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史：帝国无所不在

谈到世界史，人们不禁会想，这就是帝国史——由一个个帝国构成的历史。许许多多的历史著作让人们很容易认为帝国是非自然的产物，是强行入侵非帝国世界的不速之客。帝国的兴起要归功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或独特人格的狂热力量。帝国的衰落是可预期的，因为让帝国兴起的特殊条件无法持久。这一观点很吸引人，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随意一瞥世界史，就可看到实情正好相反：大部分时候，就政治来说，除非有外力干预，否则帝国强权是常态。帝国是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以及生态区分的势力体系或统治架构。帝国的无所不在，源自一个事实：不论就全球范围还是某一地区而言，建造强大国家所需的资源分布都极不均衡。这不只在于有没有可耕种的平原或可通航的河流，还在于社会是否团结、文化是否一致，以及政府是否能轻易调用人力和物资。就是这种“现代性”，使庞大的秦帝国得以在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诞生。要抗拒帝制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或有形力量很难，除非有地处偏远或内聚力超乎寻常这样的因素。即使是躲过帝国征服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帝国强权之间小心周旋，以免死于巨人足下。

帝国既普遍常见，也变化多样。历史上的大部分帝国会让今日的我们觉得不过尔尔，它们人口不多，版图也不大。即使将目光局限在本书探讨的那些较大的帝国，也可以发现它们彼此差异颇大。今人有时称为“古典”帝国的那些国家乃是大型的农耕文化政治体系。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对土地和农作物剩余产品的掌控。帝国组织并吸纳人才，形成一个相对集权的官僚体系，以增强皇帝权威、削弱地方利益团体或土地贵族的力量。这些官员负责收税以及执行帝国法律。皇帝的威望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得借由隔离、仪式、典礼予以细心保护。西方的罗马帝国覆灭后，古代中国是人们了解顶尖帝国运作方式的最佳范例。在其他地方，情势通常不利于帝国的形成：宗教、生态或地缘政治环境，使这些地方无法走上中国那样的帝国统治之路。在欧亚中心地带，统治者转而求助于马穆鲁克，也就是从帝国边陲征募的奴隶兵。马穆鲁克人，作为靠埃米尔宠爱而生存的外族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者，不会受到地方人脉、部落或亲族关系影响而有损于对统治者的忠诚。相对于帝国内由城镇、部落，以及地位牢固的农村精英阶层所形成的地方势力，他们成为一股制衡力量。而这两种帝国与欧洲人在15世纪末期开始打造的海外帝国都大不相同。

当然，这些“殖民”帝国以多种形式出现。它们通常不是由官方政府，而是由享有母国政府授命或特许权的民间冒险家打造而成的。一些帝国靠征用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劳力来维持；有些靠非洲的奴隶劳力来维持；有些试图复制（甚至优化）其原本的那种欧洲社会。这些“殖民”帝国都是不折不扣的移民社会，奴隶和原住民大体上被排除在外。不消说，这些殖民形式在亚洲几无进展。近200年的时间里，欧洲对亚洲的入侵，只限于临近海岸、远离内陆的各种基地、仓库、据点，以及军事前哨，其中包括孟买、果阿、本地治里、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巴达维亚及澳门。这些殖民帝国形成了环绕亚洲诸国的商业海洋帝国的一部分。它们支配的地方，是渺无人烟的荒凉大海。欧洲人从18世纪末期开始侵占领土（主要在南亚）时，更倾向于沿用之前亚洲统治者的旧制，而不是按照“欧洲”的范式打造新秩序。莫卧儿帝国受到控制与约束的税收体系，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之役（1757年）后的百年里，有资金打造其在南亚次大陆的统治政权的原因。

我们不应夸大“欧洲”道路和“亚洲”道路之间的差异，但在漫长的100年中（1815—1914年），工业力量使局势发生了改变。工业技术使欧洲人能够以远胜以前的速度和规模向外殖民，进入新市场，击垮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竞争者。它增强了欧洲人搜集并高效利用情报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使欧洲人能以更低的成本将军队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在汽轮和铁路相继登场后，偏远地理位置的战略优势大大降低。当欧洲军队可进抵南京（一如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之所为）的时候，亚洲似乎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全无虞。结果之一就是产生更多“小印度”：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开始广泛分布于亚洲和1880年后遭瓜分的非洲。另一个结果则是产生第三种帝国，“无形支配”的帝国：将统治者只享有名义上统治权的地区和国家，系统地纳入支配范围。 ^[1] 在某些地方，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大量海外贸易，掌控着外国投资，且在其利益受到挑战时能以封港或炮轰作为威胁，因此大费周章去统治这些地方反倒显得多余或无益。“非正式帝国”（如果以成本和回报为评断标准的话）乃是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

理论上，各种帝国都不可避免会遭遇过度的压力、负担，以及突发的危机，并最终垮台。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帝国能永久不灭。帝国覆灭的原因非常多样。倚赖被征服地区精英的合作或效忠来维持的帝国，一旦在令人感到棘手的时间点遭遇叛乱或反抗运动，帝国的声望和权威就可能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安抚不听话的盟邦，也可能使帝国的控制力受到较缓慢但致命的侵蚀。如果帝国的统治需要得到“本土”民意的认同，或是带来了人力或财富上的新负担，来自帝国中心地区（而非边陲）的反抗也可能成为帝国垮台的关键因素。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也可能摧毁帝国在伦理和政治上的声望，也就是帝国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帝国正是借此使人们认为这种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同样常见的威胁，乃是帝国日益臃肿而失去灵活性：帝国已然不堪重负，但就此舍弃整个帝国，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帝国的过度扩张会分散、消耗国力，引来对手的入侵。帝国也难以抵御经济、环境变迁带来的风险。帝国所赖以保持统治稳固的资源和科技，也可能会枯竭、过时。物质财富和技术优势可能会流失，或转移到条件更有利的地方。最糟糕的或许是帝国会被卷入相互毁灭的战争，原本小小的冲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促成改变世界局势的剧变。即使未走到这天下大乱的地步，大部分帝国体系里仍然潜藏着危机：帝国的领导权力几乎会不可避免地落入扎根于帝国体系的权贵之手。他们会将帝国渐渐改造为半私人的领地，为各自派系牟取利益。他们会拉拢其他派系，结成联盟，捍卫他们的既得利益。但这种不愿改变的心态是致命的，因为帝国要存续下去，就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来自国内、殖民地，以及外部的压力，并迅速利用文化与经济活动上的一切创新。 ^[2]

19世纪末期，情势的确让人觉得，使帝国衰败、瓦解的诸多根源将使世界改头换面。在西方大部分观察家看来，结局已显而易见。亚非境内仅存的大大小小本土帝国，覆灭之期已不远。它们与欧洲诸帝国艰难共存的日子即将结束。经济的停滞、文化的衰退，以及体制的腐化已摧毁它们的统治意志。它们无力保住边界，也面临着境内少数民族的反抗。经济挫败加剧了社会冲突。文化死气沉沉，助长人们对外国思想的渴求，但这相应又会孕育出愤怒、排外以及狂热的情绪。混乱与毁灭已在眼前：这些帝国已是“垂死的国家”，名存实亡。相对地，欧洲的殖民列强及其北美兄弟，似已找到永远进步、帝国永续（吉卜林极力警诫的狂妄野心）的窍门。 ^[3] 它们已打破帝国兴衰的循环。工业化、有机燃料（煤）、数千英里外的遥远资源基地，使过去的环境制约变得无关紧要。它们的商业和文化将引来众多新子民（至少是新群体中的精英），而那些子民或精英的效忠（或合作），将使帝国的运行成本永远低廉。帝国“本土”的情势也已好转。“低成本”运作的帝国和人民对外部市场的日益依赖，为推广“帝国”意识形态，营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国族”（state nation）在国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强化了“民族”群体的概念（以及在必要时保卫海外帝国的意愿）。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或许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提倡经济、政治活动中的自由竞争），似乎使政治从此不致受到权力私有化的侵蚀，使变革不致受阻于顽固的抵抗。这一进步精神被认为根植于“民族”——一个融合了生理、社会与文化层面特征的混杂产物。这是欧洲人（至少是部分欧洲人）得以发现社会演化奥秘的原因，他们也因此认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永恒主宰，是对他们伟大发现的应有回报。

最有可能的结果（至少看起来如此）乃是大权集中于少数“世界大国”之手的全球新秩序。剩下的非西方世界国家和帝国将被瓜分，即使勉力留存，也会成为西方严密监管下的半附属国。它们境内的“改革派”和“进步人士”，将会得到“世界大国”的支持，来粉碎其广大落后偏僻地区的反抗。代价则是它们不得不接纳欧洲的规则：保持商业与文化的对外开放，制定新的法律规章以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而这种监护期将会持续很久，甚至在不断重复的失败抗争中无限期持续下去。不过事态并没有按照这种可能发展。

原因之一与地缘政治有关。欧洲要将势力伸入亚洲，势必要先确保欧洲境内的和平，避免大战爆发。19世纪中期、末期欧洲的帝国对抗看似激烈，实则得到巧妙的管控：抱怨和吹嘘取代了实际的冲突。但这个多种势力竞争共存的权力真空期，在1914年被永久地终结了，战后欧洲想要恢复该状态，但几无所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差不多还未开始就夭折了。欧亚世界的各个主要地区，在某个关键时刻都遏止了西方的入侵，但地缘政治只是部分因素。

[1] “非正式帝国”这一概念发展自一篇著名的文章：J.Gallagher and 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1953),pp.1-15。

[2] 关于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变的心态，参见M.Olson,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New Haven,1982)。

[3] R.Kipling,“Recessional”(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