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得以存续的模式

探讨18世纪中叶后“帝国”的历史著作，大部分都有相同的预设：日本于19、20世纪之交开始借用西方的殖民观之前，重要的帝国只有欧洲人的殖民帝国。欧洲势力在非洲的角逐博弈，给人们留下了帝国主义猖狂、势不可当的不实印象。但如果更仔细检视亚洲，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欧洲人在亚洲的沿海边陲地区四处蚕食，直到19世纪结束时才以缓慢而迟疑的脚步往亚洲内陆挺进，但欧洲人对亚洲的支配，除了印度这个例外，充其量也不过是局限于小块的局部地区。可以说，在漫长的19世纪，面对欧洲人的进逼，亚洲其实屹立不倒，并未被击败。中国就可充分说明这点。虽然遭遇改朝换代、内战等种种动乱摧残，中国在1913年前仍保持着惊人的统一局面。经过1911年帝制的终结，接近40年的动乱、占领和战争接踵而来，中国的国家概念仍然存在。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还保住了庞大的边疆地带，包括中国东北、内蒙古、新疆以及西藏地区。虽然经历20世纪30、40年代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的边疆版图也只失去了外蒙古这一块。今日中国的版图，和19世纪30年代欧洲势力强行闯入清帝国时的中国版图相差不远。日本面对欧洲人挑战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尤令人瞩目。日本彻底改造其君主政体，为新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意识形态纽带，最终打造出国力强大到足以抵御向西方开放的冲击并很快致力于帝国霸业的国家。

在中央欧亚部分地区，也可看到类似的模式。西亚的几大伊斯兰国家，虽然无力抵御欧洲的经济与军事入侵，却未沦为殖民地。奥斯曼帝国虽在1913年失去其在欧洲境内的诸省，又在1918年被迫放弃其阿拉伯领土，但帝国的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却躲过了遭欧洲列强瓜分的命运，进而成为新的土耳其人国家。伊朗帝国的版图，在萨法维、卡扎尔两王朝统治期间，略有消长。但现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版图，涵盖了古代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德黑兰、马什哈德四大城。即使是政治面貌因欧洲干预而发生剧烈改变的中央欧亚地区（例如埃及或印度），也仍保有或建立起不受殖民文化束缚的独特文化认同。

何以致之？原因之一，如前文所述，欧洲人缺乏资源，有时也缺乏动机，去打造完整的全球帝国。他们的帝国外交，在1914年前无意瓜分中国、伊朗或奥斯曼帝国。1918年后，欧洲人之间的对立加剧，因此更难瓜分。但这只是复杂因素中的一部分。亚洲诸大国政治、文化上强韧的自主传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它们像一堵阻隔外部势力的无形之墙。现代初期欧亚世界的建国浪潮，更是加强、深化了这些传统，其影响力散播到“旧世界”各地，而非局限于欧洲境内。明朝的革新、德川幕府的承平、萨法维王朝的妥协、奥斯曼从军事国家到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转变，都是与欧洲新式君主制同样突出的成就。它们创造出在重重压力下仍能屹立不倒的政治组织形式。在中国改朝换代（明灭清兴）、18世纪伊朗动乱的时期，欧洲人或有机会消灭这些不稳固的政治体，特别是语言隔阂较多、部落联盟林立的伊朗。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

现代初期这些重建运动，有一深远影响。它们促进了传统治国方法的存续，使中央政府在来自欧洲的压力变得更加强烈时仍然稳固。欧洲人所面对的国家，乃是需要翻新的“旧制度”，而非号令不出中央、已然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官员往往知道自己国家的弱点，知道需要“改革”。但他们所认定的改革，乃是将新的政治方法嫁接到原有的体制主干上，而非施行缺乏认同、与现实不相容的改革计划。这一差别十分关键。凯末尔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奥斯曼帝国革新的基础上，而非凭空构想出来。该共和国的“官方”版历史，不谈土耳其对欧洲的屈从，而是强调土耳其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 该共和国的政治教父（不管暗地里如何与他切断关系），乃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约1876—1909年在位），在他治下，奥斯曼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得到大幅提升。 ^[2] 礼萨沙·巴列维（即礼萨汗，约1921—1941年在位）利用伊朗的古老君主制传统，得以确立其对叛乱地区和部落的统治，强化国力。天皇发布的五条誓文，使明治日本得以稳步走向强化中央集权的体制，使反对明治维新者失去意识形态根据。在中国，清朝的覆灭代表与过去更为全面的决裂，即使如此，新兴的民族主义仍在20世纪20年代重启监管户籍的旧制，以恢复对社会的控制。

除去政治领域，这些地区在文化上也保持着延续性。宗教、语言、文学对欧洲诸国民族认同的作用，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为何1914年前民族国家观念在欧洲比在欧亚其他地区发展得更为迅速，原因有几个，其中1789年至1815年间蹂躏欧陆大部分地区的革命与战争的影响尤不能忽视。在欧亚大部分地区（包括东欧大部分地方），文化与国家的联结并未与西欧的模式保持一致。对领土主权国家及其统治者绝对效忠的观念，与穆斯林社群（乌玛），以及那些享有《古兰经》和伊斯兰律法诠释权威的群体，都扞格不入。在被较小、较弱国家或藩属所环绕的广大中华帝国，塑造欧洲民族主义的那种以王朝冲突和建国为特色的斗鸡场心态，显然也并不存在。在日本，两百年的锁国强化了对外国人的强烈猜忌。但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却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将日本特性与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联系起来。但尽管欧洲人对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体）的执着，在其他地方没什么意义，欲以共同价值观和习俗（从饮食、衣着直到历史和宇宙论）统合社会的行为，却在整个欧亚世界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在欧亚其他地区，一如在欧洲，知识传统都通过老师传授和典籍来维持、传递。以知识传统为核心，凝聚起享有社会威望和文化权威地位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伊朗和中国，这一阶层与官方思想密不可分。从萨法维王朝时代起，乌里玛就申明，伊朗政府的首要职责乃是保护什叶派免受敌人攻击。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居少数地位，使这任务变得更为急迫。在中国，士人既是帝国体系的文化精英，也是行政骨干（而在接下来的“民族主义”时代他们似乎仍扮演这角色）。英国从18世纪中叶起逐渐将印度纳入统治，即使如此，印度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仍存，因为那些传统已牢牢根植于印度各地繁荣的本土文化里。地区性的家乡情感、公正政府的观念、另类的历史观，以及殖民政权的文化机器，在此维持着不稳定的共存关系。 ^[3] 19世纪末期，印度各地方言被改造为条理井然的文学语言，人们获得了强有力的新工具，来表达其本土文化情感的社会关切与政治关切。没有这一基础，甘地尝试将印度的民族主义打造成的全民运动，就不可能在1914年后如此迅速发展壮大。

这些情形的重要意义，在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冲击在19世纪末期达到高峰时，面临着组织日益完善的抵抗。但在欧亚世界其他文化体的守护者和“看门人”眼中，救亡图存似乎是场胜负难料的竞赛。他们忧心自己的文化传统会彻底瓦解，被西方的现代性浪潮淹没。他们担心下层社会会脱离其掌控，并为此大为苦恼，因为他们认为保障下层社会的道德与文化福祉乃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理解欧洲科技领先所代表的意义，了解社会上、文化上的创新乃是欧洲得以维持优势的因素之一，但对于那些创新对道德、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态度却很矛盾。因此，他们对于欧洲某些关于现代性的观念情有独钟，这些观念虽孕育于西方，却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帝国主义主张。甘地唤醒群众的运动，源于托尔斯泰自给自足的乡村乌托邦观念。马列主义的魅力，在于其所提出的愿景：工业得到发展，而又不致发生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社会冲突。两者似乎都提供了一条不致失控的通往现代性之路。在1918年后伊朗、土耳其、中国的政权，以及1947年后治理印度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对外来文化的严格监控似乎和建立工业屏障以抵御外国生产力的冲击一样重要。为达成这一目标，官方通过教育、广播、宣传以及审查制度广泛而深入地施加影响力。如果形成这种文化上的“受困心态”，那么20世纪大部分时期横扫全世界的强烈意识形态风暴，使开放社会变成命运赌博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

[1] B.Ersanli,“The Empir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Kemalist Era”,in F.Adanir and S.Faroqhi(eds.),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A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Leiden,2002),pp.115-54.

[2] 参见S.Deringil,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1876-1909(London,1999)。

[3] C.A.Bayly,Origins of Nationality in South Asia:Patriotism and Ethical Governme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New Delhi,1998),第1至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