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

探索全球殖民主义，不应只聚焦于欧洲诸国的版图扩张。地缘政治变化的同时，全球经济也起了变化。19世纪70年代，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诞生。 [1] 当然，各大洲之间的贸易早就存在。事实上，如同前文所述，欧洲人开采美洲白银，已在16世纪创造出全球贸易体系，但交换的物品大致局限于白银和奢侈品。18世纪时海洋贸易迅速扩张，中国茶叶和印度棉织品等商品，出口远至美洲、西非市场。但最频繁的还是横跨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活动。到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西北部、不列颠群岛与美洲东北地区之间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北大西洋密集的商业网扩张到新地区的产物，这些新地区包括南美洲、非洲部分地区、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附近的南太平洋诸岛，以及东亚。该时期世界经济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世界各地的奢侈品价格，乃至谷物类的普通商品价格，都无法由当地或地区性因素决定，而是由全球规模的市场力量决定。 [2] 世界贸易的商品价值与规模持续增长。1880年，世界贸易总值达到近30亿英镑，1900年达到40亿英镑，这一数字在1900年至1913年间又翻了近一倍，在战前达到近80亿英镑。 [3] 贸易的巨大增长，伴随着（其实是依赖于）两项更为深远的变化，这二者把世界不同地区的商业活动连为一体。

第一个变化是国际支付“通路”的兴起，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并从中提取外汇来支付进口产品。从此各个国家不必再与所有贸易伙伴逐一结算账目：只要一个国家在某处有盈余，就可以在此赊账计贷。 [4] 这打破了长期以来阻碍商业增长的一大瓶颈。第二项变化则是欧洲的资本输出在1870年后有了更大规模的增长，分布地区也远比过去广泛。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入美洲和欧洲其他地区，小部分流向亚洲与非洲（1913年时英国对外投资约有三成流入亚非地区），但就资本而言，世界已变成单一市场。这个市场十分注重商业信息的快速传播与精准传播（主要靠电报实现），但也注重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发展的协调融合。事实上，以发展商业为幌子的全球殖民主义，意味着将世界其他地方都卷入以欧洲及其西部外延地区（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全球分工：帝国主义工业国家以其制造品、资本和信贷，换取世界其他地方的原料和商品。

当然，这一新全球市场的形成，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纯粹商业活动的产物。该市场的形成，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源自强权的确立，即直接或间接的帝国扩张。例如，东亚就已被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军事外交强行施加了自由贸易体制；在印度，自由贸易体制则是通过伦敦政府毫不含糊的坚持（从而扫除当地英国官员的疑虑）来维持的。第二，若非英国在印度帝国的国际收支上享有盈余，以英国为中心的多边商业付款模式大概无法顺利运行，而英国在印度的盈余既得益于商业经营的成功，同时也是由其统治地位来保障的（这也是印度人向其外国主子支付的“劳务费”）。 [5] 第三，新的全球市场能扩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西部、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在非洲的扩张水平有限），靠的是欧洲的人口帝国主义，由欧洲移民者占领土地，（通过协议、逼迫或是欺骗）使原住民失去家园。一如贸易与资本流动所显示的，这种“帝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动力最强。第四，不论是在自己的殖民地还是在其他国家，欧洲各国政府都会努力发展一种保障侨民企业利益的产权体制。 [6] 市场体制尽可能地依循当地法律，并在必要时凭借治外法权（如同在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暹罗、中国以及日本所发生的那样），稳步扩大其势力范围。

新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乃是交通运输的巨大进步与全球普及。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到1914年巴拿马运河竣工，欧美世界以外的许多地方被纳入欧美之间原本已有的交通网络。汽轮、铁路、电报以及海底电缆，构成了环绕地球的交通网络与信息网络。1900年后，这种不断扩展的网络似乎迟早会将每个生产区都纳入其中。规模日益增长的产品交换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和各地经济的相互依存。随着贸易流动的增长，专业化生产和各地经济的相互依存似乎又助长了对新奇产品的无穷需求。欧美工业生产需求的变化，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产品除了棉花、羊毛、谷物、木材、糖、茶叶、咖啡等历史悠久的商品外，又增添了橡胶、锡、其他基本金属及燃油。新的冷藏技术的诞生，使粮食出口贸易得以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商品粮从阿根廷、新西兰之类的偏远地区，经数星期运输，送到欧洲消费者手中。英国对1.9万多公里外越海而来的基础食品的日益倚赖，最能说明全球经济的惊人发展潜力。

新兴贸易的增长和传统贸易的扩张，清楚地体现为全球各大港口城市规模的扩大。这样的例子在北大西洋世界数不胜数。但在19世纪末期，新的（或是更大的）港口城市主要集中在其他大洲。布宜诺斯艾利斯（新被征服之潘帕斯草原的商业中枢）的人口从1880年时的30万，仅仅30年后就增至130万。 [7] 开普敦发展十分迅速，为盛产钻石、黄金的内地富庶地带提供服务。孟买得益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主导着印度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并将其影响力扩及波斯湾。 [8] 新加坡作为进入南海的西部通道，以及东南亚贸易的主要中心，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 [9] 上海作为中国主要港口，以及长江流域（中国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的商业出口地，地位则更为稳固。墨尔本和悉尼（以及偏远的达尼丁），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附近南太平洋岛屿的内陆地区，与世界另一头的供货商和市场相连。

要建立繁荣的港口城市，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善港口，整顿码头，广泛建造调车场，将铁路线（或水路航线）延伸到内陆。 [10] 商业兴旺的外在表现，乃是海关大楼、火车站、银行、旅馆、供新兴商人阶级使用的豪华俱乐部以及住宅的迅速建成。孟买火车站、新加坡的莱佛士饭店、布宜诺斯艾利斯华丽气派的“巴黎式”新城区、开普敦的标准银行（罗得斯存钱的银行）、上海滩、墨尔本的科林斯街、悉尼马丁广场周边几大银行的气派建筑，展现了这一商业世界的自信和繁荣。这一商业世界拥有越来越多的码头工人、搬运工、铁路职工、包装工、仓库工、办事员为其服务。这世界的支配者是一群行走各地、往往见多识广的精英，这些精英横跨遥远距离的异地人脉，通常是他们经商有成、取得良好信用的关键。英国生意人（特别是苏格兰生意人）遍布各大陆，此外，还有不少人也同样勇于闯荡。在近东和黑海，这类人通常是希腊人。在孟买，商业巨子是祖先来自伊朗的帕西人，而非印度教信徒。帕西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例如萨松家族），循着贸易路线向东发展。 [11] 新加坡（如今这里仍有座亚美尼亚教堂）、香港以及上海等地都能见到他们的商行。在19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前几大船东之中，有一人是阿拉伯裔。阿拉伯人在许久以前，就已在马来群岛建立起贸易者与航海者的社群。而其他的船东都是华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祖父就拥有一家汽轮航运公司，在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间的航线上运营。

在19世纪末期，这个商业网的成员之间虽有文化差异，但若认为他们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却也并非不切实际。他们是天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倡人员在各种行政辖区与国家疆界之间自由流动，讨厌政府官僚的干预，渴望有一个能够赞同商业理念、愿意追求“进步”（并且能落实到具体层面上）的政府。他们十分尊重合约和财产权，需要可靠的货币和值得信赖的银行。简而言之，他们的利益与瓜分全球的政策相抵触，因为后者会将世界锁进封闭的帝国集团里，而商人们更不希望出现那种鄙视商业势力而排斥异族的殖民政权。对这种政权的愤恨，促使孟买的帕西人成为最早主张印度人有权反抗英国人统治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商业连接起来的世界被分割成一个个疆界分明而难以驾驭的民族国家，其统治者也与大港口城市商会成员在目标上不太一致，那么即使是欧洲以外的商人，也将一无所获。

简而言之，商人期待的是贸易畅通无阻，信贷、资金与人员（特别是劳工）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这是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人一直在追求的“自由贸易帝国”，那时的英国人就试图在印度、中国、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等地区，强制施行自由贸易，并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凭借着新兴的运输技术，英国人将世界其他地方拉向欧美商业的高压地带，但光是如此，还无法促成自由贸易帝国。诚如前文所述，贸易的一大障碍就在于难以让两个不同的市场取得平衡，使二者都能在彼此的市场中顺利支付、购买产品。解决之道就是建立一个多边外汇体系，好让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外汇，购买其无法以现金结算的商品。但要使这种体制生效，就得有能受到大部分商人信赖的“通用货币”，能用来充当各种类型的债权凭证；其次还得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赎回债权，或是拿债权换取等值商品的地方。

于是，可以满足上述种种需求的伦敦成了新世界经济的中心。与黄金挂钩、可以自由兑换的英国货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的硬通货，“伦敦票据”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可靠的信用工具。作为欧美区域中心的自由贸易港和英国－印度“体制”的帝都，伦敦是世上最大的市场。涌进伦敦金融城（俗称“一平方英里”）的商人、银行家，可以轻松使用英镑汇票兑换其他货币、将其出售给客户，或是用来购买即将远销海外的大宗商品。伦敦成为贸易所倚赖的各类商业服务的总部。英国的海外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航运公司的业务，是各大洲之间新兴往来活动中比重最大的部分。英国的船舶业务代理商及其汽轮遍布世界。1870年后，英国的经济利器中，又增添了对外投资这一项——英国经济增速逐渐落后于海外“新兴”经济的局势促进了对外投资的发展。从那之后到1914年，从欧洲流出的资金中大半都来自伦敦。大部分资金流入了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的发展则推动了新市场的开辟，并将新兴的制造区连接起来。到了1913年，英国的海外资本有超过四成投入国营铁路（比如在澳大利亚和印度）或是私营铁路。 [12] 英镑的流通在其他方面也带来重要的影响：它使商业交流更加顺畅，也促使一些地区的货币趋于稳定——若没有英镑的流通，这种稳定是难以实现的。 [13] 这也强化了伦敦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商业资本的掌控，因为（当时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地区要实现繁荣，都需要来自英国（在其求贷无门时最后求助的放款大国）的信贷。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速进入“金本位”制：将货币与黄金挂钩，以扩大贸易，促进对内投资。 [14]

因此，伦敦的城区规模和富裕程度，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同步发展。 [15] 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深信，凡有益于伦敦的，就有益于世界。英国在19世纪40、50年代推行的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并非只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一种被十字军般的热情推动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所想象的世界中，人终将凭借商业浪潮摆脱统治者的束缚。个人自由将会与国际贸易一同得到提升。自由贸易被认为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为自由贸易对立面的商业保护主义在1914年前遭英国政界拒斥，支持者要保护的对象也不一致）。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主张，让市场决定该生产什么东西，乃是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组织方式。资本有限或是经济根基不足的国家，应集中精力生产“基本原料”，即全球普遍需要的原料或食品。这些国家可以利用这些产品的收入来购买其所需的制造品，并偿还贷款利息——因为它们必须发展铁路、港口，使之足以将商品运到各地市场，才能实现其“基本原料”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的其他发展方针（例如关税壁垒保护下的工业发展之路）不只效率低下（因为可从国外买到更便宜的工业产品），而且不公平。那意味着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来造福那些受到关税保护的生产者，而相关的政治程序（自由贸易主义者会如此暗示）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因此，开明的殖民统治应该推行自由贸易（如英国人在印度的作为），一如明智的外交政策也应时刻倡导自由贸易。19世纪末期各地出口的迅速增长，包括印度和（1890年后）中国的出口增长，似乎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经济策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此，伦敦在新世界经济里扮演中心角色，并非只让英国自己获利，他国也可获益；就连资本的输出，都能被貌似合理地描述为提供重要的商业服务。学识丰富的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说：“加拿大［可能是1900年至1914年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入地区］极其认真地维持来自英格兰的资金流入，如同城市极用心维持水的供应。” [16]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商品化乃是全世界小农得到解放的灵丹妙药。该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中，印度人、中国人将是心满意足地穿着兰开夏棉织布衣的顾客。这种理论还主张经济依存关系具有促进和平的功用。当时一份著名的宣传小册子宣称，战争将不会再出现，因为想发动战争的强权将会因贸易停摆而损失惨重。 [17] 但在不断强调新世界经济的互利好处时，自由贸易理论低估了新经济产生的摩擦，也忽略了新经济的稳定体系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这一问题。很明显，这个经济俱乐部的许多新成员获准加入的条件和老成员有所不同。这些新成员，只能占据尚未被划分的空间，必须生产更早入场的竞争者不想供应的大宗商品，必须降低生产成本以弥补商业体制的缺陷，劳工也必须非常便宜。雪上加霜的是，转而生产经济作物的决策往往可能使社会陷入危机。将移民带进渺无人烟的地区是一回事，而在耕种权和土地租金关乎社会关系与地位的人口稠密之地，生产专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些地方，“清理”“过剩”农民的耕地，为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开辟空间，足以引发社会革命。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深恐这种情形发生，因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逐步限制传统的自耕农阶层将土地转移给那些城市经商者。在非洲，阻碍自由贸易理论提倡的那种发展方式的，往往是劳动力短缺，而不是劳动力过剩。采矿公司和殖民者不断抱怨“原住民懒惰”，抱怨他们不愿为资本主义世界边陲地区所能提供的微薄报酬而工作。因此，互惠互利的理念，禁不住现实利害的拉扯而破灭。为非洲人提供“工作”，成为殖民政权将他们贬为（在最坏情况下）农奴的借口。强制性的税收（从而使非洲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不人道的工作规定、 [18] 对任何形式劳工组织的禁绝、对具有商业价值的土地的征用，都成为殖民资本主义在非洲实现其野心的武器。难怪在当时的非洲及其他地区，人们普遍将商业经济和白人种族特权画上等号。

即使一些地区的本土精英也想从升值的土地和新的城市繁荣中获益（例如阿根廷的农场主），因而支持新世界经济体系，新体系的附加条件也远超本地自由贸易主义者愿意接受的程度：要维持信贷流动，吸引更多资金，利用市场需求日益旺盛的农产品与日用产品的优势，往往就得接受令人不快的规范；想要保持货币稳定，就需要抑制支出；想要鼓励贸易，就得降低关税，牺牲本地产业；为了让外国投资人满意，就得安抚、讨好他们的铁路公司和银行。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有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经济是不公正的交易，因此痛恨伦敦的支配。在印度和西非，本土商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但也有些人痛恨欧洲企业的特权地位。在贸易额处于上升阶段时，这些观点会被淹没。但促使国际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商业条件，未必能稳定、持久。只要商品贸易从繁荣转为萧条，世界市场受到强权冲突的破坏，或是伦敦未能尽到提供信贷、资金的职责，自由贸易的敌人就会开始集结。欧美世界的其他各大经济体，较之英国更倾向于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的迅速增长能够压抑保护主义的倾向，但如果贸易增长受阻，以伦敦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区范围缩小、财富缩水，那么极有可能出现一连串互相敌对的世界霸权所主导的集团。一旦失去了足以让世界霸权国家互惠互利的“开放区”，它们之间的对立就会更尖锐。而过去催生出全球殖民主义的经济体制，也将开始衰退。

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就已出现某些左支右绌的征兆。贸易的急速扩张开始变缓，谷物出口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大幅增长。在各个工业国家中，只有美国经济保持显著增长。但这时，欧洲人已开始担心美国这个工业巨人动摇以欧洲为中心，特别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新“世界经济”体系。美国已成为工业大国，但在原料和粮食上基本自给自足，制造的商品大部分内销。没有什么诱因促使它实行自由贸易，其关税水平比欧洲诸工业国（俄国除外）高得多。 [19] 美国有庞大的黄金储备（1910年时几乎占全球黄金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20] 而美国黄金储备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一旦增加（例如因经济急剧增长而大量买进黄金），其他金本位经济体就可能会出现危机，因为它们的黄金储备将会缩水。然而，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危机，美国经济的庞大规模以及华尔街日益壮大的势力，将使伦敦银行家的“意见”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如果工业世界的这两大区域之间出现裂缝，刚刚开始成形的全球经济可能会难以协调，进而失控。

[1] 欲了解俾斯麦对于殖民扩张的看法，可参阅O.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vol.3:The Period of Fortification,1880-1898(Princeton,1990),第5章。

[2] 政府官员们也不知道德国追求的全球利益是什么，参见W.Mommsen,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1990;英译本，London,1995),p.82。

[3] I.L.D.Forbes,“German Informal Imperialism in South America before 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1,3(1978),pp.396-8.

[4] C.Peters,England and the English(英译本，London,1904),p.388。

[5] J.Marseille,Empire coloniale et capitalisme française(Paris,1984),p.40.

[6] E.H.Jenkin,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London,1973),pp.307-9.

[7] Andrew,Delcassé,pp.105ff.

[8] 参见G.W.Gong,The“Standard of Civilisation”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1984)。

[9] 参见W.Fischer and R.M.McInnis(eds.),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Economy 15001914,pt 2:1850-1914(Wiesbaden,1986)。

[10] A.J.H.Latham and L.Neal,“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Wheat and Rice,1868-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6,2(r983),pp.260-75.

[11] W.Woodruff,The Impact of Western Man: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1750-1960(London,1966),p.313.Woodruff的估算数字为76亿英镑，另一种估算结果为83亿英镑，参见C.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1815-1914”,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London,1993),p.183。

[12] 对此问题的清晰论述，可参阅S.B.Saul,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Liverpool,1960),第3章，“The Pattern of Settlements”。

[13] Ibid.,pp.203-7.

[14] C.Lipson,Standing Guard:Protect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London,1985),第2章。

[15] J.R.Scobie,“Buenos Aires as a Commercial-Bureaucratic Ci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7,4(1972),p.1045.

[16] R.Chandarvarkar,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India(Cambridge,1994),p.23.

[17] C.Trocki,Singapore:Wealth,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London,2006),第1、2章。

[18] O.Ruhen,Port of Melbourne 1835-1876(North Melbourne,1976);F.Broeze,Island Nation(London,1998).

[19] 参见S.Jackson,The Sassoons(London,1968)。

[20] 参见I.Stone,The Global Export of Capital from Great Britain,1865-1914:A Statistical Survey(Basingstoke,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