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时代

1914年前就有警讯显示，全球帝国主义体制无法保障世界和平与繁荣。笼罩在西方势力下的东亚，再怎么看都是前途未卜。欧洲列强已为北非、中东领土和势力范围的瓜分问题，吵得脸红脖子粗。美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引发棘手问题：在以伦敦为中心而由欧洲殖民列强瓜分掉的全球经济里，可以容许美国分多大的一杯羹？急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这时脚步似乎开始趋缓。欧洲诸工业经济体内的社会动荡，可能限制各大国政府的权力施展空间，约束其全球野心和策略。但在上述任何一个改变的影响传播到国际之前，世界政治已被一火山爆发式的巨变改头换面，那巨变源自欧洲，但旋即往外扩散，席卷了欧亚世界的每个重要国家。

英、俄、德、法、美、日六大国尝试在各自从事帝国主义扩张时，彼此大体上保持合作关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粗暴地终结了这场实验。这场大战重新开启了1914年前全球瓜分半确定、半搁置的问题。它催生出新的国际社会观，那观念在理论上（甚至在实务上）与殖民统治范围的日益扩大相扞格。“一战”在旧帝国主义强权俄国及其他大国之间打开一道宽大的意识形态裂缝。“一战”往国际经济打入一根大桩子，堵住贸易路线，阻碍货币流通和付款，造成人为短缺和围城式经济。“一战”强迫殖民地资源（包括人力）流动，从而在厌恶新负担和新规则（打破殖民政治“旧协议”的新负担和新规则）的殖民地人民之间，引发强烈反应。“一战”粉碎了“欧洲是独一无二进步型文化”这个迷思，使较老一辈文化精英（和他们所倡导的思想）的支配变松。

不难想象，战后的世界无法再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在国际秩序的规则上，未有广泛的共识。构成殖民体制及其在中国等地的半殖民延伸之“法律”基础的吞并和条约，遭承继沙皇帝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严厉驳斥。战后，诸战胜国成立国际联盟，以监督战后协议的执行，但美国拒绝加入。欧洲的经济复苏因战损赔偿上的激烈争执而严重延宕，欧洲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随之严重受害。在欧亚的许多地方（高加索、中亚、中东、东亚部分地区），谁来统治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主要得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而非外交折冲来解决。在诸殖民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或自治要求，顽强不屈前所未见。爱尔兰的辛芬党（Sinn Fein），埃及的华夫脱运动，甘地在印度开展、以穆斯林成员为多数的“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剧烈挑战了英国统治权威，暴露了以压迫作为统治手段的局限。反抗情绪不只见于政治。在上述地方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反抗情绪也表现在对新文化的需求上，新文化必须是不折不扣的本土文化，但目的在于（借由大众认同）将领袖与民众结合得更紧密，以团结抵御外界（帝国主义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大余震，冲击甚广。在此冲击下，欧亚的“旧制度”瓦解。那场战争把欧洲、亚洲的几个帝国送进坟墓。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罗曼诺夫家族都被拉下君位（或者更糟），领地瓦解；奥斯曼帝国也步其后尘。暴得大权的袁世凯1916年称帝，试图恢复帝制，旋即失败。世界的广大中心成为政治战场，各种运动、意识形态、宗教、民族、利益团体，在那战场上为建立一新国际体系而搏斗，帝国主义强权（或者说仅剩的帝国主义强权）以狡诈手段保护自己的所有权和特权。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停战期，许多冲突得以止息，但停战只是短暂的。1930年后，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政治危机促使战后体制在激烈争执中瓦解。20世纪30年代中期，狠毒的新帝国主义者德、意、日公开蔑视战后体制，比起19世纪80、90年代的欧洲帝国主义前辈，这三国更具侵略性，野心也更大。1937年至1942年，它们使欧亚世界陷入大危机。在接下来的全球大决战中，不管是谁获胜，获胜者都得打造新世界秩序，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