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兵戎相见

帝国主义可以界定为一国欲借由将其他社会吸收进其政治、文化、经济体系，以支配其他社会的企图。诚如先前所提过的，最积极推行帝国主义的往往是欧洲人，但那并非欧洲人独有的行为，推行的方式也并非只有一种。帝国主义有时依赖于对扩张地区的直接政治控制，但让有名无实的当地政府继续当家，以掩饰外力支配的事实，往往更加省事。有时帝国主义会导致当地居民因大量新移民的涌入而失去家园。但在欧洲势力进入亚洲、非洲的过程中，这股趋势一直不强。欧洲人进入亚洲、非洲，大多是为了划定某经济独占区的范围，使贸易和投资为帝国所独家掌控。但也非一成不变：大英帝国，最大的帝国，施行自由贸易直到20世纪30年代。更常见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性的要求（“文明开化使命”），诉诸一种文化阶层的观念：殖民者有能力实现“道德上、物质上的进步”，而与被殖民者的退步形成强烈对比。这文化帝国主义虽然极为傲慢，却没有“生物性种族主义”的那种残酷笃定。19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者，的确相当普遍地相信种族血统会对智力或道德发展有所限制。但并非所有帝国主义者皆如此认为，英、法两帝国（相较于美国）仍在法律、制度、官方意识形态上，正式认定人有可能不分种族一律平等。

因此，帝国主义不是毫无差异的铁板一块，而应被视为在目的和方法上差异极大的连续体。在一场闻名于今世的论辩中，几位最杰出的英国帝国主义史学家表明，英帝国的扩张模式因地而异，且主要取决于和当地精英合作空间的大小。在某些地区，当地精英愿意提供的合作无法满足英国利益，英国即施行“正式”统治，反之则保持“非正式”支配即可。 [1] 这一规则可扩大到更大范围中。怀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在扩张能力、自身利益观，以及可获得的机会上差异极大。资金不足和有限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使排他性帝国更受追捧，但建立大帝国的机会也变少了。较晚上场角逐，可能意味着好东西已被挑光，只能捡剩下的。在特定时刻，有意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的统治集团，可能觉得扩张的成本和风险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好处。出于此种及其他原因，1880年后，诸帝国大肆扩张，欧洲诸国却未大动干戈。瓜分势力范围的外交活动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利害关系最大的地方（中东和中国），当地既有的体制并未瓦解，且任何强权都没有动机或能力将之强行分割。

19世纪末期诸帝国的竞争对立，一直令史学家大为着迷。但催生那些竞争对立的“新帝国主义”，却不具备特别强的侵略性，这与20世纪30、40年代的残酷扩张几无共通之处。在“一战”后受到压抑的帝国扩张冲劲，在20世纪30、40年代达到凶残的最高潮。在这20年间，有意跻身帝国主义强权者，在领土掠夺上的急迫感远胜于1914年前。它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无法像先前那样，借由将冲击转移到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外围世界”来加以纾解。而三个关键的时局发展要素，更是强化了掠夺的激烈程度，打破了妥协的可能性。第一个要素是1930年后经济危机的加剧，及其引发的民众关于社会全面崩溃的忧虑。第二个是国与国之间——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战争的暴烈以及由此扩大的不信任。第三个要素是世界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乃是由分歧走向集团化的彼此对抗，于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人忧心自己会在经济上、种族上或地缘战略上陷入围困。雪上加霜的是，自认最有可能遭受这些危险的政权——德国和日本——正是最不愿维持均势和旧社会秩序（这是1914年前抑制帝国冒进主义的两大因素）的政权；它们更不可能尊重世界既有的国界划分。20世纪3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焦虑的、无法无天的动荡世界的恶果。

那么新帝国主义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它在德国的推动下逐渐成形。希特勒掌权后，德国对“国联世界”领袖的反抗变得越发激烈。借由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裁军规定，将莱茵兰军事化，吞并奥地利，以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逼迫捷克斯洛伐克退出国联，希特勒羞辱了战后体制的两大守护者英国和法国，使两国的气势顿时矮了一截。他鼓励当时同样不遵守国联规定的意大利（德国过去的伙伴）倒戈。希特勒的帝国主义——追求“生存空间”（Lebensraum）——矛头指向东欧，指向乌克兰和苏联，想要在苏维埃国家的“废墟”（既是国家实体，也是意识形态层面）上建立帝国。相比之下，他对英、法的殖民帝国兴趣不大，并将1914年前德国挑战英国之举视为自取灭亡的大错。 [2] 但1939年，他发现英、法这两个强权不愿在未曾交火的情况下轻易准许他登上东欧霸主的宝座。斯大林是他的主要对手，但在打赢主要对手之前，他得先打败英、法，为此他在1939年8月与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苏两国都在争取时间：德国在为称霸西欧、中欧争取时间，斯大林在为必然到来的苦战做好准备、争取时间。有几个月时间，希特勒所下的赌注似乎比斯大林的更大。毕竟，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参照，他几乎不可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击败英、法，特别是如果他还有苏联这个后顾之忧。即使他打赢了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兰遭到强行瓜分，西方仍然在玩非正式的武装停战——英国人所谓的“假战”（phoney war），法国人所谓的“怪战”（drôle de guerre）。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德国无法迅速获胜，它那已然不堪重负的经济，会比有海外投资和帝国作为后盾的英、法两国经济更早崩溃。 [3] 经过六个月的“战争”，德国人可能会失去斗志。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40年4月说道：“希特勒已然错失良机。” [4]

但在1940年5月至6月的闪电战中，希特勒打破所有理性的预测，将欧陆大部分地区纳入宰制。他可以从法国的大西洋海岸，向英国发动潜艇战，封锁其海上航路。他迟早会进攻苏联，将从大西洋海岸到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广大土地都纳入德国掌控。与此同时，他戏剧性地击败西方大国也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开始崩溃，这种崩溃甚至不限于欧洲。法国一垮，意大利立即参战，试图攻击希腊和埃及——英国控制中东的战略要塞——以建立地中海帝国。英国如果失去开罗（大英帝国的运输中心）和苏伊士运河，将无力阻止轴心国挺进波斯湾和（最后到达）印度边境。讽刺的是，意大利进攻希腊和埃及，坏了希特勒的大计。这拖延了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使他在1941年6月才发动“红胡子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随着德军势如破竹深入苏联，长驱直入乌克兰，一场大规模地缘政治革命随之展开。种种迹象显示，一年之内，德国人就会控制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苏联国土和盛产石油的高加索。德国人将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将控制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称霸欧亚大陆，把英国（和美国）逼到欧亚大陆的沿海边陲以及欧亚之外的“外围世界”。 [5] “我们会成为被封锁的一方。”一名美国专家如是说。如果走到那种地步，亚非的旧殖民秩序，大概剩不下多少。事实上，到1941年中期时，世上最大的殖民地已明显浮现出种种危机迹象。面对德国称霸欧陆的局面，以及中东的新威胁，英国不得不（一反原来的计划）动用印度的资源。这时的英国不得不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次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否则就会面临政治反抗。英国人开始走上曲折的妥协之路，进而在1942年中期许下让印度在战后独立的重大承诺。

在欧亚世界东端，第二场大剧变已然开始。征服中国东三省后，日本人继续渗入华北，并在1936年中期将内蒙古纳入其掌控范围。1937年7月，驻华日军挑起与国民政府军队的冲突，全面战争开始。东京的目标乃是把中国纳为其东亚体系的一环，切断中国与西方及苏联的联系。日本的文化焦虑感，“整个亚洲”起来反抗殖民主义西方的意识形态要求， [6] 以及日本对欧洲在亚洲的势力正急剧衰落的日益深信，使日本敢于放手推动帝国扩张。 [7]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极发达，但其主要海外市场，极度依赖于同英国（当英国统治印度时）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诸强权之中，就数日本最难以抵御工业经济被外力破坏的损失：其本身的商业帝国就是预防这一毁灭性结局的最有力保障。事实上，把持东京政府的军方领袖，认为世界很快就会被分割为一个个地区和封闭的经济区。他们可以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将苏联、英国赶出东亚。与此同时，日本军方推断，日本可以逐步扩大其在华控制区，而不会有与美国开战的危险，因为美国虽厌恶日本建立帝国，却也极其敌视苏联。 [8] 英、美对日本入侵中国一事未有一致反应，而且美国国会在1938年反对建造新战列舰，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也采取守势，这些在日本看来，似乎证实了它的判断。 [9]

但情势发展终未如日本所愿。英、美并未退缩：即使国民政府从南京被赶到内陆深处的重庆，英、美仍继续援助国民政府。但伦敦和华盛顿也有所误判，错估了日本及其武力侵略的决心。1940年6月，法国失陷之后，日本的气焰更为高涨。9月23日，听命于希特勒的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入法属中南半岛。几天后（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条约，用意或许是欲阻止英、美继续援助国民政府。来年4月，日本达成另一项协议。先前，1939年8月，日军已在蒙古的诺门坎和苏联军队打了一场关键战役，红军胜利。双方从中得到教训：再打下去毫无意义，至少就目前来说是如此。双方都不想陷入双线作战的局面。1941年4月的中立条约，正式确定了双方的立场，苏联军队得以全力对德作战，日军则得以向南方发动另一场战争。1941年7月，日军进入中南半岛南部，取得入侵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蕴藏丰富石油）的跳板。华盛顿以石油禁运作为回应时（日本仍有八成石油来自美国），日本的反应是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和两个月后攻占新加坡（和希特勒在西方一样惊人的两场胜利）之后，日本成为亚太霸主。东南亚殖民地已落入日本之手，日本入侵印度似乎是迟早的事。到了1942年中期，苏联节节败退，大英帝国就快垮台。两股新帝国主义势力就要瓜分欧亚，然后或许就是瓜分全世界。“新秩序”眼看就要降临。

这些惊人的事件，表明1914年前以欧洲为中心、看似牢不可破的世界秩序终于崩溃，还揭露了“自由世界”惊人的脆弱性——它的战后重建曾被高声夸耀。这还不只是自由贸易终结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东亚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政治暴力。思想控制、宣传、武力，成为集权政府日常的统治手段。意识形态战争爆发且战火激烈，人性禁不住压力而扭曲。最骇人的，不只是种族敌视心态的爆发，还在于计划性种族主义的大行其道。1942年（或许是现代世界史上最关键的一年），种族主义发展到高潮。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召开的一场官方会议，把“大屠杀”列为德国的官方政策。 [10] 1942年，是“最令人惊骇的大屠杀年，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的杀戮年份之一”。 [11] 落入纳粹之手的犹太人，有将近一半在1942年3月后的12个月里遭到杀害。在这场疯狂的屠戮中，我们或许看到了一个世界的终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道德沦丧的深渊？

今人很容易就会把20世纪30、40年代斥为狂人、疯子大行其道的怪诞时代。这一观念并无根据。那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十分复杂，但主要的发展脉络似乎再清楚不过。暴力、仇恨、杀戮、各个文化的封闭性倾向以及经济的自给自足趋势——这种种现象源于1890年后塑造世界的两股强势力量的相互冲击。第一股力量是促使诸多文化体、经济体和政治体，以庞大规模和惊人速度接受外来影响的剧烈全球化。全球化虽有种种迷人之处，但可想而知，它也在许多社会里制造了数不胜数的苦恼与恐惧，其中包括以文化、种族“净化”为诉求的普遍运动。第二股力量是国家的建立。国家建造与全球化趋势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同样要素的激发：交通的改善、大型产业的兴起，以及新社群的诞生。利用它们还可打造新式的威权和新的控制方法。国家建造者发觉，可以利用当地对外国人的恐惧来强化他们要求人民爱国服从的主张。1914年前，全球化和国家建造已以不稳固的平衡关系携手并进。但20世纪初的双重大危机，破坏了这不稳固的平衡。“一战”及其结果摧毁了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也就是摧毁了全球化所倚赖的政治架构。在欧洲前两大国家俄国与德国中，失败带来的冲击催生出对经济开放、文化开放的激烈反对。1930年后贸易的大幅萎缩，使民众骤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日本的泛亚洲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相信，全球主义的实验到当时为止带来的只有灾难，这些实验已离寿终正寝不远了。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或许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斗争）中，真正紧要的乃是民族国家的强大、内部团结及其扩张规模。在没有集体意志的分裂世界里，加诸个体的约束少之又少。1942年中期烽火连天的欧亚大战争，乃是全世界的危机。

[1] 此书出版于1923年，萨瓦卡尔在1937年成为印度教大会（Mahasabha）的领袖。

[2] S.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Cambridge,1999),p.262,n.65.

[3] 这一观点最早见于J.Gallagher and 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1953),pp.1-15。

[4]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

[5] 这一论断来自美国权威的商业期刊评论，参见Fortune,July 1940,p.136。

[6] 引自G.L.Weinberg,A World at War: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Cambridge,1994),p.118。

[7] E.Staley,“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Apr.1941;repr.in H.Weigert and V.Stefansson(eds.),The Compass of the World(London,1943).

[8] 参见A.Iriye,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Cambridge,Mass.,1992),pp.78-80。

[9] Y.Kibata,Angl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and 1940s(London,1982).

[10] A Iriye,“The Failure of Military Expansionism”,in S.Large(ed.),Showa Japan: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926-1989,vol.1:1926-1941(London,1998),pp.213-15,223,226-7.

[11] I.Cowman,Dominion or Decline:Anglo-American Naval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1937-1941(Oxford,1996),pp.85,88,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