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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家都知道，殖民统治的复活范围有限，且为时甚短。事实上，去殖民化成为亚非许多地区沛然莫之能御的政治趋势，其效应也在意识形态上影响了拉丁美洲。今人常把去殖民化等同于殖民统治的终结，但这样的界定太过狭隘，更有用的方式是将去殖民化视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秩序——这种秩序将欧洲帝国与其在海外领地的“权利”紧密联结起来——的瓦解。散布于亚非各地的基地、租界、驻军、炮艇、条约口岸、不平等条约（如在埃及或中国境内所见），和旧帝国地图上以红、蓝、黄或绿色标示的殖民地和保护国，都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外在表现。以欧洲以外国家普遍未能达到欧洲访客所期待的文明标准为借口，认为欧洲人的干涉是顺天应人之举，也是欧洲帝国主义的表现。这一帝国“秩序”认为世上诸文化间存有等级关系，西北欧人（和欧裔美国人）诸社会具有进步能力，西方以外的文化则摆脱不掉（有时也是独特的）“停滞状态”，两者往往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帝国“秩序”还认为应在可以施行经济分工的地方施行经济分工，即由帝国-工业世界提供资本、制造品、技术，换取西方以外诸国的原料和粮食。
这一全球“体制”的绝大部分内容，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很快就被摧毁，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无法再持续。事实上，英法两国试图在它们统治或是原本受它们势力支配的地区维持这一世界秩序，却激起当地的反抗，迫使它们最终从这些地区撤离。它们的美国代理人身份原本能维持得更久，但大西洋彼岸的赞助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已对殖民的方法失去信心，大环境已然改变，帝国、殖民统治的话语在国际事务上几乎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全球两大超级强国老早就痛斥这套话语，也有大量曾被殖民的国家（印度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把摧毁殖民主义视为当务之急，且两大超级强国都正在争取这些国家的友谊和支持。联合国（两大超级强国争夺影响力的主要战场）的机构和宪章所欲缔造的世界，早已把自由民族国家视为理想和准则。殖民统治失去了支撑。
去殖民化带来的结果十分显著。它使主权国家的数目激增，几乎使“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那段时期的国家总数增加了三倍，并摧毁了欧洲人在某些名存实亡的国家里行使特权的机构，打破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为帝国“服务”的理念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嘲弄。去殖民化也有助于那些曾经的被殖民地政府，能够在帝国势力退出后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控制对外贸易、与跨国公司达成（有时有利可图的）和解；它促成了对于不同文化价值的大规模重新评估，并极大地促使人们拒斥或是质疑那些被视为源自欧洲的事物。目前尚不明朗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乃是欧洲所支配的帝国秩序崩溃，是否代表世界确实在向“由诸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过渡；欧亚世界的分割（去殖民化得以发生的必要环境）是否将会促成新式帝国的兴起，而这些新式帝国虽然不那么倚赖殖民统治，却能够以同样有效的新形式施加影响。
英国在1947年结束对印度的统治，以及两年后欧洲海军撤离中国，都标志着亚洲史上“达·伽马时代”的结束。欧洲支配的时代就此告终——数年后一位印度史学家做出了上述论断。 [1] 当然，欧洲的支配程度不该被夸大。欧洲人曾建造庞大的殖民帝国，特别是在亚洲南部：马来群岛、中南半岛，尤其是印度。欧洲人在约1840年后控制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航路，且在19世纪60年代时已在中国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但日本不愿臣服于欧洲，也不满足于仅仅保住独立自主的地位。1890年后欧洲人刚开始要把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变动而停下脚步。欧洲在亚洲的殖民一直是局部性的，在东南亚许多地区只是浅浅扎根（19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并不稳固）。欧洲人在大陆沿海边陲的扎根，比在内陆更牢固（在这点上，一如在其他方面，印度都是个异数）。欧洲殖民势力在1941年至1942年时瓦解得如此快，且在1945年后只短暂东山再起，旋即又覆灭，部分原因在此。
但1945年后的改变确实巨大。不到十年，殖民统治在南亚、东亚、东南亚几乎已荡然无存。在那些仍施行殖民统治的地方，只要该地不是无足轻重，独立都已被提上日程。香港是个例外。 [2] 看到战后欧洲满目疮痍，陷入分裂，新一代亚洲政治领袖自然会惊异于世界局势在短短数年内的巨大变化。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同时也日趋瓦解，独立国家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突然开始涌现，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亚洲的种族观和文化观，亚洲对欧洲内部争端的漠不关心，亚洲数百万贫困人民的福祉——这些如今都得以被更多人关注。
1955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就带有这种精神。会议东道主是印度尼西亚总统暨印度尼西亚反殖民统治革命英雄苏加诺。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参与会议，包括黄金海岸、塞浦路斯这两个仍为殖民地的地方。 [3] 埃及代表是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与会，提升了这场会议的权威性。会议没有正式议程，但暗藏的目标乃是捍卫非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上的权利。会议决议要求让更多亚非国家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宣告殖民主义为“应予迅速铲除”的恶行。周恩来在广结善缘的演说中强调，中国没有扩张野心，坚持求同存异方针。尼赫鲁谴责与西方结盟的举动，称之为“对亚非国家无可容忍的羞辱”，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乃是“殖民主义最有力的保护者之一”。非洲和亚洲应在东、西方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我们何必卷入他们的纷争和战争中？” [4]
尼赫鲁、周恩来演说的背后，潜藏着对亚非的未来构想——未来，外部影响只有在亚非人民的宽容下，才得以存在。那是一种崇高的去殖民化构想，摒弃了后帝国主义时代残存的一切帝国遗绪。亚洲诸国要开始为解放剩下的被殖民人民而奋斗。亚非人民之间的文化合作，将取代过去对欧洲文明主张的顺从。这些观念至今仍具影响力。组成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与东、西方抗衡的想法打动了许多人。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强势展示了其团结对抗殖民主义的决心，从而使欧洲人的统治（特别是1960年后欧洲人在非洲的统治）更快结束。但万隆会议构想出的后殖民前景，尽管令人憧憬，却是在一开始就注定无从实现的。去殖民化并非只是废除殖民统治或排除欧洲影响那么简单，即使在万隆会议上，支持尼赫鲁“中立主义”路线的亚非国家和公开亲西方的一大群国家之间，就已出现裂痕。原因之一在于对大国意图的忧心不安，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亚洲脱离帝国宰制所引发的复杂紧张关系。因为脱离帝国宰制后出现的一众新兴民族国家，并非完全从亚洲的“旧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帝国垮台或遭推翻的地方，接下来的发展乃是群雄继起、争夺大位。帝国统治往往将不同民族绑在一块，且不顾古老的民族-文化分界，因而不管是新的民族认同，还是民族的领土权，都无法被视为顺理成章之物。如果这只是针对欧洲人已打造的殖民帝国，情况或许会简单些，但到20世纪50年代时，亚洲还散落着其他覆灭帝国的遗骸。
一如在过去欧亚历史上频频见到的，中国扮演了关键角色。毛泽东的非凡胜利除了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符合民意的“土改计划”，或许也缘于中国乡村大众因痛恨日军侵占而起的“农民爱国主义”。 [5] 哪个贡献较大，至今仍无定论。 [6] 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已恢复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拥有数量庞大而身经百战的军队。新任中国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与先前中华民国领导人和清朝统治者持有同样看法：只有由可靠的政权掌控通往中国的陆上要道，中国才能保证内部统治的安稳。当朝鲜似乎要被美国势力染指时，中国果断抗美援朝。 [7] 对于中国南部疆域，毛泽东持有类似观点。当越盟与法国人在越南北方的争斗走到关键阶段时，中国提供军援和战略“建议”，促成了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之役的溃败（法国结束其在中南半岛殖民统治的序曲）。 [8] 北京担心自己遭到包围，乃是因为国民党势力在台湾存活了下来，且可能在美国援助下重启政治斗争。因为中国共产党虽已把国民党赶出大陆，毛泽东及其同志深知政权还不是完全稳固。他们面临着要在中国的农业基础上建立新工业国家的挑战。他们必须在尚待塑造的社会新秩序中稳固政治基础。
由于感受到来自内、外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像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那样退入与外隔绝的境地。在美国唆使下，联合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这正是中国所受威胁的鲜明体现（直到1971年中国才得以重返联合国）。最初，中国的政策既审慎又乐观。由于发展工业刻不容缓，还必须制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与苏联结盟。在1953年至1954年的朝鲜半岛、越南，北京接受双方各退一步达成的和平，同意南北分治。法国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落败之后，周恩来致力于以温和的外交手段化解地区恐惧（和抑制美国影响力），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转而认为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1960年，中国同意河内锲而不舍的要求，即重启后者自1954年搁置的武装斗争，统一越南。 [9] 毛泽东的新路线，是让中国成为革命行动的支持者，而革命的矛头则指向残存的殖民政权或是与资本主义勾结的新政权。他的主张很简单，推翻帝国主义的大业远未完成，欲实现去殖民化（如果要来真的），就得诉诸贫困农民的大规模乡村运动：以全球规模的“人民战争”应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10] 毛泽东为后帝国主义世界提出的计划，在知识界和政治界激起广大回响，尤其打动了那些想要隔岸观火、坐享成果的人。20世纪60、70年代，这计划为后殖民政权提供了比失败和妥协前景更好的选择，它吸引了那些仍想扭转资本主义在战后世界卷土重来势头的人士。诚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它在东南亚的特殊环境里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就。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真正影响深远的乃是中国及其反帝主义遭遇的围堵。
如果说中国转向共产主义一事，超出了欧洲在战时的大部分预测，那么日本愿意“接受失败”同样令人意外。 [11] 战争结束时，日本已被人数将近百万的美国军人和平民占领。 [12] 6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总督（大部分时期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握有行政权，任何重大决议都须经过他的同意。日本的主权地位被搁置：日本人不得出国，也不得批评美国的占领体制。占领政权推出许多改革措施，以根除日本穷兵黩武帝国主义的根源。女人得到公民权，投票年龄降低，使选举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在占领者指示下制定的新宪法，禁止军方参与政治，宣布不再以战争作为施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财阀遭解散，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的势力，使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比例增加了一倍，达到约六成。 [13] 占领者鼓励组成工会。新教科书推出，教育的课程大纲得到民主化。 [14] 对战前体制如此猛烈的抨击，本有可能引来反弹，因为美国人所打交道的平民精英仍极保守。事实上，这也是双方在达成重大协议时得顾及的。美国人因忧心中国而“逆转进程”时，认为的确有必要建立一个拥有工业经济的强大日本。他们与强大的官僚体系和解，暗中支持日本天皇（日本人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天皇有名无实的元首角色）。在东亚大陆日益动荡和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日本保守领袖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他们急欲结束美国的占领，恢复日本的主权。但公然挑战华盛顿的政策可能会触怒美国大众，使日本的独立被继续推迟。那可能会鼓舞占三分之一日本选民的左派，引发更激烈的改变。
结果便是美国在新日本政权的形态和发展方向上，握有特别大的主导权。1951年在旧金山签署的和约，恢复日本的主权地位，但苏联和中国都非签约国。美国的条件很严格，日本必须接受一相互安全保障协议，同意美军使用日本境内任何地方，并让美军人员不受日本司法管辖。1879年遭日本吞并而在太平洋战争时爆发重大战役的冲绳岛，成为美国大基地，不再归日本政府治理。日本经济透过固定汇率与美国经济相绑，其在中国的旧市场则遭封闭，以配合美国的贸易禁运。在东亚战后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日本已成为美国支配该地区所不可或缺的支柱，美国可借以投射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以制衡中国再度勃兴的大型离岸平台。日本的流行文化，也深刻感受到美国的影响。说来讽刺，在去殖民化的东亚，西方的影响（不只是欧洲的影响）反倒比“二战”前更为强势。
亚洲第三大国是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也许曾希望在后殖民时期亚洲事务的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15] 事实上，尼赫鲁可能曾想与北京联手，以让亚洲大陆的政局不受外来势力影响（一如他在万隆会议上曾呼吁过的），但客观情形不利于此。印度的影响力因其本身后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被极大削弱。印度独立的同时，国家走上令人心痛的分裂，留下尚未解决的冲突，使印、巴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印度的政治体制（将相当多的权力和资源下放给邦级政府）、与巴基斯坦开战的“国内”威胁、印度经济发展态势的低迷（20世纪50、60年代印度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下跌了三分之二），使印度在此阶段成为亚洲“大国”的雄心落空。 [16]
从广义上看，亚洲去殖民化的进程受到了亚洲几大强国自身缺陷与弱点的强烈影响。不管是独自发展还是彼此联手，它们都无望解决亚洲被诸帝国殖民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一连串纷争，以及当今亚洲革命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也为尼赫鲁所亟欲排除的外来势力，留下了扩张的空间。中国与苏联的合作，使斯大林得以在1950年6月加入朝鲜战争。 [17] 美国控制了日本，才得以在朝鲜半岛南部部署大批军队。然而那些由外部势力扮演关键角色的地区冲突，主要发生在东南亚。
这绝非偶然。比起南亚（英国对这里的统治已经垮台）或东亚（日本帝国的主导地位随着战败而覆灭），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终结之路要坎坷得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为英、法（尽管美国并未援助荷兰）的东南亚殖民行动提供了不少帮助。但是种族与宗教上的对立，地理上的割裂，以及殖民统治对东南亚国家建设的束缚，也是重要原因。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占领，最初看上去似乎摧毁了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也使当地的政治领袖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时间）去塑造新的政治凝聚力，打破旧殖民体制。缅甸、中南半岛，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都出现了新的“民族”政府。东南亚指挥部的同盟国部队（主要是英军和印度部队）在日军撤走后重返东南亚时，发现这里已经有了本土的实力派新领袖，情势随之陷入僵局。对此，殖民强权的策略是承诺让渡部分权力，以笼络这些新领袖，但他们不会允许后者真正独立。不过东南亚当地政局与国际环境的动荡，使任何协议都难以延续。在缅甸，英国人很快就因为重新占领的高额成本及微薄收益而撤离此地。 [18] 在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英属马来亚，抗争则延续了更久。
在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获得的支持都很有限。那些地区的人们害怕被爪哇人支配，也对（某些局势下的）反伊斯兰运动心生畏惧，这让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在对比之下反倒没那么可怕了。因此，荷兰人希望利用这一客观局势，保住自身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地位。但事实就是，即便在尼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体制下，若没有爪哇（马来群岛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印度尼西亚八分之五的人口）的支持，荷兰也无法顺利控制整个地区。而荷兰偏偏没能获得爪哇的支持，加上美国拒绝支援荷兰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境内长期开展游击战（那可能破坏印度尼西亚经济，并且使更多当地人支持共产主义者），荷兰人不得不在1949年至1950年撤离。 [19]
中南半岛的结局则有所不同。在这里，法国人能够将越南的北部（被法国人称作“东京”，即Tonkin的地区）和南部地区（法国殖民时期的“交趾支那”）都重新纳入掌控。他们的行动受到了越盟的强力抵抗（越盟以胡志明为领导人，以越南北部的农民阶层和南部的种植园经济为力量基础）。法国能够一度掌控越南，是因为其具备一大优势，即胡志明倡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胡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资深战士），在越南社会的大部分阶层——有产阶级、大部分城市居民、天主教徒（占北部总人口的20%）、高台教与和好教信徒，以及一些高地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很受欢迎。 [20] 其中许多人或是仍未表明立场，或是支持越南末代皇帝阮永瑞（年号“保大”）在法兰西联邦内建立越南自治政府。这种优势使法国能够勉力支撑对越盟的作战，也为美国阻止“共产主义者与武装部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语）掌控越南的行动提供了便利。 [21] 但到了1953年中期，保大帝的信誉已然全靠法国的军事威信来支撑。然而这种军事威信也在次年的奠边府之役中粉碎殆尽。保大帝的地位，以及法国在越南的地位，都无法维持了。但对胡志明而言，胜利并非轻而易举。
原因并不只是美国急切要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1954年华盛顿出于这一点曾考虑对支持胡志明的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第二个重要因素，乃是吴庭艳（人脉广阔的知名天主教徒）能够打造出一个可以控制住南越大部分地区的强大网络。吴庭艳是民族主义者，他的精明足以使他获取美国的支持，并拒绝法国的“半独立”提议。他后来被斥为美国的走狗，但他的初衷乃是打倒胡志明，按照自己的构想建立越南国家。 [22] 第三，则是越盟受到限制，无法放手施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想要避免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不希望将老挝、柬埔寨推入美国怀抱。作为回应，老挝和柬埔寨保证中立，而泰国此时已经加入西方的《东南亚国家马尼拉协议》。在东南亚大陆地区，大部分摩擦源于缅甸人、泰国人、越南人、老挝人，以及高棉人的建国计划——这些族群彼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将外部势力引入该地区，使他们难以抗拒外国人的援助建议。在马来亚，情形也差不多。在马来亚的政治领袖眼中，1948年后的共产党人起义活动，既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威胁，也是当地华人对未来马来国的质疑。为防止共产党势力扩大，防止他们的马来亚“老大哥”（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势力的渗透，他们于1957年独立的同时与英国结盟，而未选择不结盟或是中立路线。 [23]
因此，1945年至1960年亚洲去殖民化运动的关键阶段，实际进程与万隆会议上人们宣说的希望和梦想大相径庭。许多亚洲领袖并未如尼赫鲁主张的那样，将冷战的外交游戏斥为无用之举，反倒接受了“两极”世界的现实。他们未能维持光荣的独立，反倒希望利用冷战来为当地谋取利益。或许，他们实际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经济与军事力量的薄弱、内部分裂、社会动荡，以及百年来向亚洲以外寻求现代性道路的惯性思维，必然使亚洲的后殖民时代发展偏离正轨。这些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将亚洲大陆拉进新帝国体系的轨道中，此时仍有待观察。
中东的去殖民化进程，同样充满艰辛、痛苦，且冲突不断。在中东，一如在亚洲其他地区，人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视为新的开端。随着和平降临，中东人民得到了英国的承诺，即终结其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帝国。战时英国的超级帝国主义行径，使阿拉伯诸国和伊朗（部分地区由苏联占领）沦为帝国战争的工具，但这个军事帝国一旦瓦解，政治活动或许就可以重新开始。更令人感到乐观的是，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已决定将法国人赶出叙利亚和黎巴嫩（战前法国的托管地），使这两个地区的独立（1946年）得到保障。中东前景看来一片美好，英国人还在1944年至1945年鼓励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英国人有意以该联盟为中介，对中东地区施加影响，将阿拉伯诸国留在英国的保护伞下。但是这个联盟也可能会促使阿拉伯人联手合作，排除或是遏制外来势力的影响。新的地缘政治局势，即苏联、美国的势力显然已经与英国旗鼓相当（甚至超过了后者），使这种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可能性较之1939年以前更容易成为现实。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认为，战后世界走入新的“民族时代”绝非奢望。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当家做主的希望，在1918年后破灭（他们等来的是英国的主宰），如今终于有可能迎来阿拉伯人真正独立建国的美好春天。
阻碍的力量几乎立即就出现了。英国人拒绝了“情理之中”的撤离，反倒坚守不退。 [24] 英国人的战略主张（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及其对石油（主要仍产自伊朗）的高度依赖，使英国人无意撤退。战后英国的战略缺陷和经济衰退，使之不可能拱手让出帝国资产，除非（一如印度的情形）那些资产已经实在守不住了。在中东，英国人仍深信自己能主宰大局。英国的地位建立在它与埃及结盟的基础上。埃及是中东最发达国家，人口（1900万）超过中东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的一半（约3500万）。 [25] 埃及君主与地主阶级间持续已久的冲突，给了英国人操纵埃及政局的空间。如果英国人需要进一步“说服”当地人，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从其位于运河区的基地派兵进入开罗。为改善因战争而受损的国家关系，此时的英国人承诺削减驻军规模以拉拢埃及。他们推断，埃及国王迟早会同意和解，因为埃及的地区性影响力一如其内部稳定，都需要凭借英国的支持。因此谈判停摆时，英国人按兵不动，打算等局势“缓和”。他们大有这么做的资本，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本，因为他们还与掌控着伊拉克、约旦的哈希姆王室建立起了政治友谊。这两个国家（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英国人划分出来的）深知，它们的内部团结及其君主（大约同时期由英国人推上王位）的地位，都有赖于英国人承诺协助它们应对国家内外的叛乱。而这两个国家东部与南部的波斯湾，也仍然是“英国内海”。在阿拉伯半岛的波斯湾沿岸地带，从科威特到阿曼的一连串小国也在英国人保护它们免受邻邦野心侵袭的承诺下，听命于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有英国设立于亚丁的古老基地，还有受到英国较为宽松的辖制的狭长沿海地带。仿佛这种种安排还不够稳当似的，英国人又开始计划在利比亚设立基地。英国人从意大利人手中夺走了利比亚，也已安排好让英国人支持的国王在利比亚推行自治。不消说，英国人控制整个中东地区政局的作为，乃是在行使惯例权。对那些彼此存在纷争的国家提供外交支持，提出援助建议，乃至拒绝与“不友善”的政府往来，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控制手段。英国人玩这一招已有二三十年，甚至更久。赶走英国人必然会面对重重困难，引发分裂，甚至是流血事件。
在较激进的阿拉伯人看来，解决办法再清楚不过。要打败这头帝国巨兽，唯有借助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集体力量。阿拉伯人共建民族国家的前景，将使英国人与阿拉伯诸国的统治者及“大人物”所达成的协议失去正当性，也将挑战地主精英阶层的自满心态，还有可能改善社会环境，使阿拉伯人的预期寿命不再停留在与印度人相同的水平。但到此时为止，阿拉伯地区的统一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民族、宗教与社会身份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是奥斯曼人与欧洲人统治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该地区统治精英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心态。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萨德·札格鲁尔在20世纪20年代蔑称其为“一群无足轻重的国家”）几无共通之处。 [26] 他们沉湎于法老时代埃及的光荣历史（他们因为20世纪20年代图坦卡蒙墓的重大考古发现深受鼓舞），自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最崇高文化的真正守护者。在埃及人看来，伊拉克、约旦的哈希姆家族统治者不过是傀儡或者暴发户，他们自命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行径也荒谬而狂妄。哈希姆家族国王对于自己在阿拉伯事业中的领导者身份同样坚信不疑，毕竟正是他们在1916年后领导起义并宣布建立阿拉伯民族国家。他们怀抱已久的雄心，乃是以哈希姆王室为领袖，建立一个将叙利亚（于1920年落入法国之手）、巴勒斯坦、伊拉克、约旦统一起来的伟大国家。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沙特王室，而沙特王室对这些地区也有所垂涎。麦加、麦地那两圣地原归哈希姆王室守护，但被沙特王室夺走，原本由哈希姆王室掌控的汉志（Hejaz）也被并入后来的沙特阿拉伯，成了后者的一个省份。埃及、哈希姆王室、沙特王室之间的对立，大部分聚焦于叙利亚。叙利亚的宗教冲突与地域冲突，使其成为外来势力扎根的沃土。 [27]
战后中东诸多政治势力之间的粗略平衡，很快就在巴勒斯坦问题的爆炸性冲击下被打破。英国人原打算通过平稳的过渡政策，维持其对该地区的支配。根据英国人的计划，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独立，其中一些国家会通过条约与英国绑定在一起，另一些则会承认英国是在中东掌控大局的唯一霸权，让英国具备实质上的支配地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被国际联盟托管给英国进行直接统治的巴勒斯坦，英国人的过渡政策总是面临着重重阻碍。既要兑现使犹太人拥有“民族家园”的诺言，又要兼顾已经在巴勒斯坦定居的阿拉伯人权利，这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让英国人为难不已。20世纪30年代大批犹太难民为躲避纳粹压迫而涌入巴勒斯坦，使局面变得更加棘手。“二战”前的英国计划限定犹太人的移民人数，确保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居民中占多数，借此安抚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与日俱增的怒火。而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未来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也有可能过渡到某种形式的自治。但英国的这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在1945年后很快就触礁。拒绝犹太难民入境的计划在现实中很难实施，也有损英国的政治形象；美国因反对该计划而向英国施加外交压力；犹太移民也频繁发起残忍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都使英国支配巴勒斯坦的假象在1948年中期就已被揭露无遗。 [28] 其结果可以说在整个殖民世界中都是最糟糕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变得不受控制，一对似乎无法协调的仇敌为巴勒斯坦的管辖权争论不休，外界的煽动使争执双方都更加强硬、拒绝让步，人们也缺少制定决议的手段或是思路。联合国提出的分治建议也无法施行。接下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当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诸国派来的分遣部队）兵戎相见，犹太人一方获胜。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凭借着强大的国力一再扩张，占据了更多的领土，但它的国力远未强大到足以迫使阿拉伯诸国永远接受这种结果。
阿拉伯人的惨败，标志着殖民帝国在中东地区的覆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激发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情感，并为这种情感提供了导向目标，以及怨恨的对象。以色列建国对于各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而言都是奇耻大辱，而在这些国家，战后的通货膨胀和贫困也使民众日益不满：1948年1月巴格达的瓦思巴（Wathbah，意为“跳跃”）暴力示威，使官方打消了恢复《英伊条约》的念头。 [29] 阿拉伯人的惨败在军队中激起了强烈的仇恨情绪，军人们把战争的挫败归咎于文职领导。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埃及受到的冲击最大。埃及国王坚持派兵参战，以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威信，并确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 [30] 因此，战败对埃及人的心理冲击更为强烈。雪上加霜的是，埃及国王并没有能力将英国驻军赶出广阔的运河区，这几乎象征着埃及已不再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一流强国。事实上，连埃及国王的政治宿敌、华夫脱党的领袖也没能力赶走英军。外交手段都被证实无效，于是人们开始采取更加直接的手段，对英国人的抗争行动变得越来越暴力。埃及人利用英国对其劳动力的依赖，以及英国机构组织与人事部门防御不足等弱点，展开了罢工、暗杀，以及其他恐怖活动。报复活动逐渐蔓延到埃及各大城市。眼看国内秩序已然瓦解，国王也计划发动暴乱，借机肃清军中的异见者。不过他还未动手，自由军官组织就在1952年7月夺取政权，迫使他流亡海外。
最初，这场运动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过激的影响。新政权开始恢复秩序，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这个支持者不少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当英国统治下的苏丹获得独立建国的承诺时（英国人拒绝了埃及人关于尊重“尼罗河流域领土完整”的要求），埃及的新政权也接受了埃及影响力退出尼罗河上游的事实。特别重要的是，新政权以允许英国人在必要时重返运河区、击退外部入侵军队为条件，使英国人同意退出运河区。英国人断定，既然空投核武器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威慑力，眼下对于陆上基地的占领形式就显得多余，政治代价也过高了。 [31] 他们大概认为新成立的纳赛尔政权会将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且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也有限。 [32] 与此同时，英国人会围绕着新的军事协议，及其与哈希姆王朝国家之间更紧密的同盟关系，重新打造他们对中东的支配图景，而协助促成苏伊士协议的美国势力，会被抛在一边。埃及则会被排除在英国的计划之外，要努力表现自己——但纳赛尔并不愿意顺从。事实上，纳赛尔对英国“体制”的剧烈反抗，是中东去殖民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
作为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新政府初期的一大作为是将拉美西斯二世的一尊雕像运到开罗），纳赛尔有充分理由不信任英国人和计划将英国人完全赶出中东。他还受到泛阿拉伯情感与巴勒斯坦战争的影响，希望掀起一股革命性的政治浪潮，摧毁中东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由地主和国王把持权力的旧制度。他还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推动改革。不管是谁统治埃及，大概都会面临类似的两难困境。埃及失去了苏丹这块土地，与以色列关系也十分紧张，马什里克地区 [33] 不再受到埃及影响——连贸易往来都逐渐停滞。没有市场和石油，纳赛尔会面临国内经济停滞、社会日益动荡的难题，这会让他陷入严重依赖西方经济援助的危险境地，而新政权还十分脆弱，随着反对纳赛尔的人数迅速增加，他的革命会失败。因此，当英国人召集土耳其、伊拉克和他们期待的约旦（叙利亚在下一批召集名单中）加入《巴格达公约》（Baghdad Pact）时， [34] 纳赛尔发起了反击。他加入了泛阿拉伯主义阵营。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纳赛尔支持叙利亚政坛中反对伊拉克的派系。他支持约旦境内反对《巴格达公约》的势力。随后在1955年9月，纳赛尔使出一记妙招。他打破了西方国家施加的武器禁运的封锁，从苏联那里获得了武器供应。现在的埃及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强国了。1956年初，他公开宣布将与中东地区残余的英国政治势力进行斗争。以色列与埃及交界处的暴力升级，恰能让他一展身手。他似乎毫不费力就在地区性的政治舞台上掌握了主动权。他使埃及成为泛阿拉伯事业的捍卫者，将泛阿拉伯情感变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对此感到惊慌与愤怒。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直接源于这场对抗。当华盛顿搁置用来支付埃及阿斯旺大坝建设费用的贷款时，情势就变得无可挽回。纳赛尔没收这时由英、法共同拥有的苏伊士运河。那似乎是虚张声势的举动，但或许纳赛尔推断英国难以击败他。英国已没有驻军于旧苏伊士基地，公然攻击将会激怒所有阿拉伯人。英国人真正想要的，乃是让纳赛尔下台，但国际压力（透过联合国）不可能让他们如愿。或许在纳赛尔看来，伦敦的敌意从未消减过，但华盛顿的敌意并没有那么强烈。事实上，英国的反击反倒暴露了自身在政治上的弱点。英、法联合占领苏伊士运河，表面上说是为了调停埃及、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个借口，因为以色列入侵埃及的行动有英、法暗中相挺），其实意在羞辱纳赛尔，要把他拉下台。纳赛尔能保住权位，关键在于他的反抗行动大大激发了广大阿拉伯人的爱国情操。艾森豪威尔总统因此深信，若让英国人获胜，阿拉伯人将会同仇敌忾，与整个西方为敌，苏联在中东将有机会施加更多影响力，而且将大大伤害美国利益。经济脆弱乃是促使英国与纳赛尔斗争的原因（英国担心纳赛尔的影响力会危害英国生存所系的油源），讽刺的是，经济脆弱也成为英国失败的关键因素。没有华盛顿的支持，英国面临财政崩溃的危机。英国撤退，低头认错。纳赛尔保住运河。 [35] 失势垮台的不是纳赛尔，而是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 [36]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表明英国操控整个阿拉伯世界政局的野心破灭了。那使中东成为无大国在其中翻云覆雨的地区，迎来打造中东新秩序的时机。纳赛尔以“阿拉伯拿破仑”的身份挺身而出，他的威望无人能及：他是rais（老大）。埃及是阿拉伯现代性的象征，拥有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大城和大海港、文学和戏剧、新闻记者和老师。纳赛尔提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白纸黑字写在埃及新宪法里）时，正逢大部分中东国家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它为新出现的都市工人、越来越多的学生、日益扩张的行政体系、年轻的军官阶层，提供了政治信条和文化纲领。它承诺透过使国家恢复元气的集体努力，终结巴勒斯坦人的不幸。在纳赛尔于苏伊士危机中获胜的不到两年后，他将叙利亚拉进他的政治同盟，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年（1958年），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室下台。纳赛尔仍得对付美国势力（美、英联合干预，以阻止亲纳赛尔的派系推翻约旦和黎巴嫩的当权者）。但美国担心苏联影响力扩大，而纳赛尔又反对共产主义，美、埃关系因而得以战战兢兢地修好。依此情势看来，纳赛尔似已完成惊人的双重胜利。他已赶走英国这个地区性强权，换上较宽松、较包容的美国势力，他已使自己和埃及成为与中东有利害关系的任何强权都不得不结交的伙伴。在埃及领导下，泛阿拉伯团结（支持其他主张的伊拉克新政权已遭孤立）显得前景大好，埃及能以对自己较有利的条件和外部强权打交道，可使用石油为武器（20世纪50年代石油产量剧增），甚至可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但结果，中东的去殖民化距离这一泛阿拉伯理想甚远。纳赛尔可能曾希望富产石油的波斯湾诸酋长国（特别是科威特）会拥抱其“阿拉伯社会主义”，抛弃其君主。但英国在波斯湾坚守不退，支持当地统治者对抗纳赛尔的政治挑战。第二，纳赛尔所倚赖的泛阿拉伯情感遭遇一强劲敌手。战后头几年，新诞生的那些阿拉伯国家似乎都是外力强行塑造而成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精英，在这些国家间轻松游走；他们的观念亦然。政府结构薄弱，外部影响可轻易渗入。到了1960年，这样的情况已开始改观。新的“本土”精英开始进入国家的统治机器，每个政权都有了秘密警察（mukhabarat）。阿拉伯诸国之间的民族歧异感变得越来越鲜明：走领袖魅力路线的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政治，面临艰困斗争。他与叙利亚的结盟在三年后瓦解。 [37] 第三，事实证明，以色列国脉的强韧超乎人们的预期，以色列所得到的美国支持毫无衰退迹象，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美国的支持力度有增无减。 [38] 第四（大体上是前一因素使然），泛阿拉伯主义的大业要完成，绝对需要外力援助。为觅得武器、援助、较以色列（及其本地对手）占上风的地位，阿拉伯诸国被拉进冷战外交的迷宫中。第五，地质命运上的转折，使这地区的石油财富全位于那些最不愿遵从开罗意识形态领导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受英国保护的波斯湾诸国。煤曾在英国促成社会、工业的变化，但石油在中东并未促成这样的改变。事实上，阿拉伯的繁荣（或繁荣的前景）似乎大大倚赖耗费自然资源的工业，且那工业的实际掌控权落在外人——支配石油世界的“七姊妹”（七大跨国石油公司）之手。 [39]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对付以色列一国，结果阿拉伯人再度惨败，这残酷地提醒阿拉伯人：矿物财富不代表权力，油元不代表工业力量。到了1970年，纳赛尔英年早逝那一年，后帝国时代获得自由的承诺，已成为“阿拉伯的困境”。 [40]
中东前三大国是埃及、土耳其、伊朗（2001年时各拥有6600万人口）。纳赛尔壮志未酬，未能将埃及打造为阿拉伯革命的中心，继他之后领导埃及的萨达特改弦更张（类似19世纪40年代时的穆罕默德·阿里），走上与西方和解的回头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埃及已成为美援的第二大受援国（仅次于以色列）。
在伊斯梅特·伊诺努（Ismet Inonu，凯末尔的前得力助手）的领导下，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谨慎保持中立。但大战结束时苏联势力大举进逼，加上斯大林公开表明他对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的意图（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宣称，“让土耳其掐住苏联的气管，这样的处境，苏联不可能接受”），安卡拉坚决倒向了西方阵营。在杜鲁门主义（1947年）的主导下，土耳其成为美国援助与保护的对象，不过在这个阶段，其援助与保护是隐隐约约的。到了1955年，土耳其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冷战的冲突模式，以凯末尔想象不到的方式，为土耳其被接纳为西方的一员、受到欧洲国家普遍认可并得以在20世纪结束前加入欧盟，开启了大门。与希腊的紧张关系，以及塞浦路斯未来归属所引发的纷争（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出兵塞浦路斯），使土耳其与西方偶有摩擦。在土耳其内部，1945年后那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最重大的问题，乃是凯末尔所立下的国家大计（拥有现代工业基础和世俗文化的强有力政府）能与代议制民主（凯末尔主政下的土耳其一直是一党制国家）及开放（而非政府支配）的经济并行不悖到何种程度。
伊朗的情况则是这几国中最耐人寻味的。伊朗在1941年时曾遭苏联、英国联合占领，部分是为了防止礼萨汗与德国相通，主要则是为了确保英国物资能顺利送达陷入苦战的苏联。礼萨汗退位，被流放国外，其集权统治政权随之瓦解。心怀不满的权贵（势大的有地阶级）、城镇里的激进运动组织（例如人民党）、卡什加人（Qashgai）和巴赫蒂亚里人的部落领袖，以及少数民族（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挑战伊朗年轻新国王的威权，争相向两大占领强权寻求支持。“二战”结束时，此一不稳定局势更为恶化。苏联红军留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直到1946年才撤走。战时通货膨胀的效应，使经济一蹶不振。国王的支持者与激进派、权贵争夺议会（Majlis）控制权，政府遭到部落、省级团体、少数民族日益增加的反抗。但到了1949年，伊朗国王已几近完全收复大权，这或许是因为若不如此，伊朗看来会进一步分裂，社会动荡会更趋恶化。
这还未能发生，一场大危机就爆发了。为了恢复自己的地位，伊朗国王一直很想扩大其主要财源（伊朗西南部的大油田）的收入，但那些大油田控制在英国人所拥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原英波石油公司，今英国石油公司）手中。1949年7月，有份所谓的“补充协议”，提议将该公司所应支付的开采权使用费由15%增加为20%，且定下日后进一步增加的条款。但这协议遭遇两个重大阻碍。第一个是国内的反国王势力担心这一新得到的财富将使国王有恃无恐地恢复战前权力一把抓的地位。第二个则是更广大伊朗人民对于本国关键资源继续遭外人掌控，对于该公司据信拥有的影响力普遍抱持的敌视心态。雪上加霜的是，当伊朗议会辩论此事时，传来消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已提供利润的一半给所在国的沙特阿拉伯政府。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谈判缓慢进行之际，政治气温逐渐升高。1951年3月，伊朗议会通过立法，将该公司收归国有；数天后，与国王和国王父亲为敌多年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ed Mossadeq）出任首相。 [41]
情势随之陷入僵局。英国表示要动武干预，遭华盛顿反对，美国认为伦敦的做法鲁莽，只会使情势恶化。 [42] 于是，大批英国人员撤出油田和阿巴丹炼油厂，几大石油公司担心其他国家跟着伊朗如法炮制，便对伊朗石油施以极有效的国际抵制。摩萨台看来已快要达成一场宪政革命，但其所获得的支持（从来不是很团结的支持）这时却开始崩解。西方怀疑他是个危险的宣传家。1953年8月，他遭军事政变推翻（发动政变者得到美国特工的援助和部分资助以及英国某种程度的支持），换上忠于国王的首相。在新石油协议下，伊朗石油透过英、美石油公司卡特尔卖出。伊朗国王的石油收入暴增：从1954、1955年到1960、1961年增加了9倍，达到3.58亿美元；到了1973、1974年又增加了14倍。他的军力和政治权力也大增。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已是坚定不移的西方主要盟友之一，遏制苏联势力向南扩展的堡垒，但由于外界担心他称霸波斯湾的野心会引发与该地区阿拉伯诸国的冲突，这一防杜苏联扩张的价值常常被抵消。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伊朗国王斗垮摩萨台似乎是西方的胜利。事实上，他的成功既要归功于美国中情局的诡计和策略，在同样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对手阵营的分裂、犯错和由地主支配的社会里无可救药的保守心态。 [43]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伊朗国王与摩萨台两人已使伊朗的整体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变。礼萨汗当政时都未能完全摆脱的半殖民地位、几乎等于国中之国的石油公司的特权、英国透过其省级盟友所加诸伊朗官员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都已随着英伊石油公司的狼狈撤退而悉遭铲除。伊朗国王不只能确立伊朗的独立地位，还能申明其作为该地区唯一大国的主张，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中东其他统治者所不能及的。说来很讽刺，最终继承他所建造之国家的，是最激烈反对他所加诸伊朗社会之改变的那些人。
东亚、南亚、中东的事态发展，戳破了欧洲人以为可在战后世界恢复其殖民帝国的幻觉。至少有一段时间，非洲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观察家，都认为非洲未必能走上与亚洲同样的道路，或认为非洲若走上这样的道路，恐怕要经历一番艰苦的奋斗。在马格里布地区诸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法国势力仍根深蒂固。法国的地中海“天命”观，使之无法容忍攸关法国世界地位的北非地区脱离其掌控。由于在阿尔及利亚有100万名法国移民（这些人有代表在法国的议会体系里为其喉舌），还有在法国的军事体系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非洲兵团（主要从北非招募兵员），战后的法国政府非常不希望被迫撤出中南半岛的事在北非重演。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英、法、葡、比更觉得没有必要为早早撤离做准备。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时已间接感受到战争的某些后续效应：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招募士兵、局部地区工业化、刺耳的官方宣传。但这整个地区（除了埃塞俄比亚有短时间例外）并未因领土问题而爆发战争，没有哪个殖民政权被入侵行动推翻。语言、族裔、宗教上的多元，似乎使非洲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变得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样强大，不可能在殖民地里得到群众支持（更别提得到不同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支持）。基于类似的理由，非洲领袖仿效印度民族主义发起政治运动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甘地所创造的广大次大陆同盟，与非洲殖民政治聚焦局部地区的特质格格不入。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诸多被殖民国家，不只未发展成非洲的民族国家，似乎反倒还背道而驰。“部落”非洲的创造仍在进行，而这至少有一部分是非洲对欧洲人所施加的“间接统治”形式的反应。创造“部落”（有些部落是非常大规模的创造，例如约鲁巴）似乎仍是非洲精英阶层施行影响力、建构权力的最理想方式。最后，在“白人南方”，1945年后动员最积极的，乃是白人移民的民族主义，而非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实行种族隔离和强化白人政治支配权，乃是20世纪50年代南非的政治计划。建造并捍卫一个由白人统治的非洲中部国家，则是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殖民者的目标。 [44] 白人统治地位的巩固，出现另一番新局面。由于1945年后重燃殖民使命感，信奉萨拉查（Salazar，葡萄牙总理）路线的葡萄牙人致力于将其位于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两大非洲领地系统地殖民化。 [45]
讽刺的是，旧殖民列强为保住亚洲殖民地而焦头烂额时，却认为在非洲可以好整以暇地应付。权力转移的行政蓝图，出自殖民地的规划者之手，按照他们的规划，权力转移是在不知何时的未来，在经过一连串阶段（犹如笨学生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后施行的。真正紧要的，乃是必须尽快使殖民地开始生产：可可、植物油、棉花、波罗麻、烟草、铜、金、铀、钴、石棉。美元短缺和冷战局面，使非洲从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弃儿，成为欧洲的阿拉丁洞穴 [46] 。不招惹麻烦的“值夜者”国家，必须被打造成到处管事的“发展”国家。东非、中非的白人移民社群，一贯被战前的殖民官员视为恼人的累赘，这时必须予以宠爱，他们的扩张则必须予以鼓励。在没有白人移民的西非殖民地，殖民地官员寻求沿海城镇受教育精英阶层的支持。战前，精英阶层遭殖民地官员冷遇，这时则要来协助推动经济增长。伦敦和巴黎的决策者怀着耐人寻味的乐观（感性甚于理性的乐观）推断，最终给予自治的承诺，将化解更侵扰式殖民势力所激起的怒火，奠下在殖民统治最终遭扬弃时“欧非”合作的基础。
他们未能考虑到的，乃是殖民政权不够稳固。在非洲许多地方，殖民政权一直很脆弱。在1914年前瓜分与征服非洲的时代，殖民政权所追求的只是殖民地局势大致的和平，殖民政权倚赖移民和拥有特许权者来创造税收。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间接统治被普遍奉为圭臬（主要因为担心破坏“传统”非洲社会的稳定），税收则饱受经济大萧条打击，使得殖民政权偏爱施行花费成本甚少的统治方式——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层级的所谓“本土当权者”。对时势比较敏感的殖民地总督非常清楚，若不改弦更张，想保住殖民地的完整性或为中央的任何主动作为赢得全面同意，会越来越难。 [47] “二战”（要求更多行动和开支）和战后余波，使改革变得刻不容缓。为了让非洲人有更大的发言权，建立更积极有为的殖民政权，决策者决意展开他们认为得到双方认同的行动，但非洲人对此却有不同的认知。在战后物力紧缺的环境下，殖民政府不得不管制物价，压低工资，镇压工人骚动，限制当地消费。他们不得不推行激起强烈反弹而只能倚赖强制手段的农业改良措施，例如给牛只洗药浴，防止水土流失，烧掉染病的可可树。由于外国专家和（在某些地方）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被殖民的非洲经历了某些史学家所谓的“第二场殖民扩张”。 [48] 几乎可想而知的是，殖民政权这突如其来的大张旗鼓式作为，引来猜疑和反抗。不久，殖民政府就得在两条道路上择一而行。他们可以加快权力下放非洲领袖的脚步，为殖民政权争取更多人民支持（加纳的英国人在1948年骚乱后选择这条路），或者走向压迫式政权，希望强势作为会压下“极端主义”（专门用来形容那些不愿和殖民政权合作的人），使愿意接受缓慢的政治改革时间表、愿意不对非洲人多数统治的实现设定期限的人，成为殖民地人民的主流。 [49]
非洲人民的愤慨变得显而易见时，英、法（甚至比利时）政府的第一选择，乃是避免对抗，并与非洲领袖达成新协议。但在肯尼亚和中非，这一解决办法遭到白人移民社群的反对。当肯尼亚的白人移民成为非洲人攻击的对象（但真正遭杀害的其实甚少），白人移民就必然要求进入“紧急状态”。结果就是引发星火燎原的暴力事件。因为在肯尼亚，基库尤人所发起的“茅茅”（Mau Mau）运动，不只肇因于对白人移民的仇恨，还在同样程度上肇因于对基库尤同胞的不满。经济变迁已使许多基库尤权贵及其追随者，在牺牲穷人（无地者或人脉较差者）利益的情况下增加了财富，过去的“道德经济”观和社会互惠观已瓦解。 [50] 惊慌失措的白人移民迫使殖民政权以镇压对付，这些紧张状态随之演变为社会战争。忠于殖民当局的酋长袭击可能支持茅茅运动者，后者回敬以同样手段或逃到森林打游击。茅茅反抗运动于1956年遭击垮。但即使在肯尼亚，长期安全维护行动的成本、拉拢非洲族群支持殖民政权的需要、镇压机构（特别是“改造”被怀疑参加茅茅运动者的营区） [51] 的惨剧和暴行带给殖民当局的难堪，也已使权力下放在1960年时变成势在必行之事。事实上在那之前，让非洲殖民地独立、自己组成政权，就已是葡萄牙之外的所有殖民强权认可的政策；但殖民列强所希冀与盘算的是掌控改变的进度，扶植将会与殖民强权和睦来往的“温和”政权，继续紧密监控前殖民地的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这时仍是不受国际关注的偏远地区，远离冷战的前线，因此殖民列强认为自己可以好整以暇地完成往后殖民时期的过渡。
刚果危机粉碎了这一错觉。1960年6月，比利时政府已准许刚果独立，前提是比利时在刚果事务上的角色和影响力只能有最小幅度的改变。 [52] 结果，比利时误判情势，酿成大祸。不到几天，军队就哗变，广大的白人侨民社群大为恐慌。具领袖魅力的新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拒绝在后殖民时期与比利时维持紧密的伙伴关系，富产矿物的南卡赛（South Kasai）、卡坦加（Katanga）两省，片面脱离新成立的刚果共和国，而卡坦加省的独立得到比利时的默许。比利时或许存有消灭卢蒙巴的意图。1960年8月，卢蒙巴向苏联求援，苏联武器和人员开始抵达，联合国派出一万人的部队前来维持刚果共和国的统一。但随着新分离主义政权兴起，敌对部队为争夺控制权而使暴力增加，卢蒙巴遭卡坦加（或许还有比利时）士兵杀害， [53] 国际上就联合国派兵目的出现意见分歧，这个三年前还被视为模范殖民地的国家，这时已变成“刚果灾难”。 [54] 1964年至1965年表面上恢复了秩序，但刚果的悲剧改变了非洲去殖民化的意义。那揭露了冷战时代东、西阵营争相拉拢非洲人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危害。那证明了英国人确有先见之明，趁着混乱的传染病上身之前，就早早甩掉其在东非、中非所剩下的殖民包袱。而最为重要的影响是，那使赞比西河南岸的白人深信不疑，只要向非洲民族主义者让步，结果必然是混乱和野蛮破坏。在非洲其他地区如火如荼迈向完全独立（就连拥有百万白人移民的阿尔及利亚都已于1962年脱离法国统治）之际，在“非洲南三分之一地区”，白人把权力抓得更紧，形成一个把安哥拉、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也包括在内的紧实集团。非洲陷入新一轮独一无二的“瓜分”。
一如在中东或亚洲其他地方，非洲的去殖民化，并非与遭帝国宰制的过去一刀两断，再无瓜葛，也不是进入“由诸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的门票。新兴的非洲诸国承继了先前殖民政权的脆弱状态，在最短促的过渡期后套上前殖民强权的旧鞋。地区或地方的种族认同比民族主义强烈得多。没有共通的语言，打造民族认同会至为困难。殖民统治时期的“部落”遗习根深蒂固。事实上，在非洲许多地区，创造新式的“部落”种族认同，成为因应更大规模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惯常方法。与此同时，扩大中央政府职能的压力非常大，在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领域皆然。不管是哪个新政权，当务之急都是趁着追随者尚未有异心时，赶紧找到财源和（往往必须找到的）军援。 [55] 这为外部势力以后殖民时期的新形式扩张，提供了现成的环境。如果世上前几大强权有意这么做，建构新影响力帝国的工具俯拾即是。
[1] D.Norman(ed.),Nehru:The First Sixty Years(2 vols.,London,1965),vol.2,p.452.
[2]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167.
[3] 这一论断出自K.M.Pannikar,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London,1953),pp.13-17。
[4] 参见R.Foot and J.Brown(eds.),Hong Kong’s Transitions(London,1997)。
[5] 完整列表参见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1955,p.14181。
[6] 演讲文本参见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55,pp.14181ff.;G.Kahin,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t Bandung,Indonesia,April 1955(Ithaca,NY,1956)。
[7] 参见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Stanford,1962)。
[8] S.Pepper,“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P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1(2004),pp.105-25.
[9] O.A.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Stanford,2003),p.323.
[10] 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Chapel Hill,NC,2000),pp.20,43-9.
[11] Ibid.,pp.82-3.
[12] 参见J.D.Armstrong,Revolutionary Diplomacy: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Berkeley and London,1977),第3章。
[13] J ohn Dower,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Two(Harmondsworth,1999).
[14] Ibid.,p.206.
[15] C.Tsuzuki,The Pursuit of Power in Modern Japan 1825-1995(Oxford,2000),p.357.
[16] Dower,Embracing Defeat,pp.249,560.
[17] 近年研究可参阅J.M.Brown,Nehru(London,2004)。
[18] D.Kumar(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2:c.1757-c.1970(Cambridge,1982),pp.972-3.
[19] 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p.320.
[20] 英国政策的相关文件可参阅H.Tinker(ed.),Constitu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Burma: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4-1948(2 vols.,London,1983-4)。
[21] 美国关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政策可参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6: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Washington,1974),尤其见于1948年12月30日代理国务卿写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信，pp.613ff；以及FRUS 1949,vol.7: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Washngton,1975)，1949年1月11日美国代理国务卿与荷兰大使的谈话（前者威胁说要中止美国对荷兰的经济援助），p.139。
[22] S.Tonnesson,“National Divisions in Indochina’s Decolonization”,in P.Duara(ed.),Decolonization: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London,2004),p.262;E.Miller,“Vision,Power and Agency:The Ascent of Ngo Dinh Diem,1945-54”,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5,3(2004),pp.437-40.
[23] 参见艾奇逊1949年5月20日的记录，in FRUS 1949,vol.7,p.29。
[24] 参见Diem,Miller,“Vision,Power and Agency”;Tonnesson,“Indochina’s Decolonization”;D.Duncanson,Government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London,1968),第5章。
[25] 关于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紧张关系，参见Joseph Chinyong Liow,“Tunku Abdul Rahman and Malaya’s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 1957-1960”,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6,1(2005),pp.87-109。
[26] 关于英国政策可参阅W.R.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Oxford,1984)。
[27] 相关数据估算可参阅W.B.Fisher,The Middle East:A Physical,Social and Regional Geography(London,1950),p.249。
[28] Ghada Hashem Talhani,Palestine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1992),p.9.
[29] P.Seale,The Struggle for Syria: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London,1966);A.Rathmell,Secret War in the Middle East:The Covert Struggle for Syria 1949-1961(London,1995);P.Seale,‘Syria’,in Y.Sadiqh and A.Shlaim(eds.),The Cold War and the Middle East(Oxford,1997);M.Ma’oz,“Attempts to Create a Political Community in Syria”,in I.Pappe and M.Ma’oz,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Ideas:The History from Within(London,1997).
[30] 相关史实参见M.J.Cohen,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Princeton,1982)。
[31] H.Batatu,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Princeton,1978),pp.470-72,545-66,680.
[32] Talhani,Palestine,pp.48-50.
[33] 最近讨论可参阅R.McNamara,Britain,Nasse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1952-1967(London,2003),第3章。
[34] 这是1954年英国驻开罗公使得出的结论，参见James Jankowski,Nasser’s Egypt,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Boulder,Colo.,2002),p.56。
[35] Rathmell,Secret War,第4章。
[36] 相关记述参见K.Kyle,Suez(London,1991)。
[37] 艾登的政治命运可参见D.Carlton,Anthony Eden(London,1981)。
[38] Rathmell,Secret War,pp.160-62;Abdulaziz A.al-Sudairi,A Vision of the Middle East: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Albert Hourani(London,1999),pp.98-100;Fouad Ajami,“The End of Pan-Arabism”,Foreign Affairs,winter 1978/9.
[39] 关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友情”的不断加深，可参阅D.Little,“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1957-1968”,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5,4(1993),pp.563-85;G.M.Steinberg,“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Ca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Survive the New Strategic Environment?”,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1998)。
[40] 参见A.Sampson,The Seven Sisters: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London,1975)。
[41] 这也是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的标题，该书1981年于伦敦出版。
[42] 关于这次危机的开端，参见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1982),第5章。关于英国与伊朗的关系，参见J.Bamberg,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vol.2:The Anglo-Iranian Years 1928-1954(Cambridge,1994)。
[43] 美方态度可参见1950年12月20日朗特里（Rowntree）写给麦吉（McGhee）的信，收录于FRUS 1950,vol.5:The Near East,South Asia and Africa(Washington,1978),p.634。英国政策可参阅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pp.632-89。
[44] M.J.Gasiorowski and M.J.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Syracuse,NY,2004),“Conclusion”.关于地主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可参阅Abrahamian,Iran,pp.378-82。
[45] 推荐阅读J.R.T.Wood,The Welensky Papers(Durban,1982)。
[46] 葡萄牙在非洲的主要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白人移民，从1940年的6.7万人增至1960年的30万人。参见A.J.Telo,Economia e Imperia no Portugal Contemporanea(Lisbon,1994),p.267。
[47] 参见尼日利亚总督1939年9月的备忘，编号CO 583/244/30453，收录于A.F.Madden and J.Darwin(eds.),The Dependent Empire 1900-1948,vol.7:Colonies,Protectorates and Mandates: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Westport,Conn.,1994),pp.705ff。
[48] 这一观点最早见于D.A.Low and J.Lonsdale,“Towards the New Order”,in D.A.Low and A.Smith(eds.),History of East Africa,vol.3(Oxford,1976),pp.1-63。
[49] 参见J.Darwin,“The Central African Emergency,1959”,in R.F.Holland(ed.),Emergencies and Disorders in the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after 1945(London,1994)。
[50] J.Lonsdale,“The Moral Economy of Mau Mau:Wealth,Poverty and Civic Virtue in Kikuyu Political Thought”,in B.Berman and J.Lonsdale,Unhappy Valley: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book 2:Ethnicity and Violence(London,I992),pp.265-504.
[51] 关于肯尼亚的突发状况研究，参见D.Anderson,Histories of the Hanged(London,2005)。C.Elkins,Britain’s Gulag(London,2005)一书的叙事更富有激情。
[52] 相关最佳著作为Crawford Young,Politics in the Congo: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Princeton,I965)。
[53] 相关情形可参阅Ludo de Witte,The Assassination of Lumumba(英译本，London,2001)。
[54] 参见Colin Legum,Congo Disaster(Harmondsworth,1961)。
[55] 关于非洲政府在战后面临的两难局面，以下两本著作进行了细致论述：P.Chabal and J.-P.Daloz,Africa Works:Disorder as Political Instrument(Oxford,I999);J.-F.Bayart,S.Ellis and B.Hibou,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frica(Oxford,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