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帝国

在其他地方，情势则远不如这里明朗。欧亚革命使欧洲人强行进入在1750年前他们顶多设了滩头堡或贸易站的亚、非部分地区。由于有新科技、更具吸引力的商品、更佳的情报在手，他们可以更自信地冒险进入内陆。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无视挡路的统治者及其军队，将其收买下来，或用钱叫他们下台——这一过程在印度次大陆最为明显（原因下面会探讨）。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人已开始攻打中国的大门，强行进入奥斯曼帝国以便通商，渗入伊朗在里海、波斯湾的势力范围，并在中南半岛上传播基督教，甚至开始侦察日本。殖民尼日尔河流域的计划已经确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尔（法国打造庞大北非帝国的起点）被法国人入侵，而英格兰冒险家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则在婆罗洲赢得了一个私人帝国。1839年，英国拿下荒凉多岩的亚丁。

尽管在商业上、政治上、慈善事业上积极活跃，欧洲对亚非国家和民族的有效帝国主义掌控，在19世纪80年代前仍是例外，而非通例。在亚非许多地区，1830年至1880年这段时期，乃是（大部分）亚非人与欧洲人在权力、财富、武器、流动性、信息方面日益增加的差距达到最大前“养精蓄锐的停顿”。1880年后，新式“世界经济”和新的“世界政治”体系才联合打造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导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殖民主义近乎遍及全球的扩张。

与此同时，欧洲势力的推进运动一再出现迟疑和不确定的迹象。要求往更深更广处推进的压力，要求扩大欧洲势力桥头堡的压力，纷至沓来。商人抱怨贸易受限；传教士想拯救更多灵魂，或拯救他们已说服的灵魂；军人想拿下险要的山丘；水手渴求水更深的泊地。殖民地总督声称，殖民地愈大，治理成本愈低。这些团体个个都倚赖国内的游说团体催逼政府出手干预或征服，个个都利用自由贸易、“文明开化使命”、宗教职责、“帝国防御”或叛乱威胁等冠冕堂皇的说辞，在报纸上、国会里或向舆论大肆鼓吹其主张，增加自己的民意后盾。有时，欧洲政府觉得与其抗拒，还不如满足他们的要求比较省事。但如果用兵失利或财政困难削弱了激进政策的民意支持，政府同样会抽身。事后来看，这像是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全力推行之前，伺机而动的把戏；但在当时人眼中，诸亚非帝国的边界、规模、稳定性，甚至建立这些帝国的目的，似乎都是可怀疑、有争议、不确定的。

形成这种心态的最重要原因，乃是欧洲人普遍怀疑建立这些帝国恐怕得不偿失。建立这些帝国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是帝国建立后必须予以保护，以免被欧洲对手夺走。但引发疑虑的最直接原因，通常是欧洲人欲收服统治者和民族时，若对方决意反抗到底，很难收服成功。在亚非许多地区，“养精蓄锐的停顿”是个反抗时期。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法国人虽把阿尔及尔重建成欧式城市，但征服阿尔及尔后面的内陆地区却花了数十年。在西非，法属塞内加尔总督费代尔布（Faidherbe）将法国势力往塞内加尔河上游和大西洋沿岸地区扩张。但1860年后扩张停顿，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始。 [1] 在黄金海岸（今加纳）沿海地区，已萎缩的英国殖民地随时可能遭内陆的阿散蒂王国吞并，因而在19世纪60年代，是否要撤掉该殖民地的问题，搬上了讨论台。即使在布尔人1840年后便征服其高原内陆地区的南非，白人真正的统治也要等到19世纪80年代才确立。德兰士瓦共和国 [2] ，因1876年那场征讨佩迪人（Pedi）而以失败收场的战争，耗竭国力；祖鲁的“威胁”则长久笼罩着英国的纳塔尔殖民地，直到1879年的祖鲁战争后，此威胁才被消除。

在亚洲许多地区，欲确立欧洲支配地位的行动，也遭到类似的挫败。在北高加索（今车臣），俄罗斯人打了一场漫长而死伤惨重的战争，才在1864年消灭切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的反抗势力。在此之后，俄罗斯人通往中亚的道路才打通。俄国对该地的统治逐渐稳固，但要到19世纪70、80年代才完全巩固。英国两次入侵阿富汗（1838—1842年，1878—1880年），都铩羽而归。缅甸王国于1826、1852年被英国人夺走沿海地区，但其内陆部分直到1885年才被占领。在中南半岛，法国人于1858年以保护东京 [3] 天主教徒为名出兵，最后占领交趾支那（湄公河三角洲），将邻国柬埔寨纳为名义上的保护国。但要到19世纪80、90年代，法国人才真正掌控越南其他地方、老挝诸国、柬埔寨。在东南亚岛屿区，情形类似。荷兰已掌控苏门答腊大部分和爪哇。但亚齐（Acheh，位于今苏门答腊北部）、巴厘岛、东婆罗洲、苏拉威西和往新几内亚延伸的岛链，要到19世纪结束，甚至其后，才被荷兰人纳入掌控。

这种反抗为何如此有效？它通常无法完全赶走欧洲势力，但的确使欧洲人的宰制野心较晚才能得逞。当然，在某些例子里，小小的反抗就能让缺乏财力和人力，同时也缺乏坚持下去的动机的欧洲入侵者吃足苦头。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贫穷可能是最佳的防御。但面对欧洲人的入侵或攻击时，亚非各国和社会通常需要高度团结和保持极强的凝聚力才能反抗。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对付欧式的殖民战争时，装备精良到出人意料的地步。殖民强国的部队（英、法、荷、俄、美的部队）拥有特定的优势。他们（大体上）由职业军人组成，通常火力较强。在海路畅通的地方，他们常常会突然出现（例如1858年出现在越南岘港外的法军），取得奇袭效果。有时，他们能够使用海军火力威慑守军，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曾如此对付中国。但殖民战争极度受制于战争回报的边际递减。没有哪个帝国主义霸权能够让大量士兵无限期驻留在边远地区。这样做成本太高，何况其他地方也需要兵力。第二，外国部队留驻越久，补给就越难得到保障，部队斗志也越难维持。在整个19世纪中，热带地区的欧洲部队一直饱受疾病摧残。第三，奇袭的坏处，就是往往缺少关键的情报。亚非人民或许不知道欧洲人要来，但欧洲人对他们要去的地方也所知甚少。由于几无参考情报可以用来判断当地统治者的计划、实力、弱点、补给以及兵力等信息，入侵部队的行动常常像是在蒙着眼睛玩捉迷藏。因此，许多殖民战役的进程都十分相似：先取得象征性胜利（摧毁宫殿或烧掉都城），随后表面凛然实则心虚地退到海岸。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描述某法国巡洋舰漫无目标地“向大陆开炮”， [4] 就是在嘲讽这种漫无计划的暴力行动。

这些殖民入侵活动的失败与受阻，清楚表明了什么是亚非国家抵抗欧洲人占领所需要的东西。答案的关键在于保持国家自身通信网络基本完整，使人员、货物、观念与情报得以畅行无阻。只有最原始、最贫困的社会，才不具备或是不需要这样的网络。几乎在所有地方，如果统治者、精英阶层和他们的城镇希望保障粮食供应与税收，想要其政府的统治范围能够超越最低限度的基层水平，或是希望其经济水平能不止于满足温饱，都必须维持这种网络。最重要的是，富强的亚非国家（以及那些贫弱的亚非国家），倚赖复杂的网络来收取并分配税收、粮食、奢侈品、基本民生物资（如盐）。统治者的威望和其统治的稳固程度，往往不取决于控制领土的多寡，而取决于对贸易路线、收税路线、（有时包括）朝圣路线的掌控程度。货物、金钱的流通，支撑着有钱的商人阶层，而商人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忠于统治者，这有助于稳固政权。最重要的是，这个网络应当维持自己的腹地，确保有一个不必面临外来竞争和失序风险的“安全区”。

1840年后逐退欧洲人的国家，都是能保住安全区（大到能支持统治上层结构的腹地）的国家。当然，大部分国家还有其他资源，可借以强化内部团结，对抗外来的欧洲人，使欧洲人得不到他们几乎必然要倚赖的内应。最重要的资源，或许是宗教。忠于儒家君主政体的文人，19世纪60年代组织越南人民抵抗湄公河的法国人。 [5] 民间佛教为缅甸帝国击退英国入侵者助了一臂之力。在苏门答腊北部，亚齐人反荷兰统治的运动，由宣扬对基督教入侵者发动泛伊斯兰圣战的穆斯林领袖领导。宣扬领袖神秘魅力的伊斯兰教信仰，在北非、西非的穆斯林地区协助顶住法国人的进逼。科普特基督教会赋予埃塞俄比亚帝国团结对抗外来攻击的精神，掩盖住该帝国摇摇欲坠的治理结构。在只要与外界接触几乎就会危及社会团结的恶劣环境里，通敌的动机可能会比较小。对欧洲人而言，这类地方通常利害关系不大，除非位于欧洲人前往较富裕之地的路上。 [6]

如果说安全区和网络是国家生存缺一不可的依靠，那么它们也（可能）是国家生存的两个罩门。欧洲人如果能切断那网络，就可以让那国家解体，使该国最有势力的成员不再效忠。如果欧洲人能利用手上的武器（蒸汽机带来的机动性、工业化的消费商品、低息的信贷）切断当地经济赖以相连的环节，其效应将犹如电线短路。受此伤害的国家若要修复损伤，就需要采取无情手段。但这“疗法”可能会太急太猛，使该国政治失去稳定，改变反抗运动的本质。我们可以在1830年至1880年这段“中间期”，看到这一过程。随着欧洲殖民、商业、宗教的势力范围扩大，欧洲与亚非国家的摩擦必然变多。诚如先前提过的，在许多情形下，接下来的干预都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不管是无意为之还是精心设计，欧洲人往往能借由间接方法，使他们锁定的政治体陷入混乱，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世界的沿海国家里最为明显。这些国家的海上贸易（财富和收入的主要来源）被西方竞争者夺走，但它们并未就此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囊中之物。统治者垮台之后，原先遭统治者控制的势力就会复苏；如果统治者的网络破损，原来被压制住的地方强权或社会掠夺者很快就会乘势坐大。教派（例如宣扬会有救世主降临的缅甸佛教教派）、走私、海上劫掠或强掳为奴的行径（例如在东非），可能会成为新社会体制的基础。新社会体制可能比旧政权更为山头林立，且往往较仇外而暴力。它以另一种反抗来对付欧洲人，从而使欧洲人再无疑虑地确信，亚非许多地方是危险而野蛮的。但那体制通常太过分裂，太不稳定，因而最终挡不住欧洲人对种种路线、环节和链条（它们将地区与地区、地点与地点连接起来）日益严密的掌控，也无法阻止欧洲人借由掌控而建立地方联盟。最后，纯地方性的反抗可能彻底遭到击溃，或在殖民地边缘逐渐自行瓦解。

但这个“最后阶段”都是渐渐才显现的。在亚非许多地方，那意味着在1880年后甚至1900年后才显现。在此之前，在欧洲人尚未有办法打破地方网络、代之以他们自己网络的地方，帝国统治的可能性看来都很渺茫。具有哲学素养的旅行家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认为，在西非许多地方实现某种形式的穆斯林统治，比实现欧洲人的统治概率更大。他写道：“土耳其人万一被赶出欧洲，很可能会成为非洲的皇帝，而就文明开化来说，那会是件好事。” [7] 曾探索湄公河的法国海军军官，语带怨恨地指出法国人对他所揭示的帝国远景“置若罔闻”。 [8] 在没办法迅速取胜或得不到当地人支持以永久统治的情况下，欧洲诸国政府没什么兴趣跟飘忽不定的敌人打无休无止的“原住民战争”。他们可能会准许部队从已建立的据点发动零星攻势，尝试一举击倒对方。但在亚非许多地方，他们不得不让大国本土政权继续存活，不得不容忍小国的抵抗。

印度是个巨大的例外，它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帝国主义扩张例子。1820年时，英国人已成为印度次大陆上的最大势力。1856年，印度反英起义前夕，英国人已征服信德、旁遮普，吞并阿瓦德。他们似乎决定直接控制印度每个地区，包括承认他们为宗主的那些土邦。但征服印度既不迅速，也并非没有争议。征服行动进行于经济萧条时代（经济萧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新征服的殖民地人民征收重税），代价极大，并非伦敦所乐见。东印度公司（仍是英国统治印度的代理）可能因军事开销的拖累而破产，伦敦当局不由得担心18世纪80年代那场严重的议会危机会再度爆发。征服行动在印度社会引发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1857年的反英大起义。在英国许多激进派人士眼中，印度是个专制统治的累赘，腐化英国政治，而且看来必然会将英国拖进无休无止的亚洲战争中。

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扩张的势头几乎始终强劲不衰。伦敦方面心有不满，但不敢反对那些好大喜功的殖民地总督。起义平息后，东印度公司名声扫地，英国政府干脆亲自治理印度。由于保护印度免遭来自北方、西方的对手入侵的战略负担，已成为英国外交方面最忧心的事项之一，英国政府愿意插手治理印度，就更显得非比寻常。起义过后所需的军事改组，使情势更为恶化。为了避免“历史重演”，英国派了多达7万人的部队常驻印度，使在印的兵力中有三分之一是英国兵，三分之二是印度兵。这用掉了英国陆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能是起义之前驻印英军的三倍），让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防御大为吃紧。于是，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印度比亚非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早被征服，而且被征服得更彻底？为什么英国人愿意并有能力承担统治印度的巨大风险和成本？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得回头审视印度是在什么情况下经历双重革命，英国是在什么情况下首度将恒河下游纳入掌控的。在那场双重革命中，莫卧儿人（北印度、中印度名义上的统治者）因为先后遭纳迪尔沙（伊朗的拿破仑）及其阿富汗继承者艾哈迈德沙·杜拉尼的陆上入侵而一蹶不振。几乎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特别是纺织业发达的孟加拉）变得更加倚赖对外贸易，与外国商人的对立加深。英属东印度公司与当地盟友联手推翻孟加拉省督西拉吉·乌德-多拉，扶植傀儡统治者后，很快就发现德里对孟加拉几乎已无力掌控。到了19世纪初期，该公司已沿着恒河一路往上推进，占领德里，把莫卧儿转变为傀儡王朝。该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从公司的势力扩张中获利良多，因为该公司掌控贸易，从中带来源源不绝的收入，该公司日益庞大的行政体系，则产生大量工作岗位。凡是威胁该公司利益的统治者，均被该公司消灭。很快，人人都认为该公司扩张得如此顺利，要归功于英国坚持战胜印度的混乱与死气沉沉之现象的决心。事实上，英国人得以入主印度的关键，不在于印度的落后和怠惰，而在于印度既开放又容易抵达，在于印度的金融、商业活动十分复杂而先进。

印度的开放，在几个方面帮了英国人。开放是那场双重革命的原因之一。与中国不同，印度没有长城可阻挡中亚势力进入印度斯坦平原。它也不像中国那样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之类的城市活动。欧洲人搜集有关印度的知识，比搜集有关中国的知识要容易许多；欧洲商人与印度商人打交道，也没那么困难。印度的商业经济（18世纪世界纺织业的中心）远比中国的商业经济外向，印度的银行业者和商人受统治者的控制也小得多。在印度沿海地区，英国遇到的是几个贸易邦，而非必须听命于遥远的皇帝且带有敌意的官僚体系。在沿海地区，英国人的利益受到当地统治者威胁时，他们不难找到对统治者心怀不满的人联手反抗。他们的组织化部队虽然兵力有限，但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获利而不想失去这种利益的当地人使其力量倍增。

但光凭这一点，还无法充分解释英国人挺进南亚次大陆内部为何比较容易。在此，还有印度现代初期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其他三个好处，可供英国人利用。第一，改变次大陆各地均势的信贷体制，已使印度大部分地区互相连接。在英国发动的众多战争中，英国可将贸易利润和印度银行家的金融服务相结合，因此能够承受用兵失利的后果，撑得比敌人要久。 [9] 第二，英国人首先拿下孟加拉（印度最繁荣的地区），得以利用该地运作已久的土地税收体系，取得宝贵资金。他们可以招募庞大的部队，然后夺取新的收入来源，取得新战争所需的经费。这是一种靠自力推动的殖民统治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亚非较不发达的地区几乎无法运作，在没有税收体系的非货币化经济体里，则根本无法施行。第三，印度低地已发展出职业区隔分明的阶级体系和佣兵部队（与此相对的是以氏族为效忠对象的作风和以封建方式征集的部队），东印度公司不难招募到（也养得起）效忠于外国雇主的印度籍职业军人。1835年，孟加拉军队已有约64个“本地步兵”团，而该公司的印度籍部队比英国在国内外的所有军队都要庞大。 [10] 有了这支常备军作为打击利器，再顽强的对手碰上该公司几乎都只能俯首称臣。

于是，印度为入侵的英国人提供了可转用于其征服任务的资源。 [11] 因此，东印度公司很早就打造出自己的“安全区”，使自己成为印度次大陆上的强权之一，以印度的方式和次大陆上的印度对手竞争。该公司还可以利用印度社会的流动性，增加自己的优势。印度西部长期以来接纳外国商人精英，特别是来自伊朗而最终主宰孟买这个港口城市的帕西人。帕西人自然而然成为该公司的经商伙伴。在孟加拉，新的印度教精英阶层婆陀罗洛克（bhadralok，“体面阶级”）迅速崛起，取代观念守旧的穆斯林精英，为该公司提供了赖以统治该地的受过教育的合作者。靠着这类盟友，该公司可以打造出榨取（最终扼杀）任何印度对手之贸易和收入所需的当地网络。其影响是把大部分的成本和风险，由英国（印度帝国的最终受惠者）转移到最先出现于孟加拉“桥头堡”的英印混合政治实体上。征服印度的战争开销，由英属印度而非英国支付。伦敦派部队来帮忙时，也是由该公司支付雇请他们的费用——英国政府对于派兵到印度，比派规模更小的部队到新西兰或南非的贫穷殖民地更为干脆，这是原因之一。

东印度公司的巨大规模和财富，还带来另一个影响。从早期开始，在能进入东印度公司商业部门、行政部门或部队军官团服务的英国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心目中，它就是充满机会的理想工作场所。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些人及其家庭已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该公司的壮大中得到许多好处。他们所写的著作和自传，形成了一种关于英属印度的迷思的基础，那迷思认为印度是英国得以称雄天下的最大功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遭埃德蒙·伯克痛斥的征服印度的宏大行动，这时已被功利主义人士和自由派合理化为理性改革的伟大范例。文明开化的现代性，正在扫除无知与迷信的残渣。印度是项工程，而不是弊害。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两位极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极力支持统治印度。两人都替该公司效力过。史学家麦考利在该公司的印度政府当过立法者。他论罗伯特·克莱夫（1840年）和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841年）的两篇文章，称他们两人是罗马传统一脉相传、观念进步的帝国建造者。自由个人主义的宣扬者约翰·穆勒，曾在该公司的伦敦总部任职。他在《代议制政府》（1861年）一书中，为英国统治极力辩护，称那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

这些影响有助于说明，伦敦为何那么容忍该公司的帝国主义作为。有个因素或许同样有力，那就是到19世纪40年代，印度已成为贸易帝国的主要资产之一。1850年时，有将近1.2万名英国人住在印度最大的两座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和孟买。 [12] 1830年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一直超过其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大英帝国贸易原来的明珠）的出口。英国用印度兵强迫中国开放口岸，用印度兵保护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随着金鸡蛋愈下愈多，金母鸡的健康很容易被忽视。以如此狂暴的速度建造帝国所积累的紧张关系，终于在1857年的一场大起义中爆发出来。

这场起义的导火索，乃是德里东北方约60公里处密拉特的印度籍士兵，因反对使用沾染了动物脂肪的弹药而哗变。在这场起义的幕后，乃是孟加拉军队印度籍军官所策划的一项大规模行动。薪饷低、白人军官素质差、油水变少，以及低种姓士兵入伍降低高种姓军队品质所引发的强烈怨恨，促使他们决意造反。他们的目标乃是推翻英国人的统治，重新为印度本土统治者效命。 [13] 英国军力看似瓦解，使哗变士兵之外更多原已不满英国统治的人，敢于群起响应，加入反抗行列，起义随之如星火燎原般迅速传开。起义之所以扩大，有三个潜在原因。第一，莫卧儿传统心脏地带的穆斯林精英普遍认为，莫卧儿皇帝（自1803年起一直是傀儡统治者）威望的衰落威胁印度穆斯林的生存，因而反英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穆斯林对异教徒统治的反抗。哗变士兵于1857年5月进入德里时，即承诺恢复莫卧儿的统治实权。第二，在东印度公司日益紧缩的掌控下，某些地区性豪强已失去权力（或认定即将失去权力），而在他们眼中，英国统治势力在恒河流域的突然瓦解，正好给了他们收回或巩固权力的机会。前一年甫遭该公司吞并的阿瓦德王国，还有中印度高原的诸地方统治者，尤其怀有这想法。在坎普尔，纳纳·萨希布（Nana Sahib）夺取了大权。他一心想恢复1818年遭该公司打破的马拉塔联盟。第三，该公司对土地使用所课征的重税，规范土地所有权和契据的作为，让某些地方利益集团获益，却惹恼其他许多利益集团，结果就是不时爆发难以预料的农民起义。在北印度一大片地区各自为政的反殖民统治阵线里，这三个因素混在了一起。

英国的统治遭遇严重危机。东印度公司面临一场漫长而所费不赀的平乱战争，外部的危险和母国国内猛烈的政治批评，使情势更为棘手。有迹象显示反英起义已蔓延到其他土邦，因为那些土邦的部队也开始反抗其欧洲籍军官。事实上，反英起义在边陲的丘陵、森林里一直延续到1859年，但在起义的心脏地带，仅一年出头就被镇压。1858年7月，英军重夺阿瓦德。同年4月，英国人已有约9万名白人部队和同样庞大而效忠英国的印度人部队，起义军兵力则顶多6万。 [14] 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因四项关键弱点而无法成事。第一，起义局限于北印度，未扩及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英国统治的核心地区），而只在这些地区出现某些警讯。英国人可从这些“忠心”地区抽调部队和军需，可向母国求援。第二，英国人牢牢守住起义区里某些重要据点，包括亚格拉和贝拿勒斯（Benares，今瓦拉纳西），并保住他们新取得的省份旁遮普（该地的英国人得到电报的及时示警）。旁遮普攸关整个大局。1857年9月重夺德里的军队（印度兵居多），就来自旁遮普，而重夺德里，打掉了起义军凝聚力的唯一可靠来源。第三，由于起义军内部不和，缺乏共同的目标、意识形态和领袖，英国人一开始大举反攻，反抗势力即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遭到消灭。第四，起义军来不及在英军反攻前摧毁东印度公司的网络，代之以自己的网络。在北印度，未能有新的莫卧儿国家兴起，德里和勒克瑙的起义军政权甚至没钱支付其军队薪饷。英国人离开时，许多印度地方豪强决定与起义军站在同一边，但英国人一旦再度出现，他们即因为个人利害考虑而不愿卖力反抗。英国人凶残的镇压手段（可见于洗劫德里和将穆斯林逐出德里的过程中）表明毫无政治妥协的余地。 [15]

但毋庸置疑的是，反英起义的冲击深深影响了英国人对其印度帝国的看法。起义的发生，完全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起义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数百名白人死亡，包括许多妇孺（在坎普尔有200多名妇孺遭戮）。印度人忠诚、仁慈的表现屡见不鲜，不信任的气氛却不可避免地腐蚀了印度人与英国人的关系。种族情感变成洪水猛兽，必须极力防范。许多英国人深信，反英起义肇因于穆斯林的阴谋：“印度兵只是穆斯林手上的工具。” [16] 英国统治必须倚赖武力的主张变成主流看法。 [17] 反英起义的恐惧，从此在英国官员心中挥之不去。英国的统治变得更谨慎而保守。保卫印度免遭内外攻击的帝国包袱，似乎变得更为沉重。但在另一方面，英国也得到丰厚的补偿。1860年后因为铁路广为铺设，印度作为原料来源和英国最大出口品棉织品的最大市场，发展迅速得多。防卫印度尽管是个沉重的包袱，却未花到英国纳税人的钱。事实上，1860年后，大英帝国的常备军（包括英国兵和印度兵，总数约33万）有三分之二是用印度的税收而非英国的税收来养的，而且印度的部队可用于从马耳他岛到上海之间的任何地方（事实上的确用于这些地方）。随着1880年后瓜分亚非的速度加快，印度的经济价值和地缘政治价值成为英国制定政策时考虑的根本依据。不稳定的帝国已变得无可避免。

[1] J.Forbes Munro,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Sir William Mackin 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Woodbridge,2003),第5—8章。

[2] R.Giffen,“The Statistical Century”,in his Economie lnquiries and Studies(2 vols.,London,1904),vol.2,pp.270,273.

[3] R.C.Wade,The Urban Frontier:Pioneer Life in Barly Pittsburgh,Cincinnati,Lexington,Louisville and St Louis(Chicago,1964),p.341.

[4] “创业型”经济体与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体（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之间的对比，相关讨论可参阅W.T.Easterbrook,North American Pattern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Continental Context(Toronto,1990)。

[5] G.Blainey,The Tyranny of Distance(Melbourne,1966).

[6] 相关精彩讨论可参阅G.Raby,Making Rural Australia(Oxford,1996)。

[7] G.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Urban Power,Earthly Ruin(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99).

[8] W.Issel and R.W.Chemy,San Francisco 1865-1932(London,1986),第2章。

[9] Elliott West,The Contested Plains:lndians,Goldseekers and the Rush to Colorado(Lawrence,Kan.,1998).

[10] 关于左轮手枪对美洲白人征服大平原印第安人的重要意义，可参阅Walter Prescott Webb,The Great Plains(New York,1936),pp.167-79，书中写道：“左轮手枪让白人能够征服马背上的大平原印第安人。”

[11] D.Robinson,Paths of Accommodation:Muslim Societies and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Senegal and Mauretania,1880-1920(Athens,O.,and Oxford,2000),p.59.

[12] 《黑暗的心》出版于1902年，书中引文的来源版本为Everyman edition(London,1974),p,62。

[13] R.Ileto,“Religion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s”,in N.Tarling(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3:From c.1800 to the 1930s(pbk edn,Cambridge,1999),p.216.

[14] 可参阅C.H.Ambler,Kenyan 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New Haven,1988)。

[15] Winwood Reade,The Martyrdom of Man(London,1872),p.242.里德的一部在20世纪20年代广为流传（见解也很独到）的著作中，坚称非洲不但没有脱离世界历史的舞台，还占据着中心地位。

[16] M.Osborne,The River Road to China(London,1975),p.186.

[17] L.Subramanian,“Banias and the British:The Role of Indigenous Credit in…Imperial Expansion in Western India”,Modern Asian Studies 21(1987),pp.47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