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西大显身手

作 者:DANIELLE SACKS

曾经，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只是一个来自阿肯色州的小女孩。

时光荏苒，眨眼已是几十年后，但在其内心深处，她仍是那个小女孩。尽管人生历练丰富，先后在斯坦福、牛津和哥伦比亚等知名大学获得学历，更有在白宫、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和硅谷对冲基金公司工作的资历，切尔西的饮食习惯与邻家女孩无异。“我丈夫最爱的食物是炸鸡，”坐在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的新办公室中，切尔西坦率地说道。这是位于曼哈顿中城区的一处办公空间，厚重的红木办公桌点缀其中，切尔西穿着牛仔裤和麂皮踝靴，一身出人意料的休闲装扮为以褐黄色为基调的办公室增色不少。她的丈夫（当时的男友）马克·梅兹文斯基（Marc Mezvinsky）首次来到小石城（Little Rock，阿肯色州首府）时，切尔西兴奋地带他去了在她童年留下美好回忆的炸鸡店堡简阁（Bojangles）。如今，住在纽约的梅兹文斯基“爱上了吃炸鸡，不吃到饱誓不罢休”，而且他几乎毫不挑剔，从第14大道上的派派思快餐店（Popeyes）到纽约东村高档的蓝带炸鸡店（Blue Ribbon Fried Chicken），常常都能见a到他大啃炸鸡的享受模样。切尔西坚持说若非对谷蛋白过敏，她肯定也会加入“吃鸡”行列。“我当了10年的素食者，又当了8年的鱼素者。29岁那年某天醒来时，我突然特别渴望吃红色肉类，”切尔西说。如今的她34岁，将自己描述成什么都吃的杂食者。“我坚信，跟着身体的渴望走就对了。”

还有另一位克林顿也坚信“跟着身体的渴望走”，令人难过的是，这个无伤大雅的表达也会掀开关于全国丑闻的记忆（指1998年比尔·克林顿与白宫女实习生的性丑闻），而这充分表明了作为前任总统和总统竞争者的女儿，切尔西所面临的是何等窘境。多年来，世界都在猜想切尔西将来会做什么，尤其关心她是否会选择从政，与父母并肩作战。“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3岁时与父亲一起参加竞选游说，”切尔西说，她出生于父亲任职阿肯色州州长之时。那天，一个女人来到小切尔西面前，问她，“‘你长大后也想当州长吗？’我看着她，对她说，‘不，我才3岁。我只是帮忙挥动旗帜。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挥挥旗帜的爱国人士。”

2月份，切尔西·克林顿在克林顿全球倡议活动中演讲。她一直是个喜欢对事情加以“整顿、改进和扩大”的人。

2001年开始，从斯坦福毕业后的十年里，切尔西试着在克林顿家庭的势力范围外找到定位。她随心而行，尝试过国际关系、管理咨询，呆过华尔街，接着又拿下PhD学位。她甚至签约担任NBC新闻网（NBC为全国广播公司）某个无关重要的节目的“特约记者”。切尔西将频繁跳槽视作自己身为千禧一代的特点，即自由随意地尝试各种职业，直至找到自己的目标为止。当然，她并不是寻常的千禧一代，她可是政治界的皇亲。

CGI的鲍勃·哈里森（右）是克林顿基金会八位CEO之一。“CGI从未陷入任何混乱状态，”他说。

如今，她终于决定加入克林顿的“家庭事业”。不久前，克林顿基金会更名为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基金会（Bill， Hillary & Chelsea Foundation），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慈善机构之一，而作为副主席，切尔西致力于推动机构的发展。

正如任何贴上克林顿标签的事情一样，这个任务一点也不简单。该基金会反映了比尔·克林顿诸多方面的才能，但未得到有序的组织，可以说在混乱中发展。最近，基金会更因过去无能的官僚主义作风而受到《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新共和周刊》（The New Republic）的严厉批评。很明显，切尔西在机构中的权力和与众多不同权力玩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备受争论的话题。不过，通过将其过去十年的工作经验应用于基金会的管理中，切尔西或许能将机构整顿得井然有序。她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三年，始终保持着无可挑剔的记录。她的未来计划更是野心勃勃。

“这真令人沮丧，哪个孩子想长大后顺着父母的脚步走呢？”切尔西承认说，“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尝试经历一些我的父母不在乎的东西。比如，我想知道我能否将追求金钱当作根本动力，但事实证明不行。我不想让金钱成为成功的衡量标准。我与朋友们谈过这个问题——这些朋友要么担任医生和父母都是医生、要么担任律师和父母都是律师。有趣的是，我感觉像被基金会召唤而来，不仅因为我是克林顿的女儿——为父母骄傲的女儿——更因为我深信自己应该作出贡献。

在任何家庭事业中工作都不简单，而在克林顿基金会工作，就更加不简单了。不过，这或许将成为切尔西·克林顿所做过最好的决定了。

CGI活动中，权力的重点在切尔西和她父母之间来回转移。

1997年，切尔西入斯坦福大学读书，这是她首次试图摆脱家庭传统，过上不同于父母的非公众生活。 远离华盛顿的环城公路之外，切尔西发现，周围尽是致力于用技术而非政治来解决问题的人们。当时正是科技浪潮袭来之时，她的新朋友们都决定退学，要么自行创业，要么加入创业公司（包括梅兹文斯基，他也就读斯坦福，也出生于政治世家，当时的他只是切尔西的好朋友，如今他管理着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那时，一切都刚开始。置身硅谷的那一刻，塑造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切尔西的好友安妮·休伯特（Anne Hubert）说，她与切尔西相识于大一，如今她在维亚康姆（Viacom）旗下Scratch咨询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与其他人不同，专攻历史并考虑就读医学预科班的切尔西不受创业生活所吸引，不过她确实发现自己喜欢对事情加以“整顿、改进和扩大。”

2001年毕业时，对于如何将此喜好应用于职业中，切尔西没有任何清晰的计划。她接着上了英国牛津大学，拿下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她说，“有天醒来，我想，‘我喜欢国际关系学！要不要继续深造，读个博士呢？’但接着我又意识到，‘我快27岁了，但只了解这个专业。’因此，就像当时任何对职业生涯感到迷茫的人们一样，我向不同咨询公司投了简历。我认为，这能帮我了解我是否想在健康与公共卫生的道路上走下去，或想走学术路线，还是想做其他事情。”

切尔西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呆了三年，最初在公共卫生实践部门工作，后来升职成为金融服务和技术实践部门的团队经理。这时，怀疑再次袭来。“我要继续每周工作100小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只为有朝一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吗？”她说。“或者，我要改行换道？”这个“改行换道”，是指在名为艾威资本集团（Avenue Capital Group）的对冲基金公司担任化学工业分析师。正如这些年接手的每份新工作一样，切尔西必须让人们忘记她来自哪个家庭。她解释说，她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推翻人们对她可能产生的设想：始终坚持做优等生，以能力服人。“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希望表现得更好。我希望慢慢地，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期望或偏见，比如认为我不会有职业道德，认为我不够聪明或不够积极向上。”

但最后，切尔西无法专注于工作上，反而感觉越来越力不从心。2008年，为了帮母亲希拉里的总统竞选做宣传，她不惜跟艾威公司请假。回到位于华尔街的工作岗位后，她决定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而这意味着必须在夜间和周末上课。满满的时间表累坏了切尔西。虽然她很喜欢跟梅兹文斯基呆在同个行业，正如她说的，“我们构建许多Excel模型，讨论如何颠覆表格，做许多技术呆子所做的事，”但俩人发现休息时间根本不够。因此，切尔西辞了工作攻读硕士学位，并在纽约大学做起助理副教务长一职。

令人惊讶的是，终止切尔西曲折职涯的却是2010年她与马克的婚礼。据切尔西的首席幕僚巴里·卢里（Bari Lurie）透露，直至当时始终过着非公众生活的切尔西被外界对婚礼的关注程度吓了一跳。“很明显，人们对她有着一种被压抑、尚待爆发的浓厚兴趣，而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卢里说。2008年，当她为希拉里的竞选做宣传时——在40个州举行了400场活动——切尔西首次感受到在公共场合，她的声音能有多大的影响力。正如卢里解释的，“她感觉就像，‘天哪！我走到哪儿关注的眼光就跟到哪儿。该如何将某些关注挪开？该如何利用这种关注，来推进某些我关心的事件的进展？’”多年来，切尔西一直向外婆寻求建议，她的外婆最喜欢说一句话，“得天独厚者，须替天行善，”这句话沉沉地压在切尔西的心头。正如卢里说的，最主要的是这里有个平台正等着她，只待她意识到如何以及何时使用这个平台，“她很快发现，‘我目前所做的事都没能充分利用这种关注。这是毫无作为的职业生涯：我尝试过了，事实证明行不通。’”

严格来说，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基金会并不是一个基金会。不像以信托机构的方式管理支配家族财富的盖茨（Gates）或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实际上是一个慈善机构，必须从他人身上筹集金钱来做善事。这个慈善官僚机构的本质十分令人困惑，而这还只是开始而已。该机构有八位CEO，埃里克·布雷弗曼（Eric Braverman）是其中的一位，也是整个事业单位的CEO。从某种程度上讲，该机构是九个彼此独立的“倡议”和两个“实体单位”的联盟组织。事实上，这些“倡议”和“单位”是基金会的各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领导，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关注重点，包括全球变暖（克林顿气候倡议）、非洲贫困人民的食物和卫生保健（克林顿发展倡议）、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克林顿-吉尔斯特拉企业联盟）、婴幼儿健康（小而不倒）和重建海地经济与基础设施（海地的克林顿基金会）。将各个部门团结起来的正是克林顿总统，他于1997年创建了这个慈善机构（第一项任务是为他的总统图书馆筹集资金），如今主持着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简称CGI）持续三天的年度会议，该项目是比尔·c的个人倡议，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中城区。会议举行期间，交通的瘫痪程度可媲美联合国大会的举办，因为会议邀请的演讲者都是全球举足轻重的人物，更将为了一席之地、每年缴纳2万美元会员费的CGI会员以及其他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齐聚一堂，这些机构都希望能加入其中，为解决特定全球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CGI是只有类似比尔·克林顿的人物才能创造出来的产物，正是他的鸡尾酒派对、名片盒等等，才为机构每年举办的会议和活动注入鲜活的生命力。“CGI结合了媒体和我们所有人都热爱的东西：金钱、名人和做善事，”非盈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的主席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说。正如一位民主党顾问所说的，打个比方，“他将可口可乐的CEO带到一个房间，对他说‘你可以帮忙在坦桑尼亚分发药物。’大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比尔·克林顿这么说。就好像他手中持有号召众人的魔杖似的。”CGI是一个用于做真正善事的独特机构：直至目前，CGI已为全球2，800个慈善项目筹集了1，030亿美元的捐款。

这时，切尔西从天而降。2011年来到基金会时，切尔西知道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从其他工作学到的数据驱动技能应用到机构的管理之上，此时，不完善的基础设施早已经满足不了机构的发展。“一直以来，我的父亲都是个行动派。他从未将注意力放在确保机构有着完善的功能，一方面可让（其他）行动派集中精力干实事，另一方面可系统地跟踪记录所有已做过的事，”她说。克林顿基金会共有2，000多名员工，遍布于36个国家，但后台支持却远跟不上。各个倡议之间的合作极少，员工集中精力工作，但没有一个统一系统来报告、测量或评估工作的影响。除此之外，甚至没有一个囊括基金会数百个项目的综合数据库。

更甚者，根据《纽约时报》和《新共和周刊》，基金会存在严重的内部斗争。报道描绘了克林顿基金会如何受到不当的管理，将矛头指向机构内部成员，其中包括克林顿的长期顾问道格·班德（Doug Band）。据说，班德利用接近前任总统的机会，在CGI内部引发了诸多利益冲突问题。如今，班德已不在基金会任职；文章出版之后，克林顿总统对《CBS今晨》新闻节目（CBS This Morning）说他“非常感激”班德对基金会所做的筹款工作。可以理解的是，这是基金会成员都不愿提及的过往。然而，曾任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投资银行家的CGI CEO鲍勃·哈里森（Bob Harrison）矢口否认任何问题的存在。“据我在基金会的工作经验，我不认为基金会存在组织混乱，”当我问到杂志的报道时，他声色俱厉地说道，接着又告诉我，“她（切尔西）没对CGI的组织体制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以我之见，CGI也从未陷入任何混乱状态。”切尔西到来时，我让她评估基金会的状态，曾在麦肯锡任职顾问的她也未提到任何问题，而且直至我清楚地问起时，她才说到她和父亲委托相关人员进行的审计工作，意在分析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情况。她始终是克林顿夫妇的女儿，采访过程中，思维清晰易懂的她也偶尔灵巧地回避或绕过某些问题。

但只要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切尔西用了多种方式来整顿这个据说从未陷入“混乱”的基金会。她是三位克林顿中，对机构的管理和干涉最多的一个。（她还是唯一一个员工以名字称呼的克林顿，大家称比尔和希拉里为“总统”和“国务卿”。）比尔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环球演讲上，以最高每分钟11，000美元的吸金速度帮基金会筹备捐款；而自从辞去国务卿职位之后，希拉里则将基金会当作庇护，很可能将重新踏上竞选之路，继续向白宫进攻。因此，责任就落到了切尔西肩上，她必须将基金会从以名人效应为动力的慈善事业变成一个系统成熟、数据驱动的可持续机构，一个可屹立几十年不倒的慈善机构。“你没法测量所有东西，”切尔西说，“但通过量化和质化方式，几乎一切都能测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擅长和不擅长之事——即便两者并不成比例。因此，我们能停止做不擅长之事，并加倍做我们擅长之事。”

慢慢地，她将克林顿基金会变成一个创业型企业。“基金会的许多倡议都是单打独斗，”CGI副经理艾德·休斯（Ed Hughes）说，“总统很高兴见到各个倡议独自取得成功，但他不一定乐意见到倡议之间有着更全面的联系。”切尔西来到基金会时，某些CGI员工在哈莱姆区的总统办公室工作，有些在中城区，其他则在曼哈顿下城区的基金会总部中。为了加强合作，切尔西坚持展开整合，于是，去年她将这三个办公室都集合到中城区的一个地方。今年一月，切尔西创建了一个新职位，直接面对九个倡议。新委任的联络员朱莉·瓜里利亚（Julie Guariglia）每两周编写一份冗长的报告，提醒所有部门的员工工作可能存在的重叠，并建议不同倡议之间可以建立的联系。除此之外，机构还推出一个数据库，如此一来，员工终于可以访问基金会所有活动的数据了。“切尔西让大家心甘情愿为产品投资，”休斯说，“或许因为曾做过管理咨询，她意识到，要赚钱得先花钱。”

同时，对于该关注哪些问题，切尔西还致力于改变基金会的选择方式。“有时候，克林顿总统会突然冒出来说，‘我跟约旦的国王谈得很愉快！我们该关注一下约旦。’这时，基金会的人会说，好吧，让我们将约旦问题列为重中之重，”休斯解释说。切尔西却不同，“她想要证据，而不是毫无根据的奇闻轶事，”休斯补充道。切尔西尤其希望基金会能解决那些如她所说，“长久存在而不被关注的问题，那些长久以来令人不安的问题。”她尤其关注两个项目：保证少年司法制度为犯罪青少年提供健康食物以及关注儿童痢疾问题。

要使这些问题得到重视，切尔西的名气和政治遗产便是战略性武器。在基金会内，她引导更健康一代联盟（Alliance for a Healthier Generation，克林顿基金会与美国心脏协会的合作项目）对各个青少年拘留所进行训练，让拘留所集体为被拘留青少年争取更健康的食物。由于单打独斗的力量过于薄弱，她甚至奋力争取国家设立新标准。据切尔西所说，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一周前，“我在康乃狄克州为基金会举行募捐，这时，布鲁门塔尔（Blumenthal）参议员来了。他是司法委员会中的一员，我向他直奔而去，”她承认说。“他对监狱改革非常感兴趣。”

2011年，切尔西推动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关注起降低Zinc/ORS的价格，在以往，该组织只集中于降低HIV和AIDS疫苗的价格。Zinc/ORS是治疗痢疾的主要药物，痢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二大杀手。尼日利亚是重点国家之一，但首先必须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共部门组织、制药公司以及其他扬言无限期推迟计划的组织谈判。据瓜里利亚所说，团队问切尔西能否“促进计划的开展，将相关人员都带到谈判桌上，让他们承诺支持该项目。”几个星期的紧张准备后，切尔西来到尼日利亚，“逐一拜访每个潜在合作伙伴。在清楚需要对方如何合作的情况下，她保证自己对该项目的支持和信任，让对方也加入其中，”瓜里利亚说。切尔西的学术背景（她正攻读全球健康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让她对问题有着透彻的了解，而且，她也能使相关人员都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没有切尔西，得好几个月的会议才能做到这一步，”瓜里利亚说。结果，肯尼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Zinc/ORS的价格降低了40%至60%。

切尔西对基金会的长期信誉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她为父亲的标志性倡议CGI所做的工作之上。她试图为CGI引进更年轻的成员，希望通过更成熟的在线平台来“民主化”组织所做的承诺，并竭尽全力保证CGI可以衡量它真正的影响力。2005年创办时，组织对成员都非常宽容。几乎半数CGI成员是企业，这些成员经常用吸引眼球的宣言来引起媒体的注意，另一方面又甚少为这些宣言承担责任。“当时，组织的宗旨是成为允许百花盛开的平台，不要评头论足，”CGI副经理休斯说，“基本上，我们庆祝所付诸的努力，而不是取得的成就。”但切尔西到来后，她开始问起实际结果。目前，整个组织正对2，800个承诺进行影响审计。据CGI的CEO哈里森透露，直至目前，审计结果显示组织成立后的十年内，800个承诺得到了实现。“但是，”他补充说，“正在进行中的则有1，600个，而且，并非每个承诺我们都有信心说出目前的进展。”这些被认为失败的承诺会被移出文件夹，没有真正的结果，也没有惩罚性的公开羞辱（“我们不是执法机构，”哈里森说）。但正如休斯说的，“很明显，假如要写关于CGI的书，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提及人们是否做到了承诺之事，是否造就了不同。”

影响审计是切尔西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她的目的是将CGI转变成全球慈善项目背后的可持续支援系统，一个智能、负责任的支援系统。如今，CGI每年举办70个工作会议，便于成员和潜在成员见面、展开头脑风暴和想出合作方式。这种数据采集练习能让CGI意识到哪种工作方式可行，因而帮成员更好地确立有效承诺。目前，CGI已经明白，要加大承诺实现的机率，必须设立三至五年的短期目标，而且该目标必须由多个组织共同制定，而不仅是一个组织。正是这种学习过程激起了类似切尔西这种数据迷的兴奋之情。她希望见到更多群体所做的承诺是基于已被证实过的成功事例，而不是迫于压力认为必须开辟新道路。“让我们歌颂有勇气追随前人脚步的人们，”切尔西说，“我觉得，经常有铺天盖地的压力迎面而来，逼迫我们去创新而不是去适应。”

2月份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切尔西·克林顿走上纽约大学一个礼堂的讲台，一同上讲台的还有两位曾经的“第一夫人”，她们的丈夫名字相同，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位“比尔”。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和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切尔西——出现在此是为了宣布“打破天花板”计划（No Ceilings）的开展，这是克林顿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意在利用数据分析全球妇女和女孩权利的进展。虽说坐在台上，梅琳达、希拉里和切尔西应该是平等的，但人们很快发现，切尔西所扮演的就是美化了的凡娜·怀特（Vanna White，电视人）。她礼貌地为两位夫人准备问题，而当她的母亲打断她的话时，更是安静地融入了背景中。

这与一周后现身CGI年度冬季会议的切尔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几百人面前，她展现了一名天生领袖的特征：引领会议主题，展现真诚的激情，还即兴发表了评论，间插着包括格式塔（gestalt）和环境（milieu）等备受欢迎的学术理论。在与哈里森的问答会议中，她甚至展现了敏捷的机智；哈里森提到在CGI哈莱姆区办公室中，喝了准备在发展中国家派送的纯净水，并开玩笑地说，“看我如今还活着。”仿佛为了弥补叔叔所造成的尴尬，切尔西斥责道，“感谢老天，你可真是活得好好的。”

显然，这一次由切尔西来主持操作。然而，正当她讲到猎杀大象的话题时，会议室的门突然敞开，两名保镖突然出现，她的父亲试图静悄悄地溜进来。当前任总统在椅子坐下，伸手拿曲奇饼干和健怡可乐时，整个会议室的重心已经转移了。权力的消长基于在特定空间中，有多少个叫克林顿的人出现。

有一段时间，比尔·克林顿定义了希拉里。切尔西的挑战就是在一个克林顿事业单位工作，但不仅被她的父母所定义。克林顿的姓氏使这变成一个艰巨的任务。切尔西与同时代硅谷任何企业家一样具有前瞻性和一样开明，但没有任何人如她一样，被令人窒息的随从所包围，覆盖了她整个公众生活。切尔西的经理人感觉就像在为白宫的演出而面试，若希拉里真成了总统，他们的妄想症正好在华盛顿派上用场。在为这期杂志拍摄照片时，某位经理人多次催促切尔西不要改变脸部表情，这位员工站得如此之近，令人大感神奇的是，照片中竟没有出现他的马克杯。另一位经理人则旁听着她的采访，手中像拿着计时器般握着一个iPhone（“你还有两分钟”），当她还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飞快地将她带走，并声色俱厉地责备记者在切尔西在场时提到道格·班德的名字。这一切夹杂着控制和困惑，令人觉得古怪又感到啼笑皆非。长达四页的新闻稿点明了切尔西对基金会的影响，但反而模糊了她真正的成就，文中仅提到切尔西做过的某些表面性事件，如来到缅甸乡村“向一家递送一公升纯净水（基金会向发展中国家派送了60亿公升水）”或“出席斯塔基听力基金会（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在乌干达举办的活动，帮病人戴上助听器。”一位经理人解释说“CGI美国项目是切尔西干涉最少的项目，”而另一位则强调6月份即将举行的CGI会议实际上是切尔西的亮相派对。

他们越急于呈现切尔西是独立的个体，就越提醒他人：切尔西也是克林顿家庭的一份子。这或许是华盛顿的行事风格，但却不是她很可能会赞同的创业文化。“基金会、CGI、竞选、希拉里的书和出国访问这些看似不同的事，”一位共和党顾问说，“其实都是一件事情，都是刻上了克林顿家庭烙印的事。”

假设2016年希拉里再次参加总统竞选，那几乎可以肯定——克林顿家庭会要求切尔西帮忙。2008年的竞选中，切尔西的风趣、活力和积极态度拉近了年轻选民与60岁希拉里的距离。《纽约时报》畅销新书《HRC：国家机密和希拉里·克林顿的重生》（HRC： State Secrets and the Rebirth of Hillary Clinton）的合著者安美·巴尼斯（Amie Parnes）深信，切尔西将会在希拉里下次竞选中担任更加正式的角色。“我能想象她担任高级顾问，”她说，“有各种蛛丝马迹可循，比如她和希拉里一起解决某些问题：关注大象猎杀，推进妇女和女孩权利等。在上次竞选中，希拉里得到的教训是高层态度傲慢自大，导致她无法从人民口中听到真相。而切尔西将会向她展现真相。”

随着她的历练越加丰富，如今看来，她是否将涉足政治也越来越难说。3月份时，她参加了吉米·法伦（Jimmy Fallon）的《今夜秀》（Tonight Show）和网络系列《与马洛·托马斯的周一》（Mondays with Marlo [Thomas]）节目，还出席了西南偏南大会（South by Southwest）（之所以出席并不是由于她的学术或人道主义者背景），大会中，她对3，000名观众讲述了技术可以如何被用于社会改革。毋庸置疑，西南偏南大会的演讲会帮切尔西进一步赢得开发人员的支持，让他们开发出廉价便捷的应用，为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努力而服务。但从另一个角度想，此次演讲有助于拉拢喜爱技术的年轻选民，上一次竞选中，希拉里正因为无法拉拢这些选民而输给了奥巴马。假设2016年，切尔西活跃于希拉里的竞选中，那么她在基金会的角色必将退居次席。除了竞选将让人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之外，根据税收和竞选法律，类似克林顿基金会的慈善机构被禁止介入竞选中。因此，正如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和慈善事业实践教授莱斯利·雷克斯基（Leslie Lenkowsky）所说的，若切尔西代表基金会出席各种场合，只不过中途停下来帮希拉里发表竞选演讲，“那么，基金会一分钱都无法用到竞选上，就连一台Xerox复印机和一杯咖啡都不行。如此一来，一切将会变得十分棘手。”

2016年后切尔西将何去何从，人们已经万分期待揭开谜底。据Burberry CEO、切尔西的好友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iley）说，“我很肯定基金会将会是切尔西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是唯一的一部分。我个人不认为，这会是切尔西的终生事业。”《HRC》的合著者巴尼斯预测切尔西最终将走上从政的道路。“我能想象10年后，她竞选纽约国会议员的样子，”她说，“她有克林顿的姓，她有才能，她聪明且悟性极高。没有任何事阻止得了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将位于曼哈顿（切尔西和丈夫梅兹文斯基居于曼哈顿一间价值1，000万美元的公寓里）的克林顿基金会看作一个完美的栖息地，供切尔西证明自己指挥各种至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政治密不可分地融入她的生命、她的血统和教养之中。“我还是小孩子时，人们就一直问我，‘你想从政吗？’”切尔西跟我说，她修长瘦削的手指和圆圆的脸型让我想起她的父亲。“长久以来，我的答案都是出于本能的‘不’。这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后的慎重决定，而是人们一直在问，自我懂事以来，我记得的就是‘不’”。

如今，这个答案再也没那么肯定了。正如切尔西在西南偏南大会上对《快公司Fast Company》所说的，她愿意为从政保留一点可能性。“我住在一个拥有我支持的民选代表的城市、州和国家。假如某一时刻不再是这样，假如我不支持市长、城市女委员、女议员或参议员，而我又幸运地住在有许多人都支持我的国家，那么或许我会扪心自问‘你想从政吗’，并给出与迥然不同于‘不’的答案。”

这是一个将对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无论她是否走在政治的道路上。切尔西将进基金会之前的职涯描述成一种叛逆，但她已经长大了，在三十多岁的年纪，她似乎已欣然接受自己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克林顿子孙和有自我人格的成人。这几乎是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必须经历的自我调整。

某次采访中，切尔西跟我讲述了她发现咖啡的故事，正如许多千禧一代一样，她将这看作标志性的生活事件。那是1996年，切尔西还在上初中，她父亲还处于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她每天下午会到芭蕾学校上几个小时的课，而就在芭蕾学校旁，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开张了。有一天她与朋友走进店里，她回忆道，“那时我感觉不可思议，我怎么从来就没喝过咖啡呢？我喜欢咖啡的口感，喜欢它的味道，喜欢咖啡店的氛围。”

“你的父母喝咖啡吗？”我问。

“我父亲喝很多脱咖啡因咖啡，我母亲则更喜欢喝茶。因此，我成长的过程中总是见到茶，当然，我也很爱喝茶。不过，我不是那种非得在茶和咖啡之中做选择的人，我觉得这完全就是错误的二分法。”这并不是唯一的错误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