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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地缘政治革命
18世纪中叶，欧洲、伊斯兰、东亚三个世界的诸国、诸帝国之间的关系，仍以不稳定的均势为特色；欧亚诸强权与“外围世界”（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东南亚、太平洋）的诸原住民社会之间的强弱态势，亦带有同样特色。然而，这并不表示各自地位固定不动。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从18世纪初开始屡屡前后移动。尽管奥斯曼人于17世纪80年代最后一次大举入侵欧洲之后，节节后退，但在18世纪30年代之前，他们已收复失土，也已稳稳挡住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攻势。在北方，奥斯曼人面临俄国的持续扩张，但通往黑海的要道，仍掌握在他们的伊斯兰藩属克里米亚的吉雷汗手里（这时黑海仍是奥斯曼人的内海，仍是他们北方诸省的战略屏障）。在北非和黎凡特地区沿岸，欧洲海上强权几乎无意（或欠缺工具）推翻奥斯曼人在当地仍享有的霸权。东方的里海周边，俄罗斯人从伏尔加河三角洲往南推进，进展甚微，但俄国城镇与伊朗、中亚、北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非常频繁。 [1]
18世纪40年代的印度处于动乱之中，伊朗人、阿富汗人、马拉塔人入侵莫卧儿帝国的心脏地带，而印度沿海地区的该帝国古老属国（特别是孟加拉）越来越不听命于帝国中央。英国、荷兰、法国的特许公司已在南亚沿海广设要塞和贸易站，且在18世纪40年代兵戎相见。但在1750年，若预言北印度平原的群雄逐鹿，将以欧洲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非亚洲帝国主义的胜利告终，则似乎仍是异想天开。较可能的结果，似乎是北印度平原由阿富汗、马拉塔的帝国建造者瓜分，印度沿海地区则走上不同的国际性发展道路。而在当时最大的帝国里，地缘战略剧变的威胁看来不如以往严重。这时清朝正准备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即东亚“世界秩序”最悠久、最致命的威胁，给予最后一击。 [2] 这一大业完成时（天山南北路于1759年完全平定），这个天朝帝国会对外来的扰乱有更强的抵御力，在纠缠不休的欧洲人叩其海疆后门时，更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情势看来大抵如此。
在“外围世界”也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即将发生有利于欧洲人称霸该地区的决定性变动。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僵持（两国在欧洲关系的延伸），法国人与内陆印第安人的权宜性结盟，已使欧洲人的殖民脚步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东麓丘陵沿线停下。从墨西哥大本营往北推进的西班牙人，攻势也遭阻挡。半干旱的北美大平原和大平原上行踪不定而好战的原住民，挡住了一线扩张；偏远的加利福尼亚海岸线看似不宜居住，因而很少有人愿意向另一线扩张（西班牙人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占领旧金山地区）。在南美洲，辽阔的森林区、潘帕斯草原区（位于智利、阿根廷、亚马孙流域）挡住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出生的）白人的微弱攻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穆斯林势力扩及热带稀树草原的西部，且沿着尼罗河往上，进逼科普特基督教会的据点埃塞俄比亚； [3] 穆斯林势力把东非沿海地区拉向波斯湾和印度。但在非洲大西洋沿岸，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大抵仅限于奴隶买卖的滩头堡，他们很少涉险进入那些滩头堡后面的内陆地区。在遥远的南方，开普敦内陆地区进行“大迁徙”的南非白人，遭到北边、西边桑人（也称布须曼人）和东边恩古尼（Nguni）族群的包围。 [4] 最引人注目的是，虽已有欧洲航海家多次越过太平洋，欧洲人对太平洋地理的了解仍出奇地少。澳大利亚的形状和生态、太平洋岛屿的位置和文化、今日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在欧洲地图上仍是一片空白或不准确的。1774年，仍有一份权威地图把阿拉斯加当成岛。 [5] 这些仍是尚待探索的地区。
欧亚世界处于均势，不代表平静。1700年至1750年，除了伊朗人、阿富汗人、马拉塔人、莫卧儿人之间的战争，欧洲诸国间、欧洲人与土耳其人间、土耳其人与伊朗人间，也爆发了大战。但1750年后，地缘政治舞台遭到双重改造：欧亚世界冲突的规模和强度增加许多，它们对“外围世界”的冲击，令“外围世界”更加恐慌。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至今仍未完全探明。但从两股长期趋势的骤然合流中，或许可找到部分答案。这两股趋势都与18世纪中叶商业经济的加速发展有关。第一个趋势是在压力之下欲取得、扩大利润越来越高的市场和贸易，并保护这些市场与贸易，免遭对手（即掠夺性入侵者）夺走。亚洲商人和统治者、美洲商人和殖民者、欧洲君王和大臣，都感受到这股压力（并传送出去）。为此，大有可能爆发一次争夺土地和贸易的短期战争。但商业增长促使一个更为潜在的趋势进入关键阶段。在18世纪的欧亚，国家武力的强弱取决于财政实力和财政稳定状况。这不只表明要有厚实的收入基础和健全的税收制度，还表明官员与管理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最大客户通常就是政府）的利益集团之间，要有密切且互惠互利的关系。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能以较低的成本迅速调动资金，乃是维持忠贞且装备完善的军队的关键。因此，贸易扩张提升了发动战争的能力，金融资源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深知这两个道理的腓特烈大帝如此论道：“金融体系……的不断改善，能改变一个政府的地位，它能使原本捉襟见肘的政府变得很富裕，进而改变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 [6] 1815年，伦敦政府的税收已是100年前的10倍。“财政-军事国家”的道路自身不会造成冲突和危机，但胜败规则的变化，为新强权模式的出现开辟了坦途。
18世纪中叶的欧亚，有两处地缘政治骚动的中心，第一个位于欧洲。造成欧洲情势紧张的直接原因，看来似乎再明显不过。当时的欧洲国家，大部分具有扩张主义本性。在前工业时代，欧洲人认为国力的强弱取决于领土和人口的多寡，或是否垄断热带产物贸易（因为拥有这种垄断，代表大有可能拥有盈余的金银）。王朝野心和相互猜忌，更激化了领土争夺战。在西欧，前一个世纪法、西、英、荷四强的争霸战，这时已演变为英、法两强的对决，谁将脱颖而出，称霸欧洲大西洋沿岸，掌控欧洲在南、北美洲大西洋沿岸扩张地区的海上进出通道，还未确定。欧洲列强对立的另一个舞台是“内陆美洲”：广大开阔的东欧边境地区。 [7] 这地区理论上由四个主权国共有，分别是俄国、奥地利、波兰、奥斯曼帝国。但波兰、奥斯曼帝国积弱不振的形象，勾起强大邻邦的领土吞并野心，加深彼此间的猜忌。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冲突频仍的欧洲，其摇摇欲坠的稳定局面，主要靠法国（欧洲世界的最强国）维持。即使法国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未能独霸欧洲，法国仍是欧洲外交舞台的仲裁者。在欧洲，就数法国人口最多、政府收入最多、军力最强， [8] 加上法国文化的尊荣地位，发展成熟的商业，庞大海军，最先进的外交、情报机构，这个国家看上去所向无敌。法国就算不能宰制欧洲，至少会希望以确保本身霸权的方式规范欧陆事务。
这个目标透过细心的外交制衡来达成。法国支持波兰某一党，以抑制正在崛起为强权的俄国和罗曼诺夫王朝沙皇觊觎欧洲的野心。法国与普鲁士结盟，以持续向奥地利施压；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挫败奥地利、俄国的扩张。法国、西班牙的波旁“同盟”（两国君王都是波旁家族出身），意在捍卫地中海和意大利的现状。法、西两国舰队加起来，舰数通常胜过英国海军，因此两国结盟也有助于制约英国在大西洋的海上扩张。借此，法国的“保守”霸权，无意中在欧亚世界与“外围世界”协助维持了更大范围的均势，还协助了奥斯曼帝国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欧洲诸敌国联合势力，抑制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影响，并以固若金汤的魁北克要塞所主导的“印第安”外交，让北美沿岸的英国殖民地难以将势力伸入北美内陆。
这一法国体系覆盖了广阔地区，也给法国带来沉重的负担。法国得拥有欧洲最强的武力，得维持随时可以发兵德意志对付奥地利或普鲁士的常备军；法国得拥有足以和英国海军抗衡的海军实力，以维持大西洋“均势”，保护其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帝国（法国在该地区拥有和英国不相上下的产糖殖民地）。法国还必须是地中海强权（法国在土伦有一支常驻舰队，旨在保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必须维持奥斯曼帝国、奥地利（法国在欧洲的头号劲敌）在近东的均势。维持如此庞大的海军、陆军、殖民统治机器的开销，压得波旁王室及其政权大呼吃不消。1713年后，路易十四时代的庞大陆军（兵力超过40万），不得不裁减掉一半。到了18世纪中叶，情势已演变成法国不得不思索国家未来该寄托在大西洋贸易和其殖民地的增长上（两者攸关南特、波尔多、拉罗谢尔诸港的经济盛衰），还是寄托在保住并强化其在欧陆的地位上，以及思索整个波旁王朝的收入能否同时支撑这两个重担。
18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霸权所支持的脆弱稳定局势开始崩解，法国“体制”同时遭到东西方势力的挑战。破坏稳定的力量，乃是在法国军力已达到旧制度下的扩张极限时新兴的英国、俄国两大强权。俄国已强大到不能再被排除在欧洲之外；英国的金融实力则已足以撑起一支能打赢战争的海军、两支美洲陆军，并提供其欧洲盟邦所需的援助。结果就是爆发一场海陆战争，击垮波旁王朝的外交体系。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摧毁了法国霸权，但并未代之以新霸权，反倒引发地缘政治上的大变动。之后的战争、革命年代，持续了50多年，直到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五大国（英、法、俄、普、奥）重新划定欧洲的政治版图，拟出实验性的五强“协调”（concert）新体制才停止。
裂痕最先出现在法国的大西洋防御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法国的霸权地位丝毫未损。但在北美洲，法国却出现了明显可见的衰弱迹象。位于路易斯堡（Louisbourg）的法国大要塞，扼守着船只进入圣劳伦斯河（法国人进入北美洲内陆的主要途径）的通道。结果，由英国人、印第安人组成的殖民地军队，在英国海军支持下攻克了该要塞。战争结束后，被迫交还路易斯堡的英国人，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建了一个新基地。在南方，来自北美十三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使出浑身解数，与法国人争夺和内陆印第安人贸易的机会。较短的供应线（相较于曲折连接俄亥俄流域和蒙特利尔、魁北克的圣劳伦斯河）、相对低息的信贷和较便宜的商品，使英国人占了上风。鉴于情势日益严峻，到了18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人不得不兴建迪凯讷要塞（Fort Duquesne，位于今匹兹堡），以确保其对俄亥俄部落的影响力，防止英国商人接近。但来自英国边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英方于1755年出版的一张地图，把其领土往西画到远及密西西比河的地方，一场地图战争就此爆发。商人、殖民者、土地投机者，甚至传教士，都决意挑战法国对内陆地区的领土主张。 [9] 这时，法国对内陆的掌控，倚赖其原住民盟友似乎不堪一击的支持，和由军人、牧师、法裔加拿大林区人组成的薄弱部队。在英国诸殖民地，民选议会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势力极强大。 [10] 对这些殖民地来说，要让经济发展免于停滞，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往西扩张，且伦敦所指派的诸多总督中有许多都支持这观点。找出法国防卫不力的垄断地位中的罩门，就成为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接着，其中一次由弗吉尼亚年轻测量员乔治·华盛顿率领的摸底行动，点燃了一场大西洋战争。
华盛顿的冒险行动以惨败收场。他的小部队被法国人和法国的印第安人盟军团团包围，部分属下遭到杀害，他则被遣回弗吉尼亚。但双方都对这起边境上的事件反应激烈。在法国人眼中，这似乎正好证明英国人打算再度攻击他们的内陆帝国和该帝国在魁北克的总部。于是来年（1755年），法国派来增援部队。但在伦敦看来，法国加强掌控内地路线的尝试、迪凯讷要塞的修建，以及法国人对待华盛顿的方式，都具有挑衅和威胁意味，等于是挑明要终结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英国的“美洲”利益集团和其政界友人发出强烈抗议，英政府于是派出舰队，以在法国援军抵达大西洋彼岸前予以拦截。虽未能拦截到，但接下来所发生的小海战，开启了另一场大西洋战争。
这类战争原本未必会危及法国的地位。英国拿下魁北克（法属北美的大要塞）的尝试本来有可能失败（过去就失败过多次），而且英国本来有可能因其在欧洲的利益受威胁而打乱原有计划。但英、法两国的美洲纷争引爆了第二场冲突，地点在东欧。腓特烈大帝1757年写道：“欧洲不知不觉陷入的那场动乱，始于美洲……拜本世纪的治国手腕之赐，如今世上的每场冲突，再怎么小的冲突……都可能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卷入其中。” [11]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波兰的政治解体。波兰是个治理无方的贵族共和国，广大的国土从波罗的海绵延至黑海。波兰是法国东欧外交政策的成败关键。波兰的存在遏制了普鲁士势力，使普鲁士更需与法国搞好关系；波兰的存在也制衡了奥地利，限制了俄国干预欧洲的能力。但到了18世纪50年代时，由选举产生的波兰国王已是俄国的傀儡，这一趋势使波兰贵族益发不满。原就有心插手波兰对立政局、再度挑战奥地利日耳曼霸主地位的普鲁士国王，这时更难压下那股野心。 [12] 他可能曾寄望于强大盟邦法国玉成此事，但波旁政府决意维持东欧现状，特别汲汲于阻止奥地利在英、法斗争中加入英国一方（奥地利与英国一贯是盟友关系）。 [13] 向来势如水火的波旁、哈布斯堡两王朝，破天荒地一笑泯恩仇，想要联手压制破坏现状的普鲁士。这是18世纪的“外交革命”，其令当时人震惊的程度，一如1939年8月纳粹突然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法、奥同盟把欧洲最强的两国凑在一块，照理说应能促成“稳健保守”的和平，协助法国解决其与英国的殖民地纷争。结果，腓特烈大帝借由顽强抵抗和一连串令人赞叹的军事大捷，羞辱了法、奥这两个大敌。事实证明，他所创建的军国主义组织，比起他的昔日盟友法国和治理无方的奥地利，打起仗来毫不逊色。腓特烈大帝未能彻底击溃敌人，但靠英国的援助和英国正对法国的大西洋利益造成的伤害，他苦撑了下来，终至把敌人逼上谈判桌。
法国的霸权地位随之迅速土崩瓦解。腓特烈大帝在欧洲权力舞台打下一片天时，英国也已缓缓集结了征服北美“新法兰西”所需的兵力。1759年，“胜利连连那一年”，英国海军控制了大西洋，使加拿大的法国人得不到母国增援；9月，在冬季即将降临，圣劳伦斯河即将封冻，英国舰队即将不得不后撤的关键时刻，沃尔夫将军拿下法国在美洲的大本营魁北克。这是惊人的一击。因为（虽然在1759、1760年之交的严冬时，魁北克差点被反击的法军夺回），从此英国可以拔除法国在北美内陆建构的势力网。在法国于大西洋的势力已如风中残烛之后，英国开始威胁与法国同伙的小老弟西班牙，西班牙的美洲帝国这时已暴露在英国陆海军的攻击范围内。决定大局的一年是1762年：英国攻下哈瓦那。对西属加勒比地区而言，哈瓦那的战略地位犹如地中海的直布罗陀。西班牙拼命求和。法国已快要破产。事实上，1759年拖欠借款之后，法国严格来讲就已破产。俄国看风使舵，对腓特烈大帝大为叹服的新任沙皇，停止对普鲁士的战事。
176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其实是交战双方兵困马乏后的暂时休兵。法国被逐出美洲大陆，保住富产蔗糖的加勒比海岛屿和纽芬兰附近的渔业平台（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路易斯安那转给西班牙，西班牙则割让佛罗里达给英国。但《巴黎和约》的真正决定，乃是法国不再是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法国“体制”已瓦解。接下来30年，欧亚世界和“外围世界”两地的旧地缘政治均势均逐渐解体，再无人可阻挡英国的扩张。在东欧和欧亚中部，法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是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当政的俄国。失去以往老大哥的撑腰，波兰共和国逐步遭受蚕食。第一次瓜分是在1772年，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各咬了一口。俄国分到波兰东部边境，剩下的波兰实际上是俄国的保护国，以事事听命于俄国的斯坦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us Poniatowski，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之一）为国王。这项有关波兰的协议使俄国得以倾全力完成其对奥斯曼人的战争（1768—1774年），实现其夙愿：靠着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dji）在黑海边的赫尔松（Kherson）牢牢立足。1783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控制了黑海北岸。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i Potemkin，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兼情人）任“新俄国”总督，大力推展俄国南疆的殖民活动。 [14] 奥斯曼人为了收复失土，与俄罗斯人又打了一仗，结果败北，再丢了一些领土给俄国。1793年，敖德萨建立，成为这个新南方帝国的重要城市。征服高加索甚至君士坦丁堡之路，已然开通。在俄国崛起为全球强权之路上，这是关键时期之一。
英国的扩张，则大不如俄国辉煌。英国已感受到战争对国家财政施加的压力，客观形势让英国人必须妥协。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新美洲帝国几乎是个累赘。想到要再投注资源于该地，他们大为惊恐。于是英国人眼中的当务之急，乃是稳定新占领地的局势，而非开发那些地方。他们安抚魁北克省境内的法裔加拿大人，拒绝从北美十三殖民地迁入的人设立民选议会的要求。英国政府决意将魁北克当成军事殖民地来治理，由该地监管北美洲中西部的原法国势力范围。1763年，英国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画出一条诏谕线（Proclamation Line），把该山脉以西的土地仍保留给印第安人。为维护和平和金融经济，该山脉以西地区由帝国官员维持治安，殖民地人民不得越过此线向西拓殖移民。殖民地人民原以为辛苦打败法国人之后，可以得到北美内陆这个战利品，因此英国政府的限制措施令他们大为愤怒。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英国还决意强迫北美殖民地人民支应帝国防务的部分开销，于是要他们缴纳帝国税，例如恶名昭彰的印花税。英国政府还决定更严密管制殖民地贸易，执行其未经英国港口转口的商品不得运往北美殖民地的航海规定，压制猖獗的走私。
接下来的发展，尽人皆知。殖民地人民叛乱，英国派兵平乱，最终以失败收场。横越北大西洋的补给线漫长又不稳定，这场战争先天就对英国不利。 [15] 由于英国人无法迅速平定殖民地的叛乱，1763年他们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他们的海上对手本来就很想恢复大西洋上的均势，北美战事正好让他们找到报仇机会。1778年，殖民地战争爆发三年后，法国、西班牙、荷兰加入战局。孤立且海上实力处于劣势的英国，在关键时期失去其对大西洋的掌控，为其平乱战争敲响丧钟。1781年，在约克敦，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主力部队投降。英国虽然在海上反败为胜（挫败了法国、西班牙、荷兰的企图），却还是不得不在1783年签订《凡尔赛和约》，让北美殖民地独立，但加拿大仍归英国掌控。
表面上，英国1763年的大胜，仅20年时间就几乎完全遭到扭转；但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可以看出英国白人殖民社会成功脱离帝国掌控，其实代表了1763年“暂时性”胜利的最后确认。北美内陆终于完全敞开，可供大西洋沿岸“新欧洲人”尽情施展身手。这场战争一结束（事实上甚至在战争还没完的时候），殖民地人民就开始大批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内陆。“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的初期作为之一，乃是在1787年通过《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制订领土扩张计划。随着一批批移民涌入俄亥俄流域和“旧西南区”（Old Southwest，今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两州），他们与原住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进而引爆了一连串边境战争。印第安人力量分散、枪炮火力不如美军、人数日趋劣势，一路被往西赶，他们抛下的土地则为白人和白人的奴隶所占领。到了1830年，白人殖民浪潮已抵达并越过密西西比河。 [16] 在北美大陆上，前后只花了50年时间，一个“新欧洲”就从在“均势时代”挣扎求生的诸殖民地中诞生。
这个位于北美洲、“外围世界”里最富饶的地区，自此被撬开，供欧洲人长驱直入。但1750年后对“外围世界”令人震撼的入侵，发生在地球的另一头。英国海军在胜利的昂扬情绪下、称霸（全球）的新奇感觉中，开始有计划地绘制海图、风力图和洋图：帆船时代称霸海上的最重要情报。受命执行这类测绘任务的人当中，包括了詹姆斯·库克。他在1759年攻击魁北克之役中崭露头角，展现了高超的航海本事，受到海军部和皇家学会的注意。九年后，他率船展开他三次太平洋远航中的第一次远航，以观察、记录金星凌日的过程，并确认是否“可在西南太平洋区找到一块大陆，或广袤的土地”。 [17] 此后他展开十年探索，在夏威夷与岛民起纷争之后去世。库克的探察报告（和约瑟夫·班克斯之类随船科学家的报告）问世后，轰动一时，展示了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广大太平洋世界。太平洋岛屿上的社会和文化，让欧洲民众惊叹为热带伊甸园，恬静纯真的乐园。但库克所展示的，不只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他来到今日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那次远航，表明在北美的毛皮产区和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之间，可以开出一条新贸易路线。但库克最了不起的发现来自南太平洋。他打破了有个南方大陆往南绵延到世界底部的迷思，为澳大利亚大陆绘制了精确的海图，并在1770年8月22日宣布该大陆东半部为英国所有。在此之前，他已绕航新西兰一圈。库克死后不到十年，英国政府便在澳大利亚东部建立第一个流放地，而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掌控印度洋与中国之间的南方海路。到了18世纪90年代，欧洲、美洲的捕鲸人、海豹猎人、商人、传教士及海滨流浪汉，已大量移入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太平洋岛屿。由于距离问题，又有法国干扰的威胁，这个离欧洲仍太遥远的地区，殖民进展仍旧缓慢；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殖民进程已跟着放牧羊群的脚步完全展开了。1840年，英国移民抵达新西兰。第二个“新欧洲”（可能和美洲不相上下的“新欧洲”）逐渐成形。
因此，1763年后的30年里，欧洲所掌控的地球土地资源暴增，只是这些“新土地”的财富尚未开发。使这一发展更显意义重大的，乃是与此同时，欧亚“旧世界”的均势有了同样剧烈的转变，为19世纪欧洲称雄全球奠下双重基础。这一转变可见于伊斯兰世界、印度，还有19世纪30年代的东亚。俄国势力在18世纪70、80年代（大举）推进到黑海北岸，代表欧洲政治、商业影响力打入伊斯兰近东的过程，迈入一个关键阶段。
由此产生的全部影响，要一段时间后才显现。但对奥斯曼人而言，失去克里米亚乃是战略上的灾难。在此之前，黑海一直是土耳其人的内海，奥斯曼帝国交通网中的一环。借由独占黑海的使用权，他们得以相当轻易地守住从北方进逼该帝国的要道。诚如彼得大帝早已发觉的，没有海路的补给，俄国要入侵奥斯曼人的巴尔干半岛相当困难，甚至办不到；在黑海另一边，若没有海上运输的支持，要进入大高加索山脉西缘的高加索地区更是难上加难。黑海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屏障，缩小了奥斯曼人碰上欧洲人来犯时必须防守的战略边境。欧洲人要入侵，必须经由西巴尔干，而西巴尔干是不宜人居的地区，易守难攻。如此一来，与奥斯曼为敌的大国，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足以构成威胁，即与它相邻的哈布斯堡帝国。这使奥斯曼帝国海军得以集中兵力于东地中海，得以防守爱琴群岛、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要道、埃及与黎凡特地区沿岸，而几乎不用担心遥远的欧洲海上强权（英、法、荷、西）来犯。或许，最重要的乃是黑海的战略利益影响了政治。它所带来的安全感，让奥斯曼帝国敢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而权力下放是该帝国18世纪时得以保持稳定、团结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北方的海上门户紧闭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政权挨过了此前惊涛骇浪的18世纪。奥斯曼人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威信已饱受打击，但尚未完全失去。在欧洲尔虞我诈的外交游戏中，奥斯曼帝国仍是受看重的结盟对象。但18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赖以屹立的基石被移除；法国势力的衰落，更扩大此事的不利影响。在希腊的基督徒社群里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开始出现新动乱。几乎在不知不觉间，这个帝国渐渐由众所公认（但厌恶）的大国，沦落为众所争抢的地区，开始有一大群欧洲掠食者围着这块肥肉，准备分食其广大领土。
奥斯曼帝国变成“欧洲病夫”的过程，是1790年后那场地缘政治革命第二阶段的主要特色之一。而在那之前许久，同样的沦落效应就已开始出现在18世纪欧亚另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动乱中心。在上一章中，我们知道18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境内已开始一场“双重革命”。使南亚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得以维持政治一统的莫卧儿帝国旧壳，已开始出现裂缝。在该帝国的内陆心脏地带，莫卧儿政权遭到两方的攻击。伊朗、阿富汗的冒险者，先后遵循中亚建立帝国的老路子，利用中亚的“部落”人力，入主印度北部的农业平原区——正如先前莫卧儿人所为（或满人在中国所为）。他们的目的或许是控制北印度与中亚之间的商业交通要道，这些通道在当时仍是世上最繁忙的贸易路线之一。在他们入侵的同时，马拉塔人也在西印度地区发动决定性攻势。由多个印度教国家组成的马拉塔联盟，致力于将北印度平原的莫卧儿心脏地带纳入其统治和土地税收体系。 [18] 不堪政治、社会、经济改变所带来的压力，莫卧儿帝国瓦解（或说转变）为较松散的政权，与争夺领土、贸易、收入的数个新“次帝国”共存。在印度沿海地区，也出现类似的威胁。在此，促成改变者，乃是商业经济与海外贸易的快速扩张。新财富和新收入，使地区性的次级统治者越来越不受莫卧儿中央的监管，越来越不愿上缴他们应缴纳的贡税。但自主权越来越大，有其代价。有心据地称王者，靠商人和银行业者出钱才得以掌权，必须密切注意这些金主的动向；对于已加紧掌控印度海外贸易的欧洲利益集团，也必须予以严密监视。当欧洲人有意将其纷争带入印度次大陆时，这更加重要。英、法之间随时准备开打，这使英、法成为印度当地的军事强权，并把爆炸性的新元素注入本已不稳定的政治局势。
冲突的主舞台位于孟加拉。孟加拉是最活跃、最繁荣的印度沿海经济体，该地已出现产量庞大的棉织业，以满足急速增长的世界市场。恒河河网及其三角洲，还有在新砍伐干净的林地上所种植的作物，乃是支撑这出口经济的重要支柱。政治权力落在名义上由莫卧儿帝国指派的省督和跟随省督的穆斯林权贵之手。这两者都乐于见到莫卧儿帝国衰落，以顺理成章地接收地方权力。但在这个充满新贵的世界里，稳定是奢望。1756年，新上任不久的省督西拉吉·乌德-多拉（性格相当神经质，政治上有数人与他为敌）掌控金融业，印度教商人和银行业者，例如有钱有势的贾各特·塞斯（Jagat Seth），对他的施政构成掣肘。孟加拉的租金和收入仰赖贸易，而贸易由他们掌管。他们与欧洲商人，特别是英属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该公司在加尔各答设有贸易站，理论上（凭着莫卧儿皇帝敕令）不必听命于孟加拉省督。该贸易站筑有防御工事，据当时人的描述，是个“形状不规则的大地方，比德特福德（Deptford）、罗瑟希思（Rotherhithe）稍大”。 [19] 这个省督怀疑该公司包庇阴谋反对他的人，孟加拉紧张的政局陷入危机。该公司不肯交人，于是情势演变成硬碰硬的较量。 [20] 1756年6月，该省督攻占加尔各答，将该公司未及逃走的官员关入牢里（著名的“黑洞”）。一时之间，这场政变似乎表示即将有一个重商主义新国家、可以独立自主的东方荷兰在南亚兴起。
西拉吉·乌德-多拉的不幸，在于该公司有报复手段。该公司不得不报复，因为失去加尔各答已使其损失200多万英镑。6个月后，一队船抵达恒河，船上载着来自马德拉斯的英国部队，部队指挥官是罗伯特·克莱夫。克莱夫迅速夺回加尔各答，与不满省督而急欲他垮台的地方权贵联起手来。1757年6月，克莱夫在孟加拉首府附近的普拉西展示武力，省督部队随即瓦解，西拉吉·乌德-多拉垮台。这时，谁来掌管孟加拉全由克莱夫决定。克莱夫告诉他父亲：“我们完成了一场革命……一场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革命。” [21] 但克莱夫不愿让英属东印度公司统治孟加拉。他的想法是：“要一个商业公司管这么大一个自治体……若没有国家援助，可能管不来。” [22] 扶植穆斯林权贵为新省督，似乎较明智。结果实验失败，东印度公司职员私底下搞个人买卖，不愿受省督管辖，不愿缴该缴的税。1764年时，摩擦已升级为武装冲突。在伯格萨尔之役（Battle of Buxar），该公司军队击败省督和省督盟友，阿瓦德的统治者。来年，该公司接掌孟加拉、比哈尔（Bihar）、奥里萨三省的财政部门（diwani），从此，税和收入归该公司掌控，不归省督掌控。省督“除了头衔和虚权，一无所有”。 [23]
这些变动令人吃惊，但印度这场革命才刚开始。克莱夫本人担心拖垮英属东印度公司，不愿进军德里。英国并非印度变动的唯一受益者。在次大陆西部和中部，马拉塔人的势力也不断扩大，比起英国人似乎毫不逊色。1784年入主德里者，就是马拉塔人。在印度南部，海得拉巴和迈索尔的情势显示，从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废墟中可建立新国家。特别是在迈索尔，有钱的穆斯林军人海德尔·阿里（Haidar Ali），靠着比马德拉斯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更多的收入、更强大的军队，在1761年后开始建造新式的财政-军事国家。在他儿子蒂普苏丹（Tipu Sultan）当政时，这些变革更为深入。政府从事贸易，补助造船业，出资建造包含炮兵和步兵的大型常备军，军队的训练及战术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一样“现代”。 [24] 海德尔和蒂普与该公司的势力打消耗战，使该公司的财政濒临崩溃。若没有在孟加拉取得的资源（靠孟加拉的人力补充，该公司的兵力从1763年的1.8万人增加为18世纪结束时的超过15万人）， [25] 没有英国母国的海陆军援助，没有印度银行业者给予的贷款，该公司能否保住其在南印度的势力，实可怀疑。而英国人虽在1799年击败（并杀死）蒂普，但如果没有在欧洲冲突的第二大阶段（接下来就会谈到）中获胜，英国能否迫使马拉塔人接受英国的统治，同样是未定之天。事实上，到了18世纪90年代，欧亚世界地缘政治剧变的两大舞台，已几乎合而为一。
克莱夫的孟加拉革命，已开始让欧亚三大地区间的关系有了更显著的转变。在欧洲人进入印度洋之前许久，印度沿海地区就已扮演东亚贸易和中东、西方贸易之间的枢纽角色。18世纪时欧洲人已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但清朝政府只同意前往中国经商的欧洲人在广州短暂居留。英属东印度公司支配对中贸易，主要输出白银到中国，以换取中国商品（主要是茶叶），满足英国消费者日益高涨的需求。
但不管是要扩大对中贸易，放更高额的贷款，还是以更诱人的产品吸引中国消费者，英国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征服孟加拉，把这三个问题全解决了。有了孟加拉的新收入，英属东印度公司便能在不必动用白银或外销更多产品到印度的情况下，买进中国买家想要的印度产品：原棉、棉织品、鸦片。但该公司的收入大增，只是促成这时期地缘政治变动的因素之一。该公司基于自身利益而容忍公司职员暗地里从事“私人买卖”，而且这种“私人买卖”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小票欧洲人（受该公司之聘到印度工作的军人和平民）仗着该公司有财有势，以劫掠或特权贸易赚大钱（这些发财归国的欧洲人，返回英国后被大加挞伐）。将所赚钱财汇回英国，有个最有利可图的办法，就是把钱投资于运往中国的船货。船货脱手后，交易所赚的钱票交予垄断买茶生意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以换取回伦敦后领取英国货币的票据。私人贸易也是鸦片销售的媒介，因为法令禁止该公司从事鸦片买卖。透过这种间接方式，英国对孟加拉的征服为一场大大影响地缘政治的商业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 [26] 随着孟加拉的出口急速增长，华南的经济在其与英印之间的三角贸易中参与程度越来越深。最大的一条鱼开始上钩。
借此，欧洲与南亚的地缘政治变动，为欧亚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和欧亚与“外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重大改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790年后的第二阶段，此一变动所及的范围越来越明朗，18世纪末期隐约可见的新全球秩序的模糊轮廓，这时有了明确形状。但是要到欧洲政治局势爆发第二次危机，新全球战争出现，哪个强权将支配欧洲、可以放手走上全球霸权之路的问题有了答案之后，这才会发生。
这样的危机由法国大革命引起。这时波旁王朝已越来越不稳。它不得民心，原与它站在同一边的贵族、中产阶级越来越不满；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小册子战争和通俗作家较为粗鄙的猛烈抨击，已削弱其在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威望。就18世纪的王朝制国家来说，这些并非什么特别的缺陷。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0年就写道：“目前每个强权都陷入危机。” [27] 这些危机之所以对波旁政权危害这么大，乃是因为其所扮演的重大角色，使法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持续独领风骚的角色，同时垮掉了。18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欧洲“大国”已失去其睥睨群雄的地位。对波旁王朝的威望来说，这是很大的打击，但最迫切的危机，乃是财政崩溃。经过短时间的承平，法国在1778年投身战场，与反英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结盟，以一雪1763年《巴黎和约》的耻辱，恢复其在大西洋上的地位。这是场豪赌，而收获微不足道，代价则是债台更为高筑。没错，法国的国债不如英国的国债多；症结在于法国偿付国债的能力远不如英国，国债给其财政带来的负担远比英国重。大革命前夕，光是支付利息就耗去法国支出的一半。 [28] 1789年，波旁王朝的威望降到谷底，破产的王朝陷入体制改革的大旋涡中，不得不把实质政治权力让给“第三等级”（6月时改组为“国民议会”）的领袖。随着财政乱象日益严重，社会秩序瓦解，以奥地利为首的保守强权干预法国内政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人民害怕国王与那些保守强权合谋，撕毁他在1791年9月签署的宪法，法国政局因此走上激进之路。1792年春，法国与奥地利交战，大败，人民普遍担心外国入侵，较温和的改革者因而失势，君主政体也于1792年9月遭到废除。 [29] 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于1793年1月遭处决时，法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旧制度”的支柱、王朝制国家的典范，已变成好战的革命共和国，致力于传播其颠覆性的“人权”理念。
法国政治动荡的直接结果，就是进一步削弱其在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力。在东欧，法国的衰弱使波兰失去了靠山，终于导致波兰在1793年至1795年遭瓜分而亡国。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军队于1792年进入法国时，俄国军队进入波兰。 [30] 俄国瓜分到的战利品（包括西乌克兰），使俄国的黑海帝国版图陡然大增。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的革命政权已发展出非凡的动员能力，其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以供作战的规模，已非那些保守君主国所能企及。法国公民军队狂热的爱国情绪和选拔将领时唯才是举的作风，使法国再度跻身为军事强权。对外攻城略地，支应了部分军费。 [31] 在拿破仑掌政时，这一转变因他的魅力和天才达到最高潮。在意大利取得的大捷，使他成为战争英雄。他担任第一执政官（1799—1804年）和皇帝（1804—1814年），成为法国独裁者。他的使命之一，乃是恢复遭革命捣毁的社会纪律和行政体制，但他也决意恢复并扩大波旁王室所失去的欧洲霸权地位。这对欧洲与“外围世界”（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冲击必然很大；对欧亚世界的近东、中亚、印度（进而中国）的影响，也丝毫不弱。
接下来的战争的第一回合，乃是争夺埃及。1798年，拿破仑和法国外长塔列朗拟订了征服埃及的计划。对以亚历山大大帝为军事偶像的拿破仑来说，埃及的吸引力自不待言。据说他曾兴奋地说过：“欧洲是个鼹鼠丘，所有丰功伟绩都来自亚洲。” [32] 但他和塔列朗的推论，说明了他们对18世纪中叶以来地缘政治的变动程度了解极深。 [33] 控制埃及将使法国得以让欧洲与印度之间的苏伊士路线复兴，反制日益壮大的大西洋贸易势力。埃及帝国将弥补法国丧失的美洲殖民地：1763年失去的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这将有助于遏制俄国对其最终目标奥斯曼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攻势（似乎正急剧加快的攻势），还将在关键时刻提高英国在印度扩张的风险。法国一旦进驻位于红海顶端的苏伊士，让法国的势力投向波斯湾和伊朗，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军事地位将被大幅削弱。英国要镇住锡克教教徒、马拉塔人、海得拉巴、迈索尔将困难得多，甚至可能办不到。如果成本和风险变得太大，英国在东方的帝国主义实验就可能一败涂地。
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4万人的庞大部队登陆埃及。他还带了天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土地测量员、建筑师、动物学家、艺术家、作曲家、经济学家、古文物收藏家、印刷工、内外科医生、药剂师，总共超过165人。他们的任务乃是为拿破仑记录埃及的过去，规划其未来。7月21日，金字塔之役结束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拿破仑坚称法国人是前来解放埃及人民，使其摆脱马穆鲁克王朝的残暴统治的，并承诺尊重伊斯兰教，甚至与乌里玛领袖讨论让其士兵大批改信伊斯兰教的条件（结果未成，而割礼问题是未成的原因之一）。他派人向最远至摩洛哥的北非沿岸诸穆斯林统治者示好，向达尔富尔（Darfur）的苏丹及印度的蒂普苏丹示好。英国怀疑波斯湾的马斯喀特（Muscat）已被法国纳入势力范围。拿破仑拟订了进军叙利亚的计划，以使法国控制整个黎凡特沿海地区，还有肥沃新月西半部。拿破仑最终想建立多大的帝国，至今仍不得而知。他想必打算通过迅速入侵所产生的地缘政治震撼，使局势转而有利于法国，把老战友奥斯曼人拉回自己的阵营，与之合力对抗俄国和奥地利。但事与愿违。他抵达开罗才几天，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就在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海战中大胜法军，歼灭法国舰队，切断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埃及太穷、太弱、太无防御之力，承受不住法国的统治所带来的负担，无法在缺少海外支援的情况下供养军队。叛乱和反抗运动蜂起，奥斯曼帝国也对法宣战。法国远征叙利亚的行动以失败收场，对穆斯林所做的外交工作毫无成效。1799年8月拿破仑偷偷返回法国时，蒂普苏丹已在5月被英国人击败、杀死。法军继续坚守，但巴黎没有任何援助。1801年6月，开罗被英国与印度派来的部队拿下。拿破仑的东方计划就此失败。
虽然拿破仑欲在海上和英国一较高下的希望破灭了，但战争并未结束。1805年10月，在西班牙海岸外的特拉法尔加角附近，爆发决定性战役，他的死对头纳尔逊重创法、西两国舰队至无望复原的地步。这时拿破仑已放弃美洲大陆，1800年从西班牙手里收回的路易斯安那已卖给美国，以换取现金。法国最富裕的殖民地圣多明各（今海地），1804年因黑人起义而失去。英国拥有制海权，便得以封锁法国在亚洲的帝国：英国人于1806年拿下好望角，1810年拿下法属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印度洋成为英国的内海；1811年，英国人夺下荷兰王国（拿破仑的附庸国）所掌控的印度尼西亚帝国。
拿破仑或许想恢复以法国为首，由法国、奥斯曼帝国、伊朗组成的同盟，以反制俄国在欧洲的势力扩张和其他目的， [34] 但几乎一无所成。他的主要目的仍为称霸欧洲。爆发特拉法尔加之役那个月，他在奥斯特利茨获胜，距离实现称霸大业更近一步。他灭掉奥地利、普鲁士，重划德意志政治地图，建立新附庸国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让亡国的波兰以华沙大公国的身份复国。1807年，他在蒂尔西特（Tilsit）与沙皇亚历山大会晤于木筏上，议定法俄互不侵犯。平定欧陆后，拿破仑将矛头转向英国。1806年在柏林和次年在米兰，他下令禁止英国货在他的控制区内贩卖，断绝整个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击垮英国经济，吸干其白银，迫使伦敦屈服。英国也祭出反封锁措施，利用其强大海军封锁欧陆港口。如果说英国想称霸海上，拿破仑的作为似乎就在表示，他要把英国人溺死在他们最如鱼得水的地方。
如果他成功了，或许可以收复自兵败埃及之后法国所失去的地盘。但几可确定的是，为时已晚。意在堵死英国贸易的“大陆封锁”（continental system），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这政策还毁了欧洲接受拿破仑式帝国的机会。他的前秘书以挖苦口吻写道：“为确保这政策成功，就必须征服并占领每个国家，而且绝不从那些国家撤兵。” [35] 拿破仑的名号，深深吸引那些不满老旧君主体制的欧洲人民，在他们眼中，他就如同救星，但他所建立的帝国却成为让人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俄国拒绝接受大陆封锁的商业枷锁，且要求拿破仑承诺绝不让波兰人恢复其王国。到了1812年，拿破仑已断定，唯有征服俄国，才能确保和平。灾难随之降临。该年，拿破仑大军进攻俄国告败，被迫在严冬中撤离莫斯科，沿途又遭俄军痛击，死亡枕藉。1813年10月，莱比锡爆发“民族会战”（battle of nations），法军被奥、俄、普击溃，从此失去反击力量。法国本土遭敌人从东方、南方（来自西班牙的英军）入侵，拿破仑流亡厄尔巴岛。他的帝国就此瓦解。拿破仑的最后一次夺权行动（1815年的“百日王朝”）随滑铁卢之役的败北而结束，维也纳会议随之得以达成结论。事实上，该会议所做的决定，即使不是以全球为范畴，也是以欧亚世界为范畴。与会者理解到，已不可能恢复“旧制度”时代王朝混战的局面。25年的革命和战争，使这种前景变得让人想都不敢想。于是，与会者针对领土争执达成协议，以确保奥、普、俄、法、英五大强权间形成均势，没有哪个国家可宰制其他四个国家。他们创造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五大国将借由这个机制解决歧见，维持这个新的权力分配状态。 [36] 事实证明，维也纳解决方案极耐用，欧洲有将近一个世纪未再爆发总体战争。这促成的结果之一，就是稳定了欧洲的局势，使位于“两侧”的强权（英国和俄国），得以放心大胆地在欧洲之外扩张（但扩张危及欧洲和平时除外）。维也纳会议为欧洲从南、北两方包围亚洲，开启了大门。
拿破仑的战败和其帝国大业的落空，影响的不只是欧洲。我们一路探索其进程的那场地缘政治大变动，拿破仑终未能使其剧烈冲击转向，而拿破仑的失败正是那场大变动的真正顶峰。英国一摆脱他所加诸的威胁，立即将印度次大陆纳入囊中；对中国的商业渗透（1800年前已开始）这时开始加快脚步。英国虽然将战争期间所占领的马来群岛交还给新成立的荷兰王国（为防止法国在欧洲扩张而成立），但仍保有新加坡岛，并将该岛打造成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贸易中心。在西半球，西班牙经过1805年特拉法尔加的大败，海上实力元气大伤，很快就无力再掌控其美洲帝国，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贸易门户因此被打开，而且主要开向英国。因此，拿破仑失败而英国大胜所产生的长期效应，乃是将过去的重商主义体制的残余一举摧毁。以舰队、要塞、特许公司、商业垄断相竞争的贸易帝国，已随着英国“宰制海洋”而成为明日黄花。就连英属东印度公司，都不得不在1813年允许非该公司的商人入印度经商，但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直到1833年才遭破除。妨碍贸易扩张的最大一块石头（商业帝国的相互对抗所带来的巨大固定成本），已被移除。私人贸易（即“自由贸易”）将如何快速利用这大变动所带来的新机会，仍有待观察。
[1] G.R.G.Hambly,“The Emperor’s Clothes”,in S.Gordon(ed.),Robes of Honour(New Delhi,2003),pp.31-49,esp.p.43.
[2] 相关重要研究可参阅J.J.L.Gommans,The Rise of the Indo-Afghan Empire,c.1710-1780(Leiden,1995)。
[3] 参见洞察格鲁吉亚政治局势的经典篇章：W.E.D.Allen,Russian Embassies to the Georgian Kings(1589-1605),Hakluyt Society,2nd Series,138(2 vols.,Cambridge,1970),vol.1,“Introduction”。
[4] L.Lockhart,Nadir Shah(London,1938),p.268.
[5] Ipid.,p.268;P.Sykes,A History of Persia(3rd edn,2 vols.,London,1951),vol.2,pp.241ff.
[6] Gommans,Indo-Afghan Empire,pp.55ff.
[7] Ibid.,pp.26-7.
[8] R.L.Canfield,Turko-Per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1991),p.22.
[9] Lockhart,Nadir Shah,pp.212ff.
[10] Gommans,Indo-Afghan Empire,p.177.
[11]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p.693.
[12] S.F.Dale,Indian Merchants and Eurasian Trade 1600-1750(Cambridge,1994).
[13] P.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Cambridge,Mass.,2005).
[14] 关于18世纪中期上尼罗河地区政治局势，可参阅J.J.Ewald,Soldiers,Traders and Slaves:State Form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Greater Nile Valley 1700-1885(Madison,1990)。
[15] 相关经典论述参见P.J.van der Merwe,The Migrant Farm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e Colony,1657-1842(1938;英译本，Athens,O.,1995)。
[16] W.P.Cumming,S.Hillier,D.B.Quinn and G.Williams,The Exploration of North America 1630-1776(London,1974),pp.233-4.
[17] 引自R.J.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 II: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End of the Old Fiscal Regime”,in R.J.Bonney(ed.),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Oxford,1995),p.315。
[18] 关于这一地区的最佳导读仍然是W.H.McNeill,Europe’s Steppe Frontier(London,1974)。
[19] 根据1763年法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国以3.21亿里弗尔的岁入高居首位，其次是英国的2.24亿，第三位荷兰的岁入为1.2亿，第四位奥地利为9200万。参见Bonney,“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p.336。
[20] W.Goetzmann,New Lands,New Men: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Discovery(New York,1986),pp.69-73.
[21] 关于集会的影响力，可参阅B.Baily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pbk edn,New York,1968)。
[22] T.Schieder,Frederick the Great(1983;英译本，London,2000),pp.116-17。
[23] 因为腓特烈大帝担心俄罗斯人的扩张，ibid.,pp.151-8。
[24] 主要是为了收复其在1740年时被普鲁士夺走的西里西亚。
[25] 参见S.Sebag-Montefiore,Potemkin(London,2000);N.K.Gvosdev,Imperial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s Georgia,1760-1819(London,2000),第4章。
[26] P.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London,1964)一书中对此有公允的记述。
[27] 近来的相关概述，可参阅G.Nobles,American Frontiers:Cultural Encounters and Continental Conquest(London,1997),第2、3章。
[28] 库克的指令内容引自J.C.Beaglehole(ed.),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The Voyage of the Endeavour,1768-1771(Cambridge,1957),p.cclxxxii。
[29] A.Wink,Land and Sovereignty in India:Agrar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ratha Svarajya(Cambridge,1986).
[30] 这一描述来自一封信件，原信收录于London Chronicle in July 1757.S.C.Hill(ed.),Indian Records Series:Bengal in 1756-1757(3 vols.,London,1905),vol.3,p.85。
[31] 关于这场危机的详细描述可参阅ibid.,appx 2,3。
[32] 克莱夫于1757年8月19日写给父亲的信，参见ibid.,p.360。
[33] 克莱夫于1759年1月7日写给威廉·皮特的信，参见W.K.Firminger(ed.),Fifth Report…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12(1917;repr.New York,1969),p.clvi。
[34] 克莱夫于1767年1月16日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参见ibid.,p.clix。
[35] B.Stein,“State Formation and Economy Reconsidered”,Modern Asian Studies 19,3(1985),pp.387-413;K.Brittlebank,“Assertion”,in P.Marshall(ed.),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ndian History:Evolution or Revolution(New Delhi,2003),pp.269-92.
[36] R.Callahan,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rmy Reform(Cambridge,Mass.,1972),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