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有色即有罪

轻罪制度是美国种族平等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它利用无数次的逮捕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将千百万非裔美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一齐捕捉到了犯罪之中。仅仅依据司空见惯的无害行为，它就不成比例地给有色人种打上罪犯的烙印。它让有色人种背负着逮捕、罚金、监禁和其他惩罚，使他们在经济上更加贫穷、不堪一击。它还延续了旧的刻板印象，给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涂上了犯罪的颜色，损害了他们的历史地位。虽然大规模监禁通常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种族不平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但犯罪的种族主义在刑事制度中出现得更早。在任何人真正入狱服刑之前，种族歧视就已经在低级别逮捕和轻罪法院中出现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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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种族与犯罪的故事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与经历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制度收集的关于有色人种群体动态最多的信息，也是本章着笔最重的部分。我们的刑事制度在以各式各样的严厉方式对待着其他种族和民族。美国原住民男子的监禁率是白人的四倍，他们被警察杀害的比例与非裔美国人一样高。拉美裔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送进监狱。在许多城市，拉丁裔司机比白人司机更容易被以种族身份对待和拦截搜查。与此同时，阿拉伯裔在机场和边境会被挑出来单独检查。这些现象使美国的刑事制度在国际上恶名远扬。2014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少数族裔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占比过高”以及“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持续遭到不成比例的逮捕、监禁和严厉判决”表示持续关切。 [2]

这些做法和历史造成的人员伤亡是深远的。对许多非裔美国人来说，无处不在的警察拦截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正在一步步侵蚀着现实生活。要知道，一张超速罚单就可能导致父母或孩子被驱逐出境，这对许多拉美裔家庭而言是一个不寒而栗的现实，以至于一些人不得不避免开车上班或上学。对于从巴尔的摩到芝加哥再到西雅图的有色人种年轻人而言，与警方接触一次就可能留下终身犯罪记录，以至于威胁到他们的教育和未来的生计。对孩子而言，他们则恐惧自己成为下一个塔米尔·莱斯——克利夫兰地区12岁的男孩塔米尔·莱斯在公园玩玩具枪时，被警察开枪击毙。这些悲剧不仅让黑人儿童的父母心忧，而且给警方与社区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种族问题并不是独立产生的，也不会在真空中发生，但我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单独讨论种族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轻罪制度瞄准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各种不同的软肋。它困住了数十万无力支付保释金、罚金或诉讼费的白人低收入群体及工薪阶层。它以所有种族和民族的无家可归者、年轻人、瘾君子和失业者为猎物。实际上，轻罪制度是一种国家机制，通过这一制度，我们开始在没有多少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人们的种族、贫困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弱势特征来将其列为罪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正式将种族、阶级和犯罪捆绑为一体，将贫穷的生活与被定罪的威胁联系到一起，将非裔和拉美裔的人种与独特的恐惧和劣势划分成一类。自始至终，种族都是特殊的，这是一种独特的、具有影响力和阶层性的力量，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人类就不能完全理解轻罪制度的全部含义，进而也无法完全理解整个美国的刑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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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差异

轻罪制度的种族差异始于低级别案件的治安活动。例如，住在巴尔的摩的非裔美国人蒂里尔·西姆斯（Tyriel Simms）对逮捕已经厌倦了，他对一位采访者说：“我有着很多的被逮捕经历，但我没有被定过罪。我们的存在就被警方当作麻烦，因为没做过的事情而被逮捕是很正常的，这对生活在巴尔的摩的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而对大家来说，对没做过的事情认罪也很正常。” [3]

在全国逮捕率都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少数族裔的逮捕率更高。38%的白人男性，44%的拉美裔男性和50%的非裔男性在23岁之前都至少会被逮捕一次。每年，全国有12%的司机会遭到警察拦截，但少数族裔司机被拦截率却高达24%。 [4]

2015年，美国司法部对弗格森警察局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官方的种族主义公开行径。该警察局对黑人社区存在着结构性的关注度倾向。在这个非裔人口占67%的城市，超过90%逮捕和传讯都是对黑人实施的。尽管非裔美国人被发现持有违禁品的概率低于白人司机，但他们在停车时被警察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司机的两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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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姆斯居住的巴尔的摩，非法入侵、行为不检和拘捕等扰乱秩序罪是非裔美国人身上的重负：尽管黑人占巴尔的摩人口的63%，但有80%到90%的相关指控是针对黑人被告人的。事实上，非法入侵罪在巴尔的摩警察局就是一种黑人犯罪，这一假设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以至于它已经被写进了非法入侵罪的逮捕登记表。在这一逮捕登记表中，被捕者的姓名、逮捕地点仍然是留白的，但种族和性别栏中已经填好了“黑人男性”。 [6]

其他地方的警察也存在类似行径。在非裔美国人口达40%的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有超过80%的拘捕案件对象为黑人。在内布拉斯加州，虽然非裔美国人仅占总人口的5%，但却占所有轻罪案件的近20%。在加州圣何塞市，拉美裔人口占全市30%，但却占了扰乱秩序罪被捕者的70%，拘捕罪的57%，公共酗酒罪被捕者的57%。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发现，康涅狄格州东黑文存在着对拉美裔的普遍歧视，体现在种族定性、侵入性交通拦截以及对轻微违法行为的高压执法之中。俄勒冈州各地的拉美裔驾驶员被指控无照驾驶、尾灯破碎或非法变道行驶等轻罪的可能性是白人驾驶员的两倍。 [7]

有时，对特定犯罪的治安上也会出现种族差异现象。在得克萨斯州，店内行窃类轻罪可以被指控为简单的盗窃，也可以被指控为更严重的“有组织店内盗窃”。然而，即便有色人种女性和白人女性犯下了别无二致的罪行，但有色人种女性被逮捕和指控为更严重的罪名的可能性也是白人女性的两倍。当逮捕发生在较为富裕的社区时，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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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穿马路是最为常见的违法行为。从2007年到2011年，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有91%的乱穿马路罚单对象是黑人，尽管这个城市的黑人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6%。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55%的行人罚单开给了非裔美国人，他们几乎都住在该市最贫穷的社区，占全市总人口的29%。司法部的结论是，弗格森警察局“似乎只针对非裔美国人犯下的某些罪行。例如，从2011年到2013年，在乱穿马路指控中，非裔占了95%，在所有不遵守道路规则的情况中，非裔占了94%”。 [9]

大麻执法也存在严重的种族倾斜。在全国范围内，黑人和白人使用大麻的频率是一样的，但黑人因持有大麻的被捕率是白人被捕率的4倍。在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非裔被捕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8倍。在距离达拉斯约50英里的得克萨斯州范赞特县，黑人因持有大麻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4倍。 [10]

即使在持有大麻合法化的地方，这种种族歧视也可能持续存在。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差异还会继续扩大。在伊利诺伊州，法律赋予警方对持有大麻的行为可以自行决定逮捕或发出传票，其后白人社区的逮捕率迅速下降，但黑人社区的逮捕率实际上有所上升。北卡罗来纳州同样赋予了警察自行决定逮捕或传讯的权力。于是，在2014年至2016年间，夏洛特警方以持有大麻为由逮捕的白人比例仅有10%，而黑人则占28%，几乎是白人的三倍。 [11]

尽管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轻罪逮捕数据有限，但它们显示，几个关键的低级别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对非裔美国人都显得执法过度了，非裔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但对他们的逮捕率通常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有时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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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因涉嫌赌博罪、流浪罪的人数和有犯罪嫌疑的逮捕人数并不多，但这几类逮捕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行为几乎算不上犯罪。赌博是一种典型的无受害者的犯罪行为；流浪法则自1972年以来一直是违宪的；怀疑根本不是犯罪。 [12] 这些罪行不仅都不构成危险，也不应受指责，而且流浪和怀疑两类罪名是过去宪法时代的产物。所有这些措施都更多地针对非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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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人的高逮捕率是一个古老而富有争议的故事。一些人将其解释为某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另一些人将其解释为这代表非裔美国人犯下了更多的罪行。这可能是一种鸡和蛋的问题，因为很难将潜在的犯罪率与警方的逮捕率明确分开。黑人和白人的游荡速度是一样的吗？除了看看他们多久被捕一次，我们怎么知道呢？

不过，有时我们能获取更多的信息。对于某些暴力重罪，特别是，谋杀案和抢劫案中受害者的调查表明，较高的黑人逮捕率确实反映了较高的犯罪率。对于其他犯罪——最明显的是吸食大麻罪——研究表明，黑人和白人犯下潜在罪行的频率相同，这意味着针对黑人的高逮捕率反映了执法决定的不公正。对骚乱行为、拒捕行为和其他“藐视警察”犯罪的研究同样得出结论，对黑人实施此类犯罪的过度反应不是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驱动的，而是由警方的自由裁量权驱动的。轻罪逮捕的这种针对性倾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指出，警方在针对黑人和黑人社区的轻微犯罪中过度执法，导致了人为的高逮捕率。 [13] 因此，轻罪逮捕率似乎特别受到潜在犯罪率的影响，因此也特别容易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

表6.1　联邦调查局2015年按种族和族裔划分的国家轻罪逮捕数据（%） 第六章 - 图1

  • 2015年，非裔因有犯罪嫌疑而被捕的人数比例异常低下，而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AIAN）在同样情况下的被捕比例跃升至异常高的27%。相比之下，在过去十年中，AIAN因有犯罪嫌疑而被捕的比例徘徊在1%左右，非裔美国人则占35%至55%。 (1)

换言之，扰乱秩序罪的逮捕信息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太多关于群体行为的信息，但它们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警察实践的信息。自2010年至2015年，巴尔的摩警方逮捕了657名涉嫌“赌博”或“打牌”的人，其中仅有五名是白人。 [14] 这一统计数据显然没有揭示巴尔的摩白人赌博的频率。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逮捕率透露了关于警务执法本身的信息，这些轻罪是如何分布的，它们被用在何种地方。他们受到的种族偏见的影响表明推动人数增长的是执法偏见，而不是犯罪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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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执法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2014年，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掐死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的纽约警察。作为回应，推特上最热门的话题是Criming While White。作为抗议种族差异的一种方式，白人承认自己犯下了轻微的罪行，而警察却让他们逍遥法外。回顾这些供词，CNN总结道：“如果你是白人，你也许可以在商店行窃、酒后驾车，甚至推搡警察——而且不会遭受黑人可能遭受的后果。”2018年，两名非裔美国男子在费城一家星巴克被逮捕，原因是其中一人在没有下单的情况下要求使用洗手间，这是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一事件被视频记录了下来；公众的强烈抗议导致星巴克关闭了一天，为员工进行反偏见培训。 [15]

轻罪程序自警方的治安行为开启，而这一行为中不成比例地充斥着有色人种。即便剩下的所有程序都是完全公平的，但仅此一项，就会使更多的黑人和拉美裔被定罪。然而事实上，就连程序本身都全无公平可言。虽然很难找到检察官、辩护律师及法官在决策过程中涉及种族的动态数据，但有证据表明，种族差异贯穿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威斯康星州戴恩县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同样的低级别犯罪案件中，检察官对黑人的指控比白人更严厉。被指控犯有轻罪的白人获得减刑或驳回公诉的可能性比黑人高出45%。案件性质越轻微，检察官决策中的种族差异就越大。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检察官在涉毒案件中对白人减少指控的数量比黑人更多，而且从未减少针对黑人女性的指控。在纽约，检察官在持有大麻案件中向白人提供的认罪协议也比黑人更宽松。 [16]

辩护律师本应保护自己的客户免受种族偏见和政府越权的影响，但他们却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问题。学者们认为，在繁重工作的高压下，公设辩护律师可能基于无意识的种族偏见而怠于为黑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其实每个人都有隐藏的偏见，这些偏见会歪曲公设辩护人对案件及证据的评估力度，对客户的可信度以及看待刑罚的公正性。虽然大部分关注度都集中在重罪案件的明显种族差异上，关于轻罪案件判决的研究不多，但偏见也会影响这些法官。弗格森市政法院法官更有可能对非裔美国人发出逮捕令，不太可能驳回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案件。在内布拉斯加州，美国原住民和拉美裔的轻罪被告人不仅受到更频繁的指控，而且受到的刑罚也更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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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在轻罪案件中充满种族偏见的管道是根据警察、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的数百万项决定而建立的。这些决定通常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这些官员有很大的空间来作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决定。在每个诉讼阶段，这些决定中都包含着太多对有色人种不利的倾向。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这样，但这些倾向足以扭曲整个诉讼过程。由于轻罪制度如此广泛，这些决定共同塑造了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定罪的性质。他们的累积效应从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个美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系统性种族偏见。 [18]

无效的种族宪法

在遏制刑事制度的种族差异方面，现行法律中关于种族和种族歧视的规定普遍效果不佳。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2017年重申了否定种族歧视的基本原则：“种族歧视在任何方面都是可恶的，在司法中尤其有害。” [19] 另一方面，宪法却对种族差异的广泛存在熟视无睹。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在之前一份仍具影响力的法庭意见中称这种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实践中，宪法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容忍了种族差异。“当然，有一些种族偏见的风险会影响陪审团对刑事案件的裁决。其他类型的偏见在刑事审判中也存在类似的风险。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风险在宪法上不可接受……量刑上的明显差距是我们刑事司法系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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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中有两个主要条款可以保护刑事诉讼程序不受种族差异和歧视。事实证明，这两个条款都是“跛脚鸭”。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了警察拦截和逮捕嫌疑人的权力，但法院判决，即使种族歧视是完全故意的，也根本不违反这一权力。例如，在1996年的惠伦案（Whren v. United States）中，警察以在停车标志前怠速过长为由，拦截了华盛顿特区年轻的非裔司机迈克尔·惠伦（Michael Whren）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警察无视路边的停车标志——这只是借口。相反，他们有一种这个社区的年轻黑人男性是毒贩子的预断。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判决，只要警察对任何犯罪行为有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那么无论行为有多么轻微，借口拦截都是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停车怠速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所以警察有权合法截停车辆。 [21] 由于轻罪和交通法规如此宽泛，因此几乎总能找到违法行为的合理依据。在惠伦案的判决作出后，官员们有很大的权力基于种族刻板印象、预断甚至是故意的种族敌意来逮捕某人，且并不违反第四修正案。

宪法中禁止种族歧视的另一个主要条款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该条款明确禁止任何履行政府行为者，包括刑事司法官员的种族歧视，但它只涵盖有目的或故意的歧视。这种法律规定导致歧视的主观意图很难举证，因为被告人必须出示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故意基于种族区别对待他们的证据。例如，在1991年的洛杉矶，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代理的每一名涉嫌联邦强效可卡因犯罪的被告人都是黑人。这是检察官的决定造成的：检察官可以自行选择是将棘手的案件送往处罚较高的联邦法院，还是让被告人留在处罚较低的州法院。被告人要求检察官提供记录以证明他们的决定背后确实存在种族偏见的意图。但联邦最高法院的结论却是，全部由黑人组成的被告人群体不足以证明存在歧视，不足以准许被告人获得额外的信息。因此，这种“选择性起诉”的说法几乎不可能得到证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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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严重的惩罚——死刑中存在种族差异，也不违反宪法。1987年佐治亚州的一项研究表明，黑人被告人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受害者是白人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但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这种种族差异在宪法上也是可以接受的。通过这样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减少了宪法诉讼，将这一规定作为挑战或改革刑事系统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的挡箭牌。当然，联邦最高法院的意志也并非总是千篇一律。在其他领域，例如投票权、教育权和平权行动中，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对基于种族歧视的政府决策保持着高度怀疑。 [23] 然而，在刑事语境中，平等保护条款就被束之高阁了。

改进的数据采集和行为科学给种族偏见如何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的决策提供了新的见解，因此宪法补救措施的空白就变得尤其令人失望。例如，我们对能够塑造人们认知的强大隐性种族偏见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些无意识的联想、刻板印象和假设可能会以有影响力的方式扭曲刑事司法决策。法学研究者L.宋·理查森解释到，对于警察而言，“隐性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带来一位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种族敌意的警官……他会在无意中仅仅根据个人的外貌就区别对待他们。作为隐性偏见的结果，警官可能会评估那些看起来可疑的黑人的个体行为，但即便白人也作出同样的行为，却不会引人注目”。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怀有同样的隐性偏见，这些偏见也有可能歪曲他们的决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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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组织和官僚机构有他们自己的内部要求和限制，这都可能加剧种族差异，即便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警方经常面临大量逮捕的考核压力，事实证明，在缺乏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低收入社区，逮捕行动更为容易，而这些社区反过来又是许多有色人种的家园。检察机关的指控习惯可能会对少数群体产生累积影响。作出保释决定的法官通常已经获得了关于被告人的少量信息，很大程度上包含犯罪前科、收入和居住地，所有这些都与种族有关。 [25] 种族差异是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下的产物，尽管可能任何个体行为者都并未有意为之。因此，根据现行宪法，许多带有种族偏见的决策既没有被意识到，也没有受到挑战。

于是，在令人珍视的法律原则与种族差异的复杂现实之间就出现了一条越来越大的鸿沟。一方面，宪政民主作出了宝贵的承诺：在平等保护原则和刑罚公正原则下，任何人不得因为种族、性别、民族或宗教而受到刑事处罚。你应该只因你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而不应因为你是谁或属于何种团体而受到惩罚。然而，由于宪法救济受到了如此多的限制，这些原则在轻罪制度的司法实践中往往缺乏指导作用。

人员伤亡

美国刑事制度的种族不平等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向少数族裔灌输了深深的恐惧和不安。这种恐惧在“谈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谈话”中，黑人父母向他们的孩子解释说，当遇到警察时，一定要保护自己免受潜在暴力的侵害。以下是这些痛苦的成年仪式之一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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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次谈话，是因为你是一个美国黑人小孩……我需要你作好准备，时刻保持警惕，这会让你不再幼稚，我知道，但我现在正在努力保护你。

如果警察靠近你，你只需要保持冷静，不要反击，也不要反驳—— 你必须明白，如果你想活着，就要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因为这决定了我们还能不能再见。

可悲的是，甚至有时这样做也没什么用；实话说，也许起不到任何作用。我知道这很艰难，听起来也很可怕，但这不是你的错。

你要永远昂首挺胸地站着，肩膀向后，并感到自豪。我们会共渡难关的，你永远不要为别人的所作所为而责备自己。 [26]

长期以来，轻罪制度一直是黑人陷入刑事化泥沼的关键因素。非裔美国人从小就懂得自己可能会因为肤色被挑出来，负责轻罪案件的执法机构不仅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拥有广泛的权力，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未来施加方方面面的影响。法学教授大卫·特劳特（David Troutt）描述自己早年与执法部门打交道的经历时，认为自己已经被预设为“终生嫌疑人，在极端情况下，快速增长的轻微逮捕记录会让这一点变得更容易”。逮捕既危险又可怕——警察有权对人施以逮捕、搜查、戴上手铐、记录和监禁。正如“谈话”所警告的，在逮捕过程中，警察甚至可以致残或杀人。不仅如此，逮捕还随意地决定了许多其他事情，包括被捕者未来找工作、贷款或住房的能力。 [27] 通过逮捕，警方可以用社会永远不会忘记的方式来标记一个人。轻罪制度通过这一方式赋予了警方相对不受约束的权力，他们可以基于轻微的无害行为将黑人男子正式转变为轻罪罪犯，有时候这些黑人可能什么都没做。

无须夸大这种行为的破坏性有多强，也不用质疑它在多久之前就闯入了人们的生活。在一项对圣地亚哥367名五年级学生的调查中，非白人儿童给警察打分的结果显示，他们认为自己比同龄白人更不讨人喜欢，更不值得信赖，更不公平。贫困学校的学生也给警察打了较低的分数。 [28] 芝加哥的高中生认为，警察的所作所为是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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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快成年了，但（警察拦截检查）让我觉得自己不像个男人—— 这只会让你感觉到沮丧，好像你什么都不是。”

贾马利：“他们（警察）会让你觉得自己连个人都不是。”

埃里卡：“有些事大家都能做，你却不能做。” [29]

社会学家维克多·里奥斯（Victor Rios）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加州奥克兰黑人和拉美裔十几岁男孩的经历，其中一些男孩收到了数十次传票，原因是“游荡、扰乱治安、在公共场合酗酒、自行车头盔佩戴不合规、违反宵禁……在这项研究中，对未成年‘小流氓’的传讯行为对引诱许多年轻人陷入刑事司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里奥斯写道：“研究现实表明，这些男孩感到自己被排斥、羞辱和不被接纳，有时这会导致他们感到绝望。” [30]

成年人表达了以种族为目标的恐惧与愤怒。在《靠边停车：警察截停如何定义种族与公民》一书中堪萨斯城的非裔美国居民描述了对交通拦截的不满和种族影响的感受。乔尽管没有超速，但还是被警察拦截，他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狄安娜在五分钟内被不同警察拦下来两次，他们想知道狄安娜要去哪里。她说：“我当时非常沮丧，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很害怕。”该书作者写道：“警察的拦截行为传达了关于公民身份和平等的强有力信息。通过数百万次的截停行为，这些经历被转化为了这样共通的问题——到底谁才是法治社会里的平等成员？谁才会受到任意的监视与调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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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芙尼·基奥马·阿纳贝里是奥克兰的一名急诊医生，毕业于杜克医学院。2016年，她回忆了自己的经历。

几周前，我在芝加哥开车时被一名警察拦下，这段互动非常愉快。我穿着礼服参加完婚礼开车回来。他是一名白人男性警察，因为我忘了打开我租来的车的前灯，他拦住了我。我能告诉你的是，在他走向我之前，我一直在发抖。我害怕这个警察可能会改变我的一生。因为我怕一旦我对他不礼貌，走得太快，或者手机被误认为是武器，就可能导致极端可怕的后果。 [32]

今天关于刑事制度改革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地囊括了这类故事，而且也认识到轻罪制度与交通执法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塑造种族轮廓的核心。“黑人也是人”（Black Lives）的倡导者“零运动（Campaign Zero）”组织认为，吐痰和乱穿马路等轻微违法行为应该完全废除，理由是“（这些）活动不会威胁公共安全，还通常被用来监控黑人的身体”。当康奈尔·威廉·布鲁克斯（Cornell William Brooks）担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tage of Colorded People）主席时，他专注于轻罪行为的性质与执法反应之间的不成比例现象：“在许多事件中，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年轻人被怀疑犯下了司空见惯的轻微罪行，但他们会遭受压倒性的强大武力，有时是致命的武力，以至于最终酿成了悲剧。” [33]

轻罪制度中强制力的影响从刑事制度溢出到了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了具体的效果。正如我们所见，最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轻罪制度——逮捕和定罪——找工作变得更艰难。对于非裔更是如此，由于对犯罪行为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黑人本来就面临着就业障碍。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简历与资历都一模一样的黑人和白人大学生“测试者”被派去看雇主如何回应他们的求职申请，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种族和犯罪记录。结果十分具有戏剧性：对于所有测试员而言，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如果有犯罪记录则更难找到工作，但对黑人的影响更大。对于白人测试员而言，有犯罪记录者求职碰壁的概率翻了一倍。对于黑人测试员而言，有犯罪记录者求职碰壁的概率翻了两倍，似乎犯罪记录在他们身上的耻辱感更加强烈。总体而言，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男性比有犯罪记录的白人男性更难找到工作。 [34] 正如该项研究所言：“尽管白人求职者透露了毒品重罪定罪的证据，而且还声称自己刚在监狱满一年半刑期回来，但雇主似乎认为这个申请者的风险并不比没有犯罪记录的年轻黑人男子高……当今时代的美国，对于求职者而言，生而为黑人就等同于被判重罪。”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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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态不仅扭曲了就业市场，对个人未来发展也是毁灭性的教训。正如另一位研究人员所说：“很明显，对于（卡梅伦）来说，就像我们采访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的犯罪记录让他没办法过上美好体面的生活——能够养家糊口，获得绿卡，能够在不被‘监视’的情况下自由行动。”罗尼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年轻黑人女性，她说：“天哪，找工作真可怕。当他们问你：你被定罪了吗（有些人已经仔细到问你有没有犯过轻罪的地步）？他们希望你给他们一个简短的回答，说明指控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以及结果怎样。即便这与你在馅饼店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但你（依然）不能在那里工作。” [36] 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即使是轻微的过错也会阻止他们找到工作，他们在就业领域永远如同废人一般，这个公民社会永远不会原谅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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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族原因而遭受不平等待遇是一种出了名的腐蚀性心理体验。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废除种族隔离案——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沉思的那样：“仅仅因为种族而对儿童区别对待，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对自身在社区所处地位的自卑感，这导致他们的心灵受到几乎难以挽回的影响。”人们很难不怀疑，奥克兰和芝加哥的那些青少年，是否会感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从堪萨斯城到巴尔的摩的成年人都透露，遭到对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安全威胁及经济远景的不平等待遇，会让他们感觉自己被打压和疏远。而恐惧、愤怒、羞愧、不信任甚至绝望，都是轻罪制度的不平等导致的潜在代价。 [37] 虽然它们没有出现在电子表格、法院预算或监狱人口统计中，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和整个公民社会而言，这一代价却十分昂贵。

民主的成本

这些种族差异和负担的集体影响导致有色人种更难在平等的政治基础上站稳脚跟。当轻罪制度对待黑人比白人更严厉时，就会给整个群体带来负担，使他们居于弱势地位。同样，这一制度还经常压迫社区里的有色人种，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公正强大的执法带来的好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轻罪制度侵蚀了社会最脆弱群体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更难抵抗前者的入侵和伤害。在所有这些方面，轻罪制度的不平等远远超出了刑事制度，也扭曲了整个公共领域。

治安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宝贵利益，也是安全和合法的承诺。但在整个美国，治安保障也不平等，因为它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提供的。那些因低级犯罪而受到严密监视的社区在严重犯罪方面获得的治安资源通常较少：911报警的响应时间较长；凶杀案调查效果较差。例如，卡洛斯在新泽西计划下长大，他的兄弟是一名警察。卡洛斯说，如果你打电话给附近富裕小区的警察，接线员会告诉你：“警察五分钟内马上就到……但在我住的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报警，接线员会说警察一小时就到，然后是两小时……这要看你住在哪个镇了。而像我们艾克这种地方，他们根本不关心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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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这种警力不足一直被理解为一种官方形式的歧视。法学教授小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 Jr.）写道：“非裔美国人一直将保护黑人生命视为民权问题，无论威胁来自警察还是街头罪犯。”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Kennedy）教授进一步表示：“非裔美国人在刑事问题上遭受的主要伤害不是执法过度，而是执法不足。” [39] 过多的警力可能是歧视性的，但警力太少也同样如此。

换言之，居于不利地位的社区会同时忍受执法过度和执法不足的双重痛苦——他们要遭受太多侵犯性的轻罪治安压力，但又极少享有针对严重犯罪的警力保障。事实上，有时过度执法也会导致执法不足的局面加剧。例如，学者们认为，对轻罪案件的过度处理可能会阻碍警方收集证据和寻找愿意作证的证人的能力，从而使破获凶杀案变得更为困难。因此，这些社区即便对严重暴力犯罪寻求更多的警力保障，支持社区内派驻更多警察，但也会抵制轻罪警务。正如专栏作家查尔斯·布罗所写：“少数族裔社区希望维持与其他社区一样的治安，但它们希望这种治安是适当且成比例的。” [40]

因此，过度执法和执法不足既非完全对立，也不会互相治愈：过度的警戒并不能通过警力不足来解决，相反，它们的歧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政治与种族的劣势，民主的剥夺，此种情况都是因为国家疏于充分致力于恰当的治安平衡而出现的。 [41] 当前的现状是通过刑事诉讼制度来征收的种族税收，贫困社区的居民由此遭受了两次惩罚：一是因愚蠢变化带来的过度监管，一是对严重犯罪威胁的保障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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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警力的匮乏是政治上弱势的体现——一般而言，拥有更多资金与政治影响力的社区会得到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治安保障，就像他们的学校和垃圾收集设施也更好一样。 [42] 但治安机能障碍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特殊匮乏现象，因为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自身的政治弱势。过度监管与过度刑罚化会摧毁社会资本，这导致个人和社区更难参与政治进程，也更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过度定罪切断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使政府部门回应和改变政治路线的途径。

最知名的政治排斥是重罪剥夺公民权机制，这一机制目前剥夺了220万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超过了美国黑人成年人口的7%。刑事制度是以其他不那么公开的方式将有色人种排除在民主进程以外的。遭到刑事处罚处分的人，无论是否有资格，都不太可能投票或担任陪审团成员。这些人既不太可能参与政治活动来要求政府机关提供服务，也不会以游行、集会或者其他方式参与政治。政治学家艾米·勒曼（Amy Lerman）和维斯拉·韦弗（Vesla Weaver）写道，体验过刑事程序的人会对政治产生戒心：“他们没有培养积极参与公民运动的工具和风气，而是学会了保持沉默。他们只对政治当局保持警惕和不信任，却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43]

与此同时，刑事诉讼程序加剧了对黑人犯罪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已经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压制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历史学家哈利勒·纪伯伦·穆罕默德（Khalil Gibran Muhammad）解释说，自南北战争以来，“黑人犯罪率”的概念本身就破坏了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政客和媒体很少讨论“白人犯罪率”，但却无时无刻地提到黑人监禁率、黑人逮捕率和黑人犯罪率，这些都使非裔美国人可能是罪犯的观念被反复强化。反过来，这种刻板印象又使非裔美国人更难对政治进程和围绕犯罪的公众对话产生集体影响。一些政客积极地在政治辩论中注入种族成见。当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在竞选广告中使用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的面部照片时，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称墨西哥人是将犯罪和毒品带过边境的“强奸犯”时，他们就陷入了将犯罪言论作为种族准则的长期传统中，并以这种方式表明哪些选民重要，哪些选民不重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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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制度在许多方面推动了这一潜伏的循环。例如，正是轻罪制度对非裔美国人的过度监管、逮捕和监禁，才导致每年有数千名有色人种留下了逮捕和监禁的案底，也为关于种族和犯罪的刻板印象提供了初步的实质内容。在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中，以高逮捕率为特征的社会就会被视作“高犯罪率”社区——这一称谓往往会引发房产贬值、中产阶级搬离、公共服务停摆以及更多的过度治安管控。 [45]

然后，轻罪制度还会带走同样多的人口，并在没有仔细审查证据和遵守诉讼规则的情况下，草率且粗鲁地审判他们，将其中大部分人正式转化为被判有罪的罪犯。实际上，轻罪制度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假设：贫穷的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应当被当作罪犯来管理，它就照着这个思路，先剥夺他们的辩护律师，草草翻阅完证据和法条，然后强迫他们认罪，就这样迅速结束了审判。这种“有罪推定”产生了数百万经不起推敲的定罪案件，也助长了本已困扰美国政治数十年的“黑人犯罪率”。 [46]

通过这种方式，对公民的不尊重行为被纳入了轻罪制度本身。我们通常不认为轻罪制度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是，只有当我们接受所有数百万人都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时，这种快速且草率的诉讼程序才能在政治上被容忍。整个诉讼程序都体现了对被告人的轻蔑和不人道立场。反过来，被告人也认识到，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官方决策者来说，他们并不重要。正如卡洛斯所说，“他们根本不关心你”。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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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巴尔的摩，泰瑞尔·西姆斯认为这种不尊重来自各个方面，来自每一个参与者，从警察、公设辩护人再到法官，都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上次我被捕时，最初给我设置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后来法官说他心情不好，便把我改成不能保释。他们想对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是最坚强的人，最自信的人，都会在这些法官面前崩溃，因为他们有权使用那支笔。这不是剑，是核弹。他们随时可能毁了你的生活，而你必须投入工作、时间和金钱才能找回它。” [48]

西姆斯的经历证明了法律规定是怎么许下平等对待的承诺的，而国家又是怎么对此熟视无睹的，这完全构成了对民主理念的一种伤害。法官应该根据普遍适用的立法规定来决定是否对西姆斯保释，而非根据他自己的心情而定。这是一个位于民主制度核心的原则，即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相同的执法权的管理，学者们称之为“法治”。无视规则是对西姆斯平等公民地位的不尊重。立法还通过要求决策者解释他们正在做什么，依据何种证据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来促进平等待遇。这种规则防止了官方的恣意摆布，或者借用西姆斯的话，是防止官方给你的生活投下一颗核弹。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规则、证据和透明度的承诺已经被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抛弃了。 [49]

换言之，对证据和程序的漫不经心，就是对罪行和尊严的漫不经心。而当我们对被告人的罪行和尊严漫不经心时，意味着我们无所谓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什么，他们经历了什么。这种做法无异于把一记反民主的耳光抽在了他们的脸上。政府是不会对那些有影响力、有反击能力或对决策者有影响力的人这样做的。这就是每年高达数百万起的轻罪案件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横跨全国各地的全部民族、种族和年龄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以及那些有色人种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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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尊重揭示了种族和金钱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有色人种里的穷人在轻罪制度中往往表现最差，但通常情况下表现最好的是富有的罪犯，而不是白人罪犯。富人不会因为他们的贫穷或无法按时支付罚金和诉讼费而受到惩罚，而穷人或无家可归者犯下的行为则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穷人在公共场合喝酒是一种犯罪，但富人在户外音乐会上自由打开一瓶葡萄酒通常就不是犯罪。当富人确实犯罪时，法院可能会认为他们的风险较低，对他们从宽处理；有时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支付治疗费、审前转化费或私人监禁费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50] 当然，金钱也提供了接触到资源丰富的律师的途径，他们可以利用制度为自己的客户更顺利、更公平地运作案件。

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享有这种选择。事实上可以说，对非裔美国人的持续不公正对待削弱了该制度对公平和合法的总体承诺，从而使几乎所有人的处境变得更为糟糕。如果涨潮可以抬高所有的船，那么退潮也会威胁到所有的船。当种族政治侵蚀到个人权利和法律程序时，脆弱的白人与有色人种就会一起受苦。地方监狱里挤满了付不起罚金和诉讼费的白人、黑人和拉美人。认罪答辩的压力也导致许多无辜的白人被定罪。非裔美国人可能是过度定罪的主要受害者，但联邦最高法院同样判决，两个孩子的白人母亲盖尔·阿特沃特应该因违反安全带规定而入狱。 [51] 尽管轻罪制度在历史上曾经专门挑选和惩罚有色人种，但当代轻罪制度的涉及面已经如此广泛，以至于所有美国人在它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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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The racialization of crime also occurs through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which disproportionately targets and criminalizes African American youth. Tamar R. Birckhead, “The Racial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the Role of the Defense Attorney,”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8, no. 2（2017）:379.

[2] For explor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ace, crime, and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see James Forman Jr., Locking Up Our Ow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Black Ame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7）; Elizabeth Hinton,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 The Making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New Press, 2012）; Khalil Gibran Muhammad, 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Race, Crim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andall Kennedy, Race, Crime and the Law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On Native American incarceration and police violence, see Jon Marcus, “Bringing Native American Stories to a National Audience,” Neiman Reports , February 11, 2016,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bringing-native-american-stories-to-a-national-audience［https://perma.cc/X7Y4-7HGP］（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n Natives represent 0.9 percent of the US population and 1.4 percent of local jail populations）; Steven W. Perry, Tribal Crime Data Collection Activities, 2015（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5）; Tina Norris et al.,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 Native Population: 2010（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2012）. These data do not include another 2,500 people incarcerated in jails maintained by Indian tribal authorities. Todd D. Minton, Jails in Indian Country, 2015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November 2016）. On Hispanic and Latino incarceration rates and police encounters, see Report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garding Racial Dispa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Sentencing Project, August 2013）, 1, 12; Thomas E. Perez to Hon. Joseph Maturo, December 19, 201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East Haven, Connecticut）; Kate Willson, “Driving While Brown,” Investigate West , February 16, 2017, http://invw.org/2017/02/16/driving-while-brown［https://perma.cc/5BKK-7J8H］. See also Federal Civil Rights Engagement with Arab and Muslim American Communities Post 9/11（Washington, DC: US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September 2014）, 41. The UN observations were made i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Combined Seventh to Ninth Periodic Reports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eneva,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United Nations, 2014）, 10.

[3] Bailing on Baltimor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e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2012）, 22.

[4] Robert Brame et al., “Demographic Patterns of Cumulative Arrest Prevalence by Ages 18 and 23,” Crime & Delinquency 60, no. 3（2014）:471—486; Robert Brame et al., “Cumulative Prevalence of Arrest from Ages 8 to 23 in a National Sample,” Pediatrics 129, no. 1（2012）:21—27; Charles R. Epp et al., Pulled Over: How Police Stops Define Race and Citizen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2. See also Emma Pierson et al., “A Large-Scale Analysis of Racial Disparities in Police Stop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working paper, Stanford Open Policing Project, 2017）（finding that the bar for searching black and Hispanic drivers is lower than for searching white drivers）.

[5]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2015）, 4.

[6] Investigation of the Baltimore City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2016）, 37—38, 55—56. In other contexts, such overtly racial enforcement patterns have been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Yick Wo v. Hopkins, 118 U.S. 356（1886）（declaring unconstitutional the practice of enforcing a San Francisco laundry ordinance only against Chinese laundry owners）.

[7] Scott Holmes, “Resisting Arrest and Racism—the Crime of ‘Disrespect,’”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Law Review 85 （2017）:625, 636—637（Durham, North Carolina）; spreadsheet from Nebraska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 “Defendant Characteristics by Race and Gender, Nebraska District and County Courts”（15,288 cases filed against black defendants out of 80,170 total cases documented）; “Quickfacts,” U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NE［https://perma.cc/YU7A-DZJ8］（Nebraska population by race）; Christy E. Lopez, “Disorderly（mis）Conduct: The Problem with ‘Contempt of Cop’ Arrests,”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Issue Brief （2010）:7（San Jose, California）; Thomas E. Perez to Hon. Joseph Maturo, December 19; Willson, “Driving While Brown”（Oregon）.

[8] Michael Braun et al., “Racial Disparity in Enforcement of Ambiguously Defined Crimes: A Bayesian Analysis of Texas Organized Retail Theft Arrests”（Research Paper no. 18—3, SMU Cox School of Business, 2017）, https://ssrn.com/abstract=2959076［https://perma.cc/6Q4G-J7W9］.

[9] J. Kelly Lowenstein, “Crunch Time: Black People and Jaywalking in Champaign,” Chicago Tribune , August 21, 2012; Topher Sanders et al., “Walking While Black: Jacksonville's Enforcement of Pedestrian Violations Raises Concerns That It's Another Example of Racial Profiling,” ProPublica and The Florida Times-Union , November 16, 2017, https://features.propublica.org/walking-while-black/jacksonville-pedestrian-violations-racial-profiling［https://perma.cc/A7PK-MTFD］（five-year study of pedestrian stops）;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4.

[10] The War on Marijuana in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June 2013）, 47, 48, 58.

[11] Kathleen Kane-Willis et al., Patchwork Policy: An Evaluation of Arrests and Tickets for Marijuana Misdemeanors in Illinois （Chicago: Illinois Consortium on Drug Policy, May 2014）; Steve Harrison, “For Small Amounts of Marijuana, Blacks Are Far More Likely Than Whites to Go to Jail in Charlotte,” Charlotte Observer , February 12, 2016. See also Pierson et al., “A Large-Scale Analysis of Racial Disparities,” 13（finding that racial gaps in search rates persisted in Colorado and Washington after marijuana legalization）.

[12] William O. Douglas, “Vagrancy and Arrests on Suspicion,” Yale Law Journal 70, no. 1（1960）:13.

[13] On violent felony arrest-offense correlations, see James Forman Jr., “Racial Critiqu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Beyond the New Jim Crow,”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7（2012）:21, 47（high black arrest rates for violent crimes like murder and robbery are better correlated with higher black offense rates than other crimes）; Paul Butler, Chokehold: Policing Black Men （New York: New Press, 2017）, 120—122（explaining black violent crime and victimization statistics）. On misdemeanor divergences, see The War on Marijuana , 97, 105（documenting divergence between arrest and offense rates）; Lopez, “Disorderly（mis）Conduct,” 5（finding “no benign explanation for this disparate enforcement” of contempt-of-cop offense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pecifically found that high black arrest rates in Ferguson were unjustified: “Our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this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on African Americans cannot be explained by any difference in the rate at which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violate the law. Rather, our investigation has revealed that these disparities occur, at least in part, because of unlawful bias against and stereotypes about African Americans.”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5. For discussions of historic and current policing disparities, see Muhammad,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 238—241（reviewing scholarship on arrest disparities in the 1920s）, and Jeffrey Fagan and Garth Davies, “Street Stops and Broken Windows: Terry, Race, and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28（2000）:457（documenting current disparities）.

[14] Investigation of the Baltimore City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2016）, 56. Over half of all gambling arr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of African Americans.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 Table 43, Arrests by Race and Ethnicity—Table 43A,”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5,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5/crime-in-the-u.s.-2015/tables/table-43［https://perma.cc/3NTE-H7UF］.

[15] Wilfred Chan, “#CrimingWhileWhite, #ICantBreathe Dominate Twitter Talk in Eric Garner Case,” CNN, December 4, 2014, http://www.cnn.com/2014/12/04/us/criming-while-white-hashtag/index.html［https://perma.cc/C4S8-USNZ］; Rachel Abrams, “Starbucks to Close 8,000 U.S. Stores for Racial-Bias Training After Arrests,” New York Times , April 17, 2018.

[16] Carlos Berdejó, “Criminalizing Race: Racial Disparities in Plea Bargaining,”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9（2018）:32—35（Dane County, Wisconsin, study）; Wayne McKenzie et al., Prosecution and Racial Justice: Using Data to Advance Fairness in Criminal Prosecution （New York: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March 2009）, 7（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study）; Brendan Cheney, “For Non-White New Yorkers, Marijuana Arrests More Often Lead to Conviction,” Politico , May 9, 2017.

[17] L. Song Richardson and Phillip Atiba Goff, “Implicit Racial Bias in Public Defender Triage,” Yale Law Journal 122（2013）:2635—2641;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62—63; Ed. A. Muñoz and Barbara McMorris, “Misdemeanor Sentencing Decisions: The Cost of Being Native American,” Justice Professional 15, no. 3（2002）:239—259; Ed. A. Muñoz et al., “Misdemeanor Sentencing Decisions: The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Effect of ‘Gringo Justice,’”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 20, no. 3（1998）:298—319. See also Jon'a Meyer and Paul Jesilow, “Doing Justice” in the People's Court: Sentencing by Municipal Court Judg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92—95（finding no evidence of racial bias, but some evidence of language bias, in interviews with doze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unicipal court judges）.

[18] Marie Gottschalk, Caught: The Prison State and the Lockdown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4（describing similar accretion of racial disparities in felony system）.

[19] Pena-Rodriguez v. Colorado, 137 S. Ct. 855, 868（2017）（internal quotation marks omitted）.

[20] McCleskey v. Kemp, 481 U.S. 279, 308—312（1987）.

[21] Whren v. United States, 517 U.S. 806（1996）.

[22] McCleskey , 481 U.S. at 292（“To prevail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McCleskey must prove that the decisionmakers in his case acted with discriminatory purpose”）; id . at 298（“‘Discriminatory purpose’ … implies more than intent as volition or intent as 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It implies that the decisionmaker … selected or reaffirmed a particular course of action at least in part ‘because of,’ not merely ‘in spite of,’ its adverse effects upon an identifiable group”）; United States v. Armstrong, 517 U.S. 456, 465, 469—470（1996）（“The requirements for a selective-prosecution claim draw on ‘ordinary equal protection standards.’ The claimant must demonstrate that the federal prosecutorial policy ‘had a discriminatory effect and that it was motivated by a discriminatory purpose.’”）.

[23] McCleskey , 481 U.S. at 315, 319（affirming constitutionality of racial disparit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Notwithstanding the high doctrinal bar, some lower courts have found intentional race-based constitutional vio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racial profiling. Floyd v. City of New York, 959 F. Supp. 2d 540, 558—562（S.D.N.Y. 2013）; Melendres v. Arpaio, 989 F. Supp. 2d 822, 827（D. Ariz. 2013）. For a thorough survey of how criminal procedure forecloses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the racial inequities of the criminal system, see David Cole, No Equal Justice: Race and Clas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On the Supreme Court's treatment of race-based decision-making in noncriminal arenas, see Reva B. Siegel, “Foreword: Equality Divided,” Harvard Law Review 127（2013）:1, 6, 47—50, 63—66 and n. 310, 93—94（arguing that the Supreme Court has a robust suspicion of raci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context, which it has refused to extend to the criminal context）; Kennedy, Race, Crime and the Law , 158—161（arguing that the strong resistance to raci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concern for the burdening of innocent parties in connection with affirmative action should be enforced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arena as well）.

[24] L. Song Richardson, “Arrest Efficiency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Minnesota Law Review 95, no. 6（2011）:2039. See also Richardson and Goff, “Implicit Racial Bias in Public Defender Triage”; Eduardo Bonilla-Silva, Racism Without Racists: Color-Blind Racism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6—27.

[25] Mona Lynch, “The Situated Actor and the Production of Punishment: Toward an Empirical Social Psychology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New Criminal Justice Thinking , ed. Sharon Dolovich and Alexandra Natapoff（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1（on the nature of decision-making within various 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ions）. On police arrest practices, see Michael Tonry, Malign Neglect: Ra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5—106（“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t is easier to make arrests in socially disorganized neighborhoods.”）. On the effects of prosecutorial charging habits, see McKenzie et al., Prosecution and Racial Justice , 6—7; Berdejó, “Criminalizing Race,” 4. On judicial bail determinations, see Crystal S. Yang, “Toward an Optimal Bail System,”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92（2017）:1453—1467（describing bail-setting practices and discrepancies among judges in Philadelphia and Miami-Dade County）; Ian Ayres and Joel Waldfogel, “A Market Test for Race Discrimination in Bail Setting,” Stanford Law Review 46（1994）:987.

[26] “Dear Child—When Black Parents Have to Give ‘The Talk,’” video posted to YouTube by “Jubilee Project,” November 3,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wCetjWwI.

[27] Butler, Chokehold , 62—63; Muhammad, 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 2—5, 272—273; Devon W. Carbado, “（E）racing the Fourth Amendment,” Michigan Law Review 100（2002）:946; David Dante Troutt, “The Race Industry, Brutality, and the Law of Mothers,” in Not Guilty: Twelve Black Men Speak Out on Law, Justice, and Life , ed. Jabari Asi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1）, 59. On the impact of arrest, see Eisha Jain, “Arrests as Regul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67（2015）:809.

[28] Sophia Epley, “Rac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5th Grad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Police Officers, Doctors, Firefighters and Teachers,” California State Science Fair, 2017, http://cssf.usc.edu/Current/Projects/J0407.pdf［https://perma.cc/X64T-2NGJ］（full paper on file with author）.

[29] Craig B. Futterman et al., “Youth/Police Encounters on Chicago's South Side: Acknowledging the Real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2016, no. 5（2016）:125, 145.

[30] Victor M. Rios, Punished: Policing the Lives of Black and Latino Boy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44—45.

[31] Epp et al., Pulled Over , 1, 2, 52. See also Amy E. Lerman and Vesla M.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The Democratic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Crime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23—24.

[32] Hamed Aleaziz, “Black Lives, Black Voic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July 29, 2016.

[33] “End Broken Windows Policing,” Campaign Zero , https://www.joincampaignzero.org/brokenwindows［https://perma.cc/ZSM9-82U4］（arguing for the elimination of offenses including “Consumption of Alcohol on Streets, Marijuana Possession, Disorderly Conduct, Trespassing, Loitering, Disturbing the Peace［including Loud Music］, Spitting, Jaywalking, Bicycling on the Sidewalk”）; Tierney Sneed, “From Ferguson to Staten Island, Questions About Broken Window Policing,” U.S. News & World Report , August 14, 2014（quoting Brooks）; see also Mario L. Barnes, “Foreword: Criminal Justice for Those（Still）at the Margins—Addressing Hidden Forms of Bias and the Politics of Which Lives Matter,” UC Irvine Law Review 5（2015）:711, 715—717.

[34] Devah Pager, Marked: Race, Crime, and Finding Work in an Era of Mass Incarce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67—71, 90—91.

[35] Pager, Marked , 91.

[36] Lerman and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127（quoting Ronnie）and 177—178（quoting Cameron）. The text provides only first names.

[37] Brown v. Bd. of Ed., 347 U.S. 483, 494（1954）; Over-Policed, yet Underserved: The People's Findings Regarding Police Misconduct in West Baltimore （Baltimore: No Boundaries Coalition, 2016）, 18.

[38] Jill Leovy, Ghettoside: A True Story of Murder in Americ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15）（on the disparate handling of homicide in different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s）; Over-Policed, yet Underserved , 10—11（documenting disparate police resources given to black and white neighborhoods in Baltimore）. See also Muhammad, 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 226—227（tracing underpolicing and tolerance of crime in black neighborhoods back to the 1920s）; Lerman and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 121—122（quoting Carlos）.

[39] Forman, Locking Up Our Own , 11, 35; Kennedy, Race, Crime and the Law .

[40] Jeffrey Fagan and Daniel C. Richman, “Understanding Recent Spikes and Longer Trends in American Murders,” Columbia Law Review 117（2017）:1292—1296（associating overpolicing with lower homicide clearance rates）. See also Jeffrey Fagan and Tracey L. Meares, “Punishment, Deterrence and Social Control: The Paradox of Punishment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6（2008）:173—227（describing how heavy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minority neighborhoods can exacerbate crime）. On Africa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rime and law enforcement, see Emily Ekins, Policing in America: Understand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Polic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16）; Jamelle Bouie, “Actually, Blacks Do Care About Black Crime,” Slate , December 1, 2014,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politics/2014/12/black_community_is_concerned_with_black_on_black_crime_suggesting_otherwise.html［https://perma.cc/69AH-SZAK］; Nancy La Vigne et al., How Do People in HighCrime, Low-Income Communities View the Police?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2017）（study of six low-income, high-crime communities）; Charles M. Blow, “A Kaffeeklatsch on Rac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6, 2015. See also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17（“The criminal law provides protection as well as ‘terror’ for the working classes … If penality serves a class purpose, it does so in a way which enlists support among the subordinate classes and which protects interests which are experienced as being universal rather than specific”）.

[41] Alexandra Natapoff, “Underenforcement,” Fordham Law Review 75（2006）:1719, 1771—1774.

[42] Compare Tracey L. Meares, “Policing: A Public Good Gone Bad,” Boston Review , August 1, 2017（conceptualizing policing as a public utility）, with Gerald E. Frug, “City Service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73（1998）:23, 36（arguing for a less consumerist, more communal model of policing）.

[43] Christopher Uggen et al., 6 Million Lost Voters: State-Level Estimates of Felony Disenfranchisement , 2016（Washington, DC: Sentencing Project, 2016）, 3, 16; Lerman and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 10, 28, 201—217.

[44] Muhammad, 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 2—5, 226, 233, 273—277. See also Alexandra Natapoff, “Speechless: The Silencing of Criminal Defendant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0, no. 5（2005）:1452—1453, 1490（on the ways that the criminal system excludes people of color from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crime）. On political uses of racial stereotypes, see “Full Text: Donald Trump Announces a Presidential Bid,” Washington Post , June 1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5/06/16/full-text-donald-trump-announces-a-presidential-bid/?utm_term=.5dc4fe3b7ed5［https://perma.cc/CP8E-Y34R］;Katherine Beckett, Making Crime Pay: Law and Order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 106—107（describ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 political crime discourses on the one hand and popular perception on the other）.

[45] Fagan and Meares, “Punishment, Deterrence and Social Control.”

[46] Forman, Locking Up Our Own , 155（“In the ghetto, you are … presumed guilty, or at least suspicious, and you must spend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energy—through careful attention to dress, behavior, and speech—to mark yourself as innocent. All with no guarantees that these efforts will work”）; Herbert L. Packer, 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60—161（describing how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is integral to the crime-control model）.

[47] See Tracey Meares, “Policing and Procedural Justice: Shaping Citizens' Identities to Increas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11（2017）:1530—1531（arguing that criminal justice, like the education system, teaches people how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citizenship and that its “hidden curriculum” signals to some people that they are “anticitizens”）; Ian F. Haney López, “Post-Racial Racism: Ra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Obama,” California Law Review 98（2010）（describing mass incarceration as a mechanism of racial stratification that facilitates the strategic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way from African Americans）.

[48] Bailing on Baltimore , 22（emphasis added）.

[49] Carol S. Steiker, “Punishment and Procedure: Punishment Theory and the Criminal-Civil Divid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85（1997）:806—809（describing the special democracy and liberty protecting ro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On the other hand, sometimes the democratic injury flows not from official rule breaking but the unfairness of the rules themselves. Paul Butler, “The System Is Working the Way It Is Supposed to: The Limits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4（2016）:1425—1426.

[50] On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wealth, see Forman, “Racial Critiques,” 54; Lerman and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 118—120. On how the wealthy can obtain better treatment, see Shaila Dewan and Andrew W. Lehren, “After a Crime, the Price of a Second Chance,”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2, 2016（on the expense of participating in diversion programs）; Alysia Santo et al., “Upgrade Your Jail Cell—for a Price,” Los Angeles Times and the Marshall Project, March 9, 2017; Hadar Aviram, Cheap on Crime: Recession-Era 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unishmen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144—147（documenting rise of the private pay-to-stay jail phenomenon）.

[51] On the interconnected plights of vulnerable whites and blacks, see Nancy Isenberg,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2016）, 2—3, 135—140; Forman, “Racial Critiques,” 58—61; Gottschalk, Caught , 6, 138（“As the racial order continues to invent new ways to target blacks, it has generated punit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migrate to other dispossessed groups”）. On the status of black men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conversation, see Devon W. Carbado, “Men in Black,” Journal of Gender Race & Justice 3 （2000）:427, 429（“Heterosexual Black men occupy a privileged victim status in antiracist discourse”）. See also Atwater v. Lago Vista, 532 U.S. 318（2001）.

(1) 　“Arrests by Race and Ethnicity—Table 43A,”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4,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4/crime-in-the-u.s.-2014/tables/table-43［https://perma.cc/TBX9-QZ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