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帝国主义：从莫斯科大公国到俄国

因此，这时期欧洲人的主要成就，乃是更全面地发展欧洲-美洲海上经济。但欧洲的扩张有两个面向，一朝海洋，一朝内陆。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欧洲人最勇猛的陆上扩张，出现在俄国的边疆地带。

有关俄国在整个欧洲扩张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向来莫衷一是。对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史家，例如索洛维约夫或是克柳切夫斯基而言，整部俄国史，与俄国的殖民作为和俄国转型为与中欧或西欧最强国家平起平坐的大帝国的波澜壮阔过程，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在许多西欧观察家眼中，俄国似乎往往是个半开化的“亚洲”国家，薄薄的“西化”外表勉强掩住沙皇独裁统治的东方渊源，却完全掩盖不了乡村生活的落后。 [1] 在欧洲称雄世界的大业中，俄国已在更晚近时被委以一个含糊不清的重任。有部探讨“现代世界体系”根源的权威性著作认为，17、18世纪俄国由自治经济区转型为欧洲资本主义“准边陲地区”的一部分：成为欧洲“核心”地区称雄野心的合作伙伴、工具、受害者，最后（1917年后）又反抗欧洲“核心”地区的称雄野心。 [2] 将俄国称为“准边陲地区强权”，贴切地凸显了它按照西方路线所进行的局部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它自认与西方有别的始终未曾消失的心态，以及“西化派”、“现代化派”与“旧信徒”、斯拉夫派、民粹派（narodnik）之间的长久斗争。历史上，后一阵营屡屡痛斥俄国臣服于外来（西方）文化。但这样的说法同时也带来严重误解。俄国的“现代化”再怎么局部，俄国都一直是欧洲的权力舞台上的五六个强权之一（这样的说法或许在1700年后就成立了，在1762年后则肯定是成立的）。它成为继英国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帝国强权，还成为殖民主义大国。它的官方文化，表明俄罗斯人具有一种使命感，欲透过帝国扩张使落后民族文明开化，而且这种感觉与英国人及法国人一样强烈；然而英法两地也有异议运动反对侵略扩张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传播现代性的主张。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得以在19世纪成就其主宰欧亚世界的大业，帝制俄国无疑与西方诸海上强权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协助包围伊斯兰世界，削弱各大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结构，协助摧毁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古老世界体制。身为欧洲在亚洲扩张的陆上前锋，俄国在塑造1900年所确立的“现代世界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还有一个理由，让我们无法接受以下的世界史观：把俄国贬为次要角色，认为它既是欧洲“核心”诸巨头幕后操纵的资本主义巨兽的代理人，也是其受害者。任何时期的欧洲（甚至是“政治上的欧洲”，区别于势必要将奥斯曼人治下的巴尔干也纳入其中的“地理上的欧洲”）都不能简化为由资本主义“上层强权”与依附它们的“边陲国家”及“准边陲国家”所组成的阶层体系。过去的欧洲，几乎一直是个由文化相似的诸国组成的松散“联盟”，且经济实力只是影响那些国家彼此关系的几个重要变量之一。宗教归属、对王朝的忠诚、意识形态、族群凝聚力，以不可捉摸的方式和经济力量互动，使某些政治单位、文化单位幸存下来，让另一些政治单位、文化单位合并或消失。结果就是出现彼此差异明显的诸国林立的模式，而这些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不只源于欲成为“上层强权”或欲主宰“核心”的野心，还源于它们在王朝利益、宗教利益、战略利益、领土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上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很频繁）就会水火不容。历史一再表明，这种多元性太过根深蒂固，无人可以将其抹除，使欧洲成为同质的政体——就连天赋过人的拿破仑亦办不到。欧洲对欧洲以外世界的集体冲击，一再受到这种多元性的强力制约。最后，影响欧洲以外世界时间最长的一股欧洲内部冲突，或许是朝陆地发展的帝国主义大国与其朝海上发展的对手之间的冲突。因此，俄国不只塑造了欧洲称雄欧亚世界的过程，还在关键时刻，以关键的方式，颠覆了欧洲称霸世界的计划。

一旦承认欧洲的多元性，就必然不能接受以下的论点：俄国是自成一格、与众不同、与欧洲文明大相径庭的文明（一如某些欧洲人和俄罗斯人一直以来所深信的），因此“真正的”欧洲乃是意大利北部、法国、德国西部、低地国家、英国：某种最初的欧洲共同体。事实上，中世纪晚期的俄国已和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一样，是基督教欧洲的文化版图里重要的一省。16世纪的俄国和西班牙一样，致力于大规模的殖民行动。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者和西班牙君王一样，汲汲于保住征服来的土地，以让个人、王朝在竞争舞台上取得优势。但两者间有重大差异。俄国的宗教特色和俄国东正教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使得西班牙与天主教欧洲其他地方联结并相互影响的有力渠道，在俄国几乎毫无作用：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理念才成为俄国境内主要的文化力量之一。 [3] 其次，西班牙因殖民行为赚进巨大财富，有助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实现其野心，俄国的殖民行为则未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但商业上的孤立，不代表俄国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下游所获得的殖民利益，不易为欧洲海上列强所掠夺或渗入。商业上的孤立，还使沙皇更易于掌控帝国的商业利润和领土扩张成果。文化上、商业上的相对孤立，使个人在俄国的扩张事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俄国在17、18世纪的扩张规模，令人瞠目结舌。根据某项计算，俄国的土地面积，从1600年的约545万平方公里，扩增为一个世纪后的约1528万平方公里。 [4] 俄国的毛皮贸易商在1600年时已在乌拉尔山以东牢牢立足，到了1620年已掌控叶尼塞河流域诸河道和河与河之间的陆上运输路线，再十年后抵达勒拿河。1639年，俄国先头部队抵达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 [5] 与此同时，其他商人抵达贝加尔湖（1643年“发现”）以东地区，1643年抵达大河黑龙江。黑龙江流经中国东北注入大海，俄罗斯人抵达黑龙江时，正值清朝取代明朝。俄罗斯人花了40年时间，势力就笼罩北亚，但那只是个脆弱的贸易路线网。即使在西伯利亚西部，俄国占领的地方也局限于北方森林，大草原仍是吉尔吉斯游牧民的天下。移民需要从俄国取得粮食，困居在要塞里，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直到17世纪60年代，俄国加强军事掌控，使俄罗斯人得以渐渐殖民开阔平原，情形才改观。 [6] 尽管如此，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男丁到1760年时仍然只有约40万。南方的情况类似：俄国地主和其农奴，从废弃或地力耗竭的土地往东迁移，慢慢占领开阔的大草原。1725年奥伦堡（Orenburg）建立，这一武装殖民过程从此进入关键阶段。随着一连串防御性的利姆（lime，动用大批人力建成，筑有防御工事的屏障）阻断游牧民贸易、袭掠的路线，大草原上的旧社会逐渐受到了行动上的限制。 [7] 即使如此，在俄罗斯人这一边，通信不良和男丁短缺，仍使乡村拓殖进程十分缓慢。在俄国的中亚边境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长久以来似乎和18世纪50年代之前的北美大陆一样缓慢。

对彼得大帝（1672—1725年）和其后的几位沙皇而言，俄国一大战略难题是如何对付西方和南方人口稀疏的乌克兰。1598年至1613年，俄国陷入“动乱时期”，强大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曾威胁包围并剿灭莫斯科大公国。1613年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面临波兰的陆上对抗，还有产铜王国瑞典的新威胁——这时瑞典正致力于打造广大的波罗的海帝国。一如波兰人，新兴的瑞典强权扬言要将莫斯科大公国辖下的俄罗斯人逐出欧洲，摧毁其“重新统一”俄罗斯民族的雄心，抓住机会与不满俄罗斯人统治的哥萨克人结盟，连根拔除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势力。彼得的伟大成就，在于打破瑞典这一帝国主义企图。他占领肥沃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地区，为新帝都圣彼得堡（他于1716年迁都至此），取得重要谷仓和外围防御纵深。北方战争结束时，俄国、瑞典签订《尼斯塔特和约》（1721年），俄国从此跻身欧洲大国之列，瑞典、波兰从此不再对俄国构成严重威胁。彼得本人扬弃“莫斯科大公国”这个旧称呼，改用“俄罗斯帝国”这个更堂皇的头衔。他在其所成立的参议院演说时，宣称俄国“已加入政治国家的大家庭”。 [8]

在乌克兰取得的胜利，对俄国的东扩特别关键。1654年签订《佩列雅斯拉夫协定》之后，沙皇与乌克兰境内享有自治权的“哥萨克首领辖地”（Hetmanate）享有特殊关系。哥萨克首领辖地的成立，代表波兰控制下属于半殖民地的乌克兰境内，有一部分地区不受波兰掌控。在哥萨克首领辖地内，新兴的地主阶级（starshyna），担心波兰人进一步扩张和南方哥萨克边境的动乱恶化，于是求助于俄国，把俄国视为最有可能稳定社会秩序的救星。 [9] 在精英分裂的情况下，乌克兰诸领袖，例如富有领袖魅力的哥萨克人首领马泽帕（Hetman Mazeppa），欲借由和奥斯曼人、波兰人或瑞典人结盟以确保自主地位，这种举动注定是危险的。彼得大帝对马泽帕取得压倒性大胜，1709年则在波尔塔瓦之役（Battle of Poltava）中让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负伤，标志着彼得大帝将乌克兰东部有效并入帝国版图，从而替俄国取得可供贵族殖民的新土地，以及（在哥萨克人里）取得宝贵的作战人力库。取得乌克兰还替俄国打开了通往黑海的道路，在俄国建立欧亚帝国的过程中，这一阶段或许就相当于英国在1757年后征服孟加拉的阶段。

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这时已在欧洲东翼打造出强有力的领土扩张引擎（哲学家莱布尼茨以不安口吻称之为“北方突厥人”），是什么力量促成这一帝国的诞生？俄国的扩张受罗曼诺夫王朝沙皇的恐惧和野心所驱动，沙皇巧妙利用东正教会和为中央提供服务以保住地位的贵族阶层对敌人入侵、社会混乱的忧惧，实现其霸业。1650年后，沙皇政权强化其对教会与贵族的掌控，废除东正教牧首的辖区。仿欧洲军队打造的新常备军和彼得大帝推出的“官阶表”（贵族地位与军官、文官等级之间的关系，因这“官阶表”而正式定型），强调君王的权力和权利。领土扩张与经济增长，顺利统归中央掌控。借由承诺征服新地区后赐予土地，还有其他措施，沙皇确保了贵族的顺服。赐予的土地成为许多贵族的财富来源，却也成为俄国辖下乌克兰境内哥萨克人持续不满的原因之一。透过官方商人（gosti），沙皇控制、剥削对内、对外贸易中有利可图的部分（包括盐的买卖）。彼得大帝还建立官方工厂和兵工厂供应军需。 [10] 最后，取得新领土，扩增了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彼得大帝的税收得以增加两倍，而将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纳入治下的俄国，生产力增加了几乎一倍。 [11] 因此，就像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行动，俄罗斯人以战养战，靠着征服得来的意外收益，来支撑进一步的扩张。

即使如此，这也只是答案的一部分。17世纪俄国对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思想影响，也有迅速回应。彼得暗地里赴荷兰参观了几趟造船厂，但他之前的几位沙皇，就热衷于采用欧洲几个更大君主国的治理方法和外交方法。俄国的统治者和神职人员，吸取中欧巴洛克艺术和建筑的理念，根据本地传统予以改造，创造出新式巴洛克风格。 [12] 东正教会对天主教势力的忧心，也使希腊、拜占庭的文化遗产重新得到关注，并催生出规矩更复杂、更严格的礼拜形式。东正教会与“旧信徒”的分裂，就是17世纪50、60年代“俄国宗教改革”引发的。这些改变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使新兴的俄罗斯帝国（有别于原来的莫斯科大公国），拥有了文化威望、文学资源、深奥的意识形态，使爱沙尼亚的日耳曼贵族、乌克兰的半波兰化贵族和俄国本身的贵族忠贞不贰。另一条道路——退回俄国传统的原始社群、传统礼拜（“旧信徒”所标榜的作风）之路——则与领土扩张、吸收其他文化、追求跻身欧洲大国之列的作为（这时已得到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背道而驰。最后，一如前几任沙皇，彼得大帝了解他政权的存续，有赖于欧洲国际体系一员的身份和利用这身份取得的外交助力；他与丹麦结盟对付瑞典，就是取得外交助力的一例。若被波兰或瑞典逐出“政治上的欧洲”，后果将不堪设想。出于这样的忧心，他才迫不及待引进西欧的治理方法、技术，甚至衣着，以在与欧洲邻邦的地缘政治生存竞争中占上风。1698年赴欧洲观摩之后，他下令禁止蓄胡，并亲自剪掉他麾下几位大贵族的胡子。俄国的传统衣着（宽松袍服“kaftan”）也遭禁止，“日耳曼式衣着”则广受推行。彼得在游历欧洲期间见到露肩连衣裙，大为欣赏，回来后命宫中妇女跟进，但女人将牙齿涂黑的古老习俗，似乎比保守端庄的旧式妇女穿着更晚才式微。就连死时，彼得大帝都不忘指明国家该走的路。他身穿鲜红色大衣，穿着带马刺的靴子，佩着勋章和剑，躺在棺木里，以西方礼仪举办葬礼。

彼得大帝具有组织才能，深富谋略；但他能成功，也得益于波兰政治制度紊乱，瑞典国力在约1700年时耗竭，奥斯曼人在关键时刻不愿出手对付他。 [13] 事实上，俄国扩张背后的动力，不在于哪个单一因素，而在于1613年后的100年里种种有利因素的结合：社会体制得到巩固——那社会体制的残暴惩罚反映了“武装兵营”（armed camp）心态； [14] 能接纳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创新；俄国作为欧洲与中东之间的货物集散地，从中获利； [15] 俄国开阔的陆上边疆地区，有助于进一步扩张和专制政权的兴起；俄国在“大草原外交舞台”上扮演了中枢角色；拜地缘战略之利所赐，1710年后其欧洲对手无一能进入黑海北方的整个欧亚地区。在此，俄罗斯人在西方海上强权的扩张模式之外，打造了另一种欧洲扩张模式。

[1] 参见J.Stoye,Marsigli’s Europe(London,1994)。

[2] 参见W.C.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New York,1992)。

[3] T.Smollett,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1748;Everyman edn,London,1927),第34章，p.191。

[4] G.W.Forrest,The Life of Lord Clive(2 vols.,London,1918),vol.1,pp.26-30.

[5] A.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 1640-1990(Oxford,1994),pp.78-81.

[6] 关于西班牙“体系”，可参阅R.A.Stradling,Europe and the Decline of Spain(London,1981)。

[7] Anderson,Austrian Succession,p.58.

[8] W.Goetzmann,New Lands,New Men: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Discovery(pbk edn,London,1987),pp.62-4.

[9] J.Tully,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Locke in Contexts(Cambridge,1993),第5章。

[10] 参见J.Harrison and P.Laslett,The Library of John Locke(Oxford,1965)。

[11] Dermigny,La Chine,vol.1,pp.19-22.

[12] Montesquieu,Lettres persanes(1721),第121号书信。

[13] 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1748;英译本，New York,1949),vol.1,pp.301-4。

[14] Ibid.,p.368.

[15] 引自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London,2004),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