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

这场地缘政治革命有三大效应。由于“外围世界”诸地区被占领和殖民，这革命打破了欧洲扩张领土的障碍。北美内陆和南太平洋很快就会遭吞并，成为西北欧的人口延伸区，成为“新欧洲”。其次，在1803年（欧洲战争经历过最短的暂停后重启）之后的关键阶段，英国海军摧毁了将世界贸易划分为数个排他性集团的重商主义分区制度，其摧毁方法乃是打破该制度所倚赖的海上武力均势：西、法、荷三国的联合舰队。长距离贸易的固定成本和风险、商业垄断的理由（在过去以高成本的保护来合理化）、新入场竞争者遇到的障碍，都被移除。再次，1757年至1817年（马拉塔人势力遭打破时），南亚经数阶段所完成的大转变，带给英国意想不到的巨大收益。英国人掌控了印度最富裕地区孟加拉的收入和贸易，借此一举取得他们强行打开华南经济门户所需的杠杆。以印度作为航运、信贷基地，英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区性贸易，可以更轻易地和亚、欧间的长距离贸易挂钩。英国终于可以挑战东亚世界闭关自守的商业政策。

但若非欧洲诸国与欧亚其他地方的经济关系有更进一步的重大改变，这三项突出的进展，大概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收益。使欧洲与欧亚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商业交流无法进一步拓展的主要障碍，乃是双方贸易规模小得可怜。贸易几乎只限于奢侈品，而奢侈品量小且市场有限。根据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的估算，一年下来从亚洲进口的货物，几乎塞不满今日一艘集装箱船。这问题有一部分出在欧洲除了白银，几无可打动印度或中国顾客的货品可卖，因此来自印度的棉花和鸦片，才会让在广州购买茶叶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觉得如获至宝。欲撬开亚洲消费市场的大门，只有一个稳当办法，就是找出亚洲普遍需要的欧洲产品，并想方设法将那些产品销往各地。否则，贸易量与贸易额的增长，很快就会停滞：他们所打开的大门，有可能被更坚定的统治者关上，而来自印度的意外收益将很快被征服与统治的成本消耗掉。

这在实际层面所意味的，就是靠地缘政治而得以扩大并重整的欧洲对亚贸易，若要免于增长停滞，就得靠科技变革来增强动力。必须改革技术，欧洲生产者才能打破亚洲同业长久以来的竞争优势：亚洲手工业的生产成本低廉许多。如果不想让运输成本问题影响内陆诸地区的贸易并导致交易规模无法扩大，亚洲（和其他地方）的运输科技就必须有类似的改变。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不管是在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若要打破或“压制”当地统治者天生不愿和外人通商、不愿以大略平等的条件贸易的心态，欧洲人就得找到办法，以合理的成本将势力延伸至极远处。由于在这之前，欧洲人相较于欧亚其他国家（或非洲国家），并未享有明显的军事优势（除了在大海上），因此这也表明需要科技方面的解决之道。

当然，我们知道欧洲人找到了这些“解决之道”，但他们并非同时找到的，且这些解决之道并非到处都管用。关于欧洲-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发展过程，和欧亚其他大部分地方及非洲的经济发展过程，两者之间何时开始出现那个已被简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现象，史学家莫衷一是（更别提那现象是如何开始的）；但显然约在1800年即已开始。 [1] 在接下来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得天独厚的地区除外），在某些情况中，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更久。乍看之下，原因在于只有欧洲能将其经济工业化，使产出大增，远超过前工业时代经济体或非工业经济体所能达到的增产程度。欧洲在机械化生产上达成初步创新后，又在这方面不断精益求精，并善加利用此精进成果，借此加快技术更新的脚步，逐渐拉大与非工业化竞争国在生产效率上的差距，从而使欧洲变得比世界其他地方富裕许多。这些工业上的新科技，还带给欧洲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益处，从而更进一步拉大两者间的贫富差距。它们（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科技手段，使欧洲得以将原本看来不可能宰制的地方纳入欧洲的宰制，并以在前工业时代无法想象的规模达成这些宰制。武器的进步（连发枪、机枪、长程火炮、蒸汽战舰），扩大了攻击半径，大大增强了欧洲海陆军或由欧洲人领导的海陆军的威力。机械化的海上、陆上运输工具，使武力发挥作用的距离更远，还能以（就前工业时代的标准来看）近乎风驰电掣的速度投放兵力，从而使欧洲人得以在可能相隔数千英里的不同战役中灵活调度小规模部队。英国部队可以往来于南非、印度、中国甚至新西兰之间。蒸汽引擎运兵船和“战略性”铁道（例如1860年后在印度所建的铁道），使欧洲人不必再维持那么大规模的驻守部队，就能保住其控制区。电报和海底电缆产生了类似的作用，使欧洲人得以在几小时内（而非几星期内）便收到指令、警讯和求援信息。情报成为欧洲军火库里的隐形武器，其价值相当于数千人马和数百万英镑。工业主义带来的另一项重大好处，也是速度的产物。入侵者的现身、移民者的涌入、新贸易路线的形成、新港口城市的建成，速度惊人（全都靠工业技术以不同方式加快脚步），使欧洲人对在某些人眼中行动迟缓的亚非世界所展开的扩张行动，宛如闪电战。面对这些欧洲不速之客，亚非世界几无时间反应，且往往搞不清楚欧洲人的意图，有时难以遏制欧洲人的入侵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一如大分流观念所表明的，改变的征候可能出现得又急又猛，但经济的改头换面却是经过数十年才完全定型的。然而，在欧洲这时期结束时（19世纪30年代）已开始出现的，乃是一组与约1750年前存在的经济关系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欧洲的工业化不是只关乎自家的事，它在根本上改变了其与世界其他所有地区的交流，改变了长距离贸易的体量和内容，改变了货物与人员在全球的流动。随着欧洲部分地区为全球性（至少是具有全球性潜力的）市场承担了一套专门职责，上述改变催生出新的分工。事实上，欧洲人已形同垄断了欧、亚之间的海上贸易。这贸易扩大时，其“指挥和控制”权（购船、保险、进出口、信贷）轻易就集中于欧洲人之手，而欧洲人在商业“情报”（内部消息）上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掌控地位。但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在于欧洲取得“全球范围内制造品主要来源”的新角色，而这新角色的主要基础是机械化所带来的产量的大增和实质成本的大降。据经济史家保罗·拜罗克（Paul Bairoch）估算，到了1810年，使用纺纱机的英国工人一小时纺出的棉纱，比使用传统方法的印度纺纱工的产量要多出9倍到13倍，而如果是更高质量的棉纱，这差距更是高达400倍。 [2] 纺织品是非工业化经济体制造品的大宗（可能占到八成），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个几乎所有社会里消费最广的制造品领域，工业欧洲为何会成为全球性的供应者。到了19世纪中叶，这一工业领先地位，也可见于欧洲所能提供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特别是金属器皿）上，以及机器制造过程和工业生产过程的巨幅扩展上。欧洲的工业区已成为全世界的作坊、工厂、技术实验室，如此大幅的进展乃是1800年前想象不到的。

或许这里隐含着的，但在1830年还没有完全彰显的，乃是欧洲的第三项全球性职能。工业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全球首要的资本供应者，在储蓄达到足够规模时，贸易网与商业信贷网、工业的获利、建造工业基础设施（例如铁道、港口）以增加交通量所带来的益处，就都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欧洲一旦成为全球首要的资本供应者，其在长距离贸易、工业生产、资本输出上的支配地位，就变成一股近乎所向无敌的力量，这三者相辅相成，重新塑造了全球贸易的整个模式。乍看之下，工业欧洲拥有创造新全球经济的改造力量，能使世上大部分地区变成原料的供应者、制造品的消费者、资本的借入者。制造手工出口商品（特别是布）的亚洲生产商，则会在这场大重建的过程中垮掉。因此，欧洲以外的地区未来明显会成为乡村，勤劳的农民要种植原料以供外销，然后用换来的钱购买进口商品（例如棉布）。对船运到欧洲以供加工的各式大宗商品（棉花、丝、茶叶、糖、咖啡豆、棕榈油、烟草、鸦片、可可豆、米、金鸡纳树皮、黄麻纤维、橡胶、古塔胶、阿拉伯树胶、胡椒、香草、靛蓝、藤黄、象牙、鸟粪、虫胶、兽皮、槟榔膏）进行商业性生产，将是他们获取财富、改善生活的依靠，也是促使他们遵守社会秩序和社会纪律的关键诱因。这套说法大概就是如此。1830年时，上述大部分情况还没有出现。诚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往这个方向演进的过程中曾出现抵抗，且这个过程往往缓慢而不稳定，但大势已成定局，无法逆转。

这就是使欧、亚两端最富裕社会的财力对比改变的“大分流”。但何以致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欧洲最富裕的地区得以如此遥遥领先于亚洲最富裕的地区？在西方史学界最受青睐的解决方式，一直是祭出“工业革命”。某些欧洲社会具有发明科技手段并予以应用的独特能力，才有这样的突破。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说，这论点无可反驳，但成堆疑问几乎立即涌现。什么因素使欧洲人在科技发展上领先如此多步？毕竟，在发明能力上（诚如我们已了解的），在这之前欧洲人往往落后于中国。就有利于科技变革的大环境来说，也看不出欧洲的大环境比其他地方（例如中国）的大环境要更有利。此外，欧洲的工业转变，并非一场“大爆炸”所致。英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意味着那场工业转变是长期的改变过程，而非中头彩般一次到位。 [3] 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说法（部分得益于韦伯学说的启发）强调诸多关键机缘以不可预测且近乎随机的方式结合，而促成工业革命。因为那些机缘的结合，欧洲得以避开此前收益减少、资源耗竭的宿命。国与国间的竞争（使异议和自由思想得以存在），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使财产更有保障），奖励有效率之作为的市场经济，拥有储备充足粮食和燃料的良性天然环境，可供欧洲利用而数量惊人的美洲意外财富，构成了“欧洲奇迹”（独一无二且不可能再见的奇迹）的诸要素。 [4] 另有一种观点，彻底改变了这论点的平衡。根据这观点，在1800年之前，西北欧与欧亚其他地方最先进的经济体不相上下。欧洲的优势不在其社会结构或政治结构，甚至不在其科学思想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其拥有的煤（地理上的偶然结果）和殖民地（掠夺的结果）：单凭这两点，欧洲就得以免于走向前工业时代经济增长必然的下场。 [5] 还有一种思路，认为欧洲的“分流”主要不是因为其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智力或制度，而是对全球力量和趋势的反应所致。在这观点下，欧洲的工业化甚至可视为防御策略，而那策略在无心插柳之间带来非比寻常的结果。 [6] 首先，我们不妨承认18世纪末期的欧亚世界有两个地区非常突出。其中一个地区是欧洲，但当然不是整个欧洲，因为当时的南欧和东欧有许多地方，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都是贫穷而落后的。在欧洲大部分内陆乡村地区，仍可见到这类情况：农业技术原始，缺乏“改善的迹象”（没有围栏和排水系统），路况糟糕或根本没有道路，工匠技艺不足，识字率非常低，放贷或放款的金融机构付诸阙如，人身和财产缺乏保障，农奴制尚未废除。最繁荣的地区，可见于法国、不列颠本土、低地国家、莱茵兰、北意大利、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德意志南部与东部的商镇、奥地利帝国。在这些地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称的那种先进商业经济已牢牢扎根。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使生产力得以提高，使市场得以在良性循环里增长，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制造技术的日益精进和土地利用的逐渐改善，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此外，来自贸易的收益也是经济增长的推手，这包括了欧洲内部贸易和大陆间的贸易。长距离贸易的影响很难估量，但很可能加快了往大众消费社会迈进的脚步（借由提升对糖、咖啡、茶之类热带产物的喜好），并刺激了营销、管理、商业情报的搜集与利用上的创新。但这些有利情况，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许多可在中国见到。江南（长江三角洲）是个大制造区，制造棉布供“出口”到中国其他地方。江南有3000多万的稠密人口（每平方公里将近400人）， [7] 有众多城市，还有繁密的水道网将其与长江中上游（广阔的腹地）及中国其他地方（借由大运河）相连，角色相当于欧洲的商业心脏地带。有力证据显示，江南作为市场经济体，富裕程度和生产力同西北欧一样高。纺织品生产程度差不多， [8] 而糖、茶之类的商品消费额则可能更高；技术创新很普遍。此外，中国还受惠于土地买卖管制较欧洲宽松的法令，受惠于农奴制已几乎废除（而与欧洲不同）的劳力市场。这是个井然有序、规范周密的社会，税赋低，官方积极推广较有效率的做事方法（通常是在农业上），因而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能让江南不以亚当·斯密指出的路线和与欧洲相当的规模实现物质上的无限增长（经济学家所谓的“亚当·斯密式增长”）。

在欧亚其他地方，物质增长的障碍较大。在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没有江南式的核心地区出现。除了埃及这个例外（尼罗河三角洲有许多地方当时仍未排干），人口稠密、富有生产力的农耕区，分布零散且为数不多。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朗，有几大片地区仍是游牧民的天下。较恶劣的环境人烟稀少，且如此恶劣的环境，有时还遭遇激烈的动乱（例如18世纪中叶的伊朗）。除了沿海地区，货物要大量运输极难。这有助于地方的制造品供货商不致受到外来竞争。但到了18世纪中叶，与欧洲相邻的地理位置，已开始将奥斯曼帝国推向以大宗农产品换取欧洲进口制造品之路。 [9] 伊朗的丝织品出口已几乎消失：伊朗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寥寥可数，更别提制造品。 [10] 在印度，情况则不同。印度的制造业，生产力高。18世纪时全球的出口制造品，可能有六成是印度制造的，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印度的麦斯林纱（muslin）、白棉布（calico），在当时的欧洲被视作奢侈品，销量极佳，而较廉价的棉织品则在运到欧洲后再转口到西非换取奴隶。 [11] 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孟加拉，都是与国外往来密切的商业区，可耕地充裕。但和中国、欧洲不同的是，建构大规模整合型经济的机会，严重受限。在南亚次大陆许多地区，内陆运输因缺乏可通舟楫的水道而不畅。北印度的贸易路线因莫卧儿帝国衰落而严重中断。贸易和商人当然没有因此灭绝，甚至可能还很兴旺，但政治版图变动频仍（使精英阶层的需求和保护因地而异），不利于稳定“核心地区”的出现。 [12] 技术的扩散（科技进步的要素之一），受阻于以职业为划分基础的种姓制，形成了不利于长期投资的经济生态，1750年后普遍出现的政治动乱也有此不利影响。或许同样真确的是，维持在小农、织工水平的印度社会太难治理、流动性太强，而无法接受（例如）加诸英国工厂工人身上的“劳动纪律”。

问题就变成：江南（和中国）为何未能获得和欧洲一样的经济扩张，没有阻止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出现？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答案，乃是其无法克服前工业时代典型的增长束缚。 [13] 18世纪末期时，江南面临粮食、燃料、原料成本暴涨的问题。日益增加的人口、日益提升的产量，争夺面积大致没变的土地。粮食需求抑制了原棉产量的增加。从1750年到1800年，长江三角洲的原棉价格大概涨了一倍。 [14] 燃料（木头）需求造成童山濯濯，环境退化。理论上，要摆脱这困境，并不是没有办法。照理江南应从更远处取得必需品，应借由机械化扩大市场，进而扩大其供应来源，减少生产成本，应转而用煤来满足燃料需求。但事实上，这些改变实现的机会不大。江南面临着来自许多内陆中心城市的竞争，那些城市不仅粮食和原料更便宜，而且同样可利用中国发达的水路运输网。中国商业经济的成熟，使新生产者得以用同样的科技水平，相当轻易地进入市场。在这些情况下，机械化（即使科技条件足以实现机械化）可能从无机会诞生。而中国虽产煤，但煤产地离江南很远，无法以低成本的方式运到江南。因此，就整个中国来说，走上工业“大道”的诱因和工具都过于薄弱或付之阙如。

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则没有这些限制。即使把商业制度、信贷及资本的供应和有用知识的扩散等等在欧洲是否比在中国更有效率（因而较有可能科技进步）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撇开不谈，日益升高的粮食、燃料、原料需求，在欧洲似乎都较容易满足。欧洲的“资源边境”一直未遭关闭，可取得新土地（例如在俄国南部），而农业方面的进步已提升现有农地的生产力。在燃料需求最大的地方，煤的充足供应可以满足那种需求。欧洲还额外受惠于殖民贸易，而殖民贸易的利润有部分来自奴隶劳力的贡献。欧洲拥有意外得来的“无主”土地，特别是在北美洲。这两者可能有助于欧洲摆脱江南的命运（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整体的结果，就是欧洲的“核心地区”有较多时间利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会，而且其实现科技大跃进，使用以煤为燃料的蒸汽动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如果真如证据所显示的，这一分道扬镳的现象，在1800年左右已开始出现，那么，一场大革命就的确已在酝酿。这场革命的实际过程比我们知道的更精彩。欧洲某个地区的经济变化特别汹涌澎湃，那地区就位于英国。英国的经济发展曲线比欧陆较繁荣地区的发展曲线陡峭得多。之所以如此，三个特色至关紧要。第一，1760年后的80年里，农业与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力，出现大幅消长。该时期开始时，工业雇用了约24%的男性劳动力，到了1840年，这数据升高为47%。工业虽吸走了人力，但农业生产的成本却未提高，而这是工业扩张的关键条件。事实上，1760年时一名农业工人可养活一名工业工人，80年后却可养活将近三人。 [15] 第二，英国工业革命的显著特色，既表现为工业劳动力的激增（而非整体生产力的急剧上升），也表现为工业生产大大集中于纺织品（特别是棉织品）的生产。生产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纺织业上。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在1769年发明水力纺纱机，塞缪尔·克伦普顿（Samuel Crompton）在1779年发明使用水力的骡机。拜这两项发明之赐，纺织品制造得到机器的协助，从而能以远比传统手纺方式低廉的成本，制造出更强韧、更细密的棉纱， [16] 工业逐渐由倚赖具备专门技能的工人，转为倚赖不具备专门技能的工人。生产出的棉纱供外销，但棉纱也是制作布料的原料，因而拉低了布料的制作成本。1801年时，光是棉织品一项就占英国外销品将近四成；30年后，占超过五成。广大的新市场正在海外渐渐成形。

第三，英国率先应用蒸汽动力，以工业规模使用煤。当然，在这之前许久，就已经有人知道蒸汽动力的原理。18世纪初就已经有人使用蒸汽机，但那些蒸汽机十分笨重，燃料消耗大。直到1775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瓦特制出他们的模型，较有效率的蒸汽机才问世。蒸汽机和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没有蒸汽机抽出矿坑中的水，英国的煤产量大概会一直停滞在1700年的水平。 [17] 拜蒸汽机之赐，1800年时，一年的煤产量已达1100万吨，其所提供的燃料，相当于英格兰一半土地上一年增加的树木所提供的燃料。蒸汽机使英国的增长不致如前面所提过的中国那样，受到燃料上的束缚，从而为需要大量能量的工业过程开辟了坦途。煤和焦炭是增加生铁供应量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1788年至1806年间，生铁产量增加了两倍多。 [18] 蒸汽机与铁联手，制造出比木头所制更耐用的工具、工艺品、机器。它们协助创造出新的“工程文化”，而这“工程文化”的不断成长，有助于物质世界在1800年后改头换面。18世纪90年代时，蒸汽动力也已用于纺织业的纺纱过程中，有助于进一步压低其生产成本。而这项创新不久就使其使用者取得商业上、战略上的大优势。

受惠于蒸汽动力和煤的利用，英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提升幅度远超过欧亚世界所有竞争者。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即使到了1830年，这些好处仍有许多还未成为事实。以蒸汽机和煤为基础的经济，其益处可能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得以全面显现。 [19] 但在1830年之前许久，英国工业化的第一大阶段便已改变欧洲与亚洲之间最重要的商业关系。欧洲对印度棉无止境的需求，印度布料在欧、印以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自1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西方贸易最重大的特点。到了1800年，英国制造品在本国市场上已大体取代印度货，在白棉布的外销上也已超过印度，不久后也将更廉价的同类产品赶出其他海外市场。但更引人注意的乃是到了1817年，印度织工已开始进口英国制的棉纱，且进口量逐年递增。19世纪20年代时，印度已成为棉纱的净进口国。 [20] 1830年后，动力织造技术问世，英国在棉纱上的优势扩及棉布上。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棉织品占了英国对印度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已成为英国第二大的棉织品市场。 [21] 主客地位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英国摧毁了印度纺织品长期以来在全球市场的龙头地位，借此将其贸易打入英国所能打开的任何亚洲市场。印度市场是被英国以帝国主义武力强行打开的。这一力量是否也能用在其他市场上，仍在未定之天。

英国不只在殖民北美洲、扩大奴隶买卖、确立欧洲对印度的掌控方面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在工业化的开路过程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而这一现象，可能并非只是巧合。英国在18世纪已能大规模扩张海外贸易，其海外贸易规模扩大了四倍之多。 [22] 对加勒比蔗糖的需求暴增，使西印度群岛对英国制造品和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其他必需品的消费不断增加。北美殖民地所赚的钱也花在英国，从而扩大了大西洋贸易额。英国对美洲、非洲的出口，从1700年至1774年增长了八倍，超越了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 [23] 加勒比海也是奴隶劳力买卖（恶名昭彰）的大市场，18世纪80年代时，英国出口的棉织品可能有四分之一运到非洲以购买奴隶。 [24] 这一切所代表的重要意义，有一部分在于其促进了英国（特别是已成为与美洲、西非贸易主要商港的利物浦）的信贷与金融网络的发展。这为以工业过程为基础的新贸易增长，创造了一个现成可用的网络：原料的供应首先来自西印度群岛，棉织品则送到存在已久的市场。没有障碍或瓶颈阻止这些制造品的出口快速增长，或妨碍它们所需的进口原料的供应。工业化之前英国就很庞大的外贸规模还带来其他重大影响。在欧洲，没有哪个政府比英国更关注贸易与制造的需求，更用心地保护金融体制以免其失去人们的信任，或更愿意动用海军保护其商业利益。除了尼德兰这个例外，其他国家的统治阶层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进行商业投资，或那样倚赖商业扩张来取得收入。归根结底，这和印度有关。

关于欧洲工业转变的肇因，先前有提到一个颇有意思的说法：欧洲的工业转变，源自其对亚洲在制造品出口上称霸全球的防御性反应。1700年时，印度的摩擦轧光印花棉布和白棉布，已受到英格兰消费者热捧。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1708年写道：“我们看到我们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个个把印度毛毯穿在身上。” [25] 为保护本土羊毛业，从印度进口的印花纺织品屡屡遭禁，但需求总是无法满足。英国棉织业始于以本土制造的棉织品（引进印度的素面白棉布再加上彩色图案）攻占本土市场的尝试。英国棉织业是“东印度贸易的产物”， [26] 其产品则被冠上印度名。 [27] 1770年后，纺棉纱的新机器问世，使兰开夏的白棉布和麦斯林纱足以和印度货一较高下。因此，塞缪尔·奥德诺（Samuel Oldknow，麦斯林纱的龙头制造商）的伦敦代理商如此回应政府的询问：“他们［纺织品制造商］想达成的目标，乃是……在英国建立某种程度上足以和孟加拉纺织业一较长短的制造业。” [28] 但英国征服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棉织品如潮水般涌入英国本地市场，拉低价格，危及这本土新兴产业。 [29] 奥德诺的传记作者曾指出，来自印度（和来自劳动力廉价的苏格兰）的竞争，“为工厂体系的采用推波助澜，而这工厂体系不只包含纺纱和最后的处理过程，还包括织造过程”。 [30] 为了不让印度货进来，18世纪90年代英国关税提高了2倍，1802年至1819年更提高了8倍， [31] 而英国的印度进口货的确在1802年后锐减。因此，欧洲势力渗入亚洲市场时，是模仿、保护、机械化三管齐下，才得以攻克其主要的攻坚领域纺织业。在替英国出口品强行打开进入印度的门户时，若没有这股欲将来自印度的竞争商品逐出市场的势力，结局可能大不相同。

[1] 关于这项贸易，可参阅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Pullman,Wash.,1936);Holden Furber,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Minneapolis,1976;repr.New Delhi,2004)。

[2] A.Sorel,Europ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Old Regime(1885;Eng.trans.London,1969),p.119.

[3] R.J.Bonney,“France 1494-1815”,in R.J.Bonney(ed.),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Oxford,1999),pp.148-50.

[4] 比较近的作品可参阅M.Price,The Pail of the French Monarchy(London,2002)。

[5] A Sorel,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La chute de la royauté(10th edn,Paris,1906),p.458.

[6] Bonney,“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p.360.

[7] F.de Bourrienn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1836;Eng.trans.ed.E.Sanderson,London,n.d.),p.68.

[8] F.’Charles-Roux,Bonaparte:Governor of Egypt(1936;Eng.trans.London,1937),p.2.

[9] 参见J.B.Kelly,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 1795-1880(Oxford,1968),第2章。

[10] Bourrienne,Bonaparte,p.328.

[11] 目前讨论该问题的最佳作品是P.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1994),第12章，还可参阅E.V.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London,1955),pt 2中的绝佳研究成果。

[12] 参见彭慕兰的《大分流》。

[13] P.Bairoch,Victoires et déboires:Histoire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du xvi siècleànos jours(3 vols.,Paris,1997),vol.2,p.852.关于英国棉纱产品和布料价格的急剧下跌，可参阅C.Knick Harley,“Cotton Textile Price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51,1(1998),pp.49-83。

[14] 参见N.F.R.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l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1985)。

[15] 参见E.L.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Cambridge,1981)。

[16] 这是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的核心论点。

[17] 相关评价可参阅D.Washbrook,“From Comparative Soci ology to Global History:Britain and India in the Pre-History of Modernity”,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0,4(1997).

[18]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p.85.

[19] Ibid.,p.138.

[20]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情况，可参阅B.McGowan,“The Age of the Ayans,1699-1812”,in H.Inalcik with D.Quataert(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Cambridge,1994),pp.703,724,727。

[21] W.Floor,The Economy of Safavid Persia(Wiesbaden,2000),pp.161,331.

[22] J.E.Inikori,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2002),p.443.在18世纪早期，印度的棉花“完全垄断了”非洲西部的市场。

[23] C.A.Bayly,Rulers,Townsmen and Bazaars: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Cambridge,1983),p.194.

[24] 后文的论述依据均来自彭慕兰的《大分流》。

[25] Ibid.,pp.290,325.

[26] 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p.138.Strictly,2.7.

[27] Harley,“Cotton Textile Prices”,pp.50ff.

[28] M.W.Flinn,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vol.2:1700-1830: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1984),p.114.

[29] 从68000吨到24万吨的变化，可参见T.S.Ashton,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anchester,1924),p.99。

[30] G.N.von Tunzelman,Steam Power and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to 1860(Oxford,1978),pp.46,224,295.

[31] D.A.Farnie,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 1815-1896(Oxford,1979),pp.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