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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一举之弹劾：理查德·尼克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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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3年10月中旬的10天里，弹劾一词从美国宪政和政治意识的边缘地带转而居于绝对中心。弹劾，在1960年之前还被看作是最不可能被付诸现实的宪法条款。其作为一种饱受争议的政治手段用以给最高院法官施压迫使其辞职，历经一次成功和两次失败。在这10天内，政治地位与力量却骤然大幅提升。10月10日，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辞职，放弃了用弹劾总统来拖延或阻挠针对他贪污的起诉的想法。他转而接受了一项看上去更像是他接受了被弹劾的协议，同意辞去副总统一职并被处以相对小的处罚。仅在10天后，总统肆意罢免“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一事掀起轩然大波，举国上下乃至国会无不震怒。与此同时，当一位合适的继任者候选人偶然映入眼帘时人们幡然醒悟到总统是可以被替代的，尼克松的所作所为让国会和国家在近一个世纪里第一次认识到总统弹劾不仅可行，而且迫在眉睫。
当白宫被揭露与“水门事件”的爆发相关联时，主流政治一开始并不看好弹劾尼克松这样的做法。尽管总统最亲近的下属干涉对原罪调查一事已被揭露但这并没有触发对弹劾总统的实质需求，政府仅为此设立了一名特别检察官在无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做进一步审查。当美国轰炸柬埔寨的报道铺天盖地令尼克松无地自容时，1973年4月美国密歇根州的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er），建议就此查看弹劾总统规则。他的同事、参议院的外交政策权威，阿肯色州（Arkansas）的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不认为哈特的行为将会带来一场“政治灾难” [1]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嘲笑他道，“格外理性”的哈特感染了“春季狂热症”。 [2]
截至1973年9月，“水门事件”爆发的15个月后，也是尼克松下属在欧文委员会承认“白宫恐怖事件”的5个月后，众议院收到的提请总统弹劾的正式要求仍然少之又少。在上一个5月，尼克松在解雇了约翰·迪安（John Dean）后，收到了来自H.R.霍尔德曼（H.R.Haldeman），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和理查德·克莱恩邓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的辞呈，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约翰·莫斯（John Moss）在众议院内传送请愿书，以促成弹劾请愿成形。纽约客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是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少数成员之一，多数党领导人托马斯·P.欧尼尔（Tip O'Neil）却评价此举“为时过早”。直到尼克松拒绝履行因其谈话录音泄露而引发的传票传唤引发了弹劾其职的第一次决议，甚至连7月31日国会议员罗伯特·德里南（Robert Drinan）（也是天主教牧师）的决议也无人问津。德里南的决议没有具体的指控支撑，只是简单陈述：“决议，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重罪和不端行为而遭到弹劾。”此弹劾被提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并在那里受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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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观察家评论道：“国会成员作为许多事情的专家，他们都精于做一件事，那就是清楚地知道对外说什么才是安全的。” [4] 因为一旦他们作出的选择与支持自己的选民大相径庭，那么将会加速终止其国会事业。除非为数可观的公民表明支持弹劾，不然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加入到支持弹劾的阵营中。此前提出的一些弹劾提议连众议院普通成员的票数都争取不到，更不用说让领导者支持。然而1973年10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一切，最引人注目的是尼克松提名国会议员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接任阿格纽为副总统，接踵而至的是“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尼克松断然撤销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之职一事使得公众和国会对尼克松的不满态度骤然升温。
理查德·尼克松的这一举动激起了人们对弹劾总统群情激扬的讨论，但他仍对让自己辞职或被罢免的呼声不屑一顾，而这一做法的根据无疑来自他对厄尔·沃伦，阿贝·福塔斯，威廉·道格拉斯和阿格纽等人所面临过的弹劾处境的评估而形成的。早在1973年4月他就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弹劾，虽然为时过早，但尼克松在当时有足够的时间回顾他政治生涯中遭遇的四次弹劾。他从阿格纽的案件中了解到了情况，司法部的一系列举措正使得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如果这些信息从未被披露，方特斯和阿格纽很可能得以毫发无伤，全身而退。相反，在调查的重压下无论是法官，还是副总统都因调查而迅速萎靡不振，继而辞职，以防遭到免职的进一步措施。
而另外两次涉及弹劾沃伦和道格拉斯的努力都无功而返。沃伦似乎没有把约翰·伯奇协会发起的运动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因此而辞职了。而道格拉斯则由于尼克松当局正在向众议院内道格拉斯的反对者提供情报而面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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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法部被迫保留特别检察官在位并同意执行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但尼克松和他的反对者势不两立并占了上风。而事实上只要尼克松仍在位，道格拉斯就坚决不退休也决不会辞职。
政治上敏锐老练，精于计算的尼克松基于他对近期四桩弹劾案的观察而合理推断出：弹劾和罢免对自己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样的一个结论针对那些握有对其所作所为的不利证据的潜在信息传播者而言似乎确实如此。众议院对道格拉斯或阿格纽的弹劾案几乎没什么兴趣, 更不用说直接挑战总统权威了。在尼克松的职业生涯中，无论身处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环境，他常常表态要不屈不挠，态度强硬地面对逆境所带来的压力。而其在1973年10月和自此之后的行为无一不受他的好胜心所驱动。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也受他对于近期弹劾进展面对重重阻力必将失败的判断的影响。
除此以外，或许是因为尼克松顽固的态度使得弹劾程序从1973年10月起稳步推进直至10个月后才达成最终决议。在整个进程中，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公众都更好地了解了弹劾一词背后的理念和程序。公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从未如此显而易见，而众议院官员在调查中的每一细枝末节都谨慎小心的态度，特别是在“水门事件”的检察官和最高法院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得人们愿意相信弹劾进程可以是仔细谨慎、合理合法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弹劾这一决策已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了。1974年夏天，弹劾已不再被视为是一条不合时宜、不可运行或不适当的宪法条款了。相反，人们普遍认为要对付一位危险且不受控的国家元首，这条宪法条款作为政治工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尼克松弹劾案所带来的思考对不同对象而言都具有宝贵的学习经验。国会议员和领导人在此期间学会如何在建立和维持对广大公民的尊重的情况下进行弹劾调查。立法者们和初级主管官员可以在此后运用今日所学于将来进行或阻却其他弹劾案。特别检察官和司法委员会的律师无论是从提供法律顾问，到发表广播和电视评论，还在今后的弹劾程序中如何向当事人配偶提议等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宝贵经验。他们都将在日后善用上述经验。记者们以此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和洞察力，这些收获将在他们未来评估政治事态发展时被反复地加以利用。最后也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公众认识到弹劾这一制度足以左右美国政府的运作。这样一个史无前例又最为恰如其分的弹劾案促使了这一切的进步，也正因此才能解释弹劾为什么会在随后几十年中，在美国政治文化中起到更为突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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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使得弹劾进程向前迈出一大步的是阿格纽的辞职。正如约翰·埃利希曼所指出的, 尼克松确实视阿格纽为他最可靠的保险单。只要阿格纽尚在位，众议院在投票弹劾尼克松之前就还会三思。 [5] 但阿格纽的离开使得总统再无保单保障, 讽刺地验证了尼克松早先对事件的计算。
尼克松和阿格纽的关系一直都错综复杂。尼克松把阿格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仅有一年任期的小州长之位提拔上来，尽管当时还对他知之甚少。阿格纽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表达过其将对尼克松忠心耿耿以回报其知遇之恩, 即使是在副总统的“告别演说” [6] 中也是如此。因其对尼克松的批评者的诸多措辞严厉和有效的攻击使阿格纽赢得了“尼克松的尼克松”的副总统的标签，阿格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曾是其赞助人麾下的一位游击队员。
1970年，在华盛顿一年一度的格雷迪恩记者俱乐部（Gridiron Club）晚宴上，尼克松和阿格纽曾融洽无间。 [7] 总统坐在钢琴前演奏他的前辈最喜爱的歌曲。阿格纽则坐在另一架钢琴前，在每首歌曲的结尾处弹奏迪克西的副歌部分。两党的观众对此自嘲表演都很买账，共和党人的“南方战略”相当成功。总统最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个欢乐之夜。然而尼克松从未打算将二重唱重演。相反，大多数时候尼克松都选择和阿格纽保持一定距离，很少分配实质上的责任给予其竞选伙伴，更不情愿让副总统进入其内部圈子，还在1972年共和党投出选票时明确了替换他的意愿。而阿格纽从未停止抱怨一切。于公，他在诸多重大政策事项上都没有实权；于私，他从未有机会亲近接触总统。 [8]
虽然尼克松自己有过相似的身处副总统的经历，但也许“保单评论”是对其与阿格纽关系的最好诠释。尼克松欢迎任何把阿格纽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 却绝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帮助阿格纽成为总统替补。阿格纽对尼克松而言充当了盾牌的绝佳作用。事实上，1973年8月当阿格纽开始身处泥潭时，阿格纽仍保护了尼克松，替身陷囫囵的总统暂时转移了外界对他的注意。然而当副总统面临弹劾困境时，尼克松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或捍卫他的竞选搭档。总统发表了恰如其分的相关声明以支持他被围困的副总统，但总体而言是敷衍了事。然而在阿格纽的回忆录中，他似乎对尼克松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反而感谢尼克松给了他成为副总统的机会。阿格纽说他之所以会被逼辞职，成为被责难的对象全是尼克松手下人的错。他们对自己反复施压，尤其是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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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阿格纽的辞职对尼克松来说都是代价高昂的。任何一个保单被终止的人都知道，找到另一份合适的保单要比购买原始保单难得多。阿格纽的离开正给尼克松留下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当他发现自己当时的处境已不允许他获得和过去同样的保障。面对阿格纽的近期被弹劾所带来的限制和即将面临弹劾的窘境，尼克松在这个应该反击的重要关头却被束缚住了手脚。
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副总统下台如阿格纽辞职后往往会空缺一段时间。事实上，自1789年以来，整整三十八年美国都没有副总统在任：这期间七名副总统死亡，七名副总统登上总统宝座，一名副总统辞职。最后，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后, 国会才决定要填补副总统职位空缺，而不是让众议院议长站在一旁等待继任此职。立法者建立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用于规定副总统接任程序和解决总统不能够履行总统职务的权力和责任所引致的职位空缺，而后者在他们看来才是更为普遍发生的问题。1965年7月，按照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此修正案通过的支持选票超过必需的三分之二票数后，此修正案在1967年2月自三十八个州批准后正式生效，然而第二十五修正案从未被纳入使用，它规定当副总统职位出现空缺时，“应由总统提名一位副总统人选，经国会两院通过多数票后批准该副总统将就职”。 [10]
第二十五修正案的起草者预想到了当总统死亡或者不能履行职权时，需要有人来填补空缺，却未曾预料当总统地位岌岌可危需要一名新的副总统来搭救时也会用到此修正案。第二十五修正案的制定者承认他们无法预见修正案可能带来的所有情况，但他们肯定没有预料到第一次把这条修正案当作替代机制使用的总统的提名完全受其将被免职的恐惧所主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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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尼克松逃脱不了通过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来庇佑其逃脱弹劾的命运，正如从前阿格纽“保单”对他的作用那样。鉴于越来越多对于尼克松可能会辞职或被迫下台的猜测, 国会不会轻易批准一个难以相处或是不适合晋升到总统之位的副总统候选人。国会议员们更愿意保留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Carl Albert）作为继任者而否决他们不满意的候选人提名。而一旦尼克松的候选人被认为不适合或者拒绝他提名，就不可避免地暗示着尼克松已陷入政治软弱，罢免将进一步进行。
与此同时，这样的情况也不利于任何一位出挑的副总统候选人。因为一位被认为是极为杰出的副总统候选人势必威胁尼克松的处境。首先，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可能不会允许有适宜1976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出现，特别是当其极有可能延续尼克松的政局之路时。对于民主党和诸多共和党议员而言不能接受一位在下一次全国大选前就能获得作为现任副总统甚至可能成为总统的政治优势的候选人。其次对尼克松来说更成问题的是，一个竞争力太强的候选人可能成为将其弹劾出白宫的催化剂。鉴于当前尼克松面临的弹劾威胁，无论提名副总统是成是败都伴有潜在的危险。
各种因素迫使尼克松找不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合适候选人。无论是前得克萨斯州长也是前财政部部长，尼克松对其欣赏有加的约翰·康纳利，还是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候选人人选——因为他们都极有可能成为1976年的总统候选人。而最讨国会议员欢心，难以让他们投反对票的则应是来自他们同一梯队的人。因此尼克松很快就定下了人选，来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他不仅拥有十年多的国会领导经验，而且还曾向密友表示打算在众议院连任一届后退休。因为福特并不被视为特别活跃或极富魅力的对象，而且在两党都很受欢迎，因此被推测为极有可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位来自密歇根州大激流市的国会议员似乎会打乱尼克松所寻求的平衡。尽管福特很可能被批准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他并不特别知名或者说他还不足以满足国家对他的期待足以使尼克松对其表示偏爱。10月12日晚上，仅在阿格纽辞职后的两天半后, 尼克松安排了一次全国性电视直播的白宫仪式宣布他提名福特为下任副总统。
正如尼克松所计算的那样福特被证明是可行人选，但他的预测并不完全出于好心的国会领导的角度。在副总统被提名和正式任职之间, 尼克松因为无理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而使自己所处局势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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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发表声明被传唤为证据的录音带中有两个并不存在，另一份录音带中则有18分钟半的空白。最后还是总统的所得税申报表揭露了其违法行为。这些事态不禁激起了一些国会议员对尼克松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是否应该被任命的质疑。尼克松对福特所施恩惠的性质与程度也引起了人们的疑问。弹劾过去和未来的发展走向笼罩着副总统的上任的全过程。
因第二十五修正案从未被执行，国会缺乏操作先例用以参照。众议院选择让其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质询候选人，参议院和行政委员会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诸多参议员中, 仅有少数的民主党认为副总统应尽快任职，考虑到未来总统被弹劾或辞职的可能性。作为副总统继任者的2号人物，议长阿尔伯特极度渴望福特能登上副总统之位以防范民主党人伺机而动以夺取总统之位。 [12]
参议员霍华德·坎农（Howard Cannon）在11月1日公开了他的委员会听证会内容, 他公布了福特二十五年的国会工作记录，比如他对大企业表示的支持但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主席坎农在明确表示不认同福特在诸多事宜上的做法后，指出当务之急是迅速给政府匹配一位新的副总统。与此同时，他呼吁就近期出现的问题对尼克松提名的各方官员作彻底调查。 [13]
福特的旧友和老同事, 密歇根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Robert Griffin）在听证会上为福特进行介绍。在他对福特的热情背书下，格里芬完全没有提及他1968年所提出的对“坡脚鸭”总统提名候选人以维持政局的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到参议员提出的进程议题。反而是九位委员会成员对福特的个人财务和竞选捐款情况提出质疑，并让福特重申了之前所作的无意竞选1976届总统的声明。
委员会成员向福特询问了他对总统职位等诸多方面的看法，其中亦包括行政特权和弹劾问题。在被问及他未来的政治计划时，福特表明他无意在1976年竞选总统一职并继续说道：“我可以预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改变心意。” [14] 在回答有关总统是否有权力阻止对离职的前副总统的起诉的尖锐问题时，福特声称：“我不认为此举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15] 而日后这二则声明不断被引用，使福特倍感窘迫。
委员会花了大量时间在审查说客和作家罗伯特·冬伯格（Robert Winter-Berger）对福特的指控上，其称福特曾接受了纽约精神病专家治疗和有财务违规行为。但他无法证实这两项指控中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其中一名成员嘲笑罗伯特说他“和白宫一样可信”。 [16] 委员会似乎最关心的是听从主席坎农的意见不要继续任职事宜，并责怪民主党多数派使众议院议长处于总统候选人之列而非参与副总统候选人的竞争。政治圈外的人则对福特在民权方面的行为记录不满，指责他缺乏外交政策经验, 并指出他在弹劾道格拉斯法官一案中的所作所为都收效甚微。四天的听证会后，规则委员会一致支持11月20日的提名, 参议院于一星期后以92∶3票批准了提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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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议院听证会在11月15日举行时, 事实证明这场听证会更像是一场对福特的试探。在一开始，听证会的尖锐气氛就已经开始蔓延，密歇根的众议员小约翰·科尼尔斯在处理弹劾尼克松的问题之前就提出反对进程。福特被问及总统行政特权，罗伯特·冬伯格对他的指控和弹劾尼克松可能性的问题。然而委员会成员，特别其中年轻的民主党人一直把问题绕回到福特企图弹劾道格拉斯的事件中去，因道格拉斯正巧在几个星期前成为了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审问中，福特的回答相当实事求是，即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的司法部门在他的弹劾行动中为他推翻道格拉斯提供了大量帮助。福特承认他是在一个有问题的政治架构中替政府行动使人们不禁质疑他的判断力，更不用怀疑他对尼克松的忠诚度。
司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忧虑福特本人如何定义弹劾罪。当时普遍认为的任何国会大多数成员所给出的理由都可以成为弹劾依据的看法使他们深受其困扰。当福特宣布撤回这一提问时，他们告诫他，要将弹劾依据范围限制在叛国、贿赂和其他重罪和不端行为上。 [18] 委员会成员要确保的是，如果他们投票弹劾了尼克松，他们的行动将不会被福特理解为政治攻击。
众议院听证会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于加利福尼亚的杰罗姆·瓦尔德（Jerome Waldie）。由于福特对法官道格拉斯的起诉而打压福特。无视杰罗姆要求福特停止陈述的提请，福特手持一份常青树（Evergreen）的复印件来作为起诉道格拉斯法官不正当行为的主要依据，向摄影机和在场观众展示刊载在道格拉斯文章的旁边的色情照片。杰罗姆严厉斥责福特的“令人惋惜的好品味”。加利福尼亚的唐·爱德华兹（Don Edwards）称该候选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迟钝”，而俄亥俄州的约翰·赛柏林（John Seiberling）则宣布此展示行为与所问的问题无关，对一位副总统候选人而言此举相当“不体面”。 [19]
众议院听证会认为福特对道格拉斯的弹劾实为过激之举，并昭示这似乎是尼克松的另一个“肮脏伎俩”。鉴于副总统一职急需人选和缺乏其他对福特过去行为的具体指控，对其弹劾道格拉斯运动的询问不足以严重到否定其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即使这是大多数反对票投出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弹劾前景一片光明的想法压倒了过去认为弹劾一举具有误导性而且会毫无结果的想法。在众议院听证会结束后，福特的副总统之位便以委员会29∶8的投票得到了批准。众议院以387∶5的投票支持其得到这一席位，福特在12月6日宣誓就职为副总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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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特宣誓就职为副总统时，许多国会的共和党人希望有可能通过尼克松的辞职或必要时对其进行弹劾，使福特能立马继任总统。“总统是绕在你们脖子上的重担，” 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对一位同事说。“不仅如此，” 共和党人回答。 [21] 除了尼克松自己不断损兵折将和财库日益见空外, 他还持续对让其辞职的呼声装聋作哑并装作弹劾于他毫无作用。一切进程都没有动摇他长期以来对弹劾的看法。而且他还没有预见到福特替任阿格纽此举的重要性，那就是这正生动地给美国公民展示了宪法程序如何使高级行政人员之间的替任进展得井然有序，而这样一种操作显然和弹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对弹劾的担忧正在消减，公众的注意力转而都在关注即将发生的史无前例的高层领导剧变及其可能引发的危险。
就在福特就任听证会开始之前不久的10月下旬，此前几乎不可想象的总统弹劾案的可能性就开始吸引大量的来自全国和国会的注意力。虽然对尼克松的不满已经司空见惯, 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其下属的履职不周。他对各种调查所提出的抵制虽然并没有使他受到公众的支持，但确实是基于宪法对于总统权力和行政特权分离裁定的基础之上的合法行为。但仅在一个周末后，民声怦然鼎沸，决定性的变化发生了。这次不是任何下级的无能行为带来的极端变化而是总统亲自采取的行动违背了与国会的协议，阻挠了解决争议的司法进程，他的正直形象因此备受怀疑。尼克松在10月20日星期六的行动是将整场弹劾从可能发生转变为完全必要的关键一举。
自从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在7月16日向参议院委员会透露了白宫录音系统的存在后，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并没有因为受到总统与顾问的谈话在宪法上受到行政特权保护的声明的阻挠而停止寻找各种尼克松与其下属会议的录音带。特别检察官坚信行政特权并没有给总统以隐瞒犯罪行为证据的特权。西瑞卡大法官（Judge Sirica）发现考克斯的论据很有说服力，但总统的律师团对其8月31日的裁定请求上诉。尼克松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在9月下旬与他的司法部部长理查森（Richardson）在对阿格纽的讨论中说准备解雇考克斯，而理查森拒不采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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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星期五，尼克松提名福特为副总统的同一天，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以5∶2的投票支持西瑞卡大法官的裁决，即总统必须将规定的9盘录音带交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考克斯表示他期望总统能遵守这一裁决。紧接着的星期一，白宫幕僚长黑格告诉理查森总统希望他能解雇考克斯。总检察长得知后提醒黑格，当他接受此职时总统曾许诺过他有独立司法权，并在任职听证会上保证仅能以“不寻常的不当行为”的说法开除考克斯。然而考克斯没有做任何不寻常的不当行为，因此理查森不会选择解雇考克斯而自行被迫辞职。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统提出了一项计划，即向法庭提供编辑过的、由年长的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审核的录音带。考克斯以证据的誊本不充分和不可受理的理由拒绝了理查森提交给他的这项“斯坦尼斯计划”。接着他又拒绝履行尼克松让他接受这项安排并停止寻找磁带的直接命令。在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的电视记者会上，考克斯蔑视尼克松的要求，控诉他限制自己搜寻潜在犯罪证据的事实，要求其遵守法庭命令，并声明自己无意宽松处理此事或辞职。
尼克松立即要求理查森解雇考克斯。而司法部部长不但拒绝了他的命令反而把自己的辞呈交给了总统。紧接着司法部副部长威廉·鲁克尔斯豪斯（William Ruckelshaus）在收到了同样的命令的几分钟后也提出了辞职。最后司法部接到了第三个命令，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法务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考虑到理查森和鲁克尔斯豪斯已经辞职而司法部绝不能因此而群龙无首，而同意解雇考克斯。晚上8点半, 白宫发言人宣布理查森已辞职, 考克斯和鲁克尔斯豪斯被相继解雇,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被废除, 最后由博克出任司法部部长。
在白宫发表声明的几分钟内，每一个电视台都报道了星期六之夜大屠杀血洗了司法部。NBC主持人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在镜头前宣布：“今晚美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政危机之中。”第二天，几乎每一家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报道了解雇事件。报纸上的横幅标题和广播报道里的悲怆语气都加重了空气中弥漫着的凄风惨雨的味道，无不传达了总统对特别检察官寻求证据轻蔑态度背后的事态严重性。新闻封面上赫然印刷着联邦调查局特工查封特别检察官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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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警觉起来，总统竭力阻止录音泄露的原因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他想隐瞒犯罪证据。考克斯借由其发言强调了这种紧迫感，宣称这是由国会和美国人最终决定“未来我们的政府是应由法律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 [23] 的时刻。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哗然。这场滔天巨浪从星期天开始就绵延，外界不断纷至沓来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涌向国会议员。西联一共接收了五十万个电报，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几位国会保守派认为，这些数量巨大的邮件都是来自公众实打实的愤怒而不是任何组织所操纵的行为，目前十个民众中九个都会赞成弹劾尼克松。而即使在那些没有写信给国会议员的普通大众中，支持弹劾的人数也正在急剧攀升，但其数量仍然只占被调查者的37％，而反对者则占到54％。 [24] 自尼克松星期六晚上大开杀戒后，除了少数强硬的尼克松支持者外，其他支持者的数量已经不断缩水，人们对弹劾的热情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涨，归根结底还在于人们对这一程序的不甚了解。
一年前尼克松曾以61%的支持率赢得选举，在宣布美军从越南撤军后又在1月末赢得了68%的支持率，创造了其历史上的最风光的一刻，而如今支持率却一路下滑，而在欧文委员会听证会开始之时，尼克松的支持率已降至45％，迪安作证后三个月内支持率波动幅度在31％至40％之间摆动。然而“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爆发使得公众支持率走低至27%。此后，受访者中表示赞同尼克松，会为其投票的百分比在他在任期间都再没有超过4%。为了解雇理查森、鲁克尔斯豪斯和考克斯，尼克松付出了一切代价包括其一度坚若磐石的公众支持率。 [25]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不但让政府基层人员浮出水面，而且精英阶层也随之开始打破沉默。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切斯特菲尔德·史密斯（Chesterfield Smith）宣布，尼克松的行为威胁到“法律规则和……执法部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要求尼克松辞职或被免职的社论，其中不少报社在一年前都还表示支持尼克松连任。《时代周刊》杂志为此发表了五十年来的第一篇社论，这篇登于11月12日的文章声称尼克松违反了他与人民的“契约” [26] ，详细而具体地谴责了总统的行为，要求他请辞的文章将事件推向了高潮。这份曾长期给予尼克松支持的全国畅销的杂志在这个风口浪尖用一篇文章让公众多了一个愤怒的理由。
当艾伯特议长于10月23日星期二上午在众议院举行会议时，沃尔迪和其他七位成员都提请了弹劾决议，其中在不少提案中都有共同发起人参与，短则为一句简单的声明，长则至沃尔迪六页的详细指控。这滚滚罢免决议浪潮的背后是数量可观的代表团要弹劾尼克松的坚定决心。同时阿尔伯特有意拒绝组建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他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在任命福特时他曾采纳过这样的建议。身为众议院议长，阿尔伯特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选出特别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他对此事极不情愿唯恐会让别人误会他是在为自己的总统之路开辟道路。为了让结果看上去不像是政治操纵，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有预定成员资格的常设委员会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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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立即指示将这些决议送交司法委员会，标志着弹劾调查在几十年来首次全面展开。刚卸下几周前组织福特任命听证会的重担，要立马组织弹劾决议的进程对于委员会而言有些力不从心。而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为了避免让弹劾进程看上去是有失公允的党派斗争，唯有精心策划，步步为营，以尊重且负责的态度满足正当程序要求才是上佳的选择。此前的弹劾进程都只是小打小闹，比如道格拉斯弹劾调查，更不用说福塔斯和阿格纽的辞职都使得弹劾胎死腹中。而这一次国会却是动真格了，“星期六之夜大屠杀”让这场总统弹劾案一触即发。
到1973年12月，国会山资深记者们开始意识到国会对弹劾尼克松的合意是利大于弊的。即使白宫里源源不断被爆出公开的抑或隐蔽的违法行为，尼克松仍没有流露出任何有意辞职的迹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纽约客》的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说，“在弹劾问题上两党的意见逐渐统一，国会必须就弹劾总统采取行动。” [27] 然而国会对于弹劾程序的陌生使其羞于发表严正声明从而宣布弹劾程序已经进入到了实际操作阶段。
上年1月才刚上任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的彼得·罗迪诺（Peter Rodino），在委员会有长达二十五年的资历，为能行之有效地启动弹劾程序已默默筹备了好几个月。委员会首席顾问杰罗姆·蔡夫曼（Jerome Zeifman）从1973年春天开始审查弹劾相关法律和先例，先清查了道格拉斯调查案 [28] 的有关材料。很快，蔡夫曼和罗迪诺清晰地认识到了任务之重，所需人手之多即便是调动了司法委员会所有人力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威斯康星州律师理查德·凯茨（Richard Cates）开始调查，而罗迪诺则开始寻找一位专门的法律顾问来负责整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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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迪诺主席选择约翰·H.道尔（John H. Doar）作为弹劾调查案的特别顾问并于12月19日宣布这一选择时，有些不耐烦的国会议员抱怨说，罗迪诺已身陷绝谷，因为他能力不济而使得调查无法进一步展开才选择这个时间点公布人选。尽管外界议论纷纷，党派之争仍是罗迪诺心头的担忧，为避免弹劾受到党派影响而导致失败，直觉告诉他非谨慎行事不可。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期间，艾森豪威尔被任命在司法部下的民权司工作。其对司法公正一丝不苟的追求及无党派成见的态度均达到了罗迪诺对最佳人选的要求。随着委员会中共和党成员的增加，密歇根州的爱德华·哈钦森（Edward Hutchinson）委任芝加哥的艾伯特·詹纳（Albert Jenner）为少数党顾问，但员工实际上却是由名义上的共和党人领导的。虽然杜尔和詹纳都在上任后立即着手工作，但仍因工作进程缓慢而招致批评。即使是副总顾问凯茨也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手头收集到的充足证据已经足以交给一位经验老到的检察官好好地打一场官司了。实际则不然，该案件的调查工作正步入深水区。对于司法委员会和其员工而言，他们现如今所面对的疑难重大问题都远超“水门事件” [29] 的早期调查。
当参议院于1973年2月成立了总统竞选活动专责调查委员会时，规定委员会只能把1972年总统选举中发现竞选财务违规款项用于调查“水门事件”。赞助者认为进一步调查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党派间的政治迫害，同时进程冗长很有可能会导致最后颗粒无收。在是否要建立委员会的会场辩论中，参议员欧文曾否认他有任何跟随总统的意图，称他被卷入其中的猜测“根本不可能”。这种谨慎的政治声明能让共和党乖乖听话，但也限制了参议院的调查范围。 [30]
专责调查委员会光是要找到称心的成员就花了好一番功夫。埃尔文挑选塞缪尔·达什（Samuel Dash）作为首席顾问，其为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教授，前费城地区律师，前国家刑事辩护律师协会主席。参议员小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任命纳什维尔（Nashville）的年轻律师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为首席少数党顾问。达什和汤普森在任时不但需要找合适的办公室还要聘请其他共事的同事。尽管通力合作不难达成，但是党派之争仍是个问题，整个团队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全面投入运作。三个月后整个团队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白宫录音带遭到曝光，整个案件愈发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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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察长理查森为组建一支法律团队也曾耗费良久。在找到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担任特别检察官前，理查森至少被六名在职和退休的法官拒绝。二人达成协议，考克斯在5月上任，并要求要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考克斯明白，他的任务和欧文委员会 [31] 的不同。考克斯负责追究的是在“水门事件”曝光之际试图掩盖真相的来龙去脉以及所有涉案人员的案件。和埃文一样，考克斯的团队大费周章才聚集齐了由亨利·露斯（Henry Ruth），詹姆斯·F.尼尔（James F. Neal），理查德·本·维尼斯特（Richard Ben-Veniste） 和菲利普·拉科娃拉（Philip Lacovara）领导的一批才华横溢的律师。从成立初期起，特别检察官的工作人员就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为有朝一日曝光白宫录像带和准备无数其他案件而不断斗争。 [32]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大开杀戒不禁让这群人暂时陷入是否要继续努力调查的忧虑之中。但公众对此事件的一片哗然，迫使尼克松又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来自休斯敦的前美国律师协会会长里昂·贾沃斯基（Leon Jaworski）。虽然不用为团队人手劳心，但贾沃斯基必须尽快熟悉这个案子。同时，他和考克斯的继任者都需要继续完成他们的任务。当公众焦点转移到总统本人和弹劾他的理由时，即便需要一点时间，但另一个着手独立进程的大型法律团队必须开始建立起来了。
道尔的弹劾调查队伍倾向于选用他熟悉的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师朋友建议他考虑一年前其担任耶鲁模拟审判评判时遇到的几名年轻的律师。第一个被道尔列在名单上的人选正是他过去教过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但克林顿当时决定参与春季民主党初选中的国会议员一职而拒绝了道尔，转而建议他的耶鲁法学院女友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应聘此职。道尔向克林顿提议参加调查时，正巧希拉里正坐在克林顿的厨房里喝咖啡。希拉里就此也登上了杜尔的名单，并很快接受了他的邀请 [33] 。对于道尔来说招到希拉里也就意味着克林顿也心照不宣地成为他麾下的一员，这样的经历将对他们长期职业生涯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弹劾所带来的政治文化影响则更为深远。
道尔的另一名雇员约翰·拉博维茨（John Labovitz）在他的判决书中提及了弹劾调查人员总人数最终超过一百人，其中律师超过四十多名的原因，在向司法委员会报告案件时表明了在调查过程中团队始终客观公正。
团队兼具两党成员，以此互相制衡使调查方向不偏不倚。他们与委员会，新闻界，公众毫无牵扯，尽忠职守于团队独立的调查工作。最重要的是，所有成员都被专职雇用以从事弹劾调查，而非受雇于委员会或众议院。基于以上原因，此次调查非同一般。与以往调查和大多数国会调查 [34] 相比，整个团队呈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一心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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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委员会的长期工作人员因为没有被列入弹劾工作名单而有些失落，可想而知他们对直接参与的工作人员多少有些羡慕 [35] 。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仍需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展开。
道尔、詹纳、副顾问凯茨和伯纳德·努斯鲍姆（Bernard Nussbaum）等其余的员工肩上的任务繁重，比达什和考克斯面临的问题还要多。在众议院弹劾调查中他们不单单要确定犯罪行为是否已经发生，更重要的是，说明总统所参与的不当行为是否构成了可弹劾的罪行。若此次调查的性质不想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的政治攻击，而是尽职调查则他们必须要细致研究弹劾相关法律和尼克松的案件事实，无论如何最后的调查结果给司法委员会和举国上下所呈现的都应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工作人员被分成两拨，由努斯鲍姆领导其中一个以审查法律和宪法问题，另外六人由凯茨负责审查尼克松的具体指控。他们的调查内容围绕总统职权的六个方面进行调查包括国内监视、秘密政治行为、“水门事件”的入侵和掩护、总统的个人财务状况、政府机构的政治利用以及从柬埔寨轰炸到尼克松的蓄水事件国会 [36] 拨款。
整个弹劾调查工作的展开都使人们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道尔让他的员工一周七天，一天至少十二小时连轴转工作，但就算如此，案件进展也不尽如人意，不但费时费力也未有任何明显的进展。国会之中和举国上下，对道尔精心安排的工作节奏却毫无进展的不耐烦情绪愈加明显，但无论如何在白宫之中他们终于开始打起精神应战。在11月份同意特别检察官在权力不减的情况下上任，并最终交出了考克斯寻求的十九盘磁带之后，2月中旬，尼克松仍有胆量反抗对进一步交出磁带和文件的要求。白宫昭告外界其认为弹劾调查是多余的 [37] 。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宣称他不想对弹劾发表任何观点时，他可能试图驱散外界猜测民主党人正在密谋推翻总统的观点。尽管如此，曼斯菲尔德的声明仍让人感受到了在“水门事件”问题上不仅国会，全国上下的民众都已颇为疲倦 [38] 。尽管道尔对法律和证据的仔细审查仍在继续，但连司法委员会成员也感觉到公众对于调查行为 [39] 的热情与日俱减。
2月末第一个公开证据被记入在弹劾法备忘录，证明了道尔和团队有所进展。国家在仔细研究英国先例和1787年制宪会议的记录后，批准了公约和以前的弹劾案件。在写证据总结时工作人员选择了更温和的语言，但其实质上与福特1970年的观察相差不远，即弹劾可以是国会任意定义的一种行为。工作人员认为，对于弹劾的定义不必基于某种具体的犯罪行为，但该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会对美国的政府结构带来不利影响，并且不利影响可达到国会认为行使该行为的人员已不适合继续任职的程度。“关键的定义因素不在于行为的内在性质，而在于其带来的后果足以对我们的宪政制度或政府运作产生重大影响。”“宪法明确地赋予总统职责”，报告指出，“保证法律得到忠实执行”。他必须宣誓就职，“忠实执行美国总统府权力，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这些义务包括不滥用行政权力，不超越界限或侵犯《人权法案》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严重的违法行为，即“重罪和不法行为”，而此类行为并不一定涉及违反刑事法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不当行为都足以构成弹劾罪的理由。国会必须在所有事实的基础上判断所指控的罪行是不是足以影响政府行为，从而构成了可以被弹劾的滥权或篡权的因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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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比尔·克林顿的女朋友希拉里·罗德姆和其他一些律师帮助起草，区分弹劾和其他犯罪程序的分析报告指出，弹劾罪的设立是为了处理高级官员对国家的损害而建立起来的，是在普通刑法中没有规定的罪名。该报告提醒司法委员会，制定者之所以把“重罪和不当行为”一词列入弹劾罪名法条中是因为他们认为以叛国和贿赂作为定义太窄，而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提出的“管理不善”的定义又太宽泛。制定者引用了英国的先例，他们发现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中使用的术语“高度不当”，用来形容对高级官员的权力滥用。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随后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解释的那样，制定者们认为，犯此罪的人应该是政府中的一位执行者，此人需要对滥用权力和违反公共信任负责。詹姆斯·麦迪逊认同弹劾行为在防止“首席裁判官的无行为能力，疏忽或背信弃义出卖”方面是“不可或缺的”。这份文件对委员会进行了指导，但并未强调弹劾在阻挠政府滥用权力上的作用。 [41]
尼克松在2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表明，他一直在考虑弹劾这一问题。当美国电视广播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丹·拉瑟（Dan Rather）暗指尼克松操控法律时，要求总统对何为弹劾罪名给出合理定义。尼克松对这位颇为敌对的提问者有些不快，他如此回应说：“好吧，拉瑟先生，你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宪法律师不用知道宪法是如何对可弹劾罪行进行精确定义的。”他继而坚持发表了一番与道尔的工作人员所说的完全相反的言论：“一位总统若要受到弹劾 [42] ，其行为必须触犯了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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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法律小组人手要比对手的少得多，但他们的工作量相比对手的也更少，只需就对方观点提出反驳和按要求提供信息。波士顿杰出的辩护律师詹姆斯·圣克莱尔（James St. Clair）在要求弹劾调查工作人员发表备忘录一周后，于1973年初成为尼克松的最新律师。在他对弹劾问题进行说明的文章里，提出了比尼克松所说的更为严苛的对弹劾定义的观点。圣克莱尔认为，弹劾的成立需要基于“以自己的政府身份犯下的性质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条件。他声称，自己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几方面如历史、逻辑、法律先例以及由一个长治久安的政府所制定出的稳健合理的公共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所写的更为通情达理也更有上下文参照的意见书在1970年被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副总统宣读，虽然在白宫内部无人反对，但圣克莱尔却持相反观点，谴责此举为“政治弹劾”。他认为英国的弹劾先例完全不适合放在美国的处境中作为前车之鉴来参考，从客观情况来说英国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 [43] 却与此迥然不同。
总统雇用的这位律师担心尼克松的政治对手可能会抓住他过去作为全国领袖时的所犯下的小错不放，因此其仅承认只有“重度不当行为”是有必要被弹劾的，若非如此其认为制定者会借用“或者”一词把所有罪行都与不当行为挂钩。事实上，圣克莱尔认为，“严重罪行与不当行为”必须严格等同于“叛国和贿赂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是可以被弹劾的罪行。他还指出，《宪法》把“端正”制定为担任终身制的法官的行为标准，但对高级管理人员不适用这种语言，因为他们有连任失败的可能性，而且任期限于两届，在第二十五修正案下可能被宣告丧失行为能力。这些争论中运用的几乎绝望的语气凸显了反对众议院调查工作人员本质立场的论点就存在弱点。
两方之间的争论很快从理论转向实践。在没有明确先例的情况下，众议院是否有权进行弹劾议程，包括是否有收集证据的权力和对总统的程序义务都要在没有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被一一剖析。从1972年7月白宫录音带的被发现以来，对证据的争论引起了最多的关注。
道尔的工作人员开始对总统的行为进行调查，但能找到的线索除了已有的公开记录外，其他都少得可怜。它要求欧文委员会，特别检察官和总统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白宫表现得负隅顽抗，而众议院和参议院则愿意合作。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允许道尔的工作人员复印十万份文件，而光是这项工作就耗时六周。参议院还提供了一份委员会要求调查的五百份白宫录音对话的完整清单并对每份录音预期会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清晰的解释 [44] 。一旦“水门事件”的大陪审团在3月1日开始起诉七名参与掩盖事实的嫌疑人，那么专案检察官对于案件过早暴露和对总统的妥协也就烟消云散了。大陪审团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报告的复印件和装满两大公文包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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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仔细研究了与弹劾有关的法律和历史后，认为总统在任期间只能被弹劾而不能被起诉。检察官认为虽然宪法赋予总统特有的责任，但当其被指控为触犯弹劾罪且此类弹劾罪名有其特殊性质时，他不得不站上法庭应诉并为自己辩护。贾沃斯基不得不努力使大陪审团信服起诉尼克松有足够的理由并势在必行。虽然现实中对阿格纽副总统的起诉进展顺利，但当起诉对象是总统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检察官和大陪审员最终达成了合意。他们一致认为，尼克松可以被列为无法起诉的共谋者，因此唯有通过宪法责任来弹劾在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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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他的追击者们在白宫录音带这个战场上纵横多回。“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后的民愤给总统带来了莫大的恐慌，他一下子交出了七个录音带给特别检察官，承认其中有一盘录音带中十八分钟半都是空白，并声称另外两盘他被要求上交的录音带实际不存在。即使尼克松承认的证据数量有限但也足够使贾沃斯基确信尼克松确实犯了罪，并力图找出另外二十五盘录音来支撑他的案件使其证据充足。总统在1月下旬所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试图偏离特别检察官所认为的“证据不足”这个说法，说自己已经给了“足够的材料”来完成他的调查。尼克松宣称：“‘水门事件’发生一年的证据就已经足够调查所需了 [45] 。”
道尔对尼克松在1月30日的声明表示不以为然，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要求其提供四十二盘录音带。在历时两个月的谈判未果，而且对方一点儿都不松口后，罗迪诺最终签发了一张国会传票要求尼克松上交这些录音带。5天后，贾沃斯基要求西瑞卡法官签发一张要求尼克松上交六十四盘录音带的传票，仅在两天之内，西瑞卡法官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尼克松在4月29日宣布，他不会用编辑过的录音带公开来证明自己的无辜。白宫报道说，在要求公开的四十二盘录音带中有十盘录音带都不见了，而其发布的录音带与特别检察官以前取得的相比，内容既不完整，也不准确。在几天之内，司法委员投票后通知尼克松，他所上交的证据不符合传票要求。
然而正是总统递交的这些不符合要求的录音带对总统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他在其中的谈话内容凌乱，还不连贯，总统表现得小气吝啬，话语渎神。即使它被照常编辑过，并标注为“咒骂词已被删除”。尽管渎神的话语内容日后被披露并被认为总体上温和且完全在意料之中，“咒骂词已被删除”的录音带让人们普遍认为总统语言粗鄙，根本不符合其总统高位形象 [46] 。
人们对这份编辑过的白宫录音带的反应剧烈，对尼克松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国会议员，甚至共和党人都表示愤慨。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Hugh Scott）称总统的谈话“粗鄙恶心，不道德”。即使是对尼克松从不加以批判的、忠诚的副总统福特，也宣称自己“有点失望”。报纸专栏作者用 诸如“低俗、排斥”之类的词语形容。要是还有新的社论刊出的话，那语言只会更加严厉。即使是像《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这样很少互相赞同的报纸，此刻都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宣称弹劾迫在眉睫。素来立场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也认为总统的行为并不光彩。白宫通过公开编辑过的录音带在六个月来第二次试图回避公开白宫录音带的合理要求，在第一次他们只提供斯坦尼斯批准的摘要，种种行径引发了广泛的谴责。5月份一到，全美上下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听取尼克松被移职 [47] 的法律和宪法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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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争夺战耗时越长，举国上下和国会成员中越来越多的人都被一个说法说服，那就是总统的确有所隐瞒，虽然总统总用捍卫行政特权原则来加以掩饰。尼克松曾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头脑冷静的形象因为白宫发布的编辑过的录音带而大打折扣，现在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不比他本人在隐藏录音带中的形象好到哪里去。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听证时并要求其提供更多录音带和文件时，尼克松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他摇摆不定的举动和民众不断增长的怀疑都逐步侵蚀着总统的形象。
众议院的弹劾调查不得不应付埋在“宪法”用语之下的争议的问题。制宪者们虽然给了众议院调查弹劾的完整权力，却也留下了未回答的根本性的问题。就像在录音带之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众议院在进行弹劾调查时是否有权强制行政机关交付文件？一种强有力的论点是，当众议院履行宪法职责时这样的执行权力是必要且适当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以这种方式行使弹劾权力可能会被视为违反“三权分立”，并把国会地位置于另外两种权力之上。无论如何，一旦总统拒绝遵照传票提交文件，众议院又该如何是好呢？与全国执政者不同，国会没有任何警察或武力来处分不遵守规则的人。最后，在一个众议院的弹劾诉讼中，弹劾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例如，弹劾权力是否能取代第五修正案中的保证免遭自证其罪？在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于政治和宪法两方面的考量都会被采纳到最终结果的判决中去。
国会对行政部门证据的答复似乎很清楚，至少就众议院本身来说是这样。宪法赋予了众议院独特且仅有的执行弹劾的义务。但在没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众议院将很难执行任务。此外，司法部门还经常向国会提供有关许多事项的资料。然而尼克松的律师认为，这种转让证据的行为是任意的，他们就磁带一事向下级法院判决提出上诉。而恰恰直到最高法院对该事宜作出判决前，传票一事都是有争议的，而且众议院也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材料。由于道尔和罗迪诺参加了委员会的听证会，他们根据情况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而所判断的条件则完全根据美国法院普遍接受的“有罪推定”的古原则。法官经常指示陪审团可以合理推断有罪，当证据可以使罪犯开脱，但同时也能维持其罪名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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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委员会听证会的性质和行为的问题需要立即得到解决。在处理弹劾问题上，委员会，乃至整个众议院，是在扮演一个大陪审团的角色吗？ 委员会和众议院可以在被告律师缺失的情况下仅根据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来确定辩护人是否有合理理由在参议院进行审判吗？ 或者说，听证是否实际上充当了审判的作用，或是一个司法程序，而在这个程序中，处于危险中的个人是否应在审判中有获得辩护和正当程序的权利？ 正如道尔和他的同事所准备并要去做的一样，并且将遵循大陪审团模式，圣克莱尔则开始坚持要进行审判。因此，作为总统的律师，他应该有权在场，盘问证人，传唤甚至要求签发传票，有权反驳证人，并为辩方辩护 [49] 。
精练老道的辩护律师圣克莱尔立即引发了罗迪诺、道尔和詹纳等人的担心，这样一个狠角色很可能使听证会陷入混乱，甚至彻底脱离他们的预期轨道。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一点那就是他们正在和一个不熟悉弹劾程序的委员会以及一群不知弹劾为何物的观众打交道，而他们每个人最渴望的是弹劾程序的公正。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委员会在党派问题上出现分歧。当老牌的司法委员会工作人员指出，威廉·道格拉斯的律师西蒙·里夫金德（Simon Rifkind）1970年参加了司法小组委员会的司法弹劾听证会时，民主党人对圣克莱尔要求的抵制逐渐消退。当然，这是众议院司法委员在没有特别考虑先例的情况下，对弹劾进程兴趣索然的体现。
道格拉斯的听证会在性质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由于目前委员会成员对弹劾听证会总体上不熟悉，所以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罗迪诺有意后退一步以表明他的委员会没有党派之分。他允许圣克莱尔参加听证会，并授权他询问证人、提请更多的证人，向委员会发言，并对调查人员和委员自己提出的问题提出异议。然而罗迪诺明确表示，若情况必要，他仍然保留推翻圣克莱尔的权力。事实证明，圣克莱尔没有争议，委员会领导最害怕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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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达成一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三十八名成员于5月9日开始了预期将长期进行的听证会。不同于一年前在参议院举行的欧文委员会听证会，这些听证会并不向公众开放，也鲜少会用电视报道。从表面上看来听证会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大陪审团可以听取绝密证词。然而道尔认为委员会成员应该根据自己对现有证据的评估，而非公众压力、党派姿态，或者工作人员的请求，来决定是否弹劾并且据此试图说服罗迪诺。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用即时分析提出积累的证据，而非依赖情绪或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一个封闭的听证室里，道尔开始用平铺直叙的冷静语调陈述他的调查结果。经过一个又一个小时，委员会成员发现，杜尔的历时演讲非常枯燥，频频摇头。甚至圣克莱尔也偶尔打起了瞌睡 [51] 。这个单调乏味的演讲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时而中断，穿插了委员会成员听取通过特别检察官获得的几个录音带的录音对话。
道尔首先描述了由尼克松紧密掌控运作的白宫组织，并起诉霍尔德曼为其核心。“水门事件”爆发和隐瞒白宫参与的证据也随之而来。在几天之内，甚至身处委员会内的尼克松的辩护人也开始认识到尼克松直接参与了应受谴责的行为，尤其是在他们听到了尼克松的录音后。一旦“水门事件”被全面报道，委员会便会投票要求传唤另外四十五盘录音带。并同时决定不再追究尼克松不按传票提供证据的藐视国会的行为。道尔则转向其他事项，包括埃尔斯伯格案、涉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乳品业的腐败行为、政治敌人的认定和骚扰以及尼克松的所得税违规行为。6月底之前，道尔完成了证据陈述，圣克莱尔花了两天的时间来反驳成堆的不法行为证据。
听证会快结束前的倒数第二阶段涉及了对于九名证人的审查，从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霍尔德曼和米切尔，直到约翰·迪恩。委员会同意用一天时间盘问和回答每一个证人的质疑。证人们陈述的一切都证实了道尔冗长的陈述内容。
圣克莱尔把为总统的辩护放在了质疑迪恩的可信度上，但是最后却没有成功。事实上，他无意中强调了迪恩记忆力的可信度，为此他先问了迪恩一个问题，然后在说了一堆无关紧要的话后假装可怜巴巴地站在迪恩身边请他复述这个问题 [52] 。圣克莱尔因为引用了尼克松的录音片段而进一步破坏了自己的辩护，因为这盘录音带恰巧在委员会已经传唤但没有收到的磁带证据清单上。委员会在这种操纵性的使用扣留的证据 [53] 的情况下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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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冗长的介绍中对证据作出判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他只是列出了一系列足以让陪审团得出唯一事实的结论。在最后的总结中，当对证人的听证都完毕后，他不情愿地调整方向。在彼得·罗迪诺的压力下，道尔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点证明尼克松反复滥用权力。道尔说，总统已经指示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和机构采取“伪证，破坏证据，阻挠司法和一切罪行”的行为。“但最重要的是，它对美国人民进行蓄意的、臆造的和持续的欺骗欺诈。” [54] 在7月19日星期五他急匆匆准备的争论中，委员会成员注意到了道尔花了这么长时间准备的有条不紊的路线来达成他的结论，这位特别检察官确凿地认为，弹劾需要被担保。在对案件进行了长时间的全面审议之后，这位特别检察官对这个案件倾注了全部心血，他的判决极其看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们是要在广大的电视观众面前就弹劾问题进行辩论的人。
虽然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吸引了众多注意，特别检察官的白宫磁带传票之争终于到达了最高法院。贾沃斯基帮忙加速了这个过程，当尼克松的律师就西瑞卡法官的初步裁决提出上诉时，贾沃斯基立即要求绕过上诉法院，而直接由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审查。法官们同意推迟他们平常的夏季休会，以便在7月8日听到美国诉尼克松长达三小时的辩论。
尽管美国诉尼克松诉讼涉及行政特权问题，总统有权拒绝国会和法院提供的信息，但圣克莱尔却主张用由于涉及“政治问题”来驳回诉讼。法院传统上避免被牵扯进政治问题，而留给另外两个部门去决定。副特别检察官拉科娃回答说无论是历史还是“健全的宪法”都不支持法院必须让位给总统解决行政特权问题或推掉国会弹劾的权力。他认为，相反，法院既有权力，也有责任决定这一争端。
圣克莱尔继续主张对行政通信保有保密的绝对权利。几位法官对于弹劾这一案下的循环论证已经伤透脑筋，那就是只有弹劾才能控制总统的通告但是总统不必要去分享可以引发弹劾动议的资料。“你怎么去弹劾他呢？”恼怒的法官马歇尔从板凳上问道，“如果你什么证据都不知道的话” [55] 。在会议的口头辩论中法官提出的问题在接下来开会的时候就被证实了：尼克松的立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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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认为美国诉尼克松案应暂缓判决，因为他本人深知弹劾后的创伤之痛，早在196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沃伦的势力曾被加州尼克松同仁削弱，日后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竞选期间呼吁要恢复“法律和秩序”，要求改判沃伦法院裁决时，沃伦被迫对尼克松的行为保持沉默。7月9日下午，在法院召开会议之后，他的老同事和朋友威廉·布伦南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拜访了沃伦，时年82岁早已退休的沃伦在那里接受心脏病治疗。布伦南告诉前大法官，法院即将对尼克松一案持一致的意见。尼克松的任命者将加入沃伦时代的法院退伍军人。沃伦笑了并表示同意。当天晚上，沃伦的心脏病再一次发作 [56] 。
沃伦的葬礼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他的遗体则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这件突发事故推迟了美国诉尼克松案的意见起草。要使法官们在司法裁决对行政权力的决定至关重要的意见上达成一致，显然无法一蹴而就。法官们都认识到尼克松早先宣布过会服从法院的“明确的”声明，他们绝不希望分歧意见会给尼克松留下任何可以逃避执行的余地从而削弱法院的整体地位。法院修改了伯格最初递交的较为平淡的草案，与此同时，要使其中观点更加鲜明还需要法官之间就重要问题进行协商，而整个过程比平时处理同类问题的时间被压缩得更短 [57] 。最后经过诸多努力，明确的裁决终于下达了：行政机密是合法的利益，但为了确保法律的正当程序。当行政机密与证明犯罪行为下提供证据的情况相冲突时，需以证据优先以确保正当的法律程序。连总统也不免于法律的平等待遇。
最高法院就美国诉尼克松一案在口头辩论16天后作出了答复。初级法官伦奎斯特因曾与尼克松政党有联系，曾与案中三名被告进行过交涉而没有参加 [58] 。法官伯格、布莱克门和科林·鲍威尔等曾被尼克松任命的法官都决定不回避自己，最终也都是以反对总统的立场投票。作为此意见的列名作者，首席大法官伯格虽由尼克松任命但仍能在位，这完全拜1968年党派反对阿贝·福塔斯而后寻找继任者所赐。尽管他的自由派的同事集体提出意见使得他的论点和证词更加有力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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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尼克松的裁决坚决否认圣克莱尔关于案件涉及政治问题，法院不应卷入的主张。相反首席大法官认为，该案件是必须由法院来解决争端的。伯格法官引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在1803年的判决词，引述约翰·马歇尔的著名言论：“司法管辖范围和司法部门的职责就是去定义何为法律。”圣克莱尔的其余部分的论点只稍微触到了边际。
法院承认政府机密的合法性可以追溯到制定宪法公约的秘密会议。此外，行政特权的概念可以从宪法有关分权和行政责任的规定中推定。然而，法官同意，这些因素不足以保证“绝对不合格的总统拥有特权可以免受司法制裁。在任何情况下其保密信息都不能被泄露”。保密性的价值需要与其他价值相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司法部在刑事起诉中要履行的首要宪法责任”。在此例中一个运作充分，“三权分立”的政府是首要考虑因素，信息保密的要求则次于整体政府的重要性。尼克松关于绝对行政特权的主张是“扣留在刑事审判中的有效的证据，将深深地削弱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严重损害法院的基本职能”。法院要求总统必须向特别检察官交出所要求的磁带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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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裁决的制定也适用于国会追查弹劾程序中犯罪活动的证据。虽然法庭审理的案件是由特别检察官而不是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但法官们清楚地了解到被起诉的“水门事件”的主谋和面临弹劾的未被指控的尼克松之间关系紧密。美国诉尼克松案作出强有力的声明，支持国会有宪法特权地位以进行弹劾调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下午7时45分开始就尼克松弹劾一案举行公开聆讯，1974年7月24日举行了二十年来第一次的电视广播听证会。考虑到最高法院在同一天的早些时候就美国诉尼克松一案的判决结果，共和党的少数派很快就要求搁置诉讼程序。少数党成员爱德华·哈钦森建议推迟以方便总统有时间制作和研究录音带。两天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麦克里奥正式提出给总统十天时间，十天后出示法院判决所涵盖的六十三盒录音带。然而两党多数人投票决定进程继续，因为他们认识到麦克里奥的动议如果通过，很可能会导致拖延。大多数委员会成员的结论是在委员会要求的一百四十七盒录音带尚未收集充分的情况下，他们也有充分的证据去作出弹劾决定 [61] 。
鉴于大众对录音带关注的持续发酵，司法委员会作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他们认为委员会已经拥有足够的证据来完成弹劾，录音带是否上交并不重要。正是隐藏的录音带使得前一年总统藏匿的形象被公布于众，录音带本身也将很快坐实尼克松的罪名。但是，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弹劾审议中，录音带的作用并不大。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的时间虽受限，但结果相当成功，吸引了全国的电视观众。估计有四千万的观众观看了全部或部分的听证会，人数是前一届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前几周的听众的四倍 [62] 。在主席和少数党成员先发表了介绍性发言并提交弹劾决议后，接下来是委员会38名成员进行的时长15分钟的开幕致辞。一些人热情洋溢，另一些人则没有太多的情绪，但都是基于自己的身份的发言。许多共和党人以及大多数民主党人通过研究证据，陈述了他们认为尼克松弹劾是合理的理由。双方比较谨慎地描述了对审议证据中引发问题的关切，并提出他们必须要在听取即将进行的辩论后才能就如何投票给出结论。然而，超过三分之二的委员会成员的言论勾画出了一个最为详尽的尼克松的弹劾案，任何一个向全国观众展示的案例都没有如此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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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中也不是没有刺头，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泽西州的查尔斯·桑德曼（Charles Sandman）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查尔斯·威金斯（Charles Wiggins），他们从听证会一开始就乐于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评听证会，并宣布他们发现弹劾这一行为毫无依据 [63] 。桑德曼态度特别轻蔑，声称安德鲁·约翰逊就是因为癔病发作在国家“最黑暗的时刻”被错误地弹劾了。“我不建议，”桑德曼声称，“成为这个伟大国家历史上的第二个污点的一部分。” [64]
马里兰州的共和党人劳伦斯·霍根（Lawrence Hogan）和弗吉尼亚州的考德威尔·巴特勒（M. Caldwell Butler）率先打破少数派的立场，并宣布支持弹劾。霍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前宣布了他的决定以吸引注意，但巴特勒的决定和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更使得委员们惊讶。巴特勒说：“如果弹劾美国总统这一行为不发生，将会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埋下可怕的伏笔，总统的行为标准将会在此弹劾程序后被制定起来，并将被永远记录在案。”但在巴特勒看来弹劾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是不分伯仲的。“若弹劾不进行，我们所纵容和逍遥法外的将是一位完全令美国人民期望落空的总统；我们所纵容和逍遥法外的是一位所作所为完全与其宣誓背离的总统；我们所纵容和逍遥法外的是一位无理由滥用权力的总统。”而且他总结道，“我们会对美国人民说，这些错误行为无足轻重，并不重要”。巴特勒的绝妙口才使人们意识到唯有弹劾顺利才能保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65] 。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名黑人新生代表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丰富和戏剧性的声音陈述观点，甚至比巴特勒更引起黄金时段电视观众的注意。“当宪法被写成时”，乔丹说，像她这样的黑人女性还不是“我们人民”的一部分。既然拥有了人权，她就不会眼看着宪法被颠覆、被破坏而眼睁睁做一个旁观者。她阐述了宪法的条款，并告诫委员们，参议院有责任决定总统是否应该离职。他们的责任足以用来确定是否应该让总统对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的“违反法律者应被立即处置”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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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乔丹将案件的真相全盘托出，并指出无可争辩的证据。那就是尼克松知道窃贼获取的钱来自他的连任委员会，而他却发表和作出了一系列虚假的公开言论和行为，旨在阻挠政府检察官的合法调查。乔丹以极强的表现力把人们的焦点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她总结道这些行为是极其可耻的，不但是尼克松背叛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还企图颠覆《宪法》 [66] 。
由于紧急胆囊手术而错过了道尔的大部分报告的少数党成员爱德华·哈钦森为共和党人提出了开场论点。那就是他仍然对尼克松案所带来的益处保持怀疑。他认为要定弹劾罪就要求总统确实犯下了对政府有重大影响的犯罪行为，并批评他的同事们放弃了这一定罪标准并且没有按照严格证明标准。哈钦森嘲笑道尔的报告不过是一堆推论，并总结说：“我不认为总统的任何罪行已被证明超出合理的怀疑。 [67] ”
主席罗迪诺发表了最后的发言。他放弃了先前的中立态度，话语强硬。他表示自己发现总统并不想要参与测试。而他表示会敦促弹劾进程。他对弹劾进程这个令人不愉快又无法推辞的责任既遗憾又略带愤怒，不得不承担不愉快的后果，最后他总结了刚刚展开的委员会讨论的期限。他说：“我会这么做是因为在这样偌大一个国家中却没有人想要指责或想找这个伟大国家的行政长官算账。” [68]
对司法委员会成员而言，起草弹劾草案无疑是一个挑战。无论是从宪法角度还是政治角度看，起草文件都是弹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他们唯有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才能说明总统犯下的行为确实应该被弹劾，并对他提起正式起诉。指控若是微不足道或只达到政治纠纷的程度可能就不会有说服力，因此会削弱对实质性指控的支持。但若指控导致众议院三分之二的成员决定弹劾总统，那总统就必须撤职，因此所起草的文件必须内容真实并且绝对具有说服力。无论是来自众议院，还是参议院的两党多数都必须被这份文件说服，他们这群人拥有的责任感足以超越共和党的忠诚度，以及两党成员都对尼克松在最近的一次全国大选中60％的支持率表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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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委员会成员通常不属于同一个政党，在道尔的证据陈述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开始碰面浏览面前的证据。他们经常邀请一名或者多名律师来帮忙，一般是理查德·凯茨或者他的少数派对手塞缪尔·加里森。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开始定义何为可弹劾的罪行 [69] 。近一年前，神父德里南提出过四个不同的弹劾理由。现在得克萨斯州的杰克·布鲁克斯（Jack Brooks）列出了七个弹劾理由，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唐·爱德华兹把二十九个单独的犯罪清单归为五个单独类别。凯茨告知罗迪诺和道尔，委员会内各个团体可以接受的内容包括四个条款，其中包括关于“水门事件”、埃尔斯伯格入侵事件、拒绝遵守委员会传票，以及税务欺诈。
在这些非正式的对话中，甚至那些对尼克松的行为最为愤怒的委员会成员也认识到，恰好是尼克松的一些最令人震惊的行为难以通过可弹劾的罪行的宪法考证或者是政治测试，即使该行为简单易懂却很难解决是用弹劾还是走诉讼程序的难题。比如德里南神父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轰炸柬埔寨是针对一个中立国家的犯罪行为，也是尼克松最早最令人震惊的犯罪之一，但也有其他人认为这一行为可被辩护，因其为总统行使其战时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轰炸柬埔寨作为弹劾理由并不恰如其分，因其难以证明。倘若不把尼克松的此行为作为弹劾理由，即使目前不会对国家发生重大影响，但在后来几十年将会促使日后的总统认为，侵略性和诡秘的外交政策主张仍然属于宪法范围。同样，对这一弹劾理由的犹犹豫豫也会使得国会在未来几年如果再遇到可否弹劾总统外交行为时会持过分谨慎的态度。
同样被质疑是否能被当作弹劾理由的还有挪用拨款的资金，有些人认为这是违反国会的宪法权力，而有些则被认为是传统和适当的行政惯例。埃尔斯伯格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这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而保守的少数人则认为埃尔斯伯格是叛徒。尼克松最近被曝光未能支付近50万美元的所得税也被认为是一项不合适却在弹劾问题上不置可否的理由，他涉嫌向国家档案馆歪曲他的总统报告中的扣税数据，也没有就以政府途径和维护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私人住宅的金钱来源进行报告。随着讨论的进行，委员会认为构成弹劾罪的行为不应该仅包括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应包括威胁美国政府整体健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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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南部民主党和温和的共和党这两个委员会意见最为摇摆的两个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尼克松滥用职权，妨碍正义。虽然听证会已经经过电视转播为公众周知，但委员会就如何在弹劾草案中运用语言仍然颇为纠结。民主党的一个专责小组也参与到了起草条款的讨论中来。在讨论初步拟定条款的辩论要开始的前几个小时内，两个小组就由来自马里兰 [70] 的代表保罗·萨班斯代表他们提交了一篇文章达成协议。
当司法委员会在7月26日中午召开会议时，萨巴内什提出以法条代替简短决议来开始听证会：
第一条，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执行美国总统职务时违反了他的忠实履行美国总统职务的宪法宣誓，未尽其所能维护、保护、捍卫美国宪法，并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总统的义务，未能认真执行法律，他制止、阻挠和阻碍了司法的执行表现在下列方面：
在1972年6月17日及之前，总统改选委员会代理人非法进入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便获得政治情报。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利用自己的高级职位的权力制定了自己的政策，为了推进这一政策，亲自直接或通过其亲密的下属和代理人间接采取行动，拖延、阻碍和阻挠有关非法侵入的调查；掩护、窝藏、保护相关责任人；隐瞒其他非法秘密活动的存在和范围。
此后，拟议的文章列举了尼克松阻挠司法的九项具体事宜。诸如，向调查人员提供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扣留证据，鼓励虚假证词，贿赂证人，干涉联邦调查局等罪名。文章的结论是，尼克松总统这样做，违背了他作为总统应尽的职责并颠覆宪政，给法律和正义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以及对美国人民造成了明显伤害。
因此，对于理查德·尼克松的这种行为，委员会要求弹劾、审判和罢免总统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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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批评人士立即指责萨班斯的这篇文章过于空洞而且其指控不够具体。他们试图让人们认为对尼克松的指控缺乏证据并且其空泛地让尼克松无法辩护自己，特里·桑德曼在一次交换意见中抱怨说，该条宣称总统涉嫌犯罪的行为未能指出所谓的犯罪行为实施的具体日期。他坚持认为，“总统”有权明确知道具体哪一天做了弹劾条款下的委员会认为应该撤职的事情。 [72] 萨班斯被这一回应搞得猝不及防，他试图解释说，支持各项指控的具体证据若出现在此条款中本身并不恰当而将被列入附随的报告中。桑德曼对这一回应不满意，仍带挑衅意味地继续抱怨条款的指控并不具体。争论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后，一些成员试图证明证据是否充分，而另一些成员则争辩说一篇文章必须准确地描述犯罪。最后，委员会击败了桑德曼想要撤销9项指控中的第一项的企图，当天晚上开始休会。
随着共和党批评者的势力和效力翌日减弱。委员会就弹劾案的第一条指控的投票事宜开始稳步推进。很快弹劾支持者们决定就剩下的八项指控中的每一项提出证据。他们这样的做法颇见成效并依次打败每一个想要破坏控告的动议。同时，他们还同意进行一些细微的文本修正来使文中的措辞更为谨慎。面对支持者就他对于第一条款不够具体的指控而向同事和全国电视观众 [73] 所提供的全面有效的案例，桑德曼只能以日渐尖锐的反驳意见相对抗。
就在不久之前的26号的星期六晚上的下午7点，司法委员会终于准备就弹劾尼克松的阻挠正义的一条款进行投票。虽然结果可以通过对修改后的文章初步投票来进行预测，但委员会成员显得非常紧张和焦虑。他们身上沉重的宪法责任无不给他们施加了压力。正如委员们所称的那样，二十七位委员宣布他们支持用修改过的萨班斯文章取代原来的决议。十一名成员反对修改后的文章中的语言的使用。罗迪诺主席立即要求表决是否采用通过弹劾的文章，并将其发送到全体议员。在弹劾被驳回为“生锈的蠢事”之后不到二十年，投票结果又是27∶11 [74] ，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国会委员投票支持向弹劾这一重要的正式举措前进，来挑战美国总统。司法委员会在下星期一中午重新开会，审议拟议的第二个弹劾条款，主要是对一系列被称为“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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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理查德·尼克松利用其美国总统的职权，违反了他的宪法誓言，未忠实执行美国总统职务，未尽其所能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违反宪法规定，并未忠实履行法律的义务，一再从事违反公民的宪法权利的行为，损害了适当的司法管理和合法的调查或者违反行政部门的法律管理机构和这些机构的宗旨。
对于其滥用权力的具体指控如下：以违反法律和宪法权利的方式不当地获取和使用国税局信息，非法滥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进行不当电子监视，授权和维护秘密调查单位（水管工）从事非法活动，并妨碍和挫败对于“水门事件”和其他事件的合法调查，以此来违反其忠实执行法律的义务。 [75]
同时谈判早已在幕后进行，以确保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罗伯特·麦克莱伦（Robert McClory）之前坚持认为总统只能因为刑事犯罪而被弹劾，后被说服，认为对总统的指控可以除去那些“不为明显刑事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亲自或通过他的下属和代理人”发表的不当措辞。多数民主党人接受了这种新观点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其他共和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于麦克莱伦缩小了指控范围。 [76]
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威金斯（Charles Wiggins）反对以滥用权力作为弹劾罪名，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值得考虑。滥用权力这种说法受制于国会的定义，不一定在“重罪和不当行为”的含义之内。他担心国会会把“滥用权力”的罪名扣在任何行为之上，并将弹劾作为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他的加利福尼亚同僚，民主党人乔治·丹尼尔森拒绝了威金斯的论点，称这是“委员会可能传出的最重要的文章”。他认为滥用权力是真正的重罪，因为除了总统没有其他人能犯下这些罪行。丹尼尔森把这些“违反国家结构，违背政府制度的罪行”称为“只有总统才能犯下的罪行，也是这次听证会的最重要的议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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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对第二条的条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对前一条款的辩论后，弹劾支持者了解到详细讨论罪名的重要性，他们就具体的窃听行动、非法入境、不正当的所得税审计以及为这篇文章提供依据的其他非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说明。总统在明知违反正当职责和应尽未尽忠实法律执行义务下反复违反誓言一事被重复讨论。在漫长的一天一夜讨论结束后，委员会以28∶10的投票批准了弹劾的第二个条款，麦克里奥加入了另一稳定的多数意见 [78] 。
尼克松拒绝遵守委员会的四次传票，交出总共一百四十七盘录音带，这些都在最初就被列入了滥用权力的指控中。在麦克里奥的坚持下，这些行为被列为另一条款，因其坚持认为这涉及众议院进行弹劾调查的权力，因此应该被独立列出。 [79] 就算是他递交了一份录音带给特别检察官进行了所谓的合作，但他仍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找的录音带。麦克里奥称赞了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尼克松案中尼克松没有的绝对行政特权的裁决。他认为在弹劾案中这样的权力是无用武之地的，他引用了爱德华·科克的话，“就像其他人一样，一个人不能裁判自己的事”。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认为此弹劾案的解决将会为未来的弹劾确定先例。
当委员会在7月30日恢复审议时，麦克里奥介绍这一新条款时所获得的支持比已经通过的两项条款要小得多。有些委员认为，众议院并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强制总统遵守对他的传唤。还有人认为，这条条款提出了第五修正案中的强制自证其罪。然而，俄亥俄州的代表约翰·西伯林和马里兰州的劳伦斯·霍根等人重申了麦克里奥的观点，即如果没有权力强制总统提供证据，那么众议院的弹劾权力就毫无意义。加利福尼亚的唐·爱德华兹断言，如果没有这种权力，“我们将减少或破坏宪法中唯一的安全阀……我们将逃离不开行为不端的总统所带来的威胁和其对国家的威胁。”在两个小时的辩论结束后，委员会委员仍然分歧很大。第三项仅以21∶17的多数通过，支持率比前两项小得多。 [80]
委员会对另增的弹劾条款的热情正在迅速减弱。究竟是委员们对弹劾事宜是否最后能达到合意的热情用尽了，还是仅仅因为自身力不从心尚不得知。但是当密歇根的小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在这个委员会工作了十年的老兵）提出了第四款时，支持者熹微。科尼尔斯在听证会上的开场白中说，大部分越南战争里的行径都应该成为尼克松被谴责的行为。尼克松已于1969年春开始对柬埔寨进行隐蔽轰炸，同时非法窃听记者和五角大楼官员也随之启动，也就是在当时爆炸事件的消息走漏了。不久之后，尼克松发表了公开声明，试图掩盖了一场向一个中立的国家 [81] 投掷50万吨炸弹并最终发动了15万次空袭的战役。代表科尼尔斯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懂、易于证明的与战争有关的可弹劾的问题。“总统单方面对另一个主权国家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然后一再对国会和美国人民否认他这样做了，”科尼尔斯宣称他为第四条辩护。在六位民主党同事的支持下，科尼尔斯宣称尼克松违背了国会的宪法权力，因为他暗中发动了这次爆炸事件，参与了作战决策，并以此欺骗国会，声称美国尊重柬埔寨的主权。国会要重申其拥有战争权力就必须要通过弹劾尼克松来实现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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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哪一党派的委员无不对科尼尔斯的提议表示困扰。发言者们陆陆续续开始指出，从1965年“北部湾决议案”起到1973年的停止轰炸柬埔寨的决议都是国会对越南战争的共谋。缅因州的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谴责了“国会的懒惰和不当行为”，密西西比州的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也表示同意。其他人指出，尼克松以外的总统以可疑的方式起诉了这场战争。认为第二条法案已经把非法窃听和蓄意撒谎视为滥用权力，就算是激进的战争批评者也不能把这些罪名全部归咎于尼克松，因此不愿意以此为弹劾理由。只有12票支持科尼尔斯的提议，反对票则达到了26票 [83] 。尽管提议失败了，但科尼尔斯却坚持认为要用弹劾罪名来惩罚官员的不当行为，为此他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任职的三十年里一遍又一遍提出他这一想法。与此同时，国会未能以其外交政策行为为由弹劾尼克松，这一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
美国艾奥瓦州议员爱德华·梅兹文斯基（Edward Mezvinsky）介绍了最后一条弹劾条款内容。他呼吁的弹劾理由是尼克松中饱私囊，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和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公款私用购置房产继而逃税。梅兹文斯基和罗迪诺对尼克松试图向国家档案馆提交他的预备文件赠送576000美元的税收减免特别不满。税法现已明令禁止这样的赠与行为，一位警惕的档案员还发现早在文件被发现的一年前尼克松的减税礼物就已经送出了。梅兹文斯基断定与非法扣除和未上报的收入都表明在尼克松在任的三个季度中他都没有缴齐所得税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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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辩论中有些委员谴责了总统滥用职权、税务欺诈的行为，而另一些人也承认欺诈行为的存在，并指责其下属错误的纳税申报。但他们仍坚持此行为罪不致被弹劾。杰罗姆·沃尔迪称尼克松的行为卑鄙可耻，但还不至于因此被弹劾。他说，尼克松的避税行为确实是贪污，但并没有上升到威胁政府整体的水平，没有达到弹劾罪名的标准并需要展开调查。最后，梅兹文斯基的弹劾条款以12∶26的投票数没有通过 [85] 。随着这一决定的达成，主席罗迪诺宣布弹劾听证会已完成，委员会休会。
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开讨论并批准了三条弹劾条款之后，尼克松政局的垮台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不等待众议院采取行动，已经暗中开始计划进行审判。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3月份的发言早已不作数，他已经做好了听取各方对审判和参议院日常工作的建议。参议院议员弗洛伊德·里迪克和一名助理已经花了数周的时间来研究审判程序，并制定出安全细则、旁听席的座位，并给委员会经理安排了办公室。委员会中所有成员除了罗伯特·格里芬都同意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即参议院应该打破传统，允许在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其议事录。参议员们认为公众已经观看了欧文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调查过程，以及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就弹劾条款进行的边坤，他们理应看到最后的决定。8月8日，委员会更新了参议院的弹劾审判规则。事件向大众公开使得参议院制定的谨慎计划无法得到实施 [86] 。
尼克松已经承诺在录音带事件上服从最高法院的明确裁决。现在向众议院提交的弹劾条款之一便是基于他未能提供传票所需证据的事实。因此总统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好交出特别检察官要求的录音带。在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结束的当天，詹姆斯·圣克莱尔开始把录音带交给西里卡法官。
就在1973年6月23日，他交出尼克松与霍尔德曼之间的对话录音带后，圣克莱尔还把它提供给了刚刚结束的听证会上尼克松坚定的辩护人查尔斯·威金斯。威金斯只看了一遍内容，立刻意识到：尼克松的所作所为超越了妨碍正义和滥用权力罪。他告诉他的朋友罗伯特·米歇尔：“鲍勃，我们曾经找到了支持尼克松的理由……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了 [87] 。”这盘立即被称为“吸烟枪”的录音带，不仅证明了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六天之后就已经知道他的下属也参与其事，还揭露了他积极主动地阻挠调查此案的事实。他的声明说，他故意装作对于掩盖白宫的介入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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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阻挠司法公正和滥用总统权力的证据就明晃晃地摆在人们眼前，威金斯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几天前还投票反对弹劾，现在都开始一一撤回自己的决定。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宣布，现在他们不得不投票支持弹劾总统 [88] 。对尼克松的事业更为破坏性的是，迄今为止素来忠诚的副总统发表了一份新闻稿声称：“公共利益不再如我之前一再表达的信念，即根据我和美国人民所知的所有证据，总统并没有触犯弹劾罪行。”虽然福特拒绝直接表达，但他的声明已经表明他已率先跳下了尼克松这艘快速下沉的船 [89] 。
记者迅速访问了国会议员并报告说，现在毫无疑问，众议院将以压倒性优势批准前两项弹劾条款。此后，他们预测，参议院在定罪和罢免总统的支持票数上将超过所需的三分之二。阿尔伯特议长宣布弹劾辩论的起始日期仍为原定的8月19日，但这个议程将由两星期缩短至一个星期 [90] 。
如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在107年前，克林顿在25年后做到的那样，显然此刻闷闷不乐、孤立无援的总统只能暂时想到要在参议院审判中发动一场战斗。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约翰·迪恩透过克林顿审判的棱镜事件回顾后推测，如果当时尼克松选择参加战斗，他很可能会在参议院勉强逃脱 [91] 。但当时的尼克松还预见不了克林顿日后的情形，他所能参考的只是最近的一些例子，例如，众议院撤销指控或辞职，尼克松并不想参与抗争。他清楚地知道对他提出的证据早已排列整齐。当共和党国会领导人休·斯科特（Hugh Scott），约翰·罗兹（John Rhods）和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8月7日来到白宫告诉他参议院不会给出对他有利的比15票更多的票数。他们敦促他辞职。
第二天，白宫安排了面向全国的总统电视讲话，然后邀请一批国会领导人提前与尼克松会面。保守党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land）和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坦尼斯（John Stennis），还有共和党全国主席迪安·伯奇（Dean Burch）和共和党领导人在内阁会议室见面。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下，他们忧心忡忡，垂头丧气，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紧张的尼克松走了进来，站在他惯常坐的椅子后面，边缅怀着他的父母边说：“朋友们，还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让你们失望了。”没有人愿意指出尼克松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这里面全都是男性成员，其中许多都是尼克松长期的盟友和崇拜者，如今他们深感痛苦。众议院共和党党鞭罗伯特·米歇尔回忆起这一场景说，这是一个“充满了泪水的房间”，这是让这些政治家们目睹他们的同盟在公众前蒙羞的场面。这个场景令人永生难忘而且没有一个在场的人愿意重蹈覆辙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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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松在没有承认任何弹劾指控的有效性或承担任何“白宫恐怖”的责任的情况下，告诉全国电视观众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他说自己失去了国会对他的信心，默认自己的行为触动到了国会的耐心边缘以致要将他移职而不仅仅是自己挥霍掉了人心。第二天早上，尼克松在对白宫工作人员和客人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告别演讲之后便离开了。新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宣誓就职后，在话筒前宣布：“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已经结束了。”
一切并没有像福特声明的这样简单。在长达两年的“水门事件”的创伤结束之后，许多政治家和权威人士迅速宣布，这一历史上首例总统因弹劾而引咎辞职案，表明宪政制度起了作用。然而进程缓慢的弹劾进程，令政府至少在一年半中处于瘫痪状态。此外，在格外审慎的态度制定下的弹劾条款因为对罪名限定较窄很可能最终反而增加了总统权力的范围，特别是在外交领域上。无论此事件对总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为美国公众展示了弹劾过程，并且意味着这种做法能够为顽固的政治问题提供宪法解决方案。由此产生的日后公众对弹劾做法的依赖，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至少在某些意义上，将成为国家的另一个长期的噩梦。
注释：
[1] Stanley I.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Knopf, 1990）, 471.
[2] James Reston, “The Decline of Civility，” New York Times , April 8, 1973.
[3] Howard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Wherefore Richard M. Nixon … Warrants Impeachment”； The Dramatic Story of the Rodino Committe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30—31, 35.
[4] L. H. LaRue, Political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the Watergate Affai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8）, 2.
[5] John Ehrlichman, Witness to Power: The Nixon Ye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143.
[6] Spiro T. Agnew,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ctober 15, 1973, Spiro T. Agnew Papers, Hornbake Libra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aryland.
[7] H. R.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Inside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4）, 138.
[8] Spiro T. Agnew, Go Quietly … Or Els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0）, 34—38； Jules Witcover, White Knight: The Rise of Spiro Agn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290—291, 296； Richard M. Cohen and Jules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ignation of Vice President Spiro T. Agnew （New York： Viking, 1974）, 145—146.
[9] Agnew, Go Quietly , 95—97, 102—104, 190—191.
[10] See David E. Kyvig, 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 Amending the U.S. Constitution, 1776—199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 chap.15.
[11] See David E. Kyvig, e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0）.
[12] Arlen Large, “Confirmation Hearings for Ford Look beyond the Vice Presidency，” Wall Street Journal , November 2, 1973； Marjorie Hunter, “Ford and Albert Deal with Deep Problem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3, 1973.
[13] Quoted in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Rules and Administration, Nomination of Gerald R. Ford of Michigan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 93rd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3）, 4—6.
[14] Quoted in ibid, 114.
[15] Quoted in ibid, 124.
[16] Quoted in Marjorie Hunter, “Senate Unit Backs Ford, 9 to 0，”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1, 1973.
[17]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Rules and Administration, Nomination of Gerald R. Ford； Hunter, “Senate Unit Backs Ford”； Marjorie Hunter, “Ford Is Approved by Senate, 92—93，”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8, 1973. A useful summary of the hearings can be found in James Cannon, Time and Change: Gerald Ford's Appointment with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233—251.
[18]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Nomination of Gerald R. Ford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 93rd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3）, 140—143, 266, 612—645.
[19]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Nomination of Gerald R. Ford , 616—620, 645； Chicago Tribune , November 22, 1973；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2, 1973.
[20] James M. Naughton, “A Watershed for Nixon，”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7, 1973； the House hearings are summarized in Cannon, Time and Change , 254—257.
[21] Naughton, “A Watershed for Nixon.”
[22] Cohen and Witcover, A Heartbeat Away , 272.
[23] Quoted in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45.
[24] George Gallup, “The Gallup Poll，”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13, 1973.
[25] George Gallup, “The Gallup Poll，” Washington Post , March 10, 1973； May 24, 1973； July 22, 1973； September 23, 1973； October 4, 1973； January 6, 1974； and July 26, 1974.
[26] Smith and Time quoted in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 410—413； Time , November 12, 1973.
[27] Elizabeth Drew, Washington Journal: The Events of 1973—1974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146.
[28]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mpeachment: Selected Materials , 93rd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3）.
[29] For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 House impeachment, see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30]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 250—251.
[31] Ken Gormley, Archibald Cox: Conscience of a Na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7）, 233—237, 268—270.
[32]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 339.
[33] Bill Clinton, My Life （New York： Knopf, 2004）, 210—21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Living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 2003）, 65—66.
[34] John R. Labovitz,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6.
[35] Martin H. Belsky,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2, 2007.
[36]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112—113.
[37] Lou Cannon, “White House Feels Tide Is against Impeachment Vote，”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17, 1974.
[38] Drew, Washington Journal , 168.
[39] Cannon, “White House Feels Tide Is against Impeachment Vote.”
[40]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mpeachment Inquiry Staff, Constitutional Grounds for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74）.
[41] Ibid.
[42] Quoted in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6, 1974.
[43] Bill Kovach, “White House Moves to Narrow Grounds for an Impeachment，” New York Times , March 1, 1974； Richard Lyons, “Nixon Lawyers Say Impeachment Requires an Indictable Crime，” Washington Post , March 1, 1974.
[44] Samuel Dash, Chief Counsel: Inside the Ervin Committee—The Untold Story of Waterg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223, 256.
[45]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 444—449；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156.
[46]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 449—455.
[47] Ibid., 453—454.
[48]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144.
[49] Ibid., 157.
[50] Ibid., 134—140, 157.
[51] Ibid., 160—161.
[52] Ibid., 201.
[53] Ibid., 210—212.
[54] Quoted in ibid., 215.
[55] Quoted in Bob Woodward and Scott Armstrong, The Brethren: Inside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307.
[56] Ibid., 312.
[57] The William J. Brennan Pape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ain a rich file on United States v. Nixon , including Warren Burger's first draft of an opinion, as well as memos from Brennan, Stewart, White, Douglas, Powell, and Blackmun offering substitute language for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opinion and endorsing his acceptance of their efforts to clarify and strengthen the ruling. See also Harry A. Blackmun and Thurgood Marshall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58] William H. Rehnquist to Warren E. Burger, May 28, 1974, Brennan Papers.
[59] Blackmun Papers； Marshall Papers； Woodward and Armstrong, The Brethren , 289—347.
[60] United States v. Nixon , 418 U.S. 683（1974）.
[61]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Hearings , 93rd Cong., 2nd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74）, 5—6, 137—149. See also Donald A. Ritchie,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Th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Press Cor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8.
[62]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 346, 531.
[63]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 1—136.
[64] Ibid., 19.
[65] Ibid., 70. An excellent analysis of Butler's speech can be found in H. LaRue, Political Discourse , 142—152.
[66]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 111—113.
[67] Ibid., 133—134.
[68] Ibid., 133—136.
[69]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176—193.
[70] Ibid., 206—223.
[71]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 152—153.
[72] Ibid., 161.
[73] Ibid., 251—326；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263—269.
[74]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 324—331.
[75] Ibid., 334—335.
[76]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275—277.
[77]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 235—338.
[78] Ibid., 338—447.
[79]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276.
[80]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 Debate on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449—489.
[81] Ibid., 37—39.
[82] Ibid., 491—511.
[83] Ibid., 492—517.
[84] Ibid., 520—522.
[85] Ibid., 522—559.
[86] Floyd M. Riddick, interviewed by Donald A. Ritchie, September 28, 1978. United State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 Washington, D.C.： Francis Valeo, impeachment file, Francis Valeo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87] Robert Michel,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 2005；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285.
[88] Fields,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291—292.
[89] Drew, Washington Journal , 390； Douglas E. Kneeland, “Ford, Stumping in South, Draws Exuberant Crowds，” New York Times , August 5, 1974； Gerald R. Ford, A Time to Heal: The Autobiography of Gerald R. F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17.
[90] Drew, Washington Journal , 398.
[91] John Dean, interview with author, September 20, 2005.
[92] Michel, interview with author； Robert Michel, “A Room Full of Tears，” Robert Michel Papers, Dirkse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Center, Pekin, Illino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