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世界经济

有种观点认为，在19世纪中叶促成全世界改变的最有力因素，乃是欧洲人远比以往更能深入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诸经济体。这一点可以展开谈一谈。欧洲人渴望交易更多商品，找出新市场，找到“新”产品和大宗商品，并将全球商业都卷入以西方各大港口城市（伦敦、利物浦、汉堡、波尔多、马赛、纽约）为中心的广阔网络，这些需求乃是促使“世界经济”（单一的全球贸易体系）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逐渐形成的最大动力。在19世纪40年代经济萧条到70年代中期经济大幅衰退之间，出现了一个商品价格稳步增长的时期，也是原料需求不断上升的时期。当然，世上仍有大片地区因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或是因为内部政治或宗教的严格控制而无法与外界接触，未被拉入国际商业的影响范围之中。“世界经济”的关键特征不在于国际贸易的普遍性，而在于它如何瓦解那些更古老的地区贸易、价格与信贷体系，以及地方商人势力的阶层组织（例如东非沿海阿拉伯商人获得财富与权力的组织形式）。“世界经济”出现后，奢侈品不再是唯一的贸易商品。1880年左右，基本商品（例如谷物）的价格已由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决定， [1] 信贷与商业投资的供应，反映了国际需求（而不只是地区需求）的程度：西式商业银行出现在亚洲、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便体现了这种改变。以西方为基地的航运者、商人、银行家及保险业者，往往使地区性商人精英在国际贸易中失势，或将他们纳入掌控。 [2]

普遍的和平与意识形态上很大程度的趋同，乃是崛起的西方得以确立其经济霸权、打造出符合其需求的世界经济的两大关键因素；但西方诸国之间经济的日益整合，也是关键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国际贸易的数量与金额，几乎不可能大幅增长。从1820年至1913年，国际贸易量增长了24倍，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则是1840年至1870年。国际市场能有更大范围的整合，大体上归功于西方本身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单一经济区。 [3]

这一主张背后的理由，稍后会探讨。但首先我们应注意到，即使在世界贸易以惊人之高速增长的时期，国际贸易最突出的特色仍表现在西方诸国之间的贸易量上面。1876年至1880年，欧洲与北美的出口占了世界出口的76%，其进口则占了在国际贸易领域流通之进口品的77%。 [4] 英国是19世纪最大的贸易国。1850、1860、1880年，英国与欧陆、北美的贸易占了其对外贸易的六成多，剩下的三成多则落在与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上。 [5] 光是英国与美国的贸易，就比其与整个亚洲的贸易多了五分之一：1880年，英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额，就与英国和亚洲的整个贸易额相当。 [6] 这一模式也不令人意外。地理上的邻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现象：毕竟，英国若未与较近的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贸易往来，反倒会令人觉得奇怪。但英国与隔着大洋、相距约5000公里的美国的贸易，比其与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的贸易总和还要多，尽管这三个国家在人口、商业发展方面与英国相当。推动贸易并塑造这商业关系模式的因素，乃是专门化。在最有利可图的领域追求最大产量，乃是获得财富的法门，但那需要贸易伙伴间高度互赖才行。促成专门化的积极因素，乃是交通、通信的快速、可靠、便宜。“大欧洲”诸国就靠这个，取得凌驾欧亚其他地方和“外围世界”的决定性优势。

电报（传送商业情报，特别是价格信息）还有汽轮（最初主要用于运送邮件和乘客）的快速普及，从19世纪30、40年代以后协助统合了从密西西比河到乌拉尔山脉之间这整片广大区域。电报问世后，通讯社跟着诞生：哈瓦斯（Havas，总部设于巴黎）成立于1835年，纽约的美联社成立于1848年，伦敦的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 [7] 但促成经济连成一体的最有力工具，无疑是铁路。随着铁路运输越来越有效率，铺设铁路的地区得到了发展。在没有水道可倚赖的地方，铁路能将陆上运输成本减少高达八成。原本只能依靠自给自足经济的地区（因为陆路的散装运输，距离一超过30公里，就无利润可言），从此得以将其产物运送到更遥远的市场。依赖关系和专门化（经济增长的双重因素）变得可行。因此，透过铁路里程的长短，可看出经济整合的程度和经济整合带来多大的好处。在这方面，亚非与西方的差距非常惊人。1850年，西方诸国有将近4万公里的铁路线，亚、非、拉丁美洲加起来则只有400公里。 [8] 1860年，这数据变成10.5万公里比2900公里。即使在1880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正大举铺设铁路之时，西方诸国的铁路公里数（约33.8万公里）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多出9倍。1870年（到1890年），“大欧洲”里发展程度最低的大国俄国，其铁路公里数仍比人口多出它两倍的印度还要多。1890年时，中国境内几乎没有铁路。

金融基础设施的兴建，与将货物快速而低成本地运送于西方诸国之间的能力，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越来越多招商银行和金融机构兴起，以提供长距离贸易所需的资金。伦敦提供的借贷工具（“伦敦票据”），成为国际商业的通用货币。伦敦、巴黎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地均开有银行）成为募集外国贷款的中间人——最初主要给欧洲、美国的政府提供服务，但到了约1860年时，为私人企业（特别是铁路建设公司）提供的服务亦逐渐增多。1856年后，俄国政府转而倚赖外国（主要是法国）投资人取得现代化改革所需的资金。证券交易所成立了，商业银行也开始出现。 [9] 在欧洲、北美以外的地区，这几种金融关系似乎只在贸易往来特别频繁的某些飞地，或金融体制受帝国强权监管的殖民地（例如印度）才可能出现。

运输、金融方面抢先一步的发展，有助于说明为何西方诸国间的贸易占了世界贸易如此大的比重。还有一个因素，帮助“大欧洲”成为世上商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那就是人力资本的回报。1830年后，欧洲的人口外移从涓涓细流逐渐扩大，到了19世纪50年代已成洪水一般。1850年至1880年间有800多万名欧洲人移出，其中绝大部分移往美国。这股庞大的移民潮，带来双重影响。这纾解了“旧世界”乡村人口过密的压力，将“旧世界”过多的人口转移到贫困移民可成为大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区。其次，欧洲的工匠技艺（因为并非所有移民都是穷人）透过人口外移，传播到格外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中，为美国（19世纪80年代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美国就是靠这个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欧洲世界极有价值的延伸部的。美国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拥有广大的“无主”土地，等着白人移民和（在1865年之前的南方）他们的黑奴组成的机动部队来开发。透过武力或透过向其他声称拥有土地者（法国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购买来取得土地，成本低得惊人。美国的农地有“储存［千万年］的肥沃地力”可供挥霍，只需一丁点儿的劳作和照料（以欧亚标准来看）就能有收成，所以美国农业的收入非常高，即使在1830年，美国农业的生产力都比英国（广施化肥耕作法的发源地）要高上一半，比欧陆高上三倍。 [10] 迅速占领这些丰饶的土地后，美国将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并同样源源不绝地从欧洲进口产品。1840年后美国的出口有七成输往欧洲，进口有六成来自欧洲。 [11] 这种贸易是欧洲最富裕地区（大西洋沿岸地区）得以日益繁荣的大功臣之一。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英国，1860年时与美国的贸易量，比与北欧或西欧最富裕国家的贸易量都要大。 [12] 资本和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乃是从“大西洋欧洲”（英、法、比、荷）往东、往南扩散到欧陆其他地方的。 [13] 但美国这个“意外得到的宝地”能为欧洲带来如此特别的帮助，靠的是美国人自己在自身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上所付出的努力。

理论上，开垦如此广大的未开发区，（除了土地成本还）需要承受巨大的（运输）投资负担，大量供应制造品（工具和消费品），通过复杂的商业网络让农民取得贷款和将农民的货物运往市场。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拉丁美洲经济史，表明了“新国家”的发展可以缓慢和不稳到何种程度。但美国的经济发展，与此截然不同。从独立之初（事实上甚至在独立之前），美国的商业活动（集中在费城、波士顿、纽约、查尔斯顿四个港口城市）在复杂程度和效率方面就已与西欧不相上下了。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商人与英国贸易伙伴的往来仍与革命前一样密切。他们在借放款方面和英国商人一样内行，而这新共和国的投机风气，可能已使金融冒险的习性比在“旧世界”还要普遍。因此，外资（主要是英国资金）虽然在铁路建设的融资领域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打造现代经济体（美国的陆地面积从1790年到1850年增加了两倍）所需的巨额资金有90%多（可能高达95%）由美国人自己供应。 [14] 纽约崛起为美国最大港口（到1860年时美国已有三分之二的进口与三分之一的出口经由该港进行），成了商业大都市以及市场情报与金融权力（由于银行数量剧增）的中枢。到了内战前夕，纽约人口已增加到80多万，城区规模已渐渐和伦敦不相上下。凭借着自信满满的商业精英（包括海外人脉深厚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这样的移民），深入内陆的运河与铁路，以及大西洋沿岸南北向的航运线路，纽约得以掌握充足的专业人员、情报与资源，从而取得国内投资优势，并在海外信贷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杠杆效应。纽约市的兴起，意味着美国这个充满活力的庞大经济体，其商业、金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内部得到满足。 [15]

再者，美国经济虽以农业为主，但并不完全倚赖欧洲的制造品。从立国之初，美国就有可观的工业生产力，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那生产力有很大部分是通过作坊而非工厂组织起来的。1830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就已和比利时、瑞士并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胜过法国。 [16] 到了18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有约22%来自制造业和矿业（英国的相应数据是34%）。 [17] 包括新英格兰、纽约、宾夕法尼亚在内的旧东北地区，在美国如同英国的兰开夏、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地区。这地区的生产，越来越能满足庞大农业部门（到了1851年，塞勒斯·麦考密克所经营的芝加哥工厂，一年已能生产1000部收割机）的需求， [18] 和激增人口（从19世纪30年代的不到1500万人增加为19世纪70年代的超过4400万人）的需求，同时越来越不需要倚赖英国和欧陆的工业生产。1854年至1880年间，英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额，从7700万英镑增加为1.07亿英镑；输往美国的出口额，增长则较和缓，从2100万英镑增加为3100万英镑。 [19]

这时应该就可以看出，在欧洲崛起成为欧亚霸主的过程中，在“大欧洲”称霸全球之路上，美国扮演了何等举足轻重的角色。传统观点在叙述欧洲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总把美国排除在外，认为它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时才进入这个舞台的。事实上，美国独特的发展过程，对19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扩张影响极大。美国尽管农业开发区极其广阔，但实际上是其工业实力及金融实力使它成为推动欧洲扩张与整合的大西洋“核心”的一部分。美国的对外贸易，协助其大西洋伙伴致富，却未消耗伙伴太多的可用资本。美国在农业、采矿、水力、铁路方面的技术创新，轻易就扩散到欧洲人扩张时占领的其他地区。电报是美国人发明的，对欧洲人征服亚非贡献极大的其他三样工具（加特林机枪、马克沁机枪、塞缪尔·科尔特所发明的左轮手枪）亦然。美国人在通信和武器方面的创新发明，大大增加了欧洲人殖民时所能使用的工具。但在美国经济史里，或许有个关键因素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在几乎整个19世纪中，原棉都是美国出口的大宗，在1830年至1860年间占了总出口的一半，直到1913年还占了四分之一。 [20] 1830年后，随着“棉花王国”在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三州诞生，在种植园奴隶制的推动下，棉花产量激增。棉花贸易是美国经济的润滑剂，也是纽约得以成为商业龙头的保障。美国棉花的最大消费市场是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价格低廉、稳定且数量庞大的棉花供应，以及自动纺织机的发明，使兰开夏成为世界纺织工厂，其产品攻占了几乎所有未受保护的市场。棉织品是英国初次打进亚洲市场的攻城槌，但在中国市场，英国还用上了鸦片这个锋利的武器。掠夺的时代谢幕后，英国立刻就凭借印度市场对棉织品的需求，将印度变成自己的庞大经济资产——印度成了被英国掌控的市场，英国不允许它自治，以免它设立关税。掌控印度之后，英国成为从苏伊士到上海，乃至印度洋周边地区的军事霸主。“棉花王国”及其蓄奴体制，兰开夏纺织业，还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都被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紧密连接起来。在这方面，一如在其他领域，美国人不论在政治立场上如何“反殖民”，都是欧洲在亚非扩张中不可或缺的幕后伙伴。

[1] O.Figes,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London,2002),p.76.

[2] Ibid.,第2章。

[3] H.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Oxford,1967),p.355.

[4] B.Eklof,J.Bushnell and L.Zakharova(eds.),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Bloomington,Ind.,1994),pp.214,233.

[5] Ibid.,p.249.

[6] G.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London,1997),p.333.

[7] 关于克柳切夫斯基，见N.V.Riasonovsky,The Image of Peter the Great in Russian History and Thought(Oxford,1985)。

[8] G.Wakefield,A Letter from Sydney(1829;Everyman edn,London,929),p.47.

[9] 大约1830年后，法国国内对美国的舆论反应日趋负面，参见R.Remond,Les Etats-Unis devant l’opinion française 1815-1852(Paris,1962),pp.675,731,740,863。

[10] 关于1828年至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期中的情形，可参阅D.Potter,The Impending Struggle(New York,1976),p.244;D.W.Howe,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Chicago,1974)。

[11] A.J.H.Latham and L.Neal,“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ice and Wheat,1868-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6,2(1983),pp.260-75.

[12] C.Jones,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righton,1987);G.Jones,Merchants to Multinationals:British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Nine 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Oxford,2000);D.R.Sar Desai,Britis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1830-1914(New Delhi,1977).

[13] 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201980(London,1983),pp.90-91；关于大西洋（其区域被视为包括澳大利亚）的经济整合，可参阅K.H.O’Rourke and J.G.Williamson,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a Nine 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Cambridge,Mass.,1999)。

[14] Kenwood and Lougheed,International Economy,p.93.

[15] W.Schlote,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the 1930s(Oxford,1952),pp.156-8.

[16] 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1962),p.317.

[17] P.Bairoch,Victoires et déboires:Histoire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du xvi siècleànos jours(3 vols.,Paris,1997),vol.2,p.34.

[18] Ibid.,p.18.

[19] B.H.Sumner,A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London,1944),pp.356-7.

[20] Bairoch,Victoires et déboires,vol.1,p.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