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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饱受压力的诸伊斯兰帝国
现代初期的后段（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伊斯兰世界比东亚诸国、诸文明，更无法躲开欧洲的影响和竞争。由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势力范围，都已随着15世纪至17世纪长距离贸易的增长而扩大，在从东南亚到非洲大西洋沿岸之间的无数点上，欧洲的军人、水手、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穆斯林同行短兵相接。诚如前一章谈过的，15世纪至17世纪在欧洲历史上被誉为“大发现时代”，而同样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世界诞生了三个大帝国：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也是在这个时期，东南亚于1500年后出现一次迅猛的伊斯兰化浪潮，该地区与印度、中东的商业往来更为频繁，伊斯兰教受到贸易国和国土更广之王国的青睐，成为它们的宗教。 [1] 在11世纪以后同样属于伊斯兰势力范围的西非，1468年后有桑海帝国在尼日尔河中游兴起，在其东边的卡齐纳（Katsina）、卡诺（Kano） [2] 之类豪萨人（Hausa）国家，伊斯兰势力更为壮大，博尔努（Bornu）则在马伊·伊德里斯·阿劳马（Mai Idris Alawma，约1571—约1603年在位）的统治下归于一统， [3] 这些发展说明了伊斯兰教的教义、文化观念、政治思想，仍持续从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往南、往西流动，扩张力道不减。
相比之下，现代初期的后段（约1620年后），常被视为诸伊斯兰帝国和伊斯兰文化停滞不前而即将衰退的时期，伊斯兰文明在这时期变得内向、保守，与欧洲思想的创新相比，处于下风。 [4] 今人很容易就遽下论断，认为欧洲这时已具备了物质进步所必需的科学精神，而其穆斯林邻居仍困在宗教泥淖中。事实上，18世纪后半叶之前，欧洲科学家在科技与商业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最好的情况下都微不足道，反倒是地位卑微的工匠，角色重要得多。 [5] 但在17、18世纪时，已有某些迹象显示，诸伊斯兰大国和它们所支持的伊斯兰文化，已失去前一阶段的积极进取精神。商业萧条和1660年后东南亚主要的伊斯兰国家（望加锡、万丹、马塔兰）落入荷兰人之手，是伊斯兰文明的重大挫败。在西非的萨赫勒地区，桑海帝国1591年的覆灭（讽刺的是亡于摩洛哥人的入侵），开启了尼日尔河中游地区漫长的政治解体时期，阻遏了伊斯兰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6] 而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三个穆斯林大帝国，都走上地方势力坐大、中央威权日衰的道路，内部团结和抵抗外来攻击的能力遭到削弱。尽管如此，在18世纪中叶之前，几无迹象显示，这些变化代表伊斯兰社会、欧洲社会的强弱对比，已无可挽回地逆转，它们只能说明全球均势发生了细微的调整。
乍看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充分表明，伊斯兰国家和文化注定走向无可阻挡的倒退和每况愈下的衰落。从1683年（穆斯林未能拿下维也纳）到1739年，奥斯曼人丧失数块领土，16世纪奥斯曼人进军欧洲心脏地带那股扩张势头，已然逆转。与奥地利打了16年战争后，奥斯曼苏丹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1699年），被迫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割予哈布斯堡皇帝。1716年至1718年，这两个帝国重燃战火，战败的奥斯曼人，在1718年的《帕萨罗维茨和约》（Peace of Passarowitz）中付出惨痛代价。西瓦拉几亚、泰梅什堡（Temesvar，今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Banat，即“边境地区”）、塞尔维亚，还有控制多瑙河下游地区入口通道的贝尔格莱德边境大要塞，均割让给维也纳。前一世纪凭着高昂战意和高超作战技术打下无数胜仗的奥斯曼禁卫军，面对以新方式操练而由蒙特库科利（Montecuccoli）、萨伏依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之类将军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时，似乎变得不堪一击。从奥斯曼人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或许是1700年后他们在巴尔干-黑海地区所面对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面对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两王朝的扩张威胁，奥斯曼帝国失去了现代初期它作为东南欧“超级强国”的特权地位。凭着那地位，奥斯曼人可以我行我素，不必卷入欧洲内部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但到了1740年，为了救亡图存，奥斯曼人已不得不更全面地参与欧洲的国际体系，从而得承受那必然带来的代价、风险、妥协。 [7]
战场和会议桌上的失利，是这个战败国家难以被察觉到的政治、经济衰落暗流的表征。奥斯曼帝国1600年后的政治“衰落”，一直受到史学界的热切探讨，这或许不足为奇。针对领导、政策、体制上的无能，历史学家找了各式各样的原因：苏丹和其继承者居于深宫，不利于了解外界大势；宫廷政治中尔虞我诈，密谋风气盛行；替苏丹的政府和军队提供人力的德夫舍梅制遭到废除（由此制度培养出的奴隶人才，忠于苏丹，且不受地方势力左右）；禁卫军和政府行政官员，被敌视苏丹威权而更关注重要人事任命权之利益的穆斯林权贵所取代；中央对收税事务和省级政府越来越无力掌控，使地方豪强和税款包收人的势力日益坐大。根据这一论点，随着中央威权的衰落，地方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安定：总督（dey）、马穆鲁克、叛离中央的地利贝伊（derebey，“谷地领主”），打造自己的兵马，为掌控各省的大权而交战。
日益深重的经济无力感，更加重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转口贸易对于地中海沿岸或地中海附近的奥斯曼诸城仍很重要，但海上贸易则几乎全落入欧洲商人之手。奥斯曼的经济定位，越来越偏重于替欧洲市场生产原料和大宗商品，特别是棉花。这一倚赖欧洲制造品（例如纺织品）的趋势与日俱增。手工业也逐渐没落。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政府给予欧洲商人贸易特权，免除他们的交易税和关税，且这特权遭到滥用。奥斯曼人未施行保护自家生产者和商人的“重商主义”政策，反倒特别照顾外人利益， [8] 结果使欧洲商人的经济势力长驱直入，日益深入这帝国，削弱了手工业和手工业所支撑的城市社群，把这个原本经济一体的帝国，分裂为数个弱小的经济区。
可想而知，这些典型的“边陲化”症状，也被视为文化萎靡不振的部分表现。知识分子的无能，促使政治失败和经济衰退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知识界陷入死守圣典的强烈保守风气，并且穆斯林受教育阶级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知识分子对于以观察为依据的探索和系统地转化外来思想几乎毫无兴趣。探究欧洲的念头仍然不大——有人认为，这乃是奥斯曼扩张时代轻视欧洲文化的遗风，以及欧洲多语并立的文化对奥斯曼学者构成的语言障碍所致。 [9] 官方对欧洲地理的无知令人惊讶：18世纪70年代时，奥斯曼政府还认为俄国舰队是经由中欧的某条水道来到地中海的。 [10] 由于缺少革新教育大纲（注重经验主义、偏重科技）的手段甚至是意愿，奥斯曼人的伊斯兰文化已变成被幻觉笼罩的一摊死水。
这一切似乎都深刻印证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无能。但这种论述建立在两个未必站得住脚的假设上。第一个假设，乃是奥斯曼与欧洲之间不言而喻的反差：奥斯曼“落后”，欧洲则有序、进步。但并非整个欧洲都保持着田园安乐、城镇繁华的情形。东欧和南欧仍然存在农奴制，饥荒和对农村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都不时发生。在西班牙内陆、意大利北部和苏格兰高地，旅行一直不易，且危险重重。乡下盗匪猖獗，特别是在17世纪被战火蹂躏的地区。即使在西欧，距巴黎不到160公里的省区，经济水平也只够人在温饱线上勉强维生，农业技术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没有革新。 [11] 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宗教上不容异说，与奥斯曼人对宗教的宽容有天壤之别。其次，诚如近年来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史学家所指出的，奥斯曼衰亡论还假设了奥斯曼帝国在扩张时期极富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到了晚期丧失活力，原本高效的政治作风荡然无存。 [12]
即使奥斯曼帝国面临着战争的严厉考验，我们仍然无法断定奥斯曼帝国在1740年时已经注定衰落。奥斯曼人已失去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但通过1739年的《贝尔格莱德条约》，他们收复了1718年在帕萨罗维茨所失去的土地，包括贝尔格莱德城本身。诚如蒙特库科利（最英明的哈布斯堡将领）所警示的，奥斯曼军队展现了不凡的收复实力。1711年，他们在今日罗马尼亚边界的普鲁特（Pruth）战役中，大大羞辱了彼得大帝所率领的俄国军队，他们的表现令人震惊。面对装备完善、火炮数量占优、配有庞大骑兵团的奥斯曼部队，人数居于劣势且粮秣严重不足的俄国部队，完全失去战斗意志。俄国部队拱手让出亚速（Azov），彼得大帝仓皇撤离战场。 [13] 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政府（因各大臣的办公机关位于大城门边，西方常以Porte即“城门”一词指称苏丹政府），继续主掌着横跨三洲的大帝国，而居于这个大帝国“正面”的欧洲，只是其地缘战略负担之一。但从奥斯曼帝国基本成功守护领土完整这一点来看，奥斯曼社会比“衰落论”史学家所宣称的，要更加灵活应变，也更有韧性和凝聚力。
这种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强大的地缘政治地位，而此优势一直延续到18世纪60年代。失去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之后，奥斯曼人倚赖喀尔巴阡山这个天然屏障。贝尔格莱德的收复（1739年），使他们再度掌控哈布斯堡欧洲与奥斯曼巴尔干之间的战略要道。他们掌控黑海，将它当作海上交通要道，奥斯曼人与其庇护的克里米亚的吉雷人（Crimean Giray）因此得以在沙皇拼命想拿下彼列科普（Perekop）与亚速时，击退俄罗斯人进逼黑海的攻势。俄国部队欲横越乌克兰大草原进攻奥斯曼帝国，后勤补给是难以克服的难题，因此黑海仍是“奥斯曼人之海”（mare Ottomanicum）——一份无价之宝。贝尔格莱德的要塞、喀尔巴阡山的天然屏障、黑海所提供的内线移动优势 [14] ，使奥斯曼人得以阻挡西方的攻势。强大的文化防御，又进一步巩固其抵御能力。除了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社群，奥斯曼人还可倚赖忠心耿耿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他们几乎没有从天主教奥地利的胜利中得到任何好处。在北非，在该帝国最偏远、防御力最薄弱的海上边疆地区，对天主教西班牙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对海上劫掠的经济依赖，促使马格里布地区诸省继续效忠于遥远的帝国都城。 [15]
正是地缘战略条件，使得1600年奥斯曼政府有可能出现中央权力分散的情形。这时候，城市豪强在省区统治和收税方面（担任官方的包税商）扮演较重要的角色，似乎并非表明帝国已瓦解为盗贼统治 [16] 盛行的国家，反倒是体现了帝国对省区新兴精英阶层适时的承认，表明这种合作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收税所不可或缺的。 [17] 在阿拉伯诸省和埃及，类似的权力下放模式，使驻防地方的世袭禁卫军部队和开罗的马穆鲁克人，取得相当多的地方权力。 [18] 罗马尼亚地区，由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人”（Phanariot，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裔富裕基督徒精英阶层）治理。在马格里布地区，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地方王朝，在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牢牢掌握了政权。但几无证据显示，在1750年之前，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中央已无力掌控这些地方利益集团，事实上，后者的管辖权和统治合法性仍取决于其对奥斯曼中央的忠诚度。奥斯曼政府的首要职责，乃是抵御外来干预，避免军事挫败，以维持苏丹的威权（daulat）。
在经济上，奥斯曼帝国的表现也并不低迷。尽管其手工业在欧洲的竞争压力下有所衰退，但君士坦丁堡、伊兹密尔、开罗仍是商业大城。就开罗而言，其商业繁荣得益于规模庞大的新兴也门咖啡贸易。 [19] 棉花、羊毛、烟草之类大宗商品的生产，至少使一些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量新建筑物的涌现就反映了这一点。 [20] 满足大部分消费需求的内部贸易，仍掌握在地方集团手中。 [21] 1740年时，奥斯曼帝国在手工业生产或是农业技术革新方面，显然不如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也缺少沿着欧洲重商主义路线将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或民族经济体的手段。但不论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奥斯曼政府都已经为17世纪中叶后的帝国艰难处境，找到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出路。1739年后，奥斯曼人针对西方的战略防御似乎比此前数十年还要稳固。他们已然熟悉了欧洲的外交游戏，利用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反感，夺回贝尔格莱德。“郁金香时期” [22] 的改革政策，或许在激烈的斗争中功败垂成，但奥斯曼统治者仍能在欧洲买到急需的“现成”军事专门技术和科技，避免了更深入的改革计划可能招致的文化震荡与社会巨变。他们在“特惠条约”（Capitulation）中给予外国商人的商业特权，也并非仅有欧洲人单方面受益。他们既鼓励对外贸易，同时又隔离外国商人，降低西方对伊斯兰社会的吸引力。奥斯曼人凭借稳固的主权、不容置喙的圣地（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保护者身份、伊斯兰世界文化知识中心开罗的最高统治者地位，得以在其独特政治体系的不同要素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奥斯曼是矗立在欧洲侧翼的多民族帝国，也是正统伊斯兰教在近东心脏地带的政治实体。
17世纪中叶时，伊斯兰世界最富裕、最有活力的地区，乃是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的核心地区，乃是北印度的“肥沃新月”：从遥远西北地区往东绵延到孟加拉和恒河三角洲的印度河-恒河平原。该帝国的战略中心是德里“三角洲”，此处掌控着两大河系之间的通道和喜马拉雅山山麓丘陵与德干高原之间160公里宽的“走廊”。1648年，莫卧儿人将都城由亚格拉迁到德里，迁到为此特地兴建的皇城沙贾汉纳巴德城（Shahjahanabad，旧德里）， [23] 工程之浩大，反映了这个平原帝国的统治者所能支配的巨大财富。17世纪50年代时，这个新帝都已和当时的巴黎一样大，无数贵族聚居在皇宫周边。
莫卧儿帝国的兴起，乃是影响现代初期世界史的关键因素之一。莫卧儿人统一并平定了北印度，促使印度的贸易活动拓展到中亚和中亚以外地区。莫卧儿人征服孟加拉，加速了孟加拉丛林、沼泽地的农业垦殖， [24] 促进孟加拉的纺织品贸易沿恒河而上，抵达印度斯坦的内陆平原。 [25] 葡萄牙人来到莫卧儿统治地区时，欧洲商人为与“莫戈尔” [26] 贸易，来到西印度的港口城市苏拉特（Surat），从苏拉特有贸易路线往北、往东通往德里、亚格拉。阿克巴高明的统治手腕，把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战士贵族、伊朗（仍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的穆斯林书吏和办事员、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军阀、婆罗门阶层的知识分子，一并纳入稳定的政治体制，从而有利于该帝国的经济扩张。随着拥有土地的地方“王朝”巩固统治并获取了农业财富，他们增加了对制造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促进了城镇和市场的兴建。凭借着庞大人口（印度次大陆的人口至少和当时的欧洲人口相当）、肥沃的耕地和丰富的原材料，印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中心，棉布外销到欧洲和中东、西非。印度棉布种类多样，质量优良且较便宜（据当时的某项估计，印度人力成本是欧洲的七分之一）， [27] 因此在欧洲市场上占了很大优势。17世纪后半叶时，英属东印度公司早已不再如过去那样执迷于购买东方的香料，转而专注于进口印度纺织品再转手卖出。 [28] 这时，孟加拉渐渐成为该公司业务的最大中心以及印度最有活力的地区，孟加拉产品在该公司购入的印度纺织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从这些方面来看，印度商人和工匠是国际贸易增长（现代初期的一大特征）过程中的关键角色。除了葡萄牙、荷兰、英国三国公司保存的文献以外，相关的翔实记录付之阙如，但印度与中东（印度最重要的市场）的海上贸易，可能很大程度上由印度商人和船东掌控。 [29] 若没有印度生产者的积极响应，那些日益重要、回报丰厚的海上贸易路线大概仍会不稳而脆弱。 [30] 印度人积极投入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网络，在政治、文化上造成的影响，就是使印度次大陆能够接受外来影响。在莫卧儿只能有限管辖或根本未能干预的南印度沿海地区，就是如此。但莫卧儿权力中心所在的北印度亦然。17世纪时，该帝国的所有大城，都可见到前来经商、行医、当工匠的欧洲人的身影。 [31] 莫卧儿军队中，也有欧洲炮手为之效力。耶稣会传教士获准宣讲、布道，但他们的布道对象似乎集中于流浪的欧洲人， [32] 且寥寥可数的改信者全来自穷人圈子或贱民阶级。莫卧儿人的品味，特别是文学品味，仍最推崇波斯文化。但耶稣会士所引进的宗教图像和肖像绘法，明显影响了莫卧儿艺术。 [33]
印度从未有哪个统治势力能够像明朝时期的中国那样，统一南印度，实现全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就连统治手腕高明的莫卧儿王朝亦然），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印度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伊朗与中亚的商业和文化，以及印度半岛辽阔海岸线上舶来的文化要素，而德干高原崎岖的地形构成的地理阻碍可能也是一大原因。1565年，信奉印度教的毗阇耶那伽罗帝国覆灭后，穆斯林精英统治了南印度的数个主要国家。他们想要通过莫卧儿土地授予制度将德干高原的印度教上层纳入行政体系和军事体系，从而使之降服，然而这种尝试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暴动。暴动中心是萨塔拉（Satara）、浦那（Poona）周边的马拉塔地区，暴动的领袖则是有钱的印度教军人席瓦吉（Sivaji）。据英国观察家约翰·莱斯卡利奥特的描述，席瓦吉“身材中等……比例非常匀称……不信任人，作风神秘，狡诈，残酷，不讲信义”。 [34] 167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孟买派遣使节团前去莱里（Rairy），参加席瓦吉在其城堡的加冕典礼。典礼按照印度教的国王登基传统，以黄金砝码称量他的体重。 [35] 事实上，到了17世纪70年代，席瓦吉的叛乱势力的壮大已经使莫卧儿王朝寝食难安，皇帝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也不得不离开皇城沙贾汉纳巴德，御驾亲征。他为征服马拉塔人而不断四处征战，直至去世才结束。1690年，奥朗则布获胜，但胜利果实不久又失去（席瓦吉已在1680年去世）。奥朗则布去世时（1707年），莫卧儿势力已被逐出西印度。 [36] 1719年，莫卧儿王朝最终在皇帝诏书（farman）中正式接受这场挫败。日后史家把奥朗则布在位时期视为莫卧儿帝国的鼎盛时期，他的死则代表印度进入帝国瓦解的新黑暗时代，直到1765年后英国人介入，印度才脱离这黑暗时代。莫卧儿王朝受到马拉塔人的羞辱，无力遏止省督（subahdar）日益坐大，又受到旁遮普兴起的锡克教势力挑战，其威信最终在伊朗国王纳迪尔沙（Nadir Shah）的入侵下荡然无存。事实上，纳迪尔沙1739年的胜利，代表混乱时代的开始。马拉塔、罗希拉（Rohilla，阿富汗）、品达里（Pindari，佣兵）的军队，还有小军阀的部队，肆虐北印度。在此弱肉强食、杀伐不断的环境下，贸易与农业双双衰落。经济跟着政治层面的解体而衰退。因此莫卧儿印度成为1750年后第一个落入欧洲人之手的欧亚大国并不奇怪。
近年来，这种过于简化、“晦暗”的印度前殖民时期历史逐渐被重写。莫卧儿晚期不再被视为殖民统治的混乱序曲。印度被英国人征服的过程十分复杂，并不是“过度扩张的帝国注定瓦解，而欧洲统治者以高超的政治手腕摆平帝国瓦解后互相征伐的地方势力”这种说法所能解释清楚的。对于以1757年普拉西之役（Battle of Plassey，英国殖民征服印度的开端）为句点的那50年，较切合实情的描述，乃是强调印度人在建构新贸易网和新地区性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18世纪50年代使印度人措手不及、无力回应的诸危机，就是在这作用的推动下引发的。
事实上，在17世纪末期、18世纪初期的诸多改变背后，可以看到贸易扩大、人口增长、乡村经济日益发展的影响。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精英阶层的日益富裕，使省区利益集团更不愿忍受德里中央的指挥。马拉塔人的暴乱，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长期以来，马拉塔联盟 [37] 都被说成是使北印度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掠夺者。但在它兴起的背后，可以看出它不只是掠夺者的联盟。马拉塔人攻城略地的特色，不在其焦土政策，而在其精细复杂的税制。如今在浦那，仍保存着卷帙浩繁的相关税制文献。 [38] 马拉塔领袖的目标并不是摧毁一切，而是将莫卧儿人的领土渐渐吸纳进他们的“主权”（svarajya）范畴。他们的目的，主要不是彻底推翻莫卧儿王朝，而是迫使该王朝下放权力，因此才会汲汲于让他们的统治得到莫卧儿王朝的明令认可。 [39] 一项当代研究表明，我们应将马拉塔人的反抗行动，视为新兴的印度教精英阶层在其首领（sardar）指挥下意图分享帝国主权与税收，以彰显新兴地主阶层崛起地位的行动。 [40] 在莫卧儿帝国的其他地方，随着省督为满足地方豪强的需求而试图削弱德里中央的掌控，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孟加拉、阿瓦德（Awadh，又名奥德，Oudh）、海得拉巴、旁遮普（旁遮普的锡克教因贸易衰落而势力日盛），德里控制权的日益旁落并没有使这些地方陷入无政府状态，反而催生了地方统治者纷纷自建国家的新景象。这些统治者个个欲以旧帝国政权的合法代表之姿，据地称王。 [41]
可想而知，随着莫卧儿体制对地方强权需求的适应妥协，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的莫卧儿“联邦”应运而生。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马拉塔势力，大有可能成为和过去的莫卧儿一样广大的帝国。但两股强大势力的介入打破了平衡，使情势未能向上述方向发展，反倒使莫卧儿的“衰落”，变成革命的序曲。第一股力量是来自中亚的新一轮入侵活动的冲击——入主印度的新霸主，自古以来都来自中亚。1739年，莫卧儿大军在卡纳尔（Karnal，位于通往德里的路线上）向入侵的伊朗人投降。逃离战场的马拉塔大使悲叹道：“察合台［即莫卧儿］帝国已经终结，伊朗帝国诞生了。” [42] 伊朗统治者纳迪尔沙接着拿下德里（他骑着骏马进城，受到羞辱的莫卧儿皇帝则困在封死的轿子中被抬进城）；随后在18世纪50年代，阿富汗人的入侵又使莫卧儿王朝威信尽失，摧毁了孟加拉与北印度之间的古老贸易路线。战败使莫卧儿帝国失去了印度河西侧以及喀布尔周边的核心地带。 [43] 1761年在帕尼帕特的另一场战役中，阿富汗人剿灭了马拉塔的军队，并杀死了马拉塔联盟的宰相（peshwa）。
促成南亚次大陆变革的另一股强势力量，源于印度沿海地区迅速融入国际贸易。在孟加拉，沼泽地和森林迅速被开辟为稻田，从事棉织和纺纱工作的庞大劳动力（可能有100万甚至更多），极大提升了当地经济的活跃水平，欧洲人为购买棉和丝而带来的白银，也助长了该地经济的发展。在今日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内，马德拉斯南部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岸那些孟加拉湾与印度洋的贸易集散地，农业产量提升、纺织生产繁荣的发展模式都造就了成功的商业经济。 [44] 这里一如印度其他沿海地区，已有某种独特的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为纺织品和其他大宗商品的生产、销售和配送提供金融和管理服务。 [45]
16世纪末期以来，许多欧洲人来到印度，想在宫廷中和商业活动中碰碰运气，但印度沿海的贸易才是吸引欧洲人的主因。到了18世纪，从苏拉特到加尔各答的次大陆沿岸，已经密布着欧洲人的仓库（或称货栈）和贸易站。一些欧洲人，例如绰号“钻石”皮特的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会“径自闯入”印度，并不理会特许公司自我宣称的垄断权。也有些欧洲人则转为自由职业者，比如绰号“暹罗人”的塞缪尔·怀特（Samuel White）。怀特于1676年抵达马德拉斯，但不久就横越孟加拉湾，前往当时暹罗（泰国）都城大城府，他以大象买卖（用船将大象跨海湾运到印度的危险生意）闯出名堂，后来成为暹罗国王的首席商业代理人。 [46] 但大部分欧洲商人隶属于公司团体。高昂的远距离贸易成本，商人们对大型武装船只（“东印度人”大货船）、沿岸据点（和派驻据点防范其他欧洲人或当地乱民攻击的部队）、外交机构（好与地区统治者和莫卧儿宫廷打交道）的长期需求，使来此的欧洲商人不得不组织起来形成股份公司。这些公司是现代公司的先驱（具有股东、董事会和管理机构），享有独占其母国与印度之间直接贸易的特权。但它们只是具有形式上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欧洲商人就是开放经济的先驱者或是开放市场的支配者。事实上，这些公司能卖的东西少之又少。为了买进所需的印度商品，它们不得不将大量白银输入印度。它们的商业策略主要是压低价格，大量购入欧洲需求巨大的印度纺织品。因此，彼此竞争的欧洲公司（1720年后主要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和法属东印度公司），不断想方设法将印度织工吸引到自己的贸易市镇，例如马德拉斯或本地治里（Pondicherry）。欧洲公司已经获准在这些贸易市镇建造贸易站，并能够通过掌控织工和商人，确定其棉纺产品的价格、种类和质量标准。 [47] 这使相关公司与当地统治者关系日渐密切的同时，也时常产生龃龉；而后者的财富与权势，又倚赖于贸易利润，以及商业与信贷活动催生的各类税收。但到了18世纪初，商业抵制或是封闭港口的威胁，已成为这些公司对外谈判时的有力筹码。然而欧洲商人们意识到，刻意穿上莫卧儿的袍服，恭敬款待定期来访的莫卧儿使节仍然是明智之举——身穿莫卧儿皇帝所赐的袍服，象征对皇帝的顺服与忠诚。 [48] 1739年莫卧儿的大败，震动了整个南亚。但年轻的罗伯特·克莱夫1744年在马德拉斯上岸时，一个欧洲公司将成为印度大陆强权的情形——更别提仅仅在马德拉斯拥有破旧要塞的英国人将会统治整个南亚次大陆——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18世纪前半叶的南亚，不能被简单视作一个从发展停滞过渡到无政府状态的地区。在北部内陆，马拉塔人、莫卧儿人，以及跨山而来的入侵者三者间的冲突，也是“地方精英”群体和“战士”群体之间的斗争，前者努力想要打造由城镇、市场、定居农业构成的定居型稳定体制，后者则是北印度与中亚之间高地平原上古老游牧传统的一部分。 [49] 莫卧儿主政下漫长的和平时期带来的经济、社会改变，使两者的冲突白热化。与此类似的是，商业扩张也在快速改变印度沿海地区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及其与印度内陆乃至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场双重革命正在酝酿：一个即将把南亚推进现代、殖民时代的“机缘”就要出现。但在1740年，只有最具慧眼的先知才可能预知，这场革命的结果将使整个南亚次大陆落入一个欧洲公司之手。在那公司的欧洲商人眼中，适应印度的气候环境就已经是关乎性命的挑战。染病、死亡的概率实在太高，每两个从欧洲来到印度的人中，就有一个可能在第一年死掉。但谁料想得到，这样的欧洲人最终将主宰印度。
1739年，纳迪尔沙率兵入侵北印度，他曾经的得力干将艾哈迈德沙·杜拉尼（Ahmad Shah Durrani）在18世纪50年代也率兵入侵北印度（纳迪尔沙已在1747年遇害）。这两次入侵和几个世纪以来不时扰乱北印度平原的部落民族入侵活动有所不同。它们是效法帖木儿的建造帝国的最后尝试，并摧毁了莫卧儿和萨法维两大王朝。萨法维王朝最先受害。它的西边是奥斯曼帝国所掌控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安纳托利亚，另一边则是往东、往南绵延到今阿富汗境内赫拉特（Herat）、坎大哈（Kandahar），部落民族散居的广阔内陆地区，萨法维伊朗夹在这两者之间，勉力欲将城市和定居文明的威权加诸大草原和沙漠之上。萨法维王朝的奴隶军队和官僚系统，主要从格鲁吉亚吸收人员，而后者往往难以抵御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压力。 [50] 从政治层面来说，萨法维王朝一直是突厥化部落联盟与伊朗知识分子的混合产物，但两者从未真正融合，因而这王朝根基并不稳固。到1700年时，这个脆弱结盟面临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
以伊斯法罕为都城的萨法维王朝统治者，和莫卧儿统治者一样，未能建构出具有固定疆界的帝国。他们曾占领巴格达，随后又失守。他们对呼罗珊、赫拉特、坎大哈城及坎大哈地区的掌控从未稳固过。坎大哈在1629年遭乌兹别克人攻占，1634年转落入莫卧儿之手，1650年由阿巴斯二世夺回。1709年至1711年，萨法维王朝再度失去坎大哈，该城落入南阿富汗最强大部落吉尔扎伊（Ghilzai）之手。1718年至1719年，赫拉特、呼罗珊也脱离萨法维的掌控。1722年，吉尔扎伊人领袖马赫穆德（Mahmud）在古尔纳巴德（Gulnabad）大败萨法维军队，攻占伊斯法罕，拿下萨法维国王所抛弃的王位。彼此可能互有戒心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急忙趁萨法维王朝覆灭之机扩张版图。彼得大帝拿下里海沿岸的杰尔宾特（Derbent）、拉什特（Resht）和巴库（Baku），奥斯曼人则占领梯弗里斯（Tiflis，1723年）和包括哈马丹、埃里温（Erivan）、大不里士在内的大部分伊朗西部地区。阿巴斯一世留下的庞大帝国，在这动荡的十年中迅速瓦解。
但在帝国解体之际，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出现，赶走了奥斯曼人、俄罗斯人、吉尔扎伊人。以萨法维国王自居的塔赫玛斯普，将纳迪尔·库利（即纳迪尔沙）纳入麾下。纳迪尔是呼罗珊军阀，当过牧羊人，出身寒微，但有拿破仑般的军事才华和雄心。 [51] 他是一个谨慎的战略谋划者，但总能出奇制胜，善于灵活运用轻骑兵，并能敏锐意识到轻炮兵、军队操练、火枪队的价值。 [52] 1730年时，他已收复麦什德、赫拉特两城，消灭梅赫曼多斯特（Mehmandost）一地的阿富汗部落，重新占领伊斯法罕和设拉子，让一度趾高气扬的吉尔扎伊人受到毁灭性的挫败。1735年，他已从奥斯曼人手里收回梯弗里斯和埃里温，迫使俄罗斯人交出马赞德兰、阿斯特拉巴德（Astrabad）、吉兰、杰尔宾特、巴库。1736年，他自立为王。1737年至1738年，他攻下坎大哈，次年又攻占莫卧儿的德里。喀布尔和印度河右岸，亦并入他的新伊朗帝国。1740年，纳迪尔把矛头转向布哈拉和希瓦（Khiva）。他的心智失常和极端残忍（可能因精神疾病发作而加剧）使之在1747年遭到暗杀，他惊人的征战生涯也因此夭折。但新的帝国主义者随即效法纳迪尔之路崛起。艾哈迈德沙·杜拉尼，纳迪尔麾下的阿富汗军官之一，承继了其旧主所征服的印度、阿富汗土地。他的杜拉尼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西抵呼罗珊，东至恒河，北起阿姆河，南迄阿曼湾。 [53] 直到木尔坦（1818年）、克什米尔（1819年）、白沙瓦（1834年）落入英国人之手，帝国版图才被迫退回到阿富汗高地。
这两场建造帝国的行动，主宰了印度、伊朗之间广大的交界地区达半世纪，大大影响了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政治情势。它们是由什么力量促成的？有种说法认为，它们反映了反抗官僚体系定居国家（俄国、萨法维、莫卧儿）统治的“部落暴动”。但建造帝国的行动接连出现，其领导者的帝国主义野心，表明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力量在运作。已有人提出，纳迪尔、艾哈迈德沙东征西讨时，绵延于北印度与俄国之间，且往西伸向麦什德和伊朗的那条商业走廊，其经济地位正好陡然上升。 [54] 当时，俄国白银的购买力刚催生出一发达的贸易体系，而最南及于今日卡拉奇的北印度，乃是该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新一次建造帝国的浪潮，目的就在于掌控该地区的商业财富，而进一步掠夺该地区财富的渴望，则为建造帝国的行动增添了动力。游牧经济的社会紧张和其走向人口过剩的长期趋势，可能为这样的行动创造了发动的环境。在军事上，这轮扩张利用了游牧民自古以来的优势（战术速度和战略机动），将手枪用于骑兵作战中， [55] 而在纳迪尔沙当权时还运用了火炮，甚至海上武装力量。 [56] 从这观点来看，不管是纳迪尔，还是艾哈迈德沙，其作为都不能被视为向蛮族时代的倒退。他们反倒是寻找新成功之道的国家建造者。他们将帝国风格与残酷的部落政治原则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抱有的政治蓝图：效法满人之路（把游牧民族的战士精英阶层，改造为农业国家的世袭治理阶层）建造大伊朗帝国。
但现实并未如此发展。帝国建造行动失败了——或许是因为其农业基础太薄弱，无法支撑其帝国规模；或许是因为帝国仍建立在部落联盟上，而部落联盟天生不稳定；或许是因为外部压力（特别是英国势力在印度的推进） [57] 使其没有充足时间实现向更稳定政权的关键过渡。然而，一项重大遗产被保留下来：拜艾哈迈德沙所赐，阿富汗首度成为国家（1747年），伊朗则在阿夫沙尔（Afshar）部族的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终于恢复一统（该王朝的国祚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
[1] F.H.Bray,“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in Lee(ed.),China and Europe,p.16.
[2] Smith,Cultural Heritage,pp.185-7.
[3] 关于中国政治组织的长期发展趋势，较有启发性的两本著作分别为J.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1984)和J.Schrecker,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York,1991)。
[4] C.Totman,Early Modern Japan(London,1993),p.140.
[5] 江户是日本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参见H.Jinnai,“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do”,in C.Nakane and S.Oishi(eds.),Tokugawa Japa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ntecedents of Modern Japan(Tokyo,1990)。
[6] Totman,Early Modern Japan,p.149.
[7] S.Nakamura,“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in Nakane and Oishi(eds.),Tokugawa Japan,pp.81-5.
[8] 参见E.Kato,“The Early Shogunate and Dutch Trade Policies”,in L.Blusséand F.Gaastra(eds.),Companies and Trade(Leiden,1981)。
[9] A.Reid,“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 heast Asian History”,Modern Asian Studies 24,1(1990),pp.10,21.
[10] M.Jansen,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Cambridge,Mass.,1992),p.16.
[11] Ibid.,p.7.
[12] Ibid.,p.8.
[13] Totman,Early Modern Japan,p.138;Jansen,Tokugawa World,p.35.
[14] 参见Y.Yonezawa and C.Yoshizawa,Japanese Painting in the Literati Style(英译本，New York,1974)。
[15] J innai,“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do”,p.148.
[16] Totman,Early Modern Japan,p.261.
[17] A.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2 vols.,New Haven,1988,1993),vol.2,第3章。
[18] J.S.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pbk edn,Oxford,1970),pp.131-6.
[19] Ibid.,p.122.
[20] B.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1982),p.237;H.A.R.Gibb and H.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on Moslem Culture in the Near East,vol.1:Islamic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t 1(London,1950),p.214.
[21] 参见J.Mokyr,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Oxford,1990),第4章。
[22] Trimingham,Islam,pp.141-2.
[23] 近来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参阅I.Parvev,Habsburgs and Ottomans between Vienna and Belgrade(1683-1739)(New York,1995)。
[24] B.Masters,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New York,1988);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Seattle,1990).
[25] Lewis,Discovery,p.296.
[26] Memoirs of the Baron de Tott on the Turks and the Tartars(英译2卷本,1785),vol.2,p.15;Lewis,Discovery,p.153.
[27] P.Goubert,Cent mille provinciaux au XVIIe siècle:Beauvais et les Beauvaisis de 1600à1750(pbk edn,Paris,1968),pp.172-3.
[28] Rifa’at Ali Abou El-Haj,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The Ottoman Empire,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Albany,NY,1991),p.10.
[29] Carol B.Stevens,“Modernising the Military:Peter the Great and Military Reform”,in J.Kotilaine and M.Poe(eds.),Modernising Muscovy: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London,2004),pp.247-62,esp.pp.258-9.
[30] 参见L.Valensi,Le Maghreb avant la prise d’Algers(1800-1830)(Paris,1969);A.C.Hess,“The Forgotten Frontier:The Ottoman North African Provinces”，收录于T.Naff and R.Owen(eds.),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Islamic History(Carbondale,Ill.,1977),pp.71-83。
[31] H.Inalcik,“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Ottoman Administration”,in Naff and Owen(eds.),Islamic History,pp.38-46.
[32] B.McGowan,“The Age of the Ayans,1699-1812”,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Cambridge,1994),pp.664-76.
[33] 关于开罗的咖啡贸易，可参阅A.Raymond,Artisans et commerçants au Caire au XVIIIe siècle(Damascus,1972),p.144。关于伊兹密尔的迅速发展，可参阅S.Faroqhi,Towns and Townsmen of Ottoman Anatolia(Cambridge,1984),p.6。
[34] J.Carswell,“From the Tulip to the Rose”,in Naff and Owen(eds.),Islamic History,pp.328-9.
[35] S.Faroqhi,“Crisis and Change,1590-1699”,in Inalcik with Quataert(eds.),Ottoman Empire,p.526,and McGowan,“The Age of the Ayans”,p.724.
[36] S.Blake,Shahjahanabad:The Sovereign City in Mughal India 1639-1739(Cambridge,1991).
[37] R.M.Eaton,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pbk edn,London,1996),pp.228ff.
[38] C.A.Bayly,Rulers,Townsmen and Bazaars: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Cambridge,1983),p.155.
[39] T.Raychaudhuri and I.Habib(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1:c.1200-1750(Cambridge,1982),p.396;J.R.McLane,Land and Local King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Bengal(Cambridge,1993),p.31.
[40] Raychaudhuri and Habib(eds.),Economic History,vol.1,pp.400-402.
[41] Ibid.,p.417.
[42] 相关精彩论述可参阅F.Perlin,“Commercial Manufacture and the‘Protoindustrialisation’Thesis”,in F.Perlin,Unbroken Landscape:Commodity,Category,Sign and Identity:Their Production as Myth and Knowledge(Aldershot,1994),esp.pp.81-2。
[43] E.Maclagan,The Jesuits and the Great Moghul(London,1932),p.268.
[44] Ibid.,p.269.
[45] Ibid.,pp.243ff.
[46] L’Escaliot to Sir T.Browne,28 Jan.1664,in N.C.Kelkar and D.V.Apte(eds.),English Records on Shivaji(Poona,1931),p.73.
[47] Ibid.,p.374.
[48] S.Gordon,Marathas,Marauder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18th Century India(New Delhi,1994),p.28.
[49] Ibid.,第2章。
[50] A.Wink,Land and Sovereignty in India:Agrar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ratha Svarajya(Cambridge,1986),p.40.
[51] Ibid.,pp.7,34.
[52] M.Alam,The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Awadh and the Punjab 17071748(Delhi,1986),p.241.
[53] W.Irvine,The Later Mughals,vol.2:1719-1739(Calcutta,1922),p.360.
[54] 关于莫卧儿帝国的“核心地带”，可参阅Jos Gommans,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the Highroads to Empire 1500-1700(London,2002),p.18。
[55] D.Ludden,Peasant History in South India(New Delhi,1989),p.74.
[56] 参见Perlin,“Commercial Manufacture”。
[57] 关于怀特，可参阅M.Collis,Siamese White(London,1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