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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先生”

约翰逊竞选参议员期间，华盛顿那么多的“大人物”都在争相背书，然而，竞选的大部分时间，有个人的名字却一直缺席，是不是太扎眼了一点？

一九四〇年十月，约翰逊想要谋得国竞委的职位，结果山姆•雷伯恩反应冷淡，不愿支持他。不过约翰逊后来表现很好，他的态度多少有些缓和。雷伯恩知道，能保住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从而保住他的议长宝座，他欠了约翰逊多大的人情。雷伯恩是个有债必还的人。大选过后，在国会山上，他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又礼貌起来。

但只是部分缓和。雷伯恩给过约翰逊最大的优待，就是让他进入所谓的“教育委员会”，和高级议员们一起制定众议院的决策，讨论各种战略。现在他收回了这个优待。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雷伯恩离开议长席，前往众议院领导们见面的办公室时，再也不会邀请林登•约翰逊“一起”了。议长是不是猜到，或者听说了林登•约翰逊如何背叛了他的友谊，知道了这个他如此喜爱的年轻人是如何为了自己的事业，把他抹黑成总统的敌人呢？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大选结束后，约翰逊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却没有回复。一个月后，约翰逊特地请人安排，亲自在达拉斯为雷伯恩举办的“答谢会”上讲话，并且特别触及了他想要儿子的极端渴望。约翰逊说，小时候，他陪着父亲到得州议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山姆•雷伯恩，从那以后，就一直觉得山姆先生“就像我的父亲”。然而，一九四一年国会重新召开，约翰逊发现“教育委员会”的门依然紧闭着，而且那整整一年他都没能进得去。那期间的一天，接近傍晚的时间，约翰逊在“委员会”办公室附近的楼梯间遇到众议院资深议员刘易斯•德施乐，跟他说话时几乎要大喊起来：“我连白宫都进得去，那间屋子我为什么就进不去？”

不过，这种情绪的流露是很少见的。要是国会山上的人发现他和议长关系不亲了，这对林登•约翰逊没好处。他自己言谈间很少透露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而山姆•雷伯恩呢，终于握稳了议长木槌的他，有了更大的权力，也有了更重的责任，那张阴郁的脸变得更强硬了，根本没人敢询问他。因此，大家普遍认为，他们的关系一如既往。约翰逊的手下希望议长先生能到得州来为约翰逊竞选助力，也确定他至少会为他背书，还决定通过报纸新闻和宣传册反复强调雷伯恩的背书，将此作为竞选的重点。他们听说雷伯恩在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周帮忙劝阻赖特•帕特曼不要参加比赛，当然肯定他这是为了约翰逊，而且很快就会为他背书。

雷伯恩没有任何行动。于是有人去找了议长。一开始是间接的。还是在四月末，约翰逊那边通过韦科议员博格找到雷伯恩，博格又将雷伯恩的回复告诉约翰逊：“他说他觉得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的声明；不过他一有机会就在给相关的人写信，告诉他们他绝对是支持你的。”

私人信件是不够的。约翰逊需要的是公开背书，而且需要在竞选早期就公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雷伯恩收到的催促越来越急切，但没有显露要公开背书的意思。五月二十九日，约翰逊给约翰•康纳利发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电报里，约翰逊请别人，而不是自己给雷伯恩打电话。“你或者参议员（维尔茨）今天给雷伯恩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发表或者允许你发表声明……表明他会为我投票，支持我当选参议员……告诉他今天之内就要这么做，好帮我们在北得州组织一下竞选。”但雷伯恩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

约翰逊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助手开始怀疑雷伯恩私下里是否也并未很热情地表达他所说的支持。雷伯恩的赫赫威名，不仅在他那个包含七个县的选区家喻户晓，在整个北得州都是震天响的。达拉斯北部那些零星的小镇上，法院里的政客们就等着山姆先生一句话，便能一边倒地偏向林登•约翰逊的阵营。那句话没等来。到六月，约翰逊的支持者们纷纷在书信里表达他们的疑惑。沃伦•贝罗斯给康纳利写信，表达对北得州情况的担忧。他说：

格雷森县的罗伊法官在那里的势力相当大，也是山姆•雷伯恩的好友。我一直努力想让人请雷伯恩给罗伊打个电话，（但罗伊）还没接到雷伯恩的电话。我是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这么建议了……

又及：你不能让雷伯恩到得州来发表个演讲吗？这是最有用的了。

六月三日，康纳利在回信中不得不坦白：“我们已经请雷伯恩给他打电话了。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打……我们也在请雷伯恩到得州来演讲，但不知道请不请得来。”

选举日逐渐迫近，雷伯恩那边依然没有音信，疑惑变成了愤怒。傲慢自大的马什，约翰逊支持者中唯一敢直接向雷伯恩表达感情的人，就这么做了。六月中旬，他给议长发了封电报：

如果周六晚上之前你还不在丹尼森发表讲话或者传来相关信息，那就永远别讲话了，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周再讲话反而会在政治上对他有害。会被解读为不情愿、迟缓和不充分的声明。不管你的立场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来得太晚，已经无效了。

山姆•雷伯恩最终在六月二十日为约翰逊背书，距后者要求他这样做已经两个月了，也就是在离选举还剩一周多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这个背书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了。另外，议长虽然发表了公开声明，却很少私下表达支持。雷伯恩对约翰逊竞选参议员的支持程度，从他自己的选区就能看得出来，那里一共投票三万一千张，约翰逊只得到了七千张。

选举之后，雷伯恩真正的倾向表现得更清楚了。他和杰拉尔德•曼熟络起来，后者的家乡在萨尔弗斯普林斯，离博纳姆不远。雷伯恩喜爱这个年轻人，对方和他也是惺惺相惜。“我很喜欢山姆•雷伯恩。”曼说。虽然约翰逊已经在跃跃欲试地准备一九四二年再次竞选参议员了，雷伯恩心里的候选人可能已经变成另一个年轻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曼正在去华盛顿的路上，雷伯恩还想帮他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议长告诉“老爹”沃森，他觉得“跟总统短暂碰个面，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影响”。雷伯恩是不是一直就属意曼，只是后来觉得资金不足的检察长不可能打败遭人恨的奥丹尼尔，才转而背书约翰逊的呢？约翰逊成功将这个威胁阻挡了一阵子。沃森告诉雷伯恩，安排得州检察长跟总统见个面，肯定不难。但他想错了。九月十一日，沃森接到通知：“塔利小姐说总统这次不想见杰拉尔德•曼。曼先生是林登•约翰逊在竞选参议员期间的对手，约翰逊现在正在弗吉尼亚休养身体，刚接受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总统想先去看看他。”雷伯恩一再坚持，罗斯福那边就安排下一次曼来华盛顿时见他。但这个会面是定在一个星期天的，那个星期天刚好是十二月七日⁽¹⁾。

珍珠港事件，让山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在转瞬之间就“重修旧好”。

竞选参议员时，约翰逊承诺过：“如果有一天，我必须投票，将您的孩子送去战壕，那么林登•约翰逊也将于同一天离开参议员的位子，和他一同前去。”在主战思想占主导的得克萨斯，这样的承诺太中听了，这位候选人每次发表重要讲话都要重复一遍。现在，虽然他的位子还在众议院，这个承诺是不可打破的，只要他还想在得州继续政治生涯，就得言出必行。约翰逊在几个月前被任命为美国海军储备力量的少校指挥官，十二月十一日，他开始履行军队职责了。在众议院，他起立说道：“议长先生，我请大家一致同意我无限期请假。”

“有人反对得州这位先生的要求吗？”雷伯恩问道。没人反对。雷伯恩说：“通过了。”

林登•约翰逊去海军服役的故事是非常复杂的。说到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根据他自己私下里跟同侪们所讲述的，这行动至少不仅是出于爱国，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对于雷伯恩这种把有些事情想得特别简单的人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穿上军装，去为祖国而战，也许还要牺牲。雷伯恩是个极度沉默的人，几乎没人能看透他的心事。然而，父子感情再疏远，父亲在儿子陷入险境的时候，心里的坚冰也会融化，而此时雷伯恩对林登•约翰逊的冷冰冰也变成了暖洋洋。他们很久没有过友好亲切地通信了，一年多了，一次信件往来都没有。但在十二月十八日，要出发前往西海岸的几天前，约翰逊写了一封。他说，他很担心议长的健康，希望雷伯恩能照顾好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说：“您一定会承担很重的担子，这个国家除了您之外，没几个人能承担这样的重责。您从未逃避过任何责任，从来都是圆满履行职责。您现在也是一样，但如果身体垮了就不行了。所以请接受一个与您相比实在还很幼稚的人的建议：‘保持健康。’”信的落款写道：“尊敬和爱戴您的，LBJ。”山姆•雷伯恩把那封信叠了又叠，直到能放进皮夹子里，就这样随身携带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他把信放进办公桌一个特别的抽屉里，里面装的都是来自他母亲的信。十八年后，山姆•雷伯恩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要把那个抽屉里的东西归档，打开一看，那封信还在。

在山姆•雷伯恩看来，林登•约翰逊是那个英勇无畏上战场的勇敢年轻人，而他背后有一个勇敢年轻的妻子，那个安静温顺的少妇。雷伯恩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发现她是那么孤独，几乎和自己一样。他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而她也回报了他的厚爱，而且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让他在约翰逊夫妇的公寓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最先去了西海岸以后，林登•约翰逊回到华盛顿。二月，他又离开了，这次据报告是去南太平洋。他和也参加了海军的约翰•康纳利从联合车站离开，“小瓢虫”•约翰逊和康纳利的妻子内莉前去告别。

山姆•雷伯恩也去了。他是突然宣布要和他们一起去车站的。用“小瓢虫”的话说，那个巨大的车站“喧闹嘈杂”，挤满了水手、陆军和海军，妻子们都在和他们吻别。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雷伯恩独自站着，像通常那样端正而沉默，站在他十分喜爱的这对年轻夫妇身后很远的地方。约翰逊夫妇互道再见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脸上也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然而列车驶离车站之后，他走到“小瓢虫”和内莉身边，说出的话并不温柔，只有了解山姆•雷伯恩的人才能明白背后蕴藏的情感。“姑娘们，”山姆•雷伯恩生硬地说，语气就像个怎么努力也无法欢快起来，也清楚自己这种性格，但无论如何也决心要欢快一点的人，“姑娘们，我们要去华盛顿最好的地方吃顿晚饭。”

很多思想敏锐的人都很难理解未来二十年两者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山姆•雷伯恩怎么会和一个原则上与自己背道而驰，性格上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人成为如此坚定的盟友呢？部分是出于“小瓢虫”•约翰逊的体贴与亲切，还有羞涩，都让雷伯恩对她喜爱有加。战争期间林登不在，议长几乎是把“小瓢虫”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像个父亲那样保护着她。丈夫不在，她努力帮他代班，管理议员办公室，而雷伯恩会帮她解决一些难题，帮她找机会去参加晚上的活动，同时也帮助其他参战年轻人的妻子，不仅有内莉•康纳利，还有吉姆的妻子伊丽莎白•罗。

“小瓢虫”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也许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能给雷伯恩家的感觉。雷伯恩的余生都经常去约翰逊家吃晚饭，有时候一周去好几次，唯一的规矩就是把那“该死的电视机”关掉。她对他最爱吃的菜了如指掌，而且用身上那股永不消散的温暖，让他感觉到，她很喜欢、很乐意准备这些菜。后来约翰逊雇了个厨师，“小瓢虫”还专门教他怎么做山姆先生喜欢的玉米面包和辣椒酱。随着岁月流逝，“小瓢虫”和“山姆先生”之间的感情日益紧密。说起“议长”，她的语气中有种非同寻常的热烈：“他是我们中最好的一个，是最优秀的美国人。”他的兄弟姐妹去世，正在悲伤之时，她与他感同身受。有一次遇到这种事，她给他写信：“今天我们真希望能伸手拥抱您。我们与您同悲。”雷伯恩后来给她回信：“你给予我的友谊，是我生命中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小瓢虫”怀孕期间，议长深深顾虑她的健康，旁人看在眼里都不禁失笑。他总是催促约翰逊给她打电话，问问她好不好。有一次，约翰逊没有立即遵命，他便有些恼怒地说：“现在就去给她打电话。”

接着这对夫妇就有了孩子。一九四四年，琳达•博德诞生了，三年后又有了露西•贝恩斯。山姆•雷伯恩万分渴望要个孩子，但膝下荒凉，也永远不可能再有。他就把这种爱倾注到林登的孩子身上。他可以让某个孩子坐在他膝盖上，一坐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着小女孩含糊不清的童言。琳达•博德刚学会说话，他就教她一句话：“我俩就是老朋友。”他会在自己的公寓给她们办生日派对，请上十或十二个她们的朋友。孩子们的父母目睹小女孩小男孩们坐在议长的膝盖上，或者伸出手来拥抱他，眼睛都瞪圆了，这可是个人人都害怕的大人物啊。父亲之一的游说者戴尔•米勒说，目睹了这个山姆•雷伯恩，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未想过的问题：“他是个善良温柔的人，不过他要是觉得你发现了这一点，会很不高兴的。”林登•约翰逊的家，成了山姆•雷伯恩的家，他没有过的家，一直渴望的家。

加强两个人之间纽带的，还有约翰逊“专业装孙子”的技能。

他知道自己有多需要“山姆先生”。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山姆•雷伯恩都权倾华盛顿。总统不断更迭，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但不管谁是总统，山姆•雷伯恩都是议长；一九四〇年以后的二十一年里，他就一直坐在童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那个位子上，坐了将近十七年，是美国历史上担任议长时间最长的人。他在相应分支的权力是巨大的，大到扩展到整个政府。约翰逊此时作为一个初级议员，在这位年长之人控制的机构里，自然是需要他的；而以后，他要实现自己的大抱负，当然也需要他。他看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对威廉•O.道格拉斯讲过，如果你想当总统，“必须通过山姆•雷伯恩”。他需要和议长交朋友，也贡献出很多精力，发挥很多技巧去和他交朋友。他反复讲述两人的初次见面，（“我亲爱的议长先生，”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当我还是个穿着及膝短裤和高帮鞋的小男孩，父亲就告诉我：‘有个从博纳姆来的年轻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你可不要忘了。’我向他承诺自己会记得，这也是我一生中做出过的最明智的承诺。”）他反复说了很多次，最终雷伯恩自己也觉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一九六〇年，雷伯恩提名约翰逊参加总统竞选时说，“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个人，从他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认得他了……”随着雷伯恩年事渐高，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意义越来越重大。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拉后来回忆，雷伯恩七十六岁时参加一次宴会，“林登讲起山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得州众议院的）走廊上穿着短裤跑来跑去。他说‘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看到雷伯恩在宴会上当场热泪盈眶，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一九四四年琳达•博德出生时，约翰逊给雷伯恩打电话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还特意说，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的，甚至都没先告诉自己的母亲。雷伯恩最喜欢的姐姐露辛达（“露小姐”）每年来华盛顿的时候，约翰逊都悉心招待；等她回了博纳姆，约翰逊就给她写信，告知议长的健康状况；还给她送礼物，比如盒装的糖果，包装十分精美，她还放在自己梳妆台上做装饰品。结婚的头十年里，“小瓢虫”不怎么出现在丈夫讨论严肃政治事务的晚餐上，除非议长也在场。要是山姆要参加，她也会被带着一起去，就算她是桌上唯一的妻子。她回忆，打仗的那几年，有时候一群得州人会去西方餐厅或霍尔餐厅吃晚饭，来点蓝蚝，再吃点龙虾。“议长会参加，可能还有赖特•帕特曼，等等……其他人都把妻子留在家里，因为他们谈的都是正事。于是就是三四五个男人，加我。出于某种原因，林登总是会带我去。”

尽管林登•约翰逊和山姆•雷伯恩“重修旧好”，两人的关系和之前相比还是有了微妙的不同。雷伯恩之前一直被喜爱之情一叶障目，对这个年轻人从不批判责怪；然而，一九四〇年加纳与罗斯福之争中，约翰逊的行动将这片叶子拿掉了。就算山姆•雷伯恩又再度对林登•约翰逊喜爱有加，这喜爱再也不盲目了。华盛顿很多人没意识到这点，但接下来二十年里参加“教育委员会”聚会的人都知道。理查德•博林说：“他（约翰逊）的傲慢和利己经常被批评。同样的话他（雷伯恩）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从没见过像林登•约翰逊这么自负和自私的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明白，这个年轻人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拉姆齐•克拉克说了句话，其他和两人熟识的人也都同意：“他了解约翰逊。我听过他谈论约翰逊和此人的野心。我觉得那完全不是盲目的爱。”

但克拉克还补充了一些话，博林表示同意，肯•哈尔丁和D.B.哈德曼以及那些每天下午都坐在“教育委员会”，推进权力大戏上演的人也都同意，虽然这“爱”并非“盲目”，但肯定是爱。山姆•雷伯恩会批评约翰逊，但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一次，一九四八年约翰逊的参议员竞选过后，得州一位记者坐在议长的车上，说约翰逊选举作弊，雷伯恩让司机停车，命令该记者马上下车。哈德曼说：“从各个方面看，这都是一种父子关系……约翰逊可能让他生气，但他又会在所有外人面前维护约翰逊。他爱他，会全力为他兜底。”

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人的关系虽然恢复，雷伯恩再也不会无条件地给予他的爱与支持了。至少在政治事务上，他要求约翰逊像其他人一样，尊重他，甚至顺从他。国会大厦底层那间“教育委员会”的门又向约翰逊敞开了，但在这间屋里，雷伯恩是绝对的主人，约翰逊也承认这个事实。就算到后来，约翰逊和雷伯恩两人分别是参众两院的领袖了，约翰逊依然承认这个事实。从两人互相的称呼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从来没叫过‘山姆’，”有人说，“总是‘山姆先生’或者‘议长先生’，还有‘林登’。”另一个人说：“从来没觉得他俩平等过。从来没有。就算（约翰逊成为多数党领袖）之后，还是对他很是恭顺。他可能会跟雷伯恩争论，但你还是一眼就知道谁是老大。”要是和雷伯恩意见不符，约翰逊的争论总是这样开头：“议长先生，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听听我的想法吧。”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布朗&路特的游说者弗兰克•奥尔托夫说，雷伯恩就会听一听，但不这么做的话，他就不会听。就连把约翰逊视为偶像的沃尔特•詹金斯都说：“他对雷伯恩先生的顺从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雷伯恩要求什么，约翰逊就给什么。

偶尔，约翰逊会流露出对这种给予的真实想法，但从未让雷伯恩看出来过。进入参议院后，他偶尔会对吉姆•罗说：“哦，雷伯恩真他妈太难搞了。我必须得去教育委员会拍他的马屁，我一点都不想去。”但他还是去了，拍了马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九五七年，他已经是多数党领袖了，参加了博纳姆的山姆•雷伯恩图书馆揭幕仪式。他正在和几个得州显贵交谈，雷伯恩的一位下属，众议院的看门人“鱼饵”米勒走过来跟他说，议长想见他。他两次挥手叫米勒走开，米勒再叫，他爆发了：“他妈的，在华盛顿我得一直拍他马屁，在得克萨斯总不用了吧？我不去！”但接着他跑步追上米勒，确保他没把这话转述给雷伯恩，然后急忙走到议长身边去了。

给了雷伯恩他想要的，约翰逊也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珍珠港事件后的二十年来，山姆•雷伯恩一直是林登•约翰逊事业的基石，最坚固的基石之一。

一九六一年八月，七十九岁高龄的山姆•雷伯恩已经双目失明，但仍然是众议院议长。他罹患癌症，病入膏肓，终于无法忍受疼痛了，不得不在震惊得一言不发的众议员面前宣布（但还是没有明确公开隐瞒了很久的病况），虽然国会还在召开，但他得离开华盛顿，回到得州接受治疗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时身在柏林，是被肯尼迪总统派去为该城市表明美国的支持态度的。（八月十七日，肯尼迪打电话找约翰逊去柏林时，约翰逊正在雷伯恩位于安克雷奇的公寓里。接到电话的他回答，那个周末计划跟雷伯恩去钓鱼。雷伯恩打断了他，叫他去柏林，他说可以改天再去钓鱼。）

八月二十一日，约翰逊回到华盛顿，“小瓢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去迎接他，突然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山姆•雷伯恩就站在她身后，就像他很多年前站在联合车站一样。

亲爱的议长先生（“小瓢虫”写道）：

那个灰蒙蒙的上午，我站在那架飞机前等着林登，一转头看到了您，脑中顿时掠过多年的岁月，想起您站在我们身边，帮我们渡过了那么多的难关。您撑着病体，拨冗前来，实在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了。写这封短信，也是对您一诉衷肠。

明年四月，我即将迎来二十五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也是作为国会成员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我们生命中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您。

八月三十日，雷伯恩回信，依然是一贯的生硬与正式。“亲爱的‘瓢虫’，”他写道，“你的短信让我如沐春风，万分感激。你知道，没有人像你和林登一样，跟我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与爱。能够跟你们密切来往，着实是很棒的事。”那天，他正遭受病痛无情的折磨，但写这封信的手没有发抖。信尾签下的“山姆•雷伯恩”依然坚定，一点颤抖的迹象都没有。第二天早上，雷伯恩回到博纳姆的家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在他弥留的那几天陪伴身边的一位朋友解释他为什么不待在医疗条件更好的华盛顿，这位朋友写道，雷伯恩觉得“一个乡下小子拖着病体，待在华盛顿，实在太孤独了”。

(1)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刚好是日本海军突袭美军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