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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欧洲全球殖民主义“未竟的事业”：东亚与中东
19世纪80年代时，欧洲人和美国人探索东亚商业前景的历程已超过一个世纪。他们已在中国、日本建立起商业桥头堡（“条约口岸”），使两国接受不平等条约，让外国侨民和财产享有不受中日两国政府管辖的领事裁判权。他们已强迫中日政府施行有利于他们贸易的低关税制度，还与中国打了两场仗，以保障并扩大他们的利益。他们已迫使清朝皇帝承认西方诸国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地位，并接受欧洲外交中允许外国使节常驻的惯例（1876年）。 [1] 但在1880年，尽管欧洲列强在华气势凌人，亚非其他地方也正在迅速、普遍地被纳入殖民统治，列强却根本无法将整个中国（更别提日本）纳为殖民地，甚至是半殖民地。
原因之一在于东亚离欧洲较远，两地间的贸易额比欧洲与印度的贸易额（更别提与美洲的贸易额）要少。但欧洲人的谨慎，也表明中国作为统一的文化体以及仍在运作的政治体制，残留的国力不容小觑。在非洲长驱直入、靠着一小撮雇佣兵打造出私人帝国的那些冒险家和掠夺者，在中国大概不可能这么风光。非洲在文化、政治上四分五裂，使欧洲入侵者能够轻易找到当地盟友，但这种分裂情形不见于中国。在商业领域，情形也差不多。条约口岸商行里的欧洲商人无力控制中国内部贸易，他们面对着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商业世界，还有语言障碍和中国复杂货币系统的阻隔，他们不得不通过那些为欧洲公司担任“买办”（中间人）的中国大商人来处理事务。 [2] 直到1893年，这种商业关系仍可能被中方视为互惠互利的关系，而非外国的单方面剥削。 [3] 19世纪中期，中国的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尽管如此，清帝国的政治结构在李鸿章（1870年至1900年的大部分时期中，清朝最有权势的官员）的改良主义主导下，仍运行不辍。满族统治阶级占据清政权的权力核心，占据人口多数的汉人，其反抗满人统治的民族情绪尚未被完全激发出来。 [4] 或许更重要的是，向来极度俭省的清廷，极力避免产生外债，以防种下外国干预的祸根。北京以安抚性心态对待外国在中国的割据地和利益，将敏感的海关事务交由外国人处理（但仍在中国当局的管辖之下），希望借此防止与西方的正面武力冲突，为中国的“自强”事业争取时间。
但清政权的稳定，也倚赖中国在东亚“世界秩序”里的中枢地位。清朝最大的成就，乃是将西藏、新疆、蒙古、中国东北组成的广大中国边疆与位处东亚心脏地带的“中原”相结合，缔造出辽阔的中华帝国。外国势力渗入清帝国边疆，可能会导致这个辽阔的支配网络崩溃。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步步逼近，削弱清帝国。俄罗斯人进逼中亚，英国人征服上缅甸（今缅甸中北部地区），法国人迫使中国放弃其对安南（今越南大部分地区）的宗主权。但令清廷感到情势危急的，乃是朝鲜的遭遇。朝鲜无法抵御来自俄国与日本的外部压力（俄国觊觎朝鲜的不冻港）。其儒家政体此时也已在国内反对者（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清廷承受不起朝鲜倒向其他强国、切断与中国悠久宗藩关系的风险。这个“隐士王国”（hermit kingdom）是进入中国边疆的沿海门户，是进入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跳板。失去朝鲜，可能会极大影响中国边疆的稳定。因此，1894年，由日本支持的政变推翻朝鲜的亲中政权时，清廷不肯退让。但在随后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落败，颜面大失。
《马关条约》（1895年4月）引发了一连串改变。它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将台湾、澎湖列岛、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割让给日本。中国不得不支付日本相当于清廷岁收的巨额赔款。清朝的统治倚赖各省士人的效忠，而在这些读书人眼中，清朝威信尽失。雪上加霜的是，清廷这时不得不向外举债，以支付赔款，恢复军力。眼见清帝国已露出崩溃征兆，欧洲列强皆欲得到对华贷款的机会，让清政府以领土和商业权利作为担保。俄国率先借款，清廷于是同意其建造贯穿中国东北后抵达俄国东部新城市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沿线的经济资源租借给俄国开采使用，为期80年。 [5] 1898年，德、俄、英等国都在接近北京的华北沿海取得海军基地。清廷这时似已准备批准某些地区的铁路建造特许权，欧洲列强即针对它们将优先取得特许权的地区，彼此自行达成协议。动荡不安之际，清廷突然发布一连串敕令，按照与日本明治维新类似的方法，改革教育、军队和官僚体系。但改革尚未施行，皇太后慈禧发动政变，罢黜改革派。在政治斗争的仇视氛围中，又爆发了针对华北基督徒的反抗运动，即1898年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朝廷的怂恿下，义和团及其支持者攻占北京，切断北京对外交通，包围外国使馆。义和团的目标是唤起人民仇外心理、扶清灭洋，结果却适得其反。列强（欧、美、日）派出庞大联军（4.5万人）解救其外交官，镇压义和团。中国的统治者似乎已在无可奈何之中，踉踉跄跄地走上与世界其他国家正面武装对抗之路。
结果必然是再度受辱。慈禧太后率领群臣仓皇逃出北京，另一笔庞大赔款（庚子赔款）加诸中国。事后所签的《辛丑条约》，还迫使中国同意开展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关税改革。在“外交使团”的威逼恐吓下，北京几乎必然同意让出铁路特许权，允许外国势力深入中国内陆。与此同时，种种迹象都显示，镇压义和团的入侵军队无意立刻撤走。两年多后，俄国虽同意撤军，但中国东北却被近15万人的俄国部队占领。 [6] 其他各国见俄国扩大在华地盘，也不甘落后，纷纷有所动作，经济瓜分甚至领土瓜分的趋势一时似乎不可阻挡。
但中国最终逃过瓜分的命运，也未沦入外国商业利益团体希望从中得利的经济管制境地。原因很复杂。首先，诸大国各怀鬼胎，在瓜分中国时，几无可能像瓜分非洲那样意见一致。俄罗斯人可能希望吞并华北，但英国（在华拥有最大商业利益的国家）绝不同意。这部分是因为伦敦当局认为，一个印度已经够了，不该再有“另一个印度”（需要保护、控制的大片亚洲领土），特别是这“第二个印度”还有邻近的俄国军队威胁。 [7] 义和团危机发生时，英国正在与布尔人的对抗中遭遇难堪的挫败，而且英国国内舆论对战争日益不满，因此英国人此时任何瓜分中国的计划都无异于政治自杀。未被瓜分的中国，加上听话的政府，对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更为有利。因此英国和立场相近的美国，怂恿日本反对俄国扩张。1902年，英国缔结地区性盟约“英日同盟”，承诺日本若与不止一个大国兵戎相见（也就是说如果俄国的盟邦法国加入战局的话），英国会出兵（例如海军）相助。 [8] 剩下两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大国——法国和德国，都没有足够的诱因或力量不顾英、美的意见，强行瓜分中国。
但看待这个问题，不是只考虑帝国主义者的企图就足够，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清朝政权的凝聚力一直难以打破，它倚赖士人阶层的效忠来维持，而士人阶层靠王朝体制觅得饭碗，基于自身利益，自然不希望王朝瓦解。有人可能会认为，经历了1894年、1895年以来的一连串灾难，清朝拥有“天命”的主张会遭到削弱，事实确是如此。但结果颇为吊诡，因为由此而兴起的新政治气氛更加强烈地敌视外国干预。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统一有赖王朝统治，但19世纪90年代，驳斥这一观点的政治运动迅速壮大。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主张， [9] 清朝是专制异族政权， [10] 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中国政治激进改革的唯一表现。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新兴商业活动，催生出新的社会改革。各种协会纷纷涌现，为自觉创造“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服务。 [11] 通商口岸的工业化，创造了中国劳动阶级，即可用来威吓外国利益集团和租界的平民大众。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省士人阶层自主权越来越大，眼见清朝越来越腐败无能，他们接下保卫中国、抵御外侮的重任。义和团运动后，清廷重启革新变法之门，结果使各省士人阶层权力更大。新军（效仿欧、日军队）、新行政机构、新学校、废除崇奉儒学的古老科举制度（1905年）等改革，打破了士人阶层与帝国中枢之间残存的忠诚纽带。在各省，士人官员极力阻止外国人利用铁路特许权扩张势力的企图。“铁路建设在中国没有进展。”《泰晤士报》特派员如此告诉其外国编辑。 [12] 在汇丰银行的查尔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这样的英国金融家眼中，中国要求收回权利，意味着外国人可以投资铁路建设，但别想控制铁路。 [13] 清廷极力想恢复摇摇欲坠的威权并增加财政收入，便决意将新建的铁路从各省手中收回（1911年5月下令将所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14] 结果引发一场最终使清朝覆灭的革命。1911年，清帝退位，中国人民随后迎来近40年的不稳定局面。但清朝的覆灭，也表示中国本可能臣服于欧洲中心世界体制的那个时代，就此告终。
在1890年后遏制欧洲势力入侵东亚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讽刺的是，引发欧洲列强在中国竞相设立基地和租界的导火线，乃是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获胜。但日本并未扮演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小老弟”的角色。日本人对欧洲人的意图仍深有疑虑，且极担心欧美联合起来损害日本脆弱的自主地位。伊藤博文于1882年赴西方考察宪政时论道，欧洲人“照顾、关爱自己的亲友，也想要逐步消灭与自己关系疏远、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东方的处境脆弱如筑在蛋上的塔……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强化、扩大军备”。 [15] 在《脱亚论》（1885年）中，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提倡者福泽谕吉将亚洲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但他并非认为日本应与西方列强结盟，反倒主张日本的天命乃是领导亚洲，为亚洲争取自由。事实上，日本人的想法反映了其对中国的深层矛盾心态：既瞧不起中国的“落后”，又觊觎中国的资源，还担心若不先发制人，中国大部分地区会落入欧洲人之手。不少日本人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日本在改革政治、阻止列强入侵方面的惊人成就，反过来也使日本的维新模式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日本的所作所为，不只是立下榜样。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实行谨慎防范俄国在东北亚扩张的政策。19世纪90年代，日、俄相互猜忌的焦点已落在朝鲜（日本神话中“指向我们心脏的匕首”）身上。1895年后日本势力伸入朝鲜，令俄国大为不满。1898年，日俄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中国东北由俄国支配，朝鲜则相应由日本支配，但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对中国东北实施军事占领，打破了这项协议。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不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支配（这时日本对朝鲜的掌控已经十分稳固），动武便无可避免。结果令人震惊。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心脏地带的奉天战役中打败俄军。在随后所签的和约中，日本接收俄国在辽东半岛的基地及其商业租界，并得到库页岛（北海道以北极具战略地位的岛屿）南半部。不久，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大半个地球，欲击溃日本新建的海军，结果在朝鲜、日本之间狭窄的对马海峡（对马海战）遭日军歼灭（1905年5月）。日本至此清除了自己将朝鲜纳为保护国的障碍，并在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日本一举成为该地区陆、海军最强大的国家；此后任何外来强权若要武力干涉该地区，都得经过它的同意。
但我们不该夸大日本的国力，日俄战争几乎耗尽日本的财政收入。日本决策者担心西方对其帝国主义扩张强烈反弹。“中国东北不是日本的领土。”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伊藤博文曾如此警告。 [16] 美国的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17] 但日本的国际地位已大幅提升。日本已成为东亚的殖民强权，拥有现代陆军和海军（大部分战舰产自英国）。日本已在战场上击败一个欧洲大国，通过协商摆脱了赋予西方人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要到1943年才废除），并已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1911年）。日本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大国，其利益范围与最大的几个潜在对手相隔较远，不必担心受侵犯。日本已隐隐威胁西方在中国的商业势力，其崛起使西方既眼红又惊恐。 [18] 但在欧洲诸国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日本为何以这低调但成果斐然的革新，完成跻身列强之林的挑战？
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观察家一直低估了日本的实力。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日本未得到西方报界的充分报道，就连曾多次前往日本实地考察的人也觉得日本政治复杂难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日本最吸引英国人的地方是它的古怪奇特。日本是个由天皇统治的“精灵之地”（词作家吉尔伯特与作曲家阿瑟·沙利文合编的轻歌剧《日本天皇》于1885年首度公演）。 [19] 对日本实力和策略的严重误判，导致了俄国海军1905年的惨败。但日本也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位置，利于保卫其利益。日本位于欧亚大陆与“外围世界”之间的边境地带，距离欧洲各个海洋大国和（位于欧洲部分的）俄国十分遥远，后两者的势力几乎伸不到日本（即使在汽轮时代，从英国港口到东京也有32天航程，英国海军的遥远根据地香港距东京约有2600公里）。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政府巧妙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强化其对日本群岛附近海域与陆地的掌控。在1875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日本放弃对库页岛的领土要求，以换取对千岛群岛的掌控，在不利情况下替自己争取到最大利益。数年后，往南向台湾延伸的琉球群岛也被日本吞并。 [20]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夺走。随着对朝鲜的渗透、侵占到最终正式吞并，对辽东半岛的掌控，以及对库页岛南部的重新占领，日本完成了对本土的环状防御，其受到入侵的风险（日本政府自古以来的忧虑）几乎已被完全化解。
如果日本的国内变革破坏了政治稳定，威胁到外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给了欧洲列强干预的空间，那么上述成就的价值大概就没那么大。俄、德、法三国在1895年联合施压，迫使日本放弃本已到手的辽东半岛，说明列强的外来威胁不能忽视。此时的关键在于日本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诚如前面提过的，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成果：除了生丝之类的日本特产，棉纱和棉布（或许是贸易网最广的制造品）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至为重要的是，日本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未倚赖资本的大量输入，也避免了倚赖外人、受制于人的危险根源。1913年日本已有400万人投身工业生产，但他们差不多都在雇员不超过5人、几乎未使用机器的小作坊里工作。 [21] 极度廉价的劳工（特别是女性劳工），效率虽然不及机器，却是日本进入全球经济的关键。 [22] 日本人引进技术，予以改造、简化，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日本对外国技术和零件的倚赖。在率先发展的工业背后，有庞大人口从事的农业部门作为支撑。到了1903年，城市居民在日本总人口中占比不足8%。 [23]
结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外来影响受到仔细过滤（尤其是受到语言的阻隔），社会变动则被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乡间，古老的农村阶层体制（要求社会地位较低者遇到较高者时主动让道，并表现出过分的尊敬）仍运行不辍。在知识水平较高的圈子里，人们既支持政治、文化的改造，同时也对“欧洲主义”的过度功利、社会分化、文化傲慢抱有深深的疑虑。官方对基督教仍然敌视，不信任外国人的心态也根深蒂固。1891年，日后成为俄国沙皇的尼古拉访问日本，结果被一名以为国家遭俄国入侵的警察攻击而受伤。在如此氛围下，不难理解明治时代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为何能建立如此集权式的现代国家体制。意在为日本取得西式主权地位画下圆满句点的1889年宪法，保证了萨摩－长州寡头统治集团（有权遴选阁员的“元老”）的大权。享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只有1%，国会也无力撤换内阁。陆、海军不受文官大臣控制，贵族院里满是萨摩、长州指派的议员。为了给这巧妙的权力划分披上神圣庄严的外衣，掌权者把这说成是对“皇权”的效忠实践。学校除了传授西方知识，也推广爱国精神，而天皇和“天皇崇拜”成为爱国精神的核心内容。
借由这些方法，日本领袖得以打造出特别有利的发展环境，打进由西方宰制的世界。但日本并非所向无敌。对俄之战使日本不得不向外举债。日俄战争在国内所激起的爱国情绪，危及日本政治的寡头统治基础。债务的新负担，使日本经济立刻陷入赤字，面临着与其他半工业化经济体同样的危机：货币紧缩（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对国内制造品的需求下降，对原料进口的依赖提升。 [24] 1905年的胜利成果，也并非安全无虞。俄国已经在延伸其帝国东部的大动脉，即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时，中国的袁世凯（自1884年担任中国驻朝鲜特使以来就与日本为敌）已成为“强人”总统，统治中国。1913年末，袁世凯已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列强视他为可以打交道的实权统治者，日本对此很不情愿。 [25] 但时势决定一切。在这些因素影响到日本在新获得地区的霸权地位之前，欧洲战争就打破了所有预测。
东亚并非欧洲中心全球殖民主义唯一“未竟的事业”。在中东，奥斯曼帝国虽在1875年至1878年间差点覆灭，却展现了惊人的强韧生命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大力推行奥斯曼自强运动，利用列强在瓜分奥斯曼帝国方面的意见分歧（若列强达成共识，他的地位大概早已不保），奋发图强。国家权力不断扩大、深化，学校和宪兵将国家权力扩散到地方层面，日益扩大的行政体系则将地方精英也纳入其中。 [26] 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诸省的统治日益稳固。 [27] 连接阿勒颇与麦地那的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强化了奥斯曼帝国对红海沿岸和穆斯林圣地的掌控。沿着波斯湾的阿拉伯半岛海岸，奥斯曼势力伸入科威特与巴林岛（英国在巴林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之间的哈萨（El Hasa）地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得益于1896年后日益兴旺的原料贸易， [28] 尽管机械化的现代工厂仍然稀少，但棉织品和地毯的制造产业也在稳步发展。 [29]
如果奥斯曼帝国是个纯粹的亚洲国家，它或许可以结合其外交力量和文化凝聚力，争取到建立强大政府机构和发展经济所需的时间。但该帝国的西半部暴露在当地欧洲民族主义（以宗教斗争、种族斗争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无休无止的压力下。1878年后，奥斯曼帝国牢牢抓住其位于欧洲部分的领土。该地区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鲁米利亚及色雷斯等地，大半人口都是穆斯林。 [30] 但奥斯曼帝国每次试图强化统治，都必定会加深当地的种族矛盾与宗教对立，以及当地人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对其的敌意。因此，唯恐丧失自主权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强烈抵抗奥斯曼帝国的掌控。19世纪90年代末，克里特岛的种族暴力将奥斯曼帝国卷入与希腊的战争。在列强干涉下，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对该岛的实质统治。1908年，地方暴动和外国干涉已经使马其顿这个关键地区（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枢纽）几近独立。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与行政体系中的激进“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马其顿一旦独立，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要失去一半疆土乃至……彻底灭亡”。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将会退回到君士坦丁堡，都城会被迫移出欧洲。“马其顿问题关乎土耳其人的存亡。” [31] 因此，1908年欲将苏丹权力架空，以土耳其裔为核心重建帝国的那场政变在马其顿的萨洛尼卡发动，绝非偶然。至少在短期内，政变没带来多少好处。同年晚些时候，波斯尼亚（严格来说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奥匈帝国单方面吞并，到了1911年，奥斯曼帝国为保住利比亚而和意大利交战，却以失败告终。次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黑山趁机夺取奥斯曼帝国剩余的领土。战胜国之间又爆发一场战争之后，脆弱的和平降临巴尔干。奥斯曼政府继续掌控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其帝都所在地区），但其丧失的威信和阿拉伯诸省对“土耳其化”政策的反抗迹象，使该帝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倚赖变动不测的大国外交，才能躲过四分五裂的下场。
就伊朗（这时仍通常称为波斯）而言，1914年时它似乎更逼近亡国边缘。纳赛尔丁善于处理种族、语言、宗教、社会方面的分歧（伊朗社会分裂的潜在根源），但即使在他这样强势的国王治下，强化中央威权的目标仍然遥不可及。授予外国人特许权以增加收入的做法，深受市集商人和乌里玛（商业与宗教精英）的不满。纳赛尔丁于1896年被杀害后，继任的国王穆扎法尔丁（Muzaffar al-Din）更加迫切地寻觅新财源。他指派了一个比利时人掌管海关（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向俄国大举借债，以里海诸港的关税收入为抵押。他授予一名英国探矿者特许权，同意他在波斯湾北部勘探石油：这就是达西特许权（D’Arcy concession），由此诞生了英波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但这位国王此时正慢慢陷入两面夹攻的困境中。外国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外国影响也随之增加。随着更多伊朗人出国或与欧洲接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在精英阶层传播。俱乐部、社团里的政治活动日趋活跃。1905年俄国陷入革命动乱，切断了伊朗贸易的主要出口途径，引发商业恐慌，不满的精英阶层随后与商人、神职人员以及巴赫蒂亚里（Bakhtiari）部落联手，在1906年的宪政革命中让穆扎法尔丁下台。 [32]
结果令人惊惧不安。穆扎法尔丁被迫接受新宪法（除了设立国会，还明确将什叶派定为国教），但心里并未认输。后来他发动政变夺权，结果惨败。宪政体制虽然保留下来，但受到了极大损害。敌对派系为掌控政权相互倾轧，中央权力开始瓦解。拥有私人军队的省长和部落领袖成为实权者，一名卡什加人（Qashqai）告诉英国领事：“在今日波斯，枪杆子是权力……每个有枪的人都可以是国王。” [33] 这距离伊朗寻求列强保护已然不远。1907年俄、英两国同意将伊朗分割为三大势力范围（分别为俄属、英属及中立地带）之后，这趋势更为明显。俄国出兵伊朗北部，以阻止国王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之间的武力冲突。1911年，俄军逼迫伊朗将其聘请来整顿伊朗财政的美国专家赶走。另一方面，地方省份的实权者在俄国保护下，从已无实权的德黑兰中央夺走征税权，取得形同独立王国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愤怒地指控俄国在北伊朗驻军1.7万人，将该地区纳为俄国的“政治保护国”。英国大使也表示：“波斯北部如今正被俄国当作其省份来治理。” [34] 圣彼得堡对此的反应冷淡而轻蔑。德黑兰政府里则净是些蛊惑人心的政客，怀有“与这些地区的文化水平或道德水平格格不入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 [35]
伊朗是否已如那位被赶走的美国专家所说的，已经被牢牢控制？ [36] 差不多是，但还没到那地步。那场革命造成中央权力的旁落，外国势力也极力促成这一事态，但不管在神职人员圈子里，还是在受过教育的世俗阶层里，伊朗的民族认同感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似乎一直在强化。但伊朗要免于被英、俄合谋瓜分的命运，仍无计可施，除非国际局势出现大变动，能够扰乱地缘政治舞台，使列强放松其对伊朗的掌控。
“近东”（欧洲人以此指称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个广大地区）和东亚的上述情势最清楚地表明，在欧洲列强的掌控下为各自帝国利益打造的全球秩序，仍然尚未完成。欧亚以外的“外围世界”，已被欧洲人迅速瓜分。事实已表明，通过压迫或合作，将“外围世界”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与北大西洋的商业、工业核心地带连接起来并不困难。欧洲人也以惊人的移民扩张，将“外围世界”纳入支配，并在这些地区打造出“新欧洲”。但在欧亚“旧世界”，事实则表明，将亚洲诸国和诸文化体纳入欧洲“体系”，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欧洲列强想在瓜分殖民地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很困难。这是辽阔而不安定的欧洲全球殖民主义的边缘地带，如果欧洲内部失和，其“世界经济”便会失去吸引力，其全球霸权也可能遭到反抗。不久之后，欧洲就会面临严峻考验。
[1] 原版英语文稿收录于A.J.Parel(ed.),Gandhi:“Hind Swaraj”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1997)。
[2] A.Chowdhury,The Frail Hero and Virile History: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olonial Bengal(New Delhi,2001),pp.14,17,40,44-5.
[3] Ibid.,p.152.
[4] 关于布莱登的生平，见H.R.Lynch,Edward Wilmot Blyden:Pan-Negro Patriot(Oxford,1967)。
[5] Ibid.,p.219.
[6] Ibid.,p.216.
[7] 布莱登因为布克·T.华盛顿是“种族混合者”而排斥他，相关内容可参阅L.R.Harlan(ed.),The Booker T.Washington Papers,vol.3:1889-1895(London,1974),p.497。
[8] J.D.Frodsham(ed.),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the West:The Journals of Kuo Sung-Tao,Lin His-hung and Chan Te-yi(Oxford,1974),p.xxvi.
[9] Y.P.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 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Berkeley and London,1986),p.355.
[10] 上海租界曾在1887年举行祝贺英国女王登基50周年的庆典，相关内容可参阅B.Goodman,“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or 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2000),pp.889-926。
[11] 关于满汉关系，可参阅E.J.Rhoads,Manchus and Han(Seattle,2000)。
[12] R.K.L Quested,“Matey”Imperialists?:The Tsarist Russians in Man churia,18951917(Hong Kong,1982),pp.21-2.
[13] Ibid.,p.59.
[14] 参见L.K.Young,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Oxford,1970)。
[15]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6] 关于孙中山的生平，可参阅H.Z.Schiffrin,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Boston,1980)。
[17] E.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p.839.
[18] 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NY,1997),p.163.
[19] 1906年9月8日乔治·莫里森写给吉尔乐（Valentine Chirol，英国驻中国记者）的信，收录于Lo Hui-min(ed.),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2 vols.,Cambridge,1976),vol.1,p.375;J.O.P.Bland,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London,1912)。
[20] F.H.H.King,The Hong 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Imperialism and War,18751918(Cambridge,1988),p.348.
[21] C.-K.Leung,China:Railway Patterns and National Goals(Hong Kong,1980),p.39.
[22] C.Tsuzuki,The Pursuit of Power in Modern Japan 1825-1995(Oxford,2000),p.104.
[23] P.Duus,R.Myers and M.Peattie(eds.),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18951937(Princeton,1989),p.xxxiii.
[24] A.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Mass.,1972),p.221.
[25] J.O.P.Bland to C.Addis,23 Sept.1907,Thomas Fisher Library,University of Toronto,J.O.P.Bland MSS,box 23.
[26] T.Yokoyama,Japan in the Victorian Mind(Basingstoke,1987),第8章。
[27] A.Iriye,“Japan’s Drive to Great Power Status”,in M.B.Jans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89),pp.738ff.
[28] A.Waswo,Modern Japanese Society,1868-1994(Oxford,1996),p.60.
[29] K.Sugihara,“Patterns of A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18881913”,in Fischer and McInnis(eds.),World Economy,pt 2.
[30] Tsuzuki,Pursuit of Power,p.195.
[31] 关于战前日本的困境，可参阅C.Howe,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London,1996),pp.148,157,197-9。
[32] J.Ch’en,Yuan Shih-kai,1859-1916(London,1961),第9章。
[33] M.E.Meeker,A Nation of Empire:The Ottoman Legacy of Turkish Modernity(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2002),pp.276-7.
[34] 参见Eugene R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ransjordan 1850-1921(Cambridge,1999)。
[35] D.Quataert,“The Age of Reforms,1812-1914”,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Cambridge,1994),p.872.
[36] Ibid.,pp.9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