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欧亚革命

THE EURASIAN REVOLUTION

塞林伽巴丹的风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迈索尔邦的决战（来源：British Library）

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

工业革命并非欧洲扩张的唯一解释，富裕自足反使东方缺乏变革诱因

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诸文化和诸大陆的漫长均势遭欧亚革命打破。在这段时期，欧洲诸国首度取得凌驾于欧亚其他地方之上的支配地位，得到将其势力伸入亚洲诸大帝国心脏地带的工具，而非只在沿海地区活动。史学家回顾这一改变时，通常把目光焦点放在让欧洲人获益的巨大经济改变上。欧洲的新权力，来自科技与经济组织上的“工业革命”，似乎毋庸置疑。事实上，那并非欧洲扩张的唯一解释，或者说那并不足以说明欧洲何以能扩张。欧亚革命其实是三场革命，分别发生在地缘政治上、文化上与经济上。欧亚革命并未带来欧洲全面称雄的时代。19世纪30年代，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仍是局部的、有限的，反抗的空间似乎仍很大。在亚非内陆深处，欧洲人的威胁充其量只是传言。然而这为欧洲掌控地球其他地方的帝国体制开辟了坦途。

这三场革命紧密相连且相辅相成，每一场革命都强化了另两场革命的效应，扩大了另两场革命的范围，提高了另两场革命的力道。商业扩张加剧欧洲沿海诸国的对立，使欧洲与欧亚其他地方（特别是与印度）的贸易变得更重要，但也使欧洲更难抵御该贸易突然中断所带来的伤害。鉴于亚洲商品（特别是棉、丝、瓷器）在欧洲大受欢迎，欧洲制造商为了和亚洲制造商竞争，为了求生存，无不希望取得这些商品的“工业制造”方法，予以仿造；借由增加这些商品流入欧洲的数量，商业扩张也可能促使这些方法传播至欧洲。欧洲的海外贸易无法独力生存，欧洲商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的信贷制度和对海上航路的掌控；但在1750年之前，他们在欧亚许多地方，地位都谈不上稳固。没有“工业”商品，他们占不了上风。没有多少东西可吸引亚洲消费者，他们不得不用金、银等贵金属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而欧洲诸国的政府对于金、银的单方向外流，大为苦恼。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固定成本（主要来自船队和要塞）高得吃不消，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内部诸国间的敌对。最后，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欧洲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欧洲人能否入境通商，取决于当地统治者同意与否，而当地统治者可能视其为政治危险而予以拒绝（如在孟加拉所发生的），或予以严格限制（如中国的“广州公行制度”）。

因此，只有在地缘政治出现大转变之后，欧洲人才能扭转与亚洲贸易的失衡。而彻底改变运输和纺织品生产方式的机器科技，反过来加大且深化了欧洲胁迫、征服的效应。文化改变使欧洲人得以想象、解释、合理化他们声称在物质成就上、道德上、知识上均更胜一筹的说法，而科学探究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可见益处，则以类似前者的方式，强化那些文化改变所带来的冲击。但地图、海岸图的绘制，民族志资料的搜集，植物的采集，古迹的参观，古董的购买等等形成全球性思想世界的关键先决条件，全都必须在能取得信息、能前往当地、具有设备来处理所积累信息、具有让人想如此做的直接动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理论上，没有“地缘政治”势力，上述种种也有可能实现，但没有英国在1760年后在印度所享有的军事、政治优势，英国对印度人的认识将会大大不同，且少得多。如果库克得倚赖毛利人和原住民的合作，或曾遇上非欧洲国家的海上强权，他在太平洋的三次航行就不会进展得那样迅速。在此，一如在印度，地缘政治实力左右了贸易的提升和知识的生产。

这是贯穿本章大部分段落的论点。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剧变，而欲对如此复杂的剧变条分缕析，必须战战兢兢。但使欧洲与欧亚其他地方之关系产生革命性变化的直接原因，不是更高的经济效率，因为要到18、19世纪之交，工业化才开始；原因也不在于欧洲人对科技的运用较亚洲人更为纯熟。汽轮问世之前，欧洲科技并未赋予欧洲人多少优势，即使在战场上亦然，这一点，英国人在印度就有亲身体验。欧洲突然间称霸欧亚，不是商业成功或科学高人一等的结果，而是一连串非法强行闯入或强行推翻所致；每一次的强行闯入或推翻，根源都可归于闯入者和本地人之间的争执。它们共同构成了欧亚世界从克里米亚到广州的辽阔摩擦边界。但这也必须放在更大的环境里来观照，因为这一革命时代真正令人震惊的特色，是不只发生于欧亚且发生于全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动。这些变动在欧洲本身达到剧烈程度（从1750年到1830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欧洲战争不断），但有些变动是由与欧洲的活动几无关系的压力所触发的。我们也无法断定，这些变动所累积的冲击真能让欧洲得利；在1790年后欧洲最动乱的时期里，这些变动不利于欧洲，似乎反倒比较可能。但这模式于19世纪30年代出现时（当时许多人如此深信），它所揭露的鲜明事实，乃是欧洲的势力范围、占领区、统治区得到惊人的扩大；不只是欧洲在欧亚的地位改变，整个全球均势也改变了。

此事为何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