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的条件

这一政治上、文化上的延续模式，孤立来看是很难理解的。若不对欧亚世界不同地区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目标诞生时的物质环境进行描述，就很难解释为何出现这现象。文化自主与政治自由的维持，部分有赖于经济成功，也必然受到对外贸易的吸引、对外来商品的喜爱或抗拒心态的影响。纵观古往今来的世界史（还有今日），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追求商业交流（对外国商品和贸易开放门户）的好处时，从来都会考虑到文化、政治上的风险。他们时时担心受到商业“大国”的支配或吞并，担心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国企业及其在当地的合作者联合起来殖民化，还时时忧心新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会导致不利于稳定的社会、文化乱象。因此，经济往来的规则（加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一直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坚定地宣称，16世纪时已出现某种全球经济。 ^[1] 美洲与欧亚、非洲建立起联系后，一整套新的交易系统立即随之展开。从美洲获得的白银使欧洲人得以从南亚、东亚买进更多的纺织品、瓷器与茶叶。美洲蔗糖的收入，使欧洲人得以购买、引进（前后总计）数以百万计的非洲黑奴，间接增加了非洲人以奴隶为交换的消费。美洲的农作物，例如木薯、玉米、豆科植物以及马铃薯，改变了欧、亚、非三洲一些地区的农业潜力。有利可图的长途航线网络，促使欧洲成为支配各大洋的大型海上货物集散地。但这现代初期（1500—1750年）的世界经济，并未赋予欧洲凌驾于欧亚其他地区的决定性优势。这经济使欧洲更依赖亚洲的产品，却无助于欧洲扩大其产品在亚洲的消费比重。 ^[2]

1750年后，这一模式发生大幅变化，但并非一蹴而就。英国抓住机会将孟加拉的经济纳入掌控，使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所改变。英国靠鸦片和武力强行打进东亚贸易圈，而鸦片来自印度，武力也来自其印度基地。但关键的改变乃是欧洲开始机械化生产。此后仅数十年，亚洲纺织品的出口市场就被欧洲纺织品攻陷，欧洲布料甚至长驱直入印度、中国的纺织品市场。世界贸易额开始快速增长，在漫长的19世纪期间增长了约24倍。但亚洲这时与欧洲贸易的条件，使亚洲的施展空间小了许多。欧洲人除了供应长途贸易的大部分奢侈品，还控制了长途贸易网。亚洲经济体要进入该贸易体系并购买欧洲的制造品，只能靠出口原料和粮食。雪上加霜的是，从亚洲的立足点来看，它们除了彼此竞争，还得与大西洋经济圈的商品生产者竞争。美洲棉花和小麦，品质不逊于印度棉花和小麦；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叶也取代了中国茶叶。由于掌控了亚洲的海上贸易，找到了接触亚洲消费者的新门路（在印度武力征服，在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自身具备了工业领先优势，欧洲人似乎已将亚洲诸经济体，在欧亚实力差距最大的时刻，拉进全球市场。数据可说明一切。1820年时印度、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是西欧的一半，到了1913年则约是七分之一。 ^[3]

但这一惨淡的景象并非历史的全景。亚洲成为新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贸易的商品额较之1750年大幅增长。但基于种种原因，欧洲人对亚洲诸经济体的掌控远不算彻底。欧洲人的资金不足以将亚洲生产者完全“殖民化”。他们克服不了深入亚洲最大经济体的种种障碍。中国的语言、货币、国内商业网络，使欧洲人难以打入。时机也不站在欧洲人这边。欧洲与美国早已往来密切，但在亚洲，就连沿海地区，都要到进入19世纪下半叶之后许久，凭借铁路的铺设、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汽轮、电报的运用，其与欧洲的距离才拉近到与欧美间跨洋交往相近的程度。对19世纪80年代时已大力推动工业化的日本来说，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点特别重要。东亚正在沦为附属地区，日本由于距离较远，并未一同沦落，它对西方的出口贸易及其收入，促进了亚洲诸经济体内部与彼此之间贸易的急速扩张。不久之后，就会有印度工厂老板和（往往与中国商人合伙的）日本实业家，来满足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到了1914年，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亚洲与西方贸易的增长速度。 ^[4]

因此，1914年前的那100年，可以称为“准全球化”时代。在这段时期，出现了资本与金融服务的全球市场，同样也有了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的全球市场。在某些国家（但并非大多数国家），相较于国家的出口总值，贸易额已经大增。但这一增幅远低于20世纪末期那些终于进入世界市场的国家。 ^[5] 而且除了东亚这个例外，这一时期的制造业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大西洋欧洲和美国的旧东北地区。在这些市场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产品完全敌不过当地的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几乎完全打断了这一准全球化进程。在接下来的动荡时期，1914年前的全球经济整合趋势发生了逆转。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期短暂的复苏，全球经济萎缩。全球经济的中心英国，也放弃了推动全球贸易流动的一贯政策：金本位的世界货币和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退入其自我保护的洞穴深处。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投入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双方成员各听其霸主指挥，致力于减少与另一集团成员的贸易。苏联走上实质上与世隔绝的境地。较小的国家努力降低对外依赖。初级产品的生产国贸易收入暴跌。东亚经济，包括正快速工业化的中国，也遭受重创——先是受到日本的“日元贸易区”的冲击，随后又受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影响。在全世界为一场新的总体战而动员时，前一世纪贸易的大扩张，已无法再被视为通往未来的指引。封闭的经济、自给自足、内部发展（而非促进贸易）已成为在四分五裂的世界里存活的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观点也没有完全消除。战后经济恢复终于降临时，恢复过程本身也揭示出和平未能解决的对立问题。全球的自由贸易远景，虽然催生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却必须面临全球冷战的现实情况。自给自足的苏联在东欧、中欧大幅扩张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使战前东亚经济的分割局面更难以动摇。中国，一如早期的苏联，进入了计划经济主导、不与外界贸易往来的局面。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效仿日本的发展路线，成为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共同体（西欧复苏的工具）形成了保护主义集团，其经济协议反映出其主要目标是化解法、德两国的敌对，而非推动开放的全球经济。欧洲的海外帝国瓦解成大批新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在建立工业基础时偏向于实行封闭式的计划经济，且实行外交结盟，不愿接受美苏两极任何一方的援助和投资。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就是美国国力的强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不只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还成了最强的经济体。全球冷战则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军事强国。在20世纪结束时，美国带着这些资产进入了“全球化”世界。

本书所要表达的观点或许已经很清楚了。过去15年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经济体制，代表动荡的全球经济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那由一场剧变促成，那剧变和世界现代史上的任何一场剧变一样震撼人心。那需要地缘政治变动（苏联突然解体和中国决定推行市场经济）和通信、运输的科技革命两者结合，才可能发生。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转向市场经济，大大提升了生产力，创造出庞大的新市场。与此同时，航空旅行成本的降低极大促进了人员流动，货物运输发生了“集装箱革命”，最重要的是网络科技开始运用于商业。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使金融服务和西方诸国间的资金转移比以往自由得多，为贸易迈向超高增长期，以及经济活动的密集整合（以远超出1914年前所能想象的全球规模）创造了成熟的条件。欧洲-大西洋西方和欧亚其他大部分地区，在财富与经济成就上的“大分流”逐渐退去，转而迎向“大合流”。“大合流”若持续不辍，将在接下来50年内使双方的力量对比，恢复到500年前约略平衡的状态。

但正受“全球化”改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是在与500年前大不相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在本书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里，世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几未阻碍（反倒大力促成）具备独特价值观、态度、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国家与文化的建设。经济互赖（抑制文化多元的主要因素）的存在时间太短，太快被中止，影响也太有限，因而无法扭转趋势。今人普遍认为，这一漫长时期就要结束：本土文化和民族国家无法抵御信息、人员、商品自由流动的世界所产生的侵蚀效应。目前为止，自由交流之路走得还不长。结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1] 这一观点可参阅D.O.Flynn and A.Giraldez,“Path Dependence,Time Lags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2004),pp.81-108。

[2] 坚持全球化起源于19世纪的论点，可参见K.H.O’Rourke and J.G.Williamson,“Once More: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2004),pp.109-17。

[3] 1960年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趋势，可参见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6,p.5,网址：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wess2006files/chap1.pdf。

[4] K.Sugihara(ed.),Japan,China,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850-1949(Oxford,2005),“Introduction”,p.5.

[5] 参见R.Findlay and K.H.O’Rourke,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1500-200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Boston,2001),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