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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之弹劾：斯皮罗·阿格纽案
尼克松政府在弹劾方面的经验并没有随着其帮助推进的福塔斯大法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的弹劾案而告终。事实上，那些有司法弹劾可能的案件很快就会被掩盖，以至于后来基本上都被忽视了：在1973年至1974年间，这个国家将经历一个弹劾调查集中的时期——事实上，那也是美国历史上弹劾调查最集中的时期。被迫辞职的风险导致两位政府官员在10个月内相继辞职。因此，尼克松政府将赋予“给予比索取更伟大”这句老话一个和弹劾相关的新含义。随着弹劾的目的和程序越来越为立法者、记者和普罗大众所知，之前对使用弹劾的犹豫不决逐渐消失不见。到尼克松政府结束之际，弹劾时代将全面展开。
由20世纪70年代初多个政治丑闻引发的可能导致弹劾的第一个案件并没有涉及主持它们的人——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相反，卷入首个弹劾案的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讽刺的是，阿格纽从未直接牵扯进在公众心目中与正当弹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被称为“水门事件”的一系列恶行之中。然而，“水门事件”决定了联邦政府各部门对阿格纽的不相关罪过的暴露进行了异常迅速的回应。
副总统阿格纽是首个要求众议院对其进行弹劾以便其能够在参议院面前受审的联邦官员。面对被起诉的危险，他声称，除了被弹劾然后被免职以外，自己不受任何司法行为的影响。众议院拒绝接受这一论据，这加快了阿格纽的垮台。不仅如此，拒绝阿格纽的主张还反映并进一步造就了国会对于弹劾的全面理解。
除此之外，阿格纽案还引发了一个争论，即总统和其他联邦官员在面临刑事控告或弹劾可能时是否存在宪法上的差异。众议院领袖呼吁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而非清晰的宪法准则得出了一个结论。众议院认为，随着阿格纽的突然离开以及“水门事件”的持续无情发酵，植根于弹劾机制中的微妙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阿格纽案中体现出来的总统弹劾与非总统弹劾之间的区别在随后对宪法的理解中仍然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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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阿格纽事件提醒人们，弹劾会不合时宜地扰乱其他政治议程。同时，它也提醒人们，国会对于是否进行弹劾的选择是任意的，而且取决于同时期的各种情况。许多事无法预见，也无法提前报警，更不用说一次只发生一个的案件了。同样不确定的还有免除一位犯错的联邦官员的职务的可选方案的可能性。在决定是否弹劾时要考虑数不胜数的因素。事实上，在尼克松时代，需要讨论的弹劾案越多，应用弹劾的机会也越多——尽管并不总是像制宪者们展望的那样或甚至由最近煽动将其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那样。有弹劾危险以及出现实际的弹劾总是毫无章法。它们是美国政府正常进程下出现的尴尬局面且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扰。
斯皮罗·阿格纽在美国国家舞台上的起起落落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政治气象的晴雨表。当初激烈的政治分歧使其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在尼克松执政的前五年，由于捕捉到了文化中所郁积的对于民权要求、反战抗议和刊登这些和其他不满的不受欢迎的报纸媒体的愤怒情绪，他的职业生涯因而进展十分顺利。他最终下台是因为，随着政治气象的变换，他显然不再适合一系列新的环境。暴风雨虽不是直接降临在头顶上，但盘旋在四周也足以带给他间接伤害。
在1968年面临选择一位竞选搭档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陷入了一个令他不知所措的境地，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不论他选择谁，那个人都可能使他丧失选民的支持。调查结果揭示，若他和共和党温和派领导——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一同竞选，他就会失去保守派的选票，而他们会转而支持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若他选择最受欢迎的共和党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话，所获选票将仅次于共和党温和派，而独立的中间派选民则将获胜。民调显示, 尼克松最好不要有竞选搭档。由于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尼克松最好的机会便是选择一位最不知名的竞选伙伴，只要他或她看起来适合副总统这个职位即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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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将目光转向了担任了一届马里兰州州长的斯皮罗·阿格纽。阿格纽是希腊移民之子，曾在二战中服役，他毕业于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进行过短暂的法律执业，之后进入了政坛。在郊区上诉委员会任职以及任巴尔的摩郡长后，阿格纽在1966年轻松地赢得了共和党州长初选，并参与了随后反种族反动主义的大选。鉴于当选州长时的情形，他被认为是一位共和党温和派，他的这一形象通过领导说服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争取196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尽管失败了）得到了强化。然而，他首次在国内名声大噪是因为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巴尔的摩爆发校园抗议和暴乱期间对黑人领袖的尖锐抨击。尼克松被这位和其“法律与秩序”的竞选口号产生共鸣的、相对不知名且显然是共和党温和派的州长所吸引，在1968年于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赢得提名（由阿格纽发表提名演说）后，尼克松任命阿格纽为自己的竞选伙伴。 [2]
最终促成尼克松和阿格纽垮台的两人之间的隔阂几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正如同尼克松享受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惊喜一样，他在提名阿格纽或在这之后进行的外交行动时，也不喜欢使自己失去防备。1968年秋天，阿格纽发表了多次即兴讲话，这既让尼克松大吃一惊，也使他在势均力敌的总统竞选中分了心。阿格纽指控青年抗议者领袖与共产党人相勾结，并声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休伯特·亨弗瑞斯（Hubert Humphrey）对于共产主义“过于温和”，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城内的黑人贫民区游说时，他说道：“你们只要见过一个贫民窟，就等于见过所有贫民窟了。”在随口的讲话中，他把波兰人称为“波佬”，把一位日裔美国籍记者称为“胖日本佬”。 [3] 尼克松在一场选举前夕的电视转播中为阿格纽进行了辩护，但在私底下，他对这位马里兰州州长的信心动摇了。 [4]
尽管尼克松在公众面前以及在私下都承诺要在政府中给阿格纽安排一个重要位置，但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位副总统有所顾忌。 [5] 虽然在提名他时为了获得共和党人的投票声称阿格纽在地方政府问题上拥有宝贵的经验，但尼克松没有选择让阿格纽全面参与城镇事务的政策规划。尼克松的确让阿格纽负责了一个新的府际关系办公室，主要是派他促进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然而，这位副总统的表现平淡无奇，加上他常常招致州和地方的投诉而非促进政府计划的实施，很快就引起了尼克松的不满。白宫内部普遍评价阿格纽性格懒散、较之政策制定的烦琐工作更偏爱相对简单的出差和讲演。阿格纽在1971年长达一个月的访亚之旅期间打了十三轮高尔夫一事进一步坐实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和副总统们的普遍遭遇一样，阿格纽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直接接触总统，而且只能处在行政部门行动的外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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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演讲使阿格纽和白宫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对政府继续进行越战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随着1969年10月15日国家中止令的发布，抗议活动达到了顶峰。阿格纽受到尼克松鼓舞，凭借撰稿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提供的演讲稿发言反对了主张中止战争的言论及其领导人。 [7] 在新奥尔良市举行的一个共和党晚宴上，这位副总统表示，“受一群将自己标榜为知识分子的颓废势利之徒的鼓动，现在国内受虐精神盛行”。 [8] 阿格纽也谴责教育家和学生，控诉停战呼吁是与河内共谋的表现。他在之后的几周反复谴责了多次，有一次还将反战发言人称为“怀恨在心的商人”和“充满热情的寄生虫”。 [9] 突然间，阿格纽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得到了公众的大量支持。
对越战反对者的坚定贬低依旧是阿格纽日渐频繁的公开声明中的核心内容。在1970年春，尼克松下令入侵柬埔寨，摧毁越南北部的共产党军队避难所。美国各个大学爆发抗议活动，反对日益扩大的战争。阿格纽发表了言辞更为激烈的声明作为回应。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电视栏目中将抗议者们称为“我们社会中持不同政见的破坏分子”，并指控“他们不过是在利用这个作为继续其反社会的无耻行径的工具”。当俄亥俄州的国民护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击学生时，阿格纽也没有回心转意。不到几小时，他就称这次枪击事件为“可预见的悲剧”。 [10]
阿格纽那谴责政府反战批评家们的演讲获得的广泛关注使其进一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大众传媒的类似尖锐言论。1969年11月13日，阿格纽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发表了一个由布坎南撰写、经尼克松批准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将本国一流的新闻评论员形容为“一小群总是对政府怀揣敌意的思想狭隘的势利小人”。他谴责了他们对尼克松演讲的“即时分析”，声称他们存在“偏见”和“敌意”且“事先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讽刺但也合理的是，他用犀利言辞攻击的对象正是那些常常报道副总统言论的报纸媒体。尽管阿格纽的刻画和形容通常非常极端，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也和大多数新闻业的现实相反，但这确实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 [11]
阿格纽在1970年成为了政府的主要代言人。每天收到的演讲邀请多达五十个。在尼克松的指示下，阿格纽在中期国会选举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除了做其他事情之外，他还为民主党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他将自己的党派对手称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用他的话说：“激自派”。与此同时，他还持续不断地对新闻媒体、反战抗议者，尤其是南方反对最高法院被提名人——小克莱蒙特·海恩斯沃斯与G.哈罗德·卡斯韦尔进行攻击。 [12] 尼克松有时候会制止他，但通常不会反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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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政治博弈定义为文化冲突，阿格纽助长了日益激烈的政治氛围。他的公开宣言使人们进一步感觉到，可以基于一个共同点对国内外政策的争议达成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阿格纽在1970年竞选活动中的行为激起了民主党对这位副总统的敌意，而共和党未能在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也限制了其在自己党内的资本收益。
当副总统成为政府最声色俱厉的发言人时，尼克松在私下调侃阿格纽是他的“保险政策”。正如总统向约翰·亚列舒曼解释的那样，“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杀我。他们知道若是他们这么做了，就会和阿格纽一起完蛋”。 [14] 除此之外，尼克松似乎不怎么需要阿格纽。早在1970年，就有新闻报道阿格纽将在1972年共和党的竞选名单上被人取代。在整个1971年到1972年，阿格纽的政治命运始终悬而未决。 [15]
尽管阿格纽的名声在白宫内部可能没有受到高度重视，但其确实在共和党保守人士之中得到了提升。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威廉·拉舍（William Rusher）这一帮人和《国家评论》都是阿格纽的推崇者。 [16] 该党保守派的领导人物巴里·戈德华特表达了对副总统演说的看法。“若阿格纽继续表达大众即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表示，“他会发现在轮到自己当总统前就有很多人支持他当总统了”。 [17] 来自保守派的此种支持对阿格纽副总统任期的延长至关重要。尼克松很早之前就考虑过让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取代阿格纽一事，尼克松曾在1970年选举后任命这位前得克萨斯州州长为财政部长，并鼓动他将党籍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但是他从戈德华特处听说，若阿格纽不留任，保守派们会最不高兴。1972年初，面对一些共和党保守派以反对俄亥俄州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里奇（John Ashbrook）的总统提名为主要形式的反抗，尼克松宣布他希望阿格纽再次成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18] 尽管直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不久尼克松还在继续含糊其词，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和阿格纽再次结盟。
虽然在尼克松选择阿格纽成为1972年共和党竞选名单上的一员时，人们无从得知他到底要做到何种程度，但此时尼克松已经将自己第二个任期的命运和他副总统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尽管阿格纽已经离开了主要舞台，尼克松再一次接受了自己的竞选搭档也暗示了其认可阿格纽作为副总统的行为。尼克松的命运很快就随着其总统一职受到前所未有的审查而得到改变，这两人在公众心目中的联系将使得双方的命运牢牢系在一起。而人们也会很快忘记阿格纽远离尼克松白宫内部运作的这一讽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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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2年，尼克松政府已经在没有得到多数同情的情况下在治理联邦政府的问题上挣扎了三年。总统和他的核心幕僚都认为联邦政府的另两个宪法分支不受支持。甚至连由上一届民主党政府留下来的任期已满仍然继任的公务员掌控的行政部门，对尼克松而言似乎也不是很可靠。在其认为的和戒严状态类似的环境下，尼克松白宫采取了在其看来适合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的策略。
凭借在最高法院中加入沃伦·伯格和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尼克松政府在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的司法部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民主党仍然在国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尽管国会通过了政府渐进的环境和社会福利提案，表现出了实质性合作，但同时其也常常和政府对抗，包括否决了两个最高法院提名人选、就预算优先款项提出异议和推进另一项议程。由于在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后，共和党还是未能在1970年选举中获得大量优势，总统的烦恼与日俱增。共和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动了一场饱受争议的运动，但收效甚微。
为了规避在他们看来当前联邦机构内部存在的障碍并获得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尼克松和他的核心集团开始采取超出可接受范围的行动。至少首先这些行动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尼克松已经批准大幅增长在社会福利、环境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项目上的联邦开支，但在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提出的、花费更多的项目上，他仍持不同意见。在1971年，他愿意花费60亿美元执行《净水法案》，却否决了国会通过的240亿美元。当国会以参议院4∶1、众议院10∶1的表决结果推翻他的否决时，他仍然拒绝接受这一立法决定。他声称行政长官拥有拒绝动用国会拨付款项的宪法权力。反之，他又出于限制联邦预算和税收的目的“扣留”了多余的资金。之前也曾有总统拒绝动用国会拨付的款项，但尼克松在扣留资金的程度和正当性方面要出格得多。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从一百多个联邦项目中扣留的资金总计将近达到自由支出的20%。 [19] 他的这一行为激怒了国会中的众多议员，因为他们理解中的财权是制定政府政策和控制行政部门的核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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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政府在一个由最高法院审理的、在尼克松看来对其权威至关重要的《纽约时报》诉美国案中败诉，该案又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案”。最高法院驳回了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报纸刊登一篇报道的破天荒的企图。最高法院拒绝阻止报道国防部在约翰逊执政后期编写并由其中一位名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的编者交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一篇长篇研究报告。 [20] 尼克松的几位高级助手透露说他对于“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败诉深感沮丧。 [21] 有人认为这是“导致尼克松越过边界，失去所有平衡感，不惜以牺牲他人隐私权为代价去捍卫自己的隐私，并创造引发‘水门事件’的环境”的推手。 [22]
因未能对行政部门的秘密保持绝对控制，尼克松在调查此事时几乎没有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协作，也没有获得最高法院或国会的同情，因此他下令设立一个白宫机构来阻止消息泄漏。这个团体将自己标榜为“管道工”，他们首先尝试通过从对埃尔斯伯格在离婚后咨询的一位洛杉矶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进行非法调查从而获得与他相关的信息，并借此败坏埃尔斯伯格的名声。这些“管道工”们还窃听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信息，试图发现其他向《纽约时报》泄露消息的源头，他们还曾讨论向布鲁金斯学会投放燃烧弹以获得据传放在那里的保险柜里的白宫文件，尽管最终没有实施。因而，在1971年年中，在“水门事件”爆发近一年前，导致尼克松面临弹劾危险被迫辞职的导火索已经埋下了。白宫正在利用公共资金从事非法秘密活动，但国会对此一无所知，而开展这些活动的个人所负责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总统本人。 [23]
尽管他提名的两个人——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和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之后在1971年年末加入了最高法院，尼克松对于最高法院是否会支持其政府主张权力仍旧没有把握。与此同时，尼克松和他的内部顾问回顾了他们未经国会或最高法院批准的秘密行动未被发现且取得了成功的几个事例。1969年至1970年对柬埔寨进行的轰炸直到尼克松本人承认之后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开展的秘密外交使总统得以访问中国并在最后公之于世时被证明获得了成功。“管道工”们对用于对抗埃尔斯伯格的材料进行的徒劳无益的调查始终未被人发现。因此秘密行动对于白宫而言仍是一个用于消除国会、司法，甚至行政部门障碍的极富吸引力的手段。对于总统权威和弱点自相矛盾的意识使得白宫继续进行秘密事业，以达到可能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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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的1972年全国大选让尼克松无时无刻不在的不安全感再度上升。尽管他减少了美国在越南的驻军，成功讨好了苏联和中国，以求削弱它们对北越的支持，但尼克松意识到越南战争仍是其政治对手的一个着力点。他在1968年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但这并未改变民主党在国内多数党的地位。尼克松一心认为国家的新闻媒体对他持敌对态度，他已经可以设想到1972年的政治较量将和他之前竞选白宫的两次经历一样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高级助手倾向于采取秘密行动以确保其可以继续任职。
在1972年的前6个月中，就职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不久之后被其政治反对派称为CREEP）的人员一再试图妨碍民主党的各类总统竞选活动。他们的部分秘密行动完全是阻碍竞选的幼稚行为，比如取消酒店预订和要求开通电话银行。尽管和理想的民主选举进程有出入，但这些一开始所谓的小伎俩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更严重的要数伪造和发布一封污蔑在竞选中处于前列的民主党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妻子的信。当这位参议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期因这封信深感震惊和不安以至于在公众面前落泪时，他的竞选也陷入了糟糕的境地。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果的打击，加上一周后在佛罗里达州以第四名惨淡收尾，最受尼克松关注的这位民主党候选人马斯基最终退出了这场竞争。以这种方式横加干涉，影响对立党派对其总统候选人的选择，至少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严重的道德不端。事实上，涉及非法侵入和非法电子监视的比这更令人反感的行为不久后就出现了。 [24]
1972年6月17日凌晨，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旁的水门大厦内，保安弗兰克·威尔斯（Frank Wills）发现一扇门被贴上了胶带，导致门锁失效。他取下胶带后开始继续巡逻。等他再次回来时发现被贴上胶带的那扇门又开了。他抱着怀疑的心理叫来了警方支援。这位保安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会引发一系列让几位记者备受瞩目的事件并最终导致一个处在弹劾边缘的总统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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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召到水门大厦的哥伦比亚特区警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逮捕了五个人。被逮捕的五人均全副武装，手戴乳胶手套，随身携带开锁设备、相机、电话窃听装置和2300多美元的现金，其中包括十三张全新的连号百元大钞。由于电子窃听违反了联邦法律，也使得非法入侵上升到了超过入室行窃的范围，警方要求联邦调查局特工介入调查。后来经调查发现，这几位男子是在第二次冒险侵入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时被捕的。当这五名男子被带到警察局立案时已经有一名律师在那声称要为其辩护。这让警方万分好奇，因为这五人都没有打电话寻求此种援助。显然被捕男子还有未被发现的同谋。保安和警方所打断的事情远远不止白宫迅速且随意定义的“三级盗窃案”那么简单。
联邦调查局迅速获得了调查令并搜查了被捕男子的旅店房间。他们搜出了一个密封信封，里面有一张由霍华德·亨特（E. Howard Hunt）签发的支票。同时还发现了两本包含亨特姓名以及标注出“W. H.”和“W. House”的通讯簿。被《华盛顿邮报》派来报道提审的一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了解到这些发现后立刻呼叫了白宫总机，然后发现霍华德·亨特正是总统助理查尔斯·寇尔森（Charles Colson）手下的一名职员。电话接通后，亨特显然对伍德沃德关于他的名字为何会出现在水门大厦入侵者的通讯簿上这一问题感到极为不安。而提审结果也揭示，五名行窃者中有四名都是古巴人，第五个是詹姆斯·麦科德（James McCord），他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同另四位男子一样，也曾就职于中央情报局。
在这几名男子被逮捕的几日内，人们就将水门大厦入侵者和尼克松政府挂上了钩。不过包括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事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内的好奇的记者们还将不厌其烦地开展进一步的调查，以找出其中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政客们则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这其中的牵连关系。
在1972年夏秋，多数政客和记者对“水门事件”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在华盛顿新闻机构的430名注册记者中，全职投入此事的不超过15人。 [25] 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白宫新闻发言人口中此事为“三级盗窃案”的说法。尼克松本人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水门事件”时，宣布将会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不仅会派出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而且他自己的法律顾问也会介入调查。约翰·迪恩（John Dean）事后承认这一声明完全是无稽之谈。 [26] 尼克松声称：“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白宫职员、任何目前就任于美国政府的人参与这一离奇至极的事件。”随后他说道，“我们正竭尽全力调查此事，绝不会掩盖它。就此类问题而言，真正有害的并不是因为竞选中的狂热分子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事实。若你试图掩盖真相，才会真的产生不良影响。”尽管尼克松的民主党对手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将这一声明称为“粉饰”，但总统的宣言似乎确实让这件事得到了平息，至少暂时得到了平息。 [27] 当然，这迟早会成为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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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对于非法闯入“水门事件”仍然缄口不谈，而那些被监禁等候审讯的闯入者则完全保持沉默。金融与货币委员会及其主席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试图调查闯入者的现金来源，但以失败告终。 [28] 由于难以接近那些显然参与“水门事件”的人，记者和政客们将焦点转向了更清晰可见的事情上：走向失败的民主党竞选、结束越战的谈判和尼克松—阿格纽朝着顺利连任的方向进展。
几乎只剩下《华盛顿邮报》还在继续花费大量资源调查水门事件。在刊登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最初的报道后，该报的编辑本·布莱德利（Benjamin Bradlee）同意这两人继续进行调查，尽管其他大多数记者都放弃了这个报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夏天和秋天与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中层职员交谈了多次。伍德沃德还在联邦调查局培养了一个秘密来源，他将这个人形容为“深喉”。三十多年后，人们才发现伍德沃德的这一来源正是副局长马克·费尔特（W. Mark Felt），此人对于白宫使用机构的方式以及在J.埃德加·胡佛去世后为了支持白宫忠臣帕特里克·格雷（L. Patrick Gray）而越过自己的领导地位的做法十分不满。 [29] 费尔特基于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调查引导伍德沃德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华盛顿邮报》也借此才能够登出关于水门大厦闯入者资金来源并将其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搭上关系的事实报道。 [30]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及其他少数密切关注“水门事件”的记者们的调查发现并没有影响尼克松和阿格纽的连任走向。事实上，从尼克松在国家选举中获得61.3%选票的压倒性胜利来看，关于“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对选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当五名行窃者和霍华德·亨特及其助手G.哥顿·利迪于1973年1月10日被带到联邦地方法官约翰·西瑞卡（John C. Sirica）面前受审时，这些报道的影响很快就彰显出来了。
亨特和四位古巴行窃者很快就对有罪入室的指控供认不讳。对麦科德和利迪的审判还在继续，然而，尽管提供了证明CREEP曾资助犯罪行为的实质性证据，联邦检察官还是陈述了一个局限于行窃者们的案件。被告辩称其行动是为防止CREEP官员受到人身威胁而引发更大的伤害。但这一说法并未说服陪审团，陪审团在1月30日判定对这两名男子的各项罪名均成立。西瑞卡法官相信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他愿意利用其“最大化约翰”——多次判决长期监禁的声誉劝诱被告开口，并将其量刑判决安排在了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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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卡法官的方法卓有成效。3月20日，麦科德向这位法官递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透露被告们被迫保持沉默，他们已经作了伪证，牵涉其中的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其他政府官员。麦科德迫切地想要逃离牢狱之灾，他愿意提供进一步的消息。西瑞卡眉飞色舞地告诉自己的助理，“这个案件要明朗起来了”。 [31] 他在3月23日公开庭审时宣读了麦科德的信，随后判处其他几名被告以长期监禁：利迪6至20年、亨特35年、四位古巴人40年。西瑞卡的批评者认为如此重的刑期是为了强迫他们自证其罪，这违反了第五修正案的保护，但西瑞卡对此置之不理。他遵循了法律所规定的量刑限度，仅在其后的量刑审核中权衡与调查人员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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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麦科德在西瑞卡的诱导下所揭露的信息，连同联邦检察官和参议员工作人员的调查进展，共同推动扭转了“水门事件”的调查局势。美国参议院于一个半月前在两党的支持下成立了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山姆·欧文主持，负责审查1972年大选中的筹资和行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审问帕特里克·格雷，尼克松在2月中旬递交了任命其为联邦调查局终身局长的提名。麦科德的声明在3月23日一经公开，这两个委员会以及联邦检察官就开始收到那些担心自己卷入这场不断扩大的丑闻的信。其中最著名的对话来自总统的法律顾问约翰·迪恩，早在几天前，当他在西瑞卡收到麦科德的信后，就已经警告过尼克松：“我们内部有毒瘤，这颗毒瘤离总统很近，而且它还在不断扩散。它每天都在扩散。它已经变得很复杂，如今在成倍扩散。” [32] 正如迪恩所看到的那样，为掩盖白宫参与最初犯罪所作的努力已经将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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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水门事件”的进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宣誓作证的格雷曾和白宫顾问迪恩一同限制对水门大厦闯入事件的调查。在参议员罗伯特·C.伯德（Robert C. Byrd）的犀利盘问下，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将调查情况告知白宫的。几天后，格雷要求撤回他被搁置的提名，但后果已经造成了。
约翰·迪恩意识到尼克松正在寻找替罪羊，而他和前总检察长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是最有可能的人选，于是他决定请求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宽大处理。4月5日，迪恩的律师找到委员会职员以求配合调查，迪恩本人在三日后也做了同样的事。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杰布·马格鲁德（Jeb Magruder）向白宫承认他已和联邦检察官在4月14日达成协议，承认自己参与了“水门事件”并引出了米歇尔和迪恩后，总统的法律顾问也决定自首。
在得知被迪恩背叛以及面对格雷承认其收到了来自霍华德·亨特的白宫给的文件和“放弃”他们的命令的情况，尼克松在4月27日解雇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4月30日，总统为止损而宣布他将开除迪恩并接受他两位心腹——鲍勃·哈特曼（H. R. Haldeman）、约翰·亚列舒曼（John Ehrlichman）以及约翰·米歇尔总检察长一职的继任者理查德·克莱恩邓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的辞职请求。
克莱恩邓斯特在4月初赞同了尼克松的说法，即这位总统和其助手间的对话受行政特权保护。他告诉参议院，根据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个部门间的权力分立，国会不得强迫行政部门的官员作证或提供文件。总检察长坚持认为，除非总统另有规定，行政部门内部的沟通是保密的。他指出，宪法赋予国会的唯一救济是切断对行政部门的拨款或弹劾总统。几日之后，尼克松愈发意识到前景是多么渺茫。“我的天哪！”尼克松在自己的助手提出弹劾可能性的时候对哈特曼嚷着说，“我们究竟是做了什么要到被弹劾的地步？” [33]
在与负责“水门事件”调查的助理总检察长进行了一次例行会谈后，尼克松可能放松了一些。彼得森称他认为调查总统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范围。他对自己的手下和尼克松说，若要开展此种调查，应由众议院这个拥有宪法规定的弹劾职责的机构来做。而这番调查看起来仍是不可能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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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总检察长克莱恩邓斯特的辞职，彼得森必然将迎来一位新的主管。尼克松在物色一个形象正直且忠于政府的对象时迅速将目光锁定在了他在三个月前刚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波士顿婆罗门——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的身上。理查森早前曾担任过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在其总检察长任命听证会上，理查森遭到了参议员们对于司法部成员是否有能力对其白宫主宰者开展充分调查的怀疑。理查森不得不同意设置一位同样隶属于司法部的“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其在工作时将完全保持独立。只有总检察长本人监督这位特别检察官。也只有总检察长本人在特别检察官“行为极为不当”时才可以解雇他。随后，理查森向参议员们介绍了自己的人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及在肯尼迪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 [35]
当参议员欧文要求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在5月17日的听证会上下令时，公众对于总统的疑虑急剧上升。尼克松早在六个月前就以超过61%的选票获得连任，并且在4月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享有59%的支持率。而如今，在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后，包括格雷和迪恩的解雇以及其最亲密的助手的辞职，使得尼克松持有的支持率仅有44%。45%的受访者都表现出了对总统的反对。而反对数也首次超过了仍然支持尼克松的人数。局面很快变得更糟。
听证会的前五周内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休会，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在这期间听取了来自总统改选会的一系列证人的意见。欧文主席和首席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选择不召唤那些他们事先知道将主张第五修正案对于自证其罪的保护的人。他们也不会以过去参议院调查的某些方式威吓证人。他们的战略是从配合的证人处探得详细的证词，他们知道这其中有许多人知道作证可能帮助他们避免起诉。明显悔悟的CREEP官员在参议员和越来越多参与进来的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画面，声势浩大的筹资、资金的秘密转移、付款给水门闯入者，以及最惊人的一点，这些行动都是在白宫工作人员的指示下完成的。该委员会之中的共和党少数派成员，田纳西州的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佛罗里达州的爱德华·葛尼（Edward Gurney）和康涅狄格州的洛厄尔·威克（Lowell Weicker）提出的尖锐问题均聚焦在迪恩的罪责上，而听证会第一阶段的总体影响在于引发了人们对于白宫更广泛且更高层次的责任的质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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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迪恩于6月25日的星期一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听证会的气氛首次变得激烈起来。这位白宫前法律顾问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证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立场无限靠近总统，更是因为他有把握且以平静的态度进行详细的回忆和生动的描述。迪恩宣读了一份长达245页的事先准备的声明，迅速将责任归于哈特曼和尼克松身上，指控是他们指示掩盖白宫和刘易斯·菲尔丁（Lewis Fielding）与水门大厦闯入事件的关系。迪恩提到总是四面楚歌的白宫几乎不信任整个联邦政府，深受保密的困扰，而且相信总统的权威高于法律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尼克松知情且积极参与了1972年9月15日的掩盖活动讨论会。由于总统在早前公开表示自己在1973年3月21日前对此事一无所知，这对总统所言的真实性发起了直接挑战，也是其成为水门事件同谋的证据。迪恩在发表公开声明后为期四天的尖锐讯问中都没有任何动摇，这也使得其可信性毋庸置疑，而对总统的质疑进一步增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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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恩发表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一周后，委员会休会十一日，然后开始审问约翰·米歇尔。事实证明这位前总检察长是位不友善证人，但其却进一步加深了迪恩对白宫的刻画。米歇尔证实了迪恩关于G.哥顿·利迪（G. Gordon Liddy）在1972年3月进行广泛的电子监视以及破坏民主党竞选的计划。随后他继续谈及了他口中的“白宫憎恶之事”。他罗列了一系列不当行为，不仅包括那些“管道工”，还有对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进行秘密调查、伪造文件将南越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遇刺事件归咎于肯尼迪总统、预谋轰炸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在三天的作证期内，米歇尔成功地传达了他对尼克松的忠诚，也展示了尼克松政府实施过远不止“水门事件”的恶劣行为的形象。 [38]
欧文委员会随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白宫本身，其从低级职员入手逐级向高层展开调查。当他们刚开始展开对哈特曼的助手戈登·斯特拉琴（Gordon Strachen）的调查时，一个惊人且关键的真相得到了曝光。在7月16日下午，对斯特拉琴的讯问被打断，一个出人意料的证人出现在了委员会和电视摄像机的面前。哈特曼的另一位副手，四个月前刚离开白宫成为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的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Alexander Butterfield）本将作证提供关于白宫日常运作的信息。三天前在委员会成员的盘问下，他已经披露总统的办公室和其他几个地点装有录音系统以便记录其所有的私人谈话。委员会副主席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为尼克松和那些仍存质疑的故事辩护而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答。这些录音带能够决定“总统知道什么以及他是何时知道的”。一开始将尼克松和其下属的行动撇清界限的手段，如今成了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考克斯要求获得录音带的关键理由。 [39]
在白宫录音带的存在暴露之后，委员会继续提取证词，其中一些证词对总统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然而，能否获取录音带成为总统这一方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那一方之间最具争议的问题。总统的私人律师赫尔伯特·卡姆巴克（Herbert Kalmbach）和其他人都证实了向水门窃贼支付“封口费”一事。哈特曼和亚列舒曼继续对其和总统的行为进行了坚定的辩护，但哈特曼在准备证词时透露的其曾听过白宫部分录音带一事激怒了欧文委员会。总统愿意让前助手接触到录音带却拒绝参议院听同样的录音，这让委员会成员大为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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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最亲近的助手们完成证词后，委员会在8月和9月进一步听取了一系列不那么有力的证人证词，从中央情报局官员到已认罪的水门窃贼霍华德·亨特再到总统讲演撰稿人帕特里克·布坎南。布坎南提供的额外细节以及其对委员会的严厉谴责都没有改变之前几位证人所刻画的重大违法行为的基本情况。没有什么能够转移人们在录音带上的注意力，大家都认为这是解决尼克松本人是否参与被揭露的违法行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只要录音带的问题一日不解决，对于副总统阿格纽的揭发只会暂时分散国民的注意力。
共和党候选人在1972年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后，斯皮罗·阿格纽对于理查德·尼克松而言就不再有价值，而且成了负担。尽管阿格纽完全不在总统的核心集团之内，但颇具矛盾的是，在公众心目中他几乎和总统本人一样是政府的代表。在投票截止一周后，尼克松在戴维营与哈特曼和亚列舒曼谈话时表达了对阿格纽幻想的破灭。总统向助手们表达了他对于阿格纽成为自己继任者的怀疑，贬低了副总统的能力和领导力。他下令解除阿格纽对府际关系的职责，让其负责策划美国两百周年庆典——这个工作的敏感性和重要性降低了多个档次，也让副总统进一步远离了核心集团。 [40] 尼克松在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但不出几个月他就会开始发现阿格纽带来的问题有多大。
1月15日，在华盛顿对水门窃贼开始进行审判的当天，巴尔的摩商人莱斯特·马茨（Lester Matz）和其律师就联邦大陪审团发出的要求其随带工程公司财务记录出庭的传票进行了商议。据传这位当地的美国律师乔治·比尔（George Beall）一直在调查巴尔的摩县县长戴尔·安德森（Dale Anderson）参与的回扣事件。马茨的律师建议他坦白交代此类款项的去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交换，在获得对上级长官不利的证词后，比尔能够保证自己的客户免受起诉。马茨随后解释道，他的资金不仅流向了安德森，作为该县长前任的斯皮罗·阿格纽也收受了钱款。当阿格纽成为马里兰州州长甚至之后成为美国副总统后，马茨还继续在安纳波利斯和阿格纽的白宫办公室向他递交过装有现金的信封。颇为震惊的律师建议谨慎行事，先将此事搁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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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在2月1日和2月9日分别向阿格纽之前在巴尔的摩的法律合伙人乔治·怀特（George White）以及总检察长理查德·克莱恩邓斯特保证，阿格纽不是他调查的对象。然而怀特却在2月3日向阿格纽报告称，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他在担任巴尔的摩县县长和马里兰州州长那几年中他的几位同事可能涉嫌的腐败行为。明显感到紧张的阿格纽很快就作出了反应。2月12日，克莱恩邓斯特通知比尔称阿格纽正在抱怨被调查一事并且希望调查中止。比尔开始改变想法。当他将总检察长所言告诉三个助理后，其中一个助理发现阿格纽“所作所为很像有罪之人”。 [42]
随着比尔调查的开展，一些较小的目标开始提供协作以寻求减少指控。到5月中旬，随着欧文委员会“水门事件”听证会的开始，《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巴尔的摩县腐败调查和“有传言”称阿格纽牵连其中的报道。几日之内，马茨和其商业伙伴约翰·蔡尔兹（John Childs）就决定是时候向检察官坦白一切了。在与比尔的职员商议了一个月后，他们承认了自己在阿格纽担任州长和副总统期间向其支付现金一事。 [43]
三周后，作为律师、土木工程师和曾受阿格纽任命担任马里兰州道路委员会会长的杰罗姆·沃尔夫（Jerome Wolff）出面证实并详述了马茨和蔡尔兹的说法。令检察官们尤为高兴的是，沃尔夫还就这一回扣计划是如何操作的进行了解释说明并提供了大量文件。沃尔夫与马茨和蔡尔兹一起向检察官们就副总统腐败一事提供了确凿证据。 [44]
在2月和总检察长克莱恩邓斯特进行交谈后，比尔并没有和位于华盛顿的司法部分享任何关于调查进展的消息，因为他担心自己和同事们失去对这一案件的掌控。然而，阿格纽却将沃尔夫和比尔讨论一事告知了哈特曼，称这些消息将有损他的形象，希望白宫干预比尔的调查。到4月14日，这些消息已经传到了亚列舒曼和尼克松耳中。 [45] 然而，当艾略特·理查森上任成为总检察长时，不论是克莱恩邓斯特或白宫都没有向其透露太多消息，也许是因为不断发散的水门丑闻在当时耗费了哈特曼和亚列舒曼大量的精力。在6月12日的谈话中，比尔首先向理查森介绍了巴尔的摩腐败调查的总体情况，并简要表明马茨和蔡尔兹可能会牵连阿格纽。 [46] 但当马茨和蔡尔兹随后披露的且迅速得到沃尔夫证实的消息出来后，比尔和他的助理在7月3日向这位新上任的总检察长和盘托出了整个故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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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职五周后，艾略特·理查森已经听取了约翰·迪恩向欧文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并开始收到白宫关于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扩大调查的控诉，他在受阿格纽的故事影响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那将在之后几周引导他的第一反应显示了他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本能。他认为，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必须确保阿格纽的这个案子确凿无疑。若确实如此，那么出于国家利益，理应推动这位副总统辞职。由于尼克松是否能继续执政这一点已经变得不明朗，他那位被指控犯重罪的继任者的前景将更令人不安。理查森总结道，若必须进行领导人换届，不能让此种乌云为政府蒙上阴影。 [48]
在马里兰州土木工程和承包团体中蔓延开来的对被起诉的担忧促使几个人增添了在联邦检察官面前堆积如山的阿格纽腐败的证据。其中一位工程师艾伦·格林（Allen Green）提供了一份在阿格纽担任州长和副总统期间向其支付50000美元的明细。 [49] 格林的证词独立证实了马茨、蔡尔兹和沃尔夫关于副总统收受回扣的说法。
白宫早就意识到阿格纽有些不对劲。亚列舒曼后来称，早在1970年3月，在阿格纽试图监督总务署的中大西洋区域的合同时，就已经出现了警告信号。 [50] 但这并没有阻止尼克松在认定阿格纽和其他候选人相比对竞选更有利后同意阿格纽成为其1972年的竞选搭档。作为回报，阿格纽使公众在1973年春“水门事件”发酵之时维持了对总统的信任。 [51] 然而到了1973年4月，据亚列舒曼回忆，尼克松称其必须摆脱阿格纽。“他们已经拿到了证据。阿格纽来了这里之后一直在收受贿赂！” [52] 而展开的巴尔的摩调查在那时尚未从马茨处获得任何信息，更不要说从沃尔夫或格林那了，那么尼克松提到的又是什么呢？假设亚列舒曼所言为真，若他的庇护人尼克松或他的敌人阿格纽之中总要有人要受牵连，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当阿格纽聘请查尔斯·科尔森的合伙律师朱达·贝斯特（Judah Best）担任辩护律师时，尼克松从科尔森处获得了消息。亚列舒曼猜测尼克松非常苦恼，因为“只要斯皮罗·阿格纽还是副总统，多数众议院在表决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条款前会三思”。 [53]
理查森尽可能地拖延告知尼克松阿格纽案的时间，即便在比尔于8月1日通知阿格纽他正在受到调查后也是如此。 [54] 最终，在知道《华尔街日报》准备报道这一故事后，这位总检察长在8月6日早晨见了总统。理查森称尼克松当时看上去似乎并不意外。在当天下午，理查森见到了阿格纽本人，他将马茨、沃尔夫和其他人准备作证的内容告知了阿格纽，而这位副总统否认了所有指控。第二天，当《华尔街日报》发布了其报道且《华盛顿邮报》也出现了类似新闻后，公众终于意识到了副总统的处境。 [55] 阿格纽发布了一篇新闻公告，并在三日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称自己没有任何不法行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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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理查森和比尔基于已经收集的证据推进起诉计划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美国宪法框架下的官员能否在未经弹劾和免职的情况下被起诉？这一问题对于约束此种官员的行为至关重要，但从未得到过解决。具有完全可比性的情况要追溯到19世纪。新泽西州以在1840年决斗中谋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由起诉了副总统阿伦·伯尔（Aaron Burr），但他未进入审判程序，因此这一宪法问题也没有面临考验。在1826年，副总统约翰·C.卡尔霍恩被指控在担任战争部长时从军队合同中牟利。卡尔霍恩要求众议院展开调查，坚持主张众议院是唯一有权调查其行为的机构。 [57] 众议院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传唤证人和文件、举行听证会之后很快就宣布卡尔霍恩无罪。没有起诉，更没有弹劾。最后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被控涉嫌参与莫比利埃信托公司丑闻，后因众议院认定其所有不法行为均发生于就任副总统前而逃过一劫。所有这些案例均在阿格纽调查中被重新探讨了一遍，但都对解决这个情况没有丝毫帮助。 [58] 而同时代的奥托·科纳（Otto Kerner）案的可参考性更低，奥托·科纳是芝加哥的一位联邦上诉法官，他以自己必须首先被弹劾为由对受贿罪的定罪提起上诉，但他的这个案子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59] 理查森和比尔提出关于弹劾—起诉问题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宪法弹劾条款的了解是多么有限。此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也反映了在过去184年的宪法运作过程中，人们考虑以及使用的弹劾频率有多低。
总检察长要求司法部法律顾问罗伯特·狄克逊（Robert Dixon）就弹劾和起诉问题提供一份法律意见。不到一天，理查森就收到了狄克逊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表示，由于副总统没有独属于总统的指令起诉或下达赦免令的权力，因此他可以被起诉。 [60] 狄克逊以行政领导可能破坏刑事司法系统以保护自身为中心，提出了一个关于弹劾的狭隘观点。该法律顾问的备忘录证实了司法部正在寻求快速处理阿格纽案。其言外之意认为刑事定罪可迫使一名副总统辞职——而几年后被定罪入狱的两名联邦法官拒绝辞职一事将证明这一值得商榷的臆断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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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逊的备忘录并未对弹劾程序进行全面评估。其结论既没有考虑到免除不称职官员职务的更广泛的宪法目的，也没有顾及接受这么做的门槛较低。由于弹劾的处罚仅限于免职，其将公众在政府中的利益置于保护个人在刑事程序中的一般利害关系之前。弹劾仅要求众议院简单多数通过，定罪仅要求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而刑事犯罪的定罪则必须经陪审团一致同意。在刑事起诉和审判后，陪审团以8∶4的表决结果宣告被告无罪，而参议院在弹劾和审判之后作出的同样比例的表决将导致当事人被免职的后果。换句话说，若阿格纽被起诉且被陪审团以三分之二的表决结果对他定罪，他可以要求法律上的平反。因此，狄克逊立场上所固有的对政府信心的担忧远非儿戏。
副总统辞职将免去在起诉和弹劾之间抉择的必要。因此在整个8月到9月，理查森和白宫都在让阿格纽辞职。当总检察长明确表示希望副总统尽快离职时，尼克松白宫可能基于自身的情况同样在考虑不给国会弹劾的机会。 [61]
处于困境之中的副总统对辞职这一诱饵却不为所动。他在8月8日和8月21日召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过错。新闻报道对他迅速直率的否认和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长时间的沉默进行了对比。阿格纽还抱怨了新闻报道中被其称为“卑鄙谎言”的那些从司法部泄露出来的信息。 [62] 即便是他的老朋友和主要资金筹措者巴德·哈姆曼（Bud Hammerman）同意加入出面指证他的队伍这一毁灭性的消息也没有打击到阿格纽愤愤不平的无辜外表。与此同时，巴尔的摩检方着手总结其调查结果并准备提交给大陪审团。
在9月10日，阿格纽的首席律师朱达·贝斯特向理查森暗示其客户有兴趣协商解决此事。该总检察长在与巴尔的摩检方商议后准备了一系列条件，然后和阿格纽的律师进行了讨论。他们坚持副总统必须立即辞去职务。同时他们也希望让公众看到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因此就需要阿格纽至少就一项重罪认罪并对所有指控进行详细陈述。协商过程中双方都有所让步，直到9月22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揭露正在进行此种会谈时，该协商才告一段落。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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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纽对于他正在进行辩诉交易的消息浮出水面一事颇为不满，他选择了在他看来为他开放的一条道路。这位副总统大胆地要求众议院对他进行弹劾调查。总检察长理查森还在为阿格纽继续任职的前景感到苦恼，而此时另一项调查却已经在进行中。众议院可能要花费数月时间组织并开展弹劾调查。他对其副手威廉·鲁克尔斯豪斯（William Ruckelshaus）推测，若尼克松在副总统接受交叉审问之时辞职或去世，而阿格纽上任成为总统会怎么样？这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产生何种后果？ [64]
理查森知道，众议院不会发起弹劾或参议院不定罪的可能性依旧存在。根据宪法要求，众议院简单多数即可弹劾，但需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才可定罪并免职。后一步骤仅在两党达成一定共识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这种情况由于固有的政治问题很难实现。政党成员可能认为保留一位名誉扫地的副总统是一种政治优势。共和党人可能会为了保护尼克松免遭弹劾而这么做。民主党人也许立志于借此改善其竞选前景。为阿格纽倍感困扰的尼克松白宫也许同样会出于自己的目的阻挠弹劾进程。 [65] 无论如何，国会两党共识都很难实现。
众议院领导人已经开始讨论弹劾问题。在议长卡尔·阿尔伯特（Carl Albert）办公室召开的一个会议中，一名议员称其代表多数同事发言：“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卡尔霍恩’先例。”在场的各位哄堂大笑，因为他所指的不是约翰·C.卡尔霍恩，而是林登·约翰逊经常讲的一个关于名叫卡尔霍恩的足球跑位的笑话：当他所在的队伍在一个脏乱的泥地上遭到对方防守的打击后，教练喊道：“把球传给卡尔霍恩。”当另外三场比赛都以其他球员面朝下倒在泥浆中且一球未进告终后，教练叫了暂停，问为什么不给卡尔霍恩一个机会。四分卫回答道：“卡尔霍恩说他不想要球。” [66]
一位资深的国会记者总结道：“弹劾也是众议院不想要的一个球。议员们将其视为一场乱糟糟又混乱的斗殴。”一名议员告诉他：“我们的本能是躲在桌子下面。”该记者发现司法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的小彼得·罗迪诺（Peter W. Rodino, Jr.）尽管不情愿地开启了开展弹劾的审查程序，但他和其他议员一样，似乎并不着急继续推进。他们似乎更希望由司法程序处理阿格纽的问题。 [67] 以后罗迪诺将会表达同时发生的对阿格纽和尼克松的弹劾令他产生的忧虑。他担心没有总统和副总统掌握大局，这个国家会四分五裂。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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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5日与议长阿尔伯特面对面会晤的时候，阿格纽正式要求众议院开展全面调查。“这个调查，”副总统解释道，“不仅是为了维护我的部门的宪法地位，也是为了证明我个人的清白。”他在交给议长的信中继续说道，“经仔细研究，我的律师建议我，宪法禁止对在职的总统或副总统提起任何形式——不论联邦或州、县或镇——的刑事诉讼”。他不会“默许”此种刑事诉讼程序，也不会指望这个辩白；相反，他认为“求助于众议院是副总统的权利和义务”。 [69]
阿格纽在引用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案作为先例时称自己同样也是“可能‘显露可弹劾罪行的特征’的公众攻击的对象，并因此要求众议院作为‘唯一弹劾权’的持有者开展紧急调查”。他宣称，没有任何其他调查可以替代众议院的调查“及时且确定地回应那些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我这一职务运作的无端攻击”。阿格纽抱怨了因巴尔的摩调查引发的“不断扩散的谣言、指控和猜疑”，并称在这样的气氛下没有陪审团能够公正地按是非曲直考虑其案件，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众议院能做得更好。“我相信，”他总结说，“和卡尔霍恩副总统一样，众议院会还我清白的。” [70]
白宫立即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该声明反映了对于副总统请求弹劾调查一事的复杂情绪。声明中承认尼克松和阿格纽已经会过面，阿格纽表明了他计划向众议院寻求帮助的想法。尽管强调了副总统享有“和任何公民一样的无罪推定权利”时，总统拒绝发表任何更有力的支持宣言。更重要的是，尼克松拒绝就请求弹劾调查一事发表任何意见。 [71]
在面对阿尔伯特之前，副总统已经会见了包括少数派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内的一群资深众议院共和党人。他们并不鼓励副总统那么做。他们认为阿尔伯特不会向阿格纽提供丝毫帮助。 [72] 然而，阿格纽还是会见了阿尔伯特、多数派领袖托马斯·P.提普·欧尼尔（Thomas P. “Tip” O'Neill）、罗迪诺和福特。议长说会考虑其请求的承诺给了这位副总统信心，但福特却感觉欧尼尔的怀疑态度会占上风。 [73]
阿尔伯特很快就粉碎了阿格纽的希望。到第二天，即9月26日，他就已经决定众议院不应介入此事。不论是否参与此事，很快众议院就必须处理另一桩尼克松的弹劾案，也可能是因为仅仅不愿意让众议院牵扯进一个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阿尔伯特决定众议院不应采取行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四名共和党成员提出了一项指示委员会调查阿格纽所受指控的决议，但没有议长的支持，这一行动也就石沉大海了。向阿格纽传递失败消息的任务落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莱斯·阿伦兹（Les Arends）身上。众议院领袖决定不会开展任何阻止联邦司法程序的弹劾调查。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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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巴尔的摩的检察官就开始向联邦大陪审团出示证据，以求获得阿格纽的起诉书。在大陪审团调查程序的第二天，副总统的律师们以“宪法禁止副总统在任何刑事法院被起诉或定罪”为由寻求保护令，禁止大陪审团开展进一步调查。他们还提出了由于新闻泄密审判必将有失公允这一理由，但这个动议的核心在于只允许弹劾这一宪法问题。由于马里兰州的全部九位联邦法官均以过去和阿格纽有联系为由申请了回避，弗吉尼亚的法官瓦尔特·E.霍夫曼（Walter E. Hoffman）被派来审理该案，他收到了这一请求但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在总检察长理查森的要求下，助理总检察长罗伯特·H.博克（Robert H. Bork）准备了一份呈交给霍夫曼法官的关于在任副总统可诉性的摘要。为了回应阿格纽律师的主张，博克对总统和副总统进行了和司法部法律顾问罗伯特·狄克逊之前总结的结果不同的区分。博克认为，尽管总统的起诉书可能会影响行政部门的正常运作，但副总统被起诉则不会。博克的摘要直接谈到了尼克松和阿格纽的处境，维护了总统享受免于起诉的自由，但否认了副总统的此种自由。夺走阿格纽的这一防卫也许和类似情况下的尼克松关系更大，比起处理阿格纽职务固有的弱点也拥有更多资源。区分总统和副总统在弹劾前有罪受刑可能性的宪法基础远非无懈可击，但除非霍夫曼法官拒绝司法部的论据，他对此没有立即采取措施。 [75]
随着情况不断恶化，阿格纽采取了另一种更绝望的策略，这一次他试图利用刮向尼克松的弹劾风潮。9月29日，在洛杉矶面对两千名全国共和党妇女联盟的成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时，阿格纽称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们相继找过他，因为欧文听证会披露其在“水门事件”调查中表现不佳使其非常难堪。阿格纽称因为司法部在寻求恢复形象，使得自己不断被骚扰。但他没有向这些共和党女性听众们解释为什么一个受共和党控制的机构会想要摧毁一个无辜的共和党官员。 [76] 这个演讲后来成了阿格纽最后一次为帮自己走出困境而作的严肃的公开努力。到10月4日，在芝加哥的一个演讲中，他说“一根蜡烛只有那么长，终将会燃尽的”，暗示已经作好了屈服的准备。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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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能成功将对其行为的调查转为弹劾调查，面对迫在眉睫的起诉，阿格纽的律师重新开始了和理查森及其同事关于辩护交易的讨论。随着时间推移，为了避免其上任成为总统，总检察长越发关心副总统立刻辞职一事。在10月5日和10月9日进行的激烈而持久的谈判中，双方探索实现一个和两周前差点达成的协议的脉络一致的交易。阿格纽的律师重点关注的是让自己的客户免受监禁，而理查森和检察官们的首要目标是在官方记录中对副总统的这个案子进行详细陈述。10月8日，需要其对任何控辩交易予以批准的霍夫曼法官也进入了讨论之中。第二天便达成了一个协议。
10月10日将近下午2点的时候，巴尔的摩联邦法院大楼内一间正在审理无关事项的法庭里的律师们被告知必须立即离开或在一个非公开诉讼期间留在原地，时间尚未确定。当看到总检察长理查森和斯皮罗·阿格纽及其律师相继步入法庭，联邦警官和特工人员将大门锁上时，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都陷入了沉默。朱达·贝斯特律师很快就承认其客户刚辞去副总统一职，而霍夫曼法官则宣布法庭将听审放弃起诉书和阿格纽的抗辩。在霍夫曼查明阿格纽已经阅读检察官的索偿清单并建议其无罪申诉等同于认罪后，阿格纽就一项偷漏所得税的指控提出了不申辩请求。 [78]
随后理查森向法庭陈述，称巴尔的摩检方已经收集了关于阿格纽收受不当钱款的大量证据。该总检察长又急忙补充道，其在获得证人证言时没有以免予起诉的保证作为交换。他解释说政府本可推进这个案子，国会本可在起诉后行使其弹劾权。若国会决定不弹劾，被告可以在其案件审判或法庭考虑被告作为在职副总统是否可以得到豁免期间继续任职。上述这些过程均要消耗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也会引发人们对于总统继任人选的长时间的焦虑和不确定。而这可能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理查森指出，“我很高兴法庭接受被告就一项偷漏所得税的指控提出的不申辩请求，这很好地维护了公共利益”。该总检察长随后承认，若没有宽松量刑的提议，本来很难达成这样的和解。为了达成这一和解，他愿意作出这样的提议。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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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纽回应称，他理解出于国家的利益应当迅速处理这个案件。一个可能拖延数年的法律程序会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他否认自己除了提出不申辩请求的情况外有任何不法行为，他也坚定地声称他没有做过任何损害过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总结陈词时，他重申自己的抗辩在于承认冗长的法律争辩将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 [80]
霍夫曼法官在宣判时承认阿格纽免职是其在判决时的首要考量因素。他称，否则他的行为将受到包括监禁在内的更严重的惩罚。但总检察长口中的“其中牵涉的重大国家利益”说服他仅仅判处阿格纽三年无监禁假释和10000美元以下的罚金。 [81] 尽管未明确说明，但大家都当然知道阿格纽所受的更严重惩罚指的就是被免除公职。
五天后，在由全国电视转播的“告别演说”中，阿格纽找到了最后一个机会，通过纠正“误解”，用对自己更有利的说法解释了辞职一事。他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使自己的筹资活动和合同分配活动产生了交集”，这在 “新的‘水门事件’后的政治道德”看来就成为了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在他的“人人都会这么做”的解释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收到的装满现金的信封和包袋已被隐藏在了他的出资人和他自己的记录中。他也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和他所谓的“行贿掮客、敲诈勒索者和阴谋家”的行为联系到一起。相反，他还控诉检方在获取对他不利的证词时没有进行交叉询问，而是以免予起诉作为交换从已认罪的罪犯处获得证词，如他所说并在之后“在明知这有损我公民权的情况下将其泄露给了新闻媒体以打造我的有罪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否认除了当他提出不申辩请求时“认为不用争辩”的一个无关指控之外的所有指控，不过他现在宣称该不申辩请求“并不代表出于任何目的承认任何罪行”。他的辞职使国家陷入了“几个月没有明确的总统继任人选的令人不安的阶段”。 [82] 阿格纽的“告别演说”和他之前的解释一样，都旨在削弱其行为的严重性或转移责任，而非阐明其被免职的缘由。他对比尔和其同事发起的诉讼以及对理查森口中的“我有史以来整理过的最为完整且最具说服力的证词”避而不谈。 [83] 然而，从阿格纽收到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和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至少说服了一些美国人相信他成了牺牲品。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封信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名叫卡莱尔的女士，她在信中写道：“我们的‘体系’竟然到了在我们急需像您这样的人时，您这样的人才却被迫离职的地步，这太可怕了。” [84] 不过，对于阿格纽最忠实的追随者之外的人而言，在巴尔的摩审判庭内审判的这一案件是令人信服的。在阿格纽离职后，这个国家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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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纽案的解决方法往往被视为弹劾的替代方式。在很多方面，它的确是。众议院拒绝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该案最终在一位联邦法官的主持下，针对由美国总检察长提起的指控，在一个审判庭内得到了解决，而非在参议院议事厅就众议院提交的弹劾条款进行讨论。然而在某些方面，阿格纽案也具备弹劾的特征。尽管副总统阿格纽没有经历他所请求的正式弹劾调查，但他受到的待遇却和弹劾有众多共同之处。
正如宪法制定者们在创建弹劾条款时主要考虑的是将不称职的官员从权威位置上移除一样，理查森在处理阿格纽案时的当务之急是剥夺其成为总统继任者的资格。阿格纽因其不道德行为受到的其他惩罚显然是次要的关注点。正因如此，理查森才愿意接受一个阿格纽只需为其罪行受到轻微处罚的控辩交易。将此人从国家机关中除名并使其无法行使权力成了第一要务。立宪者们和理查森都认为这是公开羞辱和惩罚后果。
总检察长坚持认为，详细记录对阿格纽提起的指控和证据并将其列入公开法庭记录作用重大。理查森要彻底显示正义已得到伸张的想法平衡了他想将阿格纽赶下副总统之位的愿望。阿格纽不是纯粹的政治牺牲品，他确实需要被免职。只有当选民们确信他们信任的人背叛了这份信任时，那么推翻民主党在一年前的选择才是合理的。这是阿格纽案需要明确和引人注目的关键点所在。
关于阿格纽暗中收受贿赂的指控仅在公众面前出现了两个月，而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完全地放在了另一桩截然不同、完全无关的政治丑闻上。不仅如此，这位副总统几乎全程都在极力反对这些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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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不当行为的新闻报道难免含糊不清。因此，在巴尔的摩法庭程序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确认的情况下，关于这些指控的有效性的疑虑将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而对免除副总统职务的合法性的质疑也将继续存在。
对阿格纽案的详细陈述及其未能在法庭或随后在电视上露面时进行有效抗辩，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相信他被免职是正当的。美国公众对此非常震惊，但并没有严重质疑该案的结果或认为副总统被不当革职。对多数观察者而言，理查森和巴尔的摩检察官们起草的类似于弹劾条款的案件报告和阿格纽辞职一事，以及他提出的不申辩请求一起产生了等同于认罪的效果。这一报告和它被采纳赋予了若阿格纽没有承担其责任则将可能受到弹劾这一观点的合法性。
最终，阿格纽自己像套牢的绳索一样的表现暴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第九十三届国会的众议院，也是未来数月里将处理尼克松案的机构，非常不情愿采用弹劾手段。尽管副总统本人要求众议院迈出可能弹劾的第一步，众议院还是倾向于不这么做。任何期望国会多数党将享受这一检验对立党领袖可能被免职的机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很快众议院领袖就会发现他们无法避免采取弹劾，但一旦其认为可以，他们就不会选择进入弹劾所展现的这片黑暗而未知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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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Nixon's dilemma is discussed at length in Jules Witcover, White Knight: The Rise of Spiro Agnew（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216—220.
[2] A good review of Agnew's life before his vice presidency can be found in ibid., 3—215.
[3] These and other Agnew remarks are reported in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ampaign in ibid., 234—266.
[4] Ibid., 279—280.
[5] H. R.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Inside the Nixon White House（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4）, 27, 52, 53.
[6] The most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Nixon-Agnew relationship, one making use of the Nixon tapes as well as of Witcover's own reporting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is Jules Witcover, Very Strange Bedfellows: The Short and Unhappy Marriage of Richard Nixon and Spiro Agnew（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but see also Spiro T. Agnew, Go Quietly … Or Else（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0）, 31—38； Joh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The Nixon Year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144—147；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247； Witcover, White Knight, 421.
[7]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99—100.
[8] Quoted in Witcover, White Knight, 305.
[9] Quoted in ibid., 309.
[10] Quoted in ibid., 334—336.
[11]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104—111； Witcover, White Knight, 310—321.
[12] Witcover, White Knight, 324—371.
[13]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172.
[14] Quoted i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143.
[15] Agnew, Go Quietly, 38—39.
[16] The William F. Buckley, Jr., Paper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and the William A. Rusher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are filled with positive references to Agnew from 1969 to 1973.
[17] Quoted in Witcover, White Knight, 310, 18.
[18] Ibid., 435—438.
[19] Melvin Small, The Presidency of Richard Nixon（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200.
[20]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case is 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1] Charles W. Colson, Born Again（Old Tappen, N.J.: Chosen Books, 1976）, 60； Tom Wicker, One of Us: Richard Nix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640； H. R. Haldeman, The Ends of Power, with Joseph DiMona（New York: Times Books, 1978）, 111； Herbert G. Klein, Making It Perfectly Clear（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0）, 350.
[22] William Safire, Before the Fall: An Inside View of the Pre-Watergate White House（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5）, 358.
[23]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243—247.
[24] The story of the dirty tricks campaigns and the Watergate affair that followed is told in detail in Stanley I.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 Knopf, 1990）, and more briefly in Keith W. Olson, Watergate: The Presidential Scandal That Shook America（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25]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226.
[26] John W. Dean III, Blind Ambiti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6）, 129.
[27] “Press Conference, August 29, 1972，”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2, 827—838（Washington, D.C.: GPO, 1974）； McGovern quoted in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3 vol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1991）, 2：602—603.
[28]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227—235.
[29] The Deep Throat story was finally told in Bob Woodward, The Secret Man: The Story of Watergate's Deep Throat（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30] An account of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journalistic investigation can be found in Carl Bernstein and Bob Woodward, All the President's Me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31] Quoted in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260.
[32] Quoted in ibid., 315.
[33] Quoted in ibid.
[34] Ibid., 313—314.
[35] Ibid., 327—334.
[36] Ibid., 350—357.
[37] Ibid., 358—363.
[38] Ibid., 364—367.
[39] Ibid., 371—378.
[40]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534；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141—142.
[41] Richard M. Cohen and Jules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ignation of Vice President Spiro T. Agnew（New York: Viking, 1974）, 3—6. The outlines of the case built against Agnew are confirmed by Witcover in Crapshoot: Rolling the Dice on the Vice Presidency（New York: Crown, 1992）, 249—262, and at greater length in Very Strange Bedfellows.
[42]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15—16, 43.
[43] Ibid., 81—96.
[44] Ibid., 113—117.
[45]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630. According to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659n6, a transcript of an April 14, 1973,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Ehrlichman, and Haldeman is in box 172 in Richard M. Nixon Paper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aryland.
[46]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102—103, 47.
[47] Ibid., 103—109.
[48] Ibid., 104—109.
[49] Ibid., 125—130.
[50]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143—144.
[51] “Statement by the Vice President，” April 25, 1973, and May 22, 1973, press releases, Spiro T. Agnew Papers, Hornbake Libra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aryland.
[52] Quoted i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143.
[53]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143.
[54] George Beall to Judah Best re: Spiro T. Agnew, August 1, 1973, Agnew Papers.
[55] Jerry Landnuer, “A New Watergat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7, 1973； Richard Cohen and Carl Bernstein, “Agnew Is Target of Kickback Probe in Baltimore, Proclaims His Innocenc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1973.
[56] “Statement by the Vice President，” August 6, 1973, press release, Agnew Papers； Jules Witcover, “Has ‘No Expectation of Being Indicted’； Says He Won't Qui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1973；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137—153.
[57]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55.
[58] Andrew Ripley, “Agnew's Aides Studying 100-Year-Old Cas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73； George Lardner, Jr., “Case of Grant's Vice President Presents Puzzle for Agnew，”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1973； Glen Elsasser, “Agnew Tries to Build a Fortress of Precedents，” Chicago Tribune, September 30, 1973； Bill Richards, “Experts Vote against Agnew's Stan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9, 1973.
[59] John P. MacKenzie, “Agnew Probe Raises Many Question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8, 1973； George Lardner, Jr., “Opinions of Experts Differ on Impeachment, Indictmen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8, 1973； Glen Elsasser, “Kerner Studies Impeachment Issue，” Chicago Tribune, August 31, 1973.
[60]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144—145.
[61]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se efforts can be found in Witcover, Very Strange Bedfellows, 291—345.
[62] Lou Cannon, “Defending Self, Agnew Say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1973； Lou Cannon, “But ‘He's Fighting for His Lif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0, 1973； Spiro. T. Agnew, “Statement by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21, 1973, press release, and Spiro T. Agnew to Elliot Richardson, August 21, 1973, copy released to the press, Agnew Papers.
[63] Richard M. Cohen and Lou Cannon, “Agnew Lawyers Bargain on Plea，”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1973；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190—251.
[64]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18—219, 265.
[65] Ibid., 218—219, 250.
[66] William Chapman, “House Gingerly Pokes at Impeachmen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1973.
[67] Ibid.
[68] Tony Mauro, “The Chairman in Winter: Peter Rodino Jr.'s Perspective on Impeachment，” American Lawyer 26（March 2004）: 59—61.
[69] Spiro T. Agnew to Carl Albert, September 25, 1973, Agnew Papers.
[70] Ibid.
[71]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5, 1973,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Agnew Papers.
[72]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56.
[73] Gerald R. Ford, A Time to Heal: The Autobiography of Gerald R. Ford（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102.
[74]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56—257.
[75] Martin Waldron, “Justice Dept. Says Agnew Can, Legally, Be Indicted, with House Acting Lat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1973； George Lardner, Jr., “Nixon's Immunity Backe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6, 1973；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61.
[76] Spiro T. Agnew, address to 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 September 29, 1973, Agnew Papers；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64—269.
[77] Spiro T. Agnew, address to United Republican fall dinner, October 4, 1973, Agnew Papers；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285—288.
[78]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340—345. 79.
[79] Ibid., 365—368.
[80] “Statement by Mr. Agnew to the Court，” October 10, 1971, Agnew Papers.
[81]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350—353.
[82] Spiro T. Agnew,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ctober 15, 1973, Agnew Papers.
[83] Quoted in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109.
[84] Joyce W. West to Spiro T. Agnew, October 15, 1973, Agnew Pap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