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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的弹劾：比尔·克林顿案
在20世纪90年代，艾尔西·黑斯廷斯是第一位但并非最后一位能够忍受并度过弹劾耻辱的联邦官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会在应对克莱本法官、尼克松法官和黑斯廷斯法官的弹劾程序及裁判方面的有限经验大大增加，普通公众很少注意到这些案件，也很少关注其后两名其他法官在即将被弹劾之际时辞职。在他们的司法辖区以外和国会山以外的居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相比于对联邦法官的诉讼，甚至是艾尔西·黑斯廷斯引人瞩目的政治生涯复苏，美国普通民众更加关注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弹劾。
克林顿案清楚地提醒了人们，美国国父们的意图：除非就弹劾的必要性达成异乎寻常的高度统一，否则在指定的任期内不应该罢免联邦官员。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当选众议员在当时极为冷静的情况下表示同意，参议院的成员才能使这种违背正常民主选择的措施合法化。制宪者认为，这种共识将超越正常的党派分歧，达到两党试图确保的领导人民主选拔的高标准。
随着罢免克林顿总统的运动推进，国父们所建立的上述宪法要求被忽视了。因此，罢免克林顿的努力将标志着美国政治和宪政文化演变的一个转折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常使用的宪法手段会被认为是政治修辞和党派战斗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方面。
理查德·尼克松案发生以来，比尔·克林顿的弹劾相比于任何弹劾威胁或实际发生的弹劾而言，引发了更为严格的审查。这不仅比一个多世纪以来任何针对总统的正式国会措施还要更进一步，并且这一措施的实施方式和结果均挑战了人们对宪法罢免程序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的看法。自安德鲁·约翰逊时代以来，总统的对手首次积极参与构建一个可被弹劾的罪名，而不是仅仅发掘产生重大后果的不当行为。在对克林顿的长期调查中，弹劾作为政治进程最不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呈现了出来：花费数年寻找治理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却毫无结果，仍纠住粗鄙的个人失误不放，最后，即使在全体选民表示不赞成这一做法之后，仍然不停地追求弹劾。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以积极的公众形象克服弹劾难关的能力，成了他执政的标志。与此同时，这一事件表明了那些头脑中弹劾根深蒂固的党派对手可能在政治上使总统瘫痪，阻止他推进议程。因此，克林顿事件影响了美国各层级的政治文化，人们越发将弹劾视作对普通政治分歧的回应，这一事件还削弱了弹劾对美国总统任职限制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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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林顿总统的正式指控涉及妨碍司法罪及在大陪审团面前作伪证。然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克林顿的弹劾是关于私人不检点的性行为以及在宣誓后对此事撒谎。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十恶不赦的行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当然这就不构成把一个在其他方面令人满意的总统赶下台的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反映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有关性行为的文化分界不断在扩大。关于个人行为的适当界限和个人偏离社会规范的私人权利的激烈争论深深地割裂了这个社会。冲突是从比较温和但人们深有体会的问题演化发展，诸如撩人的时尚、文学和电影，以及使用人工节育；到更加情绪化的争论，比如可接受的性行为、性别平等、堕胎和婚姻的属性。在性行为标准上无可调和的差异在政治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定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随着有关性行为的信念成为一种强大的两极分化力量，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成为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争夺胜利的战场。
自竖着“弹劾厄尔·沃伦”广告牌的日子以来，政治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克林顿时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治新闻和评论媒体数量和表达意见的途径大幅度增加，使得媒体发出各种声音，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为人熟知、不走极端，甚至发声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负有最小的责任。相比以前更深入更详细地调查公众人物的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而言，“水门事件”之后记者受到更多激励。日新月异的科技使信息发布速度更快也更多样化，这也加剧了新闻界的竞争，为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批评增加了机会，加快了对政治人物更严格审查结果的传播。这些事态发展正是发生在性别文化不断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首次使得社会容许公开讨论和争论以前从未进入一般公众话语的话题。虽然人类八卦的倾向可能由来已久，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记录、传播和强化谣言使之成为公众丑闻的盛况却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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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公开论坛上大声地满怀恶意地讨论性礼节，使用的语言在此前的美国政治话语中从未听到过，只有在极具争议的党派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的边缘，长久以来，出言不逊以及意识形态上毫不妥协的姿态一直在遭受打击。但是，一些人认为他们被不公正地否定了在指导政府中的适当领导角色，这些意志坚强的人将一种好斗的政治风格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成了主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再度兴起的保守主义被证明不那么关心维护传统的品位、社会稳定及宪政稳定，而更关心获得指挥国家事务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弹劾并非被视为应对无限制滥用政府权力人士的最后手段，而是作为日常争夺政府控制权的延伸。
结果相当于是宪法和政治上的火车失事。为了弹劾克林顿总统而坚决努力成功玷污了他的声誉，但是远没有达到罢免他的目的。由于公众广泛支持他对政府的整体方针，并相信他是因私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而被不恰当地提起弹劾，因而他渡过了这一难关。与此同时，这场运动导致指控他的人被普遍视为是死板贪婪的党徒，他们毫不在意，对于美国人民可能广为接受的不当行为，他们找到了一种表达不满的途径，总的结果是使弹劾变得广为人知，将其作为挑战总统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增加了人们对通过宪法文书惩罚联邦官员有效性的怀疑。
最终，克林顿的弹劾围绕着私人行为和职务行为的区分进行，这一分歧在1787年创建的惩戒机制中始终存在。至少，国父们原本设计出弹劾，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国家的行政长官在担任民选领袖时受到的干扰少一些。尽管制宪者们认为，通过将弹劾理由限制为“叛国、贿赂和其他重罪与轻罪”，他们的立法意图显而易见，但克林顿事件表明，定义这种罪行并实施这样的程序最终是一个政治行为而非司法行为。对弹劾克林顿所作的决定，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最终都是基于政治偏好而非明确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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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弹劾的根源埋藏在不断变化的国会文化之中。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除1946年和1952年的选举外，国会一直牢牢地把权力掌握在民主党的手中。然而，在那些年，民主党多数包括一大批北方城市进步派和一大批南方保守派。这样一个事实夸大了南方人的影响力：在这个民主党人为主的地区赢得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席位之后，就他们的连任而言很少遭到重大反对。结果，他们在一个由资历决定领导地位的国会委员会系统中稳步获得权力。民主党多数派的两翼不仅被迫相互妥协，以获得支持某项立法措施的多数票，而且还不时地与少数共和党人联盟，以获得优势地位。根据不同议题，联盟会发生变化，但立法上的成功通常需要找到可以接受的妥协立场，以弥合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分歧。 [1]
忠于所服务的政府机关，并尊重立法妥协的过程，几十年来的国会行事特点使这一点得到了强化。在喷气式飞机没那么普及的时代，出远门并不便捷，国会议员大部分时间往往都待在华盛顿，特别是那些在相当遥远的选区的议员。立法时间表要求举行整整几个星期的委员会听证会和会议、党派核心会议和立法辩论，在国会会议期间偶尔延长休会期，以便议员们可以前往他们所代表的州和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议员将家属迁往华盛顿地区。他们通常和对方党派议员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配偶在同一家商店购物，加入同一个家长教师协会。他们的孩子不仅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而且还参加同一个少年棒球联盟棒球队，加入同一个夏令营。他们的家属加入同样的教会，参观相同的博物馆，并参加同样的音乐会、戏剧和体育赛事。议员们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经常会结识在国会走廊的另一边与其处于同样地位的人。即便隶属于不同党派，但他们的生活环境颇为相似，彼此可以增进了解。党派之间的分歧可能是尖锐的，他们之中偶尔也会出现虚夸的极端主义者。然而，对敌手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在这些情况下国会大部分议员之间对敌手诚信建立起来的信任，都营造了一种和解和妥协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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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的文化在20世纪的后30年间发生了变化，起初变化较缓，后来变化加速。美国复杂的两党制中温和的中间派开始萎缩。公民权利立法和越南战争的根本分歧使一些关系紧张化。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缓和和妥协的动机受到侵蚀。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愈演愈烈，共和党开始在南方获得席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等民主党人开始转向更具意识形态兼容性的政党。相反，民主党开始失去对南翼的制约影响。1964年和1974年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获得巨大胜利，1966年和1972年共和党也取得了同等重要的较小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这样一种累积效应：许多两党成员习惯于跨越政党界限来开展工作。1974年的民主党崛起带来了一大批新成员，其胜利可归因于“水门事件”。接受剩余的共和党人必要性减弱了，而这样做的意愿，甚至是这样做的恰当性就会减弱。
共和党在随后的选举中取得了进展，这些进入国会的新共和党人相比前任不太愿意跨越党派分歧来开展工作。特别是从南方来到华盛顿的党派成员，他们相信和解是无原则的，并且会使这个党永远成为众议院中无能为力的少数派。1978年首次从佐治亚州当选的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开始倡导和展示一种更具对抗性的方式，挑战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通融的做法，如约翰·罗兹和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
就在金里奇抵达之时，众议院决定开始通过电视播放其会议。起初，大多数议员对这项新技术的潜力满不在乎。然而，金里奇抓住了机会，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演说，抨击民主党的大多数议员。众议院要求摄像头紧紧地集中在他身上，而事实上他经常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说话，有线电视观众则不太容易看到。民主党人不认为少数派中的非主流人士的愤怒言辞值得立即回应，因此观众只会看到金里奇对众议院行为的解释说辞而没有人提出质疑。在罕见的情况下，金里奇引发了回应，就像是1984年5月愤怒的托马斯·P.欧尼尔（Thomas P. O'Neill）议员所作的回应一样，这只是引起了人们对普通共和党议员的关注。 [2]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其他当选众议员且想法类似的共和党人加入了他的行列，特别是在他对议长吉姆·赖特（Jim Wright）的职业道德发起了攻击，导致这位民主党领袖在1989年辞职，之后金里奇发现自己身处共和党叛乱分子的先锋队，这些人欣赏他的攻击性和对抗性的行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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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的做法随着人员改变而逐渐改变。航空旅行的改善使议员在华盛顿与成员所在的州或地区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也更为频繁。既要维持在当地居住的实际需要，又要支付在华盛顿第二住所的高昂成本，而议员工资有限，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把家迁往华盛顿。大多数州和地区的人口稳定增长，导致电视宣传活动日益昂贵，立法者因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筹款。议员们出于个人和政治需要，希望在国会工作之余有更多的时间，这促使领导人压缩国会的工作周。1998年，共有六十五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向当选议长签署正式请愿书，要求维持一周三天的立法工作周。 [3] 由于周五和周一的委员会和全体议员会议变得越来越少，跨越党派的偶然社交接触的可能性也减少了。
许多更微妙的变化并不显而易见，更没有达到顶峰，直到1994年的大选，席位变动比平常更快。在那次选举中，共和党人四十年来首次获得两院控制权。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中取代了九位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取代了五十二位民主党人。长期担任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的罗伯特·多尔是一个刻薄的共和党人，从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上升为多数党领袖。随着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罗伯特·米歇尔的退休，斗志更加昂扬的金里奇被选为新众议院多数党议长。
许多新议员在一波反公职人员的公众情绪中当选，1995年1月上任时，他们对所加入的机构的惯常做法抱有敌意。因此，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少地吸收华盛顿的文化。他们计划每周两三个晚上住在那里，租用房间、共用公寓，或者像佐治亚州的众议员鲍勃·巴尔（Bob Barr）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在众议院体育馆里洗澡。在这种环境下，偶然的社交机会变得十分稀少，特别是与另一党派成员的交往。事实上，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雷·拉胡德（Ray LaHood）和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人戴维·斯卡格斯（David Skaggs）以及俄亥俄州的汤姆·索亚（Tom Sawyer）尝试在每届大会开始之前，通过为成员及其家人举办周末社交活动，建立更加融洽的文化，但这一两党合作的努力失败了，透出冷清的气氛。1997年，第一次此类活动吸引了两百多名成员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附近的度假胜地。然而2002年后，出席率急剧下降导致这一活动被中止。 [4] 更加残酷、不乐观的选举活动激起了针对另一党派日益挑衅的情绪，当双方联系主要局限于委员会听证会、立法的最后审定、全体议员会议和几个正式场合（在这种场合下，议员应该为自己所在的党派鼓掌，而用沉默表示对另一个党派的反对），这种敌对情绪并没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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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会和谐气氛的消失，曾经常见的跨越党派的友情变得罕见。这种友谊确实发生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例如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与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一起写了一本间谍小说，威廉·科恩也与缅因州参议员民主党人乔治·米切尔就伊朗门事件调查合作撰写报告。 [5] 即使是两位罗德学者，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卢佳尔（Richard Lugar）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所维系的社会纽带也值得注意。 [6] 有趣的是，科恩和萨班斯学会了跨党派合作，至少不是第一次在很大压力下，因为他们在1974年的弹劾审判期间担任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在没有这种跨党派关系的情况下，旧式的和解和妥协模式在“水门事件”后民主党人占多数的时期被忽视了而后消失，在20世纪90年代被更加好斗的和机会主义的党派关系所取代。
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让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感到不安。在掌控白宫的12年加上20个小时里，他们习惯于控制行政部门。这曾为挫败美国国会多数民主党的倡议提供了一个手段，也有助于推动理查德·尼克松、里根和乔治·布什所拥护的保守党议程。但布什无力处理经济疲软，加上第三党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对日益增长的联邦赤字提出的持续警告，帮助克林顿获得了总统职位。克林顿的反对者非常清楚，新总统只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三的民众投票，尽管这一得票总数远远领先于布什的百分之三十八和佩罗的百分之十九。共和党人失去了总统职位，不得不寻求挫败民主党政策举措的新手段。注意力很快集中在新任总统身上，他上任时已经被他们鄙视了。
乍一看，克林顿似乎代表了美国经典的成功故事。他在阿肯色州一个小镇长大，出身卑微，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读本科，然后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两年，最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完成了他的学校教育。后来他回到阿肯色州，在阿肯色州州立大学教授法律，很快就加入了1974年的国会竞选中，但是却没有成功，对手是一个根基牢固的共和党人，这人勉强承受住了“水门事件”引起的波澜。两年后，克林顿当选为阿肯色州总检察长。又过了两年，这位32岁的民主党人首次担任州长，除了1981年至1982年外，他一直连任州长直到他进入白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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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克林顿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政治对手之后就以这些事情作为把柄反对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一起，他接受了一系列的学生缓服兵役的特权，使他避免了征兵。他获得罗德奖学金时，承诺如果缓役延期，他将在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后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然而，当义务兵役部门建立了一个征兵抽签系统时，并且他抽到了足够高的数目可避免服兵役，克林顿撤回了他进入后备军官训练营的承诺。同时，他参加了在英国的反越战示威游行。后来，他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帮助管理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得克萨斯州的总统竞选活动。在长期服务阿肯色州州长期间，他和希拉里·罗德汉姆在耶鲁相遇，并在1975年结婚后在小石城执业，进行了一些获利颇丰的投资。同时这些年流言开始流传，克林顿屡次搞婚外恋。这些行为都不是他独有的。事实上，逃兵役、支持反战、金融机会主义，甚至性的不忠行为在政治圈内外的同辈人身上并不罕见。然而，克林顿非凡的政治成就使他因所有这些行为而成为众矢之的。
从他就任总统的那一刻起，克林顿就面临着共和党人、新闻界人士，甚至是本党少数成员的坚决反对。早期他在雇用和解聘员工上出现了几个失误，损害了自己的事业。他没有充分地检查他最初选择的两个总检察长的背景，令他感到懊恼的是，这两人被曝声名狼藉最终退出。类似地，他的首选候选人也未能成为司法部民权司的领导人，此前《华尔街日报》对她的一些法律著作进行了批评。同样，他解雇了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七名上届政府的留任雇员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那些被解雇的人为总统新闻团队作旅行安排，以不光彩的结局作出回应。
最重要的是，年轻的总统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软弱的立法领导人。为了履行竞选承诺，克林顿首先要求国会采取有争议的措施，以确保军方同性恋者的充分权利。坚定的共和党反对派与民主党的叛党迫使他退缩，并且以“不要问、不要说”的行政命令了结此事，两头不讨好。接下来，克林顿面临庞大而不断增长的联邦预算赤字，提出了一揽子最终有助于实现持续繁荣的经济改革方案。然而，由于国会共和党不愿意为加税单记投票，加上几位保守的民主党人的叛变，经济复苏计划很难被采纳。
一个300亿美元刺激就业的公共工程项目很快就遭到了共和党的阻挠。增收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个人所得税和增加联邦汽油税的法案也未能通过。该计划的剩余部分涉及削减赤字和为减少低薪阶层税收的所得税抵免，最终在众议院以218∶216票通过，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的决定性投票使这两项法案在参议院勉强通过。经济复苏计划虽然有长期的好处，但远远低于克林顿的预期。这个险胜（失去在国会两院的任何一张支持票都可能导致失败）暴露了他政治领导力的局限性。这种软弱的领导力在下一年得到了印证，他提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国会批准，支持他的共和党人多于民主党人，国家医疗体系的重大改革作为他首要的立法倡议也遭遇惨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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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克林顿的弱点暴露出来，他的对手趁此无情地追击。他们利用1993年5月白宫副法律顾问文森特·福斯特的死亡大做文章，他原先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小石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一，他加入新政府才只有四个月。在表面上这是一个男人因为遭受不可调和的压力和临床抑郁症的痛苦而自杀，但福斯特的死亡催生了无数的阴谋论，一些阴谋论认为这涉及他在克林顿投资中的作用，这些阴谋论本身仍十分可疑。
至少自1989年以来，政治对手已经在彻查克林顿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活动。反对派中常见的面孔包括一些沮丧的阿肯色政治对手，他们经常在智商和票数上不敌克林顿州长，还包括一小部分心怀不满的州政府工作者。他们在州外悄悄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这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宣泄不满方面的有效性。早在1989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就开始探索如何削弱潜在的未来对手。到克林顿竞选并赢得总统大选之前，几个讨厌他又极其富有的人，为了诋毁他而开始投入大量资金。他们称之为“阿肯色州项目”。克林顿州长的各种早期敌人制造了一些性丑闻和金融欺诈的故事，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些故事在表面上对他造成了伤害，但没有毁了他。后来，许多有关性关系的故事结果是没有证据的、有问题的或是完全虚假的，这些故事是由敌人传播，或者由哗众取宠的小报花钱并出版，这份小报也曾经报道乔治·布什与外星人的会面。随着讨厌克林顿的人继续发展，他们招募了一些盟友，其中一些人是有意成为高知名度的媒体人物，另一些人则满足于在律师事务所、政府机构和其他地方保持低调。在影响美国政治的做法中，这一切都并非不寻常，但是对克林顿肆无忌惮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 [9]
他们批评者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白水土地公司（Whitewater Land Company）在阿肯色州西北部开发的河滨度假物业，克林顿夫妇对这家公司有投资。这个投机风险项目是由比尔·克林顿的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詹姆斯·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发起的，他是小石城麦迪逊担保储蓄和贷款公司（Madison Guaranty Savings and Loan）的总裁，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法律客户。麦克道格尔的麦迪逊储蓄和贷款公司与失败的白水土地公司密切相关，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性储蓄和贷款崩盘中倒闭了。由于麦克道格尔的许多失误，克林顿最终失去了大部分的投资，并背负了白水土地公司的债务，也许这就是他们被麦克道格尔欺骗，而不是与他共谋的最明显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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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迪逊和白水土地公司的复杂关系却被克林顿的批评者视为州长监管失败和妻子施加不正当影响的证据。与白水土地公司和麦迪逊有关的腐败指控出现在1992年竞选期间，并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尴尬初期再次出现。尼克松在新泽西州隐居期间分析了这一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年轻的总统可能试图掩盖某些事情。1993年，他开始告诉他的助手莫妮卡·克劳利，希望看到共和党人像民主党人对“水门事件”那样进行一次有力的调查。 [10] 尽管没有出示过克林顿夫妇不当行为的证据，也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但是麦克道格尔各种罪名的有罪判决以及克林顿夫妇与他之间无可置疑的旧情引发了持续的怀疑。 [11]
克林顿总统的政治敌人对其就任总统前的行为的专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约翰·肯尼迪的私人生活，林登·约翰逊的投资以及其他总统在成为行政首长之前的活动都在竞选活动中遭人质疑，但是一旦公众投票产生结果，他们从未成为国会调查的对象。对尼克松在1973年和1974年的密切审查也仅限于他担任总统时的行为。在克林顿政府早期，共和党人所作的决定打破了过去的模式，表明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轻蔑地认为总统是非法的。发起强烈暗示涉嫌犯罪行为的调查，威胁要对总统的私人就任前文件及其职员的记录申请提交书面文件的传票，这标志着好斗的消极政治气氛与日俱增。最后，弹劾文书本身暗含对总统的政治挑战的限制，调查克林顿早年历史是对这种限制的漠视。扩大总统审查范围忽视了这样一个先例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鼓励总统采取防御性和秘密行为，败坏与另一党派首领的国会关系。 [12]
1993年秋，共和党人和几位国会民主党人一起，开始要求任命一位独立检察官来调查克林顿夫妇在白水土地公司投资方面可能存在的错误行为。这一要求引用了“水门事件”以来的标准主张，即不应该依靠行政部门来进行自我监督，最高法院曾在1988年的莫里森诉奥尔森案中裁定，独立于行政部门监督的检察官是合宪的。在白宫，政治顾问主张披露财务记录并任命特别检察官，因为克林顿夫妇无所隐瞒，法律顾问则反对这种任命，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白宫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于1974年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从事弹劾工作时曾担任希拉里·罗德汉姆的上级，他进行了激烈争论，反对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努斯鲍姆指出，这样的人物一旦被任命，就可以不受监督、约束或时间限制地调查克林顿夫妇的事情。此外，他表示，一些指控将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证明调查的合理性。最好立即披露所有相关的文件，等着这个事件不久就会消失，而不是让这样一个“邪恶的”检察官着手调查。然而，克林顿在母亲去世几天之后，正在欧洲之行中，疲惫地同意任命一位独立检察官以调查白水事件和文森特·福斯特事宜的请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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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顿就职一周年之际，总检察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任命备受尊敬的纽约律师兼前联邦检察官共和党人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e）担任特别检察官来调查白水事件和福斯特事件。1978年的独立检察官法在布什政府任期临近结束时已经过期；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Lawrence Walsh）对伊朗门事件的调查仍然不明朗，这使许多公职人员闷闷不乐，尤其是共和党人。当沃尔什起诉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曾打电话给独立检察官及其助手“刺客”。 [14] 里根政府助理总检察长西尔多·奥尔森（Theodore Olson）曾在莫里森诉奥尔森案中对独立检察官条款提出质疑未果，他抱怨说：“这对个人造成了实质性的不公正，也造成了纳税人的损失。” [15] 由于独立检察官法不再有效，而且恢复情况尚不确定，雷诺没有义务遵守其指导原则。所以她按自己的意思选择了菲斯克。
菲斯克立即对白水事件进行了调查，几天内在小石城设立办事处。 [16] 5个月后，他发表了两份初步报告。第一份报告确定文森特·福斯特是自杀而亡，深受未经治疗的临床抑郁症之苦，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他的死亡。第二份报告发现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白宫或财政部试图影响白水土地公司或麦迪逊担保公司的调查。菲斯克总结说，没有一份起诉书是有正当理由的。几个小时之后，对白水事件的争论似乎已终结了。 [17]
然而，菲斯克在工作时，共和党撤回了反对意见，国会最后同意延续1978年的独立检察官法。讽刺的是，在菲斯克作报告的当天，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因此，对白水事件调查的监督责任转交由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任命的三名联邦法官。这三位法官并没有简单地确认雷诺对菲斯克的任命并允许他完成工作，而如总检察长所建议的那样，选出了一位他们认为更独立的检察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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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的白水事件调查员肯尼思·W.斯塔尔的背景不同，而且将采取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方式。鉴于菲斯克是一位基本上没有政治色彩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也是一位资深的检察官，他的继任则是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坚定的支持者。肯尼思·W.斯塔尔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宪法律师，曾经担任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的书记员，37岁时被里根任命为联邦法官，之后担任布什政府的总检察长，人们认为如果布什赢得了第二个任期，斯塔尔很可能是最高法院法官的候选人。不过，尽管斯塔尔简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起诉方面却毫无经验。
此外，斯塔尔发现很难避免对自己公正性的质疑。在他被任命前几周，他出现在一档公共电视节目上，就阿肯色州一名名叫保拉·科尔宾·琼斯（Paula Corbin Jones）的女性对总统提起的民事诉讼批评克林顿政府主张豁免权。 [19] 后来他为一个保守派团体起草诉讼摘要，反对白宫在琼斯诉讼中的立场，这使得人们不禁质疑他是否是公正的，是否可能像他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公平。多年以后，当他与琼斯律师的秘密合作成为了这一起诉总统案的一个转折点时，这种担心重新出现。 [20] 联邦上诉法官哈里·爱德华兹驳回了一项指控，即任命斯塔尔是由于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劳奇·费尔克洛思（Lauch Faircloth）对三位法官审议小组的主席戴维·桑泰勒（David Santelle）造成的不恰当影响。这两位参议员都是直言不讳的克林顿批评家，但质疑仍未消除。 [21]
斯塔尔决定重新开始调查，而不是根据菲斯克所做的工作继续进行。不像菲斯克那样一直想尽快完成工作，斯塔尔决定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来确保他和他的律师、调查人员能够充分调查这个事件。这两人同样承诺惩罚那些犯有不当行为的人，但对于检察官有义务尽快消除笼罩无辜者的怀疑的阴霾，他们持有不同的态度。菲斯克把全部的时间投入到白水事件的调查上，但斯塔尔却只投入部分精力，1992年大选后，他继续在此前加入的华盛顿律师事务所任职。 [22]
在开始工作后的一年内，斯塔尔就麦迪逊担保公司的事务向詹姆斯·麦克道格尔（Jim McDougal）、苏珊·麦克道格尔（Susan McDougal）和克林顿阿肯色州州长的继任人吉姆·盖伊·塔克（Jim Guy Tucker）提起了诉讼。一年后，他们被认定有罪，但克林顿和他们复杂的金融计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共谋者戴维·黑尔（David Hale）以1986年的一次电话谈话的证据换取宽大处理，只有这一未经证实的证据试图将克林顿与该计划联系起来。克林顿否认了这一谈话，检方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黑尔自私和可疑的主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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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96年5月麦克道格尔和塔克被判有罪，白水事件的诉讼除了上诉以外，继续按常规发展。对旅行办公室职员的解雇、福斯特自杀、白宫人事部门滥用联邦调查局记录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律师事务所账单记录失踪等问题的继续调查仍然与总统没什么关系。他们被贴上不吉利的“门”标签，“旅行门”和“档案门”事件将他们与最近的弹劾历史联系在一起，从而掩盖了它们微不足道的重要性。此后，斯塔尔穷追不舍地调查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对于他是否表现出缺乏控诉经验，或是否为了党派议程尽可能长时间维持笼罩克林顿的阴霾，这种猜测越来越多。无论如何，白宫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离任的伯纳德·努斯鲍姆对特别检察官的警告表示赞同。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华盛顿的政治生活继续争议不断，而斯塔尔则继续进行调查。国会在1994年11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共和党赢得了多数席位，纽特·金里奇成为众议院议长。克林顿的事业目前大幅受挫。然而，新掌权的共和党人不止一次低估了他的政治技巧和韧性。在1995年激烈的联邦预算党派斗争中，双方都不愿妥协。克林顿巧妙地将政府暂时关停、延迟给付社会保障金和退伍军人福利金怪罪到金里奇领导的冥顽不化的共和党人头上。次年，他也在福利改革的党派斗争中取得胜利。1996年，一场激烈的总统竞选证实了克林顿在选民中的知名度，他轻松击败了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罗伯特·多尔。
在所有这些政治斗争中，精力充沛的斯塔尔将调查工作继续推进。然而，随着克林顿第二次宣誓就职，调查几近崩溃。斯塔尔于8月1日宣布辞去独立检察官职务。他打算成为加州马里布的佩珀代因大学法学院和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这个保守派机构像阿肯色项目那样从匹兹堡的斯凯夫（Scaife）家族那里得到了最大一笔捐助。保守派对放弃追诉克林顿感到震惊。前尼克松演讲撰写人《纽约时报》的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斥责斯塔尔“有一种扭曲的责任感”，“抛弃了他的客户——美国人民，给法律职业带来耻辱”。 [24] 萨菲尔经常使用“水门事件”术语，如“掩盖”“阻碍议事”和“妨碍正义”来形容克林顿，称斯塔尔为“懦夫”。 [25] 据报道，斯塔尔被同事和工作人员以及意见领袖萨菲尔的愤怒反应震惊了，他再三考虑后撤回辞职，甚至全身心投入到对总统进行更为有力的调查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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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了1997年底，斯塔尔三年半的调查却未能就针对总统的指控得出一个结论。很显然，斯塔尔不愿意承认，尽管他的调查工作已经停滞，但他没有找到任何对总统采取法律行动的依据。 [27] 一年之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终于承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提出任何有关白水事件或文森特·福斯特死亡的指控。与此同时，民主党继续抱怨这一笔接近4000万美元不必要的开支，除了用于骚扰白宫以外，别无他用。即使是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也不耐烦了，一度要求斯塔尔“亮出手里的牌”或者停止他的行动。 [28] 然而，一个不相关的法律问题正在为斯塔尔濒死的调查注入新的活力，并证实了伯纳德·努斯鲍姆最担心害怕的事。
比尔·克林顿的政治敌人为了抹黑他而进行的这场运动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情况。这一情况在保拉·科宾·琼斯案中最为真切。克林顿的反对者利用琼斯，能够对他担任州长时的行为积极地提出质疑，并一再指责他的人品应受谴责。然后，在最高法院有争议的裁决和克林顿自己做的傻事的怂恿下，他们能够将他担任总统前的事件转变为弹劾总统的理由。如果确实发生了所谓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但根本不属于制宪者认为的弹劾基础，一方面这提供了纠缠总统的机会，让他在直接且影响深远的难堪和毫无疑问的政治迫害中作选择，另一方面是让他面临弹劾，虽然可能性较小但风险仍然是很大。
1991年5月，保拉·科宾是一名23岁的州工作人员。据她后来讲述，阿肯色州的州警丹尼·弗格森（Danny Ferguson）把她带到了小石城的怡东酒店的州长套房。她声称她和克林顿一旦独处，克林顿就做出了不受欢迎的性关系进展，她断然拒绝。她离开房间，但当时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相反，据弗格森说，她向他宣布，她想成为州长的正式女友。弗格森的同胞拉里·帕特森（Larry Patterson）把这个故事传达给了阿肯色项目。在《美国观察家》1993年发表的一篇采访中，他声称州长安保部门成员详述了与克林顿约会的女性，其中一个被帕特森称为“保拉”。虽然科宾这个名字从这个有限的描述中无法辨认，她当时已经结婚，使用了她丈夫的名字，并搬到了加州，因此更难以追查，她在保守党政治行动委员会1994年2月华盛顿大会的演讲中宣布自己就是受虐待的妇女。琼斯滔滔不绝地提到克林顿的性暗示，说她只是想要他承认不当行为并道歉。三个月后，当总统没有作出这种自我牺牲的声明时，她在小石城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70万美元的性骚扰民事诉讼。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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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检察官对“白水事件”开始调查后不久，琼斯诉讼进一步令克林顿感到难堪，但目前并没有将他带上法庭。总统的律师很快根据弹劾规定的另一面提出了一项驳回起诉的动议：行政长官在执政期间，即使因他担任总统之前的事务而涉诉，也可以在宪法上免于民事和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目的不是为了免除总统的行为责任，而是向公民保证他们所选的行政人员专注于宪法赋予的使命。
总统的律师辩称，至少需要等到克林顿离开白宫时，法院才能审理保拉·琼斯的申诉。1994年12月28日，小石城联邦地区法官苏珊·韦伯·赖特在1994年12月28日裁定，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首要利益要求现任总统不得从事履行公职以外的事情。赖特认为，允许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诸如琼斯所提起的）可能会使行政首长受到骚扰。因此，必须推迟民事诉讼的审理，直到被告不再担任总统。 [30]
赖特强调，总统豁免是暂时的，是公共利益和宪法设计的一个功能。这并不是要求驳回琼斯的诉讼，而只是把诉讼推迟到克林顿1997年或2001年离任后再进行。法官写道，“对于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的所有人而言，似乎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披露和听审程序的进行。这种做法消除了目击者因时间的推移可能死亡、消失、丧失能力或变得健忘的问题”。 [31] 这一裁决，除了主要判决之外，似乎几乎是事后的想法。然而，它将带来对克林顿而言命中注定的不利影响，为继续推翻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双方律师立即对赖特法官的裁决进行了上诉，暂时停止了实质性诉讼。 [32] 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对现任总统的宪法保护范围勉强采纳了相反的观点。该法院对执行豁免持有限的观点，认为由于担任总统之前的活动而产生的诉讼并不涉及公务，有权对其进行该诉讼。该法院提到了对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在他们上台之前提起的三起相对较小的民事诉讼在之后仍继续推进。上诉法院对行政办公室只作了一个让步。它指示应对案件负责的法院根据总统执行公务的需要谨慎地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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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一个判决无视国家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不考虑上述裁决可能为“不间断地对现任总统就其非官方行为提起无理取闹或琐碎的民事诉讼”打开了大门，“不仅有风险而且历史上没有得到支持的先例”。法院多数法官认为，只有少数亲自与总统打交道并独立于其官方角色的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两名法官认为，不应该剥夺或延迟救济权。只有一名异议法官认为，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应对诉讼会增加总统的负担，从而使得总统在履行宪法职责时分心。强迫他在职期间转移精力和注意力，以保护自己不受个人责任的损害，这将导致在其毫无阻碍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时公共利益受损。尽管如此，法院以2∶1的投票推翻了克林顿的诉讼中止，并命令赖特法官继续受理琼斯的诉讼。 [33]
克林顿的律师向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7年1月进行了审理。1997年5月27日，最高法院一致维持上诉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完全颠覆了通常的“三权分立”的论点，裁定认为行政独立不是妨碍司法机关运作或推迟个人诉总统诉讼的基础。在总结中，最高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并不代表制宪者想要避免对总统时间和精力转移的情况，两个法院都表现出对现代总统性质的无知或漠视，更不用说克林顿面临的政治攻击程度了。正如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那样，法官们认为琼斯诉讼不会占用总统很多时间，只会在最低程度上分散他在其他活动上的精力。即使是斯特芬·布雷耶大法官，在其同意意见中最赞同豁免权的主张，他也指出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弹劾会使克林顿大大分散注意力。琼斯案对最高法院来说似乎是对总统职位影响不大的一个小问题，特别是与“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相比，后两个事件对总统造成了极大干扰。 [34]
如果琼斯诉讼的发展真的如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天真所愿，那么克林顿本可能只分散一部分精力。然而，在他们对总统职位的宪法保护所作的狭隘解读中，法官们不了解已在进行的诋毁总统运动的规模。克林顿诉琼斯案宣判后不久，克林顿的律师和琼斯的律师之间探讨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三年前，一个协商解决办法的类似讨论已经失败；现在甚至面对70万美元的赔付，以及一个措辞谨慎的声明（没有具体承认不当行为的，而是说琼斯没有做任何不当的事情）可能使谈判再失败。保拉·琼斯和史蒂夫·琼斯已经为保拉·琼斯法律基金吸引了至少30万美元的捐款。只要案件仍然存在，现金收益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几乎没有要结束这个案件的动力。他们的律师失望地辞职，因为琼斯拒绝了一个他们认为很好的解决方案，而由于几乎没有证据，琼斯在审判中胜出的可能性较小。这些律师说：“你的重心从证明你是一个好人转变成了证明克林顿是一个坏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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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达拉斯律师很快上前接管了琼斯案。他们享受了卢瑟福研究所提供的财务担保，这一弗吉尼亚基金会曾参与保守的基督教运动。这些达拉斯律师也被塞进了一个由强大的克林顿对手组成的松散网络，他们合作收集并传递有关总统的负面信息。这个被称为“精灵”（“the elves”）的网络包括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毕业生，他们在纽约、费城和芝加哥的顶级律师事务所工作，还有他们的同学，刚刚被肯尼思·斯塔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雇用的保罗·罗森茨维格，西尔多·奥尔森也是其中一员，他于1989年曾经向最高法院质疑独立检察官法的效力，但现在准备利用该法。与“精灵”有联系的其他律师则是保守派媒体人物安·库尔特和劳拉·英格拉汉姆。从“精灵”传递给琼斯新支持者的信息使得克林顿诉琼斯案成为战胜总统的工具。 [36]
正如琼斯的律师准备推翻克林顿与她的交易一样，罗森茨威格提醒他们向总统询问他与另一名妇女的关系：莫妮卡·莱温斯基。她的名字以前没有出现在克林顿涉嫌乱交的问题上，但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刚刚收到来自五角大楼秘书琳达·特里普（Linda Tripp）的一份线报，莱温斯基与克林顿有染。令人惊讶的是，特里普拥有与莱温斯基电话交谈的磁带录音，似乎就像著名的尼克松水门磁带，有可能曝光和记录总统的不当行为。这与发生在二十五年前具有标志性的“冒烟的枪”事件惊人地相似，将斯塔尔的调查带入了新的领域。
特里普一直是布什政府的一名总统留任职员，直到离开行政办公室后，在白宫与莱温斯基相处融洽，后者也曾在五角大楼担任过实习生。莱温斯基向特里普坦白，生动地描述了她与总统浪漫的邂逅与肢体接触。特里普迅速背叛了年轻女子的信任，把故事传给了作品经纪人卢西亚尼·戈德伯格，她们都热切希望揭露和诋毁克林顿。戈德伯格因为令人蒙羞的白宫新闻而兴奋起来，迫切希望将他们等同于“水门事件”丑闻，将特里普认定为一位潜在的代笔作家“琼·迪安”（Joan Dean）。 [37] 1997年9月，戈德伯格劝告特里普开始用磁带录制与莱温斯基的谈话。尽管莱温斯基的故事与斯塔尔被授权调查的问题没有明显联系，但它与琼斯的诉讼一起提供了一个将克林顿置于不舒服状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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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普还与1981年加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迈克尔·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联系，该记者是该报和其他地方的一个调查记者队伍成员，他们欣赏并试图仿效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自1992年以来，伊西科夫一直在寻找克林顿性出轨行为的故事。他发现保拉·琼斯1994年的指控是可信的，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证实这些指控。他的编辑们对早期他提交的内容持怀疑态度，这促使他转向《华盛顿邮报》的姊妹刊物《新闻周刊》。1997年，在琼斯律师提示的指导下，他找到了另一个所谓的克林顿的受害者凯瑟琳·威尔利（Kathleen Willey），后者把他带到了特里普那里。特里普在与戈德伯格商量之后，指引其寻找莱温斯基。伊西科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戈德伯格也把这个故事传给了“精灵”，后者又把这个故事传递给了琼斯的律师。《新闻周刊》的记者可能会在无意中继续为克林顿的各种敌人服务。 [38] 而且，当克林顿性丑闻的事件最终出现在报纸上时，这将给反对克林顿的运动带来“后水门事件”的光环，因为这是与《华盛顿邮报》有关的调查记者揭露了这一事件。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名字出现在琼斯的律师们希望作证的个人名单上，这在1997年12月6日向克林顿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意识到他的个人行为可能会导致他在法律和政治方面有更进一步的问题。作为回应，他建议她提交一份技术上可辩护，但显然措辞晦涩的宣誓书。克林顿区分了他们未曾有过的性交和她对他进行的口交；他将前者定义为性关系，而后者不是。在文化的性别自由因素中，这种区别并不清楚，特别是对年轻人和南方男性而言。莱温斯基和克林顿尽管不接受这个定义，但凭借该定义进而否认他们有过性关系。当总统和他的情人咬文嚼字的时候，他的私人秘书贝蒂·柯里（Betty Currie）努力使莱温斯基和克林顿交换过的礼物消失，而克林顿的好朋友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也为莱温斯基在纽约寻找一份工作而继续努力，使她远离华盛顿的聚光灯。这些行为虽然不是生来非法的，因为它们并不违抗传票，但都会被克林顿的批评者和谙熟“水门事件”术语的媒体贴上“掩盖”和“妨碍司法罪”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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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温斯基事件引起肯尼思·斯塔尔的注意之后，他迅速要求总检察长珍妮特·雷诺允许扩大他的调查范围，以便在琼斯和莱温斯基事件中涵盖可能的妨碍司法罪。他没有向雷诺透露他之前与琼斯律师的联系，这可能会让她三思。由于不知此事，雷诺和独立检察官的三位法官审议小组立即批准了斯塔尔的要求。 [39]
在克林顿1998年1月17日的前夕，在特里普的帮助下，独立检察官的工作人员在琼斯案件收集书面证词的听审中，对莱温斯基进行了突袭取证。她后来称他们通过可怕的警告、恐吓的方法和禁止她联系律师等手段迫使她与他们合作。第二天，琼斯的律师询问克林顿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他慎重而精确地选择了措辞，否认这是性关系。
在几天之内，克林顿—莱温斯基私通的故事首先出现在臭名昭著的互联网政治八卦网站“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上，并于1月21日在水门时代可靠的调查性报道刊物《华盛顿邮报》上出现。而后伊西科夫更详细和更好的记述出现在《新闻周刊》上。克林顿在1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他拒绝承认这些事。他用手指着电视摄像机强调自己的话，他说：“我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女士，没有性关系。我从来不会教任何人说谎，一次都没有，从来都没有。” [40] 克林顿再次仔细选择措辞，没有详细说明他正在使用的性关系的定义。不过，他正在向那些因“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而对这类声明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发表讲话。他还面临着一个对性关系有着不同理解的特别检察官，更不用说对总统公职定义的理解。
有关克林顿不忠行为的事件未经证实却迅速流传，引发了批评总统狂潮。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家和社论作家要求他辞职。他在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回应了他对公职毫不减弱的重视，并提出了一个对其公职行为重振信心的方案。克林顿总统的讲话强调三十年来首次实现了平衡的联邦预算，这是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时不会被忽视的一个指标。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总统任期表现的看法，在最初与白宫实习人员有性关系的报告出现时只下降到57%，在演讲后反弹到73%，表明公众对总统处理个人事务行为和履行宪法职责是有所区分的。华盛顿媒体认为克林顿的状况可以与尼克松最后几天相提并论，却忽略了两人地位的巨大差异，他们广泛预言总统将被迫辞职，极大地误判了克林顿和公众的情绪。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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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春天，肯尼思·斯塔尔试图在他的琼斯案证词中收集证据指控克林顿犯有伪证罪，在莫妮卡·莱温斯基公开曝光之前与其达成交易构成妨碍司法罪。斯塔尔试图通过谈判以达成协议使莱温斯基作证指控总统的进展缓慢。最后，在7月下旬，莱温斯基同意作证，并出示一件染有精液的蓝色外衣，以免遭起诉。斯塔尔很快就在这件证物上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他要寻找总统血样进行脱氧核糖核酸测试。克林顿提供了血样却得到了重要的信息，他不能再依靠关于性活动的语义花招。
接下来一个月，斯塔尔强迫克林顿就他与琼斯案有关的关于莱温斯基的声明向陪审团作证。4月份，赖特法官驳回了保拉·琼斯的诉讼，因为缺乏进行审判的充分的实质依据，但这并没有阻止独立检察官在本案中寻找总统作伪证的证据。琼斯对克林顿的申诉已经化为泡影，尽管11月份克林顿同意支付她85万美元作为终止她继续诉讼的回报。不过琼斯给总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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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克林顿觉得自己有义务以录像证词的形式告诉大陪审团，与他在琼斯案证言中披露的内容不同的是，并且正如DNA检验所证实的，他确实与莱温斯基有过“不适当”的关系。他试图逃避伪证罪的指控，指出他在1月份的供词中有意识地试图给出字面上是真实的，但没有帮助的答案。他解释说：“如果宣誓证人是被进行口交的人，那么这种接触，不会是琼斯律师指定的身体部位列表上的任何东西，而只是另一个人的嘴唇。” [42] 后来，当被问及他自己的律师声称总统和莱温斯基之间“没有任何方式、形式或形状的性活动”，克林顿抓住了提问者对动词时态的使用。“这取决于‘is’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指出，“如果‘is’指是且从未有过，那是一回事。如果这是指‘现在没有’，那么该陈述就完全真实。” [43] 这样的语义精确性是合理的，但在公开表述时会受到政治调侃。他当晚再次在电视上在全国观众面前向陪审团承认与莱温斯基的不适当的关系时，这一部分内容并不在其陈述中。
在克林顿对不当行为痛苦的承认中，他设法削弱了公众对他一直妨碍司法的看法。相反，出现了一个聪明虚伪的形象，但可以说是真实地回避了不合适的问题。事实上，他之前的言论是在一个被驳回的私人诉讼中出现的，而他在面对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时乐于提供信息，这为他赢得了一些信任。严格地说，他迟到的承认，与尼克松拖延两周才告诉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闯入水门大厦事件相比，都是妨碍司法的行为。此外，斯塔尔确定克林顿仍然未能承认莱温斯基在宣誓证词中描述的具体且毫无疑问的性行为。然而，克林顿的公开忏悔确实改变了案件的进展。他证实了他的行为（虽不完全），而不是行使他的宪法权利保持沉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尴尬的，但不是犯罪。
克林顿在8月17日晚的电视讲话中不仅承认自己的行为并道歉，而且他还责骂斯塔尔即便在白水土地公司事件的调查本身没有发现总统或第一夫人的行为有任何不妥之处后，仍然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说：“是时候停止个人攻击，停止窥探私生活，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生活上。” [44] 当时还不确定他的恳求能否被接受，或者被归类为尼克松式的无效主张，即“‘水门事件’折腾了一年，已经够了”。虽然大多数美国人的倾向并不明显，但不属于克林顿的党派敌人圈的人很快就采纳了克林顿的观点。然而，目前，他在琼斯案和莱温斯基事件中的言论对他的总统职位是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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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温斯基的揭露使共和党人呼吁弹劾克林顿，但没有在众议院立即采取行动。即使是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也感到震惊。参议院9月份重新召开会议时，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在会上发言谴责他自己党派的领袖。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并没有发起自己的调查，而是选择等待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报告。议长金里奇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至少从3月份开始就讨论弹劾诉讼，当时他们将委员会的预算增加了130万美元，而海德则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芝加哥律师大卫·席佩斯（David Schippers）作为弹劾工作人员的负责人。然而，金里奇和海德则担心，特别是在几个月之后就是中期选举，他们的任何仓促举动都将被视为党派政治。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好就是等待独立检察官的报告，倘若发现可能构成弹劾理由的“任何实质性的可信证据”，他有责任通知众议院。如果表面上无党派的独立检察官对克林顿进行指控，他们估计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会被视为党派刺客。
众议院等待斯塔尔的结论已经等了4年，在斯塔尔向莱温斯基和克林顿取证后不久，他们就见到了报告。在这些访谈之前独立检察官和他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起草报告，迅速采取行动，进一步为案件提供证明资料。斯塔尔已经确定，克林顿在琼斯案和随后的大陪审团宣誓证词中有多重谎言，以及犯有鼓动其他人为他撒谎的罪行。这些行为相当于犯了伪证罪、唆使作伪证罪、妨碍司法罪，所有这些都是斯塔尔认为可以被弹劾的罪行。因此，他的报告采用了转介的形式，向众议院提交指控和支持弹劾的证据。9月9日，国会结束了夏季休会，独立检察官将其转介和辅助文件提交至众议院。 [45]
与约翰·多尔在1974年时一直以克制低调的方式向司法委员会提交证据不同的是，斯塔尔报告以严厉而煽动性的语言谴责了总统。多尔和斯塔尔一开始都说由众议院决定是否批准弹劾。此后，多尔继续这样说道，直到他在发言结束时才犹豫地发表意见，他被直接要求这样做。他到那时才说他认为尼克松应被弹劾。相比之下，斯塔尔从转介一开始就提出了强有力的弹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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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介的介绍中仅仅列举了法律上的罪行，之后便生动而明确地详述了克林顿粗俗的行为。在对总统行为进行精妙总结前，报告中不止一次地详细引用了莱温斯基露骨的描述，这些引用来自斯塔尔的工作人员与其进行的为期八天的访谈，内容有关她与总统的性接触。独立检察官认为，他必须证明能够排除质疑，克林顿在琼斯案证词和大陪审团证词中巧妙地解析词语从而对性行为编织了彻头彻尾的谎言。斯塔尔总结说，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构建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确立故意妨碍司法罪的后续指控。 [46]
斯塔尔和他的工作人员随后将莱温斯基与克林顿多次遭遇的生动描述载入报告内容。独立检察官认为一个单纯的性骚扰记录并不足以构成伪证罪的理由，尽管在法律上这是极有可能的，在其报告中阐述了莱温斯基口中与总统的每一次性经历。 [47] 其中最为生动的描述是在1997年2月28日总统星期六的广播讲话之后，她与总统的遭遇：
我们走回去在走廊上的卫生间旁边，我们接了吻。我们正在亲吻，他解开了我的衣服，透过胸罩抚摸着我的胸部，然后把乳房从我的胸罩里拿出来，亲吻它们，用手和嘴巴抚摸它们。
然后我觉得我是通过他的裤子触摸他的生殖器区域，我想我解开了他的衬衫，吻了他的胸膛。然后……我想对他进行口交……所以我做了。然后……我想他听到了什么，或者他听到办公室里有人。所以，我们进入了洗手间。
而且我继续口交，然后他把我推开，就像他之前总是那样做的，然后我站起来，我说……我非常在乎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这样做……这对我很重要；我的意思是，这不完整，看起来不正确。
莱温斯基女士在证词中说道，她和总统拥抱，“他说他不想沉迷于我，他不希望我沉迷于他”。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总统同意了，说：“我不想让你失望。”她第一次完成了口交。 [48]
斯塔尔的转介不仅巧妙地描绘了克林顿所否认的实际遭遇，还提到了有关性幻想的电话交谈以及莱温斯基在他们的一次会面后瞥见总统在自慰。这些后来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影响总统否认的行为，而是放大了他有损形象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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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总统性行为的描述基础上，转介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他竭尽全力地掩盖了他和莱温斯基之间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把彼此交换的无数小礼物隐藏起来。他曾经指导过莱温斯基和他的秘书贝蒂·柯里如何在证词中进行篡改。他邀请他的朋友弗农·乔丹为莱温斯基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本身并不是不恰当的或者不寻常的，但斯塔尔利用这一行动，将其描述为一个收买莱温斯基让她保持沉默的腐败计谋。斯塔尔已经设计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叙述，然后总结其中最淫秽的内容，为弹劾埋下伏笔。总的来说，这个转介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弹劾理由，没有任何可从轻处置的论点供众议院考虑。
一旦斯塔尔发表了他的鼓吹弹劾的报告，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就转而公之于众。对于公众是否会将这一报告视为党派选举季攻击或从“水门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共和党领导人认为最好是在该报告与斯塔尔联系最紧密的时候，立即公布这一报告。他们认为，如果直到司法委员会审议其内容才将其公布，它就会被认为是众议院的工作成果，而不是独立检察官的工作成果。因此，在两天之内，斯塔尔的报告没有经过任何预先的审查或编辑就被呈现给了美国公众。众议院规则委员会进行了严格的党内投票，总统律师提出需要48小时对斯塔尔的报告进行审查并作出答复，众议院拒绝了要求。相反，委员会决定尽快将其提交至互联网，在白宫可以回应之前加快传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抱怨说：“我们不是为肯尼思·斯塔尔服务的运输系统。”共和党主席海德坚持说：“美国人民要了解事实，这是很重要的。” [49]
众议院散布此事的决定明确证明了共和党在一桩诉讼中的团结，他们认为，这一诉讼不仅公正，而且有利于他们的党派。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对克林顿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每一个共和党的选票都支持这个计划，反对这一计划的每一个投票都来自民主党。364∶63票决定立即公布斯塔尔的报告，这表明金里奇领导的共和党人正步调一致，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前几周不愿意采取一种可能给克林顿提供一些庇护的立场，相反可能会被描述为掩盖自己党派总统的不当行为。只有全体民主党国会黑人同盟坚决反对立即公布斯塔尔的报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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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报告于1998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在互联网上公布。在接下来的周末，这一报告被重印在主要的报纸上，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对其进行描述，人们在县集市和教会礼拜时进行讨论。在几天之内，平装书的版本面世，一跃成为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即使他们自己不选择阅读其中亲密的描述，也很少有美国人不知道总统与莱温斯基自愿的性行为在报告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51] 政界、媒体和公众的直接反应是对总统的行为感到震惊和反感。尽管如此，对于他的弹劾是否应被准许仍存在不同意见。一名55岁的波音公司工作人员认为克林顿的行为“有错，但不至于被弹劾”，而在全国各地，一名退休的海军军官宣布：“我希望他离开这里！”他们都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国会议员在他们的地区竞选连任，发现他们的选民惊慌失措，但对罢免总统存在分歧。美国人对“水门事件”磨难有着真切的记忆。他们仔细研究了针对克林顿弹劾诉讼的价值，可能会耗时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并使联邦政府在这段时间内瘫痪。 [52]
在众议院发布了克林顿8月的大陪审团证词录像带后引发了更多的分歧。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民主党人佐伊·洛夫格伦（Zoe Lofgren）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水门事件”期间曾担任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且比起大多数人更了解制宪者制定弹劾的意图。她向她的选民引用了1974年司法人员的结论：
不是所有的总统不当行为都足以构成弹劾的理由。因为弹劾总统是国家的一大进步，所以只能适用于与我国政府的宪法形式和原则严格相抵触的行为，或者适用于对总统办公室的宪法职责的不适当履行行为。 [53]
洛夫格伦共和党同事佛罗里达州的查尔斯·卡纳迪（Charles Canady）反驳说，沃尔特·尼克松法官上任不到十年后因与克林顿现在被指控的同样罪名被弹劾：在大陪审团面前作伪证。 [54] 卡纳迪其实是暗示总统的宪法职责是否与法官的宪法职责不同。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结果将大大有助于确定克林顿的命运。
到9月底，很明显，许多美国人正在区分现任总统的个人行为（不论一些人认为这些行为是多么可耻）以及与工作有关的可被弹劾的罪行。在民事诉讼中对一个不相关的性行为问题撒谎，而该诉讼之后又被驳回了，在他们看来，这个行为，尽管不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可以理解并原谅的。大部分公民认为总统对个人私密事务的搪塞不足以作为罢免这个在履行公职方面颇令人满意的总统的根据。在坚定的共和党人的牢固核心之外，通过露骨的斯塔尔报告并以录像形式对总统进行大陪审团讯问来羞辱克林顿的效果适得其反。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78％的公民，甚至65％的共和党人都不同意录像带的发布。更值得注意的是，65％的美国人认为国会共和党人不公平地以纯粹私人的事情攻击总统，39％的共和党人也持这一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党派正在努力推翻总统，他们显然不赞成这种政治诡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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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的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没有听从这样的警告信号，而是选择了忽视这样的建议：实现妥协来惩罚总统而不是罢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曾提议弹劾威廉·道格拉斯，给弹劾理由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他在尼克松离开时进入白宫，赦免他的前任，经验丰富的他打破了在公开场合对克林顿的沉默，暗示克林顿会受到国会的谴责而不是弹劾。接受调查的近三分之二美国人表示同意，而白宫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不过，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不愿妥协，而是要求司法委员会进行全面的弹劾调查，没有民主党委员会提出的任何时间限制，也没有就这种情况构成可以被弹劾的罪行达成共识。克林顿表示民主党可以自由地就这一动议投下符合“原则和良心”的一票，10月9日众议院以258∶176票通过了共和党的措施。31位民主党人，大部分是他们党内最保守的成员，与227名团结的共和党多数成员一起使这项措施获得批准。此后不久，众议院休会直至11月份的选举结束。 [56]
共和党人把1998年的大选作为对克林顿总统的公投。众议院共和党人惠普·汤姆·迪莱（Whip Tom DeLay）是这个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在运动后期，金里奇议长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迪莱和金里奇认为这次选举与1994年成功的“美利坚契约”运动类似，这是一个在当地问题通常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把国家问题提上台面的机会。他们认为，针对克林顿将提升共和党的前景。他们错误地判断了选民对克林顿丑闻的反应，并错误地计算了公众对弹劾的支持。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老将约翰·迪安（John Dean）在克林顿的诉讼中担任电视评论员，认为以“没有良心的保守主义者”为主的已变革的共和党正在为尼克松的倒台寻求报复。他们对克林顿抱有仇恨，他们渴望满足右翼社会和宗教的支持核心，他们的政治判断因此被蒙蔽了，错误地判断了全美人民的情绪。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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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会选举的结果是非同寻常的。自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时代以来，没有一个总统在担任总统的第六年，能看到他的党派在国会获得席位。重要的不是党派是否拥有多数或少数席位。两次赢得总统职位本身并不多见，而那些取得这一成就的人有两位，威廉·麦金利和理查德·尼克松，他们并没有持续任职六年。在格林弗·克利夫兰、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罗纳德·里根等人看来，在他们任职的第六年，他们党派的成员在国会中减少了。即使是西奥多·罗斯福，卡尔文·柯立芝和哈里·杜鲁门，一度担任副总统，然后凭自己的力量当选总统，在他们第二个任期内他们所属党派的席位也减少了。因此，民主党在1998年获得五个众议院席位，并维持现有的参议院席位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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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弗罗斯特（Martin Frost）是1998年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后来对其反对者的政治误判表示惊讶。他认为并相信大多数民主党人都觉得弹劾没有任何意义，克林顿也不可能被免职。尽管国会有可能对克林顿进行公开谴责，但他猜测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总统被弹劾。弗罗斯特总结说，迪莱和金里奇的做法是“给共和党人造成伤害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同时，他承认：“我们得到了共和党人的真正协助。”同年9月，弗罗斯特很难招募一些参与到竞选活动中的传统志愿者，特别是老年妇女，因为克林顿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尴尬，他们不愿意被人看到进入民主党办公室。这种态度似乎在10月份已经荡然无存。弗罗斯特回忆起国会议员的反应：“绝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在推动克林顿弹劾中失去了理智。”他把共和党的战略归因于右派的狂热行为、对克林顿的普遍仇恨、乐意从事个人攻击的政治权术，以及高级党派领导人不愿意反对下级同事的立场，也没有坚持要求他们停止这种弄巧成拙的疯狂。 [58] 弗罗斯特的观点可能具有党派偏见，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金里奇在11月3日的选举中受挫，几天之内，他辞去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仅四年。然而，选举结果并没有打破共和党对弹劾克林顿的承诺。投票2天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宣布，克林顿调查的公开审理阶段将于11月19日开始，由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作证。
海德自1975年进入国会以来，一直在司法委员会任职，曾参加伊朗门事件听审以及克莱本、沃尔特·尼克松和黑斯廷斯弹劾诉讼。除了资深民主党人科尼尔斯，海德是最有弹劾经验的委员会成员。事实上，海德虽然宣布他打算效仿司法委员会1974年诉讼中创立的先例，但事实上，他准备违背时任主席彼得·罗迪诺的做法。虽然罗迪诺曾不愿意进行弹劾调查，坚持让委员会在7个星期的闭门听审中首先检查证据，并尽可能地拖延公开审理，但海德选择加快并压缩这个过程。鉴于这次调查的授权将于当年年底到期，一旦新当选的国会于1月份召开会议，调查是否续期将无法确定，海德将在即将卸任的第105届国会的“跛脚鸭”会议期间将问题提交众议院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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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几周前，海德因个人不当性行为被揭发，就像是总统那样，虽然描述没那么露骨但仍令人尴尬。一位“被戴绿帽”的丈夫透露说，多年前，已婚的海德与他的妻子经历了长期的婚外恋。国会议员海德承认了这件事情，说当时他在41岁时“年少轻狂”。成年人之间不当的性行为长期以来被认为不适合政治评论，这在20世纪90年代末恶化的党派气氛中成为普遍的启示。在羞辱克林顿的做法促使下，海德的污点迅速蔓延，爱好丑闻的媒体文化推波助澜。海德是1998年被揭发通奸的第三位国会共和党议员，但不是最后一个。金里奇自己与年轻国会工作人员的婚外恋事件很快就暴露无遗，而且他还不是第105届国会的最后一位拈花惹草的议员。性耻辱的政治，一旦被揭发，将是一视同仁的。
金里奇议长拒绝了海德提出的退让提议，他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同事认定，尽管选举结果如此，但他们希望坚持下去，坚定的海德继续推进弹劾审理。他坚定地认为，他所关注的不是不当的性行为，而是伪证罪和妨碍审判罪。当海德在11月19日敲法槌维持秩序时，斯塔尔在其发言中虽然没有色情的细节，但是重申了在他转介中提到的罢免克林顿这个强硬的论点。这位独立检察官花了12个小时作证，回答了克林顿律师戴维·肯德尔敌对的、追根究底的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委员会顾问大卫·席佩斯提出的则是友善和鼓励的问题。在斯塔尔的证词最后，他在听审室的朋友和助手以及几乎所有的共和党员都站起来为他鼓掌。民主党人保持沉默，并没有离开他们的座位。这一刻形象地表明了诉讼已经变得如此的党派分明。 [59]
无论斯塔尔给司法委员会造成了什么影响，在第二天由于“水门事件”不和谐回声，这种影响急剧减少，这是公众对弹劾调查的黄金标准。当斯塔尔接受独立检察官的职位时，他聘请了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塞缪尔·达什担任他的道德顾问。达什是一位有经验的检察官，曾担任欧文委员会的顾问。他对约翰·迪安和其他目击者进行了有效询问，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得津津有味，他因而也成为全国名人。无党派人士达什在探究总统不当行为方面是有勇气、有技巧和正直的标志，斯塔尔通过招募他传达了其调查的公正形象。然而，达什在11月20日突然辞职，宣称斯塔尔已经为了党派宣传而放弃了检控的客观性，这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长期以来的白宫声明以及对斯塔尔从事政治迫害的新闻报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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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秋季，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和白宫之间跨党派的讨论一直在继续，谈论采取正式谴责总统的可能性，用以代替弹劾或者什么都不做。虽然宪法没有提到谴责，但众议院和参议院采用这一措施来表达对总统们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为了回应安德鲁·杰克逊对美国银行的攻击，在涉及约翰·泰勒和詹姆斯·K.波尔克案件中也采用了这一措施。克林顿或许太轻易地表示愿意接受对他行为的谴责，许多国会议员认为这是一种谴责总统不良行为的恰当而有效的方法。然而，谴责最终失败了，因为真正相信克林顿有罪的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谴责。 [61]
随着司法委员会的继续推进，它于12月1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听审，探讨伪证罪是否足以成为弹劾理由中的严重罪行。两名被定罪的作伪证之人坚持认为，总统应遵守与其他人相同的规则。但是，联邦上诉法官查尔斯·威金斯在1974年的同一委员会中曾是尼克松最热心的捍卫者之一，因而被人们记住。他证明，克林顿的行为虽然不道德而且应该受到谴责，但“不至于要把他罢免”。 [62] “水门事件”的声音又一次冲击了弹劾克林顿的努力。
在起草针对克林顿的弹劾书时，海德的工作人员有意识地复制了1974年司法委员会通过的对尼克松的弹劾书格式。然而，他们的确增加了一些不赞成和惩罚的语言。另外，他们拒绝按照早先的案件缩减指控清单。 [63] 简单陈述了具体罪名后（包括在8月份大陪审团证词中作伪证、在保拉·琼斯案的书面证词中作伪证，各种妨碍司法的行为以及滥用权力向公众撒谎和阻碍调查），广泛宣称宪法因妨害审判或权力滥用而受到侵犯。最后，每项指控都得出了同样老套的结论：
威廉· 杰斐逊· 克林顿这样做破坏了他任职的完整性，给总统职位抹黑，背叛了他作为总统的公信，以颠覆法治和正义的方式行事，给美国人民造成了显著的伤害。
鉴于威廉· 杰斐逊· 克林顿的这种行为证明了对其弹劾、审判和撤职具有充分的依据，他没有资格在美国享有任何公职的荣誉、信任或利益。 [64]
自20世纪初以来，尼克松的弹劾书或其他任何弹劾书都没有包含未来不能担任公职的内容。此次弹劾书将其纳入进来无疑说明了艾尔西·黑斯廷斯案的重演，克林顿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噩梦。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拟议弹劾指控用语中，将克林顿的性行为与尼克松的政治间谍行为进行了比较。即使两个都涉及总统的隐瞒，但像这样相提并论让许多人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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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委员会的弹劾听审表明“水门事件”的阴影挥之不去。在克林顿律师格雷戈里·克雷格的开场陈词后，一批经历过“水门事件”的人在委员会面前作证。里昂·贾沃斯基（Leon Jaworski）的副手理查德·本维尼斯特（Richard Benveniste）和三名1974年的司法委员会成员罗伯特·德里南（Robert Drinan），伊丽莎白·霍尔茨曼（Elizabeth Holtzman）和韦恩·欧文斯（Wayne Owens）都指出，克林顿的罪行并没有像尼克松威胁美国政府那样，因而不构成弹劾的理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州长威廉·韦尔德（William Weld）和一名1974年委员会弹劾工作人员都同意这一观点，尽管他主张强烈谴责总统。最后，作为“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贾沃斯基的继任者查尔斯·罗夫（Charles Ruff）强调了同样的观点。他警告共和党不要推翻选举结果中体现的民意。
在一系列演讲中，可能让委员会成员有所迟疑的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所作的证词，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此大发雷霆。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肖恩·威廉茨就委员会正在做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他称那些投票支持弹劾的人为“狂热分子”，这进一步激化了已然十分焦灼的气氛，就总统谴责而不是弹劾达成妥协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威廉茨强烈地警告说，后代人会反对委员会的行为，就像他肯定知道未来历史学家的看法是什么。他后来强化了这个信息，让四百名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共同发起和签署了一整页的反弹劾广告。无论他的分析有什么价值，他对这种情况的政治判断是有问题的。威廉茨所做的一切并没能阻止谴责总统的努力，也许是让他们更加坚定。
该委员会的多数党顾问大卫·席佩斯而后以同样不合适的方式提出弹劾理由。除了审查弹劾书草案的论点之外，他还建议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提出克林顿其他的不当行为。这样一个模糊的而难以应对的要求源于席佩斯希望将克林顿罢免的热情，而他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海德宁愿迅速结束这个案子，而不是追求每一条线索。 [65] 席佩斯设法激怒了民主党人，让一些共和党人感到不安，并没有影响委员会大多数人投票支持弹劾的决心。 [66]
司法委员会于12月12日开始对四项弹劾指控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投票。除了共产党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林赛·格林厄姆拒绝支持克林顿的大陪审团证词的伪证罪之外，票数是21∶16，正好符合两党的人数。大多数议员的唯一分歧出现在放弃最后一项指控的提议上，该项指控认为克林顿不恰当使用行政权力。一旦修正案获得通过，共和党人再次一致投票通过该项指控，然后委员会拒绝了民主党议员要求谴责和延期的动议。 [67] 随着弹劾书将提交至众议院全体会议，这位即将离任的议长金里奇以及由共和党人选出接替他的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罗伯特·李维顿（Robert Livingston）都对主持会议没有兴趣。金里奇尽管在推进这一事件上发挥了作用，但希望其作为议长的最后一项工作不是宣布弹劾的投票结果。李维顿也不希望以一个令人不快的党派纷争开始其议长生涯。于是，他们都求助于一位年轻的同事——伊利诺伊州众议员雷·拉胡德，请他主持会议。冷静而谨慎的拉胡德曾任少数党领袖罗伯特·米歇尔的总参谋长，曾深入研究议会程序。拉胡德在1995年获得米歇尔的众议院席位后，经常代替金里奇主持众议院的各种程序。他以公平对待所有成员为荣。他接受了这项任务，决心要公平处理，对前路一无所知。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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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议院辩论于12月18日开始之前不久，另一起国会不当性行为案件又曝光了。这也是婚外恋事件，涉及取代金里奇的共和党人李维顿。李维顿非常尴尬地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忠行为的暴露使得他作为党派领导者的地位变得难堪。他向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坦白，并在不久之后向政党会议承认这一事件，然后在整个辩论的第一天都保持沉默。随着这个故事在报刊上传开，在拉胡德12月19日宣布会议开始后不久，李维顿上台发言。他简短谈论了克林顿的不当行为，并称总统辞职将符合国家利益。民主党人轻蔑地起哄，李维顿沉默不语。骚动渐渐消退，他说他会提出辞职树立榜样。 [69] 据拉胡德后来回忆，李维顿宣布他将不会担任议长时，“好像把所有的空气从众议院会议厅吸出来”。 [70] 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人发表了惊人的声明，李维顿的这番言论使得众议院一度陷入僵局。整个国会都清醒地认识到已经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暴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为数不多的议员当中，能够迅速转移焦点，关注未来的是共和党人汤姆·迪莱，众议院开展弹劾的总设计师。在几小时内，他能够召集到足够数量的支持，确保他的亲密盟友和首席副手伊利诺伊州的丹尼斯·哈斯特尔特（Dennis Hastert）将被选为下一任议长。领导危机避免了，而这本可能会破坏迪莱所倡导的弹劾运动。
在众议院辩论即将开始的时候，克林顿宣称美国正面临着与伊拉克有关的危机。继1991年波斯湾战争后，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承诺允许国际组织到其境内检查可能用于建造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克林顿曾多次警告伊拉克不遵守这些协议，最近一次正是在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之时。现在，随着进一步的外交举措的失败，克林顿希望在穆斯林斋月开始之前采取行动，他下令对伊拉克的设施进行火箭弹袭击。愤世嫉俗的人们记得，在“水门事件”期间，尼克松因为俄罗斯的威胁而使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并且暗示说俄罗斯企图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并不是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最近的一部讽刺电影《摇尾狗》（Wag the Dog ）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总统与阿尔巴尼亚展开一场战争，将他的注意力从他对女童子军的骚扰中分散开来，人们不禁质疑克林顿是否也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8月，在克林顿向大陪审团作证之前，人们也有类似的怀疑，当时他曾下令对阿富汗和苏丹的一些地点进行导弹袭击，这些地方据称是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爆炸的凶手所操纵的，此人正是鲜为人知的恐怖主义分子乌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沉迷于总统危机的人似乎不愿意承认世界事务在不断发展，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受到影响。共和党众议院领导层不信任总统的动机，也不愿长期拖延，同意将弹劾听审推迟24小时，但不再延期。对伊拉克的空袭将持续三天，此后萨达姆·侯赛因给美国带来的困难是真实而棘手的，但是目前他所带来的问题被无视了，因为不足以改变他们推翻淫乱总统的决心。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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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胡德主持了为期两天的众议院辩论，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但允许议员解释他们的立场以记录在案。一项《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民意调查显示，62％的被调查者反对弹劾总统，这向共和党的支持者提出了警告。 [72] 亨利·海德带头坚持认为众议院面前的问题不是性的不当行为，也不是对性行为的谎言，而是这个唯一有宪法义务以保证法律得到忠实执行的人在誓言之下撒的谎。海德曾经是伊朗门委员会的成员，他投票免除了罗纳德·里根的罪责，后来两次担任众议院议员代表，参与参议院对法官的弹劾审判，他显然相信克林顿的罪行在宪法上是不可接受的。他恳求道：“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声明，伪证罪和妨碍司法罪使一个人失去了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 [73]
海德的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同事有另外的看法。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提醒众议院，伊朗当局在伊朗门调查中对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提起伪证罪诉讼的时候，乔治·布什总统赦免了他。 [74] 约翰·科尼尔斯也表示赞同，称共和党针对克林顿的行为是政变未遂。他说：“弹劾是为了使这个国家摆脱叛徒和暴君，而不是企图掩盖婚外情。”“这个决议使我们维持民主最重要的工具变得微不足道。它将弹劾权力降级为一种可以用来对付未来总统的党派武器。”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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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众议员艾尔西·黑斯廷斯发言以他自己的经验提醒众议院，敦促他们不要弹劾克林顿，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在国会任职期间，黑斯廷斯至少赢得了部分两党成员的尊重。黑斯廷斯试图阻止成员投票支持弹劾，但他本可以宽心，他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表明，弹劾之后的确可以有政治生涯。至少他的情况是，弹劾不等于死刑。 [76]
民主党少数派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是最后一位发言人，将这次辩论的焦点带回到了克林顿的犯罪是否构成弹劾理由的问题上。他将他的评论和那个差点成为他同事的共和党人李维顿在仅仅几个小时前的垮台联系在一起，称李维顿的离去“是对正在消耗我们政治制度和国家的消极势力的一个可怕投降”。格普哈特接着说：
在一个无法企及的道德的祭坛上，我们需要停止摧毁不完美的人。我们需要开始符合公众运用无限智慧所理解的标准，即不完善的人必须努力靠近，但却经常无法达到。现在我们的政治正在迅速沦为一个生活模仿闹剧的政治，自相残杀主宰着我们的公众辩论，美国被诬蔑和恐惧的手段所挟持。
他最后把这个国家描述为一个深渊，“我们能阻止这种疯狂行为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所有人最后都说‘够了’”。 [77]
当共和党人沉默寡言的时候，民主党给了格普哈特的发言持续不断的掌声。掌声的格局预示着未来选票的结果。众议院先是通过党派投票拒绝了格普哈特为获得支持谴责投票的最后努力。然后拉胡德呼吁就弹劾的第一项大陪审团伪证罪的有关指控投赞成票和反对票。计数结果显示228人赞成，206人反对，只有五名议员未跟随所在党派的立场。之后立即就第二项有关保拉·琼斯案书面证词的伪证罪的指控进行了投票。有二十多名共和党人不愿意支持这项指控，最后以229∶205票这项指控被否决了。除了有8票例外，共和党人就第三项指控又重新回到了党派立场，以221∶212票通过了该项指控。最后一项有关滥用权力过于笼统的指控，没有赢得共和党近三分之一的支持，以285∶148票被否决了。除了极少数例外，民主党人始终坚定地反对弹劾。然而，随着拉胡德宣布会议结束，两项弹劾指控已被采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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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半的众议院民主党人立即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与克林顿站在一起以示声援。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告诉总统和电视观众，“我们将和你一起战斗，直到这种疯狂结束”。副总统戈尔对国会议员作了回应：“历史会证明你们都是英雄。” [79] 但是，这样的言论和克林顿继续斗争的誓言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克林顿的失败中，众议院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他的命运现在由参议院决定了。一百三十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面临参议院的审判。
众议院对弹劾的党派分裂从一开始就表明参议院不可能通过投票以两党三分之二多数来罢免克林顿。 [80] 然而，这样的结果不能说是很有把握。在过去的十年里，参议员在审判联邦法官哈里·克莱本、沃尔特·尼克松和艾尔西·黑斯廷斯时非常认真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所有这些人都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并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有力支持。然而，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都认为这些法官违反了宪法职责，压倒性的票数使他们每个人不得不离职。在参议员中，宪法责任感超过了党派忠诚；如果提出强有力的定罪理由，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进行这些非凡审判方面拥有如此丰富经验的参议院在联邦弹劾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参议院的判断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投票弹劾理查德·尼克松的时候，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却看到党派分歧已经不起作用了。同时，他也明白，仅靠共和党是不会达到足够的票数来将克林顿定罪的。在民主党那边，民主党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调查自己同事的想法后，认为有可能（尽管不大可能）有二十名民主党人会投票罢免总统。两位领袖都无法确定最终结果。 [81]
众议院弹劾表决后，为避免参议院审判的努力还在继续。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在讨论，在没有进行审判的情况下，将谴责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白宫对这种解决方案表现出持续的兴趣，同时也表达了对另一种解决方案的兴趣。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审上辩称，一个“跛脚鸭”的国会缺乏进行弹劾的宪法权力。阿克曼通过对“第二十修正案”的解读，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最大限度地减少“跛脚鸭”国会的权力是不合适的。此外，如果一个“跛脚鸭”国会继续开展工作，其弹劾决议将在其任期结束时过时。 [82] 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特别是因为沃尔特·尼克松被一届国会弹劾并被下一届国会审判，但是克林顿捍卫者至少希望推迟国会的行动，直到下一届国会召开，席位发生变化后，可能会扭转对妨碍司法罪指控的投票结果。但是众议院并没有被阻止，参议院也不例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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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派出十几名共和党人陪同海德担任议员代表，向参议院提出案件事实。没有民主党人愿意加入他们。在那些参与进来的人中，海德和詹姆斯·森森布伦纳在弹劾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共同提出了弹劾艾尔西·黑斯廷斯的决议，森森布伦纳提出了其他四个司法弹劾决议。两人都曾担任众议院议员代表，海德参与了针对哈利·克莱本的诉讼和森森布伦纳则参与了沃尔特·尼克松的诉讼。此外，佛罗里达州的海德和议员代表比尔·麦考利姆曾是伊朗门委员会成员，推翻罗纳德·里根这个问题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议题。这三人的十位同事最近加入了司法委员会，没有任何跨党派讨论弹劾的经验。
在很多方面，参议院最重要的讨论都是在审判之前。参议院双方领导人相信，定罪的前景渺茫，希望能够避免定罪可能会给国会带来不利的恶战，关键的问题是审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参议院需要表现出它正在认真履行其宪法义务，而不是白白花费大量时间，而实质上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全面审查克林顿性行为不端的所有证据吗，正如众议院议员代表所希望的那样？要完成议员代表选择传唤的每个证人作证，可能会耗费数个月的时间。或者，按照民主党人约瑟夫·利伯曼和共和斯雷德·戈登最初在12月下旬提出的建议，是否应该限制证据和论点的呈现，并迅速将问题提交表决？最终参议院提出了各种精心设计的计划供讨论。 [84] 最后，参议院最近在司法弹劾审判中积累的经验占了上风。在这三者之中，参议院严重依赖众议院及其专门委员会之前举行的证据听审记录，随后全体参议员进行了相对简短的审议。
程序问题到1999年1月7日还没有解决，那时众议院的议员代表在参议院展示弹劾书，而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和所有一百名参议员都按要求宣誓，维护公平正义。第二天早上两党的参议员们在国会大厦底层的旧参议院会议厅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联合党团会议，非正式地讨论了如何进行审判，并基本达成一致。两党可就当天下午敲定的细节在跨越3天的24小时内进行开场辩论。此后，参议员将有两天的时间提出书面问题，并由首席大法官公布。在这一点上，提出的动议将是为了驳回此案，或者是传唤证人。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参议院以100∶0票通过了这个计划。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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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于1月14日下午1点开始，当海德提醒他们庄严的义务时，参议员静静地坐着。然后，森森布伦纳和另外三位议员代表，田纳西州的埃德·布赖恩特，阿肯色州的阿萨·贺勤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詹姆斯·罗根，开始阐述起诉总统的理由。他们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那就是总统为莱温斯基在纽约寻找工作，并就她和贝蒂·柯里如何作证提供建议，这就等于妨碍司法。他们随后在大屏幕上出示克林顿发言的视频片段，这些片段加在一起被认为是作了伪证。议员代表们的陈述持续到下午7点，对他们的案件的描述清晰连贯，许多参议员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案子的全部内容。
当第二天其他五位议员代表轮流发言时，议员代表在第一天初步陈述的影响似乎减少了。他们经常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对于不习惯静坐在会议厅里的参议员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当天晚些时候，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起来反对议员代表鲍勃·巴尔，后者提到将参议员作为陪审员，突然打破了这种不断加重的沉闷气氛。哈金声称，在弹劾审判中，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仅仅要判断有罪或无罪，还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法庭，有责任评估这些指控是否符合“重罪与轻罪”，以及任何判决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当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对哈金作出有利裁决，并告诫议员代表不要再使用“陪审员”这个词，他提请他们注意，弹劾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不当行为的表现。 [86]
在他们陈述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议员代表们试图修复哈金给他们案件造成的损失。后四位众议院议员代表认为克林顿的违法行为是违宪的。林赛·格林厄姆提出了也许是最有效的论点，他提到九年前对沃尔特·尼克松法官的弹劾和大多数在他面前的参议员投票支持对其的免职审判：
问题是，如果联邦法官可能因为撒谎并试图解决一个朋友儿子的案件而被迫离职，美国总统是否可以因为解决他的案件而被免职呢？你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因为你知道你将把一个作伪证的人留在法官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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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尽管这可能很难，但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是把这个办公室打扫干净吧。
海德用一句华丽的爱国口号结束了议员代表们的案件，他将这一爱国责任定义为要求克林顿下台。 [87]
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末休会，经验丰富的华盛顿庭审律师查尔斯·罗夫于1月19日星期二开始为克林顿的辩护，他以最后一位“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而著称。他立即反驳了议员代表们的说法，称其为“女巫酝酿的指控”，并对此不屑一顾。他最有力的观点集中于议员代表们的指控，即在琼斯案的法官裁定莱温斯基可被审查后，弗农·乔丹加紧了为莱温斯基寻找工作。罗夫指出，法官的命令是在乔丹飞机起飞前往阿姆斯特丹四十分钟之后下达的，因此他无法执行所受指控的罪行。罗夫抱怨“检察官捏造事实”，他得出结论说，他不是在为克林顿的个人行为辩护，而是要指出，总统并没有把国家置于危险之中。他告诫参议员，制宪者的意图是，弹劾是解决行政长官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然后才能证明其合理性。 [88]
罗夫对参议院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后，克林顿出现在国会大厦另一边的众议院会议厅里，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与一年前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的情况一样，他的讲话完全忽视了弹劾问题。相反，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国家状况的乐观报告，强调了他提出用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联邦预算盈余预测。隔夜，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再次获得了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到第二天早上，连原教旨主义部长帕特·罗伯逊牧师这样的敌人也宣布弹劾在政治上已经死亡。 [89]
第二天，参议院的审判继续进行，总统的两名辩护律师格雷戈里·克雷格和彻丽尔·米尔斯试图驳倒反对总统的论点。接下来一天，在前阿肯色州参议员戴尔·邦珀斯（Dale Bumpers）结束此案之前，身为律师的戴维·肯德尔也持同样观点。邦珀斯在参议院任职四届后刚刚卸任三个星期，对大多数议员来说，他是一位熟悉且受欢迎的同事。他猛烈抨击了对克林顿的指控，把焦点放在了他的性行为不端上。讽刺的是，他说：“当你听到有人说，‘这无关性’，这就是和性有关。” [90]
此后开始是参议员提出质询的两天，证明和证据问题在前两个小时占据了主导地位。随后，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资深民主党人、参议员罗伯特·伯德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他受到同事们的广泛尊重，在宪法解释问题上颇具权威。他的书面问题首先引用了《联邦党人文集》第65篇关于弹劾的正当理由“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换言之，就是滥用或侵犯一些公众信任”。伯德接着问道：“撇开有关伪证和妨碍司法罪的具体法律问题不谈，总统如何通过在宣誓下提供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反驳这样一项指控，即这种‘不当行为’滥用或侵犯了‘某些公众信任’？”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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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罗夫直截了当地回应说，克林顿的行为并没有威胁到国家，也没有理由推翻他被选为总统的选举结果。众议院议员代表詹姆斯·罗根的反驳把重点放在他称之为“誓言下的克林顿谎言”，嘲笑白宫主张总统陈述闪烁其辞、令人误解和不完整，但并非不真实。罗根暗示，宣誓说谎是对公众信任的侵犯，这本身就足以构成弹劾的理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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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现行程序规则的限制，伯德没有对两位发言者作出答复，但随后不久，他的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新闻稿。伯德在新闻稿中宣布，他打算动议撤销这些条款，并结束审判。他解释说，他认为克林顿做错了，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但是，”他继续说道，“我确信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不存在，也不太可能达到。我也相信，延长审判只会延长和加深这一不幸事件对我国造成的分裂、痛苦和两极分化的影响。”伯德只字未提为克林顿辩护，却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推翻总统的努力失败了。 [93]
亨利·海德错误地认为伯德的动议将获得通过，作为罢免克林顿的真正信徒，他认为参议院对众议院议案的反应是不公平的，但很快他就吃了苦头。他告诉参议员们，“在你们进行完整审判之前，你们驳回弹劾书，这是在向全国人民发出一个可怕的信息。我猜，你们是在说如果伪证是有关‘性’的，那么就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妨碍司法是为了剥夺公民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妨碍司法也是可以的”。他以冷嘲热讽的口吻结束了演讲，表达了众议院长期以来对参议院的不满，以及他本人对弹劾克林顿的热情。“我知道，哦，我知道，”他说，“有我们在这伟大的机构里是多么烦人。但我们是宪法上的烦恼，我要提醒你们这一事实。” [94]
第二天，议员代表林赛·格林厄姆发表了冷静得多的评论，缓和了海德的怒火，并正确地处理了案件中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他指出，无论总统的批评者还是他的辩护人，在谈及总统是否犯了可被弹劾的罪并应被罢免时，都很绝对。格林厄姆承认，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千钧一发之际，并询问这是否是一个理智的人可以不同意的问题。“我将是第一个承认，”他说，“宪法对于每一个严重犯罪是否必然导致罢免的问题上未作规定。”任何一种选择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格林厄姆说，而且，谈到参议院面临的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他总结道，“你必须考虑什么选择对这个国家最有利” [95] 。
当1月25日星期一重新开庭审理时，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参议员已经自认为满意地回答了格林厄姆提出的有关弹劾审判中须作出的政治判断的问题。参议院在审判开始前对议案进行了投票，包括伯德的动议及一名共和党人要求传唤证人的动议。前者以44∶56票被驳回，后者以56∶44票获批。除了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罗素·范戈尔德外，参议员们沿着政党路线划分派别，从而表明了民主党人对继续推进的抵制和共和党人奋勇向前的决心。虽然这两项投票使审判继续推进，但结合在一起看，除了满足了无罪宣判所需人数外，还多了十一名参议员，这足以结束对克林顿的起诉。即使结果不再有疑问，审判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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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众议院议员代表将要求三名证人作证——莫妮卡·莱温斯基、弗农·乔丹和白宫助理西德尼·布卢门塔尔（Sidney Blumenthal）。莱温斯基和乔丹都平静而自信地否认他们做了任何不正当的事情，而次要人物布卢门塔尔则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他们的证词对案件的审理毫无帮助，以至于议员代表们试图证明总统的律师几乎没有行使他们的交叉询问权。莱温斯基证词的录像片段在参议院播放时，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她是一个出奇成熟的女人，知道自己在与总统的关系中做了些什么。她没有被利用。因此，二十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所有四十五名民主党人一起驳回了呼吁莱温斯基现场作证的动议。
在宣誓作证和参议院程序的基础上，两党一些参议员继续探讨在没有弹劾的情况下表达对克林顿不满的可能性。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stein）和众多参议员一样，希望以某种方式惩罚克林顿的所作所为，一直有谴责总统的想法。缅因州的共和党人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主张另一种解决方案：通过一项事实认定，一份关于总统违法行为的声明，除了证明参议院多数党的结论外，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后果。然而，如果总统再次行为不端或在离任后被起诉，可以利用事实认定的结果。这两种方法最终都失败了，原因是难以形成可接受的措辞，人们认为任何一种行动都可能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通过造成一定程度的惩罚，从而可能削弱弹劾。佛蒙特州的民主党人帕特里克·莱西（Patrick Leah）警告说，“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可能被用来批评不可弹劾的行为，这将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从而淡化宪法弹劾程序，并招致未来对不可弹劾罪行的弹劾” [96]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由于在参议院水门委员会担任少数派顾问而受到同事们的尊敬，他认为险境正好相反。“我们不应该通过设立底线来阻碍未来的审判，我们不应该说未来的总统可以通过这种谎言和掩盖方式来逃脱惩罚。这将成为弹劾程序的一部分。”他如此建议。 [97] 这些评论导致了这两种措施的失败。科林斯的计划从未付诸表决，而在弹劾案被决定后，费恩斯坦的计划则被付诸表决，获得了56票对43票的多数票，但还没有达到暂停参议院规则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因此无法对其进行表决。 [98]
随着审判接近尾声，所有十三名众议院议员代表再次向参议院发言，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呼吁弹劾。游说进行到一半时，查尔斯·罗夫代表总统发表了唯一的演说，再次质疑议员代表们的指控，认为他们的愿景“太黑暗”，“对我们民主的需求理解得太少”。他对弹劾的努力嗤之以鼻，说：“我相信这是一个更注重惩罚的愿景，更多的是为了达到党派的目的，更多的是漠视我们共同面对的未来。” [99] 双方的所有发言人都意识到，参议院和公众的耐心正日渐消解，甚至旁听席上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人站起来大声喊着：“万能的主啊！举行投票吧，让这事结束吧！”之后国会山警察护送他出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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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9日到2月12日上午，参议院举行闭门会议进行审议。参议员们又作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评估证据和促使他们作出决定的因素之间的平衡。随着一些参议员发表了声明，其他人也发表了言论，很明显，他们对克林顿的性行为和隐瞒行为的企图都很反感，因为他们在该行为是否值得弹劾的问题上意见产生了分歧。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是一个猛烈抨击克林顿的人士，他很可能并不是唯一一个希望总统的辞职能像“水门事件”那样让参议院幸免于难的人。“尼克松和克林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嘲讽道，“尼克松有些羞耻心。” [101] 然而，每个参议员仍需要解决这件事，都不得不就弹劾的要求以及本案是否符合要求作出判断。
在参议院的一个会议厅里，有一百多名参议员、众议院议员代表们、白宫律师和各种助手，走廊里挤满了记者、受到邀请的旁观者和公众，2月12日刚过中午时分，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下令对第一项弹劾指控进行点名表决。这项伪证指控被普遍认为是根据不充分，四十五名共和党人投了有罪票。所有四十五名民主党人和十名共和党人都投票认为克林顿无罪。关于第二项妨碍司法罪的指控，每个民主党人再次投了无罪票。这次有五位共和党人也投了无罪票，其中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斯佩克特试图从苏格兰法律中得出第三种选择，但“没有充分的根据”。最后，斯佩克特声称，“证据不足，因此无罪”。由于在第二项指控上存在对半开的分歧，弹劾案的支持者未能取得多数票，远不及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的票数。
克林顿弹劾案审判在正式开始36天之后终于结束了，这距离出现引发弹劾案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不出所料，这未能罢免总统。然而，它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党派仇恨和挫败感。民主党人对弹劾的发生感到失望，共和党人对弹劾的失败感到沮丧。这为整个国家留下了一个被玷污的总统和对弹劾的新观点，包括更广泛地了解宪法机制和其运作的政治性质。2001年1月在克林顿离任的前一天，这些印象都没有被改变，为了避免斯塔尔的继任人罗伯特·雷（Robert Ray）作为独立检察官的进一步追究，克林顿在一次谈判达成的让步中公开承认，在其关于琼斯的证词中，“我对莱温斯基女士的问题的某些回答是错误的”。他希望他的声明将“有助于最终结束这些问题”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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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弹劾案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不受拘束、咄咄逼人、不假思索的政治气候。这也显示了由这种谩骂式的党派偏见引发的一种“我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防御反应。结果，克林顿的弹劾之争扩大了竞争对手之间争夺美国政府控制权的鸿沟。对党派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了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空前曝光，过去几十年间两党人士就个人行为持不同标准显露无遗，这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当时的政治文化也使许多正直的政治家陷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在为自己认为令人震惊的行为开脱和导致他们致力于推进的公共政策议程崩溃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个充满争议的环境中，弹劾被证明是终极战场，是风险最高、武器最强大、战斗最残酷的战场。
在一种毫不妥协、毫不宽容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程度的温和都被普遍视为软弱而非美德，共和党人反对克林顿的活动毫无节制地进行着。没有威廉·巴克利说，“罗伯特·韦尔奇，你针对厄尔·沃伦的论据不可靠”；没有众议院得出这样的结论，“杰拉尔德·福特，你对威廉·道格拉斯指控的证据并不充分”；没有埃里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或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说，“斯皮罗·阿格纽或理查德·尼克松，你应该辞职”；也没有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说，“对罗纳德·里根案件不应该继续下去，因为国家的成本太大了”。其结果是，弹劾程序完成，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克林顿的弹劾产生了多个受害者。最明显的是时任总统本人，在推行其政策议程时长期受到干扰和削弱，个人名誉受损，但最终并未卸任。第二个受害者是总统制度，它受到嘲笑，公众对它的尊重也削弱了，而公众的尊重是其有效权力的源泉。第三是自“水门事件”后建立起来的独立检察官制度，该制度旨在确保联邦调查和针对行政部门不当行为的行动能够在没有利己主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在肯尼思·斯塔尔行为之后，国会中没有一个政党热衷于继续实施给这种特殊检察官授权的联邦法规，于是这项法规就被搁置了。参议员利伯曼，克林顿最直言不讳的民主党批评者，试图恢复2003年独立检察官法案，这只吸引到一个共同发起人，最终却一事无成。 [103] 第四个受害方是选民，他们选择了一位总统，然后看到他被迫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其他事务，而不是执行他们期望他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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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长期受害者很可能是美国宪法制度的精巧平衡和受限制的权威。弹劾克林顿的失败表明了弹劾作为对总统的一种限制，存在局限性。因此，他的直接继任者就没有理由害怕因滥用职权而受到宪法制裁。无论对克林顿的弹劾是出于政治上的愤世嫉俗，还是仅仅是无能，其党派性和对其同样的党派性辩护，都破坏了制宪者最初的宪法设计。弹劾沦为一个党派工具，而且是一个无效的工具，至少在短期内，失去了作为宪法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也许比一百三十年前弹劾安德鲁·约翰逊的失败更甚，宪法中制衡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已经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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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This section on Congress is informed by the comments of a number of members of Congress in the course of interviews with the author, including Vic Fazio, February 8, 2005； Tom Foley, March 14, 2005； Martin Frost, April 12, 2006； Lee Hamilton, November 3, 2004, and June 28, 2005； Daniel Inouye, March 8, 2005； Ray LaHood, April 13, 2005； and Robert Michel, February 1, 2005. Also of use were the congressional papers of Howard H. Baker, Emanuel Celler, Everett McKinley Dirksen, Gerald R. Ford, Robert P. Griffin, Edward Hutchinson, Robert Michel, and Robert Taft, Jr. A reflective study by two long time congressional scholars that amplifies many of the observations I gathered is Thomas E. Mann and Norman J. Ornstein, The Broken Branch: How Congress Is Failing America and How to Get It Back on Tra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O'Neill's eruption against Gingrich on May 15, 1984, was subsequently expunged at his request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but is described in Joe Klein, The Natural: The Misunderstood Presidency of Bill Clinton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89—90.
[3] Katharine Q. Seelye, “House Mutineers Tell Captain to Keep 3-Day Workweek，”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4, 1998.
[4] Ray LaHood,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13, 2005.
[5] William S. Cohen and Gary Hart, The Double M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William S. Cohen and George Mitchell, Men of Zeal: A Candid Inside Story of the Iran-Contra Hearings （New York: Viking, 1988）.
[6] Karl A. Lamb,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Two U.S. Senators and the Choices They Make （New York: Garland, 1998）.
[7] The best source of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Bill Clinton is his auto biography My Life （New York: Knopf, 200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his political career can be found in William C. Berman,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The Politics and Policies of the Clinton Presiden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Klein, The Natural； and John F. Harris, The Survivor: Bill Clinton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8] A good summary of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an be found in Berman,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
[9] A catalogue and detailed discrediting of most of the stories of Clinton's alleged sexual escapades can be found in Joe Conason and Gene Lyons,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The Ten Year Campaign to Destroy Bill and Hillary Clint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6—82.
[10] Monica Crowley, Nixon in Win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309—311.
[11] Among the accounts of persistent efforts to turn up information in Arkansas damaging to the Clintons are James B. Stewart, Blood Sport: The President and His Adversar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Conason and Lyons,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and Sidney Blumenthal, The Clinton Wa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3）.
[12] Observations on thi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n be found in Lewis L. Gould, The Modern American Presidenc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217—227.
[13] Gwen Ifill, “Clinton Asks Reno to Name a Counsel on His Land Deal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3, 1994； Harris, The Survivor , 109.
[14] Stuart Taylor, Jr., “Keep the Special Counsel； Can the Executive Branch Be Trusted？” New York Times , June 22, 1992.
[15] Quoted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October 25, 1993.
[16] Stephen Labaton, “Special Prosecutor to Open Office in Little Rock for Inquiry on Clintons' Land Deal，”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2, 1994.
[17] David Johnston, “Reno Wants to Reappoint Fiske under a New Law，” New York Times , July 2, 1994.
[18] Ibid.； Stephen Labaton, “Ruling Is Surprise，” New York Times , August 6, 1994.
[19] Stephen Labaton, “New Counsel Reveals Little of His Plans，” New York Times , August 7, 1994.
[20] Ibid.； Stephen Labaton, “New Counsel Is Being Urged Not to Start Inquiry Anew，” New York Times , August 8, 1994； “Mr. Starr's Duty to Resign，”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8, 1994； David Johnston, “Three Judges Spurn Protest on Whitewater Prosecutor，”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9, 1994； Conason and Lyons,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 127, 135.
[21] “Mr. Starr's Duty to Resign”； David Johnston, “Three Judges Spurn Protest on Whitewater Prosecutor，”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9, 1994； “Judge Rules Fiske Removal Was Ethical，”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3, 1994； “Judges Err on Whitewater，”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9, 1994.
[22] Jeffrey Toobin, A Vast Conspiracy : The Real Story of the Sex Scandal That Nearly Brought Down a Presid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80.
[23] Ibid., 80, 91—92.
[24] William Safire, “The Big Flinch，”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0, 1997. See also Stephen Labaton, “Special Counsel Intends to Leave Whitewater Cas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8, 1997.
[25] Quoted in Conason and Lyons,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 267.
[26] Ibid., 267—268.
[27] A useful summary of Starr's situation in 1997 can be found in ibid, 258—259, 264—268.
[28] Quoted in David Stout, “Starr's Inquiry of President Tries Patience of Trent Lott，” New York Times , March 7, 1997.
[29] This account of the Paula Jones story was assembled from Stewart, Blood Sport； Conason and Lyons,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and Harris, The Survivor .
[30] Jones v. Clinton and Ferguson , 869 F. Supp. 690（1994）.
[31] Ibid., at 699.
[32] Jones v. Clinton and Ferguson , 879 F. Supp. 86（1995）.
[33] Jones v. Clinton and Ferguson , 72 F. 3d 1354（1996）.
[34] Clinton v. Jones , 520 U.S. 681（1997）.
[35] Quoted in Toobin, A Vast Conspiracy , 126； for details of the failed negotiations see also 118—128.
[36] The web of anti-Clinton foundations, funders, and activists is described in Conason and Lyons,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 esp. 268, 298—300, 349—350.
[37] Toobin, A Vast Conspiracy , 103.
[38] See Michael Isikoff's own account, Uncovering Clinton: A Reporter's Story （New York: Crown, 1999）, as well as Conason and Lyon, 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 , esp. 124, 171—172, 289—291, 349, and Toobin, A Vast Conspiracy , esp. 32—35, 104—108, 132—133, 154, 164.
[39] Susan Schmidt and Michael Weisskopf, Truth at Any Cost: Ken Starr and the Unmaking of Bill Clint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263.
[40] Quoted in Harris, The Survivor , 309.
[41] Ibid., 311—314； Berman,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 80—81.
[42] Quoted in Harris, The Survivor , 340.
[43] Quoted in ibid.
[44] Quoted in ibid., 344.
[45] A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 report was put together can be found in Schmidt and Weisskopf, Truth at Any Cost , 251—256.
[46] U.S. Congress, House, Referral from Independent Counsel Kenneth W. Starr , House Document no. 105—310（Washington, D.C.: GPO, 1998）.
[47] Schmidt and Weisskopf, Truth at Any Cost , 252—253.
[48] U.S. Congress, House, Referral from Independent Counsel Kenneth W. Starr.
[49] Quoted in Alison Mitchell, “Feud Erupts in Congress over Details of Releas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1, 1998. See also Peter Baker, The Breach: Inside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New York: Berkley, 2000）, 68—82.
[50] Alison Mitchell, “With Echoes of Watergate in the Air, House Members Take a Historic Vot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2, 1998.
[51] John M. Broder, “Nation Showing Its Dismay and Reluctanc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4, 1998.
[52] Ibid.； Lizette Alvarez and Eric Schmitt, “Gauging a Bombardment of Opinions That Could Determine Clinton's Fat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6, 1998.
[53] Quoted in Alison Mitchell, “Next Step for Congress: Impeachment Decision，”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2, 1998.
[54] Ibid.
[55] Richard L. Berke, “Poll Finds Clinton in Strong Rebound since Video Airing，” with Janet Elder,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5, 1998.
[56] “The Impeachment Pictur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30, 1998； Stephen Erlander, “Starr's Efforts to Expand Inquiry Raise Doubts, White House Says，”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5, 1998； “A Debate on Allowable Lies，”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6, 1998； Allison Mitchell and Lizette Alvarez, “President Urges ‘Conscience’ Vote on House Inquiry，”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8, 1998； Baker, The Breach , 111—129.
[57] John W. Dean, Conservatives without Conscience （New York: Viking, 2006）, xxvii—xxxi.
[58] Martin Frost,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12, 2006.
[59] Alison Mitchell, “Inquiry Defended，” and Jill Abramson, “Image Isn't Everything，”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0, 1998； the scene is well described in Baker, The Breach , 169—174.
[60] Stephen Labaton, “Whitewater Prosecutor Adding Ethics Counsel to Allay Criticism，”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6, 1994. See also Anthony Lewis, “A Kangaroo Court，”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7, 1998.
[61] John M. Broder, “White House Voicing Hope for Censure Deal after Talk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1, 1998； Alison Mitchell, “3 Articles Charge Perjury and Obstruction of Justice，”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2, 1998.
[62] Quoted in Baker, The Breach , 184.
[63] Ibid., 188—189.
[64] H. Res. 611, Congressional Record , 105th Cong., 2nd sess., vol.144（December 15, 1998）: H11760. Compare this language to that used for Nixon: “In all of this, Richard M. Nixon has acted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his trust as President and subversiv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o the great prejudice of the cause of law and justice and to the manifest inju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fore Richard M. Nixon, by such conduct, warrants impeachment and trial and removal from office”（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 93rd Cong., 2nd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4] 152—153）.
[65] David P. Schippers, Sell Out: The Inside Story of President Clinton's Impeachment , with Alan P. Henry（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66] Mitchell, “3 Articles Charge Perjury and Obstruction of Justice.”
[67] Merrill McLoughlin, ed.,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The Official Transcripts, from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Hearings to the Senate Trial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9）, 158—164.
[68] Ray LaHood,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13, 2005.
[69] Katharine Q. Seelye, “Livingston Urges Clinton to Follow Suit，”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0, 1998； Beschloss,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 205.
[70] LaHood,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13, 2005； Beschloss,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 205.
[71] Baker, The Breach , 166, 227—236.
[72] Richard W. Stevenson, “Republicans' Image Eroding Fast, Poll Shows，” with Michael R. Kagay,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9, 1998.
[73] McLoughlin,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 168—169.
[74] Ibid., 170.
[75] Ibid., 172.
[76] Lee Hamilt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28, 2005； Ray LaHood,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13, 2005； Vic Fazio,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8, 2005； Tom Foley,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rch 14, 2005； Martin Frost,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12, 2006.
[77] Quoted in Baker, The Breach , 250—251.
[78] Ibid., 251—252.
[79] Quoted in ibid, 254.
[80] Alison Mitchell and James Dao, “First Tally Falls Short of an Ouster，”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3, 1998.
[81] Baker, The Breach , 200—203.
[82] For the full argument, see Bruce Ackerman, The Case against Lameduck Impeachment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83] Baker, The Breach , 266, 269—270.
[84] Ibid., 260—278.
[85] Ibid., 279—294.
[86] McLoughlin,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 257—258.
[87] Quoted in Baker, The Breach , 312—313.
[88] R. W. Apple, Jr., “Emphatic ‘Not Guilty’ Opens the Case for the Defense，”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0, 1999； Beschloss,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 278—304.
[89] Francis X. Clines, “A Double-Edged Day Ends on a Note of Hopefulnes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0, 1999； Baker, The Breach , 317—318.
[90] Quoted in “Weight of History Is ‘on All of Us，’ Senate Is Told by One of Its Own，”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2, 1999.
[91] Lizette Alvarez and Frank Bruni, “Byrd Will Offer a Motion to End Trial of Clinton，”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3, 1999； Byrd quotation from Baker, The Breach , 334.
[92] Baker, The Breach , 334—335.
[93] Alvarez and Bruni, “Byrd Will Offer a Motion”； quoted in Baker, The Breach , 335.
[94] Quoted in Baker, The Breach , 336.
[95] Quoted in ibid., 342.
[96] Quoted in ibid, 381.
[97] Quoted in ibid, 386.
[98] Ibid., 411—412.
[99] Quoted in ibid., 393.
[100] Ibid., 389.
[101] Quoted in ibid., 397.
[102] Quoted in ibid., 422.
[103] S. Res. 1712, Congressional Record , 108th Cong., 1st sess., vol. 149（October 3, 2003）: S12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