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的检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三个向度评估这场欧亚革命。我们可以看出，这场革命启动了国际关系的大重整，最终促成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出现，欧洲取得看来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1830年时，这场革命尚未出现。但欧洲人与新欧洲人所建置的大型新桥头堡，以及他们难以捉摸的冲突和征服模式，已产生两个重大结果。第一个是猛然打开北美内陆。（新）欧洲人及其奴隶迅速占领北美内陆，使欧洲经济实力在19世纪中叶时大增。第二个则是欧洲境内战争和南亚境内战争所产生的彼此密切相关的结果，其影响就是打破已使欧洲对亚洲贸易成本升高，使这种贸易的增长陷入持平状态的旧商业帝国体制。一旦英国控制了通往印度、东南亚、中国的海路，结束了印度洋上漫长的海权争霸，就有新一批心怀憧憬的欧洲人前来苏伊士以东的世界闯天下，促进该地区的商业、传教和殖民。“自由贸易”的时代即将来临。

原因之一在于欧洲诸经济体（特别是英国经济体）令人费解的旺盛活力，以及这种活力赋予它们的商业上、科技上的优势。欧洲人将亚洲制造商挤出其原有的出口市场，然后又将他们从自家门口排挤掉（在英国人于印度贩卖他们所制的棉纱时），使过去的制造业对手沦为地位较卑微的原料供应者，但这并非一夕之间就办到的，且从未达到全面击溃的程度。科技变革，特别是蒸汽动力与高能过程的科技变革，开始赋予欧洲人多重优势：更易进入内陆地区（使非沿海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安全屏障），移动速度加快（特别是部队），传送信息更便捷。到了19世纪40年代，凡是缺乏新型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的国家，无一拼得过拥有这些技术，可以长距离动用武力的国家，结果，缺乏这些技术的国家时时处于守势，在战略上受到包围，差不多就和新商业模式使它们在经济上受到包围一样。

事实上，这场正在进行的转变，几乎可以迅速而粗略地概括为欧洲对某个虚构之“中心地带”的逐渐占领，欧洲一旦占领那“中心地带”，就可促使世界其他地方的外交和商业朝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货物、观念、人员的）国际交流大道，已在欧洲势力（例如英国海军）的监控下。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看到，这种位居世界中心的陶醉感受——自视为文化活力的主要来源、知识的总部、世界贸易的中心、（对福音传播者而言）真理的集大成处——在18世纪结束时，已几乎成为欧洲人共有的感受。就连中国都无法保持其神秘氛围。马戛尔尼爵士在其1794年徒劳无功的任务结束时写道：“中华帝国是一艘老旧不堪的第一流战舰，150年来，侥幸有一连串能干而警觉的军官奋力掌舵，才不致沉没，且纯粹靠其庞大身形和外表唬住四邻。”一旦由才干平庸的人掌舵，那艘船的下场，将会是冲上岸，撞得粉碎。 [1]

欧亚世界均势（因而也是整个世界均势）这场大变，何以致之？是否有何支配一切的原因，决定了西欧亚（和附属于它的北美洲）的命运，决定了“世界岛”其他地方的命运？有人认为贸易的增长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支持这观点的理由看来似乎也颇有道理。由于分工、专门化、市场扩大，在整个18世纪的欧亚世界，不只出现长距离贸易，还出现商业活动的增长。商业化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商业化动摇了旧习惯，提升了品味，创造出新的不满，使原来的统治者失势，壮大新利益集团的势力。商业化扩展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因不胜负荷而变脆弱。商业化既带来自满，也引发惊恐，而且在最富裕的那些国家里或许最为明显。对新财富的厌恶和对新财富来源的怀疑，在汉诺威王朝晚期的英国营造出新的道德风气，奴隶买卖（在18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在这股新风气之下，受到保守而激进的抨击。 [2]

根据这个论点，真正紧要之处，乃是欧亚世界有些地区在因应商业化的需求和利用商业化的益处方面，比其他地区更为成功。事实上，国家社会的存亡治乱这项重大议题，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统治者能否控制新的财富流，以强化国力，对抗外来攻击。有四个不同的例子，或可说明这个道理。在西北欧，英国政府借由悍然动用海上武力和商业规制，得以让荷兰在大西洋贸易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得以对英国的新财富课税以支应全球化战争的开销。在欧亚中部，奥斯曼帝国拒斥英国所青睐的重商主义法则，任由航运、贸易（和两者可能带来的收入）落入外国商人与得到外国“保护”的基督徒“黎凡特人”之手。因此到了18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财政资源逐渐减少或没有着落，而财政资源对于强大国家获取资金是不可或缺的。在印度，有两个地方本有可能出现强盛的重商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孟加拉，但毁于1756年至1757年的危机，成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殖民地。第二个是迈索尔，其政治领袖精明许多，英国花了30年时间，打了3场战争，才灭掉该国。最后一个例子是东亚，在19世纪30年代末之前，面对欧洲势力的进逼，东亚是胜是败仍在未定之天。因为在东亚，中国、日本的统治者保住了其对外贸的掌控，在这点上比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都要成功。比较不确定的，乃是他们对国内财源的掌控，能否让清廷和江户幕府挡住西方势力的入侵。

但我们不该认为，欧洲以外的国家都已被逼到死角。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场恐怖危机，在1833年和1839年差点解体。在这两次事件中，它主要都是靠欧洲列强的干预，才免于覆灭，因为欧洲列强私底下都认同，奥斯曼帝国是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两海峡的守护者，是巴尔干半岛许多地区、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者，其存亡攸关欧洲战后均势能否稳定。马赫穆德二世（约1808—1839年在位）和阿卜杜勒·麦吉德（Abdul Mejid，约1839—1861年在位）利用外部压力，强迫施行旨在强化其对帝国体制的掌控和收回地方权力的改革。 [3] 讽刺的是，奥斯曼政权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欧洲人，而是来自其叛离的藩属埃及。1805年就已奉奥斯曼中央之命，来到埃及担任总督的穆罕默德·阿里（本身是阿尔巴尼亚裔的马穆鲁克），利用旧制度被拿破仑摧毁后的局势扩大权力。他消灭残余的马穆鲁克势力，收回被税款包收人掌控的土地税收，把埃及的（棉花、谷物）出口改为国家垄断。1816年，他开办了一家纺织厂。 [4] 一如迈索尔的蒂普苏丹，阿里的目标为建立一个可以掌控该地区的财政-军事国家。1820年，他入侵尼罗河上游地区（今苏丹），在寻找黑奴、为其新军队提供兵员的过程中建立喀土穆。 [5] 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已拥有一支由应征入伍的埃及小农组成的庞大部队，已迫使奥斯曼苏丹承认其“大埃及”（除了埃及本身，还包括叙利亚、克里特岛、苏丹）自治权。若非1839年至1840年欧洲的干预，这个强悍的冒险家和他实行军事体制的国家，很有可能吞并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领土。 [6] 扩张虽遭阻止，阿里却已将埃及改造为王朝制国家，经济之蓬勃居地区首位。

在伊朗，1747年纳迪尔沙死后，同样出现令人意外的由乱返治现象。纳迪尔沙死后，伊朗陷入群雄割据的状态，最后由其中一名地方势力领袖，即赞德（Zand）部落领袖卡利姆汗（Karim Khan）扫平群雄，统治伊朗西部地区。他并未称王，而以萨法维王朝的一名总督自居（至少名义上是如此）， [7] 北部和东部（呼罗珊）仍不在他掌控之中。卡利姆汗死后，内乱再起，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另一个来自北方的突厥化氏族已收复萨法维王朝原有版图的大部分。卡扎尔王朝第一任国王阿迦·穆罕默德（Agha Mohammed）1796年即位。继位的法特·阿里沙（Fath Ali Shah，1797—1834年在位），面对在高加索地区积极扩张的俄国将领，不得不让出格鲁吉亚的宗主权和阿塞拜疆部分地区。阿里沙不甘任人宰割，结果招来1813年、1828年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借由与心怀疑虑的乌里玛有所保留地修好，借由小心翼翼地翻新古老的帝国传统，借由以马基雅弗利式手法对付掌控伊朗大部分地区的桀骜部落， [8] 再加上挑动英国对付俄国以从中渔利的手法越来越纯熟，卡扎尔王朝逆转了内部衰落之势，为改革争取了时间。 [9]

在东南亚内陆地区，欧洲人支配一切的时代似乎远未到来。以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阿瓦（Ava）为都城的缅甸帝国，在18世纪中叶（大约为普拉西之役发生之时）因境内孟族、掸族叛乱而陷入危机。但该帝国并未分裂，反倒在贡榜王朝统治下，国势复振。 [10] 1824年至1825年的第一次英缅战争，并非肇因于英国入侵，而是该王朝往北向喜马拉雅山脉扩张而引发的。1750年后，在暹罗可见到类似的王权巩固模式。一如缅甸国王，暹罗的却克里（Chakri）王朝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国家贸易”中获取利润，以扩大势力和文化威望。最引人注目者，乃是1802年在阮朝统治下，分裂已久的越南复归一统。在这些例子里，地方势力割据和冲突（有利于欧洲人入主印度沿海地区和马来群岛的因素）均明显付之阙如。 [11]

当然，欧洲的进逼也并不必然是欧洲以外地区扩张的障碍。欧洲的市场和商人，还有欧洲的政治情势，有时反可化为一种优势。马斯喀特的伊玛目就善用这三个外力。该伊玛目所掌控的阿曼地区，控制着波斯湾入口；阿曼商人和水手与东非沿海往来，历史悠久。19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手里抢走东非沿海的奴隶买卖，并将桑给巴尔打造成吸引英、德、美船只前来的商业中心。中东的奴隶需求和欧洲的象牙需求上升，促使东非大陆地区商业帝国更快壮大。到了19世纪40年代，桑给巴尔已经相当繁荣，致使马斯喀特伊玛目迁都该处。 [12] 然而自1807年起就一心想摧毁海上奴隶买卖的英国人，为何对该伊玛目特别施恩，未祭出全面禁止买卖奴隶的禁令？因为他对英国的波斯湾海上武力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盟友，是英国影响伊朗国王的主要渠道。印度总督就提醒道，粗暴禁止他那项有利可图的买卖，可能导致“即使是我们忠诚的老盟友，马斯喀特的伊玛目……都因此与我们疏远”。 [13] 伊玛目思索其季风帝国的增长时，或许已经想到，那是一股对任何人都没好处的恶风。

最后，我们该瞧一瞧其中最有意思的例子了。有个欧亚大国直至此时，几乎仍未受到欧洲扩张的影响。比起清朝皇帝保护中国的作为，德川幕府厉行锁国，态度更为积极彻底。德川幕府允许少数荷兰商人来到长崎港中的出岛，同意他们偶尔前往江户（似乎是为了一睹野蛮人古怪的言行，从中取乐）；德川幕府还同意与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贸易（长崎有中华街）。他们极敌视基督教，视其为颠覆势力，但允许“兰学”（西方知识）在学者圈内有限流通。不过他们对“间谍”活动的提防，已到了被害妄想症的地步。有个前来做科学访问的欧洲人，行李中被搜出日本地图，因此入狱一年；与他有接触的日本人，则遭严刑惩处。

厉行锁国的日本，这时已绝大部分自给自足，对外贸易额极小。国内经济划分为多个自成一体的“藩”，但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可能是当时世上最大城市），其需求已创造出庞大的内部贸易，特别是粮食贸易。18世纪时，稳定的人口（不似中国人口剧增）和“工业革命”（更集约化的农业和家庭人力投入纺纱、织造）已使经济繁荣程度颇有增长。但也出现某些警讯，显示农业生产这时已逼近极限。恶劣气候导致18世纪80年代的饥荒，经短暂喘息后，19世纪30年代饥荒再现。乡村生活的困苦，使乡村情势越来越动荡。武士的贫困和幕府收入的减少（两者都肇因于农民抗税，使土地税征收困难），引发有关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辩论。雪上加霜的是，18世纪90年代起一连串警讯皆显示，日本长久以来不受欧洲干预的状态已然告终。1792年一支俄国探勘队出现在北海道；10年后，俄罗斯人再度来临，要求同意他们到长崎贸易。更令日本人恐慌的是，1808年一艘英国大型战舰突然来到长崎港，语带恐吓地要求补给，日本人满足其要求后，它才离去。自从18世纪70年代欧洲-大西洋地区局势变动之后，这是江户幕府所收到的第一个有关该变动的警讯。其他的不速之客（前来找水和食物的捕鲸船）则提醒日本人，西方船只已开始在北太平洋逗留，而日本正位于美洲与中国之间的主要航海路线上。但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这一切所带来的冲击，出奇地有限。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极力强调“神国”相较于西方蛮人和西方有害思想的内在优越性。不准外国人上岸的禁令，执行得更为严格。 [14] 事实表明，日本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距欧洲势力最远且有中国（欧洲首要的关注对象）为屏障——使日本得以再锁国20年（或许是关键的20年）。但与时间的赛跑，未来就连日本也躲不掉。

[1] N.Hampson,The Enlightenment(London,1968),p.131.

[2] 关于洛克的观点，可参阅M.Cranston,John Locke(London,1957),第20章；Hampson,Enlightenment,pp.38-9。

[3] J.Tully,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Locke in Contexts(Cambridge,1993),pp.200-201.

[4] 最近的研究成果参见J.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

[5] J.Locke,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1690),ed.J.W.Gough(Oxford,1946),sect.49.

[6] 最近研究成果可参阅A.Pagden,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London,1993)。

[7] 关于休谟，可参阅N.Phillipson,Hume(London,1989),pp.32-4。

[8] H.Reiss(ed.),Kant’s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1970),p.116.

[9] J.W.Burrow,Evolution and Society(Cambridge,1970),p.39.

[10] Ibid.,p.47.

[11] E.Stokes,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Oxford,1959),p.53.

[12] 引自Spence,In Search of Modern China,p.123。

[13] S.Drescher,Capitalism and Anti-Slavery:British Mobi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ondon,1986).

[14] U.Heyd,“The Ottoman‘Ulema’and Westernization in the Time of Selim III and Mahmud II”,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London,1993),pp.2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