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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作为政治工具：阿贝·福塔斯案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厄尔·沃伦本人轻易地避免了弹劾，在决定从坐了15年的国家最高法院的中央席位上退休后，他开始对弹劾进行更为严肃且实质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文化和沃伦在任早期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不断变化的种族关系、经济机遇、社会模式和在越战上的分歧而引发的动荡孕育出了更具攻击性和好斗性的党派之争。对沃伦法院的判决累积的不满在诋毁和开除某些最高法院成员的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沃伦证明了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但在其任期内以多数意见支配最高法院的他的同僚们却不尽然。
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法院凭借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激怒了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社会保守派人士，并且因为“红色星期一”判决激怒了反共产主义狂热分子。对约翰·伯奇协会及其同类组织的抗议仅仅预示着对于此后法院判决的更大规模的敌对反应即将到来。当坚持走自由主义道路的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阿瑟·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以及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加入最高法院后，沃伦和同他一样老一辈的雨果·布莱克和威廉·道格拉斯法官仍然对法院的方向掌握着稳定的控制权。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最高法院的批评之声在主流政界中获得了立足点。理查德·尼克松在第二次竞选总统时，就对沃伦法院进行了重点批判。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法律与秩序”的主张看似温和，实则包含了他对最高法院关于宪法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保护程度的基本立场的抗议。 [1]
自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最初几个月以来，最高法院作出了大量反映多数法史学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眼中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初始意图的判决：《权利法案》中的规定以及该修正案对于法律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适用于联邦政府及各州的明确要求。保守派对于自重建时期以来盛行的对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狭隘理解比较满意。每当最高法院将对宪法要求的理解扩大至一个新的法理领域时，他们对法院的失望就加深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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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法院的判决持续激怒着众多保守派人士。举例而言，法院确定联邦政府有权废除种族隔离的决定使得州权捍卫者暴跳如雷，其中白人至上论者尤为愤怒。 [2] 改革刑事司法程序的判决亦是如此。对警方搜查和讯问的限制以及要求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提供律师的规定本是对那些受到不当或不实指控的无罪之人的高价值保护，但却有人认为这些改变是在纵容犯罪分子。 [3] 严禁在公立学校祷告和诵读《圣经》，以及放宽对淫秽作品的限制本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做法，但却被认为是对基本价值的攻击。 [4] 法院坚持的“一人一票”原则和联邦议员人数分配政策本应被视为向公正的代议制政府迈进了一步，却遭到了许多人的抵制，因为这终结了乡村保守派们政治权力过大的时代。 [5] 最后，法院找到了一个与性问题相关的、政府无权干涉的个人隐私区，这一限制政府权威的举措本应受到赞扬，却被认为不利于维护恰当的社会规范的稳定性。 [6] 每当沃伦法院颠覆一些传统做法时，不论这些传统习惯有多么不公正合理，都会让那些安于现状的人感到恐慌。
大多数批判沃伦法院判例的人都认为，在宪法中设置弹劾条款并非为了将其作为推翻司法判决的手段。制宪者们显然已经提供了一种通过宪法修正案来逆转最高法院判决的方式。通过修正案，支持奴隶制、禁止联邦收入税和剥夺妇女参政权的判决均已得到推翻。不过，令保守派人士沮丧的是，他们所进行的通过宪法修正案推翻沃伦法院关于在学校祷告和议员人数分配的判决的努力未能获得国会的批准或认可。 [7]
宪法还规定了控制法院的另一种手段，但此种方式的问题更为严重。国会可以限制法院的管辖权，从而规避联邦法院对特定类别的案件进行判决。然而，此种做法会失去法院系统以有序且公平的方式解决争议的可靠手段。这种方式确实一针见血，但无法撤销一个既已作出的判决。国会对司法管辖权加以限制，必定会对法治带来不利影响。负责任的立法者都认为这不是处理司法机关的理想方式，即便他们也对法院的某些判决感到不满。
至少从理论上讲，弹劾为处罚那些作出争议判决的法官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尽管这一方法不那么直截了当。根据《宪法》第四条的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若品行良好，应继续任职。一些反联邦主义者在宪法初步批准阶段就对此提出了异议，之后法学学者们也提出这一表述较之“叛国、贿赂和其他重罪和轻罪”等宪法规定的罪行是否放松了司法弹劾和解职标准的质疑。 [8] 尽管显然不能将“品行良好”理解为永远作出受欢迎的司法判决，但它确实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批判的机会，使人们可以对法官在法院内外的行为进行密切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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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离开最高法院的时机和方式引起了剧烈的党派政治反应。这种反应最初表现为，当阿贝·福塔斯的庭外行为被曝光之后，两党对于确认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阿贝·福塔斯接任沃伦一事的态度从一开始的争论不休，转变为开始慎重考虑以阿贝·福塔斯违反“品行良好”标准为由对其进行弹劾。在对福塔斯案作出决议后不久，对沃伦法院的遗留问题感到不满的趋势使得两党进一步凭借其违反“品行良好”规定的指控要求对另一位在席法官进行弹劾。这一次的攻击对象是在最高法院待了三十年的资深联席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提出弹劾要求的不是诸如约翰·伯奇协会等外缘政治群体，而是共和党的主流人士。
解除沃伦最亲密的两位同事——福塔斯和道格拉斯——的职务的努力程度远远超出了之前取代沃伦本人的相对无力的努力。国会成员对这两个案子展开了严肃的调查，在道格拉斯一案中，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弹劾预审。不仅如此，这些弹劾行动还促成了福塔斯的离职，尽管他是主动辞职而非被免职。福塔斯事件和道格拉斯事件本应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两个案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弹劾一词及其程序更为熟悉，相应地，弹劾可能带来的后果较之以前也更为深重了。在约翰·伯奇协会针对首席大法官沃伦展开的看似反常的公共运动发起后不到十年，弹劾时代开始算真正意义上形成了。
1968年春，首席大法官决定从最高法院退休。 [9] 尽管此时的他仍然精神矍铄，却有好几个决定离开的理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已经过了77岁生日，比那时大多数美国人选择退休或被迫退休的年龄整整大了12岁。除了当时82岁高龄的雨果·布莱克，他一直任职到三年后去世的前一周，以及1962年在其79岁时因身体恶化而退休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所有和沃伦同届的最高法院法官均早于他退休，若还有在任的，也都比首席大法官年轻7至26岁。在司法人员退休金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被提出前的久远年代，以及在对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分歧促使法官任期越久越好的沃伦时代之后，法官在法官席上都待到了高龄。然而在沃伦所处的年代，六七十岁时从法院退休是非常常见的。法官们并不认为宪法规定的终身任命就相当于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在他77岁的时候，沃伦在最高法院已经比大多数人待得都要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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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在1968年作出的退休决定也反映了一个自然且普遍的倾向，那便是应由一个将会继续朝着前法官帮助制定的方向推动法院发展而非试图改弦易辙的继任者来接替他的位置。只有当法官的继任者是由一个观点与法官一致的总统选择的，才更有可能保证这种持续性。除了由共和党人在罗斯福新政前五年任命的那些法官之外，最高法院的成员几乎没有遇到过像1968年春天这样的紧急情况。
在沃伦的首席大法官任期内担任总统的人之中，约翰逊显然是与最高法院和沃伦自身不断发展的法理最为契合的一位。尽管他们的政党背景不同，沃伦和约翰逊对社会正义和政府责任却有着相同的愿景和理解，也有着同样敏锐的政治敏感性。艾森豪威尔缺乏热忱，肯尼迪缺乏强制执行最高法院种族平等判决的政治能力。而约翰逊却展现了超凡的决心，并通过争取成功促成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的通过。这两项来之不易的成果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立法支持，并有效地执行了最高法院以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为开端制定的平等保护原则。凭借这些和一系列其他举措，更无须提他任命阿贝·福塔斯和瑟古德·马歇尔一事，约翰逊始终如一地支持着沃伦和其同仁所推崇的社会进步价值观。 [10]
然而，到了1968年，约翰逊遭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不满。那些认为在改变美国种族关系一事上做得过火的人和那些认为做得还不够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多次城市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军事干预越南一事的性质和花费没有凸显之时，民众们对之并没有太多意见，到后期反对呼声也愈发高涨。1968年2月，在平静的越南新春假期期间，意外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进攻。“春节攻势”爆发的几个月前，白宫和军方还在信誓旦旦地向美国人民保证这场战争即将迎来胜利，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对约翰逊越南政策的不满在“春节攻势”之后迅速激化，显然可见这一“黎明前的曙光”只不过是另一辆列车正在驶近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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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年半前，约翰逊在大选中与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竞争时还赢得了超过61%的支持选票。基于他在约翰·肯尼迪去世后上任第一年获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以及他在大选中的胜利，他在1965年就职典礼上被标榜为那个时代“最有能力的政治家”。然而到了1968年，约翰逊却受到了来自其民主党内部和共和党对手的公开反对。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是一位当时在明尼苏达州之外鲜为人知的参议员，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首个总统初选上对约翰逊提出了质疑，尽管以微弱之差落败，但他的反战意见赢得了不少舆论支持。仅仅在一周内，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就带着他的社会改革和反战议程，宣布自己也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在3月的最后一天，约翰逊表示自己想全身心投入到终结越南战争之中，并宣布他既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下一任期的总统提名。
尽管1968年前几个月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但人们对一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的感觉并没有就此终止。在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不到两周时，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民权倡导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遭到暗杀。很快，气愤的黑人群体就在全国各个城市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动和破坏活动。就在一个粗糙且不明确的休战协议达成后不出几周，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广大民众心目中能够消除日益扩大的种族分歧并终结越南战争的最佳人选——也遭遇了暗杀。在哥哥约翰于五年前遇害后，罗伯特在赢得加州的预选胜利并成为最有希望获得本党总统提名的对象后的当晚在洛杉矶遇刺。首席大法官在几天前还曾对自己的书记官说，他希望肯尼迪能够当选总统。 [11]
罗伯特·肯尼迪从总统竞选中消失，加上共和党领导人选麦卡锡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毫无起色，迅速提高了沃伦长久以来的加州共和党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的可能性。沃伦是来自加州北部的一位共和党进步人士，他在消除党派分歧方面多次作出了成功的尝试，而尼克松则是来自南加州的一个坚决反共的保守派，他强调党派差异，这一点与沃伦正好相反。两人间的交锋在1952年达到了制高点，当时作为州长的沃伦希望在两位主要竞争者罗伯特·塔夫脱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陷入僵局时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让步人选。作为支持沃伦的一名加州代表，尼克松却在第一轮大选投票时暗中破坏沃伦在大加州代表团中的权威，为艾森豪威尔赢得支持，最终使艾森豪威尔在与塔夫脱的激烈竞争中获胜。沃伦在选举中惨败，而尼克松却获得了副总统的提名。两人对彼此的厌恶有增无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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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尼克松开始进行第二次赢得总统竞选的尝试时，他将对最高法院近期方向的批判作为了竞选的一个关键主题。若尼克松在1969年1月入驻白宫，至少接下来四年，且很有可能接下来整整八年的最高法院任命人选都将与沃伦无关。尼克松在不知不觉中推动沃伦作出他的退休决定。而他最后终结沃伦法院时代的几步则更是蓄意之举，尽管公众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沃伦在6月13日和约翰逊会面并在此后寄给他一封仅有一句话的信时，1968年春发生的事件对国家幸福感、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的打击仍在持续，沃伦在信中表示：“根据《美国法典》第371条b款，我在此告知您我准备从美国首席大法官之位退休的意愿，盼批准。”约翰逊在十三天之后告知收悉了沃伦的请求：“一旦出现了能够胜任的继任者，我就接受你退休的决定。”本次通信中有些不寻常的措辞表明双方都同意，沃伦将继续担任首席大法官一职至参议院确认他的继任者为止。过去大多数大法官不是在任职期间去世，就是指出一个具体的退休日期。沃伦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认为，即便是在休庭期间，一个国家也不能没有首席大法官来处理最高法院进行中的事务。他也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希望年迈多病的同仁雨果·布莱克被迫担任代理首席大法官。然而，在1968年6月前，却有一种关于约翰逊的流行观点认为总统正在以非正当手段试图保住支持他的首席大法官，或者至少是帮助他的朋友沃伦保住他的位置，这一怀疑论迅速蔓延了开来。 [13]
关于沃伦打算退休，这样约翰逊而非尼克松就可以任命其继任者的传言最早以书面形式出现是在7月14日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每周政治八卦专栏的正中央，整整占据了两大段篇幅。 [14] 在从底特律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来自密歇根州的新晋共和党参议员在读完这份报纸后立即下定决心，不能让一位业已宣布即将离开白宫的总统再拥有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格里芬（Griffin）本人是一名律师，他必然知道宪法规定总统有任免权，也知道他所拥有的其他宪法权力和责任，此种权力和责任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均不受限制。同时，作为一位精明且雄心勃勃的政客，他也清楚总统的有效权力会随着他任期的结束而缩小。格里芬看到了总统让首席大法官留任到自己所属党派有机会赢得总统选举并安置一个自己人在法官席上的机会和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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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在沃伦和约翰逊公开提及辞职前，格里芬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未经确认的报告”，报告中称沃伦准备离开最高法院，“约翰逊总统可以借此指派下一任首席大法官”。格里芬嘲笑了这一可能性，但他无视了宪法对于法官终身任期的规定以及法官不论何时且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有辞职的自由，更不用说总统在出现空位时有责任任命继任者了。“我想要强调一点，作为合众国的一名参议员，我绝不会表决同意一位跛脚鸭总统对下一位首席大法官的任命。”格里芬宣称这种任命“将使我们的制度失信”并且“会得罪美国民众”。 [15] 来自得克萨斯的约翰·托尔（John Tower）和来自南加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以及来自夏威夷的邝友良（Hiram Fong）这几位共和党参议员都站出来赞同了格里芬的意见。在另一位共和党同僚乔治·墨菲（George Murphy）的帮助下，格里芬在当天就开始着手分发请愿书，寻求更多的支持。 [16]
在格里芬宣布坚决反对一位“跛脚鸭”总统的提名前，约翰逊从未就这一事项发表过任何意见，少有人知道被提名的替代沃伦在最高法院位置的人会是谁。格里芬完全是站在明显的党派立场上，试图阻碍一位即将退休的对立党派的总统任命首席大法官人选，借此，最高法院这一至关重要的位置就可能由一位来自其所属党的人填补。因为约翰逊不得人心，这一“跛脚鸭”论点获得了较强的政治吸引力。然而，这点从宪法和历史上看似乎站不住脚。公认的最伟大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就是在联邦党人于1800年大选中挫败后获得了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任命并经由参议院批准上任的，他们可不期待再次出现执政权力的转移。尽管格里芬的抗议本可能获得一些支持，但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这会在这个坚决的党派中引发弹劾。
但约翰逊并没有因这个就任不满两年的少数党参议员的言论而止步，他在五日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沃伦已经辞职，他的辞职申请将在其继任者确认后生效。总统随后也透露他准备将福塔斯晋升为首席大法官，并提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索恩伯里填补福塔斯的职位。众所周知，福塔斯是一位有名的新政自由派，一名高调的华盛顿律师，同时也是约翰逊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他在三年前经司法委员会一致同意并在全体参议员无争议的口头表决中获批成为联席法官。此刻出现的唯一问题就是，格里芬提出的“跛脚鸭”反对意见是否会流行开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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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议院待了十年后，格里芬于1966年当选参议员。在众议院中，他将自己标榜为温和的共和党人，事实证明他既是有效的立法者也是精明激进的政客。在他的众议员生涯早期，他帮助制定并通过了《兰德拉姆—格里芬法案》（Landrum-Griffin Act ），该法案在反工会议员遭到挫败的时期对于工会领导作出了新的规定。1965年，他协助策划了一场由年轻的共和党人发起的政变，这场政变旨在罢免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Charles Halleck），并让代表毗邻格里芬所在区的密歇根州国会区的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取代他的位置。作为回报，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将格里芬任命到参议院，以填补已逝民主党人帕特里克·麦克纳马拉（Patrick McNamara）最后几个月的有效任期。之后在1966年11月，他以自己的名义当选参议员。格里芬在进入参议院后深知要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曾成功成为国会多数派的一员，也拥有充足的志向再搏一次。沃伦辞职一事为他提供了首个重要的机会。在约翰逊提名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的前两天，格里芬在接受密歇根新闻协会采访时说，“人们现在正处于选择新政府的过程之中。因为‘跛脚鸭’总统在任期接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在美国人民在十一月有机会发声之前——提出这样的任命会让我们的制度失信”。 [18] 为了在总统提名后扩大这一意见的影响，格里芬发表了一篇新闻稿，他在其中指出“耍花招否决人民和下一任总统在此种情况下的选择权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 [19] 他宣布自己准备在参议院讨论时“详细”谈论反对提名一事。到第二天，格里芬的请愿书上已经有十九名共和党人签名，这为他之后要发表的冗长演说提供了保障。 [20]
参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并不鼓励格里芬的做法。德克森已经就支持提名一事和约翰逊达成了交易，他在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的会议上指出，“宪法中并没有‘跛脚鸭’之说” [21] 。他在7月1日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会表决批准两项提名，并且压制任何可能出现的阻挠运动。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批准提名的结果进行了预测并且宣称，在签署格里芬请愿书的参议员中至少有两位已经改变了心意。格里芬则回应称，白宫正在全力以赴获取这场批准战的胜利，这明显暗示着德克森和总统之间为人熟知的亲密关系正在其中发挥着不正当作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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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唇枪舌剑之际，都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当德克森的女婿，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小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 Jr.）在晚餐时表示自己赞同格里芬关于“跛脚鸭”总统提名的观点时，德克森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 [23] 半数共和党成员（其中主要以年轻人居多）都选择追随格里芬。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是民主党阵营内部一个南方保守集团的领导人，他在私下告诉密歇根州共和党人，他和他的南方民主党同僚不想发表任何政治立场，但他们会在最后的决战中助格里芬一臂之力。格里芬即刻就知道这是自己压倒德克森的好机会。 [24]
当司法委员会开放任命批准听证时，德克森和格里芬之间的分歧变得更为明显。在听证会第二天，格里芬重申了自己反对“跛脚鸭”提名的观点，并且以贬低的口吻谈论了福塔斯在加入最高法院前后与约翰逊的亲密关系。德克森作为司法委员会的一员，则表示约翰逊在第二年1月份之前都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不应称之为“跛脚鸭”。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包括林肯在内的许多总统均在最高法院安插过与自己亲近的伙伴或“密友”。这位少数派领袖以讽刺的语气反驳格里芬的观点是“愚蠢且站不住脚的”。一位资深观察家评论道，德克森把格里芬当作他曾经的民主党对手进行言语上的粗暴打击。 [25] 在那时，格里芬对于福塔斯获得任命批准的威胁已经显而易见了。
在发现自己处在所在政党的领袖和民主党多数派的对立面以后，格里芬开始着手展示自己立场的正当性，并通过对福塔斯提出进一步的、更实质性的反对来延缓批准进程。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进行讨论，即使这些反对意见最终都被驳倒了。他让人们重点关注福塔斯在进入最高法院前后作为约翰逊的亲密顾问这一点，并有效地利用了弗雷德·格雷厄姆（Fred Graham）于1967年6月4日发表在《纽约时报周日刊》上的一篇名为《多面的福塔斯法官》的长文。许多法官都曾担任过总统顾问，比如约翰·杰伊（John Jay）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罗杰·托尼（Roger Taney）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也多次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出谋划策，但格里芬对这些先例视而不见，声称法官对总统建言献策违反了“三权分立”的要求。同时，他也继续公开反对“跛脚鸭”总统的任命。认为该项任命也许有待进一步考察的声音逐渐开始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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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在司法委员会的同盟想方设法将法官任命听证程序从原计划的3天延长到了9天。 [26] 参议员瑟尔门德更是在那些来自关心近来最高法院就淫秽作品作出的判决的群体的证词上大费功夫。他们不仅将福塔斯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批判，更是将其作为屡屡推翻淫秽罪名的多数法官中的一员进行批判。 [27] 由于国家政治会议迫使进行8月漫长的休会，加上全国大选在休会前给了国会非常有限的审议时间，阻碍参议院行动的可能性随着参议员每天的持续发声而变得明朗。参议院的规则使得其成员拥有一系列方式延长对任意事项的考虑进程，不仅如此，假如他们能够召集到足够的盟友，甚至可以阻挠参议院的重大行动。随着将近二十名共和党人加入格里芬的阵营以及相当数量的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因其自身理由反对福塔斯，格里芬汇集了足够的力量支持来威胁本次提名。
由格里芬引发的争议最终把福塔斯带到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陷入此种境地的被任命人。在其证词中，福塔斯承认自己就越南问题和城市暴乱问题与约翰逊进行过商议，但他坚持称他们从未讨论过任何可能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司法委员会成员对福塔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盘问，这充分显示了委员会的三位南方民主党人，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主席詹姆斯·伊斯特兰、来自南加州的山姆·欧文（Sam Ervin）和来自阿肯色州的约翰·麦克莱伦（John McClellan）对福塔斯的敌意，这也证实了由民主党转变为共和党人的瑟蒙德的类似态度。参议员瑟蒙德对日渐上升的犯罪率怒不可遏，并且他将之都归咎于近来最高法院的判决，他就法院驳回对一名强奸犯的定罪判决给予了强烈谴责。福塔斯没有对瑟蒙德反对沃伦法院的《马洛里！马洛里！我要让这个词在你耳边不停回响》的长篇大论作出回应，也许是因为这个案件早在他加入最高法院的八年前就已经作出了判决。 [28] 然而，格里芬到此时已经得到了足够多有力的支持者来开展预计三天的委员会听证，并使得提名无法在国家政治会议结束之前被提交至参议院。
7月30日，当格里芬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他仍旧继续以高调的方式冒着高风险反对福塔斯被提名一事。他在讲话中表明，如今最高法院中并没有空余的席位，因为沃伦事实上还未辞职，约翰逊还未完全接受他的辞呈。他取笑了德克森之前形容自己的观点是“愚蠢且站不住脚的”一事。这位密歇根州的参议员还进一步指控总统凭空造出了一个空位，并且其选择福塔斯和索恩伯里“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私交甚好”。格里芬称一位总统一次任命两位密友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还预测反对阵营将会占上风：“在这场战役中，我们是对的一方。因为我们是对的一方，时间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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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8月休会期间，对于福塔斯提名的批判浪潮再一次高涨。参议员欧文发表了长篇大论谴责福塔斯，并含蓄地批判了沃伦法院，因为“其有意背离宪法的宗旨和历史，并且在有必要得到某一期望结果的情况下，将过去法院作出的优良先例都弃为司法垃圾”。十几年来，欧文一直都是参议院中最坚定地捍卫南方迅速削弱种族主义安排的人之一，他将自己的怨气都发泄在了福塔斯对于一系列依据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例作出的自由表决上。这位北卡罗来纳州人还贬低了福塔斯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 ）和其他被告权利的判决中的立场。对于欧文而言，沃伦法院不但没有将宪法应用于现代环境，反而在与由来已久的先例背道而驰。 [30]
在福塔斯结束在司法委员会作证的当天，格里芬获得了一个对付这位法官的强有力的新武器。劳伦斯·迈耶（Lawrence Meyer）是格里芬的一位下属，他接到了一名男子的电话，这名男子坚持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宣称自己从一位朋友那得知福塔斯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研讨会上授课。而据他的朋友称，其中的金钱问题非常可疑：福塔斯将从为期9周的研讨会中获得15000美元的酬劳，而这笔费用是由福塔斯之前的合伙律师保罗·波特（Paul Porter）从其事务所的客户中筹集的。迈耶立刻向格里芬报告了此事，格里芬在7月30日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中回答了一个问题，他神秘兮兮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真相尚未全部浮出水面。” [31] 在迈耶暗中通知《纽约时报》的记者弗雷德·格林厄姆（Fred Graham）调查此事并且进一步和其同事讨论如何将格里芬认为证据不够充分的美国大学一事公之于众之后，他与参议员欧文和瑟蒙德分享了自己得到的消息。瑟蒙德说服法学院院长B.J.滕纳里（B. J. Tennery）在9月13日恢复的法官任命听证会上担任首个证人。滕纳里的证词将整件事公之于众，并为坚决反对福塔斯的对手们提供了新鲜的有力证据。 [32]
格里芬和瑟蒙德过去一直计划着让福塔斯在总统准备国情咨文讲话过程中提供建议一事以及最高法院近来的淫秽作品案件的判决成为9月司法委员会听证上的焦点。 [33] 他们没有忽视这几个问题，但当滕纳里院长就美国大学研讨会提供的证词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后，他们也转变了焦点。 [34] 没有证据证明福塔斯有任何非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当研讨会基金的捐助人牵扯进法院案件时，没有人指控福塔斯未能回避审判。接受付费演讲以及参与授课，尤其是在夏季休会期间，在法官中并不少见，尽管这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同年夏天，威廉·布伦南法官也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了一门课程，而此事并没有引起任何轰动。尽管福塔斯获得的15000美元的酬劳非常可观，但大学花重金请名人去其学院讲课也大有先例。事实上在三年前，纽约州教育理事会批准了十个教授职位，以每年100000美元的薪酬招聘知名人士，以提高州大学的能力。 [35] 大学接受捐助来支付教授报酬以及安排各种形式的特殊课程都是相当普遍的。然而格里芬却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以这种方式补充他39500美元的薪资是不适宜的。政治和社论的反应很快就会证实他的判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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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格里芬呼吁撤回对福塔斯的提名。他将这位法官获得的高昂报酬被揭露一事称为“最后一根稻草”。由于福塔斯拒绝重返司法委员会就其与法院无关的行为进一步作证，格里芬下结论称参议员们应当消除对福塔斯的行为是否恰当的疑虑。“只要我们没有掌握全部的事实，”他露出底牌称，“我认为参议院就没有理由着急投票表决。” [37]
尽管格里芬、瑟蒙德、伊斯特兰、欧文和麦克莱伦作出了大量努力，司法委员会最终还是以11∶6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福塔斯的提名并将其推荐至参议院。然而反对该项提名的人可以抓住其领导人保证的在该提名被交至参议院表决前的两个月的拖延期内发生的各种事情做文章。除了对那些坚定的共和党人以外，格里芬最初对“跛脚鸭”提名的反对意见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之后他渐渐将矛头转向对福塔斯作为总统顾问、在一些有争议的淫秽作品判决中加入沃伦法院的多数意见以及接受美利坚大学的高额报酬的不当行为的指控。对于上述每一个事项都存在合理解释，但这些解释不是没有人提出就是徒劳无用。当福塔斯的提名被提交至参议院时，它所获得的支持就不足以和对手抗衡了。
格里芬占据上风的第一个明确信号出现于9月27日，那是参议院就提名进行辩论的第三天，德克森在当天表示其关于福塔斯有了新的问题。这位间接向格里芬表示轻视的少数派领袖称，“关于任人唯亲的指控似乎已经消失了”。接着他嘲笑被揭发的美利坚大学研讨会事件“最多属于行为不检点”。然而，德克森在之后表达了对近期最高法院对威瑟斯彭诉伊利诺伊州案（Witherspoon v. Illinois ）判决的顾虑，法院以反对死刑的候补陪审员被排除陪审团之外为由推翻了一名芝加哥警官因谋杀罪获死刑的判决。德克森表示，在其担忧得到解决之前，他将支持参议院继续审议。尽管没有承认其资历尚浅的年轻同僚的胜利，但从他反对结束争论的立场可知，这位少数派领袖还是暗示格里芬已经赢了。 [38]
密歇根州的资深参议员及民主党人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是司法委员会的一员，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他广受两党同僚的喜爱，1977年退休后，他们一致同意给予他一个难得的殊荣：为其命名一幢新的参议院大楼。哈特提醒参议院注意，沃伦的辞职、约翰逊的提名、福塔斯在法院以外的行为或是法官的判决均不涉及任何史无前例或法律上的不正当行为。他尤其批评了参议员瑟蒙德形容福塔斯为淫秽作品供应商的言论。哈特指出，瑟蒙德所不满的这些案件都是基于法律程序而非内容进行判决的，至于另一个金斯伯格诉纽约州案（Ginsberg v.New York ），福塔斯判决州警察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被用于保护父母与子女免受淫秽作品的伤害。 [39] 尽管如此，他依旧无法阻止人们持续减少对福塔斯提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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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在哈特和格里芬发表完最后一轮演讲后，参议院就停止对福塔斯提名进行辩论的辩论终结申请进行了投票表决。格里芬在其陈述中指出参议院在提名辩论上仅仅花了四天时间，他的同僚中至少还有十三个人希望发言，而且目前也没有采用任何拖延战术。 [40] 他并没有承认众所周知的一件事：随着竞选的到来以及参议员们都赶着回家参与竞选，在旷日持久的委员会听证过后再试图延长讨论期限事实上是在阻碍议事进程。尽管辩论终结以45∶43的微弱多数获胜，但却距离提名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还差14票。民主党人的倒戈与缺席，和共和党人坚定的反对立场一起，都注定着约翰逊对首席大法官的选择将陷入绝境。
在意识到继续斗争徒劳无用后，福塔斯要求约翰逊撤回提名。他在给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继续花费精力来确认这项提名，即便最终成功了，也会导致外界对最高法院的持续攻击，这些攻击有时候会非常极端，完全超过合理的批判范围”。 [41] 约翰逊遵从了他的意见，当最高法院于10月第一个星期一开始其新的开庭日后，认为自己身后还有一堆麻烦事的福塔斯回到了自己的联席法官之位。他在过渡期对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友好的听众们说：“我会坚持下去的。”台下的观众起立欢呼长达三分钟以示致敬。 [42]
来自密歇根州的初级参议员并没有就这样放过阿贝·福塔斯。在辩论终结表决结束后的两周内，格里芬加入了撰写一本关于福塔斯案的书的讨论之中。一位博学多识的文学顾问就如何以能够引起读者对其中心角色的关注而不表现得太过傲慢的方式写作给出了详细的建议。这本书将着重描写对福塔斯提出的所有一连串问题以及该法官未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43] 这位参议员有理由希望公众，尤其是他的选民们能关注到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版本，因为他有理由担心自己阻挠福塔斯提名的行为已经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强调福塔斯的缺点将会显示格里芬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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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这位共和党人所在的州一直都以民主党派占多数，他从一开始就因帮助阻挠福塔斯提名而受到了本州报纸的强烈谴责。即便是可靠的保守派报刊《大急流报》（Grand Rapids Press ）也因他最初提出“跛脚鸭”理论和任人唯亲的观点而被贴上了荒唐的标签。该报断言，“提出任何一种异议对格里芬都没有任何好处”。在发现格里芬没有质疑福塔斯的能力后，该报在社论中称，“这是带着复仇心理在和最高法院玩弄政治”，并推断道，“格里芬和其密友显然是想通过把首席大法官之位推到风口浪尖来为接下来的总统竞选增加筹码，这是对最高法院和法官的贬低，也会使愤世嫉俗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政治手段”。 [44]
之后该报又进一步批判格里芬“过分投身于反动的民主党南翼而有损其所在党的事业”。 [45] 密歇根州最大的报纸《底特律自由报》（The Detroit free Press ）同意这一观点。其对格里芬加入参议员瑟蒙德和埃尔文阵营的行为进行了抨击，称他们是阻碍多数派行动的“参议院中最为偏执且不负责任的几个成员”。“我们不能让一个总统在卸任前六个月就停止正常工作，”社论中如是指出，同时其也斥责了格里芬在没有提出证明福塔斯不称职的证据的情况下还继续阻挠提名的行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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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担任美国律师协会会长的底特律律师威廉·T.戈塞特（William T. Gossett）很快就为其所在州对于格里芬的批判注入了一个重要的声音。在接受《自由新闻报》（Free Press ）采访时，他不仅公开支持了福塔斯，还称格里芬阻挠提名的行为“配不上一名美国参议员的身份”。 [47] 之后，当福塔斯要求约翰逊撤回其提名时，《大急流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认为在议会中发表的冗长演说是那些出于自己自私的政治目的而阻挠多数人意愿的人的权宜之计，根据目前发生的一切，我们也找不到理由改变这一看法”。 [48] 格里芬显然对遍布密歇根州的有影响力的声音大失所望，目前也面临着重建自身在选民中的信用的挑战。
一本阐明反对福塔斯一事的书能够对格里芬大有助益，同时还能帮助他赢得那些曾在提名批准战中与他为营的人的感激。当然，对那些曾阻挠福塔斯登上首席大法官之位的人而言，若有机会作出一个关于该法官确实不适合这一职位的更为确凿的说明将更有帮助。当格里芬在寻求著书的可能性时，他深知仍需要对向福塔斯提出的指控进行探究，这些指控将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比提名批准战中出现的还要严重。事实上，被披露出来的新问题最终使格里芬不再有必要完成他设想要撰写的书，也保证了这本书永远不会问世。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公开的事实将使福塔斯从无法踏上最高法院中央席位的失落转而陷入若不立刻辞职就会遭到严重的弹劾威胁的灾难境地。
在福塔斯提名被撤回的五周后，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格里芬获得了一个赏识他的盟友。尼克松从一开始就赞同格里芬的“跛脚鸭”论点，然而在他只是区区一个候选人时，为了不表露出自己善于操纵政治以及为自身利益采取阴险手段，他有意没有参与到福塔斯的争议之中。 [49] 与此同时，他还在暗中给予反对批准提名的人以支持。 [50] 不仅如此，他还在竞选时继续承诺改革最高法院，以重建“法律和秩序”，这个聪明的说法显然是为了平衡少数群体的要求和对被指控罪犯因沃伦法院的裁决而获得的大幅增加的保护。尼克松知道，要想得到这一结果，他必须尽可能且尽快地改变最高法院的成员结构。
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意识到，约翰逊目前并不是真正的“跛脚鸭”，他可能仍没有放弃任命一个新的首席大法官的努力，尽管可能不会再提名一个关系亲密的私人朋友。德克森与约翰逊依然交情甚好，他向其共和党少数派的一些同僚透露道，总统正在考虑提名前联席法官阿瑟·戈德伯格。作为福塔斯在最高法院的前任，戈德伯格之前在约翰逊派其担任联合国大使的要求下不情愿地离开了法官席。早些时候，就连格里芬也认为这位前法官可以轻易地获得提名批准。德克森在1月时暗示要在约翰逊卸任前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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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采取行动压制在最后一刻任命的任何可能性，尼克松精明地要求厄尔·沃伦在春季继续留在首席大法官的位置上，以给自己提名和参议院批准一位新的首席大法官留足时间。 [52] 尼克松和沃伦达成的协议最终给了那些总是过早抱怨的人一个虚假信号，即沃伦已经发表了他的辞职声明，除非出现了符合他心意的人来顶替这一位置，否则他可以随时撤回这一声明。私下，这位首席大法官已明确表明这不是他自己的意图。 [53] 既然沃伦之位现在由他自己来填补，尼克松可以将注意力直接放在替换最高法院其他成员的可能性之上，从而推进他的“法律和秩序”议程。然而，和其他总统不同的是，尼克松并不愿意耐心等候年长的法官不可避免地离开最高法院。
福塔斯的弱点在提名战时已经暴露了，但他仍是一个合适的靶子。事实上，在新的尼克松政府于1969年1月20日上任后，这一目标将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这位法官的可疑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并不违法但却很难解释也很容易遭到谴责——已经成了构成一个高度曝光的丑闻的基础。众议院的议员们开始讨论弹劾，还有一些议员已经开始准备弹劾决议。
福塔斯遭遇的新一轮困境围绕他和金融家及慈善家路易斯·沃尔夫森（Louis Wolfson）的关系而展开。沃尔夫森在建造业、造船业和多元化投资领域赚取了好几百万美元，他和福塔斯一样是定居在南美的白手起家的犹太移民的儿子，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了福塔斯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客户。在进入最高法院后不久，福塔斯同意担任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的顾问，该基金会旨在处理民权、青少年犯罪和社会福利几大问题。福塔斯同意就基金会在慈善方面的工作在其擅长的领域提供咨询意见，他将终生（事实上甚至更久）获得每年20000美元的费用：若他的妻子活得比福塔斯更久，她每年将继续获得同样的金额。
在短短几个月内，沃尔夫森和一个生意伙伴均因未对公司股票的预售进行注册而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沃尔夫森最终被起诉，并于1967年被判有罪，且在最高法院拒绝复审后受到监禁。1966年6月，远在沃尔夫森案被提起诉讼前，福塔斯法官就推断自己已不再适合继续参与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的事务。他终止了相关工作并在年底之前退还了业已收到的20000美元。在其加入基金会期间和退出之后，都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福塔斯曾为沃尔夫森参与过法律工作或曾代表他向政府求情。他也没有以法官的身份审理过任何一起与沃尔夫森的事务相关的案件。这整个故事看起来似乎都无关紧要且已经被人遗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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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在格里芬阻挠福塔斯提名的努力达到顶峰之际，参议员办公室收到了一个匿名消息，其中提到福塔斯与目前被判违反证券销售规定的沃尔夫森有牵连。 [55] 在煽动联邦调查局开展调查告败后，格里芬没有公开披露这一匿名消息，尽管它很有可能可以帮助仍处在争议之中的案子确定下来，从而一起反对福塔斯提名批准一事。 [56] 然而，在福塔斯提名撤回后的几周内，这个故事却不知怎么地传到了威廉·兰伯特（William Lambert）耳边，他是《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 ）的一名记者，专门负责挖掘知名人士的金融违规行为。长期以来都在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获得信息来源的兰伯特试图找到另一个可靠来源以证实自己获得的有关福塔斯的消息，这样他就可以说服《生活杂志》的编辑发表他的故事。《生活杂志》的这名记者起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将这个故事一直搁置到了次年的4月份。 [57]
在1969年4月10日，兰伯特见到了新上任的负责司法部刑事部门的助理总检察长威尔·威尔逊（Will Wilson）。兰伯特和威尔逊交换了关于沃尔夫森和福塔斯的信息。威尔逊随后展开了司法部调查，并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内证实了兰伯特所说的支付20000美元的故事。司法部实际上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证据，但它的支持却使兰伯特获得批准进以散播这个可能摧毁福塔斯所剩无几的名誉的故事。 [58]
据当时任总检察长副助理的约翰·迪恩（John Dean）称，他的上级在处理福塔斯案时比较谨慎。他们知道威胁司法独立所固有的危险，更不要说离间最高法院的一名在席法官了，同时他们也承认司法部在碰到此类问题时向来如此犹豫不决。 [59] 然而，尼克松从未停止考虑更换法官一事。在4月22日与国会领导人的会晤中，尼克松总统听了德克森的发言，他指出若总统真的希望出现一些有争议的劳动立法以限制普遍的罢工纠察，就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最高法院。尼克松回应道，“给我们一些时间”。他没有就自己到底打算花多少时间给出任何提示。 [60]
总检察长米歇尔要求领导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助理总检察长威廉·雷恩奎斯特决定假设他们对福塔斯了解的最坏情况确实无疑的话司法部该怎么做。在5月1日向米歇尔提交的备忘录中，雷恩奎斯特引用了一个控告和起诉一名在席法官的先例。随后他提出了一个以干预政府处理沃尔夫森股市行为的案件为由起诉福塔斯的计划。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项指控，米歇尔却威胁要发起指控，除非福塔斯从最高法院辞职。为了进一步对福塔斯施加压力，司法部重新审理了一个涉及其妻子卡罗琳·阿格（Carolyn Agger）和其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因不够格被解雇的法律合伙人保罗·波特的老案子。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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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5日，《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最高法院的福塔斯：道德之问，是法官也是股票操纵者》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开篇承认最高法院驳回了沃尔夫森对其定罪的上诉，也承认福塔斯回避了他之前所在的律所客户的这个案件。尽管没有指控福塔斯犯有任何具体不当行为, 兰伯特将福塔斯收受并于之后返还来自沃尔夫森家族的20000美元一事作为他口中的这个法官与一个在兰伯特看来商业生涯十分阴暗的商人之间的“可疑关联”的证据。 [62]
记者在整篇报道中含沙射影地塑造了福塔斯的负面形象。在注意到福塔斯无需解释就有合理理由自请回避沃尔夫森案后，兰伯特却暗示其行为不当。他写道，“事实上，除了他前律所的关系外，福塔斯法官还存在回避审判路易斯·沃尔夫森案的其他理由”。为了给他的调查和故事增添分量，兰伯特接着写道，“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生活杂志》发现了福塔斯在成为国家最高法院一员后还和沃尔夫森存在私下联系的证据”。他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比如用冷嘲热讽的修饰语对福塔斯已经承认的事情表示怀疑：“表面上，福塔斯法官收费担任基金会的顾问，就资金用于慈善教育和民权项目的方式提供建议”。
随后兰伯特提到了一个重点在于沃尔夫森持续且多次卷入官司的商业生涯。与此同时，他还用贬损的词藻形容福塔斯为约翰逊所做的工作。他说福塔斯在1964年未能成功帮助一名白宫的同性恋工作人员一事是为了压制一个关于“约翰逊的助手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触犯法律”的不明确罪行的新闻报道。兰伯特对于福塔斯的参议员对手的战术轻描淡写，并称福塔斯在加入最高法院后继续插手白宫事务这一严重不端行为“最终让他陷入麻烦并付出了失去首席大法官之位的代价”。
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兰伯特也承认，“很难确定沃尔夫森和福塔斯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生活杂志》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指控沃尔夫森聘用福塔斯解决他的案子的证据”。然而，在声明了这一点之后，这位记者却又继续用长篇大论列出了从不同渠道得来的无关细节，以此表明福塔斯确实有不当行为。福塔斯曾将沃尔夫森基金会的20000美元预付费用存在自己的私人银行账户而非其前律所的账户，并从同一个私人账户将这笔款项退回，这一事实引人怀疑。甚至更多人开始关注福塔斯前往沃尔夫森位于佛罗里达的马场旅行一事，福塔斯之前称两人在短暂见面期间几乎没有讨论基金会的事务，但兰伯特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这名记者利用了沃尔夫森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案中的法律程序与一个福塔斯曾谈起过此事的未经证实的指控之间的巧合。这一指控出自沃尔夫森的一名同事之口，他凭借对沃尔夫森作有罪答辩及作证要求换取从轻处罚。在该文末尾，兰伯特基于自己的判断，即福塔斯收到的预付律师费数额大得可疑且归还得不够及时，并基于沃尔夫森和其同事都在不同时间声称他们有身处高位、可以帮他们解决麻烦的朋友这一事实，对福塔斯一案给出了结论。兰伯特含沙射影的长篇大论既没有解释为什么福塔斯完全没有代表沃尔夫森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位金融家未能逃脱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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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伯特给机会让福塔斯对这篇文章中的指控发表评论时，福塔斯以一种事后被证明比这名记者所揭露的一切更具破坏力的方式进行了回应。在他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写给兰伯特的信里，大法官只承认了沃尔夫森告诉过他基金会的活动，当其他人在讨论基金会工作时他也在马场。但他既没有承认自己积极参与了这些谈话，也没有对他曾签订，但后来终止的合同有任何说明，更没有提到这份合同中有终身为其和其妻子每年支付费用的规定。这篇文章刊发时，福塔斯还处在糊涂之中，他告诉一个记者，曾有人向他提供一笔费用，但他没有收，他以为过了几个月才将款项退回的事也不值一提。 [63] 福塔斯显然是认为，既然他已经废除了合同，最终也分文未收合同项下的钱，在他给兰伯特写那封信时这件事就不复存在了。他的语义、聪明、准确和误导性的话语最终害了他。
不论兰伯特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故事作为法律论证是多么问题百出，它确实成了毋庸置疑的政治轰动事件。这篇文章在刊发的当天就引发了尼克松与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在白宫举行的每周例会上的激烈讨论。众议院少数派领导人杰拉尔德·福特报告称其已经研究过了弹劾程序，认定弹劾理由不限于可公诉罪行，并发现一个众议员就可以发起弹劾诉讼。从福特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之前对弹劾一无所知，但现在已作好了开始研究它的准备。参议院少数派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是在场的唯一一个曾在一个弹劾案期间在国会中任职的代表，他怏怏不乐地回忆了1936年众议院弹劾霍尔斯特德·里特法官的过程。德克森称其再也不想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他也告诫在座的各位放慢步伐。在其他几位国会领导人提出对福塔斯继续施压后，总检察长米歇尔神秘兮兮地建议他们“守口如瓶——好戏还在后头”。之后，尼克松本人在结束讨论时将福塔斯称作最高法院最富有的人以及或许是最杰出的成员，并对他为何会考虑收下沃尔夫森给的费用表示了困惑。 [64] 总统的评论似乎旨在让国会领导人关注福塔斯的道德问题。整场讨论对政府在诋毁法官或强迫其辞职方面发挥的作用都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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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伯特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刻画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法官形象，这得罪了不少在上一年支持福塔斯的人，也激怒了那些反对他晋升为首席大法官的人。当参议员格里芬再一次走上舞台中央时，这一次他的议程就成了弹劾福塔斯。在兰伯特的文章正式发表那天，格里芬和他的新盟友——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小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 Jr.），曾经的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孙子及1952年总统候选人的儿子和同名人，共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以强调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格里芬指出关于20000美元费用更多的细节仍有待披露，而塔夫脱则预测除非出现一个对于这笔资金的合理解释，否则众议院就将表决通过弹劾福塔斯的提案。格里芬随后作出结论，福塔斯可以通过辞职避免被弹劾。 [65] 国会的其他几个成员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很快，标题为《大法官福塔斯面临国会弹劾威胁》的新闻就出现在了公众面前。 [66]
三天后，塔夫脱和格里芬提出了一项明显针对福塔斯的法案，要求外部年收入超过15000美元的联邦法官应每年向美国司法大会上报此种收入及其来源。法官们还需要上报10000美元或以上的财产持有以及任何财产共有情况。 [67] 在争取到众议院少数派领袖杰拉尔德·福特的帮助后，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推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这一法案举行听证会。他们未能说服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伊曼纽尔·塞勒做此事，但却强化了法官收受外部收入是不恰当行为的概念，尤其是在11月召开的司法大会采纳了对下级联邦法官的这一要求之后。 [68] 尽管格里芬-塔夫脱法案没有得到通过，但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福塔斯的所作所为缺乏正当性的印象，也为他的解职提供了理由。
当福塔斯还任最高法院法官时，总检察长米歇尔——理查德·尼克松在内阁中的心腹，为了把福塔斯赶出最高法院，千方百计地在背后作梗。在5月6日举行的白宫会议上，米歇尔没有向共和党国会领导人透露他正在做什么，事实上他在按照格里芬的提议，以弹劾作为威胁迫使大法官辞职。在助理总检察长威尔逊首先和兰伯特就其故事进行了谈话并将他们的对话内容报告给总检察长后，米歇尔本人就开始挖掘福塔斯与沃尔夫森的关系了。他和沃尔夫森的律师威廉·比特曼（William Bittman）进行了商谈，提出若其配合在《生活杂志》的文章发表后进行的一个联邦调查局采访，则将酌情减轻对沃尔夫森的刑罚。沃尔夫森将在服满18个月的刑期后获释。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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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生活杂志》的文章发表后一天，美国国税局获得了来自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的传唤文件，其中包括福塔斯的合同。国税局迅速将其获得的材料移交给了司法部。这些首次披露兰伯特所认为的一次性付款的文件的确是福塔斯未披露的与沃尔夫森约定的预计终身费用安排的第一期款项的证明。尽管这些文件不是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但其着实表明了福塔斯先前未坦率地说明自己与沃尔夫森之间“中途流产”的关系。首先对于米歇尔而言，以及此后对其他人而言，福塔斯在之前未披露的原始合同的长期性质着实有些惊人。 [70]
就在同一天，白宫放出了尼克松总统在前一天敦促国会领导人不要“鲁莽行事”——过早启动对福塔斯大法官的弹劾程序的消息。尽管有证据表明这话出自德克森而非尼克松之口，但明显可以看出，尼克松总统试图表现得谨慎且具有政治家风范。通过巧妙地让人们忽略他所提及的这个方法的威胁性，尼克松确保了他们不会产生什么别的想法。弹劾福塔斯迅速成了华盛顿讨论的热点。 [71] 格里芬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他告诉大众，因为自己手中持有的对福塔斯不利的信息已经受到了生命威胁，并再一次敦促福塔斯辞职以免受到弹劾。 [72]
米歇尔当然知道美国国税局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司法部可以用于起诉一个罪行的可靠证据，否则他早就着手准备起诉书了。他肯定也知道自己缺乏证明可弹劾行为的确实证据，不然早就采取行动将其公之于众并呈交众议院了。总检察长所获的信息不过是能够在首席大法官之位争夺战和《生活杂志》的故事所创造的情况下，让福塔斯和沃伦法院陷入困境。
总检察长马不停蹄地开始一个不合常规但却切实有效的冒险行动。在纽约进完晚餐后，他连夜赶回了华盛顿，在看到沃尔夫森的文件后，他和首席大法官沃伦预约了第二天的秘密会见，当时是沃伦在最高法院任期的最后几周。5月7日中午十一点半，米歇尔在最高法院拜访了沃伦，并花了四十分钟时间向其展示了福塔斯与沃尔夫森的合同以及相关文件。众所周知沃伦有着强烈的司法职业道德，仅仅支持一小部分的法庭外行为，他对福塔斯和沃尔夫森之间的协议大为震惊。尽管根据米歇尔所提供的材料可以明显看出福塔斯时隔五个月终止协议并归还对方所付款项的行为是有效的，但这却未能减轻首席大法官内心的担忧：若公开该信息，最高法院在全国的声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创。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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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将这个问题留给了最高法院的资深成员雨果·布莱克，让其和福塔斯谈谈并鼓励他主动辞职。兰伯特故事的持续余波促使两党国会议员呼吁福塔斯离开最高法院。在与福塔斯进行了两小时的会面后，布莱克没有加入这一行列。威廉·道格拉斯，福塔斯曾经在耶鲁大学的老师及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到后来最高法院的同事，也没有加入。最终，沃伦召集所有法官于5月13日星期一上午进行了一个特殊会议，在会上和法官们分享了米歇尔提供给他的资料。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的合同无疑是核心问题。福塔斯回应称自己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但他也承认自己对最高法院的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后他说自己已经作好了离开最高法院的准备。没有一位同仁，尤其是首席大法官沃伦，试图劝阻他。 [74]
当福塔斯准备离开时，他的决定只有最高法院的成员们知道，外界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迫使他辞职。《生活杂志》上的文章里包含的信息，据公众所知就是福塔斯和沃尔夫森之间的关系，而这已足够引发一轮持久的批判。来自爱荷华的众议员H.R.格罗斯（H. R. Gross）最终迈出了他和其他人早前威胁过的一步，即提出一个要求弹劾福塔斯的议案。 [75]
5月14日，福塔斯向总统发出了辞职信。白宫没有选择立即公布此事，以免转移人们对尼克松就越南战争进行电视直播演讲的注意力。尽管官方保持沉默，总统的参谋长却迅速将此事告知了米歇尔。这位总检察长召来了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并宣布这个场合需要喝一杯来庆祝。当总统在演讲准备的间隙来电祝贺干得不错时，他们的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 [76]
第二天早上，《洛杉矶时报》还报道了福塔斯和沃尔夫森签订的合同。这个新闻显然是基于司法部或白宫提供的信息撰写而成，文中没有提到沃尔夫森在宣誓后作出的关于福塔斯没有在其任何法律问题上提供帮助的辩解证词。福塔斯不愿再等待白宫声明的发布，直接让最高法院的新闻办公室宣布了他辞职一事。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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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后，在6月6日，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们祝贺厄尔·沃伦退休。布伦南大法官在总统红杉游艇上为法官们和他们的妻子安排了一个晚宴。当他们沿着波多马克河岸巡游时，道格拉斯大法官向首席大法官赠送了一份告别礼物。十二位曾和沃伦共事过的在任的和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起出资为他们这位酷爱猎鸭的同事定制了一把温切斯特连发步枪。当布伦南集资准备这份礼物时，福塔斯还是最高法院的一员。 [78]
几天后，在6月23日，沃伦迎来了在最高法院的最后一天。他收到了来自最高法院同事们的写满了钦佩和祝愿的传统信函。由于福塔斯的辞职，这封信上只有七个签名，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八个名字。这个本有望接替沃伦成为首席大法官的男子未能签署自己的名字。 [79] 就连庆祝沃伦在最高法院的职业生涯结束的这个最后一幕也似乎在提醒人们，福塔斯在几周前因为受到弹劾威胁而被迫离开一事是多么随便而没有尊严。
人们也普遍认为阿贝·福塔斯如此耻辱地离开最高法院归咎于这位大法官自己的不明智行为。他为参与报酬颇丰的法庭外工作所作的安排测试了司法职业道德标准的界限。这些标准告诫法官们不要承担那些会干涉或看起来会干涉他们合理履职的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尤其是警告法官们严禁参与涉及或有举止不当可能的行为。
无论是福塔斯的美国大学研讨会，还是他参与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一事，从表面上看都不是什么有违道德的行为。许多法官都会在法学院和其他地方发表演讲或授课，他们也会因此获得相应的报酬。最高法院成员担任非营利性组织董事会成员，不论是否有酬劳，也并非是闻所未闻的事。由于福塔斯经常在涉及其曾经就职的律所的客户的案件中主动申请回避，对此次研讨会的所有捐助人和沃尔夫森亦是如此，就无法以任何实质罪名对他提起指控。
即便如此，基于看到的这些情况，福塔斯还是不堪一击。研讨会的酬劳似乎多得惊人，来源也很可疑。和沃尔夫森之间的协议一经充分披露，因其规模和提供者的身份而更显可疑。福塔斯没有在上述问题一开始曝光时就对其作出迅速、充分且坦诚的解释，这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然而，让福塔斯彻底翻不了身的还是对他名誉源源不断的诋毁，这源自纯粹的党派动机，即为了空出首席大法官之位，以便另一位总统来决定其人选。罗伯特·格里芬反对林登·约翰逊提名首席大法官的运动甚至早在被提名人公布前就已经成形了。在提名出来后，格里芬就立即加紧步伐寻找能够用于反对福塔斯的论据。为了在政治上伤害被提名者，他们提出了多个指控，一开始指控总统任人唯亲，随后又质疑被提名者参与的刑事诉讼程序和淫秽判决。此种显而易见的党派主张看起来加深了对福塔斯的反对意见，但事实上并未激起大的水花。而对政治感兴趣的反对者们利用了在反对首席大法官提名战后期爆发的美国大学研讨会一事，并凭借其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并没有人去深思熟虑地挖掘司法职业道德的微妙复杂的参数，而是将一个故事简化到极致并拿它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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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由谁任命下一任首席大法官的党派之争最终由于政治日程的限制而收尾。胜利者并不是因为提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案子而获胜，而是通过采取计谋以确保在提名确认前时间就会耗尽。福塔斯的对手也受到了人们对于其拖延战略的批判。因此，这刺激他们继续寻找更多不利于福塔斯的有力证据。不仅如此，他们成功地将福塔斯赶出最高法院中央席位一事也鼓励人们相信，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重组最高法院是有可能的。
对福塔斯大法官的持续密切调查也揭露了另一个可疑行为，也就是他和路易斯·沃尔夫森之间的联系。为了使人们相信司法部手中关于福塔斯和沃尔夫森关系的证据比实际拥有的还要多，威廉·兰伯特记者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刊发了这篇文章，而这故事也反过来带来了更多对福塔斯不利的信息。不论塑造这个故事的方式有多么不可靠，但其面世后确实为议员们开始为若福塔斯大法官不辞职就对他进行弹劾做准备提供了基础。《生活杂志》的这篇故事发表之后，司法部可以要求获得那份证据确凿的合同并将其作为大法官行为不当的新证据，而不是一份失效的且最终没有执行的协议。与此同时，已经进了联邦监狱的沃尔夫森之前曾告诉司法部律师，福塔斯没有对其法律问题提供任何帮助。而司法部似乎对沃尔夫森这一为福塔斯开脱的证词并没有任何兴趣。
在总检察长米歇尔向厄尔·沃伦展示这极具破坏性但无法证明有罪的证据后，这位首席大法官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分享给了整个法院。福塔斯没有从其受到震惊的同仁们处获得任何同情。不论众议院是否会投票弹劾或参议院是否会对其定罪，这都无从得知，但前景无疑都对福塔斯辞职的决定施加了重压。在忍受了将近一年人们对他和林登·约翰逊的关系、他作出的司法判决和他的私事愈演愈烈的批判声以及面对自己和最高法院的名誉可能将进一步受损的局面，福塔斯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位并接受辞职所必然会带来的公开的难堪。这位沮丧的大法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的采访时说道：“如果我继续留在最高法院，这场宪法对峙还将持续上数个月。那简直是地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选择这么做。”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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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塔斯事件表明，弹劾并不完全像前十年被称为的那样是“生锈的枪”，也不是最终流产的弹劾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运动似乎证实的那样。相反，弹劾仍然是一个有效武器，而其威胁不过可能是使一位受波及的联邦官员离位并推进其他政治议程。对那些之前被认为超出公众关注范畴的事项进行持续调查可能提供将地位稳固的官员逐出其位的方式。发起福塔斯调查的人以及当时因这么做广受批判的人——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最终因为“基于事实的推理和合理的判断”赢得了赞誉。 [81] 第二年，仍在第一个任期的格里芬上升到了他所在党的第三高领导地位。在少数派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去世之后，他的参议院共和党同僚推选格里芬成为政党负责人。
新当选的尼克松政府似乎通过打造一个不利于福塔斯大法官的局面并让整个最高法院站在他的对立面而获利更多。尼克松政府凭借提高弹劾的可能性刺激了福塔斯的辞职。在他上任不到4个月时，这位新总统除了任命一位新的首席大法官之外，还获得了任命第二名大法官的机会。沃伦和福塔斯的接替人是两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有了这两位更符合他心意的大法官，尼克松就有了一个意外的先机去按照他先前的承诺重塑最高法院。然而很快事实就证明，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政治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
和阿贝·福塔斯有关的这场持久斗争最终改变了批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程序。在1968年之前，20世纪的多数最高法院批准程序都进行得非常迅速且几乎都是例行公事般地确认总统的选择。福塔斯自己在1965年被批准担任陪审法官的过程就相当典型，在提名后不到两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花了三小时时间举行了听证会，随后整个参议院迅速口头表决批准了对其的任命。 [82] 1968年福塔斯提名战中出现的延长听证和辩论开创了更严格的资质审查纪元。对福塔斯的调查并没有随着对首席大法官之位的竞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一直持续到他和沃尔夫森的关系被曝光以及这位大法官主动辞职，在这期间出现了诸多关于1965年和1968年对其资质的审核是否足够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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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塔斯大法官并不是唯一由于不光彩离开最高法院而蒙受屈辱的人。整个参议院，尤其是司法委员会，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而且败得很彻底。参议院感到气愤和尴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让一个得到首次批准不满四年且被考虑担任首席大法官之位不满一年的法官面临弹劾的危险。第二个批准过程非常艰辛，而且时间非常接近最终促成福塔斯垮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个批准过程没能呈现任何可能导致其离职的证据。在这之后，参议院不希望自己的批准审议过程出现第二次漏洞。因此，它将对被提名者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并对其进行更广泛的提问。即使是那些合理地认为阿贝·福塔斯沦为了愚蠢的政治手段的受害者的人也得出结论，认为参议院这冗长的甚至不成功的批准程序也要胜于同一机构的弹劾审判。正如随后发生的事情所揭示的那样，福塔斯一案带来的弹劾影响造就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批准程序的永久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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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 perceptive overview is Lucas A. Powe, Jr., The Warren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uch fuller coverage as well as wise insights can be found in Bernard Schwartz, Super Chief: Earl Warren and His Supreme Court—A Judiciary Biogra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G. Edward White, Earl Warren: A Public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Cooper v. Aaron , 358 U.S. 1（1958）.
[3] Most notable were Mapp v. Ohio, 367 U.S. 643（1961）；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1963）； 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1964）； Miranda v. Arizona , 384 U.S. 436（1966）； and Katz v. United States , 389 U.S. 347（1967）.
[4] Engel v. Vitale , 370 U.S. 421（1962）； Abington v. Schempp , 374 U.S. 203（1963）； Jacobellis v. Ohio , 378 U.S. 184（1964）.
[5] Baker v. Carr , 369 U.S. 186（1962）； Wesberry v. Sanders , 376 U.S. 1（1964）； and Reynolds v. Sims , 377 U.S. 533（1964）.
[6] Griswold v. Connecticut , 381 U.S. 479（1965）.
[7] See David E. Kyvig, 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 Amending the U.S. Constitution, 1776—199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
[8] See Michael J. Gerhardt, The Federal Impeachment Process: A Constitution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 2nd e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82—85.
[9] The fullest treatment of Warren's retirement and what flowed from it is found in Bruce Allen Murphy, Fortas: The Rise and Ruin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8）. Also valuable are Robert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The Fortas Case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Supreme Court （Indianapolis, Ind.: Bobbs-Merrill, 1972）, and Laura Kalman, Abe Fortas: A Biograp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Johnson presidency can be found in Robert Dallek,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Schwartz, Super Chief , 680.
[12] White, Earl Warren , 137—142.
[13] Schwartz, Super Chief , 680—683.
[14] “Washington Wire，” Wall Street Journal , June 14, 1968.
[15] Congressional Record , 90th Cong., 2nd sess., vol. 114（Friday, June 21, 1968）: S7499.
[16] Robert P. Griffin, “The Senate Stands Taller: Remarks for Delivery in the U.S. Senate, October 1, 196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obert P. Griffin Papers, Clarke Historical Library,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Mount Pleasant, Michigan； Los Angeles Times , May 16, 1969.
[17] For Fortas's earlier public image, see Time , August 6, 1965, 24.
[18] Robert P. Griffin, press release, June 24, 1968, Griffin Papers.
[19] Robert P. Griffin, press release, June 27, 1968, Griffin Papers.
[20] “Chronology of Events Relating to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s，” September 28, 1968, Griffin Papers.
[21] Quoted in Murphy, Fortas , 299.
[22] “Chronology，” September 28, 1968, Griffin Papers； Lyle Denniston, “Dirksen, Griffin Feud over Top Court Nominees，”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 July 13, 1968.
[23] Murphy, Fortas , 298.
[24]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158—159； Kalman, Abe Fortas , 332.
[25] “Chronology of Events Relating to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s，” September 28, 1968, Griffin Papers； Lyle Denniston, “Dirksen, Griffin Feud Over Top Court Nominees，”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 July 13, 1968.
[26] U.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Nominations of Abe Fortas and Homer Thornberry: Hearings , 90th Cong., 2nd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68）.
[27] Statement of Citizens for Decent Literature, Inc., July 22, 1968, and “Citizens for Decent Literature, Inc. Presents ‘Target Smut，’” undated, Griffin Papers.
[28] John P. McKenzie, “Fortas Berated for Two Hours，” Washington Post , July 19, 1968； Fred P. Graham, “Fortas Is Grilled on His Non-judicial Role，” New York Times , July 21, 1968, clippings in Griffin Papers； Strom Thurmond, constituent newsletter, July 22, 1968, Griffin Papers.
[29] Robert P. Griffin, “The Fortas-Thornberry Issue，” National Press Club, July 30, 1968, Fred P. Graham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30] Sam J. Ervin, “Ervin Hits Judicial Activism of Justice Fortas，” press release, August 21, 1968, Griffin Papers.
[31] Griffin, “The Fortas-Thornberry Issue.”
[32] Griffin, “The Senate Stands Taller” manuscript； Cecil [Holland], memorandum, November 1, 1968, Griffin Papers.
[33] Robert P. Griffin, memorandum to th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eptember 9, 1968, Griffin Papers.
[34] Senator Griffin on September 17 and 18 inserted feature stories from the Detroit News, Washington Post ,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in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90th Cong., 2nd sess.）.
[35] “$100，000 Professorship Awaiting Schlesinger，”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17, 1965.
[36] For example, Ronald J. Ostrow and Robert I. Jackson, “Even Supporters Question Fortas Accepting Fee，”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21, 1968.
[37] Robert P. Griffin,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5, 1968, Griffin Papers.
[38] Everett Dirksen, office press release, undated, Graham Papers； Fred P. Graham, “Fortas Set Back by Dirksen Shift Opposing Clotur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68,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39] Philip A. Hart,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0, 1968, Griffin Papers.
[40] Robert P. Griffin, “The Senate Stands Taller” manuscript, Griffin Papers.
[41] Abe Fortas to Lyndon Johnson, October 1, 1968, copy in Griffin Papers.
[42] Kalman, Abe Fortas , 528—529.
[43] Van den Toorn to Griffin and Cecil Holland, October 15, 1968, Griffin Papers. No book was ever published, though a partial manuscript for “The Senate Stands Taller” is among Griffin's papers.
[44] “Griffin Demeans the Court，” Grand Rapids Press , July 8, 1968,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45] “He Isn't Helping His Party，” Grand Rapids Press , July 25, 1968,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46] “Sen. Griffin Is Waging an Unfortunate Crusade，” Detroit Free Press , August 11, 1968,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47] “Bar Chief Backs Fortas Nomination: Sen. Griffin Lambasted，” Detroit Free Press , August 13, 1968,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48] “The Majority Loses，” Grand Rapids Press , October 4, 1968,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49]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 158.
[50] Joh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The Nixon Ye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113.
[51] Fred P. Graham, “Dirksen Tests G.O.P. Sentiment if Johnson Nominates Goldberg，”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3, 1968.
[52] Drew Pearson, “Nixon Call to Warren Undercut LBJ，”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7, 1968.
[53] Fred P. Graham, notes, “Interview with Chief Justice Earl Warren, 9/23/68，” Graham Papers.
[54] Detailed discussions of the Fortas-Wolfson relationship can be found in Murphy, Fortas, and Kalman, Abe Fortas. A more condemnatory account appears in Powe, The Warren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 , 478—481.
[55] Unsigned memo, September 22, 1968, Griffin Papers.
[56] Kalman, Abe Fortas , 360.
[57]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
[58] Kalman, Abe Fortas, 364； Murphy, Fortas , 549—559.
[59] John W.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ixon Appointments That Redefined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6.
[60] Richard H. Poff, “Diary of White House Leadership Meanings—91st Congress, April 22, 1968，” Robert T. Hartmann Papers, Gerald R.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61]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5—8；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 230—233.
[62] Quotations and information in this and subsequent paragraphs come from William Lambert, “Fortas of the Supreme Court: A Question of Ethics； The Justice and the Stock Manipulator，” Life , May 5, 1969.
[63] Kalman, Abe Fortas , 365.
[64] Richard H. Poff, “Diary of White House Leadership Meanings—91st Congress, May 6, 1969，” Ford Papers.
[65] Robert Greenberg, “Fortas Story Incomplete: Sen. Griffin，” New York Post , May 5, 1969,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66] “Foes Call for Ouster of Fortas，” Detroit Free Press , May 6, 1969； “Justice Fortas Faces Threat of Impeachment in Congress，” Detroit Free Press, May 8, 1968, clippings in Griffin Papers.
[67] Congressional Record , 91st Cong., 1st sess., vol. 115（May 8, 1969）: S4853； H.R. 11109, Robert Taft, Jr.,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68] Robert Taft, Jr., to Gerald R. Ford, May 26，1969； Taft to Emanuel Celler, May 26, 1969； Ford to Celler, May 28, 1969； Ford to Taft, May 28, 1969； Celler to Taft, May 29, 1969； Taft to Celler, November 4, 1969； Celler to Taft, November 7, 1969； and Taft to Professor G. M. Hulley, December 5, 1969, Taft Papers.
[69] Murphy, Fortas, 553—555: Kalman, Abe Fortas , 363.
[70] Kalman, Abe Fortas, 367； Murphy, Fortas , 560—561.
[71] “Nixon Refuses to Intercede，” New York Times , May 7, 1969.
[72] “Fortas Foe Tells of Threats，” Washington Daily News , May 10, 1969,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73] Bob Woodward and Scott Armstrong, The Brethren: Inside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19； Murphy, Fortas , 562； Kalman, Abe Fortas, 368.
[74] Murphy, Fortas , 571.
[75] Ibid., 566.
[76] Dean, The Rehnquist Choice , 11.
[77]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 259—260.
[78] William J. Brennan, Jr., “RE: Dinner for the Chief Justice and Mrs. Warren，” May 28, 1969, Hugo Black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79] Hugo Black, William O. Douglas, John M. Harlan, William Brennan, Jr., Byron White, Potter Stewart, and Thurgood Marshall to Earl Warren, June 23, 1969, Black Papers.
[80] Benjamin C. Bradlee, “Abe Fortas Resigns，” Washington Post , May 16, 1969.
[81] “Griffin's Principled Argument Vindicated，” Saginaw（Mich.） News , May 20, 1969, clipping in Griffin Papers.
[82]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