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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弹劾：影响大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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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公众对弹劾的理解从完全不了解到有模糊认识，逐步加强。人们关注的不只有约翰·伯奇协会呼吁弹劾厄尔·沃伦一事，诸如有可能遭到弹劾的阿贝·福塔斯、威廉·道格拉斯和斯皮罗·P.阿格纽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过去关心他们安危的只有狂热的右翼人士和相关官员。对于一般美国人而言，甚至是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这样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来说，“弹劾厄尔·沃伦”运动的主要作用不过是将约翰·伯奇社团成员打扮成不切实际的政治极端分子。但人们却没有正确认识到弹劾是用以在高级联邦官员中维持纪律的有效手段，并能有效移职那些行为超出宪法范围的人。然而“水门事件”这一场大戏使得弹劾这一宪法工具更广为人知，并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广泛传播使得此事件相比塞缪尔·蔡斯和安德鲁·约翰等案件而言更家喻户晓，和此前大批量报纸都没有的落后时代相比，如今人们在传媒的影响之下可以更紧密地跟进事件发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观看或认真听了该事件的全程报道，从欧文委员会的听证会开始，发展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议直到理查德·尼克松辞职演讲结束。从电视节目播放内容的选择而言，收视率决定了电视台选择什么节目呈现给观众，为了保持固定的节目收视率与广告收入，美国公共广播服务选择用两年半的时间来报道“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在此之前该台最大的目标观众群体为儿童，专门播放教育节目“芝麻街”。然而弹劾程序远远未完成，公民对于“水门事件”的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什么样的行为会被弹劾的了解仍不透彻。
在尼克松离开白宫后的几年里，美国人慢慢对他们所经历的政治和宪政历程进行了消化。但他们对一切远远不满足，还想知道更多。尼克松已经退居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留下了许多关于“水门事件”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是否曾命令手下入侵水门大楼或者只是负责打掩护？他是否已经擦掉了与霍尔德曼的18分半钟的录音谈话？他是否接受自己本该被弹劾的责任？还是他觉得所受到的对待来自对宪法制度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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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这位几乎被弹劾的总统的好奇源源不断，助长了参与者撰写回忆录和其他相关形式的回顾“水门事件”的影音制品的诞生。书籍、电影、剧本和电视节目纷纷出现，从各种角度回顾“水门事件”。政治家、记者、学者和民众们对弹劾事件的理解不仅来自他们的主观感受，更受到那些回忆录、电视节目和广播的影响而使他们重塑记忆。在尼克松辞职后的头几年里，“水门事件”是最受欢迎的书籍和电影的主题。一大批与之有关书籍，一部部关于调查水门大楼侵入者戏剧性的电影都纷至沓来，更不用说前总统的电视访谈以及他自己所写的回忆录有多受追捧。美国人对于弹劾事件的印象与记忆就在这些书本、电影、电视节目里。日后发生的其他弹劾事件难免要被拿来和“水门事件”相比较。在比较之中，什么才是弹劾在美国人心中逐渐清晰。
每个美国人就“水门事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记忆，与此同时历史的潜在性质再次变得明显起来。那就是历史所记录的并非只是事实本身，而是人们选择记住的特定发展时刻和人们对其所作的解释。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记忆来构建历史，于是蒸馏下来的历史对不同人而言代表着不同过往事件的叠加，更不用说那些更早于主要事件发生的序曲。此外，主观感知随时间淡化，关于原始事件的其他信息增加，学者或创意艺术家又通过各自的作品提供了时间新的意义构造。人们对事件的观点也会有所改变。
就“水门事件”而言，这一出总统堕落的长篇剧幕使观察家们感到震惊，也使得大部分发生在“水门事件”前的、进展不同的弹劾事件都显得黯然失色。在此事件中虽然人物和发生的场景都有其独特性，但很快“水门事件”就被认为是会触发弹劾的标准模式。因为“水门事件”被认为包含了证明弹劾不可或缺的各种要素，诸如隐瞒粗暴行为，对有关不当行为的查询作出不恰当的反应，公众信心的普遍丧失，以及官员直接参与非法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即便此种行为由下属实施。尼克松本人和他的反对者们构成了“水门事件”和弹劾总统的历史图景。“水门事件”所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记忆帮助消除了更为模糊的回忆事件，并为后来如何看待弹劾制定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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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自尼克松弹劾后所造成的美国文化转变要比平铺直叙“水门事件”发生全过程，如水门大厦如何被闯入，罪行如何被掩饰，尼克松政府的错误来得更难。它要求检验信息在整个文化中的传播方式以及知识是如何被保留、被重塑和被使用的。若用此种文化转变评估政治和宪政文化的演变，或用以在美国整体文化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定位的话，都是无法保证得出结论的准确性的。这一点值得引起大家的警惕。尽管如此，弹劾还是足以作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特征，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其作为一种宪法手段与日俱增的影响。
“‘水门事件’就好像让你每天都有三次性生活！”《华盛顿邮报》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曾在这一事件拉下帷幕时 [1] 对他的记者大声说道。“水门事件”的发生给举国上下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激情。“水门事件”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情节在两年中不断加速被披露，这给了报道新闻的记者不断的刺激。这是一个涉及联邦政府最高官员（包括总统和副总统）的故事，这些元素增添了“水门事件”的刺激性和风险性。每一份有关该事件的新报告的出炉都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和更广泛的电视观众。随后国会、特别检察官和最高法院对总统采取宪法手段导致总统辞职并颜面尽失，使整个故事走向高潮。随着水门大戏的落幕，参与这场戏剧的记者中最勤奋的都沾染上了该事件落幕晚霞的余晖成为国家名人和悬疑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正如布拉德利粗俗而又有说服力的隐喻说的那般，“水门事件”给媒体带来了多重高潮，这些记忆不仅会留存下来，而且会塑造后续事件的报道方式。记者将密切关注随后出现的每一次重大或不那么重大的政治丑闻，并附上后缀“门”（-gate）以强调其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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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的抨击不只对总统而言影响巨大，对媒体以及直接参与其中的官员、官僚阶层和律师，以及他们以外的人而言也意义非凡。不少时髦观点、语言和记忆都被该事件影响。记者、政府官员和律师向群众介绍“水门事件”的方式对公众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如何理解政府行为、政治本质和弹劾工具也被有关“水门事件”的戏剧性回顾和评论影响。尤其是尼克松故事的呈现方式和民众对该事件的看法重新定位了美国的政治和宪政文化。
许多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词组都在美国语言中成了热门语词，这是弹劾事件渗透到公众意识中的一个小标志。“他知道什么，他什么时候知道的？”“肮脏的技巧”，“石墙”，“修改过的，有限的聚会”，“慢慢地在风中扭曲”，“咒骂”，“十八半分钟差距”，“吸烟枪”成为人们看一眼就明白的和“水门事件”有关的表达。其中最火热的莫过于“门”这一短语后缀。带有这一后缀的词语便意味着是丑闻，“××门”可能已成为所有词中流行最久和最无处不在的术语。它不仅适用于重大不当行为，而且也被运用于20世纪其他的许多丑闻的曝光。“比利门”“伊朗门”“韩国门”“旅行门”和“莫妮卡门”接踵而至。这些新词汇的广泛运用作为对原有语言的补充体现了人们对政府的观点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尼克松宣布辞职时，对弹劾的修正观念已经形成。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角色重大，是他们给民众塑造了一个新的观念，即罢免总统可以是正当的。没有谁比那些以非凡的坚韧调查“水门事件”真相的年轻《华盛顿邮报》记者有着更大的影响。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不仅在当时牢牢地抓住了调查机会，后来也以一种使他们看起来既奇特，又英勇的方式讲述了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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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的夏秋之际，大多数的新闻人都忙着挖掘重大新闻。记者们热切关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斗争、民主党大会的崩溃惨败、一路高歌猛进胜利在望的共和党大会，以及随后的总统竞选争夺。尼克松的竞选之路相当顺利。亨利·基辛格在10月有关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顺利举行的新闻受到各大媒体的极力曝光。这对尼克松而言是一种成功的掩护，媒体有新闻可追使得尼克松鲜少曝光于媒体前，也没有和民主党竞争对手乔治·麦戈文进行对抗性辩论。他闭口不答记者或麦戈文的提问，躲避过了关于“水门事件”的问题。既然新闻通常只报道总统候选人说了些什么，而不是他们没说什么，尼克松对“水门事件”的沉默也就意味着国家政治报刊不会报道这一内容。由于记者们忙着追逐其他热点，几乎没有人就“水门事件”发出疑问。 [2]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作为《华盛顿邮报》的新人，没资格采访国家重大政治新闻。他们被分配到了大都市主题板块，而非采访政要 [3] 。起初他们被分配到报道“水门事件”是因为它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常规的当地犯罪故事。随着警察殴打记者事件的发酵，他们激情昂扬地仅凭着模糊的线索，特别是在一开始对白宫和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各色人物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了调查。充沛的精力和准确的预感让他们确信这一切并不简单，于是才有了后来“水门事件”的披露。8、 9月时他们开始将共和党竞选捐款与窃贼所有这两条线索联系在一起。这一新闻虽然登上了《华盛顿邮报》头条，但也没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在10月份，有关竞选更大范围的揭露开始，甚至可追溯到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尽管如此，截至11月4日选举日，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48％的选民从未听说过“水门事件”。 [4]
直到1973年1月8日约翰·西里卡法官开始审判水门大盗时，公众对此事的关注度才开始显著上升。在西里卡的审判中詹姆斯·麦考德揭露事实真相两个半月后，联邦调查局局长指令帕特里克·格雷在他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掩护同谋的阴谋，以及约翰·迪恩披露与司法部检察官谈话时暴露了自己，使得调查“水门事件”的意愿一时间空前高涨。至此，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基本完成了将“水门事件”置于公众焦点舞台中间的贡献。是他们的疑惑激发了参议院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位作风强硬的法官审问窃贼。反过来这些行为也导致总统候选人遭受参议院的盘问，并吓坏了白宫的一位律师，以为自己就要成为整场调查中可怜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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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时欧文委员会的听证会、特别检察官对白宫录像带的调查、“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和众议院弹劾调查都尚未启动，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揭露尼克松政府的阴谋方面的功劳已基本完成。此后他们的贡献就在于让整件事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呈现给民众并被大家牢牢记住。
随着“水门事件”的展开，其他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西莫·赫许、杰克·纳尔逊和《洛杉矶时报》的罗纳德·奥斯特罗，以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几位同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都开始调查带来越来越多的重要信息。在欧文委员会听证会进行时，参与者们诸如迪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转而描述自己的经历。他们用1973年的后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他们的调查回忆录。在他们的书的最后几页中写道，他们在欧文委员发现了白宫录音系统之后的第二天就知道了这件事，早在欧文委员会将这则消息公之于众之前。他们有多努力地调查真相自不用多说，但由此也可知在他们的个人努力之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支持。当他们曝光自己的手稿时，可以发现当他们讲述“星期六大屠杀之夜”以及有关尼克松总统的弹劾程序如何启动时都是有所参照的，从而表明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其他关键性人物的存在。他们所能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用可信的陈述方式描述“水门事件”的早期阶段。 [5] 在他们撰写回忆录之前，电影制片人罗伯特·雷德福德已经向伍德沃德寻求购买他们故事的版权以拍摄一部关于调查性新闻的纪实电影。他们的手稿一完成，雷德福德就开始了拍摄计划。 [6]
随着美国人民在1974年春天对前任总统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和越来越多的怀疑，纽约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争先恐后地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手稿《总统班底》打印出来并大肆宣传。《花花公子》为其5月和6月期刊购买了节选章节以用来刊登，《每月俱乐部》选择该书作为其7月份的精选文章，而《读者文摘》则安排发布精简版。在本书问世之前，西蒙和舒斯特将其精装版从35000册增印到超过200000册，并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平装书版权。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高价，特别是用来购买一部尚未出版的非小说类书籍。1974年6月，《总统班底》开始在书店售卖。公众对尼克松的关注实在是太过狂热，这本书一上市立即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上榜长达一年之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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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读者几乎没有获得关于尼克松政府在“水门事件”被捕之前的三年半内的隐秘行为的信息，映入他们眼帘的全是对于深入维护秘密的联邦政府是多么困难的描写。对那些依靠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帮助他们评估联邦政府的运行是否有问题的读者，这本书显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顶多通过这本书来减轻尼克松在白宫所犯的罪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这本书表达了他们在调查报道“水门事件”的勤勉而认真的态度，并坚持至少为每一个事实提供至少两个独立的确认来源。他们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罪犯的存在而是在谜团中逐渐追逐到了真相。同时全书叙述的内容虽然仅限于白宫内的可疑活动，但两名年轻记者在他们长期调查中摸索到的每一个线索诸如隐瞒非法监视活动、不正当的竞选行为、滥用资金和妨碍刑事调查等问题中都感受到了可能会出现的人身危险。
另外，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并没有多加笔墨叙述尼克松如何运用总统权力，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他们所调查的事件中去。无论是诸如美国对柬埔寨的轰炸和入侵，政府资金被挪用或对媒体的对抗等令国会颇为担忧涉及总统权力疑似违宪扩张的问题都不在他们的文章中。因此使得那些仅靠他们的文章来了解“水门事件”的读者对尼克松总统职务的行为产生了令人不安的狭隘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书出版几周后，即弹劾条款被采纳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选择限制指控罪责数量时，放弃了书中未提到的尼克松涉及的柬埔寨轰炸和逃税事件。
本书的畅销再加上尼克松总统在出版两个月后终止了其职务的消息，使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有足够的动力来继续开展他们的工作。他们带着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的另一份合同以及向《华盛顿邮报》的请假条，承诺要同步记录下尼克松总统的倒台。在《最后的日子》一书里，重点从描写记者自身的努力转向了探究“水门事件”被揭露一年后的未解之谜。他的第二本书试图描述尼克松政府的内部运作。正因白宫录音系统的存在被揭示出来，才有了“星期六之夜大屠杀”，随之总统对权力的掌握稳步减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再次在白宫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副手和秘书中寻找知情人。然后他们交叉检查他们找到的线索，并从他们的资料来源的重叠的角度撰写文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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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日子》仅叙述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所获得的有关尼克松对抗弹劾的信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着重于白宫律师为保留特别检察官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录音带而举行的为期一年的战斗。详细的记录显示了尼克松对他的员工和他的支持者颇有戒备，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仍然毫无疑问地继续为他而战。
在最高法院在尼克松案中裁定尼克松必须上交录音带期间，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进一步把关注点集中在尼克松本人以及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十天内与他直接接触的那些人身上。他们的书的后半部分充满了其密切观察所得。在讲述尼克松政治生涯如何遭受一系列毁灭性打击时更是传达了非凡的戏剧感。他败诉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了投票，1972年6月23日录音带内容明确表示他从一开始就指导了掩护，最终因不可抗拒的压力导致尼克松辞职。两位记者采用的资料来源充足，足以描述亚历山大·黑格总参谋长，白宫律师弗雷德·布兹哈特、伦纳德·加门特和詹姆斯·圣克莱尔、总统的演讲稿撰稿人兼媒体发言人罗纳德·齐格勒、帕特里克·布坎南和戴维·格根、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甚至尼克松家族的成员的活动和态度。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传达了一幅生动的图景，一群人正在极力拯救一位饮酒过度且深陷抑郁泥潭的，早已无法自理又难以捉摸、反复无常的总统。在尼克松离任前的几天里，黑格幕僚长怀疑总统已无法作出合理判断。因此，当H. R.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寻求赦免时，黑格拒绝让他们和尼克松对话。
记者描绘了尼克松家族内部的热烈讨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日益疲惫且士气低落的情况。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休·斯科特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罗兹访问椭圆形办公室时告诉尼克松，国会已不再支持他，以及详细描述了在他辞职前夕的最后一次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令人惆怅的会面。描绘出了一位众人皆知丑事做尽，唯独他自己和身边人还不悔改的总统形象。尼克松政府在最后几个月几近瘫痪，更不用说他在位的最后几天，留下了一艘无人掌舵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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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日子》一书恰如其标题，生动地描绘了尼克松总统最后任期将近的日子。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阐明了在缓慢的弹劾过程中国家的领导能力如何不稳定和无效。尼克松在决定是否通过弹劾审判进行抗争或是辞职时作出了几乎是最终的抉择。而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显然只咨询了他情绪失控的家庭，一位拥有军事背景但没有政治或国会经验的总参谋长，还有三位国会议员，他们都来自少数派党派。即使在决定离职后，尼克松也没有认为自己超越了宪法的界限。“我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据说他在辞职之前的晚上在国务卿面前哭了。 [9]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指出，基辛格和其他人都告诉尼克松，他已经失去了必须的政治支持。8月8日晚上，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并在第二天早上向白宫工作人员告别。纵观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在民意调查中曾经陷入低谷的事件，但只有他被控犯有重罪和不当行为，尼克松回避了弹劾的核心问题。他告诉全国，“我在国会中已经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基础”。尼克松第二天虽然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仍然以其以往的政治面貌对抗其政敌，他告诉他的工作人员：“永远记住，其他人可能会恨你，但那些憎恨你的人只有也让你恨他们才可能赢，然而这样做就是你对自己的摧毁。” [10] 他就在这样没有过多揭露“水门事件”种种问题的情况下离开了总统职位。因此除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自己定的书名，这些并非真的就是尼克松的最后几天。
《最后的日子》在出版后的一周内，就比一般非文学类书籍吸引了更多的读者。雷德福德则成功地把此书搬上了大银幕。首映式星光璀璨就在水门大厦隔壁可容纳1100人的肯尼迪中心举行，这部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趋之若鹜前来观影。雷德福德从一开始就想扮演伍德沃德，他邀请了经验丰富的好莱坞编剧威廉·戈德华特，他曾为雷德福德出演的《圣丹斯小子》编写剧本。他还聘请艾伦J.帕库拉为导演，明星达斯汀·霍尔曼和杰森·罗杰斯扮演伯恩斯坦和《华盛顿邮报》编辑布拉德利，并且邀请了其他极具天赋的演员扮演次要角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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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被八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斩获了其中四项奥斯卡奖。其好莱坞制作的特征颇为显著，那就是对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原版作品非常忠实。而出版商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华盛顿邮报》的主要编辑巴里·苏斯曼、霍华德·西蒙斯的角色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被淡化，以便故事可以压缩成一个两小时的电影，但其中压缩的既不是调查报告的烦琐过程，也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如何导致尼克松最终失败的经过。 [12] 电影制片人以一种小而有意义的姿态对准确性表示关注，他们安排了“水门事件”的保安人员，弗兰克·威尔斯在电影的开幕式中表演。他是第一个发现闯入者的人并在电影的开场部分亲自上阵出演，而秘密线人深喉仍然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中，演员哈尔·霍尔布鲁克饰演该角，在电影中他的脸在阴影中只有部分被看到。
电影《总统班底》毫无疑问地暗含了创作者对尼克松的看法。尽管只在几个电视剪辑中出现了总统的形象，但白宫却一再在晚上和阴影的镜头中出现。与那些黑暗和不祥的图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是明亮的《华盛顿邮报》新闻编辑室，大部分重要行动就在那里进行。记者对支持总统竞选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采访以及伍德沃德与深喉深夜会面的场景加深了总统阴暗的形象。借此在无声的环境中恐惧之情被巧妙地在场景中传达了出来。在这部从头到尾主角之间都没有对峙也没有暴力的电影中，观众毫不怀疑正义的捍卫者最终会战胜恶势力并在这场危险事业中幸存下来。
1976年，《总统班底》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电影院。虽然电影中并无此场景但看着电影数百万人会想起尼克松最终因为此事件在他弹劾前夕辞职。而恰巧这对杰拉尔德·福特也产生了不利后果，电影的热映使得当时正值选举中期的福特因为曾经赦免尼克松一事又被推上风口浪尖。正是赦免这一关键因素使得福特会在大选之时以毫厘之差输给吉米·卡特，而这部电影正是重新唤起民众对此回忆的钥匙。
多年后，《总统班底》仍然是美国电影文化中的关键作品。除了首次在影院屏幕上看到它的数百万人之外，无数观众随后在电视上观看了这部作品。这部电影经常在深夜重播，并很快开始进入早期有线电视行业的片库进行播放。随着录像机和后来的数字录像机的流行，《总统班底》仍然走俏。随着能记住“水门事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部电影提供了理解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事情的主要来源。自电影上映后的三十年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仍名列20世纪美国电影学院的电影英雄名单中的第二十七位。他们的排名紧挨在卢·贾里克和超人后，却排在乔治·巴顿将军、泰山，奇普斯先生、摩西、佐罗和蝙蝠侠等名人之前。 [13] 为了巩固他们在“水门事件”中所建立起的英雄形象他们付出的努力可能比其他人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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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辞职后，回到圣克莱门特的家中，立即开始考虑如何挽回弹劾事件使他失去的声望和赚取收入。9月27日，在离开华盛顿仅7周后，在被赦免不到3周后，他表示打算向公众公开他对自己担任总统的看法。他签署了一份价值200万美元的合同，由他的文学代理人欧文·保罗·拉扎尔与华纳书籍商谈判以发表他的回忆录。 [14]
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大卫·弗罗斯特在其职业生涯中访问了不少名人，1968年尼克松还只是候选人时就被大卫访问过。他注意到尼克松即将出版书籍的消息便立马与拉扎尔联系，他想知道尼克松是否愿意以高价接受这次独家访问邀请。没有人会比尼克松更渴望这次访谈了，他正翘首以盼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弗罗斯特是这样理解的，“政治复出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唯有再参与一次职位选举才能实现复出。但接受电视访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另一种复出，尼克松可以通过语言的表述直接扭转人们对他总统形象过往的判断。也许会重新对他产生尊敬之情。这是另外一种挽回声誉的方法。” [15] 光靠写写回忆录是不足够的，弗罗斯特认为，“为了挽回最起码的可信度”，弗罗斯特进一步说，“他必须要自己站上舞台成为被调查质问的对象。” [16] 而弗罗斯特就可以给尼克松这样一个舞台，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个完全远离美国政治的，同时还能吸引到大量观众的电视舞台。如果这次访谈确实有深度和新闻价值的话，那么弗罗斯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将会更上一层楼。 [17] 这次针对“水门事件”的访谈将会为两个完全不同但却同样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拉扎尔的介绍下，尼克松对弗罗斯特的访谈表示欢迎。他认为自己可以在访谈之中占上风。在他的理解中访问者不过是个轻量级的英国娱乐节目主持人，这意味着其对美国政治和政府的了解都远远少于尼克松。而弗罗斯特对待这次访谈的态度却极其严肃，他把自己定位为记者，誓要刨根问底。最后，两人谈判达成了一项对他们都很有吸引力的合同。一旦“水门事件”审判结束，尼克松将与弗罗斯特开始录制这期谈话节目，预计总共录制二十八小时。尼克松最后会获得60万美元的报酬。而弗罗斯特最后编辑出一个时长九十分钟的，共四集的节目供播放。尼克松有权谈论总统任期内所有的事，但弗罗斯特拥有将对所提问题和尼克松所作回应进行剪辑并最终进行播放的权利。1975年8月9日，恰逢尼克松辞职一周年，两人在尼克松家中会面，签署了合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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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门事件”的审判和后续上诉采访推迟了一年半的时间。弗罗斯特好好利用了这一年半的延迟时间。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预期中会想要购买尼克松访谈节目的美国电视网络中没有一个愿意购买不是他们自己电视台记者采访的内容。为此他不得不花了几个月时间在美国和其他十四个国家的145个电视台中进行自己的融资和发行安排。 [19]
弗罗斯特也知道自己知识有限，所以他聘请了一个研究小组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研究尼克松总统期间所发生的事，并帮助他形成新鲜的有可问性的问题。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有前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华盛顿分社社长兼律师罗伯特·泽尔尼克、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教授詹姆斯·雷斯顿、《纽约时报》首席华盛顿专栏作家的儿子和自由撰稿人菲尔·斯坦福。他们在遇到如“水门事件”这样的采访机会时下定决心要作出比公众认知更有深度的调查内容。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事们也为访谈制定了策略不让前任总统在回答时有任何闪烁其词的机会。到1977年3月开始采访时，弗罗斯特已经做足了采访所需的一切准备。 [20]
尼克松同意首先讨论越南问题，然后讨论其他国内外的政策事宜，最后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想要确保民众看了这次访谈会认为他曾经是个尽心尽力的好总统。他显然也力求尽量限制关于“水门事件”访问的时间和深度。弗罗斯特知道“水门事件”将成为本次访谈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话题，他小心翼翼地和尼克松商讨以防访谈会失去最精华的部分。 [21] 同时他希望尼克松面对“水门事件”相关问题时可以尽可能地放松。因此在拍摄的第一天，他允许尼克松对于其辞职、越南问题和其他问题提出较长时间的诸如自我宣传一类的回答。弗罗斯特几乎没有质疑尼克松的主张，也没有剪短他的言论。弗罗斯特利用这样一个策略使尼克松放松警惕，在回答中发表了对白宫监视活动的非常趾高气扬的回答：“当总统这样做时，意味着这是合法行为。”在前几个小时的录影中这句可谓是最大的亮点。 [22]
当采访话题转至“水门事件”之后，现场气氛即刻变得不一样。距离拍摄只剩下几个小时。雷斯顿在研究中对“水门事件”审判的法庭记录发出质疑。他发现事先提交给法院的一些起诉证据并没有在审判中被使用因此被人们忽视了。这些证据中包括查尔斯·科尔森和尼克松之间的录音谈话记录。还有在“水门事件”爆发三天后和1973年3月21日前的几周，总统在与迪恩的对话中第一次透露他知晓有人掩盖了“水门事件”的发生。在1972年6月20日，尼克松的谈话曾提到有关“阻碍调查”的内容。在1973年2月13日的交流中，他对科尔森说道，他们需要继续掩盖事实。 [23] 惊人的是这些录音带竟然从未公开过。但这些录音带和1973年6月23日的录音内容相比起来不过是烟幕弹，6月23日的录音最为致命促成了尼克松的辞职。雷斯顿向弗罗斯特建议以录音带为话题展开他和尼克松有关“水门事件”的讨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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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斯特首先询问尼克松在1972年6月23日，霍尔德曼究竟对他说了什么竟然使得这个录音里存在着十八分钟半的空白。尼克松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不记得了，而霍尔德曼的笔记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于是弗罗斯特提到雷斯顿发现的尼克松与科尔森之间的谈话。谈话间提到了“要在当下做正确的事情”，“盗贼则是非常强硬的人”。尼克松回答说：“是我们了解得不够，是我们好心办了坏事。” [25] 弗罗斯特上述的问题显然使得尼克松坐立难安。他立即意识到他低估了弗罗斯特这个坐在他对面英国人的能力和知识储备，并且很可能会质疑他任何错误的陈述和证据。弗罗斯特观察到尼克松因为紧张忐忑而开始冒汗。 [26]
为回应弗罗斯特的质询性问题，尼克松谈到了他曾试图遏制政治局面遭到破坏。这位前总统也承认，当他试图让中央情报局警告联邦调查局在6月23日不要进行调查时，他已经知道CREEP成员之一的哥顿·利迪参与了闯入。尼克松为自己辩护指出，7月6日他指令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格雷对事态的发展进行调查。弗罗斯特马上意识到这是尼克松对其干预司法公正使得庭审延迟两周的间接承认。 [27] 于是他敏锐地向尼克松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涉及尼克松支付给E·霍华德·昆都的款项。尼克松终于承认：“这是一个错误，我没有及时制止。” [28]
弗罗斯特对有关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迪安交手问题毫无进展而感到厌烦。1973年3月21日，最终尼克松承认：“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对这段时期并不感到自豪。啊……我没有处理好。我搞砸了。”前总统继续将他的错误描述为“一场灾难”，但后来他试图自我告解：
我承认这是错误的。我做了很多。啊，但是……我也坚持认为，就我的错误而言，啊……他们坦率地说是判断出现了错误，而不是我想那样做。这不是那种我称之为在阻挠司法方面不正当、非法动机的错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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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斯特的反应是，这是尼克松承认错误的一种狡猾方式，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一种声明。尼克松试图争辩说，要从事情发生的全局来看，他的行为并不涉及犯罪阴谋妨碍司法。弗罗斯特这样总结道：“虽然他的声音中带有真诚的情感，脸上也有一丝悔意，但我听到的内容却远远不如我所见的。我希望他能直面他的行为。” [30]
弗罗斯特继续对前总统提出强烈质疑，问题的重点放在1973年3月21日迪安承认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掩护“水门事件”的同伙后，尼克松仍表示对上述二位的支持。 [31] 在一次拍摄休息期间，尼克松助手敦促弗罗斯特不能再这样做下去，此次尼克松受访的目的是“要还自己一个清白”。弗罗斯特回答说，除非尼克松能直面自己的过失，否则他对尼克松的质询将继续。 [32] 就此事弗罗斯特和尼克松的助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商量，雷斯顿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抱怨说，这相当于是在商量尼克松究竟要向观众们作一个什么样的道歉声明。 [33]
当采访重新开始时，弗罗斯特促使尼克松说出更多而不仅仅是承认错误。 [34] 尼克松终于回应道：“一切都是我自食其果。我给别人一把用来刺伤我的剑，被别人重重刺伤。但我想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我会做同样的事情。” [35]
尼克松的发言辞藻华美似乎处处值得引用，但弗罗斯特并没有认为尼克松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尼克松再次声称这是他的失误，而不是可以控制的罪行。当提到3月21日后发生的事，他说，
我承认我开始担任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该案中被告的辩护律师。我承认作为辩护律师，我没有起诉这个案子。我承认在那段时间内，我没有在美利坚合众国担任好首席执法官的角色或至少对执法负责，但总检察长才是首席执法官，可是作为负责美国法律得到执行的主要责任人，我没有履行这个责任。
我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这一责任。那么在法律范围内，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走到了法律的边缘。我试图建议埃列希曼和霍尔德曼以及所有其他人如何在法庭上表达自己究竟有没有犯罪，因为我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是无辜的，我自己走到了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承认，我的所作所为是可以被一个合情合理的人称之为掩饰的行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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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他在执法方面的宪法责任失败意味着尼克松实际上承认了一项可以被弹劾的罪行。但他没有使用任何这样的术语，也没有自我认罪。他继续描述他与白宫党派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他离开时说：“我很抱歉。我只希望我没有让你失望。”现在他承认道，
那么，当我说，“我只是希望我没有让你失望”，这就说明了一切。
我确实让别人失望了。
我让我的朋友失望了。我让这个国家失望了。
我让整个政府制度失望了和所有那些以进入政府工作为梦想的年轻人失望了，我只认为这一切都太过腐败了。
即使在承认有不当行为的时候，尼克松也小心翼翼生怕错过有任何可以提升自己形象的机会。尼克松仍谈论因无法在两年半内继任而失去了促进世界和平的机会。然后他重复道，“我让美国人民失望了。余生中此种负担将永远扛在我的肩头上。” [37]
尼克松总结说，他坚持认为虽然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宪法强制将他撤职并非是一种合法的行为。
虽然从法律技术上讲，我没有犯罪，没有犯下一项值得被弹劾的罪名……这些都是法律主义。就处理这件事情而言，大家对待我的行径实在是拙劣。正如我指出的那样，我作了很多糟糕的判断，我认为我最糟糕的错误是任凭自己听从自己的心而非理性判断某件事。但是让我来说的话，一个坐在最高决策位置上的人要处理最重要的工作，他必须有一颗心。但他必须清醒而非丧失理智将一切交给心做决断。 [38]
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事相信，在采访过程中，尼克松暴露了他的可耻行为。他在电视特写中的脸部表情泄露了他深藏内心的痛苦，也凸显了尼克松忏悔时的不情愿。 [39] 这位前总统承认无视国会（更不用说法院）在进行无保证秘密搜查。他承认参与了掩盖非法活动的行为，以及未履行宣誓就职的执法责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小彼得·罗迪诺曾嘲笑尼克松精于表演，总是试图篡改历史，并提醒人们有必要检查其委员会的报告。 [40] 弗罗斯特的评价看似更大方，但同时也不太留情面地说，“那个骄傲的人不会允许自己说，我违反了法律； 我违反了宪法赋予我的责任，尽管他所说其实和承认两者已经相当接近了。” [41] 弗罗斯特的助手罗伯特·泽尔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帝没有赋予这位总统多少诚实做人的能力。他今日已经全部为我们展现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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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斯特知道包含尼克松对“水门事件”的评论（这是采访的最后一部分）的节目将吸引最多的观众，弗罗斯特选择于1977年5月4日率先播出这一部分。仅在节目发布的前几天，《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电视指南》三家杂志都刊登了这则消息并将其作为当期的封面故事。三家主要电视台都打破了他们过去不预播的传统，在晚间新闻节目进行了预播宣传。宣传显然行之有效，最后估计有4500万的美国观众以及大量海外观众观看了这场节目。这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关公共事务节目，由此所产生的观众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档节目播出时美国民众中有42%选择了收看。 [43] 对于那些在电视机前看着尼克松侃侃而谈的普通观众而言，他们很难不在自己的脑海中重新生成关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印象。
尼克松接受弗罗斯特访谈的这一决定并没有产生尼克松预期的效果。《新闻周刊》杂志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0％的观众在观看节目后消除了一些对尼克松的负面印象，48％的人认定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的看法，只有22％的人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44] 近三十年后, 弗罗斯特的助理雷斯顿认为该节目其实是巩固了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负面形象：
从没有人说过他恢复了其在“水门事件”上的声誉。他自然是一名高级政治家，也确实写了很多书。但在水门审讯之后，我认为没有人说过在国家政府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后他还能继续担任总统。他是一个不再体面的、被弹劾且被定罪的美国总统，我认为“水门事件”证明美国人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45]
为了再度调整自己在弗罗斯特访谈中留下的印象，尼克松后来又接受了一次来自CBS新闻的黛安·索耶的简短采访。索耶选择在尼克松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开始了她在华盛顿的新闻事业。在弗罗斯特采访后她继续为加利福尼亚前总统的新闻关系和回忆录项目工作。尼克松本以为这位前得克萨斯州选美皇后会是一个温和的访问者。但她仍然问了很多关于“水门事件”的难题。他一再回避问题不想让自己再落入弗罗斯特当时带给他的尴尬局面中去。随后的访谈虽然不多见，但也纷纷证实了尼克松在经历弗罗斯特访谈后的态度转变。 [46]
研究尼克松形象演变的学者，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和历史学家戴维·格林伯格。他们俩的意见引导着对后来的第三十七任总统的较为温和的舆论走向。尤其是尼克松改善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被认为是重要而值得赞扬的成就。尽管如此，“水门事件”实在是难以被饶恕的重大违宪事件，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观看大卫·弗罗斯特访问尼克松时留下的印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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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7年春季弗罗斯特访谈时，有关尼克松总统和“水门事件”的书籍已经开始上市，而且这个趋势在几年内有增无减。起初，一系列参与者回忆录只是简单地将细节和个人视角加入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认同的叙述的轮廓中。 [48] 不久之后，尼克松的忠诚者维克托·拉斯基开始搭建了一个阴谋论理论并被后来写到有关话题的作家不断放大，那就是将“水门事件”归咎于中央情报局、迪安或其他人，但他们未能用这种手段说服读者尼克松就是无辜的。 [49] 一些作者对尼克松的心理构成进行了推测性分析，认为他显然是自毁行为的喜爱者。 [50] 一些学者们试图将焦点转移到尼克松总统的问题上，他们认为这些问题被“水门事件”过度集中所掩盖。然而，正如一位精明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白宫的恐怖事件始终是中央的问题，即使总统总是引发最多争议的那个人”。 [51] 最重要的是，大卫·格林伯格写道，“尼克松仍然是推动野心的象征”。 [52] 当他回应为尼克松绘制了一幅麦克白图像的尼克松传记作家斯蒂芬·安布罗斯的新书时说道，并形容“水门事件”为“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事件”。 [53]
在弗罗斯特采访一年后，尼克松利用另一个机会来解释自己。出版了《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回忆录》。虽然当不上总统了，但他仍利用自己的权势印了这本将近1100页的书，其中三分之一讲述了他在总统任期前56年的生活。相比之下，超过42％的文章专门用于写从“水门事件”入侵到他辞职后的26个月内发生的事。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完全清除弗罗斯特报道的影响。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试图将自己公认的不正当行为置于最有利的环境中，并像他在访谈中一样将注意力转向他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
在这本书中尼克松非常直率地袒露了他的意图。在两年中尼克松自始至终否认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的活动，从盗窃事件后“水门事件”被直接揭露，“吸烟枪”录音带被揭露到美国诉尼克松的最高法院判决后。相反他在序言第二页中却承认因他参与掩盖证据才导致阻挠司法的弹劾进程。尼克松解释了他如何用白宫录音带写下回忆录，他描述了如何让秘书在“水门事件”爆发第一个月后转录其与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的谈话。其中包括1972年6月23日的讨论“当时我批准了中情局被要求限制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会议”。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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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尼克松写到625页时，他开始对“水门事件”进行解答时，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惜字如金。他详细描述了在1972年6月17日周末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收到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被入侵的消息时他是何其惊讶。用长篇大论表达了自己对于入侵事件何其愚蠢的困惑和穿插着关于如何搜寻政治间谍活动，以及肮脏手段和投票欺诈信息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评论。在他的笔触中其不乏苦涩地说到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曾采取相近的行为但却没有受到像他这样的惩罚。尼克松然后描述了探讨处理这个问题的各种方式。首先讨论的是让利迪承认是入侵事件的主谋并声称其他高层人士或支持总统选举委员会，或白宫没有人参与其中。后来计划让中央情报局的弗农·沃尔特斯警告联邦调查局不要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进行调查。引人注目的是，尼克松详细地陈述了所有这些，但没有提到他正在描述预计的伪证或实际的侵略性干涉刑事调查。 [55]
尼克松回忆录中这一部分的结论性意见试图贬低发生的事情。虽然他承认这些措施导致了他的总统职位受到影响，但他明确暗示这个问题太过琐碎因而他难以采取适当的行为。他写道：
我没有阻止任何人来阐述他们对于入侵事件的解释，我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干预并限制联邦调查局调查我的作为和不作为，这似乎被许多人看作是乏善可陈和试图掩饰的。但这并不是我的意图。我正在以务实的方式处理我所认为的令人讨厌的严格政治问题。我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处理“水门事件”，以尽量减少对我、我的朋友和我的竞选的伤害，同时对我的政治反对派给予最少的优势。我将“水门事件”视作纯粹和简单的政治事件。我们这场仗打得很艰难。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方将如何打这场仗。 [56]
在他的回忆录中，尼克松把“水门事件”作为一件发生在他身外的事情，而非他承担责任的事情。他把他的工作人员当作独立的演员，而不是作为他的代理人，根据他的命令或只是代替他的意志来执行他的愿望。比如1973年春天他的两位高级代表被迫辞职。当他们参与掩盖事件时，他引用了埃利希曼略带苦涩的言论：“我仍然觉得没有你的暗示或直接批准我不会做任何事情。”然而对于埃利希曼的评论，尼克松选择保持沉默。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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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回忆录中，正如尼克松在倒台时的情况一样，尼克松认为自己之所以会遇到如此难的处境是因为党派反对和媒体刁难。而有关入侵事件本身，掩饰事件，试图开除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来阻止调查，或者他采取的其他手段以及他避免承担全部责任则并没有被许多人关注。鉴于这种态度，难怪他对人们对“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几乎歇斯底里的反应”的“强烈程度”表示惊讶。“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写道，“我认识到‘水门事件’对美国影响的深度。我突然意识到它对国家产生的腐蚀作用。” [58] 在那之后，他谈到他失去了政治支持，而不是失败背后的原因。回忆录所写的就像他之前对待弗罗斯特的报道一样，简单地承认错误以让他们看上去不那么严重或值得被弹劾。尽管如此，外界对此书的评论集中在其参与“水门事件”的掩盖举措中，这一观点广为流传即使是那些从未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这样认为，而尼克松卸下总统一职正是对自己行为的负责。 [59] 两名年轻的华盛顿人迅速表示尼克松正试图从他所负责的罪行中牟利，但逃脱了惩罚的结论。他们组织委员会抵制尼克松的回忆录。在一个月内，他们出现在亚特兰大的美国书商大会上，张贴海报和T恤衫，向人们宣传“不要买骗子写的书！” [60]
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之后，尼克松继续努力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声望。这位前总统试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五卷系列丛书中让人关注他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所有这些书籍包括：《真实战争》（1980）、《领导人》（1982）、《真正的和平：西方战略》（1983）、《越战不再》（1985）和《1999：无战争的胜利》（1988）这些书全都围绕其外交取得的成就和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方针写成。毫不奇怪这些书籍都未提到这些外交政策所带来的上涨的危机，这引起了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的批评：柬埔寨的轰炸和入侵，支持智利的右翼政变，以及越南战争等等。尼克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每本书都带有隐含的信息，他首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思想的和技术熟练的国际调解人，而不是“水门事件”主要的肇事者。
1990年，尼克松试图进一步减少“水门事件”对他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他已经实现恢复声誉的印象。在另一本题为《竞技场：胜利、失败和复兴回忆录》的回忆录中，他结合了自己的建议和回忆，而不只是一些陈词滥调。继而又转述到他的后总统生活的故事、旅行，与重要人物的见面，他显然希望维持自己资深政治家的形象。随后又再次回到了“水门事件”的话题。在此书中他似乎没有在弗罗斯特的访谈或在第一本书中表现得那么懊悔和苦涩。较之于他早先的表现，他似乎在此书中更没有意愿承认导致阻挠正义弹劾条文的掩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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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发生十年半后，尼克松用《竞技场》一书重复了他对“水门事件”的描述，他的笔墨并没有着重在“水门事件”本身，却认为“水门事件”是政治和新闻界的敌人折磨他的机会。他指出了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对他的指控清单，包括他亲自命令“水门事件”闯入和贿赂了亨特以使其保持沉默，但没有承认这些并不是弹劾条款中包含的指控。 [61] 他背诵了许多其他行政当局指称的不当行为的例子，并表达了他受到惩罚而其他人没有受到惩罚的不公平感，并指出他不是第一位秘密录制白宫对话的总统，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不是录音本身，而是拒绝提供录音带来促进犯罪调查，使他惹上麻烦。 [62] 在对不公正的指控和政治对手的仇恨宣泄了一番之后尼克松最后声称，他被迫参与弗罗斯特采访全是出于他经济上的需要，然而采访者的敌对态度和编辑的严厉对待却令他咋舌。 [63] 而后他接受福特的赦免并重申：“我在对待‘水门事件’时不采取更果断和更直接的行动是错误的，特别是当它达到司法程序的阶段，并从政治丑闻变为国家悲剧时。” [64]
在《竞技场》一书之后，尼克松开始重新写回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在1994年去世之前，他又出版了两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抓住时刻》（1992）和《超越和平》（1994）。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想去清除“水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污点的想法。1990年6月，他聘请了一位年轻女性莫妮卡·克劳利来帮助完成他后面的书籍，陪伴他旅行，并听取他的谈话。要知道当尼克松离开白宫时，克劳利只有五岁。她为尼克松开始工作时也才完成学士学位。老谋深算的尼克松鼓励莫妮卡记录下他们的谈话，并有意在谈话中过滤掉某些内容。日后尼克松对克劳利所诉说的总统任期及其随后行动的解释的实际听众往往是那些对“水门事件”并没有真实经历过的人。她并不是诸如大卫·弗罗斯特或者更有同情心的黛安·索耶曾经那样对尼克松的所作所为做过充分准备和怀疑的审讯者。克劳利成为尼克松努力向“水门事件”发生后的后代解释自己的一个愿望渠道，重塑他对总统任期的历史诠释并恢复他的地位。 [65] 在前总统去世后出版的两本书中，《不在记录中的尼克松》（1996）和《尼克松在冬季》（1998）中，容易上当的克劳利用自己的文字表明尼克松确实作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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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利的书着重于尼克松涉及的外交事务，但《尼克松在冬季》一书也包含涉及“水门事件”的一章内容。在其中克劳利为尼克松提供了一次机会，即提供尼克松版本的“水门事件”陈述。尼克松口吻不改，他仍把自己看作是他所犯的一个小错误的受害者，而他的敌人却紧抓住他的小辫子来诋毁他。他再次提出他在1973年3月之前并不知道“掩盖事件”的这一说法。克劳利同意他对“吸烟枪”录音带的解释仅仅是错误的被讨论的替代策略，而不是他掩盖其有罪行为的始端。她还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他对媒体和党派敌人的描述，以使其得以逃脱阿尔杰·希斯事件。这一切使尼克松看起来比其他政治家更优秀。克劳利还提及了1993年8月在尼克松的一次小规模的对国家档案馆的诉讼案件获胜后赢得了一些录音带的所有权。直到让他致命的中风发生之前的九天，尼克松还在继续与克劳利谈话，并在他们最后的谈话中感叹，“水门事件”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在晚年谈论美国的道德败落。克劳利非常钦佩地宣称，美国政府虽然毫无理由地不再信任尼克松，但尼克松已经提供了“悔改、谦卑、反抗和最终恢复声誉的最后一课”。 [66]
尼克松1978年以后的写作，更不用提克劳利所传达的他的描述，这些书大多集中描写他作为总统在外交政策的成功方面，以及此后对美国政局的观察。尽管如此，“水门事件”的形象已经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固定下来，这种形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只会在无关紧要的部分略微改变。尼克松精心的出版计划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打动那些无法理解他总统职位宪法影响的人，但这些无法完全消除在他的垮台过程中产生的印象。他也不能抹去弗罗斯特访谈的录制内容，更不用提他的1978年回忆录所带来的负面印象。而最终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在美国流行文化中被提及。
尼克松在辞职后多年中仍被许多电影以及戏剧提及，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逃脱曾经身为总统耻辱的形象。与其说他的名声落在了历史学家手中还不如说是被创造性的作家所掌握，这实在不无讽刺。伍迪·艾伦1974年的电影《睡梦者》以当代的描述手法重绘了“水门事件”。这部喜剧发生在一个世纪后，尼克松在电影里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盒神秘的但从未在历史书中提及的录音带。艾伦的时间旅行角色解释说，尼克松实际上是总统，但他评论道：“每当他去过白宫后，特勤局都会数有没有银器被偷。”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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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由艾伦·帕库拉导演的《总统班底》是第一部描绘尼克松题材的电影而且相当卖座。电影把重点放在有关“水门事件”的早期调查阶段因为受到总统威胁而困难重重，异常艰辛。这样的题材设定为后来相同主题的电影创作奠定了基调。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第二本书《最后的日子》在尼克松辞职十五年后成为了电影的剧本。这部电影不如《总统班底》那么出色，也没有被大力宣传因此受众没有《总统班底》这么广泛。剧本严格按照《最后的日子》的故事线索编写，尽管在《最后的日子》里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临近尼克松下台的那几天。这部影片是对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书中所建立的尼克松形象的一种肯定：一位摇摇欲坠的总统选择辞职，而不是直面他犯下的可耻罪行的应有的惩罚。
在弗罗斯特访谈节目播出后，洛杉矶剧作家唐纳德·弗里德开始考虑创作一部戏剧。在这部戏剧中尼克松的形象将会被塑造得更加立体，更确切地说是这个戏剧将赋予他的行为和动机和往常不一样的一种解释。《秘密荣誉：尼克松最后的证词》这部最终由弗里德与阿诺德斯通一起创作的戏剧，1982年首先在洛杉矶小剧院的剧院上演，后来在纽约和波士顿演出，最后登陆密歇根大学的大剧院。在经过大约一百场现场演出后，导演罗伯特·阿尔特曼将其制作成电影。 [68]
《秘密荣誉》重点在于呈现尼克松这个角色和秘密录音带纠缠余生的故事。在老牌舞台剧和电影演员菲利普·贝克·霍尔的表演中，尼克松逐渐沉迷于酒精，是个不停抱怨的讨厌鬼。戏中尼克松的颓唐状态使得他的母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亨利·基辛格等人物和美国新闻界大发雷霆。然而，他逐渐透露他职业生涯之所以会如此失败归结于每年在旧金山北部波希米亚格罗夫聚会的富有强大实力的100人委员会，是他们控制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活。他们招募他竞选国会，指导他的竞选活动，而在1952年尼克松基金丑闻和后来的“水门事件”期间被暴露的资金正是他们资助的，并且他们计划让他继续连任总统。委员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控制尼克松并希望借助他从即将开放的中国市场里谋利，并通过越南战争来实现东南亚海洛因贸易的延续。尼克松想要逃脱该组织的控制就要通过秘密的荣誉行为来实现。“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脱身”，他解释说，因此他秘密计划了白宫录音带事件，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辞职。在该剧的高潮部分，尼克松挥舞着一把左轮手枪，声称100名委员希望他能以死谢罪，但是当他手握左轮手枪紧按太阳穴后，他宣称自己不会放弃也不会再做别人的筹码。戏剧进入尾声时，他反复地喊着“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反复地喊着“再给我四年！”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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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有一幕是在屏幕上出现了关于该剧的陈述。戏剧创造者们将他们的作品描述为“基于理查德·尼克松这一人物相关历史的虚构作品用以给观众观赏和思考”，指出它“不是基于历史本身来创造的戏剧”。他们承认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用以理解”美国的政治文化，然后还给电影《秘密荣誉》取一个副标题叫政治神话。这一部描绘阴谋论的戏剧也许没有充足的史料依据，但对于观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戏剧盛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宣称这部电影是1984年的十佳电影之一。《秘密荣誉》的制作方式引人争议但好在最后的反响尚可，加强了日后人们对尼克松总统职位主要形象的认知，即使该剧的受众没有那么广泛。
尼克松去世前，已经鲜少出现描绘与他相关的影视作品和戏剧，但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有关他的三部电影和两部戏剧陆续问世再次表露了美国人对第三十七位总统的不满已深入骨髓并印刻到了流行文化中去。对尼克松有这样一种普遍而又不那么全面的看法，那就是掩盖“水门事件”罪行的过错全都在他身上，最早的盗窃行为也和尼克松逃不了干系，同时他也可能犯下其他罪行。尼克松努力让自己在外交上颇有建树的成绩被世人看到，但他在“水门事件”中留下的负面形象却难以改变。
尼克松去世后的第二年，著名且颇受争议的电影制片人奥利弗·斯通发布了他的作品《尼克松》。与《秘密荣誉》的故事不同，斯通电影里的尼克松由一双严厉父母抚育长大，一双兄弟英年早逝并由一群富人暗中操纵推动其进入总统职位，得克萨斯州在暗中和古巴互通有无，并且和尼克松在约翰·肯尼迪遇刺的前一晚进行了会面。有关肯尼迪遇刺的阴谋论是斯通早期偏爱的影片主题。在《尼克松》这部影片中斯通对故事线作了这样的处理：“水门事件”是用来掩盖尼克松早些时候与中情局特工霍华德·昆都的关系。尼克松不希望透露他的副总统批准中央情报局涉及亨特的行动，计划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激起了对肯尼迪基金会的报复。 [70]
尽管斯通在他的作品中编造了大量的信息和摄影记录，伪造了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假象。但他在影片一开始就声明该片是基于“不完整的历史记录”。斯通的免责声明后紧跟着播放的是一句来自马太福音书中的圣经经文，借以传达他对尼克松事件的看法：“如果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但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又有什么开心的呢。”这部电影比同样以阴谋论为主题的电影《秘密荣誉》节奏更快也更复杂，采用《秘密荣誉》和《尼克松的最后几天》 中的隐喻，以及如同《总统班底》一样的黑色视觉处理效果，在这三小时十分钟的电影中，尼克松被革职是罪有应得的观点再次被强调并被大量观众所认同。这些电影作品也许无法帮助人们记忆真实的历史，但创造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荧幕上的尼克松形象。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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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9年，斯通描绘的悲剧正在重演为荧幕上的闹剧。安德鲁·弗莱明的电影《迪克》取笑了“水门事件”，并把尼克松描绘成一个犯了错的人，尽管仍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意犯人。这是一部针对青少年的喜剧，剧本围绕着两个愚蠢的十五岁女孩，阿琳和贝琪跌入“水门事件”的入室盗窃案所展开，她们后来遇到了尼克松，尼克松要求他们叫他迪克并帮他遛狗。两个女孩在不知不觉中发现掩盖事件后，就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深喉”一样，把他赶下台。这部电影以让年轻的观众记住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为己任，该片依靠观众们脑海里对电影《总统班底》残留的印象来获得观众的笑声。观众们的乐子还来自和尼克松的狗有关的噱头，他与莱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吃了大麻饼干飘飘欲仙，然后是所谈判的场景。该片还讽刺了当时公众对1999年总统性行为和1999年宽松的语言的讨论，作为青少年阿琳和贝琪尖叫道“我爱迪克”，后来又叫道“我讨厌迪克”，最后是“你烂透了，迪克”。 [72]
由罗素·李创作的两人戏剧《尼克松的尼克松》以一种更加理性的视角描绘了尼克松的故事，于1996年3月在百老汇开幕。全剧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尼克松在辞职前一晚于林肯客厅与基辛格会面的描述开始。国务卿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历史声誉，正在敦促未决的总统辞职。在整个虚构的叙述中，这个喝酒和谈话的夜晚被压缩成八十分钟的一幕戏，尼克松被他当时的处境弄得疲惫不堪。在某一幕中剧作家给了尼克松这样一句台词：“我像撒旦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倒下。”基辛格意识到白宫的录音带也会毁掉自己，因此意图说服尼克松辞职，他对尼克松的态度时而谄媚时而坚决。当这两名男子正在考虑创造一个国际事件，一场对苏中边界的冲突，来使政府仍然需要尼克松继续执政时，这出戏便陷入了闹剧。《纽约时报》评论家文森特·坎比认为《尼克松的尼克松》胜过斯通“气势汹汹”的电影，“戏剧不会深刻切入，但它切实可行”。对于坎比来说，李的戏剧强调了他自己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观点，他们可以为了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 [73]
自从尼克松被弹劾的形象深入人心之后，戏剧对于尼克松一角的塑造方向有所改变。2004年的一部电影《暗杀理查德·尼克松》将尼克松这一形象作为一种文化手段，探讨了人们对于一个强大而又腐败的大人物所投射的愤怒与恐怖主义。这部电影由奥斯卡奖得主演员西恩·潘主演一位失意潦倒的销售员塞缪尔·拜克。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和孩子的父亲，意图在1974年2月22日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劫持达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以撞击白宫，最后却没有成功。自始至终拜克都没有实行他的计划，飞往白宫的飞机从未起飞过，如同这部电影最后也是惨淡收场，反响也不温不火，该片因为涉及飞机撞向标志性建筑的话题而容易引起公众不愉快的回忆，因此票房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以尼克松为主题的，易引起美国民众群情激愤的文化隐喻体现了他在美国文化中的宏伟。这部作品对尼克松的看法借影片中拜克的老板的台词表达，他称尼克松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商店经理指出，尼克松在两次竞选结束时承诺会结束越南战争。“他做出了承诺但却没有兑现，然后他再次以完全相同的承诺出卖了我们。”电影的其余部分插入“水门事件”调查的短片，象征着拜克始终想要摆脱的尼克松造成的权力的滥用，影片试图让观众了解尼克松的所作所为是拜克行为的导火索，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在情理之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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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化的不仅是尼克松总统任期间发生的种种，还有其日后对自己的不断开脱。英国剧作家兼编剧彼得·摩根曾根据托尼·布莱尔、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的生平写了剧本，他为尼克松身上激烈性格的碰撞而着迷，无论是哪种性格的尼克松都不断在拼命重建自己曾经光辉的形象。2006年8月，摩根的戏剧《弗罗斯特/尼克松》在伦敦的小型多马尔仓库剧院开幕。不久之后，该剧在西区上演。在2007年4月摩根来到纽约，签订了一部有关该剧的电影制作合同。《弗罗斯特/尼克松》以一种紧凑的形式和一些戏剧性的点缀叙述了1977年不名誉总统与不安全电视表演者之间的对抗。该剧本使用了陈述的形式以及想象中的交流，例如，虚构的深夜电话谈话展现了尼克松对自己处境的沉思。弗罗斯特的助手詹姆斯·雷斯顿担任剧本的旁白，以及推动弗罗斯特对抗尼克松的英雄。摩根在雷斯顿研究发现文献的基础上制作了这部戏剧，这些文献为在戏剧高潮场景中尼克松为“水门事件”道歉的场景提供了素材。旁白随后在后台再念了一遍观众刚刚在舞台大屏幕上看到的内容：
大卫在最后一天成功了！有这么一瞬间他得到了国家检察官，司法委员会以及政治敌人都无法得到的东西—— 尼克松的脸庞，因为孤独而膨胀和倍感沧桑, 厌恶和失败的情绪浮现在他的脸上—— 出现在了全国的每一个电视屏幕上面。 [75]
摩根让雷斯顿的角色在全剧剧终时发表了一次胜利演讲，像是对尼克松事件的一次评价：
尽管1994年尼克松还受到了荣誉表彰，但他从未再次担任过任何公职，也没有实现过他渴望的重整旗鼓。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腐败和耻辱的代名词，他留下的最恒久的遗产是任何政治上的不法行为都立即被赋予后缀“门”的用法。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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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斯特/尼克松》在纽约获得2007年托尼奖提名（以及弗兰克·兰格拉的杰出演出使他因为饰演尼克松一角而斩获最佳男主角奖），并被认为夸大了其传播的尼克松最终承认他面临弹劾的罪行形象，被评为“铆接剧院”。 [77]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前总统和他的同事几乎所有的证词、访谈和回忆录都试图把错误和不当行为归咎于他人。 [78] 然而，即使他获得了其他一些成功的荣誉，尼克松仍然是当时的焦点，被视为美国故事非常黑暗的一个章节。随着“水门事件”参与者、记者、学者和创意艺术家都用他们的方式阐明了尼克松政府的内部运作，美国公众在此事上的政治态度也随之演化。那些经历过“水门事件”的人们，特别是成年人，总体上对总统和政府的印象不佳。但他们对弹劾不当总统的这一观点都表示支持。开始淡出人们视野的后十年，两个专业历史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把尼克松归类到应被长期谴责的总统之列，他直接排在了沃伦·哈丁、尤利西斯·S.格兰特等失败总统之后。 [79]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因为“水门事件”形成了人生中最初的对政治文化和美国政府的看法。政治环境因为人们看法的改变而改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尼克松辞职后的二十年里，选举参与率稳步下降。然而“水门事件”对年轻人的影响会带来更长远的后果，导致他们对于政治和社会产生负面印象。
年轻人往往直到童年后期或青春期伊始才会开始了解政府和政治方面的许多知识，因此诸如“水门事件”如此抽象、复杂、远离自身情况的东西通常在他们的人生早期中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更不用说完全理解“水门事件”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研究表明，低年级的孩子最多知道总统是一个大人物，他强大而令人钦佩。他们几乎普遍在教育中被教导要学会尊重总统。一些政治科学家对上千名的十岁以下的儿童进行采访调查发现，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身处的政治文化。直到青少年时代，孩子们才开始知晓总统是怎么样被选出来的，以及总统的日常工作有哪些，但诸如他的权力应该要受到宪法、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约束这样的专业性知识则知之者甚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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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肯尼迪被暗杀这样的非同小可的事件才能获得举国上下的关注，但人们所能知道的多是历史的边角料。那时年仅三四岁的孩子长大后会发现肯尼迪的死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桩记得的历史性事件，但记得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从未在此事件以前目睹过父母、教师和看护人陷入如此巨大的悲怆之中。特别是他们发现正常的电视节目顺序被打乱，转而不断地颂扬肯尼迪的优点。对肯尼迪的哀悼引发或强化了孩子们认为总统是一个伟大人物的想法。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不可能形成比这更成熟的理解。对于年轻人以及比他们稍长一点的孩子来说，肯尼迪遇刺身亡代表的是一个英雄消殒的历史事件。因此肯尼迪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尽管其领导下的政府很短暂，成就有限但他还是长久在伟大总统的宝座上屹立不倒。
事实证明当时的儿童普遍知道“水门事件”。在欧文委员会听证会举行的37天期间，电视节目播出了325小时。无论是许多成年人对“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关注，还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弹劾听证会广播的严酷气氛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他们的世界，即使他们并不可能完全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以及他们的长辈对事件的讨论对许多高年级儿童和较大比例的年长学生有着显著的影响。1973年12月和1975年1月，对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的三、四、五年级学生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在“星期六之夜大屠杀”惨案发生六周后的第一次调查中，这些孩子对总统的表现不甚满意。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一认为尼克松应该被弹劾。这个比例随着每个年级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在五年级学生中达到了3∶1。 [81]
而早在1962年对儿童政治知识和对政府态度的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学生把总统看作是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转眼就下降到不到四分之一。研究人员总结说：“一度仁慈的领导者已经转变为恶毒的领导者。”总统的形象仍然被认为是强大的，但不再被视为富有同情心或值得信赖。对于这样一个不诚实而又自私的总统，孩子们变得愤世嫉俗。1962年，认为政府过于强大的人数少于五分之一，几乎翻了一番。 [82] 截至1975年1月的第二次调查显示，儿童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们对总统的形象仍然显然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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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几近被弹劾都旷日持久，似乎对年轻人的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们不禁怀疑国家政治制度的完整性和吸引力。他们用政治异化代替前一代人对政府的正面印象，总统的形象不再良好可敬。而历史、电影和戏剧的持续传播使得对尼克松的负面看法以及对弹劾作为使他的总统任期结束的合理手段的看法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播。年轻人对总统和政府的愤世嫉俗的看法一旦建立便难以磨灭。对于一群在政治和政府文化知识方面了解本来就不够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次难忘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他们认为总统是可敬的，或是认为总统的所作所为都值得怀疑，都要等到下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才会改变或巩固他们的看法。 [83] “水门事件”塑造了人们对于弹劾总统的看法并且威力巨大。
注释：
[1] Quoted by Lawrence R. Mey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6, 2006.
[2] An extended examination of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1972 can be found in Timothy Crouse, The Boys on the Bus （New York： Ballantine, 1973）. Chapter 13 offers an assessment of how Woodward and Bernstein's Watergate reporting fit into the larger picture. A more recent examination of political press coverag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Watergate, Donald A. Ritchie,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Th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Press Cor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rovides additional insight, especially in chapter 10.
[3] A dual biography of the two reporters that explores their lives before and after as well as during Watergate is Alicia C. Shepard, Woodward and Bernstein: Life in the Shadow of Watergate （Hoboken, N.J.： John Wiley, 2007）.
[4] Carl Bernstein and Bob Woodward, All the President's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Crouse, The Boys on the Bus .
[5] Bernstein and Woodward, All the President's Men .
[6] Shepard, Woodward and Bernstein , 115—118.
[7] Ibid., 88—90.
[8] Bob Woodward and Carl Bernstein, The Final Day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6）. Subsequent paragraphs draw on the book.
[9] Quoted in Woodward and Bernstein, The Final Days , 471.
[10] Quoted in ibid., 497 and 508.
[11] Shepard, Woodward and Bernstein , 115—121, 125, 130—138, 143.
[12] Ibid., 141—142.
[13]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100 Years … 100 Heroes and Villains.”
[14] David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Nixon Interview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8）.
[15] Ibid., 13.
[16] Ibid., 14.
[17] Ibid., 11—14.
[18] Ibid., 15—28.
[19] Ibid., 32—70； Robert Sam Anson, Exile: The Unquiet Oblivion of Richard M. Nix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153—154, 163.
[20]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 37, 51, 54—85, and James Reston, Jr., The Conviction of Richard Nixo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Frost/Nixon Interviews （New York： Harmony, 2007）, 23—106, provide participant accounts.
[21] Anson, Exile , 45—53.
[22] Nixon quoted in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 86—173； Anson, Exile , 159.
[23] Anson, Exile , 137—138, 153—154, 163.
[24] James Reston, Jr.,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15, 2006；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 54—55.
[25] Quoted in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 196—198.
[26] Ibid., 198—203.
[27] Ibid., 200—201.
[28] Quoted in ibid., 217.
[29] Quoted in ibid., 225.
[30] Ibid., 225—226.
[31] Ibid., 226—233.
[32] Ibid., 237—238.
[33] Rest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15, 2006.
[34]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 239—240.
[35] Quoted in ibid., 241—242.
[36] Quoted in ibid., 243.
[37] Quoted in ibid., 244—245.
[38] Quoted in ibid., 245.
[39] Reston, The Conviction of Richard Nixon , 152—157.
[40] Howard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298.
[41] Frost, “I Gave Them a Sword ，” 246.
[42] Quoted in ibid., 248.
[43] David Greenberg, Nixon's Shadow: The History of an Imag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213.
[44] “Nixon on His Fall，” Newsweek , June 6, 1977, 28—33.
[45] Rest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15, 2006. Reston said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in a memoir of his experience with Frost that he wrote in 1977 immediately after the broadcasts and published in 2007 as The Conviction of Richard Nixon .
[46] Anson, Exile , 263—265.
[47] Michael Schudson,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Greenberg, Nixon's Shadow.
[48]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memoirs, since they appeared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after Nixon's resignation, were Samuel Dash , Chief Counsel： Inside the Ervin Committee—The Untold Story of Waterg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John W. Dean III , Blind Ambi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6）； Leon Jaworski , The Right and the Power： The Prosecution of Watergate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6）； Richard Ben-Veniste and George Frampton, Jr. , Stonewall： The Real Story of the Watergate Prosec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7）； H. R. Haldeman , The Ends of Power, with Joseph DiMona（New York: Times Books, 1978）； and John Sirica ,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The Break-in, the Tapes, the Conspirators, the Pard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
[49] Victor Lasky, It Didn't Start with Watergate （New York： Dial, 1977）； Jim Hogan, Secret Agenda: Watergate, Deep Throat, and the CI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and Len Colodny and Robert Gettlin, Silent Coup: The Removal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50] Most notable was Fawn Brodie, Richard Nixon: 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51] Greenberg, Nixon's Shadow , 203.
[52] Ibid., 345.
[53]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 3 vol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1991）, 3：597, quoted in Greenberg, Nixon's Shadow , 329.
[54]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x.
[55] Ibid., 625—646.
[56] Ibid., 646.
[57] Ibid., 848.
[58] Ibid., 935.
[59] John Herbers, “Nixon, in Memoirs, Admits Cover-Up on Watergate，” New York Times , April 30, 1978； Chicago Tribune , April 30, 1978.
[60] Chicago Tribune , May 3, 1978； Herbert Mitgang, “Nixon Book Dispute Erupts at Meeting，” New York Times , May 28, 1978； “Don't Buy Books by Crooks？” New York Times , May 31, 1978.
[61] Richard Nixon, In the Arena: A Memoir of Victory, Defeat, and Renew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34.
[62] Ibid., 36—38.
[63] Ibid., 41.
[64] Ibid., 21—22.
[65] Monica Crowley, Nixon in Win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xiii—xv.
[66] Ibid., 283—317.
[67] Stanley I.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Knopf, 1990）, 615.
[68] The Criterion Collection DVD of Secret Honor contains commentaries by director Robert Altman, playwright Donald Freed, and actor Philip Baker Hall, from which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and subsequent paragraphs is taken.
[69] Quoted from Altman, Criterion Collection DVD of Secret Honor .
[70] Oliver Stone, Nixon , Hollywood Pictures, 1995.
[71] Ibid.
[72] Andrew Fleming, Dick , Columbia Pictures, 1999.
[73] Vincent Canby, “Of Nixon and Kissinger： What Might Have Been，” New York Times , March 13, 1996.
[74] Niels Mueller, The Assassination of Richard Nixon , 2004.
[75] Peter Morgan, Frost/Nix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6）, 78.
[76] Ibid., 82.
[77] Paul Taylor, Independent , August 22, 2006； Nicholas de Jongh, Evening Standard , August 22, 2006； Michael Billington, Guardian , August 22, 2006； Benedict Nightingale, Times （London）, August 22, 2006.
[78] In addition to Nixon's, memoirs appeared from Agnew, Dean, Ehrlichman, Haldeman, Kleindienst, and lesser lights.
[79] Chicago Tribune , January 10, 1982；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1, 1983.
[80] The classic studies are Fred I. Greenstein,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and 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9）. See also Stanley W. Moore, Kenneth Wagner, James Lare, and D. Stephen McHargue II, “The Civic Awareness of Five and Six Year Old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9（September 1976）： 410—424.
[81] F. Christopher Arterton, “The Impact of Watergate on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9（June 1974）： 269—288.
[82] Ibid., 272—283.
[83] F. Christopher Arterton, “Watergate and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y Reviste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90（1975）： 477—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