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自从十年前开始思索刑事制度中的告密现象，我从很多人那里收获良多，包括我的案件委托人、邻居、学生、同事以及我的家人。为此，我特别感谢布里·克拉克、凯西·弗雷·巴尔特、黛比·格什诺维茨、丽莎·格里芬、唐·赫佐格、丹·里奇曼、乔纳森·西蒙、安德鲁·塔斯利茨、鲍勃·韦斯伯格、劳伦·威利斯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毒品案件司法改革项目的支持和帮助。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洛约拉法学院及其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

本书部分内容基于我之前发表过的论文，包括《告密：制度及公共后果》（73 U.Cincinnati L.Rev.645 （2004））；《不可靠之外：告密者如何导致错案》（37 Golden Gate U.L.Rev.107（2006））；以及《放纵犯罪：刑事制度的线报文化》（30 Cardoso L.Rev.96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