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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亚其他地方和非洲的人需要警讯，以事先了解欧洲人带着各式新武器（商业、文化、军事上的新武器）来到自己的土地上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印度所发生的事就是个警讯。亚非世界的统治者和精英在大体上有所察觉的情况下，陷入了一场竞赛。他们必须想办法将其结构往往已经松动的国家变得紧实，强化文化一体感，鼓励贸易，增加税收，而且必须及时。他们一再面临两难处境。如果想以“欧洲”方法（欧式军队、官僚体系、学校、科技）奋力“自强”，得冒很大的险。他们所企求的社会团结，可能在与传统文化的守卫者（老师、神职人员、文人学者）的争执中瓦解。追求政治一统，可能触怒在省区当王的地方山头。加强贸易管制，可能触怒商人及其顾客。如果他们让更多欧洲人（商人、顾问、专家）进来，可能引来反弹，被人斥为懦弱乃至背叛。他们也无法保证这些享有特权的入侵者不会危害他们，带来乱子。但如果想赶走这些入侵者，自强计划可能会成不了，更糟糕的是，可能在还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引来他们的攻击，招来大祸。这些统治者和精英必须同时进行两场竞赛：既要赶在欧洲人大举入侵前完成自强计划，又要赶在内部歧见摧毁所有成功希望前完成“改革”。
欧洲以外的所有欧亚大国中，中国和日本向来是最富裕、最强大、最不受欧洲影响的国家，尤其是中国。19世纪30年代之前，欧洲人似乎完全无法攻入中、日两国；到了1840年，这免疫力在中国已失效，在日本则即将失效。两国都受到欧洲人日益增加的压力；带头者是英、俄、美。它们要求自由进出东亚港口，要求与中国、日本商人自由贸易，要求去除把西方人视为蛮夷并且认为西方文化、政治都不如中国的那套外交定见。它们在提出这些要求的同时，展示武力并动用武力，还提出领土要求；海上强权英国索求的是不算大（但也绝非微不足道）的沿海领土，陆上强权俄国索求的领土则大得多。不足为奇的是，这种国际地位上教人揪心的转变，对中、日两国政治、文化、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到了1880年，两国都经历了一连串内部改变：中国的同治中兴、日本的明治维新。 [1] 两场维新都是内忧外患交逼下的产物。但一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两者的发展轨迹，和它们所预示的改革规模，却大不相同。
中国比日本早一步感受到欧洲不好惹，起因是中国用来规范它与欧洲贸易的广州公行制度的瓦解。在这制度下，广州是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且欧洲人只能与严密管制的中国商人行会贸易。欧洲人可以在码头上保有货栈，但不准在广州城永久居留，贸易季一结束就得离开，前往澳门。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贸易的特权于1833年被废除，贩卖鸦片（几乎是白银之外，中国人唯一愿意用茶叶来换取的商品）的“自由”英国商人人数剧增，并带来危机。中国当局亲眼看见对外贸易必须透过广州进行的这项规定形同具文，目睹鸦片大量流入和白银（中国的货币基础）随着购买鸦片而大量流失，大为惊恐，于是想重新予以管制。中国当局赶走派来监管鸦片贸易的英国官员，销毁违禁鸦片。伦敦得知后大为愤怒，决定动武。1842年8月，英国人已兵临南京，准备进攻该城。清朝皇帝屈服，中国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2]
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清朝向西方开放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割让给英国，欧洲人获准在开放口岸派驻领事，行之已久的广州公行制度则被自由贸易取代，中方承诺对进口品只课征5%的关税。这是中国与西方相对地位的大逆转，但其重要性（在这阶段）不应夸大。这条约让中国当局很不是滋味，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外国人只能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活动，不能自由出行，而且在领事裁判权的制度下，从行政层面与中国人小心地区别开来。 [3] 对一个庞大的陆上农业帝国而言，蛮夷在遥远沿海地区的叫嚣，乃是可借由巧妙外交手腕处理掉的小麻烦。
但这条约只是麻烦的开始。接下来，中国人与欧洲人龃龉不断。到了1854年，英国人已开始催逼清廷修改条约，要求开放更多口岸，让欧洲人可以自由进入内陆拓展贸易。1856年，“亚罗号”事件发生，英国以此为由，发动了第二轮军事侵略。1860年，英法联军进占天津，攻陷北京，烧毁圆明园，以报复所遭的损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使中国开放更多口岸（最北为天津，还有内陆长江沿岸多个口岸），赋予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游历的权利。此外，迫使清朝皇帝同意欧洲派使节长驻北京，彻底消除了中国在外交中以天朝自居的错觉。这时候的中国，似乎已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被屈辱的条件整合进欧洲的国际体系，顶多只能称作二流强权。
对于忧国忧民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国官员选拔自最聪明能干而精通古典文献的学者）来说，这些巨变需要厘清，以找出因应之道。他们的结论很坚定。过去的方法已失败，改革刻不容缓。必须找出和蛮夷打交道的更好方法，必须系统地译介、传播西方知识，必须改善运输和通信。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取得现代武器，以免战略要地几如不设防般任由西方攻击。主张改革的学者冯桂芬（1809—1874年）写道：“而今顾䩄然屈于四国［俄、美、法、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 [4] 但冯桂芬写下这篇文章时，清帝国已穷于应付内部危机而焦头烂额，而且那是场看来比欧洲人的零星侵逼还危险的危机。19世纪50、60年代，华中、华南部分地区（中国最富饶的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贸易停摆，清廷收不到该地税收，“天命”（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看来就要离清朝而去。
这些大规模民变中，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建于华南西部，以一位相信太平盛世终将到来的先知的理想鼓舞人心。该先知所宣扬的教义，结合了得自传教士的基督教义，以及饱受贫困压迫的广大农民的痛苦呐喊。洪秀全自称耶稣之弟，1851年宣告建立新王朝太平天国，自称天王。他的拜上帝会以惊人速度集结部众，组成农民军，接连攻下清政府的孤立要塞，势如破竹般地攻进清帝国的长江流域心脏地带。到1853年，太平军已拿下南京。但洪秀全的目标乃是推翻清朝，统治中国。后来他的部队攻抵天津，似乎就要拿下都城北京。太平天国声势至此臻于极盛。此后，他的部队渐渐被逼回长江流域，但要到1864年，洪秀全死亡，南京遭清军攻陷，太平天国才覆亡。 [5] 太平天国运动，遍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到1868年才平定的捻军起义， [6] 陕甘回民起义（1862—1873年），说明了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已急剧瓦解。这或许肇因于农业经济的破败。1830年后，中国的农业经济遭遇一连串打击。在此之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8世纪时曾有惊人增长。新耕地的开辟、旧耕地的集约化应用，使得1850年前后中国人口达到4.3亿时，粮食供应仍能跟上其增长步伐。商业化和国内贸易的兴起，使农民得以借由专门化和交易，提升产量。随着对外贸易增长，白银供应量日增，这个前工业时代的富裕经济体，得到源源不绝的资金流。 [7] 但在1850年之前许久，经济增长的三个来源就已枯竭。随着鸦片进口暴增， [8] 白银从流入转为大量外流：1700年起所积累的白银，可能在1820年后的一些年内流失了一半。 [9] 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减少，使价格下跌，商业萧条。新土地的供应，再也无法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既有土地的粮食产量已达极限，而欲增加既有土地产量的作为可能引发生态浩劫，导致森林遭砍伐，土壤流失，河川泥沙淤积，地力下降。在中国中北部，黄河1855年的改道造成大规模环境灾难。在种种天灾人祸之下，社会紧张——收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地主与佃农之间，在先前世道好时吸引了外乡人前来谋生的地区里本地人与新来者之间，居少数的民族、宗教信仰者与居多数的汉人之间的紧张——随之加剧。努力维持社会稳定、收土地税、维持水道畅通、管理存粮的政府官员，面临不满的人民日益增加的反抗。随着特权商人对收税、水利、粮赋体系加大掌控（很容易伴随官场腐败而生的一项改变），这些官员的权力和威信，已被商业扩张时代的“私有化”削弱。太平天国的行动纲领要求给农民更多土地，要求回归更俭约、更自给自足的时代，绝非偶然。太平天国痛斥吸食鸦片亦然，而这立场无疑招来西方商人及其政府的强烈敌视。
1860年，治理清帝国的士大夫阶层面临了灾难。他们的威信和自信，正遭受英、法、美、俄的连番打击（俄国人已凭借1858年的《瑷珲条约》从中国夺走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他们的国内威权，以及支撑整个帝国统治上层结构的税收基础，都已因动乱在中国边疆地区和中国本部蔓延而开始瓦解。在这危急之际，他们力挽狂澜，效果非凡。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1823—1901年）等新将领，遏阻、削弱并最后镇压了大规模起义势力。他们操练新军，为其配备西式武器；透过由西方人管理的海关，向商业和外贸课征新税。起义渐渐平息时，曾、李寻求中国“自强”之道。他们鼓励引进科学知识，设立两座大型兵工厂以建造现代武器，以给予补助和垄断权的方式鼓励中国商人投资现代企业，特别是船运业和矿业。他们甚至欲向西方买下一支配有欧洲军官的现代海军，但最终未成。伴随着这些“现代化”措施的推行，在乡村地区，被战乱破坏的土地开始重新有人定居，水道得到修复，士大夫的权威也得以重建。 [10]
这一浩大改革所无法办到的（且无意办到的），乃是将中国改造成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1884年8月，中方在中法战争中屈辱的挫败——法国战舰炸碎中国的新舰队（船只仍然是木材构造的）——使曾、李“自强”运动的局限，表露无遗。 [11] 官商合作或许已找到促进工业发展的方法，但这远远谈不上经济更全面的工业化。19世纪中叶农业危机和政治动乱的同时逼迫，使这任务更难达成。例如，要以长江三角洲的中国最富庶地区（18世纪中国商业经济的核心）为中心，建造新中国，已是奢望。太平天国运动过后，该地区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且该地区无力抵御西方势力的渗入，难以担负重振中国的龙头重任。甚至可以说，这场“自强”运动真正的重点，乃是恢复儒家政权的威权和讲究俭约、社会纪律的儒家精神，而不是打破儒家模式。 [12] 但即使改革派士大夫未能完成其工业转型的目标，自强运动的影响仍不容低估。基于现实需要，19世纪中叶的改革已使省和省级士人的权力大增。乡村的复原计划，协助恢复了小农与士人统治者之间未形诸文字的契约。但随着满人高官渐为汉人高官所取代，士人与帝国的结合也更为紧密。汉人在精英阶层的比重增加，但晚近的研究显示，满人是否大权旁落仍未有定论。 [13] 中国在工业产量或现代武力上或许不及欧洲列强，但中国已在1890年后的危机岁月降临之前，及时强化其文化一致性和社会团结。
与此同时，欧洲诸国也未能将中国变为准殖民统治的边陲国家。欧洲列强原打算以开放的口岸作为进入中国经济的桥头堡，借此复制印度的模式，使西方制造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经济。然而，对外贸易虽然增长（大大造福了乡村经济）了，中国商人却不愿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内部经济。外国人不得不透过中间人（买办）与中国顾客打交道。 [14] 在竞争激烈而又充满变数的市场里，获利不易。企业淘汰、更替速度极快。到了19世纪70年代，除了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这两个最大的外商之外，其他企业都已垮台，或者让位给新进来的企业。 [15] 与印度相比，人口多它一倍的中国是个规模更小、更难经营的市场，进口额只及印度的一半。19世纪80年代初期市场突然崩溃时，欧洲人的赚钱美梦似乎化为泡影， [16] 但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真正考验尚未到来。
在19世纪50、60年代，种种迹象显示，日本应会在更为剧烈的冲击下遭遇和中国一样的命运。随着19世纪初期起欧洲人渐渐打入北太平洋，俄国（其“蛮荒东部”距日本北部仅数百英里）、英国、美国的船只，在日本周边海域的活动已越来越频繁。1853年，日本幕府将军在紧张不安中接待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结束了锁国时代。5年后，在1858年的不平等条约中，日本人赋予西方列强入境特权（与1842年英国向中国强索的特权类似）。外国人可以自由前来各“条约口岸”通商（其中最重要的口岸是东京附近的横滨），而在这些口岸，他们仍受自己国家领事的保护，享有不受日本管辖的领事裁判权。这些口岸将腾出土地，供他们建造办公机构、仓库、住所。日本只能征收极低的关税，以鼓励“自由贸易”，便于西方制造品的普及。沿袭已久的锁国政策一被打破，日本看来比其亚洲大陆的强邻中国更难逃过西方的支配。日本的人口（约3200万）比中国少得多，但在欧洲人眼中绝非微不足道。日本的主要城市均在西方海上武力的攻击范围内（当时日本没有海军）。俄国威胁着人烟稀少的北海道岛（日本列岛的第二大岛）。19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的政治体制因德川幕府和位于西方、南方的最强大藩属爆发内战，而濒临瓦解。
欧美列强大举进逼（1856年后联合侵逼中国的附属行动）的同时，自17世纪初一直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政权也陷入危机，两者交相激荡，使日本情势更为危急。幕府将军向来由从强大的诸德川氏族中选出之人担任，形式上是代表天皇行使权力的总督，天皇则住在距江户幕府所在地数日行程的京都皇宫，享有尊贵地位。事实上，将军的实权建立在许多半自治的“藩”，和愿意以家臣地位臣属于幕府将军的藩主之上。藩必须向幕府纳税，藩主必须每隔一年在江户住上一年，藩主的妻小则须常住江户以充当人质，以示没有二心。从根本上来讲，幕府将军的政权若要稳固，有赖诸德川氏族（“亲藩”）的效忠和其他世袭藩主（“谱代大名”，即关原之战前从属德川家的大名）的支持，以压制住“外样大名”（关原之战后从属德川家的大名，与德川家渊源最浅）。 [17] 但幕府体制的稳固，除了倚赖大范围的商业整合（将各藩纳入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单一市场），还倚赖盛行于武士阶级而强调效忠于天皇的儒家精神。
19世纪20、30年代，这一“旧制度”陷入格外紧张的时期。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产量这时因环境限制而无法再提升。砍伐林地和更集约化的耕种，无法再大幅增加产量：难以耕种的土地极易受不可测之气候的伤害。 [18] 19世纪30年代的天保饥荒，以东北地区最为严重，影响了整个日本。藩主既要向江户尽义务，又要照顾本藩需求（特别是要赐予“藏米”俸禄给这时已大部分文职化为官僚阶层的武士精英），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在某几个大藩领地里，统治集团采取积极措施（拒绝清偿债务，打击垄断，鼓励种植新作物和生产新制造品，积聚白银）以恢复清偿能力。 [19] 这些统治集团对于对外贸易和更系统地了解“兰学”也越来越感兴趣。萨摩藩的统治集团对于对外贸易，兴趣尤其大。该藩的狭长岛屿末端，伸入往台湾延伸的琉球，长久以来都是与中国贸易的通道。“兰学”是有关西方与西方文明的知识，透过出岛港（位于长崎港湾中的荷兰人贸易站）这个小孔流进来。与此同时，南方、西方的两个最大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深切察觉到西方干预的威胁越来越大，西方势力若来犯，它们首当其冲。因此，到了19世纪50年代，两藩都已开始购买现代火器、火炮、汽船，并摸索西方的冶金术以自行制造武器。
这些变革必然使它们与江户幕府起冲突。幕藩体制内部的均势已开始改变。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幕府将军对外国压力的让步，使幕府内部分裂，权威削弱，开始有仇外人士要求幕府“锁国”。幕府本身对军备进行了谨慎而犹疑不定的重整，但反对照某些改革派的呼吁向西方全面开放，深恐其意识形态威信一夕瓦解。随着西方势力侵逼加剧，政治气氛趋于焦虑和紧张。长州、萨摩两藩在1863年至1864年与西方兵戎相见，在实际接触过程中发现了对方的长处和自己的缺点。接下来三年，随着长州、萨摩两藩与其他藩结盟，试图赢得天皇的支持，削弱德川家的威权，幕府向长州藩开战，以作为回应，日本情势急速恶化为内战。 [20] 诸藩要求得到更大的自治权，幕府将军则决心重申中央的最高权威，双方互不相让。1866年，日本西南诸藩结盟，对抗幕府将军。到了1868年1月，武器较精良而统御更高明的长州、萨摩联军，已打败德川家，迫使幕府将军退位。为填补权力真空，合法化他们的叛乱行为，叛军领袖宣告大政奉还，恢复由天皇治理国家。
到这时为止，日本的危机都是以我们熟悉的模式出现的。与外部霸权国家的密切接触以及该霸权国家在贸易、科技方面的吸引力，使地方对中央的忠心松动，瓦解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信赖。随着新兴势力崛起、争夺权位，旧政权分崩离析，外国干预的时机也随之到来：不论是直接吞并、建立傀儡政权，还是强加沉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最终没有落入这种下场，部分是因为西方列强不愿插手日本的内战 [21] （或许是因为内战结果难料，没有哪个国家有把握能从中得利），但更大的原因，乃是新政权建造现代国家的步伐迅速且坚定。 [22] 改革的速度和规模都令人咂舌。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1868年4月6日），承诺设立“万机决于公论”的政府（此一承诺延宕许久才落实），“求知识于世界”。日本将仿效西方设置政府部门，包括外务省。更重要的乃是“版籍奉还”（使全国土地与人民脱离藩主掌控，统归天皇管辖），将世袭的藩主改造为可由中央调控的地方官，1871年更进一步废藩置县。封建综合体从此转型为以东京（1869年江户改名为东京）为唯一都城的统一国家。1872年，旧的纳贡体制废除，代之以用现金支付而全国一致的土地税。1873年全国实施征兵制，取代武士和封建藩兵。政府付钱（而非米），让武士退休。在1870年至1873年雷厉风行的改革下，法律平等、觅职自由、卖地权利，乃至推行公历，使德川幕府时代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1868年前踟蹰不前的西化改革步伐，这时已变成朝着欧式“现代性”一往无前的猛冲。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日本已成为短跑冠军。
两个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个新政府的改革为何如此迅猛，为何能使极度保守的社会，更别说是如此害怕与外界接触的社会，完成如此激烈的改变？照理，讨伐幕府的诸藩在推翻德川幕府后，比较可能的做法应该是自建幕府，自居大位。但他们无法如此。倒幕诸藩无一强大到足以单靠自己一藩取代德川家，而且这么做会使内战打到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废藩是确保长治久安的唯一法门。第二，倒幕联盟的领导人物，决意使日本“自强”，以使国家能与西方抗衡，而且在他们所出身的藩里，人们普遍认识到外贸、外国知识、外国方法大有助于“自强”。当务之急乃是按照西方模式建造一支军队。要养这样的军队，就得有通行全国的税收体系。第三，出于某些尚未完全探明的原因，领导这新政权的改革派武士，对于商人阶级的要求表示出同情，废除了对经济活动与商人地位的严格管制。但施行如此浩大的改革是一回事，让质疑者和异议者接受这种改革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庞大的武士阶级（超过百万人），照理应会反对废除其享有的世袭地位和军事职责。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承受更为沉重的税负，更没理由欢迎这些改革。西方列强在旁准备着，决定只要其国民或贸易受到不当对待，即出手教训。
事实上，改革过程一点也不平顺。新政权的领袖，有许多人遭誓报血仇的武士杀害。提倡西学最著名的人士福泽谕吉回忆时称，有好几年，他深恐遭人暗杀，不敢在夜间外出。 [23] 1877年的萨摩叛乱，有3万名武士及其部众投入战场，最后遭东京的新军击溃。农民多次起事。但日本改革派所处的环境，比帝制中国的改革派要有利得多。第一，新政权一开始就控制了占全日本领土四分之一的德川氏领地，还有重要的财库和庞大人口。第二，武士阶级庞大的社会力量，原可能是极危险的不定时炸弹，但新政府将这威胁化为助力。这是改革得以成功的重中之重。西乡隆盛、山县有朋之类领袖的威望， [24] 卸除了武士的忧惧，大批武士任职明治政府，担任军人、官员、警察、办事员。他们长久以来所扮演的维持社会纪律的角色（特别是在乡村），有助于压制农民骚动，而不致出现中国那种几乎推翻清廷的大规模起义。第三，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可供重新确立为新政权的权力象征，确立为以神社和官设祭师为特征的民间宗教（神道教）的信仰核心，而这在中国远不可能出现。 [25] 第四，日本超高的民族一致性，化解了潜在的内部分裂根源，有助于这个新国家一致对外。
改革派若未能在第二战线获胜，这种政治实力将无足轻重。经济上的自强，和政治上的自强一样重要。经济若失败，将会使外国势力得以乘机将日本纳入掌控。外国势力可能以几种方式办成此事。西方商人可能会要求更自由地进出，胁迫母国政府加大干涉。厉行现代化的东京政府，可能会向海外大举借款，在财政上开始倚赖西方放款人，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受制于西方。最糟糕的是，费尽千辛万苦进入多变的国际贸易世界，会带来严重的破产风险，而破产的政权会在国内失去民心，又难以抵御外国势力侵逼，面对外国干预，几无招架之力。日本人未落入这些险境，成就令人赞叹。当然，我们不该夸大这些成就。工业化脚步相当缓慢。1880年，日本的出口货里，有三分之二是生丝和茶叶。1887年，日本的海外贸易，或许有九成在外国商人手中。 [26] 到1890年时，西方仍往往将日本视为风景优美，而清偿能力倚赖少数几样出口商品的东方国度。事实上，经济独立与工业进步的基础，这时已然奠定。在棉织品这项关键产业上，1880年时日本国内产量已和进口量相当，1883年开始出口。 [27] 商业与工业成功背后的关键机制（专门化的外贸银行、将制造业与贸易相结合的大财阀、政府补助制度）都已到位。19世纪70年代的剧烈通胀（肇因于纸钞泛滥），在通货紧缩的19世纪80年代遭强力抑制，稳定的货币得以确立。在这关键的过渡阶段，日本几未向外借贷。日本已绕过现代化的合恩角——金融崩溃和社会暴动。
表面上，日本的维新之道和清朝改革者所主张的方法没有两样。政府鼓励商人投入工业和航运业，补助商人营运。政府把制造现代武器列为优先事项，并认识到外国商人会要求合理的出入境自由、商业安全和低税。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革新已比中国更卓然有成，双方的差距到了1914年已十分惊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得归因于明治日本继承了德川幕府时代的有利遗产。“传统”日本一直是个高识字率而工匠技艺高超的社会，也是个以大阪、江户为中心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财阀发展自日本历史上存在已久的银行界富商，例如可追溯至17世纪初的三井家族。明治维新之前许久，就已有某些大藩追求外贸和西方科技。但这些论点可能流于夸大。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并非自由市场经济，其收入水平“远低于”19世纪成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的初始水平。 [28] 经济转型的阵痛，极容易导致退步与混乱。对于像日本这样较晚才进入国际经济的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和特别守纪律的社会秩序，才有可能顺利进入国际经济。因为这点，日本才显得与众不同。武士阶级支配这个新国家，明治维新就由该阶级的领袖主导完成。由武士领导的政府向银行界富商借钱，然后将政府资助成立的企业廉价卖给他们，作为回报。 [29] 为了对付西方，防止国内动乱，这是不得不然的结盟。广大农民则是输家。靠着新建的“国”军和警察，明治政府得以压制乡村的不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农民收税，让乡村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地主手中。 [30] 19世纪80年代剧烈通货紧缩拉低物价时，受害的也是农民。日本拥抱西方方法、规则、制度，确属事实，但“武士资本主义”的核心，乃是无情剥削农民，为实现工业、商业独立提供助力。
或许就是这些特色，使日本的转型显得独一无二。先进的前工业时代经济，明治维新时所塑造出的格外强固的社会、政治体制，相对远离西方及其火力的地利，在西方势力从1890年开始全面深入亚太地区之前即得以展开“自强”运动的天时，乃是日本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得以获胜的关键因素。在第三个例子奥斯曼帝国中，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缺少这些特色，或这些特色反倒带来危害。到了19世纪80年代晚期，这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陷入某种经济托管的处境，帝国瓦解以及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日益加深。西方列强对于如何处置这“欧洲病夫”意见不合，有时似乎反倒是该帝国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因。奥斯曼政府所承继的地缘形势，的确比中国和日本所承继的不利得多。奥斯曼帝国既不如日本那般小巧扎实，又未如中国拥有辽阔、富饶的农业心脏地带（内地十八省）。它横跨三大洲，到了19世纪30年代时，已有多个地方处于欧洲海上武力的攻击范围之内。除了在巴尔干半岛有与欧洲各国接壤的“外在”边境，它还必须防守一连串“内部”边境，以防部落、游牧民、沙漠居民入侵。这些“内部”边境分别位于安纳托利亚（要防范库尔德人）、杰济拉（Jezireh，位于今伊拉克，什叶派居民占多数）、叙利亚（境内沙漠的阿拉伯人逼近农耕区边缘，势力越来越强）、遥远的也门（该帝国最南端）。该帝国的地缘战略均势，到了19世纪30年代，可说已遭到无可复原的伤害。 [31] 但奥斯曼的领袖比中国人、日本人更早且更全面地认识到，帝国若想存续，就要将西方技术小心翼翼地移植到其伊斯兰帝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
这个过程在19世纪20年代，该帝国撤除权力过大的禁卫军，而逐步代之以更加欧式的军队时，就已开始。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从北方入侵，有法国人撑腰的埃及总督则欲脱离奥斯曼人自立，该帝国差点因此灭亡。因为这场严重危机，彻底改革变得更为刻不容缓。为了安抚英国这个重要盟邦的不满，君士坦丁堡于1838年同意对外国商人开放市场。然后在1839年，奥斯曼帝国宣布推动名叫坦志麦特（Tanzimat）的大范围改革——目的之一无疑是改善该帝国在国外的形象，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在御园敕令的规定下，所有奥斯曼子民享有同等权利（废除了原来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保障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与军队、司法系统的管理体系，并大体上以法国之类“先进”欧洲国家为师，进行这些改革。在接下来的坦志麦特时期（1839—1876年），奥斯曼两位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在位）、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1861—1876年在位），似乎全心投入于有计划的“自强”运动，努力使帝国得以应付来自欧洲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压力。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是地方山头林立，令不出中央，而四位改革派政治家，雷希德、福阿德、阿里、迈扎特四位帕夏，决心大幅强化中央政府和政府官员对地方的掌控。他们改组军队，透过征兵制大幅扩充兵力（从1837年的约2.4万人增加为逾12万人）。 [32] 1864年，他们颁行省级管理法，使各省治理体制更为一致，削减地方豪强的权力。他们推广世俗教育，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方法培养新一代官员和军官，削弱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势力。他们设立财政部和预算制度，创立奥斯曼帝国银行以发挥中央银行的部分功能。最重要的是，他们竭力推广新的奥斯曼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以取代地位较低的非穆斯林族群或宗教团体原有的米勒特制，这样的族群聚在一起，地位低于“核心”的穆斯林族群（苏丹历来仰赖这个族群的效忠以巩固帝国统治）。改革工程浩大。
到了1880年，这一大张旗鼓的改革，获益似乎微不足道，代价却高昂得令人却步。1878年，奥斯曼帝国接连丧失领土，民心士气深受打击。基督徒数量众多的那些欧洲省份，几乎全被夺走。19世纪20年代取得自治地位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省，成为独立的罗马尼亚。尼希（Nish）省遭塞尔维亚吞并。保加利亚成为自治体，数年后获准与其南部三分之一地区，即所谓的东卢米利亚（Eastern Roumelia）合并。小小的黑山成为主权国。就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住着许多穆斯林的地区，都被哈布斯堡王朝纳为保护地。雪上加霜的是，自1571年来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塞浦路斯岛，都被英国占领（但非正式吞并），理由是英国协助其对抗俄国，奥斯曼帝国必须有所回报。俄国则夺走东安纳托利亚的卡尔斯（Kars）、阿尔达汉（Ardahan）两地区。在连番丧失土地之前，奥斯曼政府已被迫接受黎巴嫩和克里特岛的基督徒聚居区受外国监管的特殊体制。在克里特岛，操希腊语的基督徒曾在1866年至1869年间起事。而不久之后，严格来讲皆受奥斯曼人统治的埃及与突尼斯，分别遭到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法国占领。19世纪70年代的大危机，也并非只是政治危机。财政崩溃使那场危机的冲击加剧。1875年，奥斯曼政府拖欠外国借款，宣告破产。为恢复财政稳定，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接受严厉的检查、控制制度。1881年后，由欧洲银行家和官员派任职员并由他们监督的奥斯曼公债局，享有奥斯曼国家税收的优先使用权，以偿还债务，剩下的钱才拨交苏丹政府。从物质方面和象征方面来看，这个帝国似乎都已沦落为实质上的附属国。
从这点来看，坦志麦特未能促成自强，反倒促成自残或更惨的结果。事实上，坦志麦特革新者所面对的国内外同时施加的压力，远大于东亚中、日两国所面对的压力。在战略上，奥斯曼人挡不住俄国的武力侵略（除非俄国的欧洲对手能压制沙皇的侵略野心），而奥斯曼帝国海上实力的遽然衰退，使其处境更加危险。 [33] 1877年俄国的入侵，导致奥斯曼帝国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失去数块领土。然而其根本的弱点，乃是居人口少数的基督徒拒绝奥斯曼人统治，锲而不舍地吁请欧洲诸国为他们出手干预。随着19世纪渐近尾声，这问题越来越严重。“民族观念”传播至欧洲其他地方，必然使这些奥斯曼少数族群也受到感染，毕竟他们与帝国之外的同族人一直往来密切。该帝国的欧洲裔商人（例如希腊商人）从经济变化中得到的好处，大于该帝国穆斯林商人得到的好处，这一经济变化还使更明确地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群体越来越大，而且往往使苏丹赖以治理基督教少数族群的高层神职人员的权力受到限制。这些新的“民族主义者”主张，认同感必须在拥有明确版图的国家中（而非教堂成员的身份中）寻求。坦志麦特本身已使帝国更倚赖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者希望基督徒接受共有的奥斯曼公民身份，将其与穆斯林的差异泯灭在对苏丹的共同效忠中，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迈扎特帕夏于19世纪60年代在保加利亚试行其改革计划，就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34] 在许多穆斯林看来，稀释帝国的伊斯兰特质乃是大逆不道的事。那意味着乌里玛（精通伊斯兰教法、神学知识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将被打入冷宫，意味着帝国的基础将不再建立在稳固的穆斯林忠诚磐石上，而是建立在与基督徒合作的流沙之上。坦志麦特的中央集权措施所激起的痛恨，数十万穆斯林难民被俄罗斯人逐出高加索的悲惨遭遇所激起的愤怒，加剧了反改革情绪。 [35] 事实上，这些难民移居奥斯曼数省，可能使原有的民族、宗教对立在19世纪70年代白热化。
可想而知，奥斯曼帝国若能打造出拥有实权而财政充裕的中央政府，大概就能如愿收服地方山头，更能有力吓阻外敌入侵。但在这方面，改革者同样受挫。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的高昂成本，使他们不得不向外借贷，然后他们又没能好好利用贷款。到了19世纪70年代，因借贷而来的每年应付款项，已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约三分之二。在某些借款上，他们一年要支付三成利息。 [36] 他们虽使总收入增加了约五成，却未能革除税收业务外包的旧习，因而未能直接掌控税收。他们希望贸易增长能补充国库，但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增长幅度远低于全球平均值， [37] 而政治动荡则伤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和信用等级。政府领导的工业化行动软弱无力，原料出口则促进了港口周边飞地的发展，而落后的陆上交通更助长了这一趋势。 [38] 政府借来的款项，几无一笔用于铁路之类基础设施的建造。奥斯曼帝国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对比再强烈不过了：不仅民族多元，欠缺武士之类的阶级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经济发展模式也被外力“全面”控制。 [39]
尽管遭遇外力连番重击，奥斯曼帝国并未瓦解或落入欧洲人之手。帝国的欧洲省份大量丧失，使这个帝国更趋近于土耳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在位期间（约1876—1909年），奥斯曼当局变得更支持泛伊斯兰运动，更意识到自己作为圣地守护者的国际角色，而这时，越来越多穆斯林搭汽轮和火车从印度、东南亚前来圣地朝觐。与此同时，坦志麦特的旧计划得到推行。国家机器缓缓现代化，铁路网扩大，阿拉伯诸省受到的军事控制和行政控制也更为深入。奥斯曼人已无心再维持其在16世纪所建造的多民族大帝国。1880年后，他们投入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要在进一步对抗欧洲或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并导致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国瓦解之前，巩固剩下的领土。
另外两个中东国家，也被拉入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但命运将不同。第一个国家是形式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将法国入侵者逐出埃及之后，奥斯曼苏丹派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而在他的治理下，马穆鲁克王朝时代的埃及形同独立王国的地位变得更为明显。他以新建的军队为核心，构建了独裁国家。 [40] 他的真正野心乃是建造版图从苏丹到叙利亚的埃及帝国，统治阿拉伯地区。他两度差点将奥斯曼苏丹拉下台，都遭欧洲列强阻挠而功败垂成。他被迫向欧洲开放边境通商，放弃其所费不赀的国营制造业计划。穆罕默德·阿里死于1849年，但他的宏大计划至少有一部分在继任的赛义德（Said，约1854—1863年在位）和伊斯玛仪（Ismail，约1863—1879年在位）治下，得到逐步推行。
对这两位统治者而言，最终目标乃是为其王朝赢得与奥斯曼苏丹正式平起平坐的地位和主权独立地位，使其对外关系不必再受奥斯曼政府控制，军队规模不必再由奥斯曼政府决定，最起码不会再遭奥斯曼政府撤职（1879年就真的发生了这种事）。两人所欲建立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统治者拥有无上威权的君主制国家。他们将让土耳其化切尔卡西亚精英（结合了旧马穆鲁克统治阶级和穆罕默德·阿里之突厥化、阿尔巴尼亚裔部众的阶层）在阿拉伯人居大多数的社会里拥有特权地位，以回报该精英阶层对其主子与保护者的忠心支持。两位统治者都认识到，成败取决于农业财富能否快速增长。
情势显示大有可为。工业化欧洲对埃及长绒棉的需求几可说是永不满足，但要满足这需求，就需要农业革命。可耕地面积从1813年至1877年增加了六成。 [41] 开罗下游的三角洲沼泽地被排干，开垦成农地。水道网、拦河坝提供了经年不断的灌溉用水，耕种不必再倚赖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产量因此加倍。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外来投资已开始增加，外国银行迅速出现，以服务于新兴的有地阶级。亚历山大作为出口经济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迅速繁荣。铁路得到铺设。开罗境内，沿着尼罗河兴建了欧式城区，内有新王宫、证券交易所、歌剧院、仿自巴黎的开阔林荫大道。 [42] 凭借着中央集权政府、地主精英阶层、含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物权法，以及庞大的外国人社群（19世纪70年代多达10万人，而当时的伊朗只有不足1000名外国人），埃及似乎成为“发展”国家的典范，改革卓然有成的国家，伊斯兰世界里的日本。埃及吸引了具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前来效力，例如外号“中国通”的查尔斯·戈登（后来人称“喀土穆”的戈登），被派去治理苏丹，根除奴隶买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统治者的现代性？）。到了19世纪70年代，埃及获得完全独立，似乎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奥斯曼帝国再碰上一场大危机，这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与此同时，某份权威的埃及指南，以奉承口吻如此描述伊斯玛仪（已在1867年被奥斯曼苏丹授予更尊贵的头衔“赫迪夫”）：“陛下说起法语和巴黎人一样溜……不管你是工程师、商人、记者、政治人物、具有实际经验的农学家，还是几乎其他任何行业的人士，都会很快发觉你在专门知识和信息方面碰到了对手。” [43]
对赛义德和伊斯玛仪而言，只有开凿苏伊士运河，个人功业才算圆满。代价会很高，但回报也很大。 [44] 该运河的收入将带给他们新财源。另建运河（“淡水运河”）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尼罗河后，埃及还能获得一块可以精耕细作的新地。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将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效益。埃及统治者一旦成为世上最值钱水道的守护者，欧洲列强将会认识到，必须保护他免受任何侵略的威胁，并将看出他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因此，雷赛布成立公司以开凿该运河时，赛义德欣然同意大笔入股。19世纪60年代，产棉重镇美国南方遭到封锁，后来又经受战乱，棉花无法运出，棉花价格随之攀升，这时，伊斯玛仪很容易就在欧洲借到钱，最后国债高达1亿英镑。但随着棉花价格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下跌，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的营运尚见不到利润，投机性繁荣变为金融崩溃。1875年，伊斯玛仪不得不将其运河公司股份，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可能是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卖给英国政府。一年后，他本人，以及埃及，都宣告破产。
与时间赛跑的代价，自此开始全面展露。埃及社会体制的急速改变，早已积累无数民怨。有地阶级一心欲压制统治者的独裁作风。乌里玛（其位于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暨大学的埃及乌里玛大本营，乃是伊斯兰世界里地位最高的学术中心）厌恶统治者拥抱外国异教徒的离经叛道作为，厌恶其贪腐网络，厌恶其豪奢的生活方式。在军中和政府官员中，受阿拉伯语教育的阶层痛恶国家大权一直掌握在土耳其化切尔卡西亚精英手中（在赛义德实行了一段时间相对“阿拉伯化”的政策之后，土耳其化切尔卡西亚精英在伊斯玛仪当政时重获宠信）。这些悬而未决的冲突里，全包含着弥漫在社会中的隐隐不安：对欧洲投机人士的疑惧；对于乡村农民（fellahin）阶级（农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遭到严重剥削，生起的道德不安。 [45] 造反的情绪此时已开始通过新出现的记者和报纸得到抒发。人们对于这些外界施加的负担最后将落在谁身上争论不休，因此外债（和欧洲人要求实质掌控埃及财政）所引发的外部危机，很快就转变为内部危机。原欲借以使埃及完全独立的苏伊士运河，变成外国宰制埃及的特洛伊木马，外国强权借以入侵埃及的途径。
伊朗较为幸运，其统治者较谨小慎微，毕竟他们能施展的空间小得多。穆罕默德·阿里凭借其军力和棉花外销的收入建立国家，而大约同时掌握大权的卡扎尔王朝统治者，则没有这些资源。伊朗欲建造军队，抵挡外来侵略，压制内部异议，要困难得多：事实上，只有4000人的御林军可凑合着使用。 [46] 神职精英（什叶派乌里玛）厌恶伊朗国王，而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埃及的乌里玛。 [47] 为了坐稳大位，伊朗国王不得不倚赖部落联盟，而这种倚赖已到了若无部落联盟支持，大位即会不保的程度，因为游牧民占了伊朗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甚至可能占了一半），为既有军队的主力。伊朗国王没有“新”土地来奖赏顺服的精英，或支撑较庞大的官僚体系。伊朗虽然经济大为恢复，摆脱了18世纪末期的混乱失序，却不像埃及可借由棉花吸引外国投资，凭借棉花收入推动公共建设，改善灌溉、铁路或公路。伊朗仍处于急剧地方化的阶段，大小部落、村庄、工匠公会、城中聚居区、派系、宗教或语言，仍是认同的主要来源，分裂对立的主要原因。简而言之，建造埃及那种强大王朝制国家所需的资源、工具，伊朗几乎是一无所有。
但卡扎尔王朝面临的外部威胁，却和奥斯曼帝国所面对的至少一样严重。俄国势力伸入高加索，已使伊朗人损失惨重。《古利斯坦条约》（1813年）和《土库曼查条约》（1828年）则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领土主张，割让阿塞拜疆大部分地区。英国海上武力在波斯湾的增强，必然使他们坐立不安。那使伊朗南部的几大部落更不愿听命于中央，还可能使其沿海聚落，例如大谢赫为阿拉伯人的霍拉姆沙赫尔，不再效忠于卡扎尔王朝。毕竟，即使在19世纪末期，搭船经黑海、里海再往南前往德黑兰，也比直接走陆路从波斯湾到德黑兰快得多。1856年纳赛尔丁（Nasir al-Din）拿下赫拉特（位于今阿富汗境内，但在萨法维王朝时代为伊朗国王极看重的领土）时，英国炮轰布什尔（Bushire），派兵到霍拉姆沙赫尔，借此逼他吐出到手的肥肉。若开打而败于英国人之手，或丧失一省，他的威信可能尽失，他赖以维系其多民族帝国于一统的威权可能瓦解，这样的风险，没有哪个伊朗国王敢无视。
纳赛尔丁在位期间（约1848—1896年），卡扎尔王朝采取了某些措施以强化王权。奥斯曼帝国的坦志麦特模式影响甚大。 [48] 他设立一所大学，以传播西方知识，培育一批新的治理人才。但在这短暂的“革新”时期，伊斯兰教巴布派也兴起了。该教派某些人痛斥统治者的腐败，其中更有一人谋刺国王。该教派随即遭到铲除，国王与乌里玛自此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改革大臣被打入冷宫，后遭杀害。伊朗国王虽然仍靠巧妙地操控族群与利益团体以稳固大权，却有迹象显示一个更加统一的政治实体正慢慢浮现。1847年，伊朗终于确定其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1866年，德黑兰确立其对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Sistanand Baluchistan）的控制权；1872年，议定其与阿富汗的边界。 [49] 什叶派（文化认同的主要来源）的影响力得到强化，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巴布派斗争的结果。 [50] 行政体系的管辖范围逐渐扩大，在财产权的规范方面，国家法律取代了伊斯兰教法。 [51] 德黑兰与部分省份有电报相通。鸦片出口使伊朗西部更为富裕。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已有不祥征兆显示危机就要降临。
俄国的进逼是一眼即可看出的警讯。1859年至1860年，沙皇军队已进入里海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区。1866年，塔什干遭俄国吞并。1873年，俄罗斯人已进入希瓦，逼近伊朗的东北部地区和圣城麦什德。纳赛尔丁财政拮据，难以抵抗。他的收入渐少，物价则形成通胀螺旋式上升。他前往欧洲争取新的援助。缺钱促使他通过一项引发轩然大波的协议——“路透特许权”（Reuter’s Concession）。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境内任何新铁路、矿藏、灌溉工程、工厂的利润，都让予外国企业家（尤利乌斯·路透，路透社创办人），以换取4万英镑现金。协议引发抗议浪潮，纳赛尔丁不得不仓促予以撤销。他想趁俄罗斯人入侵之前及时强化伊朗国防，这个打算看来已然落空。他转而实行日后看来虽有风险但无可避免的做法：让外国商业利益团体进入伊朗。可能他估计他们会相互制衡。英、俄对立的确是伊朗的最佳护身符，使英、俄任何一方都无法宰制伊朗。伊朗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地方山头林立的政治情势，加上庞大的宗教精英势力，的确使外国势力很难全盘掌控伊朗。但在这个几乎见不到西方人的地区，卡扎尔王朝和伊朗的独立地位，是否能承受住纷至沓来的外国入侵压力， [52] 结果很快就会揭晓。
其他许多亚非国家，包括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暹罗（今泰国），与19世纪中叶的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它们担心西方人入侵，担心名义上归它们所有但实际上难以掌控的边境地带会被夺走。它们觉得欧洲商人居心险恶。它们急切地想将军队和税收体系现代化。它们希望挑动欧洲人相斗，以从中得利，希望透过间接方法保住自己的自由。它们优柔寡断地考虑过在政府的带领下实现发展，有时赋予欧洲人特许权，有时则鼓励移民。它们全都面临了一个两难问题，即在中央政府权力衰弱的国家施行激烈改革，可能引发混乱和叛乱，从而更可能引来外力干预。它们全都面临了一个现实状况，即到19世纪80年代时，欧洲与这些亚非国家在技术资源、财政资源、人口资源上的差距似乎已急剧拉大。1880年后，这场与时间的赛跑，胜负即将揭晓。
[1] 20年后，英属印度的三个“总统府”——孟加拉（覆盖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孟买和马德拉斯的军队规模达到27万人。参见M.K.Pasha,Recruit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Punjab(Karachi,1998),p.32。
[2] 关于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时期历史的概述，首推D.A.Washbrook,“India,1818-1860:The Two Faces of Colonialism”,in A.Porter(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3: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1999),pp.395-421。还可参阅同一作者的“Economie Depression and the Making of‘Traditional’Society in Colonial India 1820-1855”,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ies,3(1993),pp.237-63。
[3] Thornton’s Gazetteer of lndia 1857(London,1857),pp.136,175.
[4] S.David,The Indian Mutiny(London,2002),p.397.
[5] Ibid.,p.346.
[6] 关于这场起义的情形及其原因，可参阅R.C.Majumdar,The Sepoy Mutiny and the Revoit of 1857(Calcutta,1968);C.A.Bayly,Empire and Information(Cambridge,1996),第9章；E.T.Stokes,The Peasant and the Raj(Cambridge,1978);C.A.Bayly,“Two Colonial Revolts:The Java War and the Indian‘Mutiny’of 1857-59”,in C.A.Bayly and D.A.Kolff(eds.),Two Colonial Empires(Dordrecht,1986);F.Robinson,“The Muslims of Upper India and the Shock of the Mutiny”,in Islam and Muslim History in South Asia(New Delhi,2000),pp.138-55。
[7] Stok es,Peasant,p.150,脚注部分。
[8] 参见E.Stokes,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Oxford,1959)。
[9] “同治”是1862年至1874年间中国皇帝的年号，“明治”则是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天皇的年号。
[10] 相关经典论述可参阅M.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Cambridge,1951)。
[11] 参见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1953)。
[12] 冯桂芬的文章写于1860年至1861年间，他将成稿呈给他的赞助者、同治中兴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参见S.Teng and J.K.Fairbank(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Mass.,1979),pp.50-53。
[13] 近来关于洪秀全的研究著作，首推J.Spence,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nquan(New York,1996)。
[14] 1853年至1863年间，捻军的势力范围比英国面积还大。参见S.Y.Teng,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illa Warfare(The Hague,1961),pp.219ff。
[15] 近年研究可参阅J.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 Asia c.1500-c.1800:East Asia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1(1999),pp.2-26。
[16] 19世纪10年代至50年代间，中国的鸦片消费额增长了六倍。参见Y.P.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Berkeley and London,1986),p.69。
[17] P.Richardson,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1800-1950(London,1999),p.21.
[18] 参见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Stanford,1957)。
[19] 关于这一事件，可参阅H.B.Morse and H.F.MacNair,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n,Cambridge,Mass.,1931),p.352。
[20] Wright,Last Stand,p.195.
[21] Ibid.,pp.52,55;E.J.Rhoads,Manchus and Han(Seattle,2000)一书指出，其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一直延续到1900年以后。
[22] 相关记载可参阅Y.P.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1970)。
[23] Hao,Commercial Revolution,p.340;关于商人们面临的阻碍，可参阅F.E.Hyde,Far Eastern Trade 1860-1914(London,1973),第5章。
[24] Hao,Commercial Revolution,pp.338-9.
[25] 相关论述可参阅Albert M.Craig,Choshu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Cambridge,Mass.,1961),pp.17ff。
[26] 参见C.Totman,Early Modern Japan(London,1993),pp.242-5。
[27] Craig,Choshu,pp.26,53-70;C.L.Yates,Saigo Takamori(London,1995),p.19.
[28] 这些事件可参阅Craig,Choshu,第8、9章。
[29] 关于各强国宣布中立一事，可参阅E.Satow,A Diplomat in Japan(London,1921),p.303;Morse and MacNair,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25。
[30] 关于这一进程的简介，首推E.H.Norman,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New York,1940)，研究水平很高，当今学界的许多论点在此书中早有预见，但不知为何此书常常受到研究者的忽视。
[31] 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Tokyo,1981),p.227.
[32] 参见Roger F.Hackett,Yamagata Aris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1971)。
[33] 关于这一进程，可参见T.Fujitani,Splendid Monarchy: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London,1998)。
[34] G.C.Allen and A.Donnithorne,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London,1954),p.202.
[35] 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London,1996),p.250.
[36] E.S.Crawcour,“Economie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M.B.Jans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89),p.616.
[37] 这种情形或许也是出于经济需求。参见T.Suzuki-Morris,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London,1989),p.57。
[38] Herbert P.Bix,Peasant Protest in Japan 1590-1884(New Haven,1986),pp.21012;G.Roznan,“Social Change”,in Jansen(ed.),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p.525.
[39] 参见本书第四章。
[40] D.Quataert,“The Age of Reforms,1812-1914”,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eds.),An Economie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Cambridge,1994),p.881.
[41] Xavier de Planhol,L’Islam et la mer:La Mosque et le matelot(Paris,2000),pp.27071.其实土耳其的海军规模在欧洲位居第三名，但其实际作战表现就差得远了。
[42] M.Todorova,“Midhat Pasha’s Governorship of the Danubian Provinces”,in C.E.Farah(ed.),Decision-Making and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Kirksville,Mo.,1993),pp.115-23.
[43] 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Princeton,1995),pp.37ff.
[44] C.Clay,“The Financial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State”,in D.Panzac(ed.),Histoireéconomique de l’Empire Ottoman et de la Turquie(1326-1960)(Aix,1992),pp.119,124.
[45] C.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1815-1914”,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London,1993),p.183.
[46] 因此伊兹密尔（士麦那）与欧洲和美洲联系比和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联系更方便。参见A.J.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London,1922),p.125。
[47] 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p.190.
[48] 参见K.Fahmy,Ali the Pasha’s Men:Mehmed Ali,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Cairo,2002)。
[49] C.Issawi,Egypt:An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London,1947),p.14.
[50] J.Berque,Egypt: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London,1972),pp.88-94.
[51] J.R.McCoan,Egypt(New York,1876),p.91.
[52] 现代研究论著首推D.A.Farnie,East and West of Suez:The Suez Canal in History,1854-1956(Oxford,I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