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制的帝国？

两极时代的帝国建造，一直是去殖民化形之于外的另一面。两大帝国体系都想方设法遏制对方的扩张（真有其事的扩张或想象的扩张），稳定后殖民时期那些不稳定的广大区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事实上，稳定到头来只是个假象。相互敌对者在全球阵营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概率，或是达成一致后落实协议的概率比1914年前还要低。第一，联合国宪章白纸黑字写下的新主权准则，禁止采取公然控制领土的做法，两大对立超级强国的国家内部意识形态也坚持这一主张。第二，除了欧洲这个例外，世界上凡是还有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地区，美苏都不愿承认永久丧失该地区。在这点上，国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也是很坚定的。第三，帝国所留给后殖民世界的局面，完全谈不上是顺利的开端。继承国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纷争，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未能解决，使用政府权力积聚私人财富的现象频频出现，弱国难以抵御外来经济冲击的伤害——这些只是殖民地在自由后品尝到的部分苦果。它们大大提升了动荡的可能，大大增加了（不管是受邀而来，还是不请自来的）外来干预的操作空间。第四，两大超级强国即使已确立了各自帝国领域的边界，仍面临另一方无可化解的敌意。中国是超级强权政治游戏里特立独行的一员，或成为强权拉拢的对象，或与强权起争执。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转而拥抱市场经济，原本封闭的中国经济突然开始惊人增长，这在超级强国对峙的最后十年里，是一个新的重大变数。

而一旦苏联解体，结束了两极对峙，世界局势会有何变化？情势立即清楚表明，美国绝不会退回西半球奉行孤立主义。1945年后美国支配力与影响力的显著增长，不会逆转。冷战时代是美国扩张势力的时代。美国贸易与投资的庞大新规模，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特别是石油），使主导制定世界经济的规则在此时一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重要。空中武力、卫星科技、核武器促成的地缘战略革命，更有力地表明：美国安全是全球事务，而非半球事务。因此，美国对冷战结束的反应，乃是将冷战结束视为左右世界历史进程的元历史（metahistoric）的良机，而非卸下帝国重担的机会。 [1] 这是完成全球经济永久转型的时机（这种转型在20世纪70、80年代已在进行）。封闭的经济体应予以打开，政府垄断事业应予以打破，门户应强行打开，私人财产（特别是外国私人财产）应得到保障。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实现国际和平所提出的妙方，终于可以施行于全世界。政治歧异、民族主义的疤痕、阶级战争的伤口，乃至种族仇恨的恐怖，都将被自由经济贸易及其文化副产品构成的清流冲刷掉。因为市场经济将随之带来对民主化沛然莫之能御的需求。为了完成这项全球性任务，地缘战略自然成为首要考虑。任何国家都不得以武力破坏这任务成果，都不得有能力威胁其邻邦，不得有能力建造旨在排除这全球性经济及其自由文化的地区性“帝国”。美国于冷战结束时业已取得的巨大军事优势，这时必须用来维持全球均势。对于资深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来说，这道理再清楚不过。美国除了在欧亚地缘政治上扮演管理角色，别无选择。 [2]

几乎可想而知，这看来不受限制的美国野心，引来有褒有贬的反应。美国无须再讨好拉拢他国，不再需要冷战结盟的伙伴，且打赢了意识形态战争，正意气风发，因而看来可以随心所欲运用其经济、军事力量去对付任何反对者和所有反对意见。美利坚“帝国”这个字眼，过去只见于左派言论中，这时越来越常听到。全球性帝国（一国将其国内法强行加诸其他国家身上）与17世纪起在欧洲发展出来的悠久国际法传统格格不入。在那传统下，一再被强调的，乃是必须尊重国家的主权，在制定国际行为准则时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同意（19世纪时指的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同意）。 [3] 除了左派的不安，这时还多了许多后殖民国家的疑虑（担心在两极局势下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即将失去），以及更广大的抱怨——抱怨去殖民化文化（不再认为西方是“正常状态”的文化）的建构，在面对美国支持下的“全球化”时，根本不可能实现。

20世纪结束之际，这些忧心更为深切。因为，针对后冷战世界所轻率提出的种种假设，在这时候开始被戳破。情势显示，在中东、东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冷战时期的冲突和不稳定仍顽强存在。历史并未终结。就去殖民化的较广义角度来看，去殖民化仍未竟其功。美国的反应是更为直截了当地断言美国应以其力量确保已取得的进展，推动建构1989年后世界新秩序的大业。接下来的辩论，使美国是否是个帝国这个问题，或美国是否该拥抱帝国强权的角色这个问题，更清楚地摊在世人眼前。批评者所体察到的，乃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所抱持的两种根深蒂固的心态咄咄逼人的复苏。第一种是独断专行，不愿受他人所立规定束缚的心态。这种心态源自美国认定自己出身“特殊”：美国是在专制君主或欧洲贵族的封建余孽统治的世界里，以民主社会之姿诞生于世界舞台的国家。第二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心态：凡是对美国好的，对世界也好。以美国为准的民主体制、美国式市场经济、为大众消费所打造的商业文化，是财富与稳定的最稳当保障。拒绝采用它们，就是敌视进步与和平的表现。独断专行和放诸四海皆准这两种心态，是孤立主义强权身上的缺点。在世上唯一的超级强国里，它们成为帝国心态的主要成分。配合压迫外交或武装干涉，它们是通往“帝国”的康庄大道。在这“帝国”里，国外的持久战将颠覆国内的民主。 [4]

辩论美国是否该被视为帝国强权毫无意义，因为事实已摆在眼前。1990年后，美国成为世上唯一帝国。这个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帝国，拥有能强势干预几乎世上任何地区的工具，军力优势为任何对手所望尘莫及，经济规模是第二大经济大国的两倍以上。美国没有像过去的英国那样拥有殖民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能称霸全球，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殖民地），根本无关紧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官方意识形态、经济目标、政治方法上与一世纪的罗马大相径庭，但两者都统治帝国。两帝国的存在都是为了大规模地积聚国力；两帝国所采取的形式，反映了当时普遍的客观环境，而非对某种过时模式盲目固守。美国的帝国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在其存在于世（这点我们可以当作不言而喻的事），而在其（和过去所有帝国一样）可能遭受的限制（或未遭受的限制）。

美国的强大，可以从几方面的数据简略看出。2003年，美国拥有设于130个国家的700多座基地（和234座军用机场），这还不包括一些“临时”设施。有超过25万名军职人员，服务于分割管辖全球的海外地区性军事指挥部（例如太平洋军事指挥部、南方军事指挥部、中央军事指挥部之类）。靠着54艘核子攻击潜艇、12艘航空母舰、12艘直升机母舰和众多辅助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美国宰制海洋。在陆上的现代战争里，在太空，在空中，美国都拥有几乎所向披靡的优势。从经济来看，美国的富裕程度同样惊人。1999年，美国的总产值占了全球总产值的将近三分之一； [5] 而现在（200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五倍。作为大消费国和大生产国，作为规范全球贸易、金融的组织里拥有最大发言权的国家，作为全球许多大企业的总部所在，美国能行使庞大的“软实力”。第三，经济成就和美式民主的威望、魅力，联合创造出投射影响力而遍及全球的新据点。可用以奖励合作和友好的巨额财富，还有借由教育、移民群体和离散族群（离散族群最富裕的成员居住在美国）建造的社会网络，提供了将这些据点往更广、更深处推进的工具。因为美利坚帝国的建造（就如它之前的大英帝国），并非只靠政府和决策者。美国扩张的动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非官方和私人部门。

但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帝国”资产的价值已被高估，将会慢慢缩水，且很容易就被弃置。有位敏锐的观察家表示，美国的军力可轻易支配地球上的公共空间，但在人口稠密地区、大都市，以及不适宜使用机械化武器部队的地形中打起非正规战，美国却难免要吃瘪。在这些地方，人数多寡，还有可承受损失的程度，或许才是左右成败的关键因素。 [6] 支持友好政权或压制反抗行动，未来可能和越战时一样不易。军事挫败将削弱威望和士气，鼓励更进一步的抵抗。随着东亚、南亚成为全球最富生产力的地区，美国的经济力量可能遭遇类似的削弱。美元币值现已倚赖从日本、中国流入的储蓄来支撑，如果这些储蓄转向，美元币值将大伤。由于美国商业实践传遍全球，它们曾带给美国的竞争优势，这时其他先进经济体也普遍享有。 [7] 如今有个有力观点认为，美国虽然国力独步全球，却再也无法抗拒决定全球事务而倚赖共识的大量规则、规定、习俗、惯例（或无法在不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做此抗拒）。不吭声乖乖接受美国的流行文化，也不应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随着各地本土文化的守护精英开始担心美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反抗可能更快速蔓延（宗教激进主义的文化反抗最为鲜明）。随著称雄世界的代价提高，获益变少，美国纳税人可能开始受不了帝国的负担，而不再有心于维持美国独霸全球的地位。届时，改变的循环将再度开始。

理论上，这些因素可以修正单极世界的失衡，且可能真起了这种作用，但这难以确定。美国或许缺少在“低科技”而伤亡很高的“争端地区”打赢战争的手段，但美国可以找到愿意承担这类“肮脏战争”之成本（以换取奖赏）的盟邦。美国的工业或许失去了竞争力，美国的贸易赤字可能进一步升高，但在取代美元的货币出现那遥远的一天降临之前，靠着作为全球经济货币中枢的角色，还有美元币值和美国军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所会支付的庞大“租金”。第三，目前的情势还看不出，文化抵抗（以非常地方化的方式展开的文化抵抗除外）会对拥有大量媒体输出、教育经费和设备以及研究活动的美国“盎格鲁”文化的扩张，构成有力约束。21世纪初期，大部分证据表明是朝反方向发展。第四，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政治精英与美国合作的程度，必然会有起有落，但抵抗美国的影响力可能越来越难。国家（特别是弱国）的边界，会出现越来越多漏洞，跨国机构（不管是营利性公司还是非政府组织）在国家里的影响力，看来必然会增长。动员“民族主义”对抗外来压迫，可能变得更难。其他形式的抵抗既可能指向美国本身，同样可能指向美国的附属国和盟邦。而若没有另一个大“赞助者”来承诺给予国际支持，超越地方性的反抗运动，其成本可能高得离谱。第五，种种迹象显示将有新对手出现（一般认为会是中国），但那些国家因社会-政治变迁的内部压力，而中断其迈向超级强权之路，也同样可能发生。最后，美国国内反对美国背负帝国负担的可能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价的多寡。基于上面所有理由，可能性很难预测。

这不是说美国的霸权未遭到任何限制。但从几乎任何标准来看，美国的霸权都超越了我们从15世纪初以来所观察到的帝国所受的种种限制。那些将美国的“霸权”地位比作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霸权地位的人，显示了对两者历史惊人的无知。这一霸权地位将被用来提升世界安全，还是用来透过手法恶劣的干预加剧冲突，乃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凡是预测都说不准。一如过去任何世代，我们用猜测来建构计划，用猜测来面对未来。如果惊人快速的经济整合（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骤然放慢脚步或倒退，前面这一段将大体上毫无意义。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还有对未来的看法，都将再度改观。

[1] 对此最直白的表达可参见F.Fukuyama’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3)，这本书中的关键文章在1989年时就已出版。

[2] 参见Z.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lications(New York,1997)。之前的作家，尤其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理论影响力仍然在延续。

[3] 参见Martin Koskenniemi,The Gentle Civiliser of Nation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Cambridge,2002)。

[4] “反帝国”的一个代表作，可参见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2004)。

[5] 准确来说是29.5%，日本产值所占比例为14%，中国则为3.4%。参见B.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US 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1(2003),p.10,11,14。

[6] 这一核心论点也见诸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

[7] 参见V.De Grazia,Irresistible Empire: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Cambridge,Ma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