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尽头的战争？

欧洲能够称霸欧亚，和欧洲诸大国得以强力支配欧亚以外的“外围世界”，其最大支柱乃是诸大国都有不兵戎相见的决心。因为这一决心和欧洲、美洲间的大西洋和平，国际贸易才得以迅速增长，欧洲的影响力和权力才得以稳定扩张，欧洲列强才得以强行瓜分非洲。欧洲诸国政府不愿打破其欧陆均势，不愿冒总体战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从而抑制了它们对国家优势、帝国优势的追求。即使在看来与它们有很大利害关系的地方（例如奥斯曼帝国），或在经济扩张似乎特别大有可为的地方（例如中国），它们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眼下暂时的安排：让当地的旧政权继续当家做主，而不想面对瓜分或征服这“最终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后果。当然，在当时和后来的许多观察家眼中，这一诉诸默契的模式本质上就不稳定，迟早会有严重的地方危机，恶化到非这些过一天算一天的办法所能处理的地步。敌对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可能变动到一定程度，刚好足以减轻它们的相互约束，使它们对势力范围的分配现状不满。“旧”外交带有超越民族或地域畛域的传统精神，对于纯粹“商业”的利益抱有贵族气的不屑，但以“舆论”为幌子、透过报纸表达立场的游说团体，其影响力威胁到这一传统。中欧和东欧那些统治不稳定的多民族帝国（就连德意志帝国都有数百万名波兰人）的帝制王朝，可能倾向于将王朝威望（而非物质利益）视为开战理由，可能很容易就受其朝臣、军队之军国主义思想摆布。 [1] 如果因担心未来衰弱而先发制人，那就连列强用以阻止彼此攻击的工具（加强军备）都可能引发战争。

但直到1914年为止，几无迹象显示欧洲列强在非洲、太平洋、东亚、中东（包括奥斯曼、伊朗两帝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竞争，已创造出一个无法控制的军事冲突旋涡，反倒是欧洲列强间的竞争对日本在东北亚侵略中国或俄国的行动，起了强大的遏制作用。列强的严重失和，不因强权国家在欧洲以外世界的野心而起，而是因欧洲的巴尔干后院的均势问题而起。当然，巴尔干半岛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其实直接肇因于奥斯曼帝国越来越无力压制其基督徒子民的激进民族主义。在1911年至1913年的严重危机中，奥斯曼人先遭已夺取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部分地区和今利比亚的意大利攻击，再遭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的联军攻击。这联军把奥斯曼帝国势力几乎全赶出欧洲，土耳其人只保住色雷斯的一小块地区。与先前几次危机不同，列强这一次未能支持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保有残余统治，带来的结果不是解决了巴尔干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巴尔干诸国旋即兄弟阋墙，彼此为瓜分战利品又打了一场战争），而是使该地区将由哪个外部强权支配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因为所有人都不放心巴尔干诸国政府会尊重各自边界，会约束各自的好战分子，会镇压种族冲突，或能抗拒利用大国阴谋谋取自身利益的诱惑。

令人震惊之处（事后看来），在于列强未能以它们在欧洲以外事务方面常见的外交方式，在和平瓜分势力范围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巴尔干诸国政府中央权力薄弱，境内武器充斥，局部地区的种族暴力由来已久，外人难以进入，因此，要间接掌控这样的地区，从来都不容易。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巴尔干的地缘政治风险似乎比欧亚其他地方都要大，更不用说和“外围世界”相比了。不难想象，在该地区遭遇挫败可能对俄国或奥匈帝国的长远战略利益（进而对政治凝聚力）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且可能对它们所参与的欧洲联盟连带造成同样的伤害。如果巴尔干统一为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北方大盟邦实质上的保护国，那么奥地利与德国的影响力，将很快也支配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地区（1913年在该地区的政变，已使该地与柏林的关系更为紧密）。届时，德国与奥匈将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取得压倒性胜利。由它们的附庸国所组成的一大片地区，将包围俄国，紧紧掐住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俄国气管，使俄国念兹在兹的目标（支配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永无实现之日。罗曼诺夫王室的威望，将瞬间崩毁。另一个可能的发展，则是如果领土已大为扩张的塞尔维亚得以在俄国的保护下，于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人之间挑起反哈布斯堡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由相互敌视的日耳曼人、马札尔人、斯拉夫人三足鼎立撑起的奥匈帝国政局，便可能在混乱中崩解。 [2] 东欧、中欧出现一大片脆弱地区，将破坏均势，使弱化的德国面临战略包围这个最可怕的梦魇。可能带来的结果令人心惊。1911年至1913年的不寻常事件，已使大国外交中的旧巴尔干断层线扩及欧洲心脏地带，把小亚细亚拉进这地震区。

因此，除非有特别高明的本事和非比寻常的善意，哈布斯堡皇储在波斯尼亚遭塞尔维亚人刺杀一事引发诸大国武装对抗的事件将很难避免。1914年7月那场危机，肇因于奥地利认为塞尔维亚人窝藏了该刺客所属的秘密会社，于是要求塞尔维亚人将其内部治安交由奥地利监管，以弥补该罪过。塞尔维亚在国际上有俄国支持，拒绝接受这半殖民地的地位。1908年至1909年，俄国曾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最后不得不唾面自干，接受这事实。但在1914年，俄国若退让，就必然招致地缘政治上的大挫败，在国内引发不利政局的影响，因此俄国拒绝退让。在俄、奥两国开始动员军队、以示自己说到做到之际，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其他欧洲大国是否会坚持以国际会议解决这争端。这是这场危机的最关键阶段。这时候德国不表态不行。没有德国无条件的支持，与塞尔维亚和俄国双线作战的维也纳政府可能得撤退，让塞尔维亚脱离掌控，届时俄国将急速恢复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力。俄国日益壮大的军力（德国策划者夸大了俄国的军力，认为俄国的“大计划”会在1917年时打造出比德国大两倍的兵力）， [3] 将使巴尔干断层线沿线的均势进一步倾斜。为了坚定小老弟的决心，德国给了维也纳便宜行事权，形同反对召开国际会议。但此举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扩大危机，降低和平概率。因为依据德国的战略计划，如果德国被迫和俄国交战，就必须先打败俄国的盟邦法国，或者使法国在实质上中立化。唯有如此，德国才能安心将全部兵力部署在辽阔的东部。为威吓法国、孤立俄国，德国扬言打破比利时（入侵巴黎所经之地）的中立地位，要求英国承诺在此事上中立。奥地利原只是想管束一动荡不安的巴尔干国家，但只一个多月时间，情势就升级为德国欲支配全欧。如果俄、法联盟瓦解（法国中立的必然结果），英、法协议形同具文，结果会是如何，可想而知。当英国拒绝德国的要求，一场席卷全欧的大战，也就几乎无可避免。 [4]

7月那场危机显示，欧洲全球霸权的命门乃是欧洲国际体系未臻完善。欧洲势力突然扩张到巴尔干门口、欧洲多民族帝国的脆弱结构、欧洲最小几个国家的政治乱局，使一场政治谋杀事件演化为总体战争。欧洲的均势无法处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最终崩解的问题。在大战前夕某位熟悉内情而洞察大局的人士眼中，国际和平很明显地有赖于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判断和本事。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的私人秘书）主张，在环环紧密相扣的世界里，战争的代价几乎必然太高，但他也认为，正因为各国的国家利益已紧密交缠（不与他国往来已不可能），国家必然要清楚表明自己的需要和立场，必然要整军经武以展现自己的决心。在国际游戏中，虚张声势往往有其必要性；“过度虚张声势”才可能引发战争。 [5] 里茨勒的理论，相当有说服力地说明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国外交。那理论未能预测到的，乃是欧洲陷入“超级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双方都认为妥协将代表大败，而且更糟糕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赢面大。这理论还未考虑到眼光短浅的后果：决策者无法预见总体战争可能衍生的所有后果。

事实上，协约国（俄、法、英）和同盟国（德、奥匈）之间的欧洲战争，很快就变成全球战争。1914年10月结束时，担心协约国获胜可能不利于己的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战争因此延及高加索、与英国治下之埃及相邻的西奈边境、当时由英国海军主宰的波斯湾。在东亚，日本以英国盟邦身份参战，但明显是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基地和德国在山东省的商业权利。在西非、东非、西南非则爆发殖民地战争，一方是英、法、比利时，另一方是德国，而且这场战争扩及大洋。劫掠商船的德国武装快船和（越来越受重用的）德国潜艇，攻击英国航线上的船只，以截断英国作战所倚赖的粮食、原料、弹药的供应；英国则回敬以海军封锁德国港口，压迫德国经济，使德国无法从海外取得粮食和战略物资。这表明了在世界经济和单一世界政治体系下，不管战争爆发自何处，没有地方能不受战争波及。

即使欧洲战争已变成全球战争，这战争仍得在欧洲内部解决。到了1915年底，不管是哪一方，要彻底击溃对方，似乎都不大可能。在西线，德国已迅速占领比利时、法国的部分地区。1915年无关大局的几场战役显示，由于走向壕沟战，双方已陷入僵局。英、法无法将德国人赶走，德国人也无法逼英、法屈服。在东部战场，情况类似。到了1915年9月，德、奥军队已使俄军退防到俄罗斯帝国内地的里加（Riga）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一线，攻占他们称之为奥伯奥斯特（Ober-Ost）的广大边境地区。 [6] 他们攻占塞尔维亚，在保加利亚的协助下控制了通往奥斯曼帝国的宽阔巴尔干走廊。但西线若未能获胜，他们便无法将所有人力和物资用来打败兵源不虞匮乏的俄国。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特别是在加利波利的顽强抵抗，令协约国阵营大为挫败。它们原以为奥斯曼帝国是同盟国阵营里最弱的一环，结果它坚如磐石。但双方都未认定这场战争已陷入僵局，也都不接受必须透过外交来解决的主张。双方反倒都把希望寄托在提升赢面上：动员更多人力和资源以突破僵局，或打消耗战把对方拖垮。双方心照不宣地认为，战争的撕扯已表明战前体制的破产。

因此，1916年标志着这场战争开始进入新阶段，而且从事后来看，标志着世界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不计代价打赢的决心，导致了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以及俄军将领勃鲁西洛夫在东线进攻时惨绝人寰的伤亡（在东线俄军死亡超过百万人）。随着死亡人数渐增，获得战后和平的条件也越来越严苛。英、法、俄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将奥匈帝国分割为数个民族国家，成为协约国的战争目标。重组德国，以去除其“军国主义”，则是“历史不再重演”的最稳当途径。就德国这边来看，这一切的纷纷扰扰全肇因于俄国的“威胁”。彻底摧毁沙皇帝国，便成为获得战后安全的最起码要求。在德、法、英三国，1916年至1917年时新领导者上台，都矢志要在这场战争中决出胜负，但在和平问题浮上台面的许久以前，总体战造成的沉重负担，已使整个形势改观。一心要尽快结束战争的德国，诉诸无限制潜艇战 [7] ，促使美国在1917年4月参战。自此，任何和平协议的签订，不只要考虑到欧洲诸强国的领土主张，还要考虑到美国的贸易要求和美国对欧洲本土及欧洲以外地区欧式帝国的敌意。但最震撼人心的发展，乃是俄国君主政体的突然垮台。

在所有大国中，俄国最没有打总体战的能耐，它缺乏借以维持其庞大军队战力的工业实力，需要西方盟国的援助，但援助又有困难。由于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遭奥斯曼帝国封锁，可用来送进援助物资的港口只剩极北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极东的海参崴，而这两港都极不理想，许多援助物资因此堆着，帮不上忙；即使送来较多的援助物资，也未必能扭转局势。俄国的铁路网应付不了补给前线的繁重任务，或者说，担负不了将维持战争经济所需的粮食、燃料运送出去的重任。在所有参战国中，艰困、焦虑、因国家未能打胜仗而对领袖生起的不满，三者交互作用，造成政治局势紧张。俄国的军事失利（大量兵员死亡、大块领土丧失）最为惊人，各大工业城（特别是帝都彼得格勒）物资严重短缺，民心士气不稳，工厂纪律荡然。任何政权面对如此程度的挫败，大概都会岌岌可危，而沙皇政权又特别脆弱。它没有以民意为后盾的政治领袖来主导政府，它的大臣都是对沙皇负责的官僚，大臣之间既是同僚也是对手，选举产生的国会可以谴责、辱骂他们，但无权撤换他们。外界普遍怀疑沙皇宫廷里藏有失败主义者或叛国者。不满升高时，唯一可用的手段就是镇压，沙皇的威权倚赖警察对群众的控制和（根本上说）军队的效忠来维持。1917年春，彼得格勒发生起义，这两根支柱双双垮掉。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沙皇就被迫下台，历时千年的君主制走下历史舞台。有位在俄国度过“一战”时期的英国史学家论道，这场革命“没有组织，非常狂暴。好似有具尸体躺在一个乖乖不敢动的人身上，后来那人从下面往上一推，尸体就滚落了”。 [8]

最初看来，这个由向国会负责的领袖领导的新俄国，会有爱国冲劲、民众支持、政治力量来重启战争，重新发动攻势。但俄国的战争经济受损太严重，组织化的工人的不满太根深蒂固，因而国力无法迅速恢复。或许只有德国垮掉，才能拯救这个后沙皇时代的自由国家。六个多月后，新政权即面临人民不满、经济凋敝、军事失利一齐逼来的同样困境，但它不像沙皇有镇压机器可用。随着地主的田地分给劳动者，农民的困苦和对土地的渴求瓦解了乡村旧秩序。（到1914年时，农社或个人已占有四分之三可耕地，而土地相对集中于较富有的农民之手可能加剧了土地不足的感觉。） [9]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把革命政府推上台。这个政府知道若要保住政权，自己就得退出战场。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靠着和平承诺和对农民起义的支持，得以在权力斗争中获胜，但那是随时可能失去的胜利。

1918年3月苏俄与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是苏俄为和平付出的代价。为让德国同意停战，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做出惊人让步。俄国西部大多数地方，包括波兰、波罗的海诸省、今白俄罗斯，都割让给同盟国集团。使俄国得以成为欧洲大国的那个突出部，一举遭夺走。但同样非比寻常的，乃是失去乌克兰。当时，入侵的德国人已在乌克兰扶植了一个分裂政权，即中央议会“拉达”（Rada）。乌克兰是俄国的主要粮仓（战前外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乌克兰），俄国煤炭的主要来源，俄国前几大工业中心的所在，而这些全都落入德国附庸国的掌控。事实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似乎只是更大一出戏的序幕。德国军队准备包围黑海，“解放”俄国在高加索的殖民地，甚至里海另一头的殖民地。而随着内战在俄国剩余土地上酝酿，俄国中央对其位于中亚和远东诸省的旧帝国边陲地带的掌控，看来也必然不保。一根将欧亚大陆固定在一块的大铆钉，正渐渐裂为两半。

事实上，俄国的崩溃为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重整，开启了大门，其即时效应就是让德国得以将东线兵力调到西线，在美国援助扭转大局之前击垮英、法。1918年3月至6月的大攻势，使德国几乎就要如愿以偿。协约国军队在这攻势下弃守溃退，一时之间，伦敦觉得战局即将由僵持转为大败。法国和经历过1917年10月卡波雷托惨败的意大利（意军遭奥军击退），距失败已是一线之隔。法、意一旦撑不住，英国（和美国）就得撤出欧陆，欧陆将整个落入德国掌控。俄国的残余力量将无足轻重：德国若打赢这场战争，布尔什维克政权大概也撑不了多久。有奥斯曼帝国这个盟邦，加上乌克兰、高加索等新加入的盟友，德国将主宰近东和中东，将把伊朗纳为附庸，进逼波斯湾。英属印度将陷入德国攻击范围。情势若真演变到这地步，伦敦也没法保证其盟邦日本不会为了保住其趁战争期间在东北亚夺取的利益而倒戈。即使谈和休兵，在这样的情况下，随之也必然陷入帝国主义强权间的冷战。在欧洲孤立无援的英国，将更为倚赖其盟邦美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附近岛屿的“南不列颠世界”（当时英国大战略的用语），将成为一座不知何时才能摆脱战时体制的大军营，该世界的政治前景由此受到的影响难以预测。 [10]

英国政要们推断，要防止德国称霸欧洲的全球冲击，唯一办法就是加倍努力掌控位于中东的欧亚十字路口。1918年3月起，英国派遣数支小部队到高加索和中亚，号召俄国的前属国反抗德国——奥斯曼联军。英国还派了“北波斯部队”（Norperforce）到“北波斯”，以确保德黑兰政权不致倒向德国。英国计划，一旦西线的兵力可腾出，又可在印度募集到新部队，立即就对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队发动一轮新的大规模攻势。务必瓦解奥斯曼帝国，将希腊至阿富汗之间的广大地区纳入英国宰制，这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新根本方针之一，而在1914年之前，英国人不可能有这想法。 [11] 由英国控制的中东，将与遭瓜分的非洲一起成为欧洲的附属地，但欧洲本身却被一大陆霸权国家和一陷入苦战的大陆岸外强国所分裂（晚至1918年7月时似乎仍可能是如此）。但这一惊人计划尚未验证是否可行，西线的战局便已开始逆转。

德国人打算以全面攻势突破壕沟战的僵局，但一如1916年至1917年英国人、法国人体会到的，德国人发觉在这种有利于守方的作战模式中，很难维持其攻击势头于不坠。初期一场突破，差点将英法部队分为两半，但到6月中旬时，德军攻势已后继乏力。英法发动一场组织完善的反攻，开始逼退德军，德国在美军开始大量投入之前获胜的最后一丝希望渐渐消失。经过8月初的惨重伤亡和“德军的黑暗日” [12] ，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沉默独裁政权”开始心慌。国内出现社会不安的迹象，而巴尔干、巴勒斯坦两前线传来日益不利的消息（英国陆军元帅埃德蒙·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美吉多击败奥斯曼军队），德国决定求和停战。协约国一方（英、法两国计算持续战争的成本时，必须考虑影响力渐大的美国的看法）无意打到德国彻底投降为止。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签订时，德国前线仍横跨比利时。协约国若入侵德国，战争大概要拖到来年。由于停战时德国并未完全溃败，一则似是而非的说法开始流传：德军并未遭击败，而是被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这说法在“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间普遍流传于德国社会）。在如此状况下停战，也在德国催生出一个经久不衰的想法：停战后的和平未考虑到军事上的得失，对作为欧洲大国的德国极不公平。因为这点，西线的大规模交战，结果什么都没解决，这场停战其实只是欧洲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短暂休兵。

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和会，把拟订德国与迫使德国停战的四强之间的和约条款视为第一要务。这些条款涉及德国边界问题、战争损失的赔偿要求及（为合理化赔偿要求）德国承认掀起战争的罪责，此外还有许多待议事项。最迫切的事项乃是为东欧、中欧、东南欧设立一新国际体系，以取代原来由罗曼诺夫、哈布斯堡、霍亨索伦三家族主宰而已经破败的帝国体制。还有一个同样迫切的议题是，在政治上该如何安排前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安排高加索、中亚地区基督徒、穆斯林混居的旧沙皇帝国边境地区的未来。在东亚（中国已于1917年参战，加入协约国一方），调解人面临日本欲接收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的问题（遭中国强烈反对）。日本已在1918年4月占领海参崴——显然是协约国为阻止俄国落入德国掌控而做出的干涉行动之一。如何处理在东北亚大陆地区势力日益庞大的日本，也是巴黎和会的棘手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只是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是否要让日本支配推翻帝制后的中国。整体来看，这是要为几乎整个欧亚世界的政治重建拟出一计划。相较于此，从德国那里夺取来的太平洋、非洲殖民地，该在哪种条件下由哪个战胜大国治理，似乎是烦人的细枝末节。确实，那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13]

在较重大的议题上，达成共识的前景非常黯淡。除了各大战胜国间的敌对，诸多重大的不确定因素，使调解更为棘手。这时苏俄内战正炽，红军和白卫军哪一方会获胜？苏俄的革命政治主张会不会传到欧洲其他地方？为欧洲规划成立的诸多新民族国家，同不同意各自的边界划分？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的种族主张能否彼此调和，能否和英、法、意三国在战时所制订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并行不悖？如果不行，会怎么样？谁将崛起掌控俄国的前亚洲帝国？如果各大战胜国拥有势不可当的军力，且协同一致使用军力，它们或许会希望强行贯彻它们支持的解决方案（如果它们能在解决方案上意见一致的话）。现实并非如此。军队复员迅速，厌战心理强烈。国内民心的躁动不安，使政策难以一致，结果就是产生一种几乎成为动乱温床的气氛。另一方面，地方领袖有充分诱因促使他们招募地方军队，贯彻当地的解决方法，使鞭长莫及的调解者和权力不足的调解者代理人，只能接受既定的现实。此外，民族自决这个新意识形态，被英国人、美国人当作战争武器而极力鼓吹，被视为巴黎和会的主旨而得到大力支持，使任何看来合理的民族主义主张，都燃起了得到承认的希望。各地的种种迹象显示，欧亚的旧帝国体制已被战争浪潮冲垮，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征兆这时出现在几乎所有地方，也就可说是不足为奇了。

[1] 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18211922(Princeton,1995),pp.135-6.

[2] 引自M.S.Hanioglu,Preparations for a Revolution:The Young Turks,1902-1908(Oxford,2001),p.65。

[3] 相关论述基于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1982),pp.57-111。

[4] A.T.Wilson,South West Persia:Letters and Diary of a Young Political Officer:19071914(London,1942),p.189.

[5] 1914年6月10日格雷爵士写给俄国大使的备忘，收录于Gooch and Temperley(eds.),British Documents,vol.10,pp.798-800;1914年6月21日布坎南写给格雷爵士的信,ibid.,pp.804-5。

[6] Memo by Sazonov,ibid.,pp.816-20.

[7] W.M.Shuster,The Strangling of Persia:A Record of European Diplo macy and Oriental Intrigue(London,1912).

[8] 对于这种军国主义思想回归的经典阐释，可参见奥地利经济学家J.A.Schumpeter的文章“Sociology of Imperialism”(1919)。英译本收录于F.M.Sweezy(ed.),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1951)。

[9] 当时此领域的最佳著作是H.Wickham Steed,The Hapsburg Monarchy(London,1913)。作者曾连续十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奥匈帝国的通讯记者，随后还历任该报的国外编辑与正式编辑。

[10] H.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To Arms(Oxford,2001),p.62.

[11] 讨论大战爆发的著作非常多，对于当时参战强国的统计可参见V.Berghahn,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London,1974);J.Keiger,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3);D.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3);S.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91);Z.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77)。I.Geiss,The July Crisis: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London,1967)一书详细记述了最终走向战争的经过；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则是极佳的综述。

[12] Riezler,Grundzüge der Weltpolitik in der Gegenwart，该书于1914年在慕尼黑面世。

[13] 参见V.G.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Culture,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2000);A.Zweig,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英译本，New York,1928)提供了关于奥伯奥斯特的精彩半虚构描写。对于东线战场的概述，可参阅N.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