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欧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全球战争，在1942年与1943年时走到转折点。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之役里，美军摧毁了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的防守力量。1942年10月至11月，德、意联军试图攻下埃及、分割大英帝国版图的计划在阿拉曼（Alamein）以决定性的失败告终。特别重要的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Kursk）的坦克大战中，德国欲击败苏联的企图被彻底粉碎。轴心国虽赢得数场胜利，但1943年过半后仍无法击溃敌人，东京、柏林无法如愿建造其渴望的新世界秩序。这时仍有悬念的是这场战争会何时结束，如何结束，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局势如何，以及战胜国间的力量均势如何。1944年6月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若未成功，或是同时期的日军若在印度边境的英帕尔（Imphal）获胜，战局都将发生逆转。

与此同时，在同盟国（反轴心国联盟开始如此自称）一方，旧殖民秩序的瓦解，乃是该阵营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苏）公开声明的目标。莫斯科对帝国的敌视也是不言自明的，帝国毁灭将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美国总统罗斯福则毫不掩饰其对欧洲殖民统治的厌恶，但基于对丘吉尔的尊重，他把大部分抨击的矛头指向法国殖民主义的恶行，而非英国。但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英国对其本土的防御虽英勇可敬，但其作为帝国主义霸权的地位，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事实上，英国人自身也不乏此观点的认同者。新加坡的失守，马来亚与缅甸的丧失，英军的节节败退，亚洲臣民（特别是在印度）欠缺为英帝国大业奋斗的冲劲，这些似乎都显示出英国支配南亚、东南亚的世纪已步入尾声。固守旧式帝国主义，将是徒劳且危险的。在《照进殖民地的苏联之光》（Soviet Light on the Colonies，1944年企鹅公司出版的特刊）中，一位专业评论者比较了英国的殖民政策和苏联在中亚诸共和国的统治作为，认为前者不如后者。 [1] 英国政府担心美国舆论的敌意于己不利，于是对美国发动魅力攻势，称帝国统治能帮助“落后民族”建设民主、促进发展，以此来美化它。 [2] 殖民地政府被允许扩大政治活动与选举范围，殖民地的政治人物也注意到这情势的变化。不论战争结果如何，战前殖民地的政治僵局似乎都必然会被打破。一场重大变革的迹象已经显现。1943年，英国放弃其在中国已然无用的残余特权，中国终于彻底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但战争的进展并不意味着，由帝国组成的世界，必定会顺利转型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同盟国稳定掌控的第一个地区是中东，其直接影响是使英国重拾其1918年起在当地享有的支配权。事实上，战胜使英国能更牢固地支配中东——至少看起来如此。英国人把开罗打造成其在中东和地中海庞大“经营范围”的中心。1936年英埃条约所划定的“苏伊士运河区”，乃是不受埃及管辖的庞大军事飞地，那里除了作坊、商店、训练基地和机场，还驻扎了数千人的部队。那是英国赖以将其兵力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据点。事实上，几无迹象显示英国人认为他们应放弃对中东的支配。英国人担心苏联恢复势力，怀疑斯大林对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以及伊朗北部（“二战”中被苏联军队占领）有所企图。英国人决心保护其在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及其在波斯湾阿巴丹地区的产油飞地。他们认为中东是英国赖以向东半球发展势力的重要平台。他们的目标不是施行旧式的殖民统治（这在20年前就已经被放弃了），而是用更适宜的方式重塑当地的政治形态。他们的基本假设，乃是埃及、伊朗、阿拉伯诸国的“温和”民族主义者，会容忍英国势力以较“低调”的方式留在其境内，以换取英国的保护承诺和慷慨的经济援助。但英国人未能预见到巴勒斯坦（在国际授权下被委托给英国治理）境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会在“二战”结束时因大批犹太难民涌入而迅速恶化，也没预料到阿拉伯人会认定以色列建国（和1948年英国人撤离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败北）是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背叛，因而使英国的影响力大幅削减。中东帝国终结后，未能在多方势力的协调下过渡到民族国家阶段。

巴勒斯坦问题，英、苏对立的风险，日益重要的中东石油储备，都使中东的未来和欧洲的战争结果紧密相连。在理想状况下，欧洲各国会达成协议，来恢复战前的国际体系、民主自治，并推动经济复苏。若有这样的“新欧洲”诞生，以制衡美、苏势力，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会大不相同。但战争的进展，使这样的结果不可能发生。同盟国坚持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一方面是因为厌恶纳粹帝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谈判会使同盟国阵营分裂），希特勒决心作战到底，在1944、1945年几乎将整个欧洲都变成战场。欧陆许多地方都成了动员参战的纳粹帝国，纷纷消灭战前的国家形态，拔除战前诸社群，并对少数族群展开清洗。东欧、西欧及中欧的纳粹帝国主义在可怕的垂死挣扎中，留下了大规模的暴力、种族分裂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通敌（不管是否被迫）的污名等贻害无穷的恶果。在恐惧、报复、仇恨的气氛中，恢复民主自治（特别是在东欧）的任务，极易受到社会或种族冲突，以及外部压力的损害。迅速恢复欧洲的世界地位，是不可能的事。真实境况乃是诸战胜国与其当地盟友为了争夺对纳粹帝国残骸的掌控，展开一连串斗争。

对欧洲的瓜分并未立即开始。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原来的期望，似乎是粗略分割势力范围，承认苏联对波兰、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的主导权，但留下一大片“中间地带”（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由欧洲的和约来决定其未来。但只有解决了德国问题，欧洲才能真正获得和平。同盟国在外交方面的最大顾虑，是担心德国再度壮大、建立新帝国，或是在百废待兴的东欧、中欧之上出现第二个纳粹帝国。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那也是苏联最主要的顾虑。因此，欧洲的战后重建必须在确保欧陆不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前提下进行。四国委员会（法国将会加入美、英、苏“三大国”之列）的职责，是永久地铲除德国帝国主义的机器和根源。在解除德国的武装、清除纳粹影响并削减其工业生产能力之后，德国就没办法再建立帝国。但同盟国就在这项工程上发生了分歧。在西方列强眼中，经济复苏是首要任务。它们担心经济迟迟无法恢复将引发西欧各地的民众骚乱，也不愿延迟它们所占领德国地区的经济正常化。斯大林反对此议，但西方列强一意孤行。1948年柏林封锁（斯大林的还击）之后，列强对德国的共管宣告结束，转为实质上的瓜分。在东欧、中欧各地，苏联扶植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党政权（南斯拉夫例外）。在西方，美国的经济援助（通过马歇尔计划）及其保护其他国家免受苏联压力的承诺，支撑起混合的经济体和民主政权。

欧洲分裂乃是战后世界的重大事件。这标志着同盟国的战时和谐终于瓦解，使斯大林深信苏联的确面临着美国的攻击 [3] ——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容忍苏联的实验。苏联在掌控波兰、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之后，还试图将势力伸入伊朗、土耳其与希腊，华盛顿当局的立场迅速发生变化。因为美国深孚众望的苏联政策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于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长篇电报”中，已宣称苏联具有强烈的扩张野心，而上述发展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凯南似乎主张，苏联的扩张由意识形态来推动，是旧时代扩张的延续。 [4] 在美国政界，那些声称要遏制苏联威胁、接下捍卫西欧重任的主张，都带有深恐共产党阴谋破坏美国自由的被害妄想心理——并最终演化成麦卡锡主义的可怕幻想。这一心态加深了意识形态的国际对立，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干涉行径打下了理论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坚信自己将会卷入对抗苏联扩张的全球冷战，进而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与此同时，欧洲分裂使欧洲西半部更倚赖美国的力量（倚赖程度远非“二战”结束时任何人所能预见），而在苏联掌控的东方也出现同样情形。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欧洲分裂带来的影响更加出人意料。

前面提过，美国领袖极度厌恶欧洲人的殖民帝国。在他们的想法中，这些帝国是封建残余，是特权的堡垒，民主的对立物，它们效率低下、落后且笨拙。更糟糕的是，这些帝国都在经济上采取排外政策，禁止与美国贸易往来，妨碍了美国出口的增长。在美国看来，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英治马来亚以及缅甸这几个帝国的覆灭，以及英国从印度的撤离，似乎都是太平洋战争的结果。在短暂占领日本、解除其军事力量之后，美国更加坚定地要求迅速废除殖民统治。届时，各个被殖民国家就可以用前殖民地民族国家的身份重生，并能够向世上最大的前殖民地——美国——寻求帮助和意见。由于国力大不如前，且受困于更紧迫的本国事务，欧洲殖民列强对此也不会有异议。帝国已经是（或者已经被认为是）它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在一个重要例子中，就真实发生了这种情形。“二战”时英国人为保住家园而奋力抵御德国，但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英国也会努力保住其帝国势力。丘吉尔在一场著名谈话中宣称：“我担任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算。”但在1942年的危急时刻，就连丘吉尔也不得不同意，印度将会在战后不久获得独立。日本投降后的18个月中，伦敦的工党政府竭力想要找出让印度拥有自由但仍受到英国管辖的政治方案。他们拒斥穆斯林脱离印度独立建国的要求，原因之一在于印度的多数党，即国大党不同意此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希望统一的印度会是在战后乐于与英国合作的亚洲伙伴。但在1947年初期，随着经济危机日益深重，英国人担心自己深陷印度内战无法脱身，于是弃械投降。英国派遣新总督前去印度，由他负责在一年内结束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蒙巴顿勋爵提前完成了任务。他让国大党相信要迅速获得独立就得接受国家分裂，若是继续抵抗，国家就可能陷入混乱。随后他在接任总督6个月后的1947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出印度。此后不到一年，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也相继独立。

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撤离帝国的举动并未成为通则。英国人确实也放弃了其在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但那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进一步卷入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会毁掉他们在中东地区急欲维持的支配地位。英、法、荷、比等国尚未意识到其经济衰退以及战略的暴露已使其海外帝国成为有害无利的负担，反而进一步扩张。为了重建千疮百孔的战后经济，它们需要转卖廉价原料和热带商品来换取美元，以便购买从美国进口的基本商品，而它们的殖民地似乎正是廉价原料和热带商品的理想来源：它们可以强迫殖民地接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商品价格，接受欧洲的软通货，而非美国的硬通货（美元）。西非的可可，刚果的铜，马来亚的锡和橡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糖、咖啡、石油，将使宗主国在自身经济恢复平衡前免于困境。在荷兰，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失去东印度群岛，一切都要遭殃。”1947年4月，荷兰展开“安全行动”（police action）以重新掌控爪哇的主要经济资产， [5] 荷兰财政大臣说道：“我们已经在深渊边缘。”英国在伊朗西南部所拥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价值自然更高。

支持帝国的论点，不全出于经济考虑。英国主张留在中东的理由中，地缘战略考虑是关键一环。战略家主张，要遏制苏联在中欧的侵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空中武力——英国此前已部署空军来对付纳粹德国的庞大轰炸机队。俄国的工业城市都在英国本土机场的航程之外，但凭借其中东基地，英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那些城市。英国在中东的支配地位，将弥补英国在欧洲本土的衰弱。战后法国的领袖也深信他们需要帝国——这一需求甚至与英国不相上下。法国于1940年6月战败后，一直由其非洲殖民地合力支持“自由法国”。欲让法国在战后恢复其世界强国地位，必先维持帝国的完整，更何况帝国是军队兵力的重要源泉。

但是，要保住帝国并非易事。那必然耗费金钱，消耗本土战后重建所需的宝贵资源。在东南亚，那意味着要压制当地在日本占领期间崛起的反抗运动，以恢复殖民统治。这些不知悔悟的帝国主义者，需要美国的金援，因此华盛顿当局若反对他们恢复殖民统治，他们大概不敢违抗，但这重顾虑已不复存在。随着杜鲁门及其顾问群把局势变化视为苏联的挑衅，他们对欧洲殖民主义的看法也几乎彻底反转。在杜鲁门及其顾问眼中，这时逼欧洲友邦放弃殖民资产并非明智之举。英国就军援土耳其、希腊等事务求助于美国时，美国用杜鲁门主义响应了英国的诉求，协助其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围堵工作。美军的参谋长呼吁“向英联邦的通信系统和联合王国……竭尽所能地提供政治、经济援助，必要时也提供军事援助”。 [6] 美国以一年10亿美元的经费，承担保卫英国海外帝国的开销，默许英国维持其在中东的势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有大笔援助给予法国，协助其维持在法属中南半岛的权威。欧洲战争的惊人结果，已使美国成为诸欧洲帝国的赞助人和保护者，但美国认为那些帝国的市场和经济迟早会向自己开放。

当然，促成这一结果的不只是发生在欧洲的那一连串事件。在欧洲大陆，纳粹的帝国主义垮台；而在东亚，日本的帝国主义也宣告失败。但一如在欧洲，战争在亚洲结束的方式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与影响。在对日作战上，苏联采取中立立场。日本派遣大量军队（超过百万兵力）驻扎中国，以保卫日本的傀儡政权，消耗国民政府军队的反抗力量。美军不得不以伤亡惨重的逐岛击破方式缓慢推进，最终才有机会像诺曼底登陆般（计划如此）攻入日本本土。对于中国在击败日本的过程中和战后和平时期将要扮演的角色，华盛顿当局原有自己的构想，但其构想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骤然破灭。到了1944年末期，国民政府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惨败，已使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国民党在反击日本上力量有限，于是转而专注于说服斯大林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立即出兵攻击日本。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他们同意让苏联收回其1905年失去的领土（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北部），原本在中国东北享有的铁路权，（最使人震惊的）及其位于中国旅顺港——该港扼守中国华北地区的海上进出门户——的旧海军基地，以换取苏联出兵相助。按照原先的构想，“二战”后国民党主政的中国将与美国、苏联以及英联邦共列全球“四强”，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伙伴；但由于私下达成的“雅尔塔协议”，这一构想被打入冷宫。敦促日本投降的紧迫性，美军从海上入侵日本本土计划的预期伤亡，以及苏联援兵的不可或缺，使英、美不得不改变其优先考虑的事项。

结果击败日本凭借的不是苏联援兵，而是在广岛、长崎投放的原子弹。但日本帝国的垮台及其对“大东亚”地区占领的瓦解，并未使国民政府得利。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可能认为只要日本被击败，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新中国就将在东亚秩序里扮演领导角色。新生的中国可以挑动列强互斗以从中得利，并且恢复广大版图和收复藩属。 [7] 战后几个月中，国民政府似乎仍然势不可当，就连斯大林都不看好毛泽东的共产党势力能扳倒国民政府， [8] 事实上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1937—1945年）已使国民党的实力被消耗大半。靠着涓滴般的外援（“二战”期间美国对盟国的贷款只有3%流向中国），要在日本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各地发展战争经济，无异于缘木求鱼。国民政府没有来自出口的收入。以中国不同地区间农产品交换为基础的国内商业经济，也受到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土分裂的破坏。随着中国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国民政府的货币最终失去保障、形同废纸。对农村生产者的征税也越来越苛刻。 [9] 因此，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试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时遭遇了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充分理解了农民与地主、城镇阶层（政府收税的基础单位）的矛盾。它承诺让乡村自治，并且会重新分配土地，尽快解决广大农民赤贫的问题。 [10] 共产党军队还从迅速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那里得到至关重要的援助，取得日军储备的武器。蒋介石迅即派兵到北方，掌控中国东北的工业资产（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是中国最富裕、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结果却使他本已衰弱的政权力量更加分散。 [11] 1949年，国民政府彻底战败；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这些变化影响十分深远。在欧亚世界两端，“二战”都已创造出一个分裂的次大陆。一如在欧洲，人们未能达成一致的战后秩序来规划欧亚世界的未来；在东亚，也没有形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来结束战争。在华盛顿当局停下来思索该如何应对国民党的失败时，共产党的影响力似乎已经要席卷从朝鲜到爪哇（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千疮百孔的战后社会。但要美国在保卫欧洲这个重担之外，把亚洲事务也揽在自己身上，似乎分身乏术。这两难困境把美国的政策推往新的方向。美国顺理成章地认为自己应该支持英、法在马来亚、越南的殖民政权，抵抗当地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组织。同时美国却无意于支持荷兰对付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后者在1948年镇压了一场共产主义运动，令华盛顿当局大为欣喜。外交上的困境也使美国打消了为中国利益而削弱日本工业力量的计划（麦克阿瑟将军原本预测日本会成为“亚洲的瑞士”），结果日本反倒成为美国的亚洲盟邦，让美国无限制使用其国土，以换取保护。在某些观察家眼中，这一特别的交易似乎是亚洲不平等条约的延续。

“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性的过渡年代。”尼赫鲁于1949年1月如是告诉一群亚洲领袖。 [12] 他说得很有道理。战争及其后的动乱的影响，打破了世界许多地区的顺服习性。史学家通常把“二战”后最初的三四年称为冷战的序曲——先出现于欧洲，再出现于亚洲，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这只是世界局势变化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变化对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二战”所产生的其他动荡，时人也尚不清楚。因为欧亚世界两端所点燃的冲突，已在世界各地引发一连串震动。在它们的冲击下，既有的秩序（往往是晚近才出现的脆弱秩序）变形、扭曲，在某些地方则被彻底毁灭。战前被逐出权力舞台的群体（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分离主义者），都开始利用这个机会去打破既有的政治框架。本地的政党和利益团体争相去动员那些支配该地区的列强，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反映了某种极不确定的状态。各战胜国是否会强制施行其集体决定？ [13] 它们是否会闹翻？美国是否会回到1919年那样的孤立状态？全球经济是否会走向衰退？大战的破坏是否会使世上许多地区无缘国际贸易？国家计划下的自给自足政策，是否会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复苏之道？战时环境下对私有财产的破坏（通过征税、充公或损害），还有个人权利的全面退却，是否已永远抹除旧有的社会差异，使社会不再有阶级之分？新的大众文化是否必然会战胜前工业时代的“高尚”文化与民间习俗？即将来临的时代里，会看到由诸多大国和大陆聚合体组成的世界，还是由诸多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宽松邦联？

在战后的头5年，迹象充满矛盾，许多小国对联合国寄望甚高。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承继国际联盟，但比国联更有影响力。但联合国会成为制衡强权的力量，还是只是强权竞争和发生冲突的场所？1944年至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协议，为防止经济再度陷入毁灭性的衰退，设立了新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各国得以在不必对贸易和交换进行管制的情况下，也能应对国际收支上的短期危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就因经济管制而萎缩）。美国人抱着新皈依者般的热诚，要求废除关税和其他贸易管制。但鉴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生产力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其他国家缺少购买美国产品的美元外汇，新的自由贸易时代很快就停摆。英镑流通区（包括英国、英国诸殖民地、印度等英联邦的独立国家、埃及和伊拉克之类的某些中东国家）形成自成一体的贸易与货币区，美元流通在此受到严格管制。西欧多久才能恢复其生产实力或商品市场，这时仍不明朗——即使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提供援助；苏联集团则走向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很难想象未来会是个增长、繁荣、个人选择多元的时代。此时的当务之急还是不计代价扩大生产。这与政治自由的进步是否可以并行不悖，也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不加入大集团（或帝国），或是无法充分取得资金供应的情况下，小国能否独立生存，也仍然充满变数。

因此，人们未能就新世界秩序的可能面貌达成共识，也不足为奇。在各个旧殖民列强中，最见多识广者深信，只要在情况许可的地方，维持帝国体制都是最保险的做法——即使它们本应放宽殖民统治。殖民强权会用看似合理的论点，让殖民地人民相信，在混乱失序的世界里，帝国统治是有益于他们民生的做法。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可以通过英帝国势力从南亚的撤离得到鼓舞。但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殖民帝国的衰落将会是全球现象，或是会迅速发生。我们几乎也同样没有理由相信，殖民统治者能够在世界各地再度振作，在美国支持下重建（经过修正的）殖民政权。尼赫鲁口中的革命年代仍方兴未艾。

[1] Ibid.,p.101.

[2] 关于这种茫然的精彩论述可参阅Czeslaw Milosz,The Captive Mind(1953;pbk edn Harmondsworth,1980),pp.26-7。

[3] L.Barnes(Harmondsworth,1944).

[4] 这一话题可参阅W.K.Hancock,Argument of Empire,该书的平装本于1942年在英美同时面世。更广泛的讨论可参阅Suke Wolton,Lord Hailey,the Colonial Office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Empir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Loss of White Prestige(London,2000)。

[5] O.A.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1993),pp.177-8.

[6] D.C.Engerman,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Cambridge,Mass.,2003),pp.262-9.

[7] H.W.van den Doel,Het Rijk van Insulinde(Amsterdam,1996),pp.284,286.

[8] Wm Roger Louis and Ronald Robinson,“The lmperialism of Decolonisation”,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2,3(1994),p.468.

[9] 关于英国对现代中国可能建立“亚洲帝国”的忧虑，可参阅Lanxin Xiang,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1950(Armonk,NY,1995),p.32。

[10]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p.173-4.

[11] 相关话题的最佳论述，可参阅Hans van der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London,2003),第7章。

[12] 根据1946年的《五四指示》，共产党将从地主那里收归的土地分配给了广大农民，参见Selected Military Writings of Mao Tse-tung(Peking,1963),pp.322-4。

[13] 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London,1996),p.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