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及其分治的地缘政治

1880年后欧洲入侵势力的持续扩大，乃是全世界的现象。但说到欧洲帝国主义扩张最迅速或是最彻底的地方，则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莫属。此前欧洲人对这块“黑暗大陆”内陆的占领脚步要缓慢得多。因此，这一时期的非洲历史才如此令史学家着迷。欧洲人在19世纪80年代对非洲大陆的“争夺”“瓜分”“征服”，在一个多世纪后仍然能引起人们激烈的情绪反应和争论。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冒犯了当代人关于种族公义的理念，另一个原因则在于非洲在后殖民时期的处境，使其殖民历史比起其他较幸运的地区，显得更加真实残酷。欧洲占领非洲的过程与暴力，也促使人们将之视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典型”例子。事实上，欧洲人在非洲热带地区的扩张，比起他们在拉丁美洲、中国推行的商业帝国主义，在北美、澳大利亚推行的殖民帝国主义，以及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的帝国主义统治，并无特殊之处。相较于帝国主义势力在欧亚世界广大地区的争夺，非洲的局势不过是这一时期的插曲。但非洲的确比其他地方更能让我们看清楚1870年后欧洲称霸世界的部分地缘政治优势。这也能促使我们去思索，在欧洲人有意愿且有能力瓦解其他社会时，为何非洲诸社会比亚洲大部分社会更难抵御这外来的瓦解力量。

什么因素驱使欧洲人突然大举深入非洲？根源在于欧洲人将进入其他地方的方式，渐渐用于这最棘手的大陆。非洲沿岸精英阶层及其内陆盟友，竭力试图保住自己在商业腹地的垄断地位，而欧洲商人凭借了汽轮和铁路这两种攻坚利器，才得以打破他们的垄断。在非洲西部、东部、南部，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正在谋划进一步深入内陆。而有此野心的不只是欧洲人。埃及人（在今苏丹南部）和桑给巴尔人（在大湖区），也希望打造出新商业帝国。这些人之所以会觉得其冒险计划切实可行（且有利可图），不只是因为出现了便捷的新运输技术，还有其他三个因素。第一是环绕非洲海岸的商业“干道”日益繁荣，降低了非洲贸易与全球主要贸易路线的连接成本，这在东非尤其明显——苏伊士运河和欧亚地区之间繁忙的交通，使印度洋和东非海岸的商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1] 这一要素也同样适用于非洲西部和南部。第二则是现金的供应。19世纪70年代时，欧洲（特别是伦敦）金融机构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比过去更容易募集到资金，前往未知地区进行投机活动。“海外投资”成为欧洲资产阶级日益牢固的理财习惯，吸引着更多人参与其中。“宣传营销”的不实手法（商业宣传、公司营销、内线交易）大行其道，肆无忌惮地吹嘘近乎天方夜谭的发财之道，把贪婪与无知之人耍得团团转。第三，这些发财梦能让人深信不疑，乃是因为非洲部分地区的确有珍贵矿物。19世纪70年代，南非境内已发现钻石和黄金，为19世纪80年代的淘金热揭开序幕。这吸引了大笔投机资本流入往北寻找黄金的活动中。塞西尔·罗得斯及其友人以新商业集团戴比尔斯控制了金伯利的钻石矿场后，便将其利润投入至大规模的远征活动中，使今日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成为庞大的私人帝国，以及“不列颠南非公司”的产业。 [2] 英国国内许多人都热衷于购买罗得斯大企业的股份，成为其股东。

但这还不是全部结果。欧洲的扩张，如果是透过民间利益团体（有些是商业团体，有些是慈善团体）的逐步入侵，透过官员、军人在既有殖民区边缘积极追求个人功业的作为，势力范围和管辖范围的扩大会很缓慢，那将是个毫无章法的过程。受挫的进攻、激烈的商业对立、冒险事业的破产、反抗行为、边境战争，会拖慢欧洲人的占领脚步，会使这征服过程比征服北美慢得多；更何况欧洲移入非洲的人数，比移入北美的人数少得多。但这并非欧洲人争夺非洲的模式。这过程格外迅速，而且（从地图学的层面来讲）出奇地全面。尤其重要的是，欧洲诸国政府积极介入那过程——即使只是同意瓜分条件并接下统治的职责。殖民地的欧洲人在当地的活动，一下子被卷入大规模的外交协议，何以致之？

原因主要在于他地发生之事所引发的连锁效应。19世纪70年代，欧亚世界有几个欧洲以外的大国陷入危机，其中又以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危机最为深重（该帝国的财政困境前面已提过）。1875年至1881年，该帝国动荡不安，政府破产，国家遭入侵，在接下来的和会中被迫割地。有几年的时间，该帝国本身的存续都遭到怀疑。该帝国1875年的破产，连带拖垮其名义上的属地埃及。在此之前，锐意革新的埃及王朝，以苏伊士运河这个浩大工程（19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为核心，以几乎不顾后果的冲刺速度，致力于将国家现代化。开罗的统治者为此向欧洲大举借贷。但随着19世纪70年代中段埃及税收下滑，收益减少的欧洲人不愿再借款给埃及。没有了新资金的流入，开罗政府也越发无力清偿债务。 [3]

埃及赫迪夫伊斯玛仪不敢拖欠欧洲人的债务。他可能是担心债权人的政府会出面干涉，但他也急于重启关乎王朝存亡的现代化工程。因此，他同意指派两名欧洲监察人监管他的财政，直到埃及能够清偿债务为止。这是风险很大的试验，这必然会激怒那些利益将因此受损的人，也会引来埃及官僚们的激烈反弹，使赫迪夫的威信受损，并且会使这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的学术研究中心就在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暨大学）的人民产生怀疑，认为这是异教徒的篡权阴谋。几乎可想而知，那两位监察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改革”无人理睬。他们向本国政府告状，促使英、法两国政府要求埃及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即所谓的“双重控制”，而英、法两国对这制度的监控将更为严密。但这一举动催化了民间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和埃及赫迪夫专制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双重控制”体制试图裁军，却在1881年引发起义，带头者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军官，上校阿拉比（Arabi）。

此时的伦敦和巴黎均陷入窘境，更别提赫迪夫伊斯玛仪。他不得不指派阿拉比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但很显然，阿拉比唯有反抗统治者，打破“双重控制”体制，才能继续得到追随者的支持。身处埃及的英、法人士，以及欧洲记者们耸人听闻的报道，都给英、法两国内阁带来了压力：光是《泰晤士报》就有将近700篇文章报道1881年至1882年的这场埃及“危机”——阿拉比将会组建起一个狂热的政权，外国资产将会泡汤，借款将永远收不回来，占人口少数的基督徒会受到迫害（甚至更糟）。伦敦的内阁官员们还有另外两方面的顾虑：首先，虽然没什么证据显示苏伊士运河受到直接威胁，但假设印度再次发生起义（人们对第一次反英起义记忆犹新），该运河将是英国派兵前往印度镇压的主要路径，因而其战略价值无可估量。其次，视宗教激进主义为英属印度政权最大威胁的英国治印官员，不能容忍在通往印度的干道上出现反抗欧洲势力的运动，挑战他们至高无上的威信。那将会点燃导火线，引发规模更大的战火。 [4]

政治、财政、战略等方面的种种舆论压力交织在一起，迫使英国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了轰炸亚历山大（以威吓阿拉比）的拙劣办法，他们随后又在1882年9月大举入侵埃及（而法国决定不参与其中）。阿拉比落败，被迫流亡国外。埃及赫迪夫的威权得到确立，但也受到限制。英国在埃及政府里安插本国顾问。在英国的授意下，埃及起草了新宪法。局势一稳定，出身银行家族的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即在1883年前来埃及监督英军撤离。但19世纪80年代结束时，英国人已决定无限期居留，而巴林本人更是留居了24年。埃及已成为“未明言的保护国”，英国人声称他们只是暂时占领埃及，他们在此只是为埃及政府提供施政建议，但实际上，他们凭借开罗的驻军及其在地中海东部的海军力量，牢牢地控制了埃及。

对英国政府而言，陷身埃及可能惹祸上身，应该能免就免——英国拖了好久才决定留下的主要原因便在于此。其他强权强烈不满英国夺取奥斯曼帝国这个大省（埃及的法定地位）的方式。若埃及问题使英国陷入孤立，英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可能连带遭受重大损害。早早撤离也不是简便的解决办法。英国人需要有权处理埃及债务的欧洲列强主动同意。若不迅速改革财政，埃及的危机会恶化。伦敦将面临难堪的两难境地：要放弃埃及（和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还是不顾诸大国的不满，强化对埃及的掌控。为免陷入即将发生的“受缚于埃及”（语出《圣经·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受缚于埃及，后由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故事）的困境，英国人采取安抚策略，在（对自己）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主动让步。在非洲西部、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在其默认取得非正式霸权的地方，英国同意了法国、（特别是）德国的利益要求。英国还同意以一组新规则来决定领土主张出现争议时领土的分配。1885年的柏林会议（举行地点至关重要），事先敲定以“有效占领”作为权利裁定的主要标准。为降低商业冲突的发生概率，尼日尔河、刚果河两流域变为自由贸易区。 [5]

这场非洲的“交易”足以减少针对埃及的外交纷争，分化批评英国的阵营，但在1904年英国通过承认法国支配摩洛哥而成功收买法国之前，占领埃及一直是让英国难堪的一个麻烦。完成这交易的诸国似乎认为情势不大可能会有激烈变动，特别是在非洲。它们大有可能认为，借由确立“有效占领”原则，它们将无限期拖延欧洲人往非洲内陆的正式扩张。事实上，这原则反倒成为瓜分非洲大陆的起点，原因与欧洲诸国政府刻意实行的任何政策都关系不大。若非当地已有决意建造帝国者，决心不顾远处的宗主意见，也要追求个人名利或升迁，这场瓜分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唯一的大例外，乃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在1884年至1885年间，说服诸强权同意了他的刚果自由邦对刚果河流域的领土主张（或许是因为这样做该地就没有领土争议了），但即使如此，这刚果自由邦仍是他个人所有的私人帝国，而非属于比利时政府。在非洲其他地方，“柏林规则”则成为促使欧洲冒险家争取母国政府支持其领土野心的公开诱因。他们的算盘很简单：一旦把其他欧洲人赶走，他们就更容易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非洲社群身上，进而掌控他们所觊觎的土地、人力、贸易。真正令人意想不到的，乃是他们游说母国政府同意他们的领土主张时，竟出奇的顺利。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00年前后，这场“争夺”（scramble，这说法似乎是1884年9月被《泰晤士报》创造出来的）进行得非常迅猛。指挥官路易·阿希纳尔（Louis Archinard）所率领的一群法国海军军官和他们的黑人士兵，一路打败或吞并阻挡他们扩张的任何非洲国家，在西非的沙漠与森林之间的一片广大地区创立一处军事领地。 [6] 这群人称“苏丹军官”的军阀无视巴黎的愤怒指责，在开展征服行动时总是先斩后奏。 [7] 他们称政治人物的批评带有私人利害考虑。大众媒体报道他们的英勇行为，报道阁员在派系林立的参众两院的软弱表现，使他们免于被召回及羞辱。与此同时，在尼日尔河下游地区，军人出身的强悍英国生意人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已把一摇摇欲坠的家族商行改造成新式企业。随着汽轮问世而出现的激烈竞争，还有西非主要出口品棕榈油价格的暴跌（19世纪80年代后半段降了三分之一），掌控供货来源已成为存续的关键。 [8] 经过锲而不舍的游说，戈尔迪终于在1886年赢得伦敦政府的皇家特许权——实际上是允许他对其公司贸易业务所在的今尼日利亚南部部分地区，行使最低限度行政控制的特许权。但戈尔迪将其“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打造为地区性强权，拥有私人军队和从英格兰运来的轻型火炮。 [9] 从此他可以向与他竞争的非洲商人课税，形同垄断该地区经济命脉所系的棕榈油贸易。不久后，该公司的军队在另一位去过非洲许多地方的退役军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的统领下，开始与今尼日利亚西北部地区的“苏丹军官”一较高下。

在西非，欧洲入侵者集结的军力刚好足够他们从沿海挺进内陆，击败当地对手（有时是在极惊险的情况下打赢的）。戈尔迪曾提醒他麾下的军官，他们碰上的非洲对手极善于在作战时用火，只要让对方有机可乘，就难逃被烧死的命运。 [10] 面对3万人的非洲军队，“我们全靠12磅和9磅炮弹，才免遭歼灭”，几星期后他向伦敦如此回报。 [11] 在东非（1870年前是与外界更为隔绝的地区），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抵达该地区变得更为容易，成本也更低，而就在此时，桑给巴尔苏丹国（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王朝）陷入政治危机，给了欧洲人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大卫·利文斯通（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传教士圣徒）广泛刊行的个人游记和他更广为人知的死讯，使人道主义者开始关注东非奴隶买卖和从事这种买卖的阿拉伯商人。这时候，桑给巴尔苏丹已被迫明令禁止奴隶买卖。有人怀着强烈的愿望，特别是苏格兰人，欲将“基督教、商业、文明”（他的著名座右铭）带到利文斯通最后踏足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乌干达和马拉维，以纪念他的贡献。有家公司在以孟买为大本营的生意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的主导下成立，并透过游说在1888年成功取得特许权。但桑给巴尔苏丹的大权日益衰落，已促使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之类的德国商人争取到了俾斯麦对“保护区”构想的支持（英国在1884年至1885年就已经接受这种构想）。麦金农的公司试图在穆斯林与基督徒爆发内战的乌干达赚到钱，却未能如愿。经过更为大力的游说，加上英国政府担心桑给巴尔的“帝国”被德国人和法国人抢走，英国政府于1895年宣布两个辽阔的保护国（涵盖今乌干达和肯尼亚）为英国领土。东非就此遭到瓜分。

在非洲南部、中部，争夺行动大多出自两个拥有无穷扩张野心的巨头之手。在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一群实行寡头统治的半薪军官（大部分是比利时人）和流浪者，开始替他治理和西欧一样大的广大地区。为了替自己的政权打造正派形象，利奥波德曾想雇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另一位名人，外号“中国通”而深具福音传播热情的查尔斯·戈登为总督；但戈登拒绝了，转而选择前往喀土穆。但毫无章法之利奥波德“政府”的真正目的，乃是逼迫人民从事收集象牙、采集橡胶的工作（两者都是利润极大的商品）。这个政权以骇人的残酷手段施行统治，造成种族灭绝般的后果（可能有1000万名刚果人直接、间接死于其统治之下）。 [12] 20多年后，这个利奥波德的私人领地，才因其残酷统治引发的公愤而不得不改组为比利时政府辖下的殖民地。 [13]

塞西尔·罗得斯的野心则更大，但手段没这么残酷。罗得斯非常乐于用金钱换取影响力（他的公司董事会吸纳了不少手头拮据的贵族），也乐于欺骗投资人，以及用残酷的武力手段对付任何反抗他的非洲社群。他的公司在今日的津巴布韦境内与恩德比利人（Ndebele）及绍纳人（Shona）作战，为他和他的追随者夺取非洲土地（今日津巴布韦许多地方就以这种方式首度遭瓜分）。 [14] 但罗得斯的目标不只是夺取土地或致富。他决意将南部非洲几乎全境统一为名叫“英属南非”的单一大国。这不只是为了确立英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因为罗得斯所向往的，乃是将当地英裔以及亲英的白人移民纳入掌控，把整个非洲南部打造成类似加拿大或（他极为向往的伟大典范）美国的“白人国家”。但没有伦敦的协助，罗得斯终究缺乏让当地的对手（拥有资源并决心为其自由而战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接受他计划的实力。

“争夺”非洲的惊人历程，引发了人们一连串的质疑。首先，为何欧洲人深信他们有权提出抢夺非洲所该依循的规则？毕竟他们并未针对中东、中国或拉丁美洲制订类似的计划。答案有很大一部分在于他们对非洲诸国和诸文化的敌视。他们对非洲内陆所知甚少，而他们了解的部分，大多也只是反映了传教士、探险家和已在该地闯出一番名堂而看法不尽可靠的生意人的自私偏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旅行家笔下有关“黑暗大陆”的所谓事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酒醉糊涂、药物（为防生病而一次服下的多种药物）作怪、满脑子追求名利的情况下虚构出来的。 [15] 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没有哪个非洲统治者（除了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可能是例外）能行使完整的主权功能。他们普遍认为非洲内陆国家是混乱野蛮的国度，奴隶买卖盛行，文明落后。在“柏林规则”下，瓜分非洲的欧洲列强被认为应压制既有的政权，扶植新政权。但这无法解释欧洲诸国政府为何愿意让边远地区的商人和军人牵着鼻子走，把它们通常基于（某种）风险或成本考虑而不愿承担的重任揽在身上。

原因可从三方面来说。第一，边远地区的利益集团深谙如何通过国内支持者来游说政府。他们懂得如何利用爱国情操和商业贪婪，还有宗教情感与人道情怀。他们抓住物价下跌时期（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止跌）经济焦虑的命门，把大众报纸（例如拥有百万读者的《小日报》）这种新宣传工具的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16] 有关非洲的信息通常掌控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对事态的陈述往往难以反驳。罗得斯这样的呼风唤雨者除了享有上述种种优势，还拥有能让人才和权贵为己所用的非凡本事，而拉拢办法往往是赠以他公司的丰厚股份。第二个因素与财政有关。边远地区利益集团的扩张若会加重财政负担，再怎么高明的游说，恐怕都无法让母国政府同意拿钱出来资助。这扩张若意味着要花掉大笔纳税人的钱，其好处恐怕会受到质疑，政治人物恐怕会比较谨慎，争议恐怕会更大。但事实上，占领非洲的开销低得惊人——大众对此的热衷在19世纪90年代未减反增，这是原因之一。利奥波德、罗得斯的私人帝国，都未花费纳税人的钱。“苏丹军官”征服西非，带给法国大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此付出的代价则只相当于500万英镑。 [17] 第三，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上，情形也差不多。政治人物就殖民地领土归属问题而争论时，常叫嚣要出兵解决争端，但大家心知肚明，没人会为此冒险引发欧洲战争。就连长久以来欲将英国人逐出埃及的法国，都想过以外交途径解决此事：在国际会议上争取到德国的支持来“解决”埃及问题。 [18] 这条路行不通之后，法国派远征军赴尼罗河上游，在1898年末，该远征军在法绍达（Fashoda）与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的军队相遇，结果只冒出些许硝烟味，法军就自己认输撤走了。 [19]

后面两个论点都需要进一步检视。占领非洲内陆，为何只耗费如此低的成本？非洲当地的统治者为何未让欧洲人付出较高的代价，就让出独立地位？概括而论失之武断，而且我们对前殖民时期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仍所知不多，但史学界大体同意一个重要事实：在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几乎每个地方都人力不足，而留下大片无人居住或无人使用的土地。这可能肇因于出奇恶劣的环境、奴隶贸易的冲击、疾病的摧残，这造成的结果至关重要。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建造国家格外艰难。让勉强接受统治的子民缴税或尽义务，已经在哪里都相当难了；而在只需离开、找个小聚落栖身，就能反抗国家统治的地方，负面因素就更多了。在某些特别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地方（例如西非部分地区），统治者可以牢牢掌控贸易，但除此之外，非洲的国家以欧亚世界的标准来看，都很弱小。它们的地理位置不佳，无法从国际贸易的增长中得利；它们之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钱购买现代武器，或养一支兵力强大到足以击退欧洲人持续攻击的部队。或许最糟糕的，乃是普遍缺乏较大范围的政治统一或文化统一，使非洲当地的统治者都摆脱不了一个难以察觉的罩门：在几乎每一场对抗中，欧洲入侵者都很容易找到当地人襄助。在后来成为法属西非的地方，“苏丹军官”用一支黑人部队打下他们的战士国，而那些黑人的薪饷以奴隶支付，这就是那场征服行动花费如此低的原因所在。在英属东非，马赛族战士协助英国人征讨基库尤族（Kikuyu）和恩布族（Embu），而以所掳获牛只的一部分作为报酬。 [20] 对非洲当地统治者而言，最有可能实现的前景乃是保有某种地方自治地位。如果他们能让子民和追随者继续效忠，且与他们的新欧洲“主子”达成尚可接受的协议，这一前景实现的概率就大为提高。在尼日利亚北部、西部，以及布干达（Buganda，今乌干达部分地区），前殖民时期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大有所成。

但欧洲列强为何如此不愿意为其非洲帝国兵戎相见？瓜分非洲的过程是平和的（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如此）。有剑拔弩张的外交折冲，有报纸上的愤怒陈词，有欧洲人在非洲争抢、挥舞拳头，但欧洲诸国之间并未开打。各宗主国政府其实有两方面的考虑。它们不想触怒势力庞大的殖民者游说团体，也不想面对殖民地领土纠纷时被指责为软弱。总是有政治人物想借由挥舞帝国大旗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有些政治人物则深信，若未在即将到来的全球瓜分过程中分到应有的一杯羹，国力就必然会衰落。但对欧洲所有政府而言，欧陆均势的维持，都是比任何殖民扩张行动更重要的问题。列强对欧洲的看法极为保守，认定如果发生危机，不值得为了保住非洲帝国而冒欧洲情势大乱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都认为从那大乱中得不到好处。它们愿意考虑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但前提必须是不危及自己国家在欧洲的安全。它们也认定，欧洲人在非洲的领土纠纷应尽可能在欧洲和平解决，而不应在当地动用武力。非洲局势的发展如其所愿，因为欧洲诸国外交官都认定，除了苏伊士和好望角（只有英国人愿意为之而战的地方），非洲各地与他们的利害关系都不大。费心调和不同游说团体间的分歧才是重要的。因此，欧洲人为瓜分美洲而兵戎相见，且时时扬言要在中东如此做，但在瓜分非洲时，他们却出奇地融洽。这带来两个重大影响：一是使非洲当地领袖利用欧洲诸国间的不和而渔翁得利的空间变小，因而快速沦为欧洲人的阶下囚，二是非洲各殖民地的疆界一旦划定，就可以不必防范任何欧洲敌人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争夺非洲一事，清楚表明了欧洲日益高涨的称霸全球的野心，还有欧洲为实现这野心能动用的所向披靡之实力。但这也是个悖论。第一，欧洲诸国政府对于将控制范围扩及非洲内陆兴致不大，是在游说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响应的。第二，一旦划定自己的地盘，只要能在名义上控制条约划归其所有的人民和土地，各国即心满意足。列强不觉得必须立刻赢得非洲当地人的效忠，或立刻着手打造殖民地人民的爱国精神。殖民国家仍是架构粗疏的政治体：由少数外国人施加低度的统治，极度倚赖当地“合作者”的支持，而那些“合作者”的滥权行为即使被发现，也罕能予以制止。第三，“文明开化使命”（争夺非洲时挥舞的意识形态大旗）显现奇怪的双重特性。它的心（在欧洲）或许强大，它在非洲的身体却始终软弱。全球殖民主义在非洲格外残酷，原因之一就是对统治义务存有这种不当回事的漠视。刚果或许是极端的例子，但有充分证据显示，欧洲人认为使用肢体暴力乃天经地义，且以自相矛盾的态度对待非洲人的财产，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是原因之一。但欧洲诸国政府同意让其非洲子民任由商业利益团体或殖民利益团体（主导瓜分的那些游说团体的后代）摆布，也是原因之一。在人口稀少的艰困环境里，若不以光明正大或卑劣的手段捕捉、控制非洲劳力，没有哪个企业能生存。因此，在使非洲如此轻易就被征服，继而如此轻易就被欧洲人恶劣的政权（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所成立的最恶劣政权的一部分）统治的诸多理由中，带有令人惊骇的对称性。

在这些规则所支配的瓜分时代，非洲某个地区出现了例外情况。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中，白人与白人兵戎相见，数万名白人（包括妇女和小孩）死于暴力、疾病或囚禁。白种男人摧毁其他白种男人的财产，烧掉他们的农场或抢走牲畜；黑人也被卷入这场白人战争，受到类似的伤害。 [21] 这场战争究竟为何而起？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历史中，南部非洲是个异数（且长久以来都是如此）。那是在19世纪末期之前许久，欧洲人就已建立永久殖民地的唯一地区。大约从1700年起，操荷兰语的农民（布尔人）就从好望角向北迁移，逐渐将沿途的非洲族群纳入其统治之下。他们的一系列“迁徙”活动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巅峰，占领了今日南非北半边的高原地区。1870年后，这股本土化的欧洲殖民势力受惠于新发现的矿物财富（先是钻石，继而是黄金），实力猛然大增。对1815年后就支配好望角地区的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使这落后地区摆脱连续不断又所费不赀之边境战争的绝佳机会。英国希望将南非打造成类似加拿大的地方：一个经济进步、抱持“英国”立场、效忠大英帝国的联邦自治领。届时英国贸易会兴盛起来，好望角将为英国的印度洋海上交通提供安全保障。这也是罗得斯想要达成的目标，而伦敦愿意支持他对今日津巴布韦、赞比亚的领土主张，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一位极敬佩罗得斯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说：“他已为一宏大帝国奠下基础。” [22] 但北部内陆地区自立门户的布尔人也有自己的想法。19世纪50年代起，他们一直享有几近完全独立的地位。19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人试图将德兰士瓦人摇摇欲坠的“共和国”纳入殖民地，未能得手；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兰德地区（Rand）金矿的收入剧增，一度破产的德兰士瓦渐渐成为整个南非最强大的国家。其强悍的总统、老边境战士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挫败了罗得斯的宏大计划，破坏了罗得斯的政变企图，即恶名昭彰的詹姆森袭击事件（Jameson Raid，1895年）。他展现出过人本事，成功分化了涌入兰德地区的移民社群（大部分是英国人），迟迟不同意英国人让那些移民拥有完整政治权利的要求。但1899年9月，他似乎在公开要求完全独立（例如有权与外国强权直接往来）时，触及英国的痛处。英国认为这可能推翻其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使外交威信和战略安全都连带严重受损。几个星期后战争爆发。将近三年后，战事停止，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两地的布尔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英国的子民，但白人仍统治整个南非的黑人。

[1] H.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23,4(1904),pp.421-37.

[2] The Times,15 Sept.1875，转引自N.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New York,1948),p.101。

[3]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893),reprinted in his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20).

[4] 相关信息可参阅B.Kidd,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London,1898)。

[5] 内藤湖南关于世界变小的文章发布于1888年。关于他的观点，可参阅J.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1984),pp.41,50。

[6] J.Bryce,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Peoples(Oxford,1902),pp.6-7.

[7] Ibid.,p.13.

[8] C.N.Pearson,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London,1893),pp.89-90.

[9] 参见J.Forbes Munro,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Sir William Mackin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I823-I893(Woodbridge,2003),第7章。

[10] 关于罗得斯的商业帝国，可参阅C.W.Newbury,The Diamond Ring(Oxford,1989)。

[11] 关于埃及的危机，可参阅R.E.Robinson and J.A.Gallagher,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London,1961),第4、5章；A.Scholch,“Egypt for the Egyptians”:The Socio-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1879-1882(London,1981);J.R.I.Cole,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Urabi Movement(Princeton,1993)。

[12] 一位前总督以及英国内阁大臣对此事的强硬表态，可参见B.Mallett,Thomas George,Earl of Northbrook:A Memoir(London,1908),pp.169-70。

[13] 对这场会议及其意义的深刻考察，可参阅J.-L.Vellut,Un centenaire 18851985:Les Relations Europe-Afrique au crible d’une commemoration(Leiden,1992)。

[14] M.Klein,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Cambridge,1998),pp.78-93.

[15] 参见A.S.Kanya-Forstner,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udan(Cambridge,1969)。

[16] J.F.Munro,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80-1960(London,1976),p.67.

[17] 关于戈尔迪的生平以及皇家尼日尔公司的相关信息，可参阅J.Flint,Sir George Goldie and the Making of Nigeria(London,1960);D.Wellesley,Sir George Goldie:A Memoir(London,1934)。

[18] 戈尔迪1897年1月1日的笔记，Rhodes House Library,Oxford,MSS Afr.S.88,Scarbrough MSS 4。

[19] 1897年2月6日戈尔迪写给皇家尼日尔公司董事会的信,ibid。

[20] 相关数据来源为A.Hochschild,King Leopold’s Ghost(London,1999),p.23。

[21] S.H.Nelson,Colonialism in the Congo Basin,1880-1940(Athens,O.,1994),pp.112-16.新政权仍然保留了各大特许公司对刚果的瓜分特权。

[22] D.Beach,War and Politics in Zimbabwe 1840-1900(Harare,1986);A.KeppelJones,Rhodes and Rhodesia:The White Conquest of Zimbabwe(Montreal,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