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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东亚的创新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东亚历史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乃是在经历过17世纪上半叶的动乱之后退回锁国孤立状态。在中国和日本，新政权成立后都致力于巩固国内政治、文化的一统，刻意减少与海外的外交接触、商业往来。因此，乍看之下，东亚与西方差别有如天壤，东亚在仇外外交的政治障碍下，遁入文化和经济停滞的境地，而欧洲则是文化开放，海外贸易繁荣，政治上相互竞争。根据这思路，不免就会有人断定，欧洲因1620年后的漫长经济下滑而突然中断其扩张，只是个“养精蓄锐的停顿”，那停顿掩盖了活力四射之西方与囿于保守闭锁心态而停滞不前的东方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下此论断之前，我们得仔细检视德川幕府和清朝的伟大创新所带来的结果。两者所创立的政治体，都维持了超过250年。两者统治期间，都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大面积农业垦殖、内部贸易规模变大、对书籍需求升高的现象。我们不应贸然相信将这一阶段概括为发展停滞的论断。我们也不应遽然推断：中国在约1690年后对国际贸易的参与非常有限，代表中国已被贬为欧洲“世界体系”的附属“边陲”。 [1] 事实上，更仔细审视后可能会发现，东亚在约1620年后的重建，对于强化东亚文明，使之更能承受欧洲扩张的全面冲击（1750年后欧洲以外许多地区都感受到的冲击），功不可没。
1644年清军攻陷北京，明朝覆灭，新王朝清朝正式开始。 [2] 但清帝国的真正创立者是康熙（1654年生，1662—1722年在位），他漫长的在位时期，对大清江山的巩固，就像阿克巴漫长的在位时期，对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统治地位的巩固，一样重要。康熙登基时，清朝看上去不太可能长治久安。作为统治精英的满人，尚未走出大草原游牧社会一贯的氏族体系。 [3] 他们对皇位继承的观念（帝国统治持续不断的必要条件）很陌生。氏族政治意味着各方不断争夺权力和影响力，掠夺来的财富由最大的几个氏族和其领袖瓜分（并再往下瓜分）。这种政治体制，与在汉朝时（前206—公元220年）得到巩固，在明朝时臻于巅峰的儒家帝国体制格格不入。出于这原因和其他因素，华南大部分地方、大部分文人精英仍不甘于接受清朝统治。鉴于这形势，且因为满人从一开始就倚赖汉人盟军来瓦解明朝的反抗，清朝不得不重用汉人将领，委以平定南方、西南诸省的重任。事实上，17世纪70年代时，其中三位将领（即所谓的“三藩”）还享有几乎完全不受北京管辖的自治权，未来他们据地称王，建立自己的王朝亦非不可能。除了这种种难题，清朝还面临着其在内亚的威权可能不保的新威胁。这包括来自卡尔梅克人的威胁，还有在贝加尔湖南方、东方地区，来自沙皇官员和俄国毛皮商人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明朝覆灭和海上贸易所创造的机会出现，清朝东南海疆孕育出郑成功的独立政权。这个从事贸易和海上私掠的政权，以固若金汤的台湾岛为基地，看起来非常稳固。 [4]
可能危及清朝的诸多威胁中，最迫在眉睫的，乃是未能实质掌控华南所带来的威胁。康熙还未决心拔除三藩，三藩就抢先一步，在1673年至1674年公开叛乱。三藩中势力最强的吴三桂，倨傲地向清廷提出分治天下的提议，要满人只统治中国东北和朝鲜。 [5] 较可能的结果，乃是划江而治，让长江以北和帝都北京失去其至关重要的粮仓，把北京贬为在边疆勉力存续的小国。经过漫长的交锋，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期，康熙已占了上风，而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吴三桂在1678年死于痢疾， [6] 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三藩得不到南方反清复明人士的支持，以及士人宁可在满人统治下过太平日子，也不愿受军阀统治。到了1683年，康熙也终于消灭郑氏政权，将台湾纳入版图，20余年前为使郑军得不到资源而施行的坚壁清野政策，自此得以废除。 [7] 出于同样原因而严格禁止的对外贸易，随之重启。 [8] 17世纪80年代更晚时，华南局势已大略平定，康熙得以转而经略内亚。
满人的策略，乃是在大草原建立边疆国家，以大草原经济和农业经济的融合为基础，使国力壮大到让汉人不再效忠于中原王朝。如此打下天下的清朝统治者，非常清楚若有大草原上的新挑战者走满人的路子崛起，会带来多大危险。17世纪70年代，卡尔梅克（即卫拉特）可汗噶尔丹开始统合各部，建立足以威胁清朝的庞大大草原帝国。他以蒙古西方的准噶尔盆地为基地，征服今新疆境内的绿洲和贸易城市。1688年他入侵外蒙古，挑战北京威权。 [9]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出现在蒙古北缘和黑龙江流域，预示了这两支入侵清朝的势力可能互相支援，各得其利。或许是天佑康熙，这双重的边疆挑战同时扑来时，清朝已解决三藩和台湾问题。但也没有哪个中国皇帝在身心素质上，比他更能胜任边境战争的重任。康熙热衷打猎，声称杀了上百只老虎、数十头熊和豹、将近百只狼。他把追逐猎物当作行军打仗的练习，而他频频远赴边疆地区游猎、探视部队，使他对冲突地区的地形，对清朝欲打胜仗所需的战术和后勤补给，有了第一手认识。 [10]
一开始，俄罗斯人和清朝都不甚清楚对方的实力和目的。17世纪50年代中期，莫斯科已渐渐了解到，东方的神秘君王“博格第王”（Prince Bogdoy）不是微不足道的小统治者，而是像奥斯曼、伊朗和莫卧儿皇帝那般，不能等闲视之。 [11] 俄罗斯人一直希望清朝会同意外交往来，开放通商。这时，透过伏尔加河口的阿斯特拉罕，俄国与中亚、印度的贸易正日益增加。17世纪30年代起，俄罗斯人与卡尔梅克人、蒙古人一直互有使节定期往来。康熙愿意放弃中国与外国往来时的僵固礼仪会见沙皇特使，但决心将俄国势力逐出东亚。1684年，他警告蒙古人再勿与俄罗斯人贸易。1685年，他的军队夷平雅克萨城（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流域最接近中国的要塞）。俄罗斯人退而复返，而噶尔丹在1688年征服外蒙古，使北京可能得打一场大耗国力的漫长边境战争。但俄罗斯人与卡尔梅克人的结盟胎死腹中。1689年，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尼布楚，康熙的大军团团围住俄国的谈判人员，迫使俄国宣布放弃中国东北北方的辽阔土地。俄国的扩张在此受挫，直到1860年才扳回。1690年，清军使用火炮打败噶尔丹。六年后，噶尔丹再次溃败，自杀而死。 [12] 要在约60年后，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清朝对当地的支配地位才完全巩固。但康熙在位时，已恢复北京在东亚大陆的威权。这一由雍正（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36—1795年在位）接续完成的伟大功绩，乃是清朝得以在内部统治上卓然有成，以及（更长远来看）在19世纪顽强抗拒欧洲外交上、商业上的索求，最关键的地缘政治先决条件。
事实上，这一战略上的大胜利，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格外充满活力的时期开辟了坦途。雍正皇帝将满人带来的氏族政权，改造为明朝专制政权的翻版，但恢复了明朝政权早已失去的活力，国力更强于明朝。“旗人”（在满人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军人）不是被帝国控制，就是退役养老。 [13] 这避免了王位继承时的派系战争危机。雍正设立更能贯彻皇帝意志的新机构“军机房”（后改称军机处），取代内阁，作为核心决策机构。 [14] 第三项改革，“奏折”制度，使皇帝能持续掌握省级官员贪赃枉法的相关情报。费心革新科举制度，乃是康熙帝与汉族文人修好的作为之一。科举制度是将帝国中心、各省的士人阶层、知县（知县的衙门等于朝廷的耳目）连成一体的最重要纽带。只要士人渴望通过以传统典籍、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且朝廷有忠心耿耿的满族预备军驻在由城墙包围的城市，以这些城市控制中国大地，叛乱就不可能蔓延或持久。清初的皇帝还坚持节省开支，以减轻人民税赋。凭着巨大的税收盈余，已消灭、慑服敌人或与敌人修好的清朝皇帝找到了长治久安的法门。
这样的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文化复兴。根据某些估计，中国的人口在雍正、乾隆两朝期间，增加了两倍。耕种面积在1650年到1800年间大概也增加了一倍。 [15] 汉人移民拓殖南方、西南方的森林地区。朝廷修复损坏的水道，兴建新水道。 [16] 玉米（由葡萄牙人引进）、甘薯（16世纪引进福建）之类新粮食作物，增加了稻米之外的粮食供给；人们还种植了茶树、槐蓝、甘蔗之类的经济作物以供外销，这些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格外频繁。长江中游湖南省的官员，以规劝、税赋优惠、供应种子的方式，鼓励同季双重轮作。 [17] 18世纪的中国，废除了贱民制（由雍正废除）， [18] 人民得以自由买卖土地。定期举行集市贸易的集镇数量，稳定增加。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水路交通发达，促进了商业大城的兴起，以村为基地的工匠，在这地区大规模制造棉布。上海往内陆输出纺织品，最远及于内陆1300公里处。铁器、丝织品、瓷器的贸易网络广大。 [19] 商业经济发达，私人企业供应纸钞，商人可通过立契承诺日后供盐（需求格外稳定的大宗商品）给政府来借到钱。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角色或许相对较小，但中国的国内贸易规模和欧洲至少是相当的，甚至大于欧洲。 [20]
但清朝统治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或许在于它使中国进入了一段格外蓬勃的文化复兴时期。康熙本人很喜欢召耶稣会士进宫聊天（改朝换代之后，耶稣会传教士未被逐出中国），甚至懂得弹羽管键琴。但他未接受中国与欧洲定期往来的观念。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没有共同关切之事。 [21] 西方人，一如耶稣会士，清朝欢迎其前来，但来了之后得住下（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且要入乡随俗，遵从儒家的伦理观。教皇致函康熙，请他送回被罗马当局怀疑有异端言行的欧洲人，遭到康熙拒绝，康熙还在回函中语带挖苦地说道，他会把他们砍了头再送回去，好让教皇知道他们已被“改造”。 [22] 教皇如何回应，我们不得而知。康熙最关注的事，乃是中华文化。他和继任者资助古代典籍的搜集和刊印，康熙本人还亲自找学者编纂百科全书。识字率提升，刊印的作品增加以满足阅读需求。 [23] 小说、诗歌、历史著作、传记、地名辞典、百科全书、作品选集、古玩收藏研究著作，刊行于世。这是个倡导儒家典籍之价值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主张追求社会内部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阶级伦理（特别是不同辈分之间的伦理）和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团结的行为规范，呼吁人应自我克制、压制个人欲望。 [24] 透过文学与艺术，还有官方“膜拜仪式”和作为民间宗教重心的祭祀规定，儒家文化影响之深广，前所未见。借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整合，与日益深化的文化统一，相辅相成，齐头并进，而在达成这日益深化的文化统一之后，中国迎来的是与西方来往更为密切然而更为暴力的时代。
但清朝的成就有其局限。中国境内有许多庞大水道网未及的地方，仍受制于地方主义的禁锢，但当时欧洲大部分地方可能也是如此。更严重的是，中国未能重振约三个世纪前所抛弃的海权。东南亚的华商和华人移民得不到清帝国的保护，华人在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惨遭屠杀，北京置若罔闻。 [25] 欧洲人着迷于中国（不管是多无知、多肤浅的着迷），但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缺乏兴趣，而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以及他们对博大精深、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古典文化传统的崇敬。在某些方面，中国的闭锁倾向越来越明显：1727年，雍正皇帝废除了自蒙古人统治以来对基督教传教士有限包容的政策。 [26] 即使在欧洲思想仍继续输入时，欧洲思想在中国也似乎起不了作用或格格不入。 [27] 透视法在中国的遭遇，就可充分说明此点。中国艺术理论并非“未能”发明透视法：中国理论认为单一固定视角的画法不值一顾，反倒强调从多个视点看物体或风景； [28] 但更深层的问题（从技术变迁、科学变迁的角度来看），或许在于清朝社会根本的保守精神。清朝社会把许多社会力量投注在其行政体系上，投注在行会和攸关社会阶级伦理之维持的家族权威或氏族权威上。清朝统治或许给无疑十分牢固的社会趋势，添加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毕竟清朝虽大力宣扬儒家文化，骨子里仍是由异族王朝和其同族追随者施行的帝国统治，且这王朝透过居住、婚姻方面的规定，隔离满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满人发现，稳定的代价就是要和支配地方的豪强结盟，要谨慎避免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因此，满人在1680年至1750年间巩固政权的时机十分重要。在与西方更密切接触的前夕，中国特有的政治发展轨迹（仍受到其与内亚之共生关系支配的发展轨迹），未驱使中国走向包揽一切权力的东方君主专制政体（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政体），而是让其进一步走向中央政府几乎将所有主动权下放给地方（且通常保守）势力的“有限统治”。中国的18世纪“经济奇迹”逐渐消失时，政治改变的空间相对很狭窄。 [29]
日本，一如中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经历了一段政治统一、经济增长的不凡时期。幕府将军之职，由德川家族世袭担任。天皇宫廷仍存于旧都京都，但徒有象征意义而无实权。幕府将军在京都也设有巍峨宫殿，供其定期前往京都时居住。政治稳定的关键，系于德川家族对氏族、氏族所分得的领地和对统治氏族的“大名”所拥有的无上权力。幕府还施行恶名昭彰的“参觐交代”制，以补强其武力统治。在这制度下，“大名”得将妻小留在幕府的都城江户当作人质，且每隔一年要在江户居住。在江户时，“大名”得每个月上幕府朝廷两次，得在江户城里和周遭执行行政任务。与此同时，世袭的战士阶级，也就是武士，聚集在领地的城下町（围绕领主的城堡发展起来的城镇，例如姬路或名古屋）里，或跟随“大名”赴江户“参觐”。武士在不同程度上转型为食俸禄而有地位的阶级，倚赖其所属氏族发的俸禄为生，越来越着迷于儒家所宣扬的君子理想，而儒家的社会秩序观正有助于支持他们的新地位。
社会承平，人口随之剧增，从1600年的1200万增加为1721年的约3100万，比西欧人口大国法国的人口还多了二分之一。 [30] 都市化有相当程度，江户（约100万人口）、京都（35万）、大阪（36万），就世界标准来看，都是大城。 [31] 1700年，江户的面积是伦敦的两倍。耕种面积从1600年至1720年增长了一倍。 [32] 纺织品、金属制品、陶器、出版方面，有先进的大型手工生产基地。地区经济的专门化程度升高，促进了内部贸易。 [33] 大企业家控制以大阪为中心的内部贸易。大阪有“天下的台所”（日本的厨房）之称，具有庞大的稻米市场、肥沃的腹地，且接近京都，而京都这时仍是文化之都，制造业（特别是丝织品）重镇。与西欧截然不同的是，现代初期的日本仍是“木头世界”，这或许是因为日本位处地震带，木制房子便宜且易于重建。日本的城市，放眼望去净是低矮的木制建筑。但走访日本的欧洲人，个个都清楚日本是个先进而富裕的文明国家，都很想和日本人贸易。 [34]
诚如之前说过的，在约1540年至约1640年（正好是欧洲人来到这地区时）东亚、东南亚贸易扩大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积极促进的角色。日本商人和倭寇善用了日本、中国、东南亚三角贸易的新商机，而日本白银产量的激增，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外国商品的进口。 [35] 根据某些估计，1600年时日本的白银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 [36] （这是欧洲人如此热衷于到日本做买卖的原因之一）。日本的西南诸港发展快速，特别是长崎，出现了中国工匠和商人定居的中华街。 [37] 1618年，光是长崎一地就约有200名中国人。 [38] 但江户幕府对这日益扩大的贸易，却充满矛盾。江户幕府成立未久，其对遥远氏族领地的掌控，可能会因那些领地未加管理的对外接触而遭到削弱。在江户幕府眼中，天主教尤其与叛乱、颠覆密不可分，因而对其大力迫害。17世纪30、40年代，前来做买卖的中国人、荷兰人（唯一获准入境的欧洲人），只准在长崎和出岛（长崎港中的人工岛）活动。 [39]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动乱，1661年后各口岸对合法贸易关上大门，东亚的对外贸易被进一步遏制。但1685年后，东亚对外贸易复苏，幕府却越来越担心日本白银外流，于是在1688年禁止白银出口。1698年，幕府加强对长崎的管制，对贸易往来与信息流动监控更为严密。
日本走上“锁国”之路，一部分原因是担心白银外流，使国家财富失血（这种忧心，当时欧洲多国政府也不陌生），一部分原因是不安于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该地区的超级强权，其所主导的东亚“世界体系”，不承认日本的独立地位。锁国这消极办法，解决了中日关系这一难题，且日本可能有意借由锁国，使清朝统治者打消侵日的念头，毕竟400年前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差点就得手。但锁国并不表示完全阻绝外来文化。中国思想和文化令日本人着迷，且得到德川幕府的刻意推动。中国是稳固、安定、帝制国家的伟大典范。中国文学和艺术构成礼教社会的基调：熟稔汉语和中国绘画风格的人在社会上备受重视。 [40] 日本人投入大量心血改造儒家思想，以符合日本的环境。因此，长崎与其说是道关上的门，不如说是个狭窄的门口和监听站，幕府通过来到这里的船只搜集情报（船长得撰写“近况报告”并转呈江户），从这里进口书籍。“兰学”（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欧洲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在武士、教师、学者圈子里慢慢传开。
江户幕府在政治上走上锁国之路，并不表示经济就此陷入停滞。一场令人赞叹的双重革命，推动了1600年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首先，随着“大名”和武士定居于城下町，江户幕府的政治体制创造了日本前所未有的大型城市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江户本身。“参觐交代”的规定，把数百位“大名”和他们的妻小、大批侍从武士带到江户。 [41] 到了1700年，江户百万人口中，有一半是侍从武士，他们住在一个个氏族大院中，而这些大院占了江户城区将近四分之三的面积。“大名”与武士集中于一地，为都市商人、工匠、临时工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带来庞大的上层消费人口。他们的购买力来自其领地的税收，而从领地送来的税收有时是实物，存放在江户水岸边的大仓库，有时则是将收缴的米税在大阪市场出售后所得的现金——江户的粮食有很大部分来自大阪市场。这一体制大大促进了国内贸易和银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为中心市场制造粮食和物品的大型统合经济的进步。而城市上层消费者对税收的需求，反过来又提高了乡村领地的生产力。与“大名”驻留江户一事同样促进经济发展的，乃是他们在领地与江户之间的定期往返。“大名”的参觐队伍有时多达2000人，于是客栈出现于沿途，海路、陆路的固定路线网也发展起来。
其次，这一上层消费模式并未像欧洲一样倚赖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已变得较无利可图时，日本人能够实行重商主义自给自足政策，且执行得非常成功。例如，与英格兰不同，日本自产白银，不须透过贸易取得货币的基础，而在现代初期的欧洲，必须透过贸易取得货币的基础，乃是令经济学家大为困扰的问题。对于国内的奢侈品、新食物需求，日本人的回应也极富创意。朝鲜陶器长久以来在日本奇货可居。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后，将朝鲜陶工带到日本，本土的制陶工业随之确立。日本多样的气候环境，使棉花、丝、烟草、糖等新兴经济作物，得以在其境内各自找到生根发展之地。丝和棉在京都、大阪制造，糖的生产则实现自给自足；渔业在17世纪也有长足发展。日本在上述种种方面成功利用格外富饶而多元的自然环境，发展出与欧洲不相上下的富裕商业经济，却未承受殖民主义的成本和风险。甚至在1720年经济增长因资源耗竭、欠缺新土地而中断，人口停止增长之后，又有更集约型农业的“勤劳革命”适时出现，协助保住了前一个世纪的经济成就和德川幕府所打造的政治、社会统一局面。而这“勤劳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官方通过实验农场和引进中国植物学论著促成的。 [42]
现代初期日本的经济活力和后来之转向“重商主义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里所占地位的结果。中国的重振声威和中国古老外交传统的复活，使日本的影响力在东亚大陆几无发挥的余地。日本既害怕受强势大陆文明支配，又深深着迷于该大陆文明的文化产品和社会价值观，如此微妙的关系实在不易拿捏。日本一旦开始缺少白银，外来物产的本土化一旦变得可行，透过封闭性商业政策来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而不去冒海洋扩张的极端风险，就有了充分理由。讽刺的是，日本与英国同时开始限制外国纺织品的进口，但日本成效大得多。真正威胁日本的稳定与独立的，主要不在于外来思想或科技的渗入（这两者都可以渐渐予以消化、本土化），而在于某种环境上或外来的冲击。百年未见的饥荒，在18世纪20年代重新降临，这可能会破坏经济体制或促成迅猛的改变。在16世纪时尚能吸纳外部人口的东亚世界秩序，再度变得不稳，因而可能会打破日本细心守护的自身世界的完整性。但在18世纪50年代时，这一不祥的前景还未展现出丝毫迹象。相反，在清朝于1759年至1760年进一步扩大其版图的同时，日本依靠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所取得的优势，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 J.-P.Rubiès,“New Worlds and Renaissance Ethnology”,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6,2-3(1993),pp.157-97.
[2] M.J.Anderson,Britain’s Discovery of Russia 1553-1815(London,1958),p.98.
[3] 参见Wallerstein,Modern World System,第2卷。
[4] J.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London,1970),pp.146,154,166.
[5] J.M.Letiche and B.Dmytryshyn,Russian Statecraft:The Politika of lurii Krizhanich(Oxford,1985),p.xlvii.
[6] G.V.Lantzeff and R.A.Pierce,Eastward to Empire(Montreal and London,1973),pp.139ff.
[7] 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p.90.
[8] 相关材料可参见A.S.Donnelly,The Russian Conquest of Bashkiria 1552-1740(New Haven and London,1968).
[9] 关于彼得大帝政策的最佳论述，可参见L.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London,1998)，关于参议院的内容见p.296。
[10] O.Subtelny,Ukraine:A History(Toronto,1988),p.182.
[11] S.H.Baron,“Who were the Gosti?”,收录于Muscovite Russia:Collected Essays(London,1980)。
[12] Blanchard,Russia’s Age of Silver,pp.218ff。1710年时的税赋已经达到农业收成的64%，约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参见R.Hellie,“Russia”，收录于R.J.Bonney(ed.),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Oxford,1999),p.497。
[13] Hughes,Russia,第7、9章。
[14] B.H.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London,1951),pp.55,72.
[15] 引自“The Weber Thesis and Earl y Modern Russia”,p.333,in Baron,Muscovite Russia。
[16] Leriche and Dmytryshyn,Russian Statecraft,pp.lviii-lix.
[17] S.A.M.Adshead,China in World History(3rd edn,London,1995),p.243.
[18] “清”有纯净之意。
[19] L.D.Kessler,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Chicago,1976),p.10.
[20] J.E.Wills,“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in J.Spence and J.E.Wills(eds.),From Ming to Ch’ing(New Haven,1979),p.226.
[21] Kessler,Kang-hsi,p.86.
[22] V.S.Miasnikov,The Ch’ing Empire and the Russian State in the 17th Century(1980;英译本，London,1985),p.183。
[23] Wills,“Maritime China”,p.228.
[24] J.E.Wills,“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 1662-1690”,in J.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68),p.245.
[25] 参见Joseph E.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Fairbank(ed.),Chinese World Order。
[26] J.Spence,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New York,1974),p.9.
[27] Miasnikov,Ch’ing Empire,p.94.
[28] Ibid.,p.286.
[29] Pei Huang,Aristocracy at Work: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Bloomington,Ind.,1974),p.181.
[30] Huang,Aristocracy,p.160;更多背景可参阅B.Bartlett,Monarchs and Minister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1)。
[31] Adshead,China,p.253.
[32] P.C.Perdue,Exhausting the Earth: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Cambridge,Mass.,1987),p.10.
[33] Ibid.,p.22.
[34] M.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London,1973),p.248.
[35] 关于江南地区及其棉花贸易，可参阅M.Elvin,“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收录于M.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Sydney,1996),p.109。
[36] 关于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对比研究，可参阅K.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2000),pp.106-7。
[37] Spence,Emperor of China,p.78.
[38] Ibid.,p.83.
[39] R.J.Smith,China’s Cultural Heritage: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Boulder,Colo.,and London,1983),pp.190ff.
[40] Ibid.,p.108.
[41] C.P.Fitzgerald,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London,1972),pp.152-5.
[42] Peng Yoke,“China and Europ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in T.H.C.Lee(ed.),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Hong Kong,1991),p.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