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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破裂的世界秩序
经过那段大动荡期，世界许多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似乎正迈向较稳定的状态。把战前岁月视为某种“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人，或反感欧洲帝国主义之掠夺无度的人，把国际联盟的成立视为新时代的开始。由王朝制帝国组成的“旧制度”，已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国联“盟约”约束加入的民族国家，禁止武装侵略，规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方法。把殖民征服视为战争之合法战利品的古老传统，已遭扬弃。德国失去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失去的省份，将成为国际“托管地”，那些托管地公开受国联官员检查，向所有商业活动平等开放。至少对其中某些托管地而言，国联赞成它们早早自治。国联本身带给世人更宏大的憧憬：抱持同样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拥有共通法律架构的国际社会，将势如破竹地由欧洲扩至“新欧洲”（例如拉丁美洲诸国）以及此外的非西方世界。 [1]
当时的人期望国联发挥类似过去“欧洲协调”体制的作用，但是以全球为格局，且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其意识形态标杆。一如在“欧洲协调”体制下，国联中的大国将以道德劝说来对付国联中较爱惹是生非的小国。在支持国联的人士眼中，国联之所以不可或缺，在于未来的国际政治将会比战前更为“涵盖全球”。各国的国家利益将会更加环环相扣，国际社会也会更强调非侵略性的行为，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会传播更广。但国联要扮演好国际和平集体守护者的角色，有个条件必须满足，那就是所有主权国都必须加入，承认其规则。而这从未实现。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成形的战后世界，从一开始就分割为四个地缘政治区，其中最大的无疑是国联区。这形成一个宽松的国际邦联，以行事暴躁易怒的英、法为领导，其会员国大部分是欧洲国家或拉丁美洲国家，还包括中国和日本（日本在1933年退出）。最初，苏、德都未获邀加入；两国后来成为会员国，但加入时间不同（德国于1933年退出，苏联于1934年加入）。美国不愿加入。在欧洲以外，国联的涵盖范围，几乎和英法的帝国体系及荷兰、葡萄牙之类较小的殖民强权的帝国体系的范围重叠；拉丁美洲仍旧是若即若离。国联能够吓阻侵略和维持战后协议，主要倚赖国联里英、法这两个老大的陆海军力，但它们需要欧洲稳定（主要是法、德维持友好）才能放手行动。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让法、德两国保证尊重彼此的边界，似乎代表欧洲将迈入由欧洲四强（英、法、德、意）和睦处理欧洲事务的新时代。得到集体支持的国联，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使欧洲的战前霸权得以在不言之中恢复大半。但不到10年，这四强就严重失和，导致国联本身动荡不安。国联未能阻止会员国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间接肇因于英、法两国对德国的顾忌。最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欲维持全球秩序的实验体系，就此土崩瓦解。
美国不愿加入国联一事，乍看令人不解，因为极力倡导成立国联的正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联似乎体现了威尔逊的大半理想。1914年后，美国也已成为比以往更强大的国际强权。它已建造或说正在建造大得多的海军，规模至少和英国海军一样庞大。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规模已大增。1914年，美国的对外投资为48.2亿美元（约合10亿英镑），略少于其海外贷款（约50亿美元）。到了1919年，情势大逆转，对外投资比海外贷款多了100余亿美元。10年后，美国的对外放款已达到350亿美元的惊人规模，超越英国成为世上最大的债权者， [2] 这些钱大部分投资在欧洲。诚如先前提过的，美国在1921年至1922年的东亚协议上扮演了吃重角色。在威尔逊的支持者看来，透过国联运用美国国力以创造一新的世界秩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使欧洲诸帝国逐渐解体，实行全球自由贸易和对商业“开放门户”，禁止他国组成能危及美国利益的同盟体系，乃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他们担心加入国联后会妨碍美国的施展空间，担心美国的国力遭利用，因此裹足不前。参议员博拉（Borah）称，国联的功用是保障大英帝国，那是“英国最大的外交成就”。参议员诺克斯（Knox）则说，国联盟约将使未来每一场战争都成为世界战争：“我们因此被整个推入可怕的欧洲政治旋涡中。”批评威尔逊最猛烈的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则警告道，美国的海陆军可能被他国派上战场。 [3]
讽刺的是，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者，除了那些认为卷入国际事务会危及民主的人士（例如博拉），还有那些希望美国称霸世界的人士（例如卡博特·洛奇）。在这些“大国”派人士眼中，国联是妨碍美国运用其权力的枷锁，会使美国陷入由英国支配、欧洲主导的体系里而束手束脚。若是不通过国联，美国可以更方便地施展其影响力。如果真如这时许多专家所说的，经济力量已取代领土掌控，成为检验世界支配力的标准， [4] 则美国未来称霸大业的真正谋划者，将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而非日内瓦的外交官。因此，拒绝加入国联，不代表美国退回孤立主义。美国企业在欧洲、南美，甚至亚洲，都极为活跃。由好莱坞传播的美国文化传布更广。 [5] 美国领袖宣扬世界和平理念，主张与英国联手预防海上军备竞赛。但美国人的思维，骨子里还是单边主义，希望美国超脱既有的世界秩序，而非协助维护该秩序。这思维不愿将美国视为彼此平起平坐的一群大国中的一员。那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疑虑：投身外部事务可能招来风险，外国居心不良。因此，美国与国联打交道时，把国联当作一个与自己有竞争关系而有时友善的强权。一发现情况不妙，美国就重新搭起商业的保护墙，在1922年祭出《佛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1931年至1932年中国东北出现危机时（见后文），华盛顿的本能反应是反对集体行动。 [6] 因此，“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并非“美国世纪”的序幕，而是陷入死胡同的时代。美国领袖不满世局现状，20世纪30年代期间经济大萧条降临时，不满更甚。但对于世界现状可如何改造，他们没有切实可行的想法。他们几乎想不出可在什么条件下与别的强权合作，甚至与英国合作亦然。 [7]
支配第三大地缘政治区的大国，情形亦可以说是相仿。1922年至1923年时，布尔什维克政权已收复沙俄时期掌控的内欧亚广大土地，只剩个别省份还在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小国之手。诚如前文所述，新生的政权将所有对外关系牢牢掌控在莫斯科手中。莫斯科矢志与共产国际联手推动“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在实践中受苏联政府影响较大）。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基于充分的战略理由，把全部心力投注在中国。与此同时，为了复苏经济，向西方开放。斯大林当政时，为快速工业化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这一时期的苏联对进口机器需求提升，外债也增长至战前水平，但苏维埃世界与国联世界无法真正修好。在苏联领导阶层眼中，主宰国联的诸大国既是迟早要随着资本主义一同灭亡的腐朽国家，同时又是可能使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夭折的潜在威胁。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无意扩大苏联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而是正好相反。五年计划创造大众阶级（建造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并创造工业财富以捍卫革命。事实上，1932年后，苏联在经济上回到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状态，外贸金额只有1913年的五分之一。 [8]
斯大林在外交政策上采取防守策略，他的最高目标乃是保住庞大的苏维埃区。他在1937年某场私人宴会上说，俄国沙皇干了许多坏事，“但他们干了件好事，就是创造出从这里绵延到堪察加半岛的辽阔国家。我们继承了这国家，而且，我们布尔什维克已首度使这国家团结一致，将它巩固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 [9] 但斯大林也明白，不能视国家的团结为理所当然。他急于稳定苏联的边境：1930年后，那些摇摆不定的边境居民，都被要求迁移至他处。 [10] 他担心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因此一方面不得不安抚日本（将过去沙俄在中国东北攫取的铁路权利转让给日本），一方面重建东方的陆海军。 [11] 但他更担心来自西方的攻击，丧失波兰和波罗的海诸省已大幅削弱苏联在西方的战略地位，特别是此间还有摇摆不定的乌克兰人。因此，苏联的最初策略是与德国保持友好。两国的经济合作与（私下的）军事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时就已很紧密。但是希特勒的掌权迫使莫斯科重新评估与德国的关系，评估的结果是斯大林决定加入国联（1934年），与法国缔约。但他此时仍然尽量避免与德国正面决裂，以确保苏联安全。斯大林无法完全信任国联的动机，也无意和国联保持完全一致。他在欧洲和东亚，有自己的考量。
第四个地缘政治区是东亚。东亚的战后协议是英、日、美三国的安排，但情势很快就表明，东亚将会成为国联和任何大国都无法一手主宰的地区。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与东亚利害关系最紧密的强权）已采取守势，深恐汹涌的民族主义会将其赶出条约口岸的租界，香港也成为英国的沉重包袱。英国在1927年派兵到上海，但急于和国民党谈判。在中国没有太多利益的美国（1931年美国在华投资只占其对外投资的6%，远逊于英国的37%，日本的35%，甚至不如苏联的8.4%）， [12] 倾向于与国民党政权建立良好关系（国民党政府的部分领袖与美国有深厚渊源）。美国人一心想要让国民党远离苏联的怀抱。美国人不愿见到苏联影响力扩张，因而不愿与日本（苏联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为敌。日本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时，美国虽然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最终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予以制止，只寄希望于东京当局能约束日本军方。 [13] 1931年后英、美关系降温（部分因为经济摩擦），使“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实施失去了最大保障。
1931年后，最重大的发展乃是国民政府（此时以南京为大本营）、苏联（急于巩固其影响力）、帝国主义日本三者间的对立。经历1928年至1931年的内战（战祸和饥荒夺走了600万条人命），南京政府已扫平各地军阀，但仍未能真正掌握全部“中原地区”。 [14] 1932年，中国人对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愤慨，升至对上海本地的日本利益相关群体的攻击时，南京政府无力阻止日本对上海施加的暴力。1928年，蒋介石当权时，国民党领导阶层已和党内共产主义者决裂，实行“清党”。国民党在江西苏区的杀戮，迫使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1934年至1935年展开长征，逃到中国西北的安全之地。共产党结束长征后，在苏联支持下再度对抗国民党。苏联在东亚的作为，意在巩固莫斯科的影响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使之得以存续，阻止日本入侵中国边疆地区并支配中国。但军事力量以及后勤补给的薄弱、国民党的敌意、（一如先前所提过的）对于两面作战的忧虑，使苏联难以如愿。
在东亚，主动权操于日本之手。20世纪20年代，西方列强蔑视日本的实力：1924年英国大使说日本“是个弱国，而非强国”。 [15] 事实上，禁止列强在西太平洋（包括英国在香港的基地）增筑防御工事的《太平洋条约》，已使日本抵御海上攻击的能力远胜于1914年之前。东京的政策乃是避免与英、美正面冲突，同时通过操控中国东北的军阀统治者，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16] 中国东北是日本最看重的地区，已在中国东北耀武扬威的日本军，一心想将其彻底占领。中国东北作为辽阔的边疆地区，其经济重要性不言而喻，但1928年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非正式占领，受到日益自信的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满铁”（日本商业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各地的工具）和守卫“铁路区”的关东军挑起的纠纷，也日益频繁。1931年9月，关东军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事件，然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首府沈阳。东京当局迫于无奈，准许了关东军的举动。经济大萧条的严峻形势，以及陆海军对日本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接受裁军条款的一致反对，催生出日本新的政治气氛。 [17] 日本退出国联（1933年），借由扶植中国东北的“满洲国”否定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且在华北地区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准备抗战时， [18] 真正不确定的乃是战争何时会全面爆发，还有谁会参战，战争会如何结束，以及战争会对已破裂的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
人们很遗憾没能建立起成熟的战后体制，可以让大国之间据此消弭分歧，结成联盟，一致应对违反规则的国家，但乐观的经济前景或许能纾解这一遗憾。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情势似乎显示，商业的大幅复苏将会使人们忘记战后体制建设的失败。繁荣的世界经济会把美国拉向欧洲，助长德国境内的自由主义，卸除日本的忧虑，使西方与苏联之间的交往不致完全断绝。然而1930年贸易的骤然萎缩使所有事态都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受创最深者是以初级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随着收入断绝，这些国家的购买力也瓦解。市场崩溃，物价下跌（许多商品价格下跌了一半），主要商业国赶紧采取自保措施。本就颇高的美国关税，在1930年又涨了四分之一。为了稳定英币币值，英国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至少此时是放弃了），建立起帝国的关税壁垒； [19] 苏联则几乎完全退出世界贸易。在自由贸易消退的情况下，最明显的受害者（除了那些生产原料、粮食的贫穷国家之外）乃是日本与德国的工业经济。1933年后德国的经济复苏，建立在由国内需求带动的生产以及尽可能减少进口的严格贸易管制之上。德国的复苏还倚赖其与东南欧诸邻邦之间以物易物的协定：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对东欧（实质上受德国商业势力控制的地区）原料的取用特权，已成为纳粹恢复世界大国地位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20] 就日本来说，形势更为严峻。日本必须进口原料和燃料（原棉来自印度，石油来自美国），且以出口（特别是纺织品出口）所得来购买那些进口品。日本产品的出口额高达美国的三倍。 [21] 日本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低廉的劳动成本、大商社的高效生产，以及迅速提升的布料生产效率。 [22] 这些因素使日本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工业国陷入严重困境时，还能保持工业发展。但日本仍极难抵御贸易壁垒（例如1933年至1934年日本的第二大市场印度就因贸易壁垒而对日本关闭）、物价下跌（例如其输出至美国的生丝价格下跌）、对日货的抵制（在中国频频出现），及其整体经济的突然混乱（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脱序的可怕后果）所带来的潜在伤害。东京的应对手段，乃是剧贬币值（贬将近一半），管制进口，通过积极外交手段争取海外市场的出口配额，致力于在东亚建立“日元集团”。这是新全球秩序的征兆。贸易的政治化、日益相信国际贸易相较于产出必然进一步萎缩、迫切欲透过政治手段掌控关键市场和供应，乃是这个时代（19世纪末期“全球化”已骤然逆转的时代）的重大标志。 [23]
地缘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裂或许也不足为奇，但这种分裂在文化上竟然也出现响亮的呼应。西方自由主义者欲打造现代文化的大计划，在1914年前就已遭遇挑战。宗教思想家（在世界各地）和受过教育之精英（在世界某些地区），认为这些计划和主张在挑战他们的动员能力。西方关于科技变革、个人选择、公共领域的理念，被毫无阻碍地加以利用，与此同时，新式媒体和新式协会被用于从较古老传统里打造具民族特色之“高尚文化”的行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道分水岭。它对思想与想象的爆炸性冲击，使自由主义者的笃定一下子消失无踪。苏联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一现象。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在斗争中活下来，成为新统治体制，不只需要政治革命，还需要文化革命。新的苏维埃文化旨在透过普罗大众的集体努力，而非资产阶级的自助，来实现技术现代性。这也是“去小农化”（de-peasantization）这个大运动的一部分。 [24] 新的“苏联人”将拥抱科技与社会主义，同时心里笃信资本主义社会正迈向自我毁灭。在德国，自由主义文化在1918年后，也受到更为猛烈的抨击。这绝非偶然。长久以来，左派和右派都痛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对社会凝聚力的腐蚀作用。由德国领导中欧这样的诉求能打动人心，原因之一就是它在相对落后的东方和过度商业化的西方之间，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战败的创伤、数百万德国同胞被迫永久与新德国分离所带来的“失落感”，以及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催生出强烈的社会、文化危机感。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使德国人民不致被无视可靠品质和归属感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巨轮碾碎。这些观点在1929年前就普遍存在于德国人心中，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更得到了权威的加持。 [25]
苏联与纳粹都为现代性提供了诠释。两者都强调自己科技的积极创新，都声称科技的发展乃是为服务一共同的社会目标，都极力主张为达到文化上的自给自足，必须排除外来影响，都谴责西方腐败、堕落并且正急速衰落。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连该怎么挽救国际贸易体系都无法达成共识，更别提达成共识后该如何落实了，这似乎证实了左派与右派那些批评的正当性。对西方的文化攻击，不只限于欧洲。在20世纪20、30年代急剧加速工业化（而极度依赖女性劳工）的日本，大量人口涌向城镇，乡村生活所受的压力，新媒体（特别是美国电影）的冲击，对旧社会规范瓦解的忧虑，导致全社会出现了深度文化焦虑的征象。 [26] 1930年的情势，似乎证实西方强行加诸东亚的国际秩序与其格格不入，行将破产。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希望西方支持的心理，在国联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怯懦反应下深受打击，与共产党的对抗则成为国民政府的施政重心。在英国治下的印度，国大党是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工具。20世纪30年代时，知识界对该党“领导班子”的忠诚，已分裂为对甘地主义自给自足乌托邦的效忠和对受苏联启发的社会主义的效忠（社会主义受到甘地思想的理性继承者尼赫鲁的支持）。宗教复兴主义（盛行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和通俗甘地主义（提倡建立纯洁的、乡村的、虔诚的印度），联手对帝国统治文化价值观构成攻击（帝国统治被谴责为对印度道德秩序的外来侵犯）。在被殖民的非洲，害怕肯尼亚被殖民的命运摧毁其社会、道德体制的基库尤族上层人士，同样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27] 在《面向肯尼亚山》中，曾在伦敦跟随伟大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的乔莫·肯尼亚塔，谴责殖民统治为破坏他人文物的野蛮行为，摧毁了基库尤文化的物质基础，并在这一过程中毁掉了欧洲人所无法理解的自由意识和责任感。 [28]
在这黯淡的时代背景下，欧洲的海外帝国命运，怎么看都前途未卜。马克思主义者、顽固帝国主义者，乃至焦虑的自由主义者，都从自己的立场预言欧洲的帝国主义将会早夭。 [29] 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帝国主义将很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走上破产之途。在左派欢欣鼓舞和右派黯然悲观的这些迹象之间，帝国统治者时时显露出信心危机。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即将衰落的预言，使那些自觉无法幸免于难的人，例如南非、中非占人口少数的白人或上海的外国侨民，愤怒更甚。 [30] 但一如汤姆·索亚 [31] 的讣闻，“失去疆域”或“全世界起来反抗欧洲”这种预测，都为时过早。事实表明，欧洲主要殖民强权（英、法、荷、葡、比）的帝国体制，出人意料地强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它们的帝国版图仍完好无缺。即使在民族主义已得到最广大支持的地方，被殖民的民族能否冲破罗网，获得自由，仍是难以预料的。经过20年抗争之后，尼赫鲁在1938年时几乎已对印度的政治前途感到绝望。 [32] 真正的独立似乎仍遥不可期。
帝国能够存续，部分原因在于帝国统治者的务实手段。殖民政策抛弃高压手段，因为这些手段代价太大、太过笨拙，还会带来反效果，战后的动乱已让殖民当局吸取了这一教训。要从当地找出盟友，就必须让渡更多地方权力，英国人在1920年后开始积极践行这一原则。在伊拉克和埃及，他们声明不再直接监管内政，而是倾向于通过条约条款确立他们的支配地位。 [33] 我们不该把这误解为英国默认其帝国统治地位已然终结。英国逐渐扩大当地人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从事宪政改革，旨在让省份而非国家成为当地政治活动的中心，在印度尤其如此。随着地方省份的领导人全权担负起全省政务职责，他们的选民会期待他们把重心放在开发建设、社会福祉这些“民生”事务上，而非追求“立即独立”这种白费力气的事情上。英国此举，功用不止于此。各省在宗教族群、语言族群的结构上差异极大。各省新领导人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国大党（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大敌人）——北印度的印度教信徒把持着该党的政治大权。在孟加拉和旁遮普这两个最重要的省份，各省自治已使穆斯林开始担任官职。1935年，英国人把他们权谋机诈的自由主义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承诺让印度以联邦自治领的身份施行自治。但在国大党看来，为穆斯林和土邦领主保留了大量职位的宪政规章（这联邦将把“英国人”的印度和“土邦”的印度统合为一），几乎会让该党无法掌权，甚至可能难逃党派解体的命运。 [34]
我们或许不必夸大这些帝国统治手段背后的不良居心。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帝国冷静的预期心理：它们预期殖民政治可通过那些尽可能保住帝国主要利益的方式（战略性地利用当地资源以及垄断对外部关系的掌控）来进行“管理”。这想法并不荒谬。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英、法、荷都有理由认定，其他大国胆敢干涉其内政的概率几乎为零。只要这种情势不变，殖民地当地的民族主义领袖，就别想挑动自己的殖民“主子”和别的殖民强权相斗以渔翁得利，也别想拿效忠为筹码要求殖民者给予更多好处。更糟糕的是，外部威胁几乎全部被消除，使殖民统治者得以肆无忌惮地以高压手段对付他们认定为“极端分子”的当地反对势力。这时，殖民政权拥有比1914年前更可靠的情报，得以狠狠打击“颠覆”运动：20世纪30年代法属中南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共产党人起义，都被迅速镇压。 [35] 统治者可以利用的另一个有力工具，乃是大部分殖民社会的内部对立。
殖民地政治情势，有一至关重要的吊诡现象，那就是社会、文化上的变迁，对民族主义运动既有利，也有不利之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地的疆界基本是人为划定的，殖民政权常常把原本少有共通之处的地区硬凑在一块。帝国的疆界划定和内部行政区的分割，由行政当局的便利、征服模式以及外交活动中的瓜分决定，而未考虑到保存民族-语言的统一或古老的贸易、交往关系。当然，殖民政权一旦开始成形，确立其对整个殖民地的统治后，往往会在其殖民地人民之间引发类似的发展趋势。当偏远地区都开始感受到遥远政权的要求，以及殖民地首府政策的影响时，该地区的领袖和重要人物就有了建立超越地方层级进行结盟的强烈动机。只有遍及整个殖民地的运动，才能让殖民政权官员感受到足够大的压力，使殖民中央在决策时考虑当地人民的意见。这种民族主义因两股重大趋势的加持而更为昂扬，第一个趋势是透过更迅捷的交通、知识的传播（往往借由报纸）、新式教育（在欧式大中小学里），将殖民地不同地区紧紧结合；第二个趋势是本土新兴的“受西式教育的精英”，不采用殖民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体系，而采用统治者遥远的欧洲母国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律平等、言论自由、自治权利，成为印度国大党运动（最早、最杰出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之一，其他许多同类运动的榜样）的战斗口号。殖民地首府的那些技术纯熟、行事老练、人脉广阔、熟谙殖民地治理之道的精英阶层和渴望影响政府财政、教育、运输或农业方面决策的地方重要人士，两者的结合，大体上代表群众民族主义发扬光大的日子已然到来。此时恰当的举措，是让当地人民的怨恨保持在适切的热度上持续酝酿着，同时等待民族主义精英从困惑的统治者那里争取政治权的分期拨付。
但这是理论上的想法，实际通常并非如此。殖民地统治者把打击民族主义领袖（在动机和可靠程度方面，民族主义领袖比不上传统当权者，即那些土邦领主、地主、谢赫、酋长）之主张的公信力，视为施政要务。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这段时期，在英国所统治的非洲大部分地区，“间接统治”不断扩散。间接统治把殖民地的治理权下放给酋长及其追随者（“部落”）， [36] 而非民选的机构。这种统治形式授予酋长有限的课税权，提倡运用习惯法（法典化的当地惯例），借此将被殖民国家转化为由不同民族群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且殖民官员可轻易审查这些民族彼此间的联系和往来（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 [37] 这对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但它并非最大的威胁。更严峻的挑战，乃是“次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的兴起。次民族主义乃是以语言、宗教、族裔或地位身份为核心认同的新情感，它否认殖民政权作为文化单位或政治单位的现实状况。我们不难理解次民族主义如何产生：识字率与印刷品分布的不均、经济变迁冲击程度的地区差异、宗教信仰与教义之间日益分明的区隔，使一连串敌视最初民族主义者的“新”社群开始行动起来。在这一方面，印度就是个典型例子。“在我眼中，不管是在大英帝国之内……还是之外取得自治，印度西北部出现统一的伊斯兰国家，都是穆斯林的最后归宿，至少是印度西北部的最后归宿。”诗人暨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在1930年12月出任穆斯林联盟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如此宣称。 [38] “把我们印度教信徒绑在一块的，不只是对……共同祖国的热爱……还有对我们的伟大文明——我们的印度文化——一致的敬意。”萨瓦卡尔（V.D.Savarkar）在其宣传小册子《印度教特质：谁是印度教信徒？》（Hindutva:Who is a Hindu?） [39] 中如此宣称，并驳斥世俗性的印度民族主义观念。平民领袖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则高喊：“英国有个帝国，印度教信徒也有个帝国。因为印度教不就是某种帝国主义，而贱民必须效忠、驯服于他们的印度教主子，这不就是受支配的种族吗？” [40] 甘地主张国大党是所有印度民意的唯一代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主张已失去公信力。在其他殖民地，本土族群的政治觉醒或文化觉醒，就意味着它们会要求脱离那些曾是剥削者而深受痛恨或未来可能攫取支配地位的其他本土族群，或是要求得到保护，免受其他族群侵犯。对缅甸的山地邦（Hill State）居民或法属中南半岛上的老挝人、高棉人来说，殖民地统治者的威胁，还不如缅族人或越南人的威胁更大。人们没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变化，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会盖过新出现的次民族主义运动，或是在被镇压、围堵的困境下继续发挥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晚期，令尼赫鲁无比沮丧的，乃是担心国大党会屈服于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阶级，以及各个宗教的利益需求。独立的机会一旦错过，可能就不会再来，届时印度或许只能获得限制重重、有名无实的独立。
因此，这时的人们很难想象欧洲诸帝国会早早覆灭。事实上，拥有最大帝国版图的英国，倾向于强化其对帝国内部某些地区的掌控，那些地区（例如阿根廷）更加依赖英国市场，或自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英国的战略性保护（例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在亚非广大地区，欧洲帝国主义都依赖于当地盟友及附庸的勉强默许，才得以保住其支配地位，而在这些地区，情势也已经走入某种僵局。殖民的动力（欧洲殖民者在大部分地方其实从未有过强劲的殖民动力）已然消失。权力的资源也快耗尽，殖民者的目标已然涣散，但殖民主义仍在“营业中”。它在殖民地的当地敌人，仍要在殖民者建造的迷宫中寻找出路。他们需要有一场来自外部的大冲击，帮助他们辟出一条通路。
[1] 1922年9月22日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信，收录于J.Smith,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p.183。
[2] Ibid.,pp.93-4.
[3] 1922年9月22日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信。
[4] 关于国联的基本情况，可参阅F.P.Walters,The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London,1952)。
[5] B.Eichengreen,“Twentieth-Century US Foreign Financial Relations”,in S.L.Engerman and R.E.Gallm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2000),pp.476-7.
[6] D.F.Flem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8-1920(New York,1932),pp.122-43.
[7] 关于当时影响较大的地缘政治学家以赛亚·鲍曼的观点，参见N.Smith,American Empire: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London,2003),pp.184-8。
[8] 参见A.Iriy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3:The Globalising of America(Cambridge,1995)。
[9] 参见C.Thorne,The Limits of Power: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London,1972)。
[10] 参见B.McKercher,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ass of Global Pre 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Cambridge,1999)。
[11] Overy,Dictators,p.398.
[12] Service,Stalin,p.325.
[13] Overy,Dictators,p.561.
[14] J.Haslam,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London,1992),p.28：1933年时，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军队规模已达20万。
[15] J.Spence,In Search of Modern China(London,1990),p.382.
[16] 美国相关政策可参阅S.K.Hombeck,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Hornbeck(Stanford,1981)。
[17] 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p.131.
[18] A.Best,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Challenge in Asia 1914-1941(Basingstoke,2002),p.89.
[19] 参见Matsusaka,Japanese Manchuria,pp.281-8。
[20] Ibid.,pp.378-9.
[21] 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pp.188ff.
[22] 参见Tim Rooth,British Protectio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Overseas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1930s(Cambridge,2002)。
[23] 关于1934年以后德国对东欧原料的取用特权（Grossraumwirtschaft），可参见A.Basch,The Danube Basin and the German Economic Sphere(London,1944),第11、16章；E.A.Radice,“The German Economic Programme in Eastern Europe”,in M.Kaiser(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19-1975(Oxford,1986),vol.2,pp.300-301。
[24] 棉花和丝织产品占据了日本过半的出口额，参见Howe,Trade Supremacy,p.121。
[25] Ibid.,pp.215-18;L Inkster,Japanese Industrialisation: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London,2001),pp.97-116.
[26] 相关综述可参阅H.James,The End of Globalisation(London,2001)。
[27] 参见L.Viola,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York,1996)。
[28] 参见J.Z.Muller,The Other Gad that Failed(Princeton,1987)；关于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的社会学研究生涯可参阅H.Lehmann and J.J.Sheehan(eds.),An Interrupted Past: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Cambridge,1991)；关于一些历史学家对纳粹的同情，可参阅H.Lehmann and J.van H.Melton,Paths of Continuity:Central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Cambridge,1994);M.Malia,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Cambridge,Mass.,1999),pp.325ff。
[29] 关于这些焦虑情绪的研究，可参阅H.Harootunian,Overcome by Modernity:History,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Princeton,2000)。
[30] 对于这些观念的讨论可参阅John Lonsdale,“The Moral Economy of Mau Mau:Wealth,Poverty and Civic Virtue in Kikuyu Political Thought”,in B.Berman and J.Lonsdale,Unhappy Valley: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book 2:Ethnicity and Violence(London,1992)。
[31] J.Kenyatta,Facing Mount Kenya(London,1938),p.318.
[32] 可参阅M.J.Bonn,The Crumbling of Empire: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London,1938)。
[33] 关于这些“上海人”的感受，可参阅R.Bickers,Empire Made Me: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London,2003),第7、9章。
[34] 参见他于1938年4月28日写给甘地的信，收录于J.Nehru,A Bunch of Old Letters(Bombay,1958),pp.276-7。
[35] 英国与埃及最终在1936年签署了相关协议。
[36] 英国政策的曲折变化以及印度政治局势，可参阅Page,Prelude to Partition and Tomlinson,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Raj。
[37] N.Tarling(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3:From c.1800 to the 1930s(pbk edn,Cambridge,1999),pp.269-70,276.关于印度的政治警察，可参阅D.Arnold,Police Power and Colonial Rule:Madras 1859-1947(Delhi,1986),第6章。
[38] A.D.Roberts,“The Imperial Mind”,in A.D.Robert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7:From 1905 to 1940(Cambridge,1986),pp.24-76.
[39]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尼日利亚就是以此种方式维持政治运作的，参见1939年9月尼日利亚总督伯纳德·布尔迪隆爵士的备忘，收录于A.F.Madden and J.Darwin(eds.),The Dependent Empire 1900-1948,vol.7:Colonies,Protectorates and Mandates: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Westport,Conn.,1994),pp.705-9。
[40] L.A.Sherwani,Speeches,Writings and Statements of Iqbal(Lahore,1944),pp.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