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的局限：更广大世界里的欧洲人

因此，在这时期的大部分时候，相比于占领新土地，欧洲人更注意巩固他们在大西洋世界的势力。虽有某些人坚持不懈地进行地理探索，但整体而言，这时期地理探索的范围相对来说小了很多。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地球上仍有大片地区不得不保持空白，即使是欧洲列强争夺最激烈的北美洲亦然。哈得孙湾的位置在1610年就已探明，但直到1682年，才由勒内-罗贝尔·拉萨勒（René-Robert La Salle）完全探索从蒙特利尔到密西西比河口的整条曲折河路。 [1] 加利福尼亚被普遍视为一座大岛，直到约1700年。 [2] 维图斯·白令（Vitus Bering）证实亚洲与美洲之间没有陆桥相接，但这一点直到18世纪40年代末期才广为人知。公元1750年前，欧洲人普遍认为在哈得孙湾周边的高地后面，有片巨大的内陆海“西海”。 [3] 人们对南美洲的地理情况较为熟悉，但较偏远的内陆，特别是亚马孙河流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许多地区，直到进入19世纪许久后仍属于未知地区。 [4] 在太平洋，欧洲人的地理思维受制于“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的错误认知，直到库克船长在18世纪60、70年代进行几次伟大航行后才发生改变。 [5] 在非洲的西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欧洲人仅对奴隶贩子及其他商人涉足的狭窄沿海地带稍有了解，对其他内陆地区近乎全无实地了解。因此，1750年时，欧洲人仍深信尼日尔河从东非往西流，汇入冈比亚河、塞内加尔河后注入大西洋，这种错误认知使后两条河受到了过度的重视。

地理方面如此程度的无知，使欧洲人在“外围世界”的活动，只能靠错综复杂的通道将孤立的殖民聚落、矿场和贸易站连接起来，还要长期投入精力来维持这些道路畅通。欧洲人无法进行更大范围的探索，原因之一在于技术上的诸多障碍：陆上移动成本高昂；气候与疾病导致人员折损率十分惊人；原住民统治者不愿让间谍和不速之客侵入，以免危及他们对重要财源（毛皮或奴隶）的垄断地位。在非洲西部，欧洲商人不得不小心行事，以免触怒随时会以行为不当的罪名惩处他们的当地统治者。他们的武力也敌不过当地统治者所能集结的军队，在达荷美尤其如此，因为该地的部队配备了进口火器。 [6] 探索活动（exploration）这个词本身会误导人们的认知，因为这字眼通常意味着透过当地人提供的信息，给既有的贸易路线“绘制地图”——除了官方提供的极有限资金外，这些探索活动通常是由对商业利益或新殖民地的向往驱动的。但经济或人口方面的需求最多也只能断断续续地提供动力。17世纪90年代巴西的淘金热吸引了大量移民，受到鼓舞的圣保罗边地垦荒者（bandeirante）赴内地荒漠寻找新金矿。 [7] 但是来到西班牙人治下美洲的欧洲移民人数，于1625年后锐减。 [8] 英国对北美的殖民进程也很缓慢，一直到17世纪70年代，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的150年后，大陆上的殖民地才终于站稳脚跟，免于破产以及遭到印第安人反击。 [9] 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活动则较活跃，因为该地区的经济前景似乎更好。最近某份研究显示，当时牙买加的白人，富裕程度是英属美洲大陆上白人的10倍。但亚热带气候和当地及外来的疾病，使殖民者伤亡惨重。从1700年至1750年，有3万至5万名欧洲人移居牙买加，但1752年的白人人口只有1万。 [10] 1700年，在英属的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可能有25万名白人殖民者。 [11] 大陆上的殖民进程缓慢：直到18世纪50年代，无所不在的殖民地土地投机者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友人，才开始将网撒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头。移入新法兰西（魁北克）、阿卡迪亚（今新斯科舍）、路易斯安那的法国殖民者人数甚少，在18世纪50年代时可能只有6万人。

到18世纪中叶，在西班牙、法国、英国、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欧洲裔居民总数在300万至400万之间，可能是当时欧洲（含俄国）人口的5%。但横越大西洋到达美洲的人口中，绝大多数当然不是自由的欧洲人，而是身为奴隶的非洲人。根据某份可靠的估计，到1820年时，抵达美洲的非洲人，人数已是此处欧洲人的4倍之多。当时美洲约有800万名非洲人和200万欧洲人。 [12] 非洲人在加勒比热带地区的死亡率也很惊人。像是巴巴多斯这样的殖民地，原本都倚赖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契约劳工，但在1670年后骤然改用奴隶。 [13] 奴隶的运用给欧洲移民带来两大影响：奴隶一经引进后，立刻切断了种植园经济对欧洲劳动力的需求；非洲疾病的传播可能也提高了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 [14] 但另一方面，奴隶的使用也促进了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从而创造出让后来抵达的欧洲人得以从中获利的本土市场（能够供应粮食、建材和简单的手工产品）。因为只有大量使用奴隶集中种植某些亚热带的经济作物，“新世界”的农业殖民才有利可图。17世纪60年代起，甘蔗是最主要的作物，烟草遥居其后，接下来是可可和巧克力。 [15] 但比起秘鲁和墨西哥所开采的白银（前者白银产量越来越少，后者则越来越多），甘蔗也相形见绌。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洲白银产量渐减，要到1750年后才骤然回升，但白银仍是这时期美洲出口的大宗。 [16]

加勒比地区的产糖殖民地，乃是欧洲扩张的奇特产物。使那些殖民地有利可图所需的东西（土壤除外）全来自外地：资本、“管理阶层”（欧洲裔种植园主和管理人）、劳力（非洲奴隶），就连甘蔗本身都是从加那利群岛引进加勒比地区的。不管是主人，还是奴隶，时时都活得提心吊胆：担心敌对的欧洲人来犯，担心奴隶造反，担心遭报复心切或坏脾气的白人惩罚，担心生病，担心暴风雨、飓风等天气的威胁。在英属殖民地，例如巴巴多斯、背风群岛、牙买加，种植园主仍然保持英式生活习惯，戴假发，穿毛料衣服，吃大量面包和肉（大部分是来自北美殖民地的腌肉），喝大量酒（为了止渴，也可能为了让脑袋一片空白）。即便进入18世纪很久之后，英属西印度群岛仍是不折不扣的“化外之地”。有个总督追求女子不成，愤而剪掉那女子的头发。还有个总督痛斥种植园主“变态、可怕的兽欲”，并在入夜后巡逻街头，以遏制他们的恶习。随后的事态发展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最终被围困在总督府，经过一场激烈的交火（还动用了大炮）后，被愤怒的市民杀害。继任的总督则因偷取教会的白银而入狱。难怪牙买加首府罗亚尔港（Port Royal）于1692年毁于地震和水灾时，那灾难普遍被归结为天谴。

白银、（来自巴西的）黄金、糖、烟草（价值高到扣除长途运输成本仍有利可图），乃是跨大西洋商业的生命线。但在提升欧洲经济的效率和生产力方面，它们的贡献有限而且是间接的。糖和烟草这两种消费品在欧洲的需求快速增长（就糖而言，1750年后的需求增长更快）。 [17] 白银和黄金促进了欧洲各个经济体的货币化。但有许多白银再出口到东方，用以购买亚洲的纺织品、瓷器、茶和香料。这时期荷兰、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绝大部分是“财物”，即白银和黄金。 [18] 美洲产品助长了对亚洲商品的需求，却没有为新制造品或新科技的诞生提供基础。在这个讲究商业规章的重商主义时代，美洲的各个经济体也未能为欧洲提供足以促进欧洲商业和制造业发展的繁荣出口市场，只有欧洲的个别地区和行业从中受益。18世纪时，靠银块、糖、烟草而繁荣的美洲殖民地是英国重要的市场，英国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在该世纪中明显增加。 [19] 但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不得不将大量收入花在购买奴隶上， [20] 美洲人口中有很大比例是处于温饱线及其以下的奴隶或半奴隶劳工。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也被边缘化。在加勒比地区，货物船运、委托代理商和还债的费用，以及给在外业主（他们远在欧洲，并不参与经营）汇款等方面的花销，消耗了种植园的利润，降低了当地的消费需求。重商主义政府中开销巨大的上层人士——包括大量买官的贵族、领退休金者，以及享有特权的商人——可能是美洲财富的主要获益者。殖民地产品对欧洲内部的贸易形成了有效的补充：人们对它们的广泛需求有助于缓解地区间的贸易失衡。 [21] 把大西洋贸易世界看作商业“旧制度”（ancien régime）最重要的支撑，而非促成欧洲经济体（甚至是最先进经济体）工业转型的有力因素，或许是比较明智的看法，至少在1750年之前是如此。

事实上，欧洲与亚洲、美洲两地跨洋贸易的模式，反映了“危机时代”欧洲本身经济表现的不稳定。贯穿这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乃是人口：17世纪时人口增长停滞，且因战祸而情况恶化；1700年后才缓缓增加。由于得不到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额外需求，贸易不振。西欧、南欧对东欧谷物的需求减少，且随着玉米、稻米被用来取代本土作物，这需求进一步降低。几无证据显示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有全面提升，而进入19世纪后，饥荒仍是定期降临的威胁。远离河道和人工水道的内陆交通仍不稳定、缓慢且成本昂贵。在约1750年前也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农业生产力因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使用科技创新而提升——可以确定的是，科技创新的效益还未大到足以大幅降低商品运输成本（不论是针对本土消费者还是针对欧洲以外的消费者）的程度。大量的欧洲人（或许是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被农奴制度（在俄国和东欧最为普遍）困在乡村，无法自由迁徙。

这是个经济增长缓慢的漫长时期，而在此时，地理位置最有利于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乃是北欧的滨海诸国。低成本的海上交通有利于专门化，而专门化则使效率有机会提升。 [22] 这些国家得以取得最多样的贸易品（包括殖民地商品），可以将绵密商业网（可让商品与票据轻易而频繁地在最多的地点之间交换）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这时期的显著特色，乃是集这些优势于一身的大港口城市的兴起，包括伦敦、汉堡、阿姆斯特丹。从1660年至1690年，英国的经商船队规模大了一倍。 [23] 整体来讲，随着大城市（除了大港，还有首府）越来越大，而较小的中心城市相应萎缩，都市化程度提高了。新财富和新生活格调在这些大城市出现，消费模式的转变在大城市最为快速，对进口食物、药物、饮料、纺织品、家用物品的需求，在大城市里最为热切。 [24] 社交生活、劳力、休闲的商业化也是在大城市里最为明显。 [25]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转变，乃是一批海上商业强国的兴起。这些国家形成一个被欧洲“边缘”和殖民地“边缘”所围绕的先进“核心”，而欧洲“边缘”和殖民地“边缘”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实力、财富、专业技术方面与“核心”地区的巨大差距。在这期间，那些“核心”国家为了获得商业霸权和帝国霸权，彼此间又展开进一步的斗争。 [26] 虽然这些“海上国家”在克服这时期的经济制约因素方面最为成功，但我们仍不应以后见之明夸大它们的实力和重要性。它们的海上商业活动，有许多是高风险却无利可图的， [27] 如英国的皇家非洲公司和南海公司以及荷兰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下场所显示的那样。 [28] 欧洲之外的商业竞争，以及伴随这竞争而来的基础结构（要塞、船队、重商主义规章），使这些国家的行动成本大增，有时成本甚至高到让它们元气大伤的程度。 [29] 远距离的商业活动和军事行动相当危险，且常常没有成效：英国和荷兰在海军军力和财政实力方面都占上风，但两者都未能完全打进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商业体系。即使是海洋大国的金融机构也极难抵御战争和政局动荡的冲击：1745年至1746年，自称有权获得英国王位的“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入侵，给伦敦带来了金融恐慌。欧洲西北部的海洋经济体虽然更加先进，但未能凭借它们的制造品、商业网，及其主张政府干预与规范的“财政主义”观支配欧洲内陆的经济体。欧洲内陆国成功抵挡“海上强国”的支配，反倒更值得强调。在欧亚世界或全球这个更大的经济竞争舞台上，欧洲经济的海洋部门虽然成功发展出横跨大西洋的商品贸易，在美洲的欧洲移民里成功找到市场，但由于规模太小，经济实力与人口实力受到重重限制，无法在前工业时代称霸全球经济。

这增长缓慢的欧洲经济，对于维持由宫廷、政府机构、教会、贵族等组成的复杂社会政治上层结构来说是必需的。经过从17世纪初期延续到中叶的几场大战和内部动乱，欧洲许多地方的社会威权和政治威权在17世纪后半叶渐趋巩固。农民暴动和地区性叛乱变得不那么频繁。随着政局更趋稳定，政府的掌控更强，政府的支出和人民的税务负担（特别是穷人被征收的多到不成比例的间接税）也稳定增加。 [30] 但政府必须与根深蒂固的贵族势力彻底妥协，以此为代价，才可走上这日益专业化和系统化的道路。在法国，这意味着政府要与各省的贵族势力网络展开审慎合作。 [31] 在英格兰，贵族与议会制政府的合作则建立在贵族享有地位、年金，并且可以利用公共财产操控选举的基础上。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为了使贵族效忠国王，统治权实质上是由少数名门望族把控的，而乡村地区则把农奴制作为社会秩序最重要的一环。 [32] 一种更有秩序的“旧制度”渐渐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但这并不表示欧洲被划分为一个个界线分明的统一民族国家。“德意志”仍是个地理名词，300多个国家林立在广大土地上，其中大部分国家面积非常小。版图涵盖今日的比利时（1713年后）、意大利北部、匈牙利（1683年后）、中欧其他地区、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几乎只是个由不同王国组成的松散结合体，在皇帝这个共同的君主下勉强维持统一局面。即使在法国，透过联姻、外交手腕、武力征服统合各省，也是极为艰难的：1720年时，巴黎当局还得粉碎因经济困顿和财政负担而怒不可遏的布列塔尼地区贵族脱离中央独立的阴谋。 [33] 不列颠群岛的统一，建立在联合君主国这个不稳固的基础上。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在统一之路上踏出试探性的一步；此后，英国的统一受到两场苏格兰叛乱的严厉考验，且不断受到爱尔兰人不满情绪的威胁。对东欧的诸“内陆帝国”，还有欧洲最西边的临海诸国而言，对外政策大体上仍取决于边陲省份的忠诚度。

各大“旧制度”国家所实现的有限政治整合，衍生出两个重大后果。首先，这些国家通常无法实际掌控那些被征服的子民以及本国公民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活动。它们的殖民政策受制于商人游说团体、贵族势力和王室三者的势力拉锯而未能定型，其结果往往是诉诸某种“有益的忽视”， [34] 让殖民者或商人贸易据点自己看着办。其次，大部分欧洲人国籍观念薄弱，因此对他们而言，对王朝的效忠，乃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治活动基础。事实上，王朝的至高权力被捍卫既有自由和权利的各地顾问组织或代议组织削弱，但欧洲没有可输出或易于移植到海外的“旧制度”意识形态或政治典范。每个国家（和每个单位）的权利与君权平衡与否，取决于地方利益团体所承继并捍卫的地方习俗和惯例。这种思维已由西班牙、英国的殖民者带到美洲殖民地，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帝国中央每次欲申明其威权时都会遭遇重重困难。 [35] 因此，在当时的人眼中，很难有哪个欧洲国家能遽然扩大其海外领土，同时又不致危及脆弱的政治机制，这种机制稳定与否取决于国内局势。政治评论家总是强调以下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勿追求大而无当的领土，以免王权与贵族、商人、宗教、自治市以及地方的特权之间的平衡，逐渐失去控制。 [36]

事实上，美洲虽然代表了欧洲势力的惊人扩张成果，却也为“旧制度”国家扩张主义的局限，提供了例证。在英属和西属美洲地区，帝国主义扩张的代价，一直是殖民地享有实质上的自治。 [37] 1676年弗吉尼亚富裕的种植园主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指控该殖民地总督对帕蒙基族（Pamunkey）印第安人太过宽厚，于是率众叛乱，烧掉位于詹姆斯敦的该殖民地首府。伦敦当局对此几乎束手无策。或许是天佑伦敦，培根还没来得及巩固他的叛乱政权，就死于“血痢”。 [38] 帝国的本土政府普遍不愿将本就不足的陆军、海军军力用于保护或拓展殖民地，殖民地的领袖不得不在远离母国的诸般不利条件下，与各种游说团体、派系、利益团体争夺君王与大臣的关注。当时的伦敦、巴黎和马德里政府，当然很想保住海外贸易收入，一旦有竞争国家欲阻断这收入来源，便不惜动用武力：英国船长詹金斯在加勒比地区被西班牙海岸防卫队割下一只耳朵，为此，英、西两国争执不休，最终在1739年兵戎相见，爆发了一场“詹金斯的耳朵之战”（War of Jenkins’s Ear）。但英、法、西三国政府通常不愿将殖民地扩张视为治国策略的核心， [39] 且很可能把殖民地视为其分赃制方便的延伸，而非国力的增强。 [40]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旧制度”欧洲的诸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能力大胆展开征服欧洲以外世界的行动。撇开俄国这个重大例外不谈，几无诱因鼓励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担起扩张领土的重担。但如今偶尔有人主张，欧洲国际体系的竞争、多元特质，还有其多国林立、各大国相互敌对的现象，不只促成了军事战术、军事组织的进步（使欧洲人因此在几乎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下，具备了支配世界的动机和工具），还催生出最终不可避免扩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

“旧制度”欧洲在陆军和海军建设上无疑投注了巨资。18世纪欧洲诸君主国的公共支出里，约有54%用于陆、海军的战争开销。 [41] 欧洲军队的规模在1660年后急速增长。 [42] 法国兵力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约40万人；人口少得多的英国和尼德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2—1713年），各有超过10万人的兵力。军事组织也越来越职业化，统一的制服、训练方法和常备军官团在军中逐渐普及。 [43] 由于战争频繁，而且外籍军官和士兵普遍参与其中，新技术快速普及全欧洲。但18世纪50年代之前，甚至在那之后，几无证据显示，在作战技能方面抢先一步的发展，使欧洲人在世上其他大部分地区占了上风。这有几个原因。欧洲军队确已发展出高度专门化的作战机器，但这种作战机器用于欧洲各国彼此间的战斗，而非用于对抗“战略信条”迥异于欧洲的军队。18世纪50年代英国军队与美洲原住民的几次遭遇战，就血淋淋地反映了这事实。 [44] 布雷多克将军（赌博经验比作战经验更丰富）率领英国部队挺进树林，在今匹兹堡附近与原住民交战时，他们紧密的队形和光鲜的制服（欧洲人作战时井然有序、纪律严明的关键所在），反倒带领他们走上死亡之路。欧洲战争中惯用的围攻、机动调度战法，无法全盘适用于地理条件大不相同的其他地方，即使有充足的兵力可部署。欧洲式战争已开始依赖复杂的基础设施以供后勤补给之用，一旦欠缺相应基础设施，仗就打不成。即使在欧陆，欧洲军队在多瑙河流域 [45] 或黑海北部庞提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之类边陲地区， [46] 也表现得十分糟糕。特别重要的原因，乃是热带疾病的骇人杀伤力。在海外，热带疾病对欧洲军队的杀伤力，比任何军事反抗都要厉害。1742年，英国派遣远征军夺占西班牙加勒比海地区的卡塔赫纳（Cartagena），结果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兵力无法上场作战。当过海军军医的作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写道：“胆汁热……暴发，来得又凶又猛，遭此病袭击的众人，有四分之三死掉，死状凄惨；他们的肤色，因体液腐败到极点，渐渐变成炭黑色。” [47] 就连海军也摆脱不了其中某些因素的制约。军舰是成本极高昂的工具，而其价值在恶劣环境下会快速贬值。海战也主要受谨慎和调遣的影响。海战成败事关重大：海军被彻底击溃的结果，可能是被入侵或者失去商船队。因此，海军通常不离基地太远。欧洲人从1500年起就已熟悉加勒比海的航行环境，尽管如此，偶尔在加勒比地区短暂航行，由于气候和疾病等因素，仍风险极大；在印度，十月季风开始从北方吹来时，航船可能遭遇风暴或不利的风向，这时若逗留在印度附近海域，可能遭到不测。 [48] 当然，在火力上（有时在速度和操控上），欧洲战舰通常比欧洲以外地区的战舰有很大优势。但欧洲人很少一次动用大批战舰，而欧亚其他地方的内陆帝国或陆基国家，大体上未受到在欧洲战争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海军骚扰。

上述种种因素，限制了欧洲战争扩及它们尚未殖民之欧洲以外地区的程度。事实上，欧洲的国际政治通常过度专注于欧洲内部事务，而无法对欧亚其他地方构成太大威胁。欧洲的国际政治也难以控制，不够稳定，因为欧洲的外交受两个相互纠缠的有力因素支配。第一个是欧洲国际体系里国力强弱不等的众多成员之间要基本维持均势。 [49] 第二个是王朝因素。王朝的野心难以预测，继承人的诞生和性格则取决于偶然因素。王朝大位的归属纷争，引发了1702年至1713年大规模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俄国与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夺占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时则激起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王朝政治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被欧洲诸大国建构保守外交“体系”（17世纪80年代之前是西班牙“体系”，之后是法国“体系”）的趋势所抵消， [50] 但任何稳定下来的模式都不断受到大范围不稳定地带所发生事件的威胁。这些不稳定地带包括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王朝、东南欧的边疆地区、无政府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17世纪后半叶）动荡不安的不列颠群岛。但均势时代最突出的特色，乃是在欧洲没有哪个强权强大到足以宰制其他所有强权，或强大到足以不受欧洲境内对手国的挑战，可以放手展开海外征服霸业。

这一欧洲特有的不稳定局势和这局势所孕育出的好斗心态，使欧洲付出昂贵代价。不管战争对技术和商业发展有何促进作用，与战争招致的破坏、稀有资源的虚耗、经济不稳定的增加（在前现代的环境下，经济不稳定已是严重不利于投资和企业的因素）等负面影响相权衡，显然是弊大于利。 [51] 欧洲诸国间的相争，也让欧洲以外地区的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印第安人和或许受益最大的奥斯曼人）渔翁得利。奥斯曼人巧妙利用欧洲内部的冲突，保住他们四面受围的帝国边境地区，直到18世纪60年代。1699年，哈布斯堡皇帝就因为急需将对付奥斯曼人的部队抽调去对付法王路易十四，才与奥斯曼苏丹议和，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西方人的侵略、竞争对象，大体上锁定欧洲自己人，因而他们在科技、商业上的长才无法在更广大的天地里发挥。

这些局限欧洲人能力和野心的东西，鲜明地反映在欧洲人的思想和更广大的文化里。当时大部分欧洲人，严格区分欧洲与美洲的关系和欧洲与非洲、亚洲（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关系。当时有一股科学思潮，认为美洲这块“新”大陆环境恶劣，不适合人居住，该地的居民体形，显示出强烈的退化倾向。尽管如此，美洲却是欧洲人心向往之的地方。 [52] 欧洲人深信他们有权利和工具将美洲“打造成”或改造成欧洲的翻版，甚至“打造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旧大陆翻版，为此对美洲兴趣盎然。这种思维上的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洲人可轻易入主美洲和原住民势力彻底瓦解而产生的。但那也建立在一套约翰·洛克所表述的著名社会性、文化性假设上。洛克主张，印第安人未能发展出欧洲人所熟悉的物权体系，因此，欧洲人对美洲土地的殖民掠夺，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53] 洛克虽毫不掩饰地把奥斯曼帝国视为可恶的独裁政权，希望遭它征服的基督徒反抗其统治，却未对欧洲有权利征服、占领亚洲、非洲，表现出类似的笃定——即使欧洲有工具实现此事。在此，博览当时游记和地理学著作的洛克，大概正反映了当时论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国诸帝国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 [54] 对这些帝国的尊敬心态。莱科（Rycaut）、德夏瓦涅（de Chavannes）、贝尼耶（Bernier）、多哈尔德（Du Halde）描述了欧洲人可能不喜欢甚至鄙视的国家和文明，但他们并未理直气壮地认为，欧洲人征服它们乃是天经地义，更未说那是切实可行的事。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全来自耶稣会教士的介绍，而耶稣会教士所传播的中国形象，乃是个由文人官员治理、仁慈而井然有序的政权。 [55] 18世纪的欧洲评论家，以萨法维王朝和清朝为镜，反照出欧洲的偏执、好战、治国无方。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对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作为，表达了广受肯定的保留态度——“帝国就像是耗尽树干所有养分的树枝”； [56] 然后，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他形容中国是个强大而有效率的君主制国家，在那里，宗教和社会秩序紧密结合，任何外来影响（包括基督教）都无法渗入。 [57] 事实上，孟德斯鸠有许多主张体现了地形和气候对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时兴观点，暗暗强调了欧洲人入侵欧洲以外的世界是违背自然的危险之举。 [58] 他认为：“在那里［美洲］扎根落户的人，置身在与家乡大不相同的气候下，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生活上的所有便利器具，不得不全取自母国。”另有人说得更简洁。“流氓行径在那种气候条件下是必然出现的。”牙买加某位英国海军军官在1731年如此写道。 [59]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初期坚信基督教文化能普及世界的乐观信念，早已被强调宗教与文明根深蒂固的多样性的观念所取代。 [60]

[1] Ibid.,p.244.

[2] P.Burke,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naissance Italy(pbk edn,London,1974),p.306.

[3] 其极富影响力的作品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在1860年于瑞士巴塞尔出版，但此书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广为人知。

[4] 参见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英译本，London,1944),pt 1。

[5] F.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1966;英译两卷本，London,1972-3),vol.2,p.913。

[6] 参见G.Parker,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London,1998)。

[7] 参见G.Muto,“The Spanish System”,收录于R.J.Bonney(ed.),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Oxford,1995),pp.246,248。

[8] 参见A.Peroton-Dumon,“The Pirate and the Emperor”,in Tracy(ed.),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pp.196-227。

[9] 参见D.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1:The Century of Discovery(Chicago,1964),第4章。

[10] A.R.Mitchell,“The European Fisher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5: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1977),pp.157-8.

[11] W.L.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H.Kamen,Spain’s Road to Empire: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London,2002).

[12] 关于“救世主式帝国主义”可参见G.Parker,Grand Strategy,第3章。

[13] 关于美洲带来的影响，可参阅J.H.Elliott,“Final Reflections”,in K.O.Kupperman(ed.),America in European Consciousness 1493-1750(Chape Hill,NC,and London,1995),p.406。

[14] J.de Vries,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Age of Crisis 1600-1750(pbk edn,Cambridge,1976),p.130.

[15] 参见A.W.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Westport,Conn.,1972);A.J.R.RussellWood,A World on the Move(New York,1992)。

[16] 关于奥斯曼帝国对美洲的无动于衷，可参阅B.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Oxford,1995)。

[17] J.B.Brebner,The Explorers of North America(pbk edn,New York,1955),p.255.

[18] Ibid.,p.255.

[19] Ibid.,p.299.

[20] 相关经典作品为J.Baker,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London,1931)。

[21] 参见J.C.Beaglehole,The Life of Captain James Cook(London,1974)。

[22] R.Law,“‘Here is no resisting the country’:The Realities of Power in AfroEuropean Relations on the West African Slave Coast”,Itinerario 17,2(1994),pp.56-64.

[23] 相关信息可参阅C.R.Boxer,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I750(London,1962),pp.31-2。

[24] N.Canny,Europeans on the Move(Oxford,1994),p.265.

[25] F.Jennings,The Invasion of America(pbk edn,London,1976),pp.30,178-9,300.

[26] T.Burnard,“European Migration to Jamaica,1655-1780”,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ies,52,4(1996),pp.769-96.

[27] B.Bailyn,Voyagers to the West(London,1986),p.24.

[28] D.Eltis,“Free and Coerced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orne Compariso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2(1983),pp.252-5.

[29] R.S.Dunn,Sugar and Slaves: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Chape Hill,NC,1972).

[30] P.R.P.Coelho and R.A.McGuire,“African and European Bound Labour:Th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Choic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7,1(1997),p.108.

[31] B.Solow,“Slavery and Colonization”,in B.Solow(ed.),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Cambridge,1991),p.29.

[32] I.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London,1989).

[33] 关于欧洲的糖类产品消费，可参阅S.Mintz,Sweetness and Power(pbk edn,London,1986),p.67。

[34] 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50(Cambridge,1978),pp.7-10;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àCanton 1719-1833(3 vols.,Paris,1964),vol.2,p.691.

[35] R.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7,2(1954),pp.150-66;R.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1700-177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15,2(1962),pp.285-303.

[36] N.Zahedieh,“Trade,Plun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rly English Jamaica,1655-1689”,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9,2(1986),pp.205-22;K.Glamann,“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rad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5: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1977),p.191.

[37] 参见J.de Vries,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Age of Crisis 1600-1750(pbk edn,Cambridge,1976)。

[38] Ibid.,p.116.

[39] Ibid.,p.125.

[40] Ibid.,p.181.

[41] 相关例证可参阅J.H.Plumb,“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eisure”,in 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1982)。

[42] 相关论点可参阅I.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2 vols.,London,1974,1980)。

[43] De Vries,Crisis,p.142.

[44] 关于皇家非洲公司的信息，可参阅K.G.Davies,The Royal Africa Company(London,1962)；关于南海公司可参阅J.Carswell,The South Sea Bubble(Stanford,1960)；荷兰东印度公司盈利的减少以及两个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倒台，相关讨论可参阅J.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Cambridge,1997),pp.463-4,468。

[45] Holden Furber,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Minneapolis,1976;repr.New Delhi,2004),pp.334-9.

[46] M.Korner,“Expenditure”,in R.J.Bonney(ed.),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Oxford,1995),pp.393-422.

[47] 参见N.Henshall,The Myth of Absolutism(London,1992)。

[48] J.Berenger,Finances et absolutisme autrichien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du xviime siècle(2 vols.,Paris,1975),vol.2,p.662;R.J.W.Evans,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Oxford,1979),pp.96-9.

[49] E.Le Roy Ladurie,L’Ancien Régime(2 vols.,Paris,1991),vol.2,p.26.

[50] 出自J.Henretta,“Salutary Neglect”(Princeton,1972)。

[51] J.H.Parry,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London,1966),第14章。

[52] D.Ogg,Europe of the Ancien Régime 1715-83(London,1965),pp.41-4,citing J.H.Bielefeld,Institutions politiques(1760).

[53] Parry,Empire,pp.202-5.

[54] E.S.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New York,1975),第13章。

[55] D.Baugh,“Maritime Strength and Atlantic Commerce”,in L.Stone(ed.),An Imperial State at War(London,1994),pp.185-223.

[56] B.Baily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pbk edn,New York,1968),pp.72-4.

[57] Korner,“Expenditure”,p.416.

[58] R.J.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 II: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End of the Old Fiscal Regime”,in Bonney(ed.),Economic Systems,pp.322ff.

[59] M.Anderson,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48(London,1995),pp.25ff.

[60] 参见B.Lenman,Britain’s Colonial Wars,1688-1783(London,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