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欧亚世界的地位

史学家常喜欢将现代初期后段的历史，视为欧洲称雄的恢宏序曲，喜欢想象由商业先进的西北欧“核心”国家所支配的全球经济即将降临的胜利。事实上，采取如此决定论式的观点看待这段历史，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这段时期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欧洲诸国对欧亚大部分地方施加的影响有限。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最重大的改变，不在于欧洲与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或与东亚诸文明的关系，而在于欧洲-大西洋世界里由殖民地、贸易、奴隶制所建构起来的巨大地区得到巩固。这个巨大地区包括了西非、巴西、秘鲁、墨西哥、加勒比海以及法国与英国在北美东部的殖民地。欧洲殖民地的扩大，相对来说速度缓慢，但在约1650年后以奴隶为基础打造的新种植园经济，为欧洲的出口和航运创造了很有价值的新市场。来自美洲的珍奇产品，增加了欧洲消费者的胃口。美洲的壮观奇景，也给欧洲人的想象带来类似的冲击。突然间掌控一整个“新世界”，对至当时为止苦于重重问题的次大陆诸社会造成的思想冲击、文化冲击，可说是无以复加。作为知识、创新、经验的来源，作为充塞金银的宝库，作为商业资本的使用者，作为辽阔的航海区，大西洋彼岸诸省已协助欧洲壮大，使欧洲在18世纪初期时可能已是“旧世界”最富裕、最有活力的文明。

但我们不应率尔断言，这财富和活力已足以使欧洲的势力更深入欧亚世界。诚如前面已谈过的，除了近东的部分地区，欧洲人在开辟亚洲的新市场方面进展不大，而除了在一些欧洲人占有优势的地点，欧洲人在确立实质统治方面进展更小。欧洲势力在亚洲的大前锋、强大的荷属东印度公司，1720年后不堪治理和军事开销的重负，脚步已开始踉跄，终至陷入赤字和“无利润的增长”。而由于印度纺织品外销量大，可能击垮英国本土的制布业，英国祭出保护性关税以保护自家商业利益。欧洲的消费（而非欧洲的生产）制约了欧洲、印度、中国三者间的贸易。如果说印度人和中国人着迷于欧洲的艺术和科技，反向的吸引力同样很大。

我们也可能会因为以下主张改变看法：1740年时，欧洲最繁荣的地区已在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现代性”方面确立了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欧亚世界其他地方望尘莫及，且这一领先地位迟早会转化为称霸全球的优势。毕竟，尼德兰已开创“现代经济”，英、法则紧追在后。这里可见到经济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商品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力）都有“适度自由而普遍的”市场；农业生产力的规模足以支撑复杂的分工；官方提倡财产权和迁移、承包的自由；科技与商业组织的水平，足以支撑持续的发展、丰富的物质文化以及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的扩散。 ^[1] 但这些特色无一能让尼德兰免于18世纪的经济衰退。快速发展带来无法预见的环境恶果，水源被污染，农业也受到影响。都市化和内部迁徙破坏了婚姻模式，抑制了人口增长。高昂的生产成本，贸易竞争者的关税保护造成的出口市场萎缩，都危害着制造业，促使资金流向各国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18世纪末的政治危机与外交危机使这一策略也逐渐失灵。整体而言，荷兰试图建构前工业时代的现代性，却因现代初期欧洲特有的三项因素而功败垂成：导向封闭市场和商业自给自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严厉抨击的压抑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倾向；前工业时代高昂的制造业成本，以及环境对农业增长的限制；欧洲内部冲突对欧洲诸国财政体系的剧烈冲击。荷兰人的经验表明，前工业时代现代性的限制不久后也将加诸英、法两国，而欧洲的经济模式还需要经历科技、政治与地缘战略层面的革新，才能顺利殖民欧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

[1] Forrest,Lord Clive,vol.1,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