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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同道合

    很少有哪个国会秘书,能像林登•约翰逊这么成功地去实施新政各种项目条款。因此,当知道约翰逊对新政的真实想法时,他的助理们相当惊讶。

    琼斯说(拉蒂默和布朗也同意),和他“最志同道合”的人,是罗伊•米勒,在区议会只手遮天的传奇游说者。

    米勒那一头卷曲柔顺的银发,高档的西装,上乘的马甲,翻领上恰到好处的小颗钻石,当然还有那顶珍珠灰的宽檐帽,一切的一切在三个无比崇拜他的年轻助理秘书眼里,就是南方参议员的化身。米勒讲究穿着气度(米勒的儿子戴尔说“他根本没有短袖衬衫”),在国会大厦中大步流星行走时,仿佛他就是这里的主人。有些人甚至说,其实在一些他感兴趣的领域,他的确就是主人。山姆•约翰逊之前接受了罗伊•米勒请的酒,但坚持也要回请他。这种议员在奥斯汀少见,在华盛顿也是一样凤毛麟角。米勒手里仿佛握有无穷无尽的“选举经费”,任他使用,收买全国的议员还不是和在得州一样易如反掌。《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评价说,他“可能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游说人”。而《周六晚报》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也许没有任何非为官者能和他一样在国会有这么广的人脉……二十年来,他基本享受着和政坛公众人物一样的地位。”得州海湾硫业公司在海湾沿线开采硫矿,有很多货轮来运送开采所得,所以需要很深的港口。因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议员就是河港委员会的主席曼斯菲尔德。每天正午,米勒都踩着点来到曼斯菲尔德的办公室,关上门和这位残疾议员密谈半小时。也就在十二点半,会有个议会的勤杂工准时出现,来推曼斯菲尔德的轮椅,而米勒就跟在旁边,有点像罗马皇帝作战凯旋,向民众展示自己的俘虏。他们走过朗沃斯大楼和国会大厦之间长长的地下走廊,来到众议院餐厅。轮椅停在开门迎面而来的一张大圆桌旁。这张桌子被称为“罗伊•米勒桌”,正是以常在这里付账的男人命名。《周六晚报》报道说:“熟知他那身帽子大衣行头的众议院议员数量惊人;他在众议院餐厅也有常用的挂衣架。”这么写已经很委婉了,其实很多议员进入餐厅之前都要看看米勒在不在,免得自己掏钱吃饭。米勒不仅是在众议员餐厅才这么大方。吉姆•法利到访得州期间,米勒的慷慨让他着实震惊又受用,这位平时十分谨慎小心的邮政部长竟然油印了一份建议给一群即将由米勒赞助去得州游玩的议员,开头这样写道:“你们只需要带去得州之前需要的钱。因为在得克萨斯,你们一个子儿都不用花。”米勒手段高明,结交的人脉不只是那些权贵阶级。“他认识警察,认识电梯操作员,认识所有办公室里的所有人,”拉蒂默说,“他经常进来跟他们讲话聊天,根本不用提某某议员。要是你深夜十点十一点还在工作,他会出现,问:‘我请你们大家出去喝一杯吧?’他还会请你吃顿大餐。”这些行为的对象也许深知米勒的目的(用拉蒂默的话说:“如果他想见某个议员,就可以问秘书:‘你们议员忙不忙?’秘书们就忙不迭地帮他安排见面。”),但他们仍然怀着一种受宠若惊的态度,被米勒迷得五迷三道。第十四区办公室的三位年轻人崇拜米勒,甚至有些敬畏。他们欣赏他的风度翩翩(琼斯说:“他那么温柔和蔼,优雅潇洒”);惊叹他的收入(拉蒂默说:“他的年薪是八万美元,还是在大萧条期间”);羡慕他在五月花酒店的豪华套房;还钦羡在空中服务尚未普及的年代,他竟然能闲庭信步地漫游全国,正如他在国会大厦那么悠然自得(“罗伊•米勒会从得州打电话来……他说:‘我明天早上来办公室。’布朗回忆说。他经常星期一从得州打电话,星期二就在办公室了,这常常是大事一件,因为他会坐自己的私人飞机来。”)。而他们的直接上司也怀着同样的情绪。“林登把罗伊•米勒当英雄一样崇拜。”琼斯说。

    如果说公开场合的米勒完全是南方参议员的化身,那么私下里的他大概是讽刺漫画的主角,皮特•阿尔诺就在《纽约客》上刊登过一组漫画,叫作《白宫男人》,里面有个总在咆哮发疯的商人。米勒和一群朋友总会选在半下午的时候,在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内间喝上几杯。这些人都痛恨罗斯福,觉得总统发起的这些项目剥夺了他们珍视的权力与特权。总统越受民众欢迎,他们的痛恨就越强烈,而且还不得已要把这情绪隐藏起来,方便继续满足私利。(私利促使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隐藏起自己的情绪。米勒的心腹中有个叫马丁•戴斯的人,后来成为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主席。琼斯还鲜明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戴斯登上众议院的讲台,发表了一番演说,支持老兵们申请额外津贴的要求。从台上下来以后,戴斯说:“好了,家乡人民听到这个会很满意的。”接着,他憋不住了,怒骂着透露出真实想法:“这些个天杀的左派!”)所以,在克雷博格办公室这个私密的环境中,他们总会针对罗斯福身体的残疾编一些最新的段子,哈哈大笑地讲出来;或者嘲笑第一夫人埃莉诺,愈发放肆高声。他们还变本加厉地激烈抨击“左派”和他们偷偷强加到美国人民头上的“独裁专制”;谩骂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最恶劣的是,谩骂那些“独裁者周围的”大学教授。这个团体中有戴斯、克雷博格本人,和克雷博格一起打高尔夫的通用电气反动游说者、绰号“迅飞”的哈罗迪奥•亚当斯;还有一些极端保守的得州议员,比如奈特•佩顿、詹姆斯•布坎南和汉顿•萨默斯。不过笑得最放肆、谩骂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米勒。林登•约翰逊总能被邀请一起喝一杯。办公室两间房的门是打开的,琼斯、拉蒂默和布朗都能听到老大说的话。

    和这些权贵在一起时,他的语气跟和助理们在一起时大相径庭。对下头他飞扬跋扈、发号施令,对上头他也用同样的热情去谄媚讨好。“和那些人聊天的时候,”琼斯说,“林登就像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眼里闪烁着天真的光,大男孩一样似的。他完全抱着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是的,先生。’‘不,先生。’”就算克雷博格办公室还有空位,林登•约翰逊也总是坐在地上,抬脸望着正在说话的某个人,脸上露出非常感兴趣又特别尊重的表情,就像弗农•怀特塞德所说的,“坐在他们脚边,全盘接收他们所说的一切”。有位议会秘书同僚目睹过林登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和那些有权势、能帮到他的人在一起时,林登•约翰逊简直是专业装孙子。”(这种行为的收效也和之前类似,证明了国会山和学院山一样,恭维奉承永远不嫌多。这些人都特别喜欢林登•约翰逊,而且对他有种慈爱的情绪。比如,“迅飞”亚当斯就经常给林登•约翰逊一些建议,除了怎么追女人,还有如何了解各种文化;他觉得林登需要扩大文化视野,于是给他带来戏剧和歌剧的票。)约翰逊的三个助手,不仅听到他极度的阿谀谄媚,还听到他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震惊地发现,老大竟然和米勒观点一致,而且是充满热情地表示同意。“米勒就是很痛恨罗斯福,”琼斯说,“而林登和米勒志同道合。天哪,有时候他反对起罗斯福来,叫得比米勒还响。”和克雷博格的相处中,约翰逊也用了米勒的观点。克雷博格认为农业调整署的项目是搞“社会主义”,说他要投反对票。而约翰逊和米勒一样,告诉议员,他一定要投赞成票。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很好,而是因为他的绝大多数选民都支持拥戴这个项目,国会里的支持也是一边倒。他投反对票反而无足轻重,反正法案都会通过。这一幕不断重演。琼斯回忆,克雷博格在农业委员会开会归来,进了办公室,对罗斯福新提出的议案表示“非常震惊”。约翰逊也附和他,说这些项目议案“非常糟糕”,但是,他告诉克雷博格,他“必须”投赞成票,因为这在人民眼里“就是好政策”。

    而且,约翰逊不仅是在保守分子面前才表达对保守思想的赞成(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跟道奇的租客们闲谈的时候,约翰逊会提起米勒的一句口头禅,如此评价罗斯福:“他花那么多钱,是逼我们腐败啊。”他总是语气很重地强调,总统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平衡预算”。道奇旅馆中一个热议的话题,是休伊•朗新近出版的《人人皆国王》。约翰逊很崇拜这位路易斯安那的平民党人,但崇拜的并非他的平民主义,而是休伊•朗的演讲才能和他日渐扩大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位大人物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建议,约翰逊则持批判的态度,觉得朗和总统有一样的缺点。“朗的书里面提到投资做工程,林登非常不满,觉得他们就是在花钱花钱花钱。”琼斯说。他和琼斯讨论这本书,并且写几句话在内封。琼斯说,差不多就是:“罗斯福花了太多的钱。要是我们不小心一点,可能会让他把这个国家带入火坑。”道奇旅馆A层和B层的大多数年轻人思想都很开明,而林登•约翰逊则是地下室的保守派。

    他和米勒的“志同道合”,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行动上。他跟得最紧的得州政客是威利•霍普金斯,这位仁兄经常到华盛顿为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争取贷款(到华盛顿出差的闲暇时间,他经常和约翰逊厮混。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纽约参观帝国大厦);回到得州也是一样引人注目,经常大声叫嚣着高调地反对左派。(在得州参议院,他还在得州参议院领导了反对限制雇用童工的行动。)克雷博格寻求连任,而民主党初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思想更开明的候选人,动摇了他的胜算。于是约翰逊、米勒和霍普金斯共同为克雷博格开展竞选活动,用屡试不爽的得州反动派那一套,反过来挑战那位候选人。他们拒绝和这位候选人讨论观点看法,而是一味往他身上“泼脏水”,说他是“共产党”,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和烂泥一样污秽肮脏”。克雷博格的竞争对手叫卡尔•赖特•约翰逊,他当时的确切立场已不可考,毕竟在那样一个被金家牧场一手遮天的选区,报纸除了对卡尔•约翰逊进行谩骂讽刺,不会做其他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大致立场是攻击克雷博格支持一项对穷人颇为严苛的营业税方案,同时却支持另一项基本能让得州海湾硫业公司完全免除纳税义务的联邦立法。林登•约翰逊叫来了霍普金斯这个咄咄逼人的“连珠炮”(“林登从科珀斯克里斯蒂给我打电话说,‘理查德在这边遇到点麻烦’”),他用了原来的策略,也和原来一样获得了成功。霍普金斯回忆,在一次县上辩论快结束时,他转向卡尔•约翰逊,“我对这家伙说:‘你的心是黑的,思想是红的……’他就这么完蛋了。”(针对卡尔说他们操控税收立案的指控,罗伊•米勒公开否认。“我代表的公司对联邦立法绝对没有任何兴趣。”他说。)米勒的儿子戴尔那时候也已经成长为一个老到的游说者。他和林登•约翰逊的初次见面比较匆忙,对这个年轻秘书的印象是一个新政支持者。“他的举手投足就像新政的化身,”他说,“他看起来就像那号人物。年轻、活跃、开朗,仿佛刚刚掀起的未来的波涛。”因此,戴尔•米勒发现“我那政治观念上非常非常保守的父亲”,竟然和克雷博格的秘书“相处不错”时,感到非常惊讶。但戴尔回忆说,父亲向他打过包票,“约翰逊不是个激进的自由派”。随着戴尔对约翰逊越来越了解,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约翰逊)给人的印象是很开明自由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他让人误以为他支持新政”,事实上却不尽然。

    琼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总觉得无比震惊。约翰逊总是在展示选民们寄来的感谢信,琼斯知道“老大”非常“需要别人的感激”。而且,用琼斯的话说:“对于一个需要感激的人来说,新政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你可以通过新政为人民做事,是获得感激的好机会。”一直在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他,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位上司如何高效地将新政府的项目从文字变成行动。琼斯说,从对新政的实施上来说,约翰逊在国会秘书当中可谓是千里挑一。然而,琼斯说(布朗、拉蒂默和当时熟知约翰逊的人也同意),他实施的,是自己并不同意的政策与观点。

    不过,如果按照这些国会秘书的说法,林登•约翰逊实际上是和罗伊•米勒这样的反动派志同道合的,他们也听到过他发表完全不同的论调,也是和年长些的权贵一起时,只不过这些权贵的政治观点不同罢了。同样的一些年轻人,听到过他和米勒在一起时批评新政;又听到他和赖特•帕特曼这样的议员在一起时对新政歌功颂德,毕竟,帕特曼还一直秉持着自己在得州议会时宣扬的平民主张。有一次,一个国会助理,刚刚听到他和马丁•戴斯一起“宣扬保守主义”,“不到一个小时以后”又碰到他,和帕特曼一起“宣扬自由主义”。前后不过六十分钟,他支持的观点完全相反。这位助理说,林登•约翰逊和那些能帮助他的年长之人聊天,“总是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

    那对于比他年轻的人呢?他什么也不说。他在道奇的行为变化非常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是B层坚定的保守派。接着,用B层另一名租客的话来说,他没有来由地就“变了风向”,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有些租客注意到,连续两个晚上,约翰逊对同一个话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再也不参与争论了。事实上,他开始对各种话题都缄口不言。

    这种缄默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别的话题上他都异常健谈。比如,谈到政治策略的时候,约翰逊就是讨论的中心;但如果话题涉及政治议题,不管是理念、原则、观念,约翰逊就绝不参加。如果进入一个大家正在闲谈的房间,发现讨论的话题是个严肃的政治热点,他就会趁大家还没注意到自己之前偷偷走掉。如果他参与的谈话突然转向了这样的热点,他也会安静地溜走。就算没有走,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就算别人拉着他说,他也拒绝表达详细清楚的立场。甚至当有人直接质问他,让他明确表示观点时,他也会拒绝,用笑话或者以前得州的逸闻趣事插科打诨过去。如果对方步步紧逼,他就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没想清楚。新政开始的头几年,群情高昂,整个华盛顿都在讨论政治热点话题。而在道奇旅馆的地下,聚集了一百个在政府工作的聪明的年轻人,这里的讨论自然最为激烈。各种观点想法层出不穷,林登•约翰逊却不为所动。他父亲曾经说过,“此时我们正应该站出来,坚守我们的信仰”,而如今,这位父亲的儿子却好像并不想为任何东西站出来。

    圣马科斯的同学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来自野心。“他从来不明确站队,你永远不知道林登的立场,”一位同学曾经说过,“他只对自己和能帮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华盛顿的同僚们也有一样的感觉。

    道奇的年轻人还目睹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华盛顿有个“得州同乡会”,会集了华盛顿所有的得州人,每个月会在不同的酒店举行舞会。舞会上,年轻小伙子自然都要跟年轻姑娘跳舞,林登•约翰逊却是个例外。他几乎都找年长些的女人跳舞。“我不记得他带年轻姑娘来(参加过舞会),但他经常跟议员和内阁官员的夫人跳舞。”布朗回忆。就连对老大崇拜无比的拉蒂默都觉得自己知道原因:“因为这些夫人能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丈夫。”他说。其他助理也这样认为。布朗回忆起自己和一群道奇的朋友站在一起,看着林登跳舞,其中一个说:“你们发现没有,他根本不理那些年轻漂亮的单身姑娘?他全是去找夫人们跳舞。”另一个说:“林登这是有什么企图。”又一个插嘴:“他总是有企图的,他一直都有企图。”年轻人之间会评论林登•约翰逊说过的话。有一次,他的三个助理之一,帮他起草了一封代表某位选民给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信,去找他签名。信的抬头是“亲爱的亨利”,结果被约翰逊划掉了,他写下了“亲爱的部长先生”,说:“你看,我不能叫他亨利啊。”短暂沉默之后,林登•约翰逊又补充道,“总有一天我能叫他亨利的,但不是现在。”布朗回忆说,有一次,有谁向别人介绍约翰逊说这是克雷博格议员的助理,“他就有点反对被划为一个助理,他说,因为‘我不是助理人才,我是行政管理人才’。”

    道奇有这么多出色的年轻人济济一堂,野心抱负倒也寻常。但他们觉得约翰逊的抱负很不寻常。因为这抱负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原则或者信仰等改变哪怕一分一毫。“讲求实际没错,”一位秘书同僚说,“嗯,我们中很多人都很实际啊。但你必须得有信仰啊。林登•约翰逊没有任何信仰。他只有自己的野心抱负。他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野心抱负。”有句关于约翰逊的话在这些年轻人中广泛流传,因为他们觉得这话批他极恰:“林登是根墙头草,飘来荡去随风倒。”

    和他最亲近的人,也就是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助理认为,“林登没有任何信仰”这句话太过轻率了。不仅仅是因为老大和罗伊•米勒交谈时,他们听到约翰逊所说的话,觉得他“一直都很保守”。他们觉得,林登•约翰逊是有信仰的,非常保守的信仰。“他最早的倾向,”布朗说,“就是保守派那边的。”琼斯说:“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保守派。”不过,他们觉得,关键在于,“没有信仰”这种评价,其实在约翰逊的职业生涯中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多年来和约翰逊的朝夕相处已经让他们确信,不管他曾经有什么信仰,当时有什么信仰,都完全不会影响他的行动。琼斯说,从行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林登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我想他完全是按照当下的需要去做事的……他的根本目标就是赢得胜利。我确信只要能赢得胜利,他可以成为一个极端自由派或者极端保守派。这就是说明他是个很虚伪的人,对吧?不过,反正,根本目标就是赢得胜利啊。”

    “林登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说,“他不会受任何理念或理想的指引。风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使舵。”


    很快,这样的评价就有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证明。

    一九三三年得州重新划分选区时,圣安东尼奥(贝尔县)和其中的二十四万居民脱离了第十四区,被划入新的第二十区。一九三四年,第二十区会选出自己的议员。而候选人之一去华盛顿时,对克雷博格那个“相当能干”的秘书印象深刻,他竟然“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游刃有余”。一回到得州,他就告诉记者:“林登•约翰逊……据说是华盛顿最出色的秘书。”他请约翰逊协助他参加一九三四年民主党初选。因为第十四区的初选中克雷博格没有对手,约翰逊就答应了,虽然这个候选人是莫里•马弗里克,非常狂热的激进分子,政治主张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坚定地支持得州的共产主义组织者们,而这一切的行为已经让某个反对者指责他,说他妄图“用俄国的红旗代替美国的旗帜”。(这么一个人对自己的儿子大加赞赏,山姆•约翰逊觉得很自豪,弄了一张有马弗里克原话的简报,寄给了儿子,还在上面写道:“上了头版。真是太棒了,太好了。我十分激动。——山姆。”)

    约翰逊和拉蒂默及琼斯一起来到圣安东尼奥(他说服了老好人克雷博格,出资让他们三人都来参加马弗里克的竞选),他让两个助理去寄送宣传册。他自己就负责文字。马弗里克发现,这个年轻秘书不用听别人说,也明白很多政客一生都没明白的道理:选民并不愿意读很长的文字,所以成功的政治宣传,关键就在于简洁明了。马弗里克的对手,长期在圣安东尼奥主事的腐败官员,所谓的“城市机器”,对竞选非常上心,开始加强宣传攻势。马弗里克就请约翰逊帮他写宣传语和演讲稿。很快,约翰逊不仅成为一个写手,还做了“广告人”,成为马弗里克心腹小圈子中的一员。“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年纪比他大的男人很信任他。”琼斯说。他同时也是个活动家。在“与公众相处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能力”。他造访圣安东尼奥拥挤吵闹的墨西哥裔聚居区,就像他之前在丘陵地带广袤偏僻的小城镇家家户户地上门。要争取墨裔美国人的选票,拥抱是个很关键的举动。而林登•约翰逊本身也热爱拥抱亲吻。在穿着亮色衬衫、皮肤黝黑的男人和围着黑色长头巾的女人中间,这个瘦高个子,皮肤苍白,有着大耳长臂的年轻人十分醒目,他一路给予每个人热情的拥抱,穿过挤满了手推车和人群的圣安东尼奥贫民区。马弗里克赢得了六月的初选,但没有拿到有效多数的选票,所以需要在八月再进行一次初选。这期间的两个月,约翰逊大多数时候都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处理克雷博格的事情,但周末都会赶到圣安东尼奥。因此,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林登•约翰逊同时在为两个人工作。一个是国会最反动的保守派成员之一;而另一个呢,在几个月后刚到国会山,就成为了最激进分子的一员。

    一九三四年马弗里克的竞选,也标志了林登•约翰逊首次涉足更为实际的政治。选举前的一两天,琼斯在和约翰逊同住的圣安东尼奥广场大酒店的大房间里醒来,结果又经历了另一种方式的觉醒。约翰逊正坐在房间中央的桌边,桌上是一摞摞的五美元钞票。“那张大桌子上全是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琼斯说。琼斯不知道是谁把这钱给约翰逊的。而且老大的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约翰逊有这些钱。但他目睹了约翰逊用这钱干的事情。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一次一个,进入这个房间。每人给约翰逊说个数字(有些人还不会说英语,就用手指比画),约翰逊就从那些五美元钞票中数出这个数字,递给对方。“一票五美元,”琼斯看着眼前的一切,意识到,“林登手里有份别人给他的名单做参照。这些拉丁人走进房间,告诉他自己家里有多少个有效的选民,然后林登就按照五美元一票给他钱。”

    “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抱负。”如今约翰逊常常挂在嘴边的愿望,就是“通过选举,谋得一官半职”。“想做大人物的话,你就得为自己服务。”他告诉拉塞尔•布朗。他也很清楚自己想要哪个官职。布朗回忆,有一次,“他说起有人参加竞选……要继任他上司的位子……他说:‘应该走这条路。’”

    一三二二号办公室的安排开始有了些调整。在大多数国会办公室,高级助理的办公桌离前门能有多远就多远,让下属来帮他“处理”那些不重要的访客,主要是选区来的游客。而约翰逊却把自己的桌子放在靠着前门的地方。拉蒂默说,“这样一来”,任何人“一进来都得见见他”。拉蒂默带着揶揄聪慧的笑容,说,这样一换,部分是想“让打字机不停运转,如果谁跟我和琼斯说话,那我们只好暂时不打字,但他觉得我们应该一刻不停地打字”。但拉蒂默又开始怀疑还有别的原因。约翰逊不想让下属帮他挡选区来的访客。访客就是选民。新的位置,确保他能够和选民们打照面。一般来说,国会议员办公室可以给访客的好处,就是给他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行证,拿到通行证的访客往往都感恩戴德。约翰逊希望这些选民访客能从自己这里得到这个好处,而他办公桌的位置确保了这一点。“那些只是‘凑巧来华盛顿’的一般访客”都会遇见约翰逊。后者“跟他们聊上三十秒,就让他欢天喜地地拿着通行证出了门;再开始下一个三十秒聊天”,拉蒂默说。(“与此同时,打字机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另外,有时候,这些“一般访客”可能恰巧是拉蒂默口中来自家乡的“要人”。“老大就把他们请进克雷博格那间(没人的)私人办公室”,坐在议员办公桌的后面,和那人聊天,问他能不能帮什么忙,和那人套套近乎,拉拉关系。几天之后,拉蒂默就会帮他给那人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巩固友谊。

    拉蒂默发现,约翰逊请进去私下聊天的,不仅有这些“要人”,还有那些随口提到选区政坛有趣传言的访客。他觉得,老大换了自己办公桌的位置,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希望了解和自己选区有关的一切,不管多么小的事情。反正一切都不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出去。”拉蒂默认为,守在门口,正是约翰逊预防这种偶然事件的最好办法。

    但这种严防死守仍然有个漏洞。国会套房的两个房间,都各自有通往走廊的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会氛围还很随意,两个门一般都是不锁的。所以访客可以直接推开克雷博格私人办公室的门,让避无可避的议员亲自接待。特别是那些半下午过来、知道门道的访客,特别清楚克雷博格私人办公室的门是哪扇,而且希望在不被助理打扰的情况下见见议员的。

    不过这个漏洞很快就被堵上了。约翰逊锁上了上司办公室的门,一直锁着。克雷博格从来没反对过,甚至可能都没注意过。他一般都从另一扇门进去,这样能和下属们聊一聊。就算注意到了,他也不明白其中奥妙。但拉蒂默是明白的。就连对自己的上司,约翰逊也希望了如指掌,希望自己对他做的一切都知情。“他不希望任何人不通过他去见克雷博格先生,他希望对克雷博格见的所有人都知情。”锁上克雷博格的门,就很好地杜绝了意外发生的可能。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重要的影响(因为那些能找对门的访客,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访客):让议员脱离选区民众,而让他的秘书将选区把控在自己手中。

    拉蒂默和琼斯还注意到其他一些变化。

    约翰逊一直都喜欢用为选区争取到的联邦项目为上司邀功,不管是市政工程的下水道,还是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驻地。而他现在仍然喜欢邀功,会赶在参议员康纳利或谢帕德之前,来到西联电报公司,给被选中做工程的县长或市长发去贺电,但不总是为上司邀功了。如今,他口述通稿越来越多地这样开头:“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林登•约翰逊,昨天宣布……”

    自然,所有国会办公室的规矩都一样,那些写给个人,建议他们如何去争取联邦津贴、签证、私人法案等好处的信,都要加上议员的签名,确保收信人对议员本人心存感激。而克雷博格办公室寄出去的信,现在有了不同的签名,开头也不一样了:“议员本人不在,我建议你……”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选区政治事务,不再通过信件来处理。

    在“克雷博格之乡”,所有县级民主党组织的主席全是克雷博格家的心腹:理查德的亲信好友,或者跟金家牧场有经济捆绑的人(牧场旗下企业的员工或者依靠牧场生存的生意人)。约翰逊说服克雷博格,选区要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其实并不需要怎么说服,拉蒂默如是说:“老大想干什么,理查德先生就说:‘好啊,可以。’他反正不在乎。”)约翰逊开始走访这十九个县(1),还开着他说服克雷博格买的一辆车(唯一的车钥匙掌握在约翰逊手里),这是一辆很贵的福特跑车,大大的低压轮胎,座椅和方向盘保护套上都有在金家牧场的马鞍店做的刺绣,上面有牧场著名的品牌标志,在得州南部也是最高身份的象征。约翰逊穿着高档蓝色西装,驱车进入安静的乡村,经过一群群牛马,“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拉蒂默说。他和民主党的领导人见面,但也会和别的领导见面,比如当地的银行家、律师、周报主编……还有农民领袖,他慧眼如炬,一眼看出当地农场主们或者县上农业调整署作物控制委员会开会时,农民们都会听谁的。一回到华盛顿,他就要求县上各委员会的主席们定期向他报告当地的政治状况。遵命行事的主席们发现约翰逊会和他们通信,而且通常是当天收信当天回,还要求他们快写回信。要是哪位主席没能定期回信,约翰逊就以此为借口,再指派一个联席主席,而这个联席主席就不是克雷博格家族的人了,而是约翰逊在那次到访期间建立了良好私交的人。另外,他还让自己指派的每一个人都知晓,他们的恩人不是克雷博格,而是林登•约翰逊。

    和这些人联系的时候,他都打电话。按照国会的标准,他们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费本来就一直超额(国会给的那点微薄的电话费津贴早就不够了,给钱的是金家牧场)。而现在,拉蒂默每个月查看账单的时候,发现通话记录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往得州打的长途。

    约翰逊为什么打这么多电话,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特别看重保密工作。克雷博格的私人办公室和员工用的前厅之间有道门,是常开的。但现在慢慢关得比较频繁了,只要议员不在那间办公室,约翰逊就走进去,关上门打电话,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克雷博格在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罗伊•米勒在),他只得在前厅用自己那部电话,不过也是用手捂住听筒,生怕拉蒂默和琼斯偷听了去。除此之外,这些谈话的其他线索也被最大限度地保密了。之前,约翰逊打电话的时候,一定会边打边写下一连串和这电话相关的事情,再交给拉蒂默和琼斯去办。现在,只要是捂着听筒打的那些电话,他都不会写任何东西。“以前我们对选区里的事情一清二楚,”拉蒂默说,“慢慢地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拉蒂默开始好奇,电话的使用,是否还给约翰逊带去除了保密之外的好处。从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他知道约翰逊给选区这些新朋友打电话时,通常都会谈谈自己给他们的恩惠(比如联邦的工作)。新闻稿和信件这些书面的交流沟通文件上,约翰逊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克雷博格一起出现。这就让拉蒂默狐疑,在口头的交流上,是否有个名字就是完全绝口不提了呢?拉蒂默说,“写信的话”,约翰逊“必须要签议员的名字”,或者说,就算他签了自己的名字,也需要解释清楚,这不过是为上司代劳。“信中必须说,‘在议员的建议下,我做了某某事情……’不然的话他可能工作都保不住。而电话中呢,说话的是他林登•约翰逊,不是理查德•克雷博格。”事实上,拉蒂默发现了约翰逊一个总体上的行为模式:“之前,他在帮理查德先生交朋友;而现在,他是在为自己交朋友。”

    约翰逊安排的一次乘船旅行也符合这个模式。他说服克雷博格提供自己的大游艇,供科珀斯克里斯蒂一群美国退伍军人大会的选区领袖出外游玩一天。克雷博格觉得这一天肯定很无聊,所以只提供游艇,自己不愿出席。约翰逊说克雷博格应该去,但说得轻描淡写,只是走个形式,所以,很自然地,劝说失败。受邀前来的客人之一,赖特•帕特曼回忆说:“那是一次美好的出游,在克雷博格那艘大游艇上。我们上船的时候,发现主人不是克雷博格而是约翰逊,他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林登•约翰逊用上司的船、上司的车,用上司的钱供给巨大的电话费花销,都是为了交朋友,却不是为上司结交,而是为自己结交。选区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的核心,越来越多地从选区的议员往议员秘书那里转移。约翰逊做这个,不是为了抢克雷博格的位子,毕竟,在克雷博格之乡,谁又能打败克雷博格家的人呢?但他希望,只要这个位子一空出来,他就站在旁边,做好了入主的万全准备。

    而且他也努力让这个位子空出来。

    议员的最小当选年龄是二十五岁。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约翰逊就要满二十五了。那一年,关于理查德•克雷博格要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的消息从风吹草动到愈演愈烈。得州的报纸刊登了很多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连美联社都做了报道。没人知道是谁放的风声。华盛顿的众人也开始讨论这个任命的可能性,也没人说得清议论的源头是谁。得州参议院甚至通过了一项动议,正式提名克雷博格担任这个职位。而这项动议的发起者正是参议院的威利•霍普金斯。克雷博格也很高兴,他对做议员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经常说,去过那么多城市,最喜欢的就是墨西哥城。米勒和其他得州内部人士一度以为大使的位置肯定是他的了,结果没成,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被委派去了。但在那之后,间歇性地,只要华盛顿得知丹尼尔斯对这个职位有些厌倦,哪怕只是一点点捕风捉影,就有人在暗中散布舆论,说克雷博格应该得到这个位置。约翰逊已经决定了想要走哪条道,于是积极地为自己铺路。

    但他是不是还在铺另一条更长的路呢?一条只有他自己才看得到的路?一条一个如此健谈的人从来都绝口不提的路?

    新选区第二十区进行了选举,获胜者是莫里•马弗里克。约翰逊不是这个选区的居民,也不打算去竞选某个职位。然而,马弗里克当选以后,他对第二十区的兴趣却有增无减。

    第二十区直接由上级委派的关键职位就是圣安东尼奥的邮政局长,下辖六百个邮政服务部门的工作机会。现任局长的四年任期将在一九三四年结束,那时候马弗里克刚好还没上任。于是按照当年早些时候约翰逊牵头的“君子协定”,作为该区域前议员的克雷博格有权提名新的邮政局长。“克雷博格根本不在乎”谁来继任,拉塞尔•布朗说。但是约翰逊很在乎。实际上他早就有了邮政局长的人选:丹•奎尔,年轻的坦慕尼派硬汉,得州人,出身是圣安东尼奥的农牧家庭,在城里的工人圈很有威望。“有了丹•奎尔,五千票就是板上钉钉的。”拉蒂默说。

    克雷博格提名奎尔,让圣安东尼奥的那些保守派很是意外,他们要求长期的盟友加纳参与进来表达意见。然而,因为“君子协定”吃了个暗亏的副总统,断然拒绝跟这事扯上什么关系。布朗回忆,尽管如此,保守派还是坚持反对,此时“林登发动了一场一流的战争。他全情投入,一时间枪林弹雨,终于为‘克雷博格的人’取得了这个任命”。为了巩固奎尔和自己的联盟,他还帮奎尔的妹妹艾洛伊斯在华盛顿农业部找了份工作,而且周六经常找理由到圣安东尼奥,尝尝奎尔的母亲(新上任的邮政局长很崇拜自己的母亲)做的玉米面包和肉汁烤牛肉。“他经常来我们家就是为了这个,”奎尔说,“他很喜欢她做的菜。”约翰逊是不是提前预料到圣安东尼奥的邮政局长之争,选出了中意的候选人,再来促成“君子协定”的呢?这就无人知晓了,因为他从来没讲过。但因为这个“君子协定”而达成的任命不仅对约翰逊有着长期的重要性(之后的整整三十五年,奎尔一直是他在圣安东尼奥的忠实盟友),也带给他很多眼前的好处。奎尔对林登•约翰逊可谓狂热崇拜(奎尔说,第一次见到约翰逊,他就知道“这人在同龄人里是鹤立鸡群。他很敏锐,在政治上更是出手稳准狠”)。他立刻就开始帮约翰逊处理圣安东尼奥一些看起来小,却十分重要的政治事务,给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的朋友指派好工作,至少帮了好几个。

    马弗里克宣誓就职时,约翰逊迅速跟他交上了朋友。他在阿戈讷打仗时受过伤,一直不舒服,上任不久就入院做了个手术,术后行走不便。布朗记得新年第一天,马弗里克和约翰逊一起从道奇到柴尔兹吃饭,前者就攀着后者的胳膊,支撑着走。两人能这么快建立友谊,一是因为约翰逊左右逢源的能力,他在激进自由派马弗里克面前,表现得就是个自由派;正如他在自己那个保守派的议员上司面前,言谈举止都是个保守派。和马弗里克聊起议会正要处理的某项新政法案,他会说:“这个你肯定会支持总统的,对吧?”二是因为马弗里克非常欣赏克雷博格办公室里那种“非常高效”的运作。应他的要求,约翰逊指导马弗里克那个初来乍到的秘书马尔科姆•巴德韦尔,建立了第二十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马弗里克还送了一张签名照片给他,写着“送给林登•约翰逊,帮助我起步的人”。)三是因为这位新议员对约翰逊政治才能和秘书工作的赏识。“我记得莫里上任后经常给办公室打电话”,询问约翰逊的意见,“问他对某项立法怎么看,会产生什么影响,众议院的口风怎么样”,布朗说。约翰逊又进一步巩固了两人的友谊。莫里的弟弟阿尔伯特住在第十四区,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公职。约翰逊一个小小的议员秘书,现在也有了影响力了。这样的影响力大多数议员秘书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而且能发挥作用的,还不止一个选区,是两个。

    还不止两个。

    国会的办公用品中,用得最频繁的一个橡皮图章上写着“转呈尊敬的    ”。大多数的国会办公室都会例行公事地在所有非自己选区的信件上盖上这个章。有专人负责,然后填上应该转呈的议员名字,把信件放在“区外”那一摞。“一般来说,某个议员的手下是不在乎其他选区的人的。”拉蒂默说。

    然而,在得州第十四区的办公室,对图章的选择要更为谨慎。拉蒂默说:“如果信函里提了重要的要求,或者写信的人认识达官显贵,或者那人很有钱,那我们就不能例行公事。”要是信函里提了“重要”的要求,约翰逊就会为他办事,还让助理们也一起来办,不管那个人在哪个选区。

    随着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管控,并愈加积极参与,有越来越多的商界要人对华盛顿提出要求,特别是想要打通某层关系。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摸索迷宫一般的官僚网络,把他们引荐给能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繁文缛节的官员,告诉他们可以去找某某某,甚至直接领他们去找某某某。

    来自理查德•克雷博格那个选区的生意人们听说,这位议员的办公室能领着他们找到要找的人。另外,由于现在约翰逊不是为理查德先生交朋友,而是在为自己广结良缘,但凡有点眼力见儿的生意人,都看出来了,提供这种便利的,可不是理查德先生。原得州参议员阿尔文•J.维尔茨,现在是努埃西斯县十几家公司的法务代理,他打电话总是找不到克雷博格,有一天终于发了火,问拉塞尔•布朗:“你觉得我打给燃树俱乐部(2)能找到咱们这位议员吗?”尴尬的布朗说:“哎,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维尔茨参议员先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维尔茨在电话那头阴郁地假笑两声。布朗回忆,接着,维尔茨说:“林登也不在吧,是不是?”布朗说他不在,维尔茨说,让约翰逊而不是克雷博格给他回电话,并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打给我的。”布朗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找克雷博格议员了,每次打电话都是问林登在不在”。

    当然了,约翰逊总是会打回去的。对于那些有影响力的选区居民,他有求必应,不管是到华盛顿来很难订到的酒店,还是更大的忙;此外,他还提供这些人甚至从来没想过的帮助。比如,科珀斯克里斯蒂商人艾尔莫•波普想要被引荐给国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好解决一项能够为科珀斯克里斯蒂争取联邦援助的法案。约翰逊帮他引荐了,而且还在他没有开口的情况下,呈上一份详细的立法必要备忘录,让波普给委员会成员们过目。

    约翰逊想让这些要人觉得他人脉广阔,能力通天,信赖他,倚重他。同时也很谨慎地避免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个乳臭未干的低级助理。他极力避免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居住环境。(得州一位重要访客,威利•霍普金斯碰巧看到了道奇旅馆的地下室,表示相当震惊,他回忆说:“他们住的就跟小毛孩似的,分明就是宿舍啊。”)他们要他订酒店,他就订酒店,好像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个年轻人对那些酒店没有丝毫影响力,经常需要疯狂地打给一家又一家,直到找到一个房间。有时候,电话攻势也一无所获,他只能亲自去找某家的预订经理,花自己的钱给一大笔消费,搞到一个房间。他也从来没让这些人意识到,要帮他们争取到跟某某人见面,是多么困难。其实他经常碰壁,因为有些官员不需要克雷博格议员支持某项悬而未决的法案,而有些官员甚至根本对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闻所未闻。他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收效显著。第十四区那些商人如他所愿,对他大为钦佩欣赏。得州其他选区的商人抱怨说,他们的议员在华盛顿这个官僚机构根本帮不上什么忙,第十四区的这些人就建议说,他们可以联系一下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

    比如说,新成立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本来决定把办事处设在得州中部而不是南部。但作为其法律顾问的阿尔文•维尔茨告诉理事会,管理局在华盛顿应该找的是第十四区的办公室。跟着维尔茨到华盛顿的理事托马斯•弗格森发现这位顾问说得很对。

    对于管理局来说,人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计划修一系列的防洪堤坝,这不仅需要争取市政工程局的资金,还需要十几家联邦机构的许可。另外,得州创建这个管理局时遵照的各种立法条款也对时间上有限制,管理局必须刻不容缓地拿到资金和许可。“我们需要迅速地去找人,”弗格森说,“我们时间紧迫。”弗格森说,有些需要找的人是“高官”,其中之一就是杰罗姆•N.弗兰克,当时联邦电力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我们见不到他。于是维尔茨参议员就说:‘我们去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找林登。他说不定能帮上忙。’”弗格森惊讶地发现,位高权重的维尔茨和这个年轻的秘书关系相当好。“短短几分钟里面,他们简直亲密无间热烈欢聚。”弗格森说。接着维尔茨对约翰逊说明来意。约翰逊当即找了个借口,不当着维尔茨和弗格森的面给弗兰克等官员打电话,他可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安排会面时那手忙脚乱低声下气的样子。当天晚上,他给这两个得州人下榻的酒店打电话,言简意赅地告诉他们,已经安排了相关的会面,仿佛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他如愿以偿地建立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约翰逊打了电话,很快就让我们见到了想见的人,”弗格森回忆,“他帮了我们很多。维尔茨参议员对他印象特别好,我也是。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

    这就是对林登•约翰逊的评价。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这些评价开始越来越广地流传开去。整个得克萨斯那些达官显贵的对话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他们说,在华盛顿,要认识约翰•加纳,要认识某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得州众议员,要认识某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得州游说者,还要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议员秘书。在休斯敦,在拉伯克,在埃尔帕索,越来越多在华盛顿需要帮忙的商人不再去找自己选区的议员,而是来到理查德•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找克雷博格的秘书。虽然他只是一个国会选区的秘书,却在巨大的得州的二十个国会选区,都混了个脸熟,认识的都是重要的、有用的人。

    而且,在整个得州,他混得不仅是个脸熟。

    新政就有新项目,新项目就有新机构,机构越来越庞大多样,新的联邦工作也随之产生。要做这些工作,有时只需要某个要人的推荐就好,因为国会在批准这些新机构时,出于周全的考虑,豁免了其中很多机构遵循行政要求的义务。这些工作是林登•约翰逊的这位议员上司鞭长莫及的,他只不过是国会新人,又不热衷于搞政治,遑论他的秘书了,肯定也是够不着的。但这位秘书在比较低级的梯队搞定了好些工作:比如政府的邮件收发室(吉恩•拉蒂默还在国会邮局工作,而他最好的朋友,之前在休斯敦高中的同班同学卡萝尔•基奇则进入了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收发室);政府看台(好些年轻人轮流在国会访客看台做过看守人);农业部的南楼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办公桌,也有约翰逊的人(艾洛伊斯•奎尔在先,又来了好些得州第十四选区的年轻女子跟她做同事);财政部大大扩张的手续部门,入驻了西南边的D街上巨大的联邦仓库,把这里当成临时的办公总部,约翰逊的手也伸到了那里(两千名员工中,至少有一个人叫他“老大”,此人名叫伊凡•D.贝尔);还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从国会山上的图书馆(好几个克雷博格的选民,包括约翰逊最大的妹妹丽贝卡,都成了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到遥远的美墨边界里奥格兰德河上的过境站(墨西哥边境上联邦海关的职位分配被纳入克雷博格的职权范围,拉蒂默说,到一九三五年,“边境巡逻队要雇谁,要升迁谁,基本上都是约翰逊最后拍板的,那边好多人都很崇拜他的”。)他请罗伊•米勒往奥斯汀打了几个电话,这就非常有分量了,又搞定了得州政府机构的好些工作。

    这些工作位低薪薄,但对那些受到约翰逊帮助的人来说,依然非常珍贵,毕竟这是大萧条时期啊。其中有原来的“白星”,从圣马科斯西南师范毕业之后,发现根本找不到教师的工作;丘陵地带有些年轻小伙子,克服了种种困难长期求学,不仅读了大学,还攻下了法学院的研究生,结果发现在小城镇挂牌行法意味着饿肚子;而去休斯敦那些大律所找工作,月薪也只有七十五美元。不过丘陵地带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则是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林登不能让你当有钱人,”其中之一说,“但他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本•克赖德,曾经给约翰逊城这位年轻朋友借过钱交学费的老好人,现在成了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办事处的估价员,月薪高达一百四十五美元。他真是对自己的好运难以置信,“我这辈子最好的一份工作”,他欣喜若狂。所有人都感恩戴德。

    他们也知道该感的是谁的恩,虽然表面上联邦这些工作是“议员分配的”。分配到这些工作的人却不是议员的朋友,而是林登•约翰逊的死忠。“白星”厄尼斯特•摩根最初拼命努力进入西南师范,就是因为不想在农场上度过可怕的一生。结果发现,自己牺牲良多换来的学位,仍然消除不了这种恐惧,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但约翰逊能帮他。“我很感激林登•约翰逊为我做的。”摩根说。

    在某些情况下,加强这种感激的,还有自我利益和抱负。这么个以前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同学,还这么年轻,居然就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随意给大家分配工作了——他们坚信,这个人会“一路高升,升到上面去”。正如其中一个所说:“够聪明的人就跟紧(他),因为我想和他一起高升。”

    约翰逊分配工作的时候,最看重的品质,首先是这个人知不知道感恩,有没有他所谓的忠诚,也就是对他完全毫无疑问地服从。有个承蒙他分配工作的“白星”霍勒斯•理查兹倒是思想独立,但其他所有人都像年少时的威尔顿•伍兹,愿意为林登代笔写社论,按照他的安排去约会女人;像芬纳•罗斯,愿意帮他跑腿办杂事;像威拉德•迪森,作为林登的班长候选人,在争夺校园权力的第一线为他冲锋陷阵。这些人早在大学时期就充分表现了服从他领导的心甘情愿,唯他马首是瞻。初次见到这些人的琼斯发现,他们都是说话慢条斯理、本性十分善良的乡下小伙。另外,琼斯说,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品质,所有人都是“乐于服从”的性格,他们都愿意遵守命令。

    事实上,有些人又把这种品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迪森考上研究生以后,仍然像本科时期那样,任约翰逊全然掌控他的生活。他是晚上学习法律,白天在圣安东尼奥的阿拉莫山高中教书挣钱。一九三四年拿到法学硕士学位之后,高中的校董会成员“基本上已经承诺了,如果我留下来,就让我当校长”,这可是一份德高望重且前景大好的工作,年薪高达四千美元,他真是欣喜若狂。约翰逊帮他找了份暑假工,是在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分部做初级法务代理人,迪森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也就是个小职员”,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薪水也是相当微薄,所以他打算九月回阿拉莫山高中去。迪森回忆说,约翰逊“对我说:‘你要做校长,校长算什么啊?如果你做律师,就可以走在世界前头。’”约翰逊“态度很坚决,于是我……就留在联邦土地银行了”。他就这么留了下来。

    忠诚,对自己的忠诚,也是约翰逊对新人最看重的品质。有的人他也是初次见面,从前没有过任何私下接触,要看这个人是否忠心,有时候需要通过短短的一次会面来判断和决定,但约翰逊可谓慧眼识人。多年以来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充分说明,就算林登•约翰逊不喜读书,却相当擅长读心术,天赋异禀,能洞穿人们的灵魂。有一件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罗伊•米勒给了份工作让他挑人,这可是他手里最好的工作了,是得州教育部高层的行政职位,而在旁人看来,他选中的这个人是发号施令的那种,绝不可能服从他人的命令。

    此人名叫杰西•凯拉姆,看上去瘦长结实,为人强硬,心狠手辣。他在油田上做杂工赚大学学费的时候,就是那里的传奇,在橄榄球场上更是叱咤风云。约翰逊入校的前一年,他就从圣马科斯毕业了。大学时期,这个体重仅六十多公斤的后卫,竟然不屑于戴头盔,有一次还故意弄折了对手的一条腿。另一场比赛中,一名魁梧的对手坚持要犯规阻止圣马科斯那边一个九十多公斤的球员来拦截他,凯拉姆竟然毫不留情地对他拳脚相向,直到对方再也站不起来。然后凯拉姆站着俯视他,用低沉强硬的声音说:“你看,你连我这个小小的拦截都阻止不了。”他为人熟知的另一项特质就是领导力。虽然只是个后卫,负责发令的却是他,一名队友回忆说:“聚在一起商量战术的时候,都是杰西在说话,我们就乖乖听着。他就有那么一种掌控局面的魅力。”

    但那位擅长读心术的人把杰西•凯拉姆看透了。虽然他为人强硬,有掌控局面的魅力,还有远大且热切的野心抱负,但在林登一九三三年初见他的时候,他还只是得州小镇拉夫金的一位橄榄球教练,在这尘土飞扬的闭塞小镇上,一份这样的工作月薪不过一百多美元,而且他困于此地已经整整八年了。三十三岁的他似乎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末路,几乎放弃了走出去的希望。约翰逊把那份州教育部的工作给了他。而后来,教育部主管想要对罗伊•米勒食言,收回那份工作,凯拉姆仿佛看到自己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要断掉,孤注一掷地给自己那年轻的“恩公”打了个电话。约翰逊那天恰巧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接了电话就跳上车,狂飙三百多英里,当天就到了奥斯汀(后来又狂飙三百多英里回去了),逼主管必须要遵守诺言。那之后的一两年开始,直到后来的将近四十年,杰西•凯拉姆都是直接服务于林登•约翰逊的。虽然他比约翰逊大八岁,仍然毕恭毕敬地称这位恩公为“约翰逊先生”。而约翰逊则叫他“杰西”。凯拉姆确实喜欢发号施令,而且冷面无情,总让人毫无招架之力。(他对下属说的话从不全神贯注去听,而这一招很奏效,让人生畏。比如,哪位下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要做些其他的动作,至少也要象征性地看看桌上的报纸。)而在那个给他发号施令的人面前,他却是无条件地遵守所有命令,甚至还带着点卑躬屈膝的崇拜,且多年来有增无减,让见证者们觉得都有点像吉恩•拉蒂默了。随着年岁渐长,凯拉姆的鲜明性格被另一个更鲜明的性格所制服:要是他这位老大对他有只言片语的表扬,凯拉姆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激几乎让人不忍直视;而老大要是发怒了,他的反应也令人无比震惊。拉蒂默不是唯一会为了约翰逊的批评掉眼泪的人。也不知道他关起门来在办公室跟杰西•凯拉姆说了些什么,但不止一次的,门打开后,外人面前那么强硬,那么镇定自若的凯拉姆,坚毅冷酷的脸上竟然挂着泪水。

    林登•约翰逊拼尽全力地去争取工作、分配工作。在这件事上,他最为明显地展现了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活力与决心。一旦听说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有工作机会了,他就开始打电话,一打几个小时,找那些愿意帮他再打电话去求负责分配工作官员的人,让他们接受理查德•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推荐的人。为了得州教育部的那份工作,他来回狂飙六百多英里,这也不是他在得州唯一的一次长途飙车。只要他觉得自己得亲自出面,才能得到分配工作的机会,一定会“不远万里”地赶去争取。他是很看重这种权力的。凯拉姆给他打电话说教育部主管要食言的时候,拉蒂默正好在约翰逊身边。挂了电话之后,约翰逊一边往车那儿走,一边怒吼道:“我们不能放过他!”拉蒂默说:“老大非常非常生气。”分配工作的权力对他来说很重要。“我记得听林登说过,给这些人找工作,其实是未来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拉塞尔•布朗说。作为一个小小的国会秘书,上司还是个存在感并不强的议员,他在这场工作争夺战中,并没有多少弹药,所以他必须严防死守,不露出一丝破绽。

    他的努力收效显著。

    一张人脉网络逐渐形成,而联系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林登•约翰逊。因为有他,这个网络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约翰逊手上其实没多少可以分配的工作。某个他负责安排的岗位上哪位朋友离职了,他当然希望顶上去的还是他的朋友。“白星”迪森在约翰逊的坚持下决定不回阿拉莫山高中,这意味着一九三四年九月那所学校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个职位空缺。迪森一直到九月开学那天,才通知学校自己不会回去了。而这件事情早就安排好了,就在迪森打电话通知学校负责人,说他需要找一名新老师的时候,就有一位新老师恰好站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职位申请表,他就是“白星”霍勒斯•理查兹。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当然即刻就被雇用了。“我们总是这样互相传承工作的。”迪森说。事实上,约翰逊把自己的工作也“传承”了下去。从山姆•休斯敦高中离职去做克雷博格秘书的时候,面对由于他的突然离去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校领导,他说服他们雇了霍里斯•福莱尔(大学时候的辩手和“白星”成员),取代他成为辩论队的教练。后来,福莱尔在约翰逊的建议下,把这份工作“传给”了“白星”伯特•霍恩;而理查兹后来把学校的工作“传给”了“白星”巴斯特•布朗。

    这个网络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其所在地。现在约翰逊为朋友们争取的工作,越来越多的都在得州,而且遍布整个得州。作为克雷博格的秘书,他充分利用克雷博格和联邦土地银行的迈尔斯的友谊,发展成自己和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分部负责人的友谊。一九三三年这个分部成立,之后的两年中,一共雇用了二百九十四名估价员和代理人,其中就有本•克赖德、比尔•迪森、山姆•休斯敦•约翰逊,以及另外十几个在约翰逊推荐下安排进来的人。休斯敦别的地方当然也有他的人,就是刚才说的,山姆•休斯敦高中的霍里斯•福莱尔。圣安东尼奥有霍勒斯•理查兹和巴斯特•布朗,以及邮局的丹•奎尔。奥斯汀有杰西•凯拉姆。等到联邦住房管理局在那里开了个分部以后,他又安排了一两个估价员进去。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第十四区众多的小镇上,邮局局长、乡村邮递员、工程振兴管理署和民间资源保护队里都有他的人。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奥斯汀、科珀斯克里斯蒂……这个网络开始在全得州广撒遍布。

    这并非一个政治组织。人数还是太少,还称不上什么政治派别。不过,林登•约翰逊倒是一语道破了这个组织的本质: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手里的资源虽少,他却能物尽其用,精挑细选出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些珍贵的工作。这些人全都满怀感激、抱负与爱戴,忠于一个领导,尽管这个领导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国会秘书。这些都是他靠得住的人。他看到自己眼前的这条路,通向他从不为人所知的远大抱负,这条路还很长。大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通过竞选步步高升,但路上可能有他尚看不清楚的曲折与弯道,也许有无数条分岔,他还不能决定到底走哪条。不过,现在,发挥自己的天赋分配了这些工作之后,有一点是确定了,不管选择哪条路,他都不会孤身一人。这位富有远见、决心坚定的探险家,早已决定自己未来多年要走的道路,于是默默地在路边添置了很多补给,以备不时之需。林登•约翰逊在自己道路上放的这些补给,恰恰是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的资源:人。这些人现在还在暗处,是巨大的官僚体系中人微言轻的小职员。但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勇前进。在他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定会招之即来。

    地理因素总会成为得州政治家们实现抱负的阻碍。这个州太大了,划分成了二百五十四个县,比美国其他各州要多很多。每个县都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再加上本州公民对政府尤其不信任,所以政府的权力受到州法严格的限制),政治家们要想得到遍布全州的政治权力,可谓难于登天。得克萨斯建州九十年来,只有吉姆•弗格森曾经建立过在全州范围内一呼百应的组织。九十年来,只建立过一个以整个得州为范围的组织,而建立者则是这个位高权重、人脉广阔的州长。现在,有人正在建立另一个,领袖竟然只是个国会秘书,是一千个秘书中的一员,还不到二十七岁。

    约翰逊努力把自己往返得州的旅程安排成和克雷博格或另一个议员一起,而不是和再下一级的助手。“他想和上司们一起去,不想与下属为伍。”拉蒂默解释说。但有时候,三天的出差,他不得不跟这两个年轻人一起。早在代表休斯敦高中参加辩论赛的时候,他和这两个孩子就已经在车里度过了很多时光了。

    拉蒂默和琼斯很害怕和他一起出差。老大开车就跟鞭策他们工作一样,都跟催命似的。“他呢,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琼斯说,“要是车的时速上限是八十公里,他绝对开到八十公里。”风驰电掣之时,要是前面的车太慢了,他就拼命按喇叭,强迫对方靠边停,让他开过去。“他开车就跟个疯子似的。”琼斯说。如果是两位助手中的谁开车,约翰逊的惜命就充分表现出来,总是在紧张地批评唠叨。比如,拉蒂默开车,接近了前面一辆车,约翰逊竟然伸手到他面前,死命地按喇叭,吼道:“绕过去,吉恩!你会要了我们的命!”

    让这样的出差更不愉快的,还有约翰逊性格的另一面。对于那些只在公开场合见过林登•约翰逊,只知道他的高谈阔论、“小国会”和道奇旅馆那一面,自以为了解他的那些人,这一面会让他们震惊。有时候,约翰逊会突然闭嘴,不再批评助理的驾驶技术,甚至都毫不在意。他会瘫坐在座位上,陷入沉思。“他会变得非常非常安静,”拉蒂默说,“他眼睛可能是看着车窗外的,但看得出来,他绝对不是在看风景。他在思考,在计划。华盛顿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林登啊,总是说个不停。’但有时候在车里,他能安静很久,几个小时那么久。他睁着眼睛,一言不发。他就是在思考。哦,天哪,很快大家就知道,思考的时候别去惹他。”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他不想任何人跟他说话,而且也不想身边的人彼此交谈,因为那声音会扰乱思绪。汽车在狭窄的道路上往得州飞奔,经过弗吉尼亚温柔起伏的碧绿山丘,经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崎岖的小道,最终进入得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进入约翰逊的祖辈曾经驾着马车艰难跋涉的这片土地,林登就一直眼神放空地盯着车窗,一盯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个年轻的助理虽然疲惫无聊,却大气都不敢出。拉蒂默这么友好健谈的人,“从头到尾”也是什么都不敢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沉默。

    这长达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上,林登•约翰逊还表现出了另一面,也是那些只在华盛顿见过他的人无从得知的。还有些人,搭过他的短途便车回家的,觉得林登开车实在太快,胆子太大,完全不知危险为何物。这些人要是看到他在长途旅行中的表现,也会很惊讶。在加油站停靠的时候,他总是会检查车况,看发动机是否性能良好,对轮胎更是仔细查看。“他总是特别在意轮胎的状况,”琼斯说,“车子的轮胎他一定会买最好的,只要停车,他一定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检查轮胎。”约翰逊会绕着车子走一圈,跪在地上看每一个轮胎,检查胎面的状况,按一按检查胎压,还要用手去扭扭看每一个螺栓是不是上紧了。

    再上路的时候,约翰逊仍然开得“像个疯子”。但见过他在服务站的行为之后,琼斯和拉蒂默觉得,在这“疯狂”背后,在这狂热的速度背后,有着思虑周全、十二分的小心谨慎。再加上一路上那漫长的沉默,他们也相信,在这看似火急火燎的赶路背后,有着全面周详的“思考和计划”。多年来,这两个年轻人不仅和他同处一室并肩工作,也同住一个屋檐下起居,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他们亲眼见证了约翰逊一路的准备,掩藏在活力与咄咄逼人之下,紧锣密鼓、沉默隐忍的漫长准备。他们也不了解个中细节,约翰逊对所有人都是完全保密的。但他们知道,他在准备着什么。

    如果两个年轻人所知无误,那么,林登•约翰逊到底在准备什么,计划什么呢?他在车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盯着车窗外,眼前出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万分小心去铺设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风驰电掣狂飙而去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这样一个一周七天每天长时间勤奋工作,处理自己选区的事务的年轻人,为什么还主动承担重担,去做那些他本可以轻易推给相应办公室的其他选区的事情呢?他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他的活力与才华,甚至超越才华、可以称之为天赋的东西,都在为某种看不见却庞大的野心抱负服务着。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1) 贝尔被划出去了,第十四区新加了九个乡村县,其中大多数都在“克雷博格之乡”。——原注

    (2) 燃树俱乐部(Burning Tree Club):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私人男子俱乐部。很多总统、外国政要、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和军队领袖都是俱乐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