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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但他父亲也是约翰逊家的人。

一九一八年，阔别议会九年的山姆•约翰逊再度宣誓就职，大家给予了他热烈的掌声。议员们都记得，四十一岁的他还是没变。还是那么高高瘦瘦的，还是穿着他手工定制的靴子，踏着重重的步子大步流星地走进会议室。他的裤脚仍然塞进靴子中，头上仍然戴着宽边大帽，有时候还佩把枪，老式的柯尔特长筒六发式左轮手枪（他可能是唯一还在佩枪的议员了吧，看上去略有点不合时宜。周六晚上，山姆喝醉了大吼大叫，爱德华•约瑟夫总会偷偷把他的枪拿开，怕他不小心伤着谁）。他还是会在会议厅搞恶作剧，也是议会大街上酒吧与妓院的常客。清醒的时候他仍然喧嚷吵闹，喜欢吹牛（“山姆像个牛仔，比较粗犷……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喊口号。”赖特•帕特曼说）。喝醉了呢，就更加喧嚷吵闹，更加喜欢吹牛。无论是清醒还是酒醉，他都喜欢讲述父亲赶牛去堪萨斯城的故事，还有丘陵地带的边疆往事。在一些议员眼里，他显得很愚蠢。

而且他仍然“像块盖板一样正直”。

游说者们通常会去德里斯基尔找各位议员拿法案。而有一小群议员偏偏不住在那里，选择在议会附近小小的公寓寄宿。这群人不会接受游说者们免费提供的豪华住宿，也不会接受所谓的“3B贿赂”（牛排、波旁酒和金发美女⁽¹⁾）。而别的议员从游说者们那里接受这些东西可谓家常便饭。好几个游说者在奥斯汀的各大妓院都有账单，供议员朋友们随意赊账。反正这群议员什么都不接受。其中之一的W.D.麦克法兰说：“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议会。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认为，议员们（大多数是律师）都在接受特殊利益集团的钱。我们收的，是人民的钱。”这群议员人数不多，非常少，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今天，麦克法兰还记忆犹新。那时候他、赖特•帕特曼和另一个议员朋友经常一起吃饭。有一次三个人席间带着点苦涩地开玩笑，说德里斯基尔的议员们吃着巨大的牛排，而他们呢，只能吃些粗茶淡饭，因为五美元（六十天之后只有两美元）就只能买得起这些。说着说着，那个议员朋友突然沉默了，接着再也没跟他们一起吃过饭。后来他投的票让两位老友目瞪口呆。那次议会一结束，他立刻“就搬去了休斯敦，他把自己卖给他们了”。但是，山姆•约翰逊一来，这个小团体就知道，他们有了新成员。他大喊的那些口号，还是平民党原来的口号。平民党已经彻底消亡二十年了，但山姆•约翰逊仍然坚信过去那些口号。他和这个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一样，对“人民”有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信仰。他相信，帮助人民是政府的职责。就像他在一次演说中所说的（山姆•约翰逊也许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很有遣词造句的天分），政府应当帮助人民，特别是当他们“被现实的触角束缚得无法挣扎时”。他重入议会不久，进行了一场投票，麦克法兰从中看出，“山姆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得克萨斯发现了硫矿，而且储量丰富，得州三个县生产的硫，竟然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硫矿公司铁了心要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派出了游说者罗伊•米勒，这位曾经是传奇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少年市长”，戴的不是山姆那种宽边牛仔帽，而是珍珠灰的博尔萨里诺帽。一头银色长发飘柔顺滑，举手投足都是一股南方参议员的气派，在奥斯汀无比大方地到处送出“3B贿赂”。米勒的策略是接受得州对硫矿生产的一项征税，但是税率要他来定。只有几个议员（徒劳地）争取了一下更高的税率，山姆•约翰逊就是其中之一。这件事本身还不足以让麦克法兰等人下结论，因为他们看过太多人一开始都和山姆一样，然后渐渐地被各种利益诱惑。但是他们注意到山姆的一些品质，坚信他永远也不可能被诱惑。罗伊•米勒和别的游说者每天下午都要在德里斯基尔巨大的酒吧聚会，山姆也会跟他们一起喝，但他会坚持“回请”。他们回忆说，罗伊给他买的每一杯酒，他都会回请罗伊一杯。

他一点也不怕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议会中茕茕孑立，和十年前与乔•贝利针锋相对一样。一九一八年，整个得州反德情绪高涨。德国人凡是没有积极购买自由公债⁽²⁾的，都会公开受到惩罚。但凡听到传言，说德国人某某家中挂了德皇肖像，就会有一群群武装的人闯进他的家中；州长任命的州国防部，提议整个得州永久禁止使用德语（和所有其他外语）。一九一八年二月，山姆在奥斯汀屁股还没坐热，关于《议会十五号法案》的争论就愈演愈烈。这条法案规定，凡是批评美国参战、持续参战，或者批评美国政府、美国海陆空三军，批评他们的制服，批评美国国旗，即便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便说一句，也是犯罪，可判处二到二十五年的监禁，法案还规定，得州的任何公民都有逮捕别人的权力。议会的走廊上，议员们群情激奋地挥舞着拳头，激烈地攻击德皇和得州的德国人，认为后者是前者派来的“间谍”。（一名议员甚至说，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美国国旗被人弄下来了，德国的双鹰旗取而代之，高高飘扬。）当时的场景，被一位见证者称作“狂热鼓吹引起的极度混乱”。然而，此时此刻，高高瘦瘦的山姆•约翰逊，顶着一双大耳朵，在议会厅发表了一篇演说，五十年后还被同僚们充满崇敬地回忆起来。他在演说中敦促议会废除《十五号法案》。虽然演讲的文本已经找不到了，但主题很清楚，说爱国主义也不应该忘记常识和公正，结尾处重点阐释了在法国战场上为祖国浴血奋战牺牲生命的第一个美国少年，就是德国人的后代。山姆的演说对他的政治前途没有伤害，相反让他在吉莱斯皮县的德国人中更受拥戴。而在他选区的另外三个县，他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支持他。但是他在政治上做了自己分外的事情，私下去找那些考虑通过这条法案的委员会成员，敦促他们废除法案。他几乎算是单枪匹马地说服了委员会，删除了任何人都有逮捕权的这一条款。那些清楚他所做努力的德国人觉得欠他良多，后来，奥斯汀德语报纸《德语周报》的编辑写道：“当宣扬仇恨的政治鼓吹……最为恶劣之时……他展现了勇气与忠诚，没有辜负我们给予他的信任。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多少因为德国同胞的拥戴赢得官场成功的人，都变成了最凶狠的敌人，而他却用行动证明了，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他甚至显得很享受这种孤独斗士的感觉。他与权大势大的得克萨斯医药协会对抗，争取验光师在得州行医的权利。后来他的儿子林登说：“在我看来，光是这些验光师又穷又没有影响力，当时又被当权者所反对的这条理由，就足以让我父亲选择支持他们了。山姆•伊利•约翰逊就是喜欢做这样的事。”一天晚饭时，那一小群议员讨论说，总是在打不可能赢的仗，这样是否很傻。约翰逊说这一点也不傻。“此时我们正应该站出来，坚守我们的信仰。”他说。这些议员也亲眼见证了他的决心和意愿。“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其中一个回忆道，“但他是个好人。人民和议会同僚都很尊重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绝不拐弯抹角，绝对没有‘如果’‘然而’‘但是’这些东西。”

山姆在议会更大的追求，在开始抗争之前就已经输掉了。硫矿、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生产者们在人民的土地上开挖大量的财富，山姆想强迫这些公司多交一些税，至少能稍微提高一下得州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愿望连实现的希望都没看到过。那一小队议员将银行铁路等公司称为“大利益集团”，他们对于规范这些集团的提议，甚至都出不了委员会。发表再多的演说，喊再多的口号，都是徒劳无功的，议会在真正讨论的时候，甚至都不会提到。然而，在那些比较不重要的领域，那些不影响到大集团利益的领域，山姆•约翰逊作为安静的幕后总指挥，仍然和以前做议员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丘陵地带的人们眼中，做议员不再是个笑话，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他们有多么需要政府，多么需要有个议员能站在他们这边。象征他们需求的，是一条路，连接丘陵地带和奥斯汀的高速公路，能以他们买得起的价格，运送一些必需品进来；也能让他们的农产品迅速及时地运到市场上卖出去，有一定的收益。山姆•约翰逊为他们要来了这条路。

一九一六年，这条高速公路开始修建。但很快就停工了。约翰逊积极地争取公路复工。“多方努力使得联邦政府重发补助，”《布兰科县纪事报》在头版写道，“山姆•约翰逊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努力。”离开议会的时候，大家都称颂他为“好路倡导者”之一。二十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路从奥斯汀通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

但是，山姆认为，政府要做的事情，不止是修路。他的理想就如同脚上那双靴子，永远闪闪发光。麦克法兰对山姆一天晚餐时说的话记忆犹新，当时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人办事，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他口中的“这些人”，“就是中低层的人民”，麦克法兰说，是“穷人”，所有那些“被现实的触角束缚得无法挣扎”的人。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得克萨斯西部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广阔而贫瘠的平原上，农民们哀求政府提供帮助。山姆自然会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是唯一一个冲在前面的人。他努力说服得州议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多年后，《布兰科通讯报》回忆起他从议会要来两百万美元的种子和饲料，种子提供给那些“穷得买不起种子的农民耕种”，饲料提供给“这些人家里工作的牲口”。文章还写道：

因为他的影响力和坚持不懈，得克萨斯成为第一个在私营体制引起灾难时采取公共紧急预案的大州之一。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罗斯福总统时代政府行政救市的现代概念。

议会的同僚们都知道，在这样一个被大财团控制，理论和行动上都趋于保守的议会，能够为得克萨斯西部争取到这样的援助，会有多么难。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山姆刮目相看。不过，他为自己的选区所争取的那些微小的，没那么引人注目的努力，其实更令人刮目相看。比如，他成功说服议会，让得州为各所学校提供援助，将免费接受教育的期限延长到了七个月。同僚们告诉记者，约翰逊主导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那些收购牲口的大公司要当场跟小牧场主钱货两清，“这是约翰逊议员的伟大胜利，商人和银行家，一直关照他们利益的议员多了去了，”麦克法兰说，“农民和工人呢，要是没有一个真正把他们的利益装在心里的人为他们说话，关照他们的利益，那就根本没人在意他们的利益了。而山姆•约翰逊的确是代表他们说话的。我印象中的山姆•约翰逊，是真心想要帮助那些他觉得需要帮助的人民的。”那一小群议员中，对这位布兰科县的先生抱有同样看法的，不止麦克法兰一人。五十年后，已经成为大权在握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全国最著名的公众人物见过面打过交道的赖特•帕特曼，在对一位采访者谈论林登•约翰逊总统时，突然微微地转了下话题：

“当然，”赖特•帕特曼说，“他的父亲，山姆•约翰逊，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一心为人民”这件事情，是山姆•约翰逊在议会的工作之外也会做的事。

“他觉得，政府里的个人，在私下里也能为人民做贡献。”埃米特•雷德福说。丘陵地带没人自告奋勇提供公共服务，于是他就亲自承担了这个责任。为那些不知道如何申请补贴的人申请补贴，比如曾经当过得克萨斯游骑兵或者服过兵役的老选民，以及美西战争中牺牲的战士遗孀。他开车去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甚至休斯敦，去帮助人们（其中有些人甚至不识字）寻找相关的记录，或者不厌其烦地到繁冗庞杂的州级和联邦机构为他们奔走。他甚至还为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补贴拿的选民争取补贴。“只要我们有困难，总是去找他，”斯特拉•格利登说，“要是需要通过什么法案，人们总是会去找山姆先生，而他总会付诸行动。”

议会工作的薪水，每天五美元（或者两美元）。而私下里做的工作呢，什么薪水也没有，连支出都是自掏腰包。而且这种工作他不仅要花钱还要费时间，因为县城之间距离遥远，道路状况不佳，工作本身也需要花掉很多时间。然而，他认为这样的工作，也是做议员应尽的职责。用《圣马科斯纪事报》编辑J. R.巴克纳尔的话来说，丘陵地带的人们看到的，是他“一直在履行职责”。

一九二三年，山姆•约翰逊发起了他认为自己议员生涯中最重要的法案，并且见证了法案的通过。

一九二二年，寻求连任的州长帕特•M.内夫，在约翰逊城的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说，要求议会保护得克萨斯那些比较贫穷的地区的农民和牧人。石油带来的财富正在逐渐在得州其他地区涌现，而这些人也想参与进来。心情太过迫切，就很容易落入那些“高压销售”的圈套，给了钱却一场空。约翰逊后来说，他当时知道自己的选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美元被最卑鄙恶毒的诈骗套取”，但还不知道这些骗局已经扩散到那么广了。“州长的讲话……对我有所启发，也让我看到那些从来没想过的情况。”他起草了石油库存的广告和销售的规定，并且提出要在得州铁路委员会设立一个安全分部，来执行这些规定。一九二三年一月，他提出了这项法案，说：“我希望这项法案成为正式的法律。”《圣安东尼奥快报》报道说：“山姆•约翰逊的‘蓝天法案’⁽³⁾，是议会迄今为止引起最多评论的法案。”对这样措施的强烈需求很快显现出来，山姆收到了雪片般的来信，“真的有成百上千人来信，他们都是这些穷凶极恶的石油恶鲨的受害者”。恶鲨们反应也很强烈。有人要给他塞钱，麦克法兰说：“德里斯基尔传言说，那笔钱还不少。”山姆的女儿丽贝卡说：“一个人给了他很多钱，要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他什么也不用做，让这法案不出委员会就行了。”但山姆拒绝了所有贿赂，写有他名字的法案通过了，被称为“约翰逊蓝天法”，他感到无比自豪。山姆的女儿乔西法最好的朋友威尔玛•福西特还记得：“如果我们需要得到他的什么允许，乔西法就说，‘我们让他聊聊《蓝天法》吧。这样他心情就会很好，就会答应咱们了。’”

山姆•约翰逊热爱自己的议员工作。这项工作满足了他的理想主义，满足了他渴望别人认可与感激的心理。熟知他的威拉德•迪森说：“他雄心壮志，一心要站在潮头。他不是为了钱，绝不是，只是为了站在潮头。与其在布兰科县拥有最大的牧场，他更愿意选择在得州议会发光发热。”而且他做议员也做得很好，儿子林登曾经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确实能永远持续下去。

然而，议会的俸禄是不够山姆谋生的。他不得不在丘陵地带谋生。

“地产”听上去是很了不起的事，经由雷弗迪•格利登的《布兰科纪事报》一报道（这份报纸一向支持山姆），就更显得像那么回事了（“山姆•约翰逊……最近谈成了几项大的土地交易，具体情况稍后详细报道”）。但实际上却没什么赚头，因为地产的价格一直在下跌。在丘陵地带，虽然土地的价值有时候会上升（有时候连续三四年，甚至五年，都在上升，因为雨水充足，谷物丰收，人们慢慢有了希望），但长期的趋势还是无法避免地下降。没在奥斯汀履行议员职责，没有开车几百公里去帮某个内战老兵拿他应得的补贴时，山姆很努力地在做地产。只要接到电话，说有可能便宜买到某个牧场，不管时间多晚，牧场多远，路况多差，他都会披上外套，发动汽车，冲入茫茫夜色中。然而，不管山姆买得多便宜，很多时候他都只能更便宜地卖出去。他心思活泛，躁动不安，还总是在买入非地产的商业项目，但这些也经常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和他合伙做了几次生意的哥哥汤姆，充满悔意地下结论说：“要是想做坏一门生意，就跟山姆合伙好了。”而且，就算山姆赚了钱，也不会存起来。有时候拿来做新的生意，有时候就挥霍掉了，买新靴子、新衣服、更贵的新车。（“看一个人的靴子、帽子和骑的马，就能把他摸得七七八八。”）有时候，约翰逊家喜欢摆排场的毛病又犯了，他会给妻子买昂贵的礼物，还总是给女佣和洗衣妇打赏，要么给那些暂时没领到补贴的老兵五美元暂渡难关。最重要的是，山姆•约翰逊既不明白这片土地本身的现实，不明白丘陵地带所有这一切之下是片多么脆弱的土壤（丘陵地带没有油井，没有制造业，只有农业和牧场），也拒绝对奥斯汀的现实妥协，在平民党已经消亡二十年之后，还在固执地喊着过去的口号，在一个理想最最没用的地方，固执地坚守理想。所以他虽然备受尊敬，却对议会的主要决策没有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在奥斯汀，在议会，理想主义只能说是没用；在丘陵地带，理想主义是致命的。

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山姆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们留下的主要资产就是约翰逊农场，佩德纳莱斯河边一百七十多公顷的土地。让八个在世的孩子分了这块土地显然不太现实，而山姆也拒绝将其卖给外人。于是，休斯敦的约翰•哈维•布莱特，山姆的姐夫之一，提出要出钱从别的儿女里买下这块地。

山姆根本听都不听。他怀疑布莱特一旦成了牧场主，就会转手卖掉。这可是约翰逊牧场啊，是家族的宝地，是他们兄弟姊妹土生土长的地方。他说，佩德纳莱斯河谷是“约翰逊之乡”，一直都是如此。最早，约翰逊家的两兄弟就在这里聚集了他们大群大群的牲畜。他们真的要卖掉河谷里这约翰逊家的祖产吗？布莱特给亲戚们开了价，山姆就加价；布莱特再出价，山姆继续加。山姆的态度，就是老约翰逊家的态度，是最初那两兄弟的态度，他们不喜欢锱铢必较、讨价还价，因为这样的行为配不上他们高尚的人格。不管布莱特开多少价，山姆说他都会出得更高。最后，为了结束这场烦人的你争我抢，山姆出了高得多的价格，一万九千五百美元。亲戚们接受了这个出价。

山姆的出价背后，是一股傲气，老约翰逊家的傲气，也有抱负，远大的抱负，老约翰逊家的伟大梦想。事实上，山姆谈到过，要把整个佩德纳莱斯河谷都再次变成“约翰逊之乡”，要重振约翰逊家曾经辉煌的家业。他说服了爱他的哥哥汤姆（而且这一次汤姆也没有理会自己那位很现实的德国妻子的规劝。这位妻子很节省，做农活的时候也是个很得力的助手。在她的努力下，汤姆至少还是有所结余的），买下了佩德纳莱斯河边一个小一点的牧场，五十公顷左右；然后又和他一起租了附近的克雷恩牧场，好有足够的土地来真正大干一番。之前的山姆和汤姆•约翰逊运气不好，也许这一对山姆和汤姆•约翰逊不会重蹈覆辙。

但是，山姆如此出价，也是因为他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接受现实。之前的约翰逊兄弟也是没能明白，或者拒绝承认，这片他们投资了大量金钱的土地正在退化。视而不见当然是很容易的，丘陵地带总能让你轻易地就视而不见。就像一位史学家所说，土地的退化，“是很缓慢的，能让人们陷入完全忽视的境地，直到为时已晚”。自从山姆搬去约翰逊城之后，佩德纳莱斯河边的土地就有六年多没怎么耕种，山姆向哥哥保证说，六年休耕肯定已经让土地恢复了原有的肥沃。在山姆热衷于谈论和回忆的过去，这片土地曾经是肥沃丰厚的。他显然相信，或者说服自己相信，这片土地会再度肥沃。也许不如以前，但至少足够耕种放牧。也许再也不能在上面养育大片的牛羊（不过山姆并不真正相信这个事实，他常常说，有一天要再养一大群牛），但六年前他最后一次耕种的时候，棉花的收成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呢，他确信，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收成。而且，他明显还考虑了最最重要的因素，自从战争结束以后，棉花的价格一直在飞涨。一九一九年，山姆和布莱特竞价的时候，一磅棉花的价格达到了空前的四十美分。得州的报纸全都在猜测，很快会飞涨到五十美分或六十美分。

六年休耕后，要重新开设农场，需要的不仅仅是出价买下土地。房子需要修缮，这样，他、丽贝卡和孩子们才能住在里面。要雇佃农，修缮好佃农住的房子。要买或租拖拉机等农用设备。自然，因为是山姆，所以要配置最好最现代的设备，保证最高的棉花出产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很快会进一步飙升的棉花价格。这些支出几乎和购买土地的价格持平。一九二〇年一月，山姆举家搬回农场的时候，他的投资已经略微超过了四万美元。为了筹到这笔钱，他卖掉了约翰逊城的小旅馆，卖掉了一直租给商户的一栋两层石楼，也就失去了每月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卖掉了自己名下所有的产业，结果还是没筹够钱，于是把这一百七十五公顷左右的土地做了一万五千美元的抵押贷款，然后还从至少三家银行借了剩下的钱，欠下很多债。

而之前慢慢围困住老山姆•约翰逊的陷阱，又再次出现了。

他努力去对抗陷阱里张牙舞爪的利器。这位从来都不愿意做农民的人，现在成了个农民，而他必须在农民这条路上走到黑了。抵押加上银行贷款，代价太大了，所以他抵押的不仅是自己的农场，也是自己的命运。要是他有做议员的勇气，也就有做农民的勇气。他站在棉田之中，和在议会一样英勇无畏。他把佩德纳莱斯河边的农场当作战场，努力让这片土地长出他种下去的梦想。

但这片土地做不到。

一条沟渠就能象征山姆•约翰逊的努力抗争。这次的抗争，不是他穿着手工定制的靴子，站在画了美妙油画的议会圆顶下，面对热烈鼓掌的同僚们进行的，而是穿着被汗水浸透的粗布衣服，穿着沾满泥水的工作靴，有时候还和一些墨西哥佃农一起干活，有时候就完全是他一个人，空旷广阔的丘陵地带，一个孤独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丘陵地带的天空之下。这条沟渠如同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是由数十年来的雨水侵蚀而成，从山丘上山姆从克雷恩家租的牧场，一直延伸到约翰逊家的田地，再与河流相接。用阿娃的话来说，这条裂缝“深得大象都能从里面过了”。这条裂缝里能种很多的棉花。山姆雇了一队人和车，沿着佩德纳莱斯河来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在车上装满了河底最肥沃的土壤，大家一起干了好几个小时，对于这个四十二岁，多年未做农活的男人来说，一定很辛苦。接着他把车赶回了家，把土都倒进了沟里。一趟一趟地来来回回，终于，沟里的土足够种棉花了。接着，一九二〇年春天的第一场暴雨，就造成了一场猛烈的山洪，滚滚而下，卷走了沟里的土。山姆需要那条沟，需要在里面种棉花，现在他更清楚地知道，他非常非常需要这条沟。他再次往里面填了土，再次种上了棉花种子。要是下面几场雨稍微温柔一点，就能给这些种子一个机会生根，稳住土壤，直到长出棉花，结出更多的种子，生更多的根，牢牢地保住土地。然而，种子还没能发芽，又来了一场冲刷沟渠的大雨，种子和土壤又被冲走了。这条沟渠象征着山姆的希望，而沟渠的下场象征着丘陵地带对希望的态度。“他一直在种，一直在种，”一位亲戚回忆说，“但什么也没种出来，什么都没有。”

山姆和农场的故事，就是丘陵地带的故事。六年的休耕，的确能恢复很多农场的元气，但是丘陵地带的农场不行。这里的酸性石灰石转变成土壤的速度太慢了，而山坡上的土壤又太容易被冲走了。一九二〇年春天，山姆和雇工们耕种山坡上的田地时，发现顶层的土壤实在是特别薄，平均只有五厘米。土壤下面是“硬土层”，比较硬，没那么肥沃，土壤和黏土混合在一起，而就连硬土层也没那么厚。山姆不得不小心耕犁，免得挖到了二十厘米以下，再深一点，犁耙就要打到岩石上了。沿着佩德纳莱斯河与其支流分布的农场土地是最深厚最肥沃的，但第一场冲刷沟渠的暴雨以及后面接二连三的几场暴雨，使得佩德纳莱斯河洪水泛滥。等到洪水退却，周围的土壤也被卷走得差不多了，而且不仅仅是那周围的土地。“山姆的土地全都是往河那边倾斜的，”阿娃解释说，“所以最上层的土壤才那么薄，因为一下雨就被冲走。不去管的话，会慢慢聚集起来，但只要一犁地，下一场雨就会将其冲走。山姆开耕以后，都能看到他的土地在慢慢流失。每下一场雨，都能看到顶层的土壤沿着山坡被冲进河里。”

山姆仍然在抗争。要在硬土层种棉花，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次下雨后去犁地。每一场雨之后，山姆都去犁地。早年在农场的时候，他常常出入艾尔伯特和斯通沃尔的轧棉厂，买卖棉花期货。现在他再也不去轧棉厂了。他用双手劳动，也不断驱使着自己。“山姆伯伯就不是当农民的料，他没法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体力上不行，思想上也不行。但那时候他真的很努力要去做个农民，”阿娃说，“我还记得他有多么努力。”

但在丘陵地带，努力是没用的，正如希望也完全没用，幻想也完全没用，坚守祖产并为之奋斗的信念也完全没用。在丘陵地带，最重要的就是土地的现实状况。“他见证了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辉煌，至少是小小的辉煌，”阿娃说，“但那个时候土地状况还不错。现在是完全不行了，太贫瘠了。”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十分炎热。丘陵地带的烈日照穿了浅浅的土层，烧焦了里面的营养。因此，棉花也没能像通常那么坚强，耐旱耐晒的程度也不那么高了。有些棉花也被晒死了。“有的棉花长得太高了，太阳一晒就晒倒了，叶子都晒卷了。”阿娃回忆说。产量完全没达到山姆的预期，就算四五十美分一磅卖出去，这么点儿棉花也卖不出多少钱啊。

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一九二〇年从夏到秋，山姆•约翰逊的棉花在慢慢凋零，棉花市场也好景不长。华尔街的投机是原因之一，未曾预料到的世界性制造品通货紧缩也难辞其咎。同时，战后不久棉花价格上涨是因为欧洲的需求很大，而一九二〇年，欧洲国家也开始自己种棉花了。一九二〇年秋天，山姆去卖自家的棉花时，价格已经不是四十美分一磅了，而是可怜的八美分。

陷阱就此产生。丘陵地带这片土地，打破了所有浪漫的幻想，打击了所有梦想家、幻想家与理想主义者，击溃了山姆•约翰逊。

首先是钱财上的破产，根本没有弥补的希望。一万五千美元的农场抵押贷款，年利息是一千零五十美元。一九二二年，棉花价格依然低迷，他已经付不起每一季的利息了。一九二五年，要还一半的款，到一九二七年要全部还清。一九二二年的时候，就连山姆•约翰逊本人都清楚，他不可能还得清了。他必须尽快卖掉农场，结果一个精明的德国人，奥威•斯特力格勒用一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大片土地。

这一万美元山姆也保不住，全都给了债主——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贷款公司。山姆也努力想要保留对他有重要意义的祖产，但还是拱手让人了。那里不再是约翰逊牧场，而是斯特力格勒牧场了。

抵押贷款只不过是山姆欠债的一部分。他还从银行借了钱买拖拉机、马匹、种子和肥料，还翻修了三栋房子。两年多以来，在商铺里买杂货和衣服也都是赊账，这其中还包括两个参与收益分成的佃户家庭的开支。他们付不起这个账，因为他们耕种的那片棉花田产量太低了，而山姆却保证过他来付账。约翰逊一家从农场搬走的时候，欠了整个佩德纳莱斯河沿岸银行和商铺的钱。债务的总数众说纷纭。女儿丽贝卡说是四万美元，儿子山姆•休斯敦说是三万美元。这两个数字孰对孰错，也没有太大关系，反正在丘陵地带，不管欠四万还是三万都还不清。山姆•约翰逊欠了太多债，应该到死都还不完了。他差点儿就没地方去了。约翰逊城的房子他也抵押出去了，换了两千美元，每年一百六十美元的利率他也还不起，而现在已经到期，该连本带利地还了。债主是弗雷德里克斯堡公民银行，行长还曾经和山姆谈笑风生、插科打诨。他们没有强制收回这个房子，唯一的原因，是山姆的两个兄弟汤姆和乔治，共同担保，说服银行延长还款期限，并且为山姆付了利息。要是没有他们，他们的这位兄弟，以及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都将无家可归。

丘陵地带还毁了山姆•约翰逊的身体。一九二二年九月，他卖掉农场，回到约翰逊城。长期积劳成疾，让他卧床不起。最后签订转让合同是在十一月，山姆不得不从病榻上挣扎着起来，在象征着梦想破灭的文件上签字。一九二三年一月，议会召开，他又下了床，去参加议会，主导了“约翰逊蓝天法”的通过。但他很快就在奥斯汀垮掉了，那届议会的大部分日子他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之后山姆回到约翰逊城，又是卧病不起好几个星期。他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已经不得而知，也许是肺炎，也许是神经衰弱。去约翰逊家探病的人记得他脸色苍白，枯瘦憔悴，脸上长了大面积的疮。很多探病的人都带来一盘盘食物，不仅是为了病人，还有他的家人。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约翰逊家没有食物，也没钱买。

丘陵地带还从别的方面击溃了他。他虽然有双锋芒锐利的眼睛，但面相是一直友好的，带着亲切的微笑，现在却眉头紧锁，苦不堪言。嘴巴总是紧紧地抿着，嘴角向下撇着。脾气也变得更坏了。山姆的脾气一直很火暴，但不经常爆发，而且来得快也去得快。现在他说发火就发火，特别是对妻子和孩子，简直是一点就着。山姆一直很看重人们对他的看法。就连走霉运的第一年，就连他在那个农场上渐渐走向破产的时候，凡是进城，他也要努力做到气派体面。“斯通沃尔的山姆•约翰逊和他的儿子林登，是本周三约翰逊城最受瞩目的到访者。”一九二〇年，《纪事报》这样报道，“约翰逊先生拥有得克萨斯最大最好的农场之一，一直忙于监督农场上的生产。”当年八月，在他一定已经看清梦想必然破灭的命运时，还在跟编辑格利登谈更多的“大片土地买卖”。现在，保持体面气派已经毫无意义了。下床出门的时候，他还是西装革履，领口高挺，说话与笑声依然很大，但那种信心爆棚的气质不复存在。现在他身上随时都带着一种敌意和抗拒。

这种抗拒是可以理解的。山姆•约翰逊可是那种走进一间屋子，马上就知道谁支持他谁反对他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大家都在想什么。他们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迅速彻底地改变了。在外人看来特别短的一段时间里，在家乡人的眼中，他已经从一个备受尊重的人，变成一个笑料。

也许，任何迅速从高位跌落的人，都会遭遇这样公开而剧烈的转变。毕竟，在这么一个小镇里，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而且，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信他是个精明成功的商人，总是在谈很大的土地生意，买得起豪车，雇得起司机。而突然间全镇的人都知道这不过都是虚张声势，什么生意啊，汽车啊，都只不过是个门面。然而，就算是用小镇的标准，关于山姆•约翰逊的流言与议论，也算是很残酷无情的了。

一方面，这是约翰逊城的天性。很多小镇上，流言能杀人，部分是因为地方很偏僻，大家没什么可感兴趣的，只能窥探彼此的生活。约翰逊城是个孤岛，处在广阔空旷的得克萨斯，人数又少，地方又偏远，特别特别地与世隔绝。一直到一九二二年，这个小镇还没有电影院，连收音机都没有。镇上可干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所以有不止一个探访此处的外来者说，镇上的居民对彼此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镇上唯一与著名沾点边儿的这位山姆•约翰逊，当然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人了。

更有甚者，约翰逊城还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小镇。人们的信仰坚不可摧，信奉地狱之火，信奉宗教复兴，信奉原教旨主义，信奉《旧约》。镇上那些小房子里，不管陈设多么简陋，大多数的饭桌或者壁炉架上都会有一本巨大的黑色皮封《圣经》，因为常常翻看，通常有点脱页。这些房子里很少能看到纸牌或者多米诺骨牌。“那是魔鬼的工具，”林登•约翰逊的同学之一约翰•多拉海特说，“我爸决不允许家里出现纸牌。”当然，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跳舞都是禁止的，喝酒也一样。约翰逊城偶尔会开一些小沙龙，而约翰的父亲沃尔特•多拉海特连看都不看这些小沙龙。那开开关关的门就通往地狱。喝啤酒也是不被允许的。“从耶稣那里偷一杯啤酒，就像从打鸣的公鸡那里偷走晨光。”这是多拉海特的口头禅。半个镇子的人都是浸信会教徒，而另外半个镇的人属于卫理公会或者基督门徒教会。用斯特拉•格利登的话说，后面两个教会的人，一直努力要让“浸信会教徒脱浸”。露腿是想都不用想的，女孩子们必须穿又长又厚的裤袜，先是黑色，等长到十几岁，才能换成白色。镇上的人有着很深的偏见、严苛的规矩和毫不宽容的态度，斯特拉•格利登说：“这几乎就是一个清教徒的小镇。很多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时候都是大逆不道的。大家其实都很友好，但也很信奉宗教。”这些人绝不会原谅山姆•约翰逊相信进化论，崇拜阿尔•史密斯⁽⁴⁾，还投票反对禁酒令。人们也注意到，他不经常去教堂。据说，他去只是为了让丽贝卡高兴，这个说法也得到了证实，而且他的几个女儿不止一次穿着只及膝的袜子出现在公共场合。山姆爱喝酒也是众所周知的，嗯，喝酒的后果人们是非常清楚的。通常来说，镇上的人们都会告诫孩子们，离山姆•约翰逊这样的人远一点。通常来说，镇上的人们应该早就预见到他会走上父亲和伯父的老路，破产，负债累累。但这个小镇太穷了，人们的信仰太虔诚了，他们认为一个人成功肯定因为他是上帝的宠儿，所以，山姆之前那么成功，也就掩盖了一切别的因素。只要他在镇上的人眼中还是个有钱人，那不管别的，他还是会受到尊敬。但随着大家意识到真相，积累已久的不满就更为猛烈地爆发了。

而且，厄运缠身的山姆，加上他的行事做派，他们的轻蔑就更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恶意满满了。现在他需要谨小慎微，但这可不是约翰逊家的风格。事实上，山姆身上那股“约翰逊傲气”分毫未减。不仅是山姆，还有丽贝卡，约翰逊家这两夫妇一直觉得他们高人一等。现在他们成了境遇最糟糕的，却表现得好像还是最好的一样。而那些一直讨厌他们这种做派的人，再也没有理由遮掩了。过去一个以山姆在街上和自己打招呼为荣的银行家，现在轻蔑地说，山姆总是“迈着很重的步子走进银行，真拿自己当牛仔了啊”。不过，山姆欠了银行的钱，这些银行家的态度转变还算有理由，而丘陵地带的其他人就没什么理由了。他们应该感激山姆，他为他们争取了那么多补贴，借了那么多钱，争取了那条高速公路。然而，山姆的失败却成为丘陵地带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山姆就曾经为约翰•多拉海特的祖父争取过补贴。然而，约翰•多拉海特提起山姆的时候，根本没主动提起补贴的事，直到被问了才说一说。他长篇累牍谈论的，是山姆的病，因为他自己早就下了诊断。“都是因为喝酒，”他解释说，“你看，太多的酒稀释了血液，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他说，山姆•约翰逊“一无是处，就是个酒鬼，一直都是”。山姆一败涂地之后不久，约翰逊城药店的业主O. Y.福西特说了句话，很快流传开来。他说：“山姆•约翰逊太聪明了，不该工作，但是又不够聪明，不工作没法谋生。”大家甚至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轻蔑。一九二三年春天，斯通沃尔开了个烧烤派对（山姆病得没法参加），计划当年秋天再度和山姆竞争议员的奥古斯特•本纳发言说：“告诉你们吧，先生们女士们，山姆•约翰逊很能干，有脑子，就是缺心眼。”在场的人还记得，当时人群欢呼大笑，把这当作一句妙语。

下一场选举山姆没有参加，他的老对手，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律师艾尔弗雷德•佩奇赢得了议员席位。山姆宣布说，他告别政坛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大家对这个理由是多么嗤之以鼻啊！山姆没有再参加竞选的原因之一，还真可以说是“生意上的”，每年有那么几个月，拿着很少的工资在奥斯汀生活，这样的事情他再也没法干了。但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害怕，要是再次参选的话，可能会失败。本纳的嘲讽和人群随之的大笑，说明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决定也许是对的。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到底落到什么程度了呢？一年多以后就见了分晓。奥斯汀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高速公路建成了，大家举行了一场烧烤派对来庆祝公路正式开通。这是一条山姆•约翰逊多年来为之努力的路。派对邀请了十几位丘陵地带的大人物发言，山姆•约翰逊却不在其列。

有一段时间，他又做了地产和保险生意，但挣得不多，难以为继。他去了奥斯汀，想在政府谋个公职。很多退休的议员，如果没有进入大公司为特殊利益集团工作，都会在政府得到薪水可观的闲职。但山姆曾经与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满足这些集团愿望的官员为敌。而且，在议会十年，他退休的时候已经是高级议员的身份了，政府也没有合适的闲职给他。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好像什么工作都找不到。等了很久，终于有人给了他一份工作，为期一年，日薪只有两美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在这个曾经做过议员的选区，做起了兼职的猎场看守人。

约翰逊城店铺里赊的账，他还不清了。店主们每个月知会他还钱的时候，都会在纸条上写：“请还钱！”他们怕惹怒山姆的哥哥以及庞大的约翰逊家族，丢失很大一群顾客，这些店铺还犹豫着要不要完全剥夺他赊账的权利。但他越欠越多。“我父亲还是很开明的，”杜鲁门•福西特说，“但是他（山姆）最后欠了他两百多美元，他不可能让他赊账了。”很快，山姆在O.Y.福西特的药店买东西只能付现金了，不仅如此，约翰逊城的所有商铺都对他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他欠了全城所有商铺的钱，”杜鲁门•福西特说，“所有商铺都不让他赊账了。”

有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现金，只好去弗雷德里克斯堡或者德里平斯普林斯，甚至更远地方的店铺，去还可以赊账的地方赊账。“他经常在不同的镇子之间来来回回，”福西特解释说，“在别的镇子赊账赊到不能再赊，就能稍微攒一点现金，把这边的账还一点点，但还是永远还不完。”福西特说，他本人相信“山姆想要还清赊账，一定是的”，但他又干巴巴地加了一句，“至少我觉得他会”。福西特比别的回忆山姆•约翰逊的商人要善良些。以丘陵地带的标准来看，他欠的几笔债还挺大的，别的商人说起他，不仅轻蔑，还怒气冲冲，“这人买东西不付钱”。

最终，他没有镇子可去了。总能有现金周转的邦顿一家借给了他一些，但还是不够。一九二五年，他不得不回到奥斯汀，帽子卑微地拿在手里，请求在政府寻一份公职。倒真的找到一份。他努力为丘陵地带争取更好的道路，终于有了回报。奥斯汀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公路需要修缮，山姆找到了一份在他主导修建的这条路上的工作——修路，用他的双手修路。他被任命为一个养路队的工头，需要做苦力的工头，周薪是十五美元。斯特拉•格利登还记得山姆上工的第一天：“到那天为止，我还从来没看过山姆•约翰逊不打领带的样子。”她说，“他总会穿上好的衬衫和西装。但那时候他去养路，穿的是和大家一样的卡其裤。”

丽贝卡•约翰逊从来没能做太繁重的家务。现在请不起女佣来帮她做家务了。约翰逊城别家的女儿都会帮妈妈做家务，但丽贝卡的女儿们不会，至少没帮多少。“她永远不会对他们大声说话，”威尔玛•福西特说，“她的一生都是在为孩子们的幸福努力。她人太好了，不会去约束他们。”

每生一个孩子，丽贝卡的健康状况就恶化一些，精神就萎靡一些（一九一六年生完露西娅之后，她不得不常常卧病好几个星期）。而本来已经很残酷的现实越来越残酷，她似乎更深地陷入了浪漫的幻想，辞去了报社记者的工作，开始专心写诗，越来越多地谈论自己的祖先，杰出的贝恩斯家族和更为杰出的肯塔基迪沙家族。十八世纪，这一家出了肯塔基的州长。她强调说，祖上是南方贵族。而且，她越来越惊人地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她一直是个骄傲的女人，现在，这股傲气难以维持，就变得有些咄咄逼人了。丽贝卡那些孩子的朋友们还清楚记得，她经常会说：“有的孩子生来就是追随别人的，我的孩子生来就是领袖。”没人可以在她面前批评她的孩子，甚至不能委婉暗示他们做错了事。“她就像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威尔玛•福西特说。特别是林登，“她简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家伙身上了。”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她一直在约翰逊家帮佣，直到他们没钱请她。“别的孩子她也很爱，但都比不上她对这一个的爱。”在丽贝卡看来，林登不会做错任何事。有一次，妯娌凯蒂跟她讲说，几个孩子，包括林登，撒了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丽贝卡马上说，林登肯定没参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说谎。凯蒂说：“孩子都会撒谎的嘛。”丽贝卡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震惊与愤怒反驳说：“我儿子永远不会撒谎。”

然而，不管她有多爱孩子、多护犊子，在约翰逊城的人们眼里，她不能够，完全不能够照顾他们。有时候丽贝卡的妈妈会来看她，后来因为她需要人帮忙，她就来得更频繁，常常一来就是好几个星期。看她的时候当然就负责家务了。然而，当“贝恩斯外婆”不在的时候，去约翰逊家的主妇们都会很震惊。阿娃还记得，在约翰逊家的水槽里看见了她这一辈子都没在自己的水槽里看过的景象：脏盘子堆成山，没有人洗。阿娃觉得，那么多盘子，一定是好几天没洗了。丽贝卡给孩子们穿的衣服一直和约翰逊城别的孩子不同。林登和山姆•休斯敦总会穿水手服或者亚麻衣服。丽贝卡、乔西法和露西娅会穿漂亮的裙子和连胸围裙，还会配上蕾丝软帽。现在，孩子们穿的衣服仍然与众不同，但没有熨烫。过了一阵子，约翰逊城的人就发现了原因。威尔玛•福西特说：“说实话，洗的衣服送回来以后，他们就全部扔进浴缸里，每个孩子自己挑想穿去学校的衣服。孩子们自己不熨衣服的话，就没人熨了。”有时候，约翰逊家的孩子，尤其是年纪小点的那几个，他们的衣服不仅没熨烫，而且看上去好像连洗都没洗。

经济越来越拮据，有时候孩子们好像都快吃不饱了。约翰逊城的孩子们都是吃百家饭的，而在约翰逊家吃饭的孩子还记得分量非常少。奥伦•考克斯回忆说：“我记得吃了香肠和鸡蛋，晚饭就这么应付了。就这么两个菜，而且还没多少。”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说：“我们家很穷，但吃的总是管够的。而有一次我在约翰逊家吃饭，就只有面包和一点点培根。培根还有股酸臭味。”很多时候，丽贝卡身体不舒服，就不做晚饭了，也没有钱去约翰逊城唯一的咖啡店吃饭。别的孩子还鲜明地记得，约翰逊家比较小的那几个，乔西法、山姆和露西娅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就只能共享一点点辣酱。有时候，虽然不是经常，但的确有时候，家里找不出一分钱的现金。山姆丢了农场，卧病不起那一次，不是亲戚邻里唯一一次出于同情带着食物到家里来探病。有一年的圣诞节，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直到哥哥汤姆带着一只火鸡和一袋小土豆出现在家里。

约翰逊城的女人，都习惯了把一分一厘省下来，为了不花那一枚硬币去店里买面包，她们会不辞辛劳地自己烤面包。她们也许能理解丽贝卡为什么不省钱（“她的成长就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嘛”），但仍然会觉得，在咖啡店花钱买吃的，实在是最可怕的挥霍浪费。很多人家都和约翰逊家一样穷，但孩子们总能吃得饱饭。“她花的比他们拥有的多，所以她的孩子才挨饿。”所以她们也不愿意帮她。汤姆的女儿阿娃还记得，每次妈妈做腌菜或者玉米罐头时，父亲都会坚持让她多做一点，好带给弟弟一家子。“山姆的孩子还在挨饿呢，凯蒂，”汤姆会说，“我们要填饱他们的肚子啊。”阿娃记得，有时候她那个省钱如命的德裔母亲，会表示不满和抗议。有一次，阿娃记忆犹新，凯蒂•约翰逊和维达•柯马克在厨房里一起做玉米罐头。汤姆一定要让她们给山姆的孩子做一点。凯蒂说：“真不明白我为什么每次都得这么做，汤姆。她自己也能做罐头啊。”阿娃回忆说，柯马克夫人也帮腔，说山姆有个花园，里面的玉米挺多的，丽贝卡也可以自己做罐头啊。“我觉得我们为他们做的也够多的了。”柯马克夫人说。阿娃还回忆说，两个女人为自己家各做了一百个罐头，为山姆和丽贝卡呢，“只做了二十个，就说够了”。

约翰逊家其实还不算遭受了足够的敌意，因为没人再把他们当回事了。有些人可怜他们，特别同情山姆。“大家同情他，因为他娶了那么个老婆，”阿娃说，“那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聪明，可是根本没法帮家里做事。她不可能一早起床，给孩子们穿好衣服送去学校。”人人都知道梅布尔•查普曼拒绝他求婚的事。威尔玛说：“我当时觉得，他没有娶她真是遗憾。因为她能帮他做家务，带孩子。丽贝卡是完全做不到的。”但大多数人都会嘲笑他们。与其说大家不喜欢他们，不如说主要是嘲笑他们。奥古斯特•本纳对山姆的评价被人们改得更为刺耳了：“山姆•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但是这个家伙缺心眼。”大家对他就算是盖棺定论了，还得再加一个评价：“酒鬼。”斯特拉•格利登说起山姆•约翰逊第一次没打领带的时候，热泪盈眶，但她只是一个例外。很多人说起山姆去高速公路做养路工的事情，眼里都闪烁着幸灾乐祸的愉悦。其中最直接的可能是约翰•多拉海特了，他咯咯笑着说：“他为那条路做了很多事呢，真的，山姆做了很多事。”

至于丽贝卡，约翰逊城的女人们听到她说的那句话后——“现在该往孩子们脑子里塞点东西了”——都在说“她可能该先给他们肚子里塞点东西吧”。这些女人说起约翰逊的家，全都重复着同样的形容词：“脏死了，脏死了，那家里很脏很脏！”这些女人还说，约翰逊家的孩子，都是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脏孩子。山姆和丽贝卡一直自命不凡，让人讨厌。现在，一无所有的他们还是这么自命不凡，就沦为被嘲笑的对象了。的确，在约翰逊城人们的眼里，他们看上去是很可笑。他们沦为了全城的笑柄。

(1)　对应的英文单词分别为Beefsteak（牛排）、Bourbon（波旁酒）、Blonde（金发美女）。

(2)　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行的旨在支援战争的战时公债。

(3)　每个州的安全法规法案被称为“蓝天法”，因为一名议员说，这是在保护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投资者头顶的一片蓝天。

(4)　阿尔•史密斯：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两次出任纽约州州长，信仰天主教，反对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