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宣明的帝国

去殖民化最好理解为地缘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文化上、人口上全球秩序的瓦解。这一独特的全球秩序在19世纪40年代出现，19世纪90年代得到巩固，然后踉踉跄跄走进20世纪40、50年代，在情势仍有利于这一秩序存活的地区苟延残喘。残存的殖民强权保住这一旧帝国体系的能力，在1945年后迅速下降。诚如我们已了解的，那是战后新国际风貌的关键要素之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要素，则是纳粹、日本战争帝国主义的彻底崩溃。这两个帝国政权（“旧殖民政权”和“新帝国主义政权”）几乎同时垮台，为拥有新意识形态、新方法、新目标和新对象的新世界帝国的崛起腾出了空间。

尽管如此，美国势力的超快速扩张仍然令人意外。在此之前，美国人对于是否要接下北美洲或中美洲以外的义务，一直莫衷一是，担心卷入外国纷争的心态根深蒂固。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的自由得自对堕落“旧世界”的原始心态和好战精神的刻意拒斥，一旦与“旧世界”往来太频繁，美国的自由就可能不保。美国的政治体制似乎极不利于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很容易受到国内争议的破坏。美国人行事往往极喜欢独断专行，嘲讽活跃外交必不可少的结盟、妥协，墨守成规的传统观念（认为对外关系应受司法决定和具约束力的严正协议来规范）更大大强化他们这些心态。 [1] 相较之下，欧洲式的外交（以机会主义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就显得不相信人性、对自己有害、徒劳无益。这些特质促使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促使它在1939年前不愿加入围堵纳粹扩张的行列。但1945年后，美国政府接下了全世界的庞大新重担，且建构出结盟体系以协助承担那些重担。世局有了什么改变？

两个因素改变了美国人的看法。第一个是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在有形国力上出现巨大差距。1950年，大战结束的五年后，美国的经济产出是英、法、德三国总和的两倍（1913年时则是约略相当）， [2] 拥有核子科技和运用原子武器的独特能力，更大大强化这一经济优势。或许，这些新的权力来源，本有可能使美国走上比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更为孤立主义的道路。但取得那些权力来源的同时，美国人也体认到，美国的安全防御范围，已因为空中运输的进步和管理国际经济以避免战前经济萧条重演的需要而大幅扩大，“美利坚要塞”不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在促成有助于确保美国霸权的结盟方面，美国领导人这时享有充裕的主导空间。担心1941—1942年的战略梦魇重现，使他们有动机这么做。

结果是诞生出具有所有帝国本质，但只缺帝国之名的美国“体制”。1946年，美国为海上武力支配地中海拟订了计划。1947年，杜鲁门主义承诺军援希腊和土耳其，以协助对抗苏联势力，马歇尔援助计划则承诺以经济、技术援助，恢复破败不堪的西欧经济。1948年初，华盛顿表示愿意商谈让美国承担西欧防御任务的大西洋公约，美国国会则通过了范登堡决议案（Vandenberg Resolution）。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签署，两年后，美军部署在欧洲以协防西欧。在加拿大（飞越加拿大是通往苏联最短的空中路线）和东亚（1951年与日本签署相互安全保障协定），美国也有类似的承诺。事实上，到1951年时，这体制的主要架构已安置妥当。那并非对称性的架构，它包括与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欧洲成员）紧密结盟，与西欧其他国家形成防御伙伴关系。军队受美国有效掌控的联邦德国，让美国人在境内享有广泛治外法权的日本，则是准保护国。菲律宾（严格来讲已于1946年独立）同意让美国掌控其约23座基地，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不将那些基地转给他国使用；菲律宾是实质上的保护国。 [3] 密克罗尼西亚继续受美国直接管理，以便美国利用其基地，特别是扼守美国到日本、菲律宾之航道的关岛（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要塞）。 [4] 美国在拉丁美洲所建立的辽阔“非正式帝国”，也可纳入这份清单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使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势力荡然无存。根据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即《西半球联防条约》，美国提供军援，以协助对抗拉丁美洲遭到的武装攻击和其他形式的侵略。20世纪50年代，只有三个拉丁美洲政府与苏联保有外交关系。

这个庞大帝国规模空前，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世界性强权在欧亚世界两端都确立其支配地位，或有实力这么做。这之所以能实现，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国家热衷于和美国交好，欢迎美国的领导。英美联盟乃是一日渐没落（但认为会恢复往日地位）的帝国主义强权及其最明显可见的接棒者合作的绝佳范例。有一段关键时期，英美双方都接受彼此平起平坐的迷思，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共管。在西欧，美国“受邀”（盖尔·隆德斯塔语）建造帝国。 [5] 在日本，一如先前所提过的，政治精英宁可接受《安保条约》的沉重条款束缚，也不愿冒险让民意骤然左倾。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想象所致，对共产主义与苏联扩张的疑虑，乃是使美国走上与外国合作之路的催化剂，使美国国内更愿意承揽支配世局的重担。若是在其他情况下，美国新扮演的世界角色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国家的默许。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已被美国影响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大大强化。由于欧洲、日本经济的逐渐复苏、美国马歇尔援助计划对经济的刺激、朝鲜战争期间军事支出的进一步升高，国际贸易猛然摆脱了1913年至1950年的漫长停滞。全球出口金额从1953年至1963年增加了一倍，出口量则增加了将近一倍。 [6] 这惊人的经济荣景得以出现，有其客观环境的配合因素，而美国在这客观环境的打造上贡献最大。以促进汇率稳定为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关贸总协定，若没有美国的支持，将会一事无成。或许最重要的，乃是贸易扩张有赖于全球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而可兑换为黄金的美元，正提供了这样的货币。当然，美国拥有绝佳的优势，才得以收割这新商业经济的成果。1939年至1950年，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已增加了一倍多；在航空运输和大众娱乐之类蓬勃发展的领域，美国产品几乎是所向无敌。经济、文化方面的“软实力”，支撑了战略武力方面的“硬实力”。凡是倚赖贸易货币的国家，没有一个敢冒险惹火美国，以免一旦经济吃紧，得不到美元的支持。

美国所给予或强行施加战略保护的广大地区（1955年时美国在36个国家设有450个基地），跟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经济范围部分重叠，两者共同构成美国支配下的和平。20世纪50年代，该和平局面迅速得到巩固，但过程中并非没有摩擦。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华盛顿拒绝协助匈牙利对抗苏联，显示美国默然接受了1945年至1948年欧洲分割的局面。几乎就在同时，借由逼迫英、法（透过金融压力）停止其消灭纳赛尔政权的举动，华盛顿告知其欧洲盟邦，必须以符合美国大战略的方式处理其剩下的帝国领域。1958年欧洲诸国货币全面恢复为可彼此兑换的状态，表明“紧急时期经济”已结束，全球贸易经济也已正常化。 [7] 在中东和东南亚，有限的干预似乎就足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稳定两大超级强国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区。由于“遏制”线已在欧亚世界许多地区紧紧拉上，且有了阻止苏联闯入西欧的战略工具（核攻击），美苏两强的争霸这时看来是美国稳稳占了上风。

事实上，欧亚分割的全球效应，并非如此容易就被约束住。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国力的惊人增长。1942年至1945年这3年战争期间，苏联从濒临惨败的险境中重新站起，而得以在击败德国一事中付出最大贡献。这一付出的报酬，则是苏联在东欧、中欧的支配范围大幅扩张，以及最为重要的，在实质上否决德国的统一。苏联在西方这场大胜，乃是苏联称雄世界的主要基础。或许，苏联在战后叱咤风云的关键因素，在于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苏联伸入民主德国的军事突出部，威胁西欧的心脏地带，抵消了美国在高科技武器上的领先优势。苏联的东南欧诸卫星国，扼守住通往乌克兰和南俄罗斯的路线（1941年至1942年纳粹国防军就走这条路线入侵，打得苏联节节败退）。只要这条帝国边界线固定不动，苏联在传统战争里就几乎立于不败之地。苏联在1945年至1948年牢牢控制住被盟军占领的欧洲之中许多地区，原本并非易事，但有两个因素使苏联较易得手。第一个是战后苏联未受到来自东亚的严重威胁，与1941年前受到日本威胁时情形大不相同。事实上，毛泽东打赢国共内战，对苏联而言是天外飞来的大礼。自此，莫斯科可将全部心力用于西方。第二个因素是纳粹帝国主义的遗绪。纳粹已将战前东欧的政治精英铲除殆尽，同时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支持或践踏各种社会性、宗教性、种族性群体，在他们之间播下仇恨对立的种子。

尽管如此，苏联骤然扩大其势力范围，将东欧、中欧纳入支配，仍然是个沉重负担，尤其在人力上。那负担落在一个已在战时失去约14%的人口（多达2700万，美国则失去约40万人）和大约四分之一有形资产的国家身上。 [8] 1946年的歉收，带来大规模饥荒。经济复苏是斯大林工业体制的最后一桩成就。斯大林以较之战前规模更大的方式，执行更严格的工作规定。 [9]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时，战时的损失已弥补回来，苏联达到仅次于德国、日本“奇迹”的经济增长水平。 [10] 赫鲁晓夫即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

赫鲁晓夫体现了苏联的新自信，自信能与西方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而且不只在欧洲竞争——这代表了摆脱斯大林时代草木皆兵心态的重大改变。苏联的太空科学家，1957年率先发射绕轨飞行的人造地球卫星，向世人昂然宣告他们已超越西方的竞争对手。赫鲁晓夫批准由厉害的海军将领戈尔什科夫领导，发展苏联的海上实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庞大的潜艇部队已使苏联海军成为全球第二大海军，跟上美国舰队的规模，使其无法“制海”（所谓制海，指的是牢固地宰制全球的海上航路）。 [11] 赫鲁晓夫还决意迫使西方同意德国的永久分裂，从而在1961年引发柏林危机。在西方拒绝之后所立起的柏林墙，代表苏联决意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统治其在欧洲的控制区。但赫鲁晓夫路线最基本的特色，在于他精明而细心地评估了去殖民化所能带来的机会。英国中东霸权的瓦解、非洲诸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拉丁美洲社会动乱的迹象，预示了苏联摆脱欧亚遏制的出路以及闯入“外围世界”的机会。针对苏联经济缺乏吸引力的问题，苏联可能希望以“苏联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魅力来弥补。苏联的工业增长模式、苏联党国体制的强大和效率以及马列主义的平等主义价值观的炫目魅力，的确让许多新兴国家大为着迷。苏联为进入现代世界提供了一条经过试验证明可靠的道路，在那条道路上，不必继续受制于在殖民（或半殖民）时期支配一切的外国商业利益。

赫鲁晓夫的目标（我们或许可如此推测），乃是在美国势力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得以支配后殖民时期的世界之前，善加利用全球政治局势里的新流动性。犹如1914年前的德意志帝国，苏联追求“阳光下的立足之地”，欲取得形塑正浮现之世界秩序的权力。至1960年左右，对立的迹象频频出现。华盛顿试图以禁止古巴蔗糖进口（试过而有效的手段）来击垮卡斯特罗在古巴的革命时，赫鲁晓夫承诺买进那些蔗糖。刚果因部分地区片面独立而陷入危机时，赫鲁晓夫谴责西方未能支持卢蒙巴的政府，把联合国说成是急需断然改革的西方工具。伦敦和华盛顿当局因而提高警觉。 [12] 1961年，胡志明向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发动斗争，一个新战线在东南亚开启。1962年的也门革命和随之爆发的内战，使支持革命一方而大举介入的纳赛尔，似乎很有可能会更为倚赖苏联的援助。也门战争把沙特阿拉伯搞得动荡不安。美国人在百般不情愿的情况下，答应帮助沙特阿拉伯对抗纳赛尔之也门合作者所发动的任何攻击。 [13] 最震撼的发展，乃是赫鲁晓夫在其拉丁美洲的新盟邦境内部署苏联导弹。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果是，苏联撤出导弹，美国也做出类似让步，不按其原本的计划在土耳其部署导弹，并且承诺（或许）不入侵古巴。这场危机虽以苏联退让结束，但这危机显示了美、苏对峙范围的日益扩大。这危机使肯尼迪政府坚信，必须用更为果断的方法阻止苏联势力在亚、非、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扩张。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美国把南越吴庭艳政权的摇摇欲坠，看成是冲击力超越局部地区的大事。

接下来20年，超级强国的势力竞逐是全球政治局势的最大特色。争夺的东西不是（如19世纪90年代那样）一块庞大的领土，而是一个由附属国和盟邦组成的非正式帝国，超级强国以军援、军事代表团、“开发”援助和商业贷款，将这些附属国和盟邦团结在自己旗下。在这场过程起伏不定而无法捉摸的竞赛中，有五个方面引人注目。第一个是1962年后，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无意在对方的“后院”直接挑衅，20世纪60年代末期双方核子武力的势均力敌，更强化这一心态。1965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未引来反击；三年后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亦然。20世纪70年代的“低荡”（détente）外交，确认了欧洲分裂格局的固定性：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实际上是个让欧洲诸国（包括苏联）承诺接受既定边界的欧洲和约。第二个是两大超级强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苏联的军工复合体虽然成就斐然，经济却仍比美国弱。1960年到1975年，苏联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4%； [14] 美国占全球制造品出口的比重，1976年时则达到13%。 [15] 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市场经济，贡献了国际贸易的大部分。第三个是两大超级强国所竭力欲纳入支配的广大“边界”区，局势一直不稳。这一骚乱现象，肇始自前殖民地建国过程的纷扰、非洲部分地区反殖民统治的冲突、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燃料价格的陡升）。这一现象使某些政权及其对手渴求军火和援助，使超级强国永远不缺求助者，助长超级强国战略家的骨牌效应心态，还使“外围世界”里美苏代理人战争的地区日益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援和政治影响已开始深入非洲之角和非洲大陆的南三分之一地区。第四个是上述不稳局势的部分结果：相互竞争的两大超级强国都遭遇大挫败。美国欲保住南越，使之免受共产主义者主导，却一败涂地。这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但来年（1976年）埃及政府突然中止与苏联的结盟关系，驱逐苏联顾问团，在地缘战略上影响同样深远。 [16] 最后，一如我们或许可从这事件推断出的，两大超级强国虽然军力傲视全球，在控制其不安定、桀骜、任性的附属国方面，却都有力有未逮之处。因此，两大超级强国都遇到了被不可靠的盟邦拖下水，不得已被拉进对抗局面的严重风险。而中国一如19世纪末期时一般，不愿被拉进任何帝国体系之中。

在当时许多分析家眼中，这一超级强权帝国主义的消长，应该会无限期继续下去。在美国的“衰落学家”看来，越战的教训就是美国不该过度扩张，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越战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油价的陡然上涨（阿拉伯国家欲对以色列间接施压的作为之一），抑制了1970年后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强势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马克思主义者希望资本主义崩溃，“世界革命”爆发。有人为“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拟订了计划，以主导科技、让资本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西方所忧心的，乃是前殖民世界的大幅转向。由于全球力量变得更为平衡，发展中国家提出更大的要求，这时要将纷争地区纳入支配，看来必然越来越难。美、苏对爆发马克思派与反马克思派内战的安哥拉的争夺，说明这种“代理人战争”可如何快速将整个次大陆卷入。 [17] 在非洲之角，苏联大规模援助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派领导人，美国则以援助其邻邦索马里反制。 [18] 但直接行动更令人忧心。1979年末期苏联出兵阿富汗，被西方视为“新”冷战的第一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邪恶帝国”（里根语）所发动的新攻势。遏制政策已经失败，美国国务卿于1983年6月如此告诉美国参议院：“苏联的意图和能力，老早就超越这一原则所视为理所当然的地理界限。” [19] 去殖民化令人意想不到的进展，并未预示出一种“由诸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似乎反倒为新式帝国的出现铺路。事实上，很可能曾有人主张，20世纪末期帝国主义的附带伤害（暗地干涉对稳定局势的破坏、给予集权统治者的经济援助、大量武器买卖助长的政治军国主义化） [20] 至少和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的附带伤害一样大。“竞争性共存”那充满危险的不确定状态（具有在核武互击中“保证相互毁灭”的骇人可能），似乎必然是两极世界不可免的代价。但事态并未如此发展。

情势逆转之大令人震惊。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计划之大，似乎甚于以往任何时期。从位于越南南部金兰湾的前进基地，苏联海军可以将其力量投射到贯穿东南亚的几条主要海上航路和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是“英国内海”的印度洋。 [21] 借由建造庞大的新航空母舰（例如“勃列日涅夫号”），莫斯科这时志在与美国的全球干预力量相抗衡。但接下来不到五年，这个庞大的帝国（支配北欧亚的强权；南亚、非洲、中东地区顽强的对手）就解体了。这期间未出现“白银时代”或衰落阶段，而是一下子发生的。

原因或许在于纷至沓来的压力要求内部改革，以及苏联领导者为摆脱他们所认为正要受到的钳制力量而实施的计划以失败收场。1970年后，苏联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无法再维持。苏联规划经济的主事者有心增加生产，以提高生活水平，为军事机器提供资金，却苦无良策。斯大林所打造的计划经济，已无法掌控劳动力。 [22] 缺乏用以引导投资、挑选创新的物价机制，其代价变得越来越高。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70年代伤害各市场经济体的那些逆流，为时不久就消失。 [23] 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之核心的七大工业国（德、意、法、英、加、日、美），在20世纪80年代向典型的商业全球化飞速迈近：日益倚赖出口和贸易、跨国界的银行活动、资本流入对外投资、大规模买卖货币。美国的企业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大大复苏。 [24] “新兴工业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特别是韩国（1989年时已成为全球第十大钢生产国）的高速发展，大部分是在美国的战略保护下取得的。在东南亚，更受欢迎的是韩国迈向工业繁荣的模式，而非越南的农民革命模式。但在苏联，军事开支的负担越来越难以承受，共产东欧的诸卫星经济体越来越朝向西方寻找投资、贸易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政经改革”，乃是苏联新领导人的最后一轮改革， [25] 其主要目标是将苏联的“国内”经济和“外围帝国”的“帝国”经济都予以“西化”：使它们更快响应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这轮改革的内涵非常广泛，它意味着提拔“新”人，放宽政党行政体系对计划经济的掌控；它意味着提出过去投注于军事的资源，放宽莫斯科加诸东欧诸卫星政府的“规定”，容许“温和”的改变，还意味着通过谈判取得西方投资和西方新科技。而由于这得化解“新冷战”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这轮改革就要缩减苏联的国外驻军规模：在东欧和中欧，在亚非的介入区，特别是在阿富汗。但若说戈尔巴乔夫决意放弃苏联作为全球性强权（其实是全球第二大强权）的地位，那是最不可能的事。他追求的是喘息的空间。他为缓和紧张关系而从事的外交，旨在确保东欧从苏联控制区巧妙过渡为乐于接受苏联影响的“非正式帝国”。苏联将在西方注视下，在“合作性共存”的和睦气氛中现代化。一旦重振活力，得到新生，它仍将向世人提供“另一种现代性”。

但戈尔巴乔夫发现，建立非正式的帝国并非易事。放弃控制和压迫威胁，要冒很大的险。没有其他手段来让旧附属国继续效忠，最终可能会使其脱离控制。莫斯科通过经济诱因所能提供的好处，已不再那么大：这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波兰日益放松的掌控中已可见到。因此，东欧的改革，一转眼间就变成东欧的剧变。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亲苏联的诸政权垮台，东欧的“外围帝国”灰飞烟灭，这冲击了苏联政权。来年，苏联的“内部帝国”，即苏联诸共和国，包括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本身，开始要求自主权。戈尔巴乔夫的同僚欲遏止这股政治浪潮，终归徒然，且这反倒成为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1991年12月的《阿拉木图宣言》，将苏联分解为15个新国家。根据该宣言，苏联结束其在波罗的海地区、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统治。最能彰显此变局的，或许是就连乌克兰（自17世纪50年代起一直是俄罗斯帝国扩张最重要的助手）都投票赞成完全独立。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仍是个版图辽阔的强国，但由于经济困顿，美国在内欧亚的影响力日增，若彼得大帝在世，可能都要为其未来忧心忡忡。

[1] J.Zasloff,“Law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rom the Gilded Age to the New Era”,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78,30(2003),pp.101-288.感谢安德鲁·赫里尔向我推荐此文。

[2] D.Lake,Entangling Relation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ts Century(Princeton,I999),p.102.

[3] Ibid.,p.193.

[4] 如果美国没有掌控密克罗尼西亚其他地区，关岛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价值，参见W.Price,Japan’s Islands of Mystery(London,I944),pp.46-54。

[5] 参见G.Lundestad,The American‘Empire’(London,1990)。

[6] H.van der Wee,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London,1986)，表30。

[7] Ibid.,p.45I.

[8] 相关估算可参见D.Filtzer,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Two(Cambridge,2002),p.13。

[9] Ibid.,p.246.

[10] P.Gregor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inism: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Secret Archives(Cambridge,2004),pp.243-4.

[11] L.Sondhaus,Navie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2004),p.242.

[12] 参见1961年2月1日国务卿腊斯克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便条，收录于FRUS 1961-63,vol.20:The Congo Crisis(Washington,1994)。

[13] D.Holden and R.Johns,The House of Saud(London,1981),pp.232-41.

[14] B.Pockney,“Soviet Trade with the Third World”,in E.J.Feuchtwanger and P.Nailor(ed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London,1981),pp.70,72-3.

[15] S.Bruchey,Enterprise:The Dynamic Economy of a Free People(London,1990),p.509.

[16] 相关记载可参阅K.Dawisha,“The Soviet Union in the Middle East”,in Feuchtwanger and Nailor(ed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pp.123-6。

[17] C.Legum,After Angola:The War over Southern Africa(London,1976).

[18] The Times,10 October 1980.

[19] P.Lettow,Ronald Reagan and his Quest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New York,2005),p.127.发言者为乔治·舒尔茨，他在1982年至1989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

[20] 1960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到1990年时军事支出增加了5倍，参见The Times,28 June 1993,p.42。相关讨论还可参见W.J.Foltz and H.Bienen,Arms and the African:Military Influences on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Haven,1985)。

[21] 参见“Britain Joins SE Asia Exercise as Fears of Soviet Naval Power Grow”,The Times,7 May 1985;Sondhaus,Navies in the Modern World,p.262。

[22] G.I.Khanin,“The 1950s-the Triumph of the Soviet Economy”,Europe-Asia Studies 55,8(2003),pp.1187-1218;H.Ticktin,“Soviet Stud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In Defence of Marxism”,in M.Cox(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London,1998),p.89.

[23] 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London,2003),pp.20-26.

[24] S.L.Engerman and R.E.Gallm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2000),pp.959-60.

[25]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参见相关一系列演讲内容，收录于Perestroika(英译本，London,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