几小时内”就向福特传达了这一消息，尽管他之后报告说自己并不能保证福特是否理解或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了催促这位少数派领袖，亚列舒曼立刻开始向记者提供关于道格拉斯可能面临弹劾的暗示。 [29] 不仅如此，之前在《德梅因纪事报》担任过记者的白宫助理克拉克·莫伦霍夫（Clark Mollenhoff）也开始散播道格拉斯在1963年去多米尼加共和国游说胡安·博什（Juan Bosch）总统和向黑社会有关联的帕尔团体颁发赌场执照的故事。这个故事忽视了道格拉斯是代表帕尔基金会的一个扫盲计划前往圣多明各出差且没有和博什有任何接触的事实。 [30] 《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很快就向福特询问了关于有传言称他调查道格拉斯的情况。面对在准备好公开之前就必须证实或否认他所作努力的局面，福特承认自己确实正在密切关注道格拉斯大法官的行为。这位议员直言不讳地指出，同样的专业标准和道德标准也应和被提名者一样适用于目前在席的法官们。 [31]
福特和亚列舒曼很快就发现他们掌握的信息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在试图将道格拉斯作为批准海恩斯沃斯任命的人质。 [32]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社论将这位少数派领袖的评论称作是一种对反对海恩斯沃斯的参议员的“不够隐晦的威胁”，这对“无论是对作为政治家还是策略家的”福特没有任何好处。 [33] 此种评价暴露了人们没有意识到，反道格拉斯运动比起简单地帮助海恩斯沃斯，其基于的是一个更为牢固的议程。然而，鉴于这一负面反应，福特的关于弹劾道格拉斯的言论也就暂时销声匿迹了，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在继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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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白宫支持的福特对道格拉斯的调查蒙上了阴影，但调查仍未停止。在1969年年末或1970年年初，福特在其1973年副总统确认听证会上证实了这一点，米歇尔的负责刑事部的总检察长助理威尔·威尔逊亲自前往福特的办公室进行了拜访。威尔逊早前协助威廉·兰伯特（William Lambert）打造了1969年5月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关于福塔斯的文章，如今他又引导福特对道格拉斯进行调查。关于一些可能和阿尔伯特·帕尔有关系的赌徒信息都被打印在了八九页白纸上。福特认为这些信息“不寻常”，但是他也说，“我们正在我的办公室进行一项低级的、低调的、低曝光的调查，所以我不会再对此提出任何质疑”。福特以为这些信息都来源于联邦调查局。1973年负责审问福特的代表是来自加州的杰罗姆·瓦尔迪（Jerome Waldie），他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福特并不知道这些用于对抗道格拉斯的信息的来源，以及那位少数派领袖在之后“几乎一字不差地”使用了其关于道格拉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活动的说法。 [35]
道格拉斯接着又给他的敌人们提供了反对他的其他把柄。在1970年2月，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叛乱要点》（Points of Rebellion ）的小册子。这本册子实际上是一篇加长版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一连串涉及言论自由、贫困和环境退化的现状，而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实践没有达到宪法要求的标准。道格拉斯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美国宪法规定的原则的向往。对于那些不满当前的美国政府且拥护采取激进行动反抗该政府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很容易被解读为在体系内部进行改变，并在其他方式都失败的情况下考虑谋反的论据。而且道格拉斯确实采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辞，正如他在书中写道：
乔治三世是一个象征，在此之下我们的开国元勋们进行了一场至今看来光明且荣耀的革命。乔治三世漂洋过海并非为我们套上外来的枷锁。乔治三世和他的王朝建立并培育了我们，他所做的一切都绝非压迫。但倘若要使人们满意，对法律和制度进行彻底的重建是必要的。这种重建没有出现，于是迎来了革命。
我们必须意识到如今的权力集团是新的乔治三世。无论其是否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战略，我们无从得知。若它这么做了，这种传统上推崇的补救也同样是革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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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要点》激怒了保守派。 [37] 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路易斯·怀曼（Louis Wyman）迅速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福特的手下不得不说服他立即提出一个弹劾决议。怀曼一直以来都对道格拉斯非常不满，作为本州的总检察长，他曾在最高法院面前争论过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这一“红色星期一”案件，不过失败了。如今他看到了反击的机会。对卡斯韦尔的提名才被提交到参议院后不久，少数派领袖的手下就已经担心海恩斯沃斯的失败又会重演。 [38]
两个月后，在参议院继续应对卡斯韦尔提名之时，道格拉斯进一步点燃了保守派的怒火。这一次的导火线是发表于由拉尔夫·金兹堡（Ralph Ginzburg）创立的《常青》（Evergreen）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仅引用了《叛乱要点》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其中最具煽动性的几个段落，还伴有一张将理查德·尼克松刻画成英国乔治三世的漫画人像。不仅如此，文章后还有一系列裸照和一篇出自著名激进派学生汤姆·海登（Tom Hayden）之手的文章。如果说道格拉斯的那篇文章还不算太糟的话，那么后面这个几乎算得上是重大冒犯了。
尼克松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二度失败让弹劾道格拉斯的话题再一次被人们提起。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凭借质疑道格拉斯是否适合最高法院而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关注。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采访时，他指出，就《叛乱要点》一书中的表述而言，对道格拉斯是否具备留在最高法院的资质进行审核合情合理。阿格纽提到应对这位法官的思想进行调查，“特别是，在我看来，道格拉斯法官的言论比这两位法官的言论更应受到谴责，而这两位优秀的法官却因此未能加入最高法院”。 [39]
在对卡斯韦尔进行投票表决后，几位怒火中烧的保守派议员找到了福特并告诉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由他们来做。福特本可以与这些准备报复海恩斯沃斯和卡斯韦尔被拒的人划清界限，但他却选择加入他们的阵营。他做这个决定可能是受到了经总检察长米歇尔指示传递给他的大量由联邦调查局收集的未消化的且往往未获证实的信息的影响。在卡斯韦尔失败的五天后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中，这位少数派领袖再一次提出了道格拉斯可能面临弹劾的话题。他提议众议院开展调查以确认是否有必要开启弹劾程序。 [40]
两天后，即1970年4月15日，福特面向众议院发表了一个冗长的讲话，一一列出了他对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指控。他那长达两小时的演讲离不开其研究弹劾问题将近一年的助手们的帮助，展示了自20世纪30年代霍尔斯特德·里特弹劾案以来，关于弹劾最本质性的讨论。这篇演讲也展示了一位国会领导人继约翰·伯奇协会在其反厄尔·沃伦运动中重新引入对弹劾程序的讨论之后对于弹劾的理解。尽管这个演讲最易为人记住的是一个断章取义后看起来很极端的句子，但总的来说，就算不是针对道格拉斯法官这个案例，这也是一次运用宪法弹劾条款的深思熟虑的尝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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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的开头，福特费了很多工夫对弹劾进行详尽的解释，就其适用于总统和副总统以及适用于法官的区别进行了说明。他提醒参议院，尽管宪法列出了可使任何联邦官员被免职的特定罪行，但宪法也规定法官在任期间需保证“品行良好”。对于福特而言，这个词暗示了“一种行为模式或连续性的行为”。他向众议院保证，“宪法并未要求法官做到‘模范’或‘完美’，但必须达到良好的标准”。他继续说道，确认一个联邦法官的品行是否良好是宪法赋予国会的责任，众议院应发挥检察官的作用，大陪审团和参议院则应扮演法官和小陪审团的角色。
福特指出：“弹劾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专门用于剔除那些明显不适合其职位的公职人员。”他反省了过去的弹劾案中适用标准不一的问题，但也承认过去案例太少，不足以确定构成弹劾罪行的界限。不过他声称，过去的记录足以表明弹劾不要求一个罪行必须是可提起公诉的。在他简单化了的并在之后广为流传的总结语中，福特指出：“唯一诚实的回答就是，一个可弹劾罪行是众议院多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认为［其］属于可弹劾罪行的罪行；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认为某一或某些罪行严重到需要免除被告人职务时，就会出现定罪结果。需再次强调的是，历史竞争和政治高潮非常重要；少数先例中都出现了几个固定原则。”
杰拉尔德·福特是个行事谨慎的律师，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曾就弹劾的抽象术语给出过一些深思熟虑的见解。经过慎重考虑，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应以一个高标准约束法官，因为和立法者以及总统不同，宪法授予的终身任期使其免于被表决免职。福特进一步指出，道格拉斯法官多次违反了这一标准。
福特在一开始就暗示道格拉斯存在和导致福塔斯辞职同样的利益冲突，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对这位法官不利的详细事例。他指出，道格拉斯曾两次反对关于对出版人拉尔夫·金兹堡的判决，第一次是在1966年，法院判定其《性爱》（Eros ）杂志涉及淫秽色情，第二次是在1970年，法院确定了由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向其《事实》（Fact） 杂志提起诽谤索赔。福特还指出，不仅如此，道格拉斯还在金兹堡的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由此提出了这是否违反了法官保持公正的义务的质疑。福特提到的第一篇此类文章出现在金兹堡的《先锋》（Avant Garde） 杂志上，和一篇名为《女性乳房的衰亡》的文章并列出现，这显然冒犯了福特。第二篇文章以《叛乱要点》为基础，刊登于《常青》杂志。福特承认道格拉斯有权发表《叛乱要点》，尽管他认为这种论点非常幼稚可笑，但这位共和党领袖认为《常青》上的这篇文章不一样，因为《常青》杂志在他看来本身就是一本色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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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道格拉斯那篇文章之前的由弗里德拍摄的整整七页黑白照片，引起了福特的注意力。大多数相片围绕一个躺在地毯上的裸女展开。其他相片中都出现了一个男性身体，在其中的两张照片中，女性的手握住了他的生殖器。最后几张照片经过了艺术性的裁剪，虽然没有明确展示，但确实暗示了性交场景。 [42] “那几个男女裸模，” 福特指出，“摆出了或许比巴黎和巴拿马城的后巷里过去常常贩卖的明信片更令人震惊的姿势。”那些了解福特的人表示他是非常墨守成规的一个人，可见他在描述这些相片时有多么尴尬别扭以及发自内心地不认同。对于福特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投机了。
福特继续详细地讨论了道格拉斯和帕尔基金会的关系。他重点关注阿尔伯特·帕尔和各个拉斯维加斯赌博人物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他暗示道，道格拉斯和几个声名狼藉的人有关联。福特还将道格拉斯和这些人在詹恩·博什（Juan Bosch）的短暂统治期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涉嫌参与腐败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暗示道格拉斯为帕尔提供过不当法律咨询意见后，福特将道格拉斯辞去其在帕尔基金会的职务的行为称为其看到“事情在最高法院热度太高”后为了继续留在最高法院的无奈之举。在注意到帕尔基金会和左倾的民主研究中心（福特将其形容为激进的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孵化器）之间的关系后，福特表明道格拉斯担任这一中心常务委员会会长不过是找了一个名义继续维持自己和帕尔基金会的关系。最后，这位少数派领袖把道格拉斯和福塔斯联系起来，将他们二位的行为相提并论，称他已经准备好以不称职和需要被免职为由投票弹劾道格拉斯。最终他后退了一步，宣布自己将“支持但不会积极促成创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调查道格拉斯是否应受弹劾这一问题。
对于福特演说的反应不尽相同。国会保守派中的一群跨党派人士，其中包括52名共和党人和52名南方民主党人，在第二天就提交了一个决议，要求对福特提出的一系列指控进行调查。不到一周，这一群体就扩大到了112人，达到了整个众议院人数的四分之一。 [43] 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指控将毫无进展，还将福特的这个演说比作约翰·伯奇协会对厄尔·沃伦发起的广告牌运动。他们将其视为对海恩斯沃斯和卡斯韦尔提名失败的复仇行动，认为比起攻击道格拉斯，这更是对最高法院的完整和独立性的蔑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称这种行为是“丑陋的”并解释道，“我们所目睹的似乎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机构的麦卡锡主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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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共和党议员保罗·麦克罗斯基（Paul McCloskey）很快就对其党派领导人的核心论点提出了质疑。在福特演讲后不到一周，作为一名律师和常有独立见解的立法者，麦克罗斯基在众议院发言时就可弹劾罪行是众议院多数在某一时期认为可受弹劾的罪行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一观点对制宪者们设计的司法独立构成了严重威胁。他告诉众议院，《宪法》中对于法官如“品行良好得终身任职”的规定应和《禁止减少司法人员薪资》的文章中的文字共同阅读，这显然旨在保护司法权免受政治压力影响。麦克罗斯基坚持认为，“品行良好”这一规定必须和“因叛国、受贿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弹劾的特别规定共同阅读，且不得作为众议院选择任何理由进行弹劾的借口。麦克罗斯基称：“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一位法官因不足以违反法律的庭外行为而被弹劾的先例。” [45]
麦克罗斯基提醒众议院，美国律师协会的道德规范最初是为树立律师对司法机关保持尊敬的义务而设置的。在仔细审查了道格拉斯所受指控并发现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证据后，这位加州的众议员总结道，“我们必须抛开对法官的轻蔑，将维护司法独立放在第一位，因为不久以后一个人会被我们忘却，但我们必须以司法独立的理念来考虑法律问题，这远比我们对某一个人暂时感到失望更为重要”。 [46] 麦克罗斯基为解决弹劾边界和含义问题而作的努力不仅引起了少数在其发言期间因观点不同而提出质疑的人的注意，还吸引了另一些受福特影响开始第一次严肃考虑进行一次真正的弹劾的人的注意。 [47]
福特呼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道格拉斯，旨在绕开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道格拉斯进行弹劾的考虑。由于司法委员会受民主党多数控制且由来自纽约的自由派人士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领导，这位少数派领袖认为其肯定会有不同意见。虽然福特争取到了两党对于建立特别委员会的支持，但塞勒还是以策略制胜了他。尽管这位少数派领袖仍在4月15日发表了讲话，但来自印第安纳州的自由派民主党众议员安德鲁·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提交了一个弹劾决议，这个决议根据众议院规则属先决动议，使得议长约翰·麦克马克（John McCormack）将司法权指派给了塞勒所在的司法委员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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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在第一时间安排司法委员会对道格拉斯大法官开展调查，但并不是整个委员会都参与到了这个调查之中。不到一周，这位委员会主席就组织司法委员会中经验丰富的高级成员组成了一个特殊小组委员会，专门审查对福特的指控。塞勒任命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人拜伦·罗杰斯（Byron Rogers）、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杰克·布鲁克斯（Jack Brooks），以及来自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威廉·麦卡洛克（William McCulloch）和爱德华·哈钦森（Edward Hutchinson）加入这一小组委员会，并由其自己担任委员会主席。麦卡洛克是唯一一位有过此类调查经验的成员，他曾在1953年的特别小组委员会任职。 [49] 在几天前才表达过福特的指控是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攻击”的塞勒，承诺在六十日内交出小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在早前暗中向福特提供联保调查局文件后，尼克松政府就急于将其协助调查道格拉斯的意愿公之于世。和之后他自己的行为遭到调查时的反应截然相反，总统宣布政府将竭尽所能地提供和这位法官有关的所有信息。尼克松在写给塞勒的信中如是说：
弹劾权当然是由宪法单独授予给众议院的。但是先例和众议院在作出决定前应了解所有事实的必要性也显然赋予了行政部门以提供相关信息给立法机关的责任，和其在其他由国会委员会开展的调查中，在符合公众利益的范围内提供协助一样。 [50]
塞勒请总统提供获得道格拉斯和阿尔伯特·帕尔纳税申报表，以及后者的基金会和公司纳税申报表的途径。 [51] 尼克松迅速同意了这一请求。 [52] 根据道格拉斯本人估计，四十位联邦特工在该调查中投入了相当于十五人每人一整年的工作量，并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数百份文件。 [53]
福特和白宫发起的攻击产生了与其预期的迫使道格拉斯辞职以免受弹劾相反的效果。这位曾在前一年经历了包括安装心脏起搏器在内的三场手术的法官，在法院开庭期的末尾就一直在考虑退休一事。然而，福塔斯的经历却影响了他的这一决定。“我不打算辞职了，”道格拉斯对自己的手下说，“辞职看上去太像承认有罪，而我问心无愧。”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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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报纸对于道格拉斯的社论意见不一。保守派联合专栏作家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拉尔夫·德·托莱达诺（Ralph de Toledano）、保罗·哈维（Paul Harvey）和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均响应了福特的控诉，包括由于其在帕尔基金会的活动而宣称道格拉斯涉嫌与赌徒有关联的主张，以及对其在色情杂志上发表激进言论呼吁改革的指控。另外，从爱达荷州路易斯顿到马里兰州黑格斯敦，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到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市的报纸社论都将福特的指控描述为党派行为，认为不值得进行弹劾。 [55]
道格拉斯没有公开承认任何相关事项。后来他在自传——《在最高法院的那些年》（The Court Years ）——中开玩笑称，人们从他一开始加入最高法院起就在想方设法把他赶出去。得州州议会早在1951年就因道格拉斯支持联邦对海上油田的主张的多数意见要求对其进行弹劾。 [56] 当道格拉斯在1963年要求暂缓对涉嫌泄露核弹机密的朱利叶斯（Julius）和埃瑟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执行死刑后，来自乔治亚州的众议员W.M.惠勒（W. M. Wheeler）就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个弹劾决议并称这位法官“配不上他现在的这个高位”。 [57] 在最高法院全体迅速取消暂缓执行且仅比原计划日期晚了一天执行后，这个弹劾决议就在北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否决前受到了长达65分钟的听证会。 [58] 道格拉斯在1966年娶了第四任妻子赫夫南后，又受到了一个类似的国会抗议，尽管这一次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弹劾决议。 [59] 不过道格拉斯意识到，这一次的情况和前几次不一样了。
在见证了自己的学生福塔斯的遭遇后，道格拉斯知道必须更加重视福特所作的努力。他认识到新的尼克松政府打算重塑最高法院并准备采取极端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位大法官担心自己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指控。当他和妻子参加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希腊复活节慈善晚宴时，在宴会上遇到一个曾是旧友但持不同政见的希腊政客，《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迅速靠近了他。她宣称，“我知道你在给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提供法律意见”。 [60] 这位愈感不安的法官还收到了一份联邦调查局调查其位于华盛顿古斯草原的住所的报告。“我被告知——虽然我无法证明，”他写道，“他们在我们的田地上种植了大麻，还打算在几个月内进行一次电视报道突袭。” [61]
这位大法官迅速找到了经验丰富的纽约律师西蒙·里夫金德（Simon H. Rifkind）为其辩护。里夫金德在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身边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助手，他是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法律合伙人，也曾是一名联邦法官，他和道格拉斯自1922年一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以来就是朋友。 [62] 包括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和前总检察长拉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在内的其他一些知名律师对他们认为的破坏司法独立的行为深感悲痛，于是也纷纷在幕后提供帮助。 [63] 与此同时，大法官还让小组委员会完全查阅自己“不论是否涉及最高法院记录、书信文件、财务事项或其他情况”的档案，试图证明自己没有任何事实需要隐瞒。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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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惊人的巧合为道格拉斯大法官提供了一个在庭上回应自己所受指控的不寻常的机会。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名叫斯蒂芬·S.钱德勒（Stephen S. Chandler）的法官的上诉，这位法官反对其所在法院其他成员因其涉嫌的不正当个人行为而限制其司法活动。道格拉斯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法官有权在庭下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联邦法官，”他写道，“和其他人一样，有权享受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完全自由。” [65]
道格拉斯不是最高法院里唯一认识到局势严峻的法官。他在法庭上的一个长期而坚定的盟友——雨果·布莱克——就表现出了忧虑和不安。他对一群南方保守派人士说，“我认识比尔·道格拉斯已经三十年了。他从未故意做过任何不正当、不道德或贪污腐败的行为。告诉那些诋毁他的人，尽管我已经上了年纪，但我认为自己的能力还在。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反对比尔·道格拉斯，我就从最高法院辞职为他辩护。那这就将成为迄今为止我审理过的最大、最重要的案子”。 [66] 当然，如果尼克松政府知道布莱克的这个意向，一定会激动不已。另一位自由派法官因为弹劾道格拉斯的努力而放弃自己在最高法院的席位无疑会成为一个意外收获。
伊曼纽尔·塞勒的小组委员会继续审查福特对道格拉斯提出的每一个不当行为的指控。该小组委员会向杰拉尔德·福特，到包括司法部、国税局、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帕尔基金会以及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在内的各种联邦机构处要求并获得了各种信息。委员会成员走访了帕尔基金会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和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在圣芭芭拉的总部，还访问了芝加哥的一个反对道格拉斯且自称“清理最高法院的公民委员会”的小型组织。 [67] 在被各类信息淹没后，小组委员会延长了原定的调查时间，最初延长了六十日，最终又多花了一整个月，之后才开始撰写报告。
无论塞勒主席是想浇灭人们对于调查的兴趣，抑或仅仅想调查得更彻底，在众议员福特于4月中旬提出指控，到小组委员会宣布把调查时间延长两个月的时间里，公众的注意力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期间，美国入侵柬埔寨，激烈的国内反应引发了国民警卫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对学生的枪击，而关于东南亚战争的持续性公众辩论使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纽约市的建筑工人在警察消极看守的情况下用他们的安全帽猛击抗议战争的学生们。六日后，尼克松在接受来自其工会主席赠送的一顶安全帽时赞扬了建筑工人们的爱国精神。面对此类事件和之后持续升温的具有高度争议的1970年国会竞选活动，对于一个错误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抱怨逐渐在中心舞台上消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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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里夫金德还是为道格拉斯进行了有效辩护，一一回应了福特的指控。他首先向塞勒发送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法律备忘录，指出：“宪法或宪法下的统一惯例都没有表明联邦法官可因任何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到弹劾。” [68] 随后，在指出道格拉斯已经提供了涉及对他的每一项指控的大量文件后，里夫金德依次对每项罪名进行了辩护 。他称福特对于《叛乱要点》的攻击“不仅严重背离了第一修正案，而且……建立在扭曲大法官实际所写内容的基础上”。里夫金德坚持称这本书是“怀着爱国之心呼吁加快我们的民主进程以应对时代的考验，为的是破坏少数支持暴力叛乱的人的计划”。 [69]
里夫金德也贬损了福特对于道格拉斯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的控诉。他指出，道格拉斯并没有授权《叛乱要点》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在《常青》上翻印书中节选内容。兰登书屋完全是自行作了这些安排。同样地，道格拉斯也没有就该文章在《常青》的位置发表过任何意见，更不要说特意将其安排在一堆色情照片旁边了。不仅如此，道格拉斯也从未接触过金兹堡，因此没有理由回避涉及金兹堡的案件。当他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先锋》杂志的一个编辑时，他没有理由知道这本杂志和金兹堡有何关联。 [70]
里夫金德称，关于道格拉斯在最高法院任职期间从事法律执业的指控毫无根据。帕尔基金会证明道格拉斯被指控起草的文件实际上是由洛杉矶的一名律师准备的。以基金会董事的身份为回应人身攻击或建议而发表的言论并非禁止法官做的“法律执业”行为。 [71]
至于道格拉斯收受因其服务基金会而获得的酬劳，里夫金德指出，这有充分的先例。他巧妙地指出了两位由共和党任命的新法官——沃伦·伯格和哈里·布莱克门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基金会提供有偿服务一事。他继续说道，帕尔基金会将所有收入都用于有价值的事业上，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奖学金项目以及提高美国和拉丁美洲识字率的努力。道格拉斯在帕尔基金会董事会中的同事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前校长和一位普利策奖得主。里夫金德讽刺了关于阿尔伯特·帕尔和“国际赌博界”有联系的无根据指控，他指出阿尔伯特·帕尔是一位在拉斯维加斯做生意的名扬全国的室内设计师和定制家具提供商，曾在那暂时拥有一个旅馆，之后办理了抵押贷款。此外，道格拉斯和帕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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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金德将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描述为“自由世界最伟大的学术机构之一”。道格拉斯参与过中心的活动，首席大法官沃伦和伯格、尼克松内阁成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也都参加过。道格拉斯因参加其研讨会和座谈会获得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报酬。 [73]
里夫金德以类似的方式反驳了道格拉斯受到的其他较轻指控。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发现福特通过在国会演讲中的不实陈述和缺乏逻辑的影射，毫无道理地攻击了最高法院的一位陪审法官的形象，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行为。他建议那些曾攻击过道格拉斯的人留意一下美国律师协会道德标准中关于“律师不得在明知情况下对法官提起虚假指控”的指示。 [74]
对于这些作为弹劾其客户的理由的指控，道格拉斯的律师在回应时并没有从杰拉尔德·福特或任何批判这位法官的国会成员的角度进行直接反驳。里夫金德在给塞勒的信中明确表示道格拉斯不会效仿福塔斯直接从最高法院退休。相反，他将试着驳斥自己受到的每一项指控，并将利用每一个机会指出联邦官员在党派分歧对立面的类似行为。
与此同时，福特也开始为其攻击道格拉斯的行为付出代价。耶鲁法学院教授弗雷德·罗德尔（Fred Rodell）曾是福特的一位老师，也是道格拉斯的学生，后来成了其同事。他和这两个人都有联系。在福特发表国会演讲呼吁开展弹劾调查后，《纽约时报》立刻发表了罗德尔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称这个弹劾提案“显然是一种荒谬的复仇行为”。如福特所说，若道格拉斯因为和海恩斯沃斯及卡斯韦尔一样没有通过同样的道德测试而被弹劾，那么按照正常逻辑，福特还应要求弹劾那两位仍在联邦上诉法院任职的落败的被提名者。“福特没有这么做，还不断纠缠道格拉斯大法官，不仅暴露了他的行为受到严格的政治动机驱动，也揭示了我以前的这名学生在理智上不够诚实。” [75] 《纽约时报》在一个关于不断演变的弹劾争议的新故事中引用了这番话，再一次强调了罗德尔刻薄的评价。 [76]
罗德尔在1970年夏天写给福特的信中表示，对于基督教十字军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加入反对道格拉斯运动一事感到遗憾。哈吉斯是塔尔萨电台的一名传教士，他早前曾支持过罗伯特·韦尔奇对于厄尔·沃伦进行的尖锐攻击，后来又再次断言一位法官是亲共产主义者。他的行为触怒了罗德尔，罗德尔恳求福特：“你至少应该和这种垃圾断绝关系，远离来自哈吉斯这样的仇恨分子的支持——并且公开这么做。毕竟这一切因你而起。（或许并不是你？——我一直怀疑是米歇尔鼓动你这么做的。）”这位耶鲁教授在信的结尾表达了弹劾道格拉斯一事对福特本人的影响的担忧。“政治可能是政治”，罗德尔如此建议他曾经的学生，“但这种污物会拉低你这样的正经小伙的身份，并且永远地毁掉你的形象和名誉”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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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似乎被他老教授的这番话刺痛了。他否认了自己和哈吉斯的关系，但也表示他不希望带给哈吉斯因公开谴责而受到的公众关注。至于道格拉斯，福特向罗德尔明确表示：“我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信念。您可以不认同，但不要质疑我的诚意，因为我也没有质疑您的诚意。” [78]
罗德尔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回应了福特：
我真的很难相信你个人真的认为道格拉斯的庭外行为值得被弹劾。完全由他的代理人处理发表的文章，从他的新书中拿出来的几段话，以及他参加国际慈善组织和有益的基金会的活动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投资进行补贴，不论是你是我或是他都会这么做—— 所有这些加起来都不足以构成把我们历史上最能干的法官之一踢出最高法院的理由。
罗德尔指出道格拉斯最近在美国律师协会年会上获得了全场人的起立鼓掌，他建议福特，若这是国家最保守的律师们的反应，那么对道格拉斯的攻击很难获得外界的支持。 [79]
福特并没有受到对道格拉斯发起弹劾运动需要付出代价的迹象的影响，他在8月初重返了战场。他批判塞勒的小组委员会调查节奏太慢，斥责其“粉饰太平”又“滑稽”。这位少数派领袖要求小组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由证人在听证会上宣誓作证。塞勒回应称，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以及司法部至今还未提供六周前就要求其提供的资料。若之后获得的信息表明有理由召开公开听证，他们一定会召开。福特试图将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声明定性为对举行公开听证的承诺，不过显然塞勒正如预期的那样给自己留足了退路。随着国会选举的到来，似乎双方都在争取政治上的优势。 [80]
福特已经认识到对道格拉斯的调查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组委员会所接受的对于可弹劾罪行的定义。在这个问题上，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宪法的措辞是隐晦且模糊的。福特最初在4月15日面向国会的演讲中对可弹劾罪行作出的定义已经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不过也似乎没有其他广受认可的提法。因此这位少数派领袖决定再试一次。
福特交给塞勒的小组委员会一份由底特律律师伯特利·凯利（Bethel Kelley）和丹尼尔·维利（Daniel Wyllie）准备的法律备忘录，该备忘录支持了这位少数派领袖在4月15日对于可弹劾罪行就是国会在当下认定为可弹劾的罪行的定义。 [81] 凯利和维利研究了对于该问题的国会辩论和学术辩论，也查看了对联邦法官启动的九次国会弹劾程序的记录。在摒弃1804年那个没有任何先例价值的疯子约翰·皮克林（John Pickering）案后，凯利和维利将关注点转向了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基于可起诉罪行应达到“重罪或轻罪”的标准这一论点，完成了对塞缪尔·蔡斯的成功辩护。马丁坚持辩称不存在任何可起诉罪行或重罪。可是凯利和维利却发现，国会曾以违反“品行良好”为由，在不存在任何可起诉罪行的情况下弹劾了詹姆斯·佩克、罗伯特·阿奇博尔德（Robert Archbald）和霍尔斯特德·里特三位法官并免除了他们的职务。凯利和维利声称，若可起诉罪行是弹劾的必要条件，那么制宪者们本该提供一种替代方式，以免除那些违反尽忠职守原则但没有刑事犯罪行为的法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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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和维利进一步辩称，弹劾过程本身的设计就表明，比起回应一个可公诉罪行，其还拥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他们主张，若制宪者只关心政府官员违反刑法的问题，其本可以设计一种更为简单的免除违法者职务的方法。弹劾的复杂性和烦琐性表明，其旨在保证处理刑法范围外行为时的公平公正。此外，将弹劾的后果限制于免职和剥夺日后任职的资格，表明制宪者的意图主要在于保护社会而非惩罚个人。凯利和维利认为，若司法弹劾的目的是维护公众对法院的信任，那么它一定适用于使人们对联邦司法机构的诚实与公正生疑的所有不端行为。他们又通过引用1936年弹劾霍尔斯特德·里特的众议院议长——众议员哈顿·萨默斯（Hatton Summers）的话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萨默斯称，“若一位在任法官因自己的行为引发了公众对于其司法正洁的重大疑虑，那么他便是犯下了一位法官可根据宪法犯下的重罪” [82] 。
最后，凯利和维利在弹劾程序中没有人就国会判决提起上诉这一事实中发现了关键点。他们指出，是国会的良知决定了一位官员的行为是否有必要受到弹劾。尽管说法要委婉得多，但凯利和维利得出的结论却和福特并无二致：弹劾的理由就是国会在当下认定其应受弹劾。
西蒙·里夫金德认为这一论点是不充分的。道格拉斯的这位律师辩称：“福特先生对于‘可弹劾罪行’的定义意味着法官看国会脸色行事。这全然破坏了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原则，我无法相信有说服力的历史会支持如此激进的主张。”凯利和维利的备忘录，在里夫金德看来，只能让他相信“福特的观点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法律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里夫金德认为福特的主张建立在1805年弹劾蔡斯大法官行动失败的基础上。“不过，这一概念仍然存在，而且它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珍视的美国原则——‘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概念发扬光大。”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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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弹劾罪行构成要素的争论在道格拉斯调查期间仍没有尘埃落定。福特提供的那个宽松概念和里夫金德支持的那个更为狭窄的标准在之后几年仍广受争议。在适用于威廉·道格拉斯时或多或少支持福特立场的保守派人士会发现将其适用于理查德·尼克松时就令人难以接受了。在道格拉斯案中对福特的宽泛定义指指点点的自由派人士在处理尼克松一事时则更认可这种定义。双方的立场在几年后轮到比尔·克林顿受到审查时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这一争论的根源在于宪法本身措辞的不确定性，而不同党派对于弹劾权的适用也是其在20世纪末立场不同的原因。
尽管共和党人在1970年春季似乎准备让道格拉斯成为秋季国会选举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但其却没有继续这样做。由于伊曼纽尔·塞勒的小组委员会未能完成其工作，道格拉斯的批判者们也无法在众议院成员回家竞选之前获得弹劾表决票。也许是感觉到这个议题已经被抛弃，福特在请求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保守派们重选他时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法官。 [84]
12月初，塞勒的特别小组委员会以3∶1的表决结果判定不存在弹劾道格拉斯法官的理由。该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多数表示完全同意西蒙·里夫金德对法官的辩护意见。小组委员会的两位共和党人士则持不同意见。在小组委员会表决中持反对意见的爱德华·哈钦森声称，应在作出决定前先召开听证会并进行宣誓作证。威廉·麦卡洛克选择弃权，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断定道格拉斯是否犯有可弹劾罪行。主席塞勒则宣布“这是我在国会任职48年以来所做的最为详尽的调查”。司法委员会在不到两周后全体同意了小组委员会的建议。 [85]
然而道格拉斯并不相信自己的磨难已经结束。他沮丧地预言“一旦有人成为尼克松的目标，那么无论他做什么，无论陪审团几次判定他无罪，他始终将是一个目标”。他告诉里夫金德：
在我看来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并非五个人都认为我应该被弹劾。有三个人证明我无罪，其他人事实上更赞同对我进行弹劾。后者就是令我不安的地方，因为我可以肯定，尼克松、阿格纽、米歇尔和福特对小组委员会的麦卡洛克和贺勤森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们把这件事情搁置着暂不解决。政府时刻盯着我的这个位置。他们想让我下台，而且我也确定他们正在尽各种可能组建一个新的委员会，从而让听证会得以继续举行。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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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3年11月，当他打破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大法官的纪录成为在最高法院任职最久的法官时，道格拉斯也变得柔和了不少。他若有所思地说，“政府服务并不总是光明的”，并回忆道，“很久以前，在华盛顿州亚基马的约翰·伯奇协会，称我为这个国家仅有的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威廉·零·道格拉斯’”。随后他陷入了深思，继续说道：
很早之前我就知道了政府的秘密：把我们凝结在一起的胶水是善意。我们都身处脆弱的树皮之上，在危险的深海上游荡。在这个国度，我们曾勇敢地追寻自由—— 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使我们的心紧密相连。世界上几乎没有能让反对派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谴责这些权力的地方。为了合众国的生存，我们必须施行慈善。 [87]
福特称自己对塞勒的调查的结果“很失望但并不意外”。他说，“它使得国会不经公开听证或宣誓作证就解决一个对美国人民和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完整性如此重要的问题的做法成了一个笑柄”。就目前而言，他声称，“我只能说这个问题远远得不到解决”。这位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继续说道，“众议员们的看法，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的看法，无法准确地通过小组委员会的表决反映出来” [88] 。然而，他也无法提供任何具体证据证明众议院事实上所持的观点是否和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得出的不存在弹劾道格拉斯的理由这一结果相反。
几个月后，当下一届国会召开时，福特不愿继续这一弹劾运动，这也许可以更好地反映他对于同仁们关于道格拉斯的立场的理解。 [89] 新罕布什尔州的路易斯·怀曼、路易斯安那州的小乔·瓦格纳（Joe Waggoner, Jr.）、佛罗里达州的罗伯特·西克斯（Robert Sikes）和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这几位国会议员都参与了上一年的弹劾运动，并在1971年共同发起了一项弹劾决议，但这一次他们在没有福特的认可下继续推进了这一行动。 [90] 没有领导者的支持，这次弹劾行动很快就不了了之。国会的多数成员似乎都同意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的观点，他表示对道格拉斯进行的调查“非常彻底”，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弹劾的“可信证据”。弗雷泽最后说，若进一步推进弹劾运动“可能会损害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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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道格拉斯的尝试所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但至少就当时而言，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所见。这一事件引发的最显著的一个后果可能就在于它向众议院成员们上了一堂关于弹劾问题和弹劾程序的课，让他们对构成弹劾罪行的要素以及发起一项弹劾行动的政治和宪法后果是什么这几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有了了解。不仅如此，道格拉斯弹劾运动还改变了道格拉斯本人、尼克松政府、福特或许更深远的还有最高法院之后几年的运作轨迹。道格拉斯所受攻击对于最高法院在判决上的微妙影响很快就产生了回响，证明了到1970年弹劾在美国政治文化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事实。
在外界对他发起弹劾调查之前，道格拉斯大法官已经在慎重考虑退休一事。1968年6月3日，当他在最高法院审理一个口头辩论时突然倒下了，然后迅速被送往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医生诊断他心律失常并在他胸腔中安装了一个电池供电的心脏起搏器。他在沃尔特里德顺利康复的同时，还接受了前列腺手术。在过了七十岁生日后，他面临着越来越不确定的健康问题，也不时表现出低落的情绪，他在1970年初告诉自己的朋友、同事和秘书，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个任期。 [92] 然而，到了4月份，道格拉斯显然改变了想法。他决定继续任职并和福特的指控作斗争，而不是踏出那可能让人看来是承认罪行的一步。
道格拉斯争强好胜和打破常规的性格使他决心要留在最高法院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对于阿贝·福塔斯前一年在离开最高法院时所蒙受的耻辱的清醒认识无疑坚定了他留下的信念。因此，尼克松政府关于弹劾威胁可能促使大法官离开最高法院的算盘有利有弊。福塔斯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处于辞职边缘的道格拉斯则以决心留下来作为回应。即便在1974年新年前夜遭受了严重打击，他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在最高法院的职位。事实上，他坚持的时间确实比尼克松政府存在的时间还要久，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身体情况恶化之后，他最终于1975年勉强离开了最高法院，这使得道格拉斯的宿敌杰拉尔德·福特得以有机会任命他的接替者。
如果福特1970年的弹劾调查获得成功，抑或当年没有进行这项调查而是道格拉斯主动请辞，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就会获得填补第五个最高法院席位的机会。如果那样的话，尼克松就能够在首个任期内任命最高法院的一位多数意见持有者。他也将成为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六十年前在唯一一个任期内任命六位大法官之后的第一位，也是继乔治·华盛顿指定最初的最高法院后第二个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任命如此多法官的总统。尼克松将可以获得另一个他所钟爱的能用于吹嘘历史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权力对最高法院的影响力更大。他也无疑会像选择替代每况愈下的身体情况迫使他们双双在1971年9月辞职自由派法官雨果·布莱克和温和派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那样，选择一个比道格拉斯更为保守的法官。事实证明，尼克松为最高法院选择的人选——刘易斯·鲍威尔和威廉·伦奎斯特比福特在1975年提出接替道格拉斯的人选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更为保守。如果再有一次重塑最高法院的机会，尼克松很有可能将其进一步推进到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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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福塔斯法官和道格拉斯法官施加弹劾威胁，比起仅仅得到一个复杂的结果，尼克松政府自身受到的伤害更大。在促使两位自由派法官离开最高法院时，尼克松政府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调查过他们的庭外事务了。在将福塔斯和道格拉斯相关的信息分别传递给首席大法官沃伦和福特时，尼克松的下属改变了评估最高法院成员的标准和做法。此种扩大化审查的前两个对象都是替代阿贝·福塔斯的候选人，而克莱蒙特·海恩斯沃斯和G.哈罗德·卡斯韦尔都没有经受住这一严密检验。在开始尝试促使福塔斯和道格拉斯离开最高法院时，对法官候选人以及很快对其他可能遭弹劾的政府官员的探根究底的审查就没有停息过。
尼克松政府早期对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出的指控可能产生了额外的影响。福塔斯案和道格拉斯案为那些在行政部门身处高位的人提供了在从政期间面对弹劾威胁的经历。当政府官员思考这两位法官的案子如何进展时，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推断出，弹劾带来的主要危险来自屈服于外界的辞职要求。弹劾对于像道格拉斯这样勇于面对它的人来说似乎算不上严重的威胁，但对于福塔斯这样逃离困难对峙局面的人来说则不然。对坚毅果敢的人而言，弹劾几乎不会构成危险。
福特在反对道格拉斯的运动中既有失，也有得。他获得了尼克松的信任，成了他的一位忠实党羽，这在1973年尼克松被迫选择一个人替代副总统阿格纽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且，福特肩负了被认为是道格拉斯所受误导性攻击的发起人的压力。当尼克松在1973年阿格纽辞职后提名福特为副总统时，由于他对道格拉斯的穷追不舍，人们对这位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的评价产生了质疑。最后，讽刺的是，当福特成为总统后，由于道格拉斯在1975年因身体原因被迫辞职，他迎来了自己唯一一次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若道格拉斯在1970年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的弹劾倡议使他决定留下来与他们作斗争之前离开最高法院，或者，若众议员福特成功促使道格拉斯离开最高法院，那么总统福特将永远没有机会任命任何人加入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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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弹劾案最终很有可能影响了最高法院在审判尼克松时代最重要的案件——罗伊诉韦德案——时的内部运作方式。即便道格拉斯大法官避开了那些试图弹劾他的人，但他们的指控和他们引起的骚动却对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道格拉斯的声音和其大胆的宪政观点在裁判和解释罗伊案时将被减弱。
罗伊案的判决是直接基于先前的1965年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而作出的，该案是性隐私权领域的一个开拓性案件。道格拉斯大法官在格里斯沃尔德案中撰写了法院判决意见，宣布康涅狄格州禁止医生开具及已婚夫妇使用避孕套或其他避孕器具的制定法无效。道格拉斯的主张有力、简洁且直接，他认为政府无权干涉个人的性选择。他的观点是，尽管宪法没有直接规定个人隐私权，但其形成来自保证条款的发散。他写道，宪法的各种条款，尤其是第一修正案中体现的对集会权利的保护，第三修正案中对于“士兵不得在民房驻扎”的规定，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第五修正案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第九修正案允诺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正当程序，共同暗含了不受政府干涉的隐私权。此种隐私当然包含最私人的个人事务。 [93] 格里斯沃尔德案的判决很快就成了其他在异族通婚、婚前避孕和堕胎方面保护个人隐私的判决的基础。
当罗伊诉韦德案和与之相似的多欧诉波尔顿案（Doe v. Bolton） 被诉至最高法院时，道格拉斯最初似乎注定要写判决意见。罗伊和多欧于1971年12月在未满员的最高法院进行了首次论证，当时布莱克和哈兰（Harlan）在前不久空出的席位还未得到填补。在论证会上，多数在席的大法官都认为罗伊案中挑战的得克萨斯州法律违宪，只有拜伦·R.怀特（Byron R. White）和伯格持相反意见。在多欧案中，法官们对于乔治亚州制定法的意见分歧更大。七位在席法官中只有道格拉斯、布伦南、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和马歇尔以勉强多数同意废除规定只有在孕妇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的乔治亚法。而伯格、 怀特和布莱克门或持反对意见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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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法院传统，当首席大法官的意见与多数意见不符时，多数意见中的资深联席法官将从多数派中指派一位法官撰写判决意见，此案中为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助理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会亲自做此事。 [94] 然而，首席大法官伯格却迅速宣布他正在请布莱克门撰写一份能够在两个案子中均获得多数意见的法律备忘录，实际上就是初步判决意见。当道格拉斯生气地表示反对时，伯格称，既然罗伊案和多欧案合并审理，而他在罗伊案中站多数意见，那么他就有权作出此种指派。 [95] 知道伯格事实上已经站在对立面的道格拉斯只能暗自抱怨，“要是雨果［布莱克］在的话，伯格绝不敢这么做”。
这不是这位首席大法官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为了获得分配撰写意见的机会而非因观点一致将自己归于多数意见阵营。而对于道格拉斯就反对此种分配的备忘录，伯格仅仅回应称，正如大家所知，加上两位很快要上任的新法官，四位法官的多数意见可能就会成为少数意见。任何意见都有其优缺点。他提议，每位法官都把自己关于案件的想法写下来可能会更好。 [96] 当然，考虑到法官们的负担，受到指派的法官很有可能要对这项任务给予最多的关注，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布莱克门的身上。
最高法院内部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处理是复杂的，但看起来道格拉斯是希望撰写多数意见的，而伯格剥夺了他的这个机会。伯格是在福塔斯遭受攻击之后以及道格拉斯受到诽谤前不久才加入最高法院的，通过弹劾问题的决议，他显然认为后者有污点而非清清白白。这位政治上敏感的首席大法官清楚地知道罗伊案和多欧案的判决将引起巨大争议而且可能会引发外界对最高法院的激烈批评。伯格向布莱克门表示自己非常在意堕胎判决对最高法院形象的影响。他认为最好不要把这一判决和一位最近刚受到弹劾威胁的大法官联系起来，尤其不要和一位被指控性生活放荡的法官联系起来。 [97] 当鲍威尔和伦奎斯特加入最高法院并重新论证堕胎案后，伯格再次重申了对于布莱克门撰写判决意见的指派。
罗伊诉韦德案的确会引发争议，而且也很容易让人想到，若由道格拉斯撰写判决书会大有不同。它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格里斯沃尔德案中的隐私权更加激烈的讨论并认为堕胎和政府无关。由于道格拉斯和其他几位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对于政府保护到达存活阶段的胎儿的责任非常敏感，他的意见需要实现产妇权利和胎儿权利之间的某种平衡。然而，这可能会与最终的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意见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关注的焦点在于医生在治疗时使用个人判断的权利。布莱克门谨慎且细致地采用医学证据设计了一个严格的方案，使政府得以越来越多地介入每个妊娠三月期。自由派法官道格拉斯在罗伊案中的意见可能并没有获得布莱克门最终获得的七个赞成票，但其确实重塑了之后的堕胎辩论。伯格鉴于对道格拉斯发起的弹劾行动而避免让他撰写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行为，反映了免除一位大法官职务的宪法程序即便宣告失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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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trom Thurmond, “Strom Thurmond Reports to the People，” June 2, 1969, Gerald R.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Gerald R.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2] Nadine Cohodas, Strom Thurmond and the Politics of Southern Change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Quoted in William O. Douglas, The Court Years , 1939—1975（New York: Vintage, 1981）, 358.
[4] Laura Kalman, Fortas: The Rise and Ruin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8）, 572.
[5] Robert Hartmann, interview with Armbruster, September 1, 1977,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6] Bruce Allen Murphy, Wild Bill: The Legend and Life of William O. Dougla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400.
[7] Ronald J. Ostrow, “Outside Income of Judicial Ethics Issue，” Los Angeles Times , October 16, 1968； Philip Warren, “Probe Urged into Douglas Las Vegas Fee，” Chicago Tribune , October 18, 1966； “Senator Urges Court Inquiry on Role of Dougla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1966.
[8] Bob Woodward and Scott Armstrong, The Brethren: Inside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18.
[9] John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ixon Appointment that Redefined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24—25.
[10] Joh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The Nixon Ye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116.
[11] Michael Comiskey, Seeking Justices: The Judging of Supreme Court Nominee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12.
[12]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 12—14；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 114.
[13] Henry J. Abraham, Justices and President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Appointments to the Supreme Court , 2nd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14, 296—298； Comiskey, Seeking Justices , 12.
[14] Abraham, Justices and Presidents , 298.
[15]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 14—18.
[16] E. W. Kenworthy, “All but One of Eleven Senators Regarded as Undecided Vote against Haynsworth，”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2, 1969.
[17]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 18, 295n57.
[18] Ibid., 19. For views contrary to Dean's, see Abraham, Justices and Presidents , 15—16, and Richard Harris, Decisi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71）, 11—12.
[19]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 19—20.
[20] An insightful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opposition to the Carswell nomination can be found in Harris, Decision , esp. 15—16, 41—44, 101, 133—136.
[21] Harris, Decision , 200—202.
[22] “Diary of White House Leadership Meetings—91st Congress, March 3,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23] “Nixon Condemns Senators Who Barred Two Judges: Will Pick Non-Southerner，” New York Times , April 10, 1970.
[24] Linda Greenhouse, 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 Harry Blackmun's Supreme Court Journey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5）, provides much insight on the Burger-Blackmun relationship and the eventual estrangement of the two justices.
[25]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 19—23, provides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on Burger's role.
[26] Richard Sachs, “Role of Vice-President Designate Gerald Ford in the Attempt to Impeach Associate Supreme Court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27] Bernard L. Collier, “Douglas Resigns Foundation Post: Cites His Health，” New York Times , May 24, 1969； Jerry Cohen, “Douglas Gives Up $12，000 Side Job，” Los Angeles Times , May 24, 1969.
[28] Hartmann, interview with Armbruster, September 1, 1977,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During his House confirmation hearings to be vice president, Ford described at length his use of Hartmann to investigate Douglas. See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Nomination of Gerald R. Ford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93rd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3）, 614—617.
[29]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 122.
[30] Murphy, Wild Bill , 430.
[31] Gerald R. Ford form letter, November 14, 1968,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Sachs, “Role of Ford in Attempt to Impeach Douglas.”
[32]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 122.
[33]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1, 1969.
[34] Lyle Denniston, “Lawmakers Pushing Effort to Impeach Justice Douglas，”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 December 21, 1969.
[35] Marjorie Hunter, “Ford Concedes Aid of Justice Agency，”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2, 1973； Hartmann, interview with Armbruster, September 1, 1977,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Nomination of Gerald R. Ford, 613—614.
[36] William O. Douglas, Points of Rebell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95.
[37] See, for example, “An Open Letter To：” National Review 22 （March 24, 1970）； 293—294； Ernest Van Den Haag, “Justice Douglas' Book，” National Review 23（May 18, 1971）: 526—528.
[38] Sachs, “Role of Ford in Attempt to Impeach Douglas.”
[39] Chicago Tribune , April 12, 13, 1970.
[40] Sachs, “Role of Ford in Attempt to Impeach Douglas”； Murphy, Wild Bill , 432.
[41]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ssociate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First Report by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H. Res. 920, 91st Cong., 2nd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0）, 27—44.
[42] Several well-thumbed copies of Evergreen can be found in the Gerald R. Ford Papers.
[43] “… a Descent to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 April 17, 1970； Marjorie Hunter, “Douglas Inquiry Pressed in Hous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1970.
[44] “The Mood Is Ugly, the Target Is Douglas，” New York Times , April 19, 1970.
[45] Congressional Record , 91st Cong., 2nd sess., vol. 115（April 21, 1970）.
[46] Ibid.
[47] Earl Warren to William O. Douglas, June 27, 1970, enclosing Paul N. McCloskey, Jr., to Warren, June 24, 1970, and Congressional Record , 91st Cong., 2nd sess., vol. 115（April 21, 1970）； Earl Warren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48] Marjorie Hunter, “Celler Will Head Panel on Douglas，”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70； Hartmann, interview with Armbruster, September 1, 1977,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Gerald R. Ford form letter, November 14, 1968,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Sachs, “Role of Ford in Attempt to Impeach Douglas.”
[49] Minutes, Special Subcommittee of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June 30, 1953, Emanuel Celler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50] Richard Nixon to Emanuel Celler, May 13, 1970, Celler Papers.
[51] Emanuel Celler to Richard Nixon, May 21, 1970, Celler Papers.
[52] Richard Nixon to Emanuel Celler, June 2, 1970, Celler Papers.
[53] Douglas, The Court Years , 362.
[54] William O. Douglas to Charles Horowitz, April 15, 1970, in The Douglas Letter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Papers of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 ed. Melvin I. Urofsky（Bethesda, Md.: Adler & Adler, 1987）, 393.
[55]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56] “Impeachment Sought: Justice Douglas Hit by Texas House in Oil Lands Case，”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7, 1951.
[57] “Justice Douglas Accused in House: Wheeler Lists Treason among 6 Charges for Impeachment，” New York Times , June 30, 1953.
[58] Minutes, Special Subcommittee of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June 30, 1953, Celler Papers； “Move to Impeach Douglas Quashed，” New York Times , July 8, 1953.
[59] Murphy, Wild Bill , 400.
[60] William O. Douglas to Simon H. Rifkind, May 27, 1970, William O. Douglas Papers, Manuscript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61] William O. Douglas to Simon H. Rifkind, May 25, 1970, Douglas Papers.
[62] William O. Douglas, speech at dinner honoring Simon H. Rifkind, April 23, 1971, Douglas Papers.
[63] William O. Douglas to Clark M. Clifford, April 16, 1970； Douglas to Ramsey Clark, April 22, 24, 27, 28, 29, and 30, May 5, 7, and 25, 1970； Simon H. Rifkind to Douglas, June 11, 1971, Douglas Papers. See also Urofsky, The Douglas Letters , chap.15.
[64] William O. Douglas to Emanuel Celler, April 27, 1970, Douglas Papers.
[65] Quoted in “Douglas Backs Right of a Judge to Live Own Life Off Bench，” New York Times , June 2, 1970.
[66] Quoted in Murphy, Wild Bill , 435.
[67] Howard W. Fogt, Jr., to William M. McCulloch, May 19 and 25, June 6 and 9, 1970, Celler Papers.
[68] Simon H. Rifkind, “Memorandum on Impeachment of Federal Judges，” April 15, 1970, Douglas Papers.
[69] Simon H. Rifkind to Emanuel Celler, May 18, 1970,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ssociate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First Report , 50—53.
[70] Ibid.
[71] Ibid.
[72] Ibid.
[73] Ibid.
[74] Ibid.
[75] Fred Rodell, “Ford Move vs. Douglas, in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 April 21, 1970.
[76] “Cellar Will Head Panel on Douglas，” New York Times , April 22, 1970.
[77] Fred Rodell to Gerald R. Ford, July 14,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78] Gerald R. Ford to Fred Rodell, July 22,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79] Fred Rodell to Gerald R. Ford, August 20,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80] Gerald Ford, press release, August 9,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Sachs, “Role of Ford in Attempt to Impeach Douglas”； William O. Douglas to Simon H. Rifkind, September 30, 1970, Douglas Papers.
[81] Bethel B. Kelley to Gerald Ford, June 23, 1970； Ford to Emanuel Celler, August 5, 1970； Gerald Ford, press release, August 9,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The Kelley memorandum can be found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ssociate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Final Report by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H. Res. 920, 91st Cong., 2nd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0）, 368—384.
[82] Quoted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ssociate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Final Report , 368—384.
[83] Simon H. Rifkind to Emanuel Celler, August 18, 1970, Douglas Papers, reprinted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ssociate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Final Report , 461—468.
[84] George Lardner, Jr., “Ford Strides Out of Step with His Party，”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2, 1970.
[85] Marjorie Hunter, “House Panel Votes against Impeaching Dougla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4, 1970； Chicago Tribune, December 1 and 15, 1970.
[86] William O. Douglas to Simon H. Rifkind, December 4, 1970, Douglas Papers.
[87] William O. Douglas, remarks at November 3, 1973, luncheon, William O. Douglas file, Harry Blackmun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88] Gerald R. Ford, press release, December 4, 1970,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89] “Ford Calls Efforts to Oust Douglas Far from Finished，”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5, 1970.
[90] Joe B. Waggonner, Jr., Louis C. Wyman, Robert L. F. Sikes, and William L. Scott to Colleagues, January 21, 1971, Ford Congressional Papers.
[91] Donald S. Fraser to House colleagues, January 20, 1971, Douglas Papers.
[92] Murphy, Wild Bill , 420—431.
[93] Griswold v. Connecticut , 381 U.S. 479（1965）. A helpful discussion of the decision can be found in John W. Johnson, Griswold v. Connecticut: Birth Control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Privacy（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chap.8.
[94] Detailed though not entirely harmonious accounts of the Court's deliberations in Roe v. Wade and Doe v. Bolton are found in David J. Garrow, Liberty and Sexuality: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Making of Roe v. Wad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531—533, and Greenhouse, 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 80.
[95] Garrow, Liberty and Sexuality , 533.
[96] Woodward and Armstrong, The Brethren , 170—172.
[97] Harry Blackmu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arold Hangju Koh, p. 195, transcript in Blackmun Pap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