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共存

瓜分非洲是一种最鲜明的证据，说明欧美以外的世界将接受殖民（或半殖民）统治，被占领、掌控或对欧美产生某种经济依赖。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也被欧洲人瓜分，使法、英、荷、德、（1898年后）美的支配范围扩及欧亚世界的海洋边缘地区。1900年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在政治上、法律上已成为欧洲的延伸部，认为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东亚大陆和中东）迟早会步其后尘，似乎是合理的推断。事实上，的确有许多警示信号显示这种瓜分已迫在眉睫——只要列强谈妥瓜分方案。

但是政治瓜分并非19世纪末世界政治面貌的唯一变化。1880年后的二三十年里，被认为将共享全球支配权的四大或五大“世界性强国”，国力增强。其中有两个是新登上帝国主义舞台者，最抢眼的是美国，另一个是德国。美国与旧欧洲的共生关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欧洲人横越大西洋，移入美国。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其他许多族裔的人，与欧洲几乎每个地区都建立了横跨大西洋的关系，使欧洲的影响力在美国社会与文化里扩散，开枝散叶。到了1900年，美国已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欧裔人口（在包括黑人在内的9200万总人口中，占了8200万），仅次于俄国，且欧裔人口的母国涵盖欧洲各国。美国也已成为世上最大的工业经济体，1910年时生产的生铁和钢超过英、法、德三国生产的总和。托马斯·杰弗逊口中由独立自由农民组成的共和国，已变成大工厂林立的地方：开采铁矿，挖煤，制造纺织品和钢，建造火车头、船乃至汽车，加工食物和饮料。美国有庞大的劳动阶级，其中有些劳动人口一如社会调查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向愤慨的大众所揭露的，住在与欧洲贫民窟极类似的环境里。 [1] 尽管比起欧洲的一般情形，美国的生活水平较高，阶级关系不那么僵化，社会流动性大得多，但19世纪结束时，已有上层社会阶级明显成形。该阶级的人读名校，仿效欧洲的上流社会作风，哀叹美国政治的民粹走向和粗鄙不文；这一阶级和大西洋彼岸名门通婚、与英国贵族联姻的倾向也耐人寻味，“二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是其中一次联姻的后代。

美国由于民粹主义的流行及其公开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与欧洲大相径庭。但在其他方面，美国这时候似乎越来越接近一个“标准”的欧洲国家。1890年时，美国已渐渐不再是拥有大片无主地或未占领地的边远地区社会。美国人体认到其天然资源并非用之不竭后，开始加强保护饱受摧残的环境，帝国主义扩张的使命感也变得更强烈。美国加勒比海门口处的宝贵土地，没有得到该地的西班牙裔守护者（古巴的欧洲西班牙人）或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克里奥尔人妥善的管理，这令美国人大为恼火；在太平洋沿岸（与中国、日本往来已久的地区），则另有些人把加州视为美国向东亚扩张的基地，把旧金山湾视为帝国的跳板。 [2] 美国迅速利用某些人对西班牙的不满，在1898年掀起一场“漂亮的小战争”，夺走西班牙手上的古巴和菲律宾，说明这一日益扩大的美国国家利益观，在政治上已切实可行。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1901—1909年），这个观念得到进一步落实。“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直言不讳地宣示美国在加勒比海的霸权地位，此推论宣称，加勒比海地区和周边的独立国家若行为失当或拖欠借款，美国将会为受害的外国代为主持正义，但不欢迎该国径予干涉。而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终于以海上强权的姿态行动了（海权的重要倡导者阿尔弗雷德·马汉是美国海军将领）。1907年，美国海军的“大白舰队”（因其涂上的漆色而得名）大张旗鼓地巡行了太平洋一圈。 [3] 美国开始以上述种种方式申明其作为世界大国，与欧洲最强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殖民强权（1898年后），美国的利益和立场看起来与欧洲非常类似。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宣称，美国是个“拥有属国和保护国的帝国主义共和国……新的世界强权”。 [4] 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将华盛顿进一步推向帝国主义。为逼独裁者韦尔塔（Huerta）将军下台，美国在1914年占领墨西哥最大港口长达8个月。 [5] 但我们不应夸大美国与欧洲的相似之处。美国对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仍采取若即若离的立场。美国虽有派代表参加柏林会议，却并未参与瓜分非洲。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未在亚洲占有土地。1898年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动，引发了一场远比欧洲有时爆发的殖民统治辩论激烈的政治争议。罗斯福的海军计划，受到国会中反对人士的限制与阻挠。 [6] 罗斯福本人把他所欲打造的新式海军，界定为“盎格鲁——撒克逊”非正式海上武力联盟中的小老弟。他论道，英国的海上霸权乃是“世界和平的强大保障”。 [7] 在经济方面，欧洲与美国之间仍有显著差异。当时美国几无资本投资于国外，寥寥可数的对外投资大部分都投入邻国墨西哥。美国工业主要满足庞大内需和广大农民经济的需要，美国的产出只有5%真正出口（英国是25%）。美国企业的经济殖民地位于美国西部、南部，而非海外。对于要不要采取其他世界性强权的侵略政策或备战状态，美国人没有达成共识。但美国工业经济的惊人增长，最终成为影响美国人看法的关键因素，因为那使美国人开始担心被排除于世界市场其他部分之外。由于在帝国主义地盘争夺中只分到小小一杯羹，未来多抢到地盘的概率微乎其微，且到了1913年美国制造业产量已是全球之冠，因此，美国领导者顺理成章地把任何全球瓜分行动都视为对美国利益越来越大的危害。

1880年后的30年，对于俄国作为全球强权未来的命运，同样至为关键。关于沙皇时代晚期的传统历史著作，喜欢着墨于这个旧政权的弊病丛生，且通常将病因归于农民不满、中产阶级薄弱、过于仓促的工业化及“落伍”的贵族阶层。被革命推翻是沙皇政权不可逃的命运。但过度强调衰落和腐败，带来肤浅的俄国现代史观。在1917年至1921年的动荡时期，俄罗斯人的帝国虽遭遇战争和革命的影响，然而并未瓦解。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它甚至还完成惊人的复原，国力臻于巅峰——沙皇时代最有远见的官员都会斥之为妄想的国力巅峰。

若考虑到1880年前俄国的欧亚帝国几乎只是个空壳，其成就会显得更加惊人。俄国刚刚开始对穆斯林掌控的中亚进行帝国主义征服。它还透过1858年和1860年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夺走中国大片土地，大大扩大了在东北亚的版图。但俄国对这广大地区大部分地方的掌控，有名而无实。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并未对俄国有形国力的提升造成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1877年至1878年在国外的挫败（俄国希望速速打败奥斯曼帝国，结果受挫），还有国内的政治不满，表明改革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农奴经济已开始现代化。参照世界其他地方的改变速度（资金流入、贸易量升高、科技日新月异），俄国欲保持在世界强国之林，看来机会不大。对大部分外国观察家来说，压制与混乱似乎是沙皇体制的主要特色。年轻的寇松以日后出任英国驻印度总督时的自信说，其结果就是俄国政策“忽而虚张声势，忽而犹疑不定”。 [8]

不过俄国国力依旧日渐强大。工业化迟迟才展开，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脚步已变快。到了19世纪结束时，俄国的煤产量已是1860年时的约50倍，钢产量则是约2000倍； [9] 两者的产量到了1913年又翻了一倍。俄国出口剧增，从5500万英镑左右（1881年至1885年的平均值），增至近1亿英镑（1901年至1906年的平均值）。 [10] 乌克兰发展成小麦大产区，叶卡捷琳娜二世在黑海岸边建立的城市敖德萨，是这种新兴谷物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俄国与法国的结盟正式确立（1894年）后，来自法国的借款立即涌入，推动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 [11] 连接俄国心脏地带与中亚（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与太平洋沿岸（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大型铁路计划，这时得以完成。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移民大军（来自俄国欧洲地区过度拥挤之村落而渴求土地的农民）跟着涌入。这些俄国拓殖地的开拓者、农民、铁路工人，往南、往东迁移，构成俄国亚洲势力里最坚定不移的一环。 [12] 到1914年，已有500多万名俄罗斯人穿越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还有更多人已定居在原来属于伊斯兰汗国的俄国中亚地区。 [13]

沙皇政权以这种逐渐推进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将俄国现代帝国体制的几乎所有关键要素都安排到位。在“一战”之前，俄国已牢牢掌控难以治理的波兰，从而取得其伸入欧洲的突出部，为俄国心脏地带提供防御的堡垒，以及在大国外交中施力的杠杆；乌克兰则已被打造成财富来源，俄国增强其在黑海地区商业影响力的工具，新兴小麦出口经济的发动机。乌克兰的繁荣及其铁路网，有助于增强俄国对高加索边境地区的掌控，而高加索地区既是通往中东的陆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在伏尔加河流域（俄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外围形成天然防御。1914年之前，里海沿岸的巴库周边发现油田，已为高加索增添了新的战略价值。借由铁路、移民、新兴棉花经济、强大的驻军，俄国已把中亚紧紧扣住，使其只能扮演俄国欧亚帝国西南门户守护者的角色。中亚的贸易遭到严密封锁，成为俄国的禁脔。 [14] 而随着俄罗斯人殖民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交通得到改善，俄国对太平洋沿岸的薄弱掌控随之增强。 [15] 尽管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惨败，粉碎了俄罗斯人染指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企图（俄国曾计划让其士兵伪装成伐木工人渗入朝鲜半岛），但这并没有打消俄国成为太平洋强权的野心，也没有使其停下向亚洲东北部扩张的脚步。 [16] 因此，尽管帝国体制脆弱不堪，技术落后，经济脆弱，文化吸引力薄弱， [17] 俄国已不只和其他世界性强权并驾齐驱，它还沿着独特的路线，进入了全球殖民主义舞台。

1880年，英国有资格自称是独霸全球的世界性强权，它或许是唯一在世界各角落都有领土、有利害关系的世界性强权。它的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从加拿大西部到南非，从苏伊士到香港，分布非常辽阔。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迅速纳入版图的，有许多地方人烟稀少，几无开发。英国对其广阔领地的统辖，乃是无其他强权介入的默认结果。但1880年后，随着世界被“瓜分”干净，这种默认的势力范围不再有效。英国被迫正式确立其对势力范围的管辖权，有时还得以武力来提供保障。随着世上更多地区遭到瓜分，英国人开始接触新一批可能会带来纷争的邻居，有了需要费心维系的新边界，同时也要保持警惕。结果十分吊诡。大英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受命保护帝国的外交官和战略家却越来越不安。英国拥有分散于全球各地的辽阔领土，因此英国似乎总是在与他国发生纷争。一位英国高层官员就叹道，大英帝国似乎是个巨人，“因痛风而肿胀的手指和脚趾，伸向四面八方”。一旦有人靠近，这个巨人就会因担心被触痛而尖叫。 [18] 这样是无法在对外关系上获得和谐的。战略家同样紧张，他们认为英国海军以及各种小型专门化部队规模过大，十分危险。有些最敏锐的观察家怀疑铁路的广泛铺设已使这海上大国落入下风。或许这时候，优势已经转移到了那些坚不可摧且不会受到英国威胁的广阔内陆统治者（例如“内陆霸权”俄罗斯帝国）那里。

这种恐惧在英布战争期间达到巅峰，因为这场战争暴露了英国军事实力令人难堪的不足之处。更令人忧心的，乃是与英国敌对的强权可能会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抢走英国在世上其他地方（中东、中国）的利益，甚至可能会从印度西北边疆入侵印度。这一堪虑的前景引发了一阵军事规划热潮，其中一项结论是英国陆军得买下亚洲所有骆驼以供应前线。基于我们前面已探讨过的诸多原因之一（担心欧洲均势被打破），其他大国决定不组成反英联盟。但在伦敦，危机感已非常真切。这种危机感促使英国重新思考海军战略，决定建造新的现代舰队，并与日本结盟（1902年），以确保英国在东亚的利益； [19] 这种心态还驱使英国在1904年与1907年，先后与法国、俄国达成协议，从而把英国拉进欧洲大国政治博弈的非正式同盟。 [20]

在1880年后的“世界政治”新时代，英国国力似乎已经相对衰落。但从任何标准来看，英国的整体地位都仍然很稳固。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很少会受到单独哪个霸权国家的损害。唯一的例外（因为美国入侵加拿大似已不可能），乃是俄国入侵阿富汗对英属印度统治势力的威胁。即使某些强权国家甘冒风险，联合打击英国以壮大自身势力，其他强权国家对此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此外，从很多方面看，英国本身似乎正越来越富强。英国人从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中受惠最多。1900年至1913年，英国人光是对外投资就增长了一倍。他们通过不起眼的出口贸易获得庞大的国际收支盈余，能够轻松应对建立庞大海军的高额开销。他们的殖民地（有100多万达到入伍年龄的男丁）这时正急速发展，包括印度（英帝国在亚洲的兵力来源与战争金库）。英国在银行、保险、航运、铁路、电报、矿场、大种植园方面的海外企业，构成了令所有对手望尘莫及的庞大商业帝国。一旦遭遇攻击，英帝国的这些庞大后备力量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其海军也会像蟒蛇一样牢牢封锁住敌人。至少英国人的计划是这样的。

在1904年后，英国人预想中的这类威胁主要来自德国。与美国一样，德国是大国外交博弈场上的新人，在1870年击败法国、将德意志诸邦统一为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半联邦式“帝国”之后，得以登上舞台。德国似乎既有财力，也有野心（在1900年后）实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以成为世界霸权。德国崛起的后盾乃是其经济的迅猛增长：德国的国民生产总额从1873年至1913年增长了两倍； [21] 德国在化工产品与电器这两个新兴制造领域的生产能力特别强；到1900年，德国已有完善的铁路网，成为欧洲（俄国不算在内）人口最多的国家。 [22] 完善的交通、强大的工业基础以及庞大的人口，使德国成为全欧洲征兵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国。19世纪8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利用这些日益壮大的资产，在瓜分非洲的浪潮中抢到一些殖民地（在南太平洋也有所斩获）。但种种迹象显示，俾斯麦并不看好那些殖民地的价值。 [23] 1890年后接替他的几位宰相，对此则没这么笃定。如果中国被瓜分（这似乎不无可能），太平洋被海洋帝国们圈占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瓦解（19世纪90年代中期时另一件看上去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德国就应要求从中取得与其地位及经济实力相称的好处。如果未来各国要在封闭的世界体系里，为求生存或是争夺霸权而悄无声息地展开一场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那德国也退无可退，只能走这条路。

德国人追求其优势地位的侵略手段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但从19世纪90年代末起，德国人推行“世界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其实并未全力以赴。 [24] 他们曾因萨摩亚、摩洛哥（两次）、西非，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而卷入几场殖民地纷争，而在这些纷争中，他们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接受妥协。德国人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德国人在海外贸易方面越来越积极（例如在拉丁美洲）， [25] 但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仍在欧洲之内（对外投资情形亦然）。德国的强大军队只能在欧洲发挥作用。若没有远洋海军，德军势力不可能抵达欧洲之外。但柏林一开始建造远洋舰队，就会立即处于英国的对立面。1909年后，英国已经清楚表明要在海军建设方面超越德国，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凭借着奥克尼群岛的庞大基地，英国能够封锁德国海军，使其无法驶离德国的北海诸港。

德国的处境催生出一种残酷的逻辑。德国的力量都潜藏于欧洲：数百万德裔散布在德国境外的欧洲各地；德国在中欧与东欧具有深厚的商业和金融传统；这里还有一批有意附庸于德国的国家，包括表面仍是欧洲大国的奥匈帝国。鼓吹殖民的卡尔·彼得斯说：“英国若称霸、一统海洋彼岸的世界，那么旧世界只能靠建立欧洲合众国才能保住霸权地位。” [26] 彼得斯的意思非常清楚，德国若能称霸欧洲（牺牲掉俄国、法国和英国），不但可以弥补它未能建立英式帝国的缺憾，还将摧毁全球殖民主义到当时为止一直倚赖的地缘政治基础，为有利于德国的瓜分全球新方案创造有利条件。但欲以武力称霸欧洲的计划风险极大，不容草率采用，也无法公开辩论（这也是史学界对德国战争罪责一直未有定论的原因之一）。直到1914年，征服全欧洲对德国人而言仍然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般的臆想。

表面上，法国拥有足以与世界四强相抗衡的技术与资源。法国仍是坚不可摧的陆上霸权，也是海洋强国之一（尽管法国的海洋力量已经相对衰落）。法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仅次于英国（约为英国对外投资额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投资流向欧洲，特别是俄国。法国思想、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法国作家、制度与艺术的声望，也如以往般强大。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的霸权地位通过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庞大帝国得以彰显。从1880年至1910年，法国的海外领地面积增加了12倍有余（从90万平方公里增至约120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近16倍（从300万增至约5000万）。 [27] 非洲北部、西部与赤道地带的许多地方，以及马达加斯加、中南半岛、南太平洋部分地区，都已在法国统治之下。法国已在全球瓜分过程中攫取了巨大份额，但这对它而言还不够。

法国的三个弱点阻碍了其获得世界霸权地位的野心。第一，法国国内的人口增长停滞，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德国，更不如英国。第二，法国殖民帝国虽然版图辽阔，经济潜力却不高。法国没有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为其支付帝国开销，也没有美国这种由殖民地独立的国家作为贸易伙伴和战时盟友。更糟糕的是，法国殖民版图中的大部分地方属于战略累赘，因为法国已任由保卫其海外版图的海军力量渐渐流失。 [28] 以法国伟大外交官泰奥菲勒·德拉卡塞（1898—1905年在任）为首的一派人认为法属印度支那毫无实用价值，敦促法国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非洲——地中海帝国上面。 [29] 第三，法国在欧洲的地理位置（在1871年丧失阿尔萨斯——洛林之后），使之比其他世界霸权更容易受到致命攻击——没有任何海洋或是陆地屏障能够阻隔入侵部队直入法国的行政与工业中枢地带。因此，法国的政治立场总是在亲英与亲德之间摇摆不定，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共和国的派系政治，政权的频繁更迭，以及宗教信仰和世俗权力上的痛苦分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体现出来），都强化了法国外交政策中的不稳定因素。

历史作品的一个传统观点认为，正是横行全球、满手血腥的帝国主义，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肆虐战火的混乱序幕。但在1914年前几无迹象显示，世上最强的几个大国有意为争夺全球霸权而兵戎相见。与此相反，它们采取的路线是“竞争共存”，列强至少能暂时在大致维持均势方面达成一致。它们之间虽有冲撞和摩擦，但它们（和小型殖民强权）对于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欧洲人以外的民族，看法大同小异。在它们眼中，支持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或是宣扬民族自决的激进学说，总归是自取灭亡。它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更加优越，而它们的“文明水平” [30] 能够将其对“文明程度较低”地区的干预或殖民活动合理化。在它们看来，将全世界分割为几大殖民帝国，在现代环境中是天经地义、无可避免的。被殖民者追求自治的进程（如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也会极度缓慢。与此同时，列强认为对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当时尚未被瓜分的“垂死帝国”。在奥斯曼、伊朗、中国这三个帝国，列强下了不少赌注，彼此间却很难达成一致：它们很有可能因为在这些地区的利益斗争而失和。但事实证明这一危机还不是最重大的。以武力进行恐吓的外交手段总会有失控的风险。惊慌的统治者，抱有投机心态的顾问，报纸上头脑发热的言论或者纯粹的估算错误，都有可能使局势由和转战。全球殖民主义脆弱的稳定性和世界和平，其实取决于欧洲诸国的相互牵制及其对欧陆脆弱均势的尊重。如果这些发生变化，帝国的地缘政治就会陷入混乱。

[1] 关于去往非洲的旅行带给欧洲人的扭曲印象，可参阅J.Fabian,Out of Our Minds:Reason and Madn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frica(London,2000)。

[2] William H.Schneider,An Empire for the Masses:The French Popular Image of Africa,1870-1900(Westport,Conn.,and London,1982),pp.6-7.

[3] Kanya-Forstner,Conquest,p.263.

[4] C.M.Andrew,Théophile Delcasséand the Making of the Entente Cordiale(London,1968),pp.94-8.

[5] Ibid.,p.92.

[6] R.Waller,“The Maasai and the British:The Origins of an Alliance,1895-1905”,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7,4(1976),pp.529-53.

[7] Bill Nasson,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London,1999)and his Abram Esau’s War:A Black South African War in the Cape 1899-1902(Cambridge,1991);P.Warwick,Black People and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Cambridge,1983).

[8] Parliamentary Debates,Lords,4th Series,vol.30,p.701(14 Feb.1895).

[9] J.Rii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New York,1890).

[10] G.Brechin,Imperial San Francisco:Urban Power,Earthly Ruin(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1999),第3章。

[11] 参见N.Harper,A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t Lucia,1987),第1章。

[12] 1910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发言，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6,2(1911),pp.217-33。

[13] R.E.Quirk,An Affair of Honor:Woodrow Wilson and the Occupation of Vera Cruz(New York,1962).

[14] H.and M.Sprout,Towards a New Order of Sea Power(Princeton,1940),p.288.

[15] W.Tilchin,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ritish Empire(New York,1997),p.236.

[16] G.N.Curzon,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London,1889),p.316.

[17] B.H.Sumner,A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London,1944),p.362.

[18] G.Chisholm,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4th edn,London,1908),pp.583,609.

[19] 到1914年，法国25%的海外投资都流入了俄国。参见R.E.Camer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Princeton,1961),p.486。

[20] D.Moon,“Peasant Migra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Russia’s Frontiers,15501917”,Historical Journal 40,4(1997),pp.859-93,esp.pp.867-8.

[21] 到1917年时，这一数字为700万。参见D.W.Treadgold,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Princeton,1957),p.13。

[22] M.Joffe,“Diamond in the Rough:The State,Entrepreneurs and Turkes tan’s Hidden Resource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in M.Siefert(ed.),Extending the Borders of Russian History(London,2003),p.185.

[23] 1860年时俄国远东地区的本族人口为1万，到1900年时已达30万。参见D.Dallin,The Rise of Russia in Asia(London,1949),p.14。

[24] 参见J.J.Stephan,The Russian Far East:A History(Stanford,1996)。

[25] 相关论述可参阅A.Rieber,“Persistent F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in H.Ragsdale(ed.),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1993)。

[26] Lord Sanderson在1907年2月21日的观察记录，可参见G.P.Gooch and H.Temperley(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12 vols.,London,1927-38),vol.3,p.430。

[27] I.H.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London,1966).

[28] 相关经典论述可参见G.Monger,The End of Isolation(London,1963)。

[29] P.Mathias and M.M.Post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7:The Industrial Economies:Capital,Labour and Enterprise,pt 1:Britain,France,Germany and Scandinavia(Cambridge,1978),p.555.

[30] 1911年时的德国人口为6500万，俄国在欧洲部分的人口为1.3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