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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恩

雷伯恩。那个痛恨铁路的雷伯恩，因为铁路的运费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那个痛恨银行的雷伯恩，因为银行的利率对农民也是极尽盘剥；那个痛恨公用事业公司的雷伯恩，因为这些公司拒绝把电线拉到农村，让农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这是痛恨“信托”与“利率”的雷伯恩，痛恨富人和与他们有关的一切的雷伯恩。这是痛恨共和党的雷伯恩，因为他认为共和党就是富人的代表。他痛恨共和党制定的货币政策，说这政策“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痛恨其关税政策（他说这“简直是强盗关税，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站不住脚的关税政策”；他说，因为共和党“愚弄……农民”，让他们支持这个政策，所以富人们“本来就胀鼓鼓的钱包又塞进了很多不义之财，都是从劳苦大众辛勤的双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他也把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共和党的执政不利。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雷伯恩的父亲是南部联邦的骑兵，“一辈子都恨透了北方佬，”这样一个人的儿子，“终生都不会忘记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屈辱。”来到国会多年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画像，但所有的画像都是一个人的，那就是内战南军领袖罗伯特•E.李。一九二八年，他的选区开始背离阿尔•史密斯，偏向共和党胡佛，有人建议他也改改立场，不要冒丢掉自己议员宝座的险，结果他咆哮起来：“只要我还牢记着南军死亡将士们的英魂，还尊重我那南军父亲对南方这片热土的赤诚，我就永远不会投这个党的票！这个党竟然把那些投机倒把的北方佬和泼皮无赖送到南方去，还让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到处仗势欺人。”就是这个雷伯恩，痛恨铁路，痛恨银行，痛恨共和党，因为他从未忘记过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也很难忘记。一八八二年一月六日，他出生于田纳西一座十六公顷的农场上，排行老八。家里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而这农场被消耗殆尽的贫瘠土地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多口人。一八八七年，雷伯恩一家搬到了得州范宁县的一座十六公顷的农场，就在达拉斯东北部（一家人坐了将近两千公里的火车南下去得克萨斯，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回忆。他后来回忆，透过车窗，他看到“人们……正赶着牛车向西艰难跋涉，所有的家物细软、个人财产，都放在车上，用布盖着。男人们都是很朴素的打扮，戴着宽檐帽，肩上扛着枪，领着拉车的牛”）。得州的第一年差点儿让雷伯恩家倾家荡产：田野中洪水泛滥，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棉花又成了棉铃虫的大餐，十六公顷的土地，只出产了两捆半的棉花。范宁县的土壤是深而肥的沃土，雨水也很充足，结果这十六公顷仍然不够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因为抵押贷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而一磅棉花的价格才九美分。一年又一年，雷伯恩一家之所以还能守着这片农场，只是因为包括五岁的山姆在内的全家人，都在田间劳作。

每年只有四个月例外，山姆要在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名教师的校舍上学。余下的时间，都是在棉田里风吹日晒。他就这样度过了童年。春耕时，他个子太小，全身的重量都不能让犁头铁插进土地里；骡子拉着犁车向前走，他必须要用尽全力地压住犁耙。夏天，得州的日头那么毒，他还要在烈日下挥舞锄头，把多余的植株挖出来，晚上忍着剧烈的背痛入睡，想着破晓时又要扛着锄头下地了。九月，他跪在地里，在棉田间爬行，身后拉着一个长长的袋子摘棉花，日日如此，膝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总是流着血；双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流着血。背则比锄地时痛得还要厉害。“耕作，锄地，都是从日出到日落，”山姆•雷伯恩后来回忆，“有些城里的朋友，说什么农场生活美丽啊，浪漫啊，就请他们去棉田里，每天弯腰劳动个十到十二小时，一直握着犁车的把手，他们就知道小说里那些田园浪漫有多么虚幻，消失得多么迅速了。农场生活肯定是单调乏味的辛苦劳作啊。”整日辛苦劳作，还因为政府的关税与货币政策没什么指望。这些政策的内容充分展现了农民们感觉到的不公，如此得州东北才坚定地支持人民党。最典型的例子，是政策中把阉牛皮作为不被关税保护的物品，农民们卖阉牛皮收入就很少；而用阉牛皮制作的鞋子却纳入了关税保护的对象，农民们被迫高价购买皮鞋。棉花的价格也一直压得很低。雷伯恩全家在田里辛苦劳作一整年，棉花送进轧棉厂，赚来的钱付给了赊账商人、抵押债主和铁路那高昂到近乎残酷的运费之后，只剩下可怜的二十五美元了，这还是年成好的时候。

但最让山姆•雷伯恩痛苦的，不是无休止的劳作，也不是贫穷。他的父亲，一个大胡子的南军老兵，很温柔却也很沉默，只有偶尔讲起内战的故事会健谈些（客厅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一幅镶在画框里的李将军肖像）；母亲（全家人都叫她“钢老大”，因为这是个坚强又刻板的女人）虽然很爱孩子们，却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脉脉温情。一位传记作者如此描写山姆的父母：“对孩子们表达任何情感，都是脆弱的表现。”山姆的整个童年都是属于棉田的，没什么其他的色彩和回忆。偶尔，星期天活儿比较轻，他们也不应该玩耍，而是要敬神。“小时候我住在乡下的时候，”山姆•雷伯恩后来回忆，“无数次坐在篱笆上，向上帝祈祷，有人会骑着马或者驾着马车经过，什么人都行，只要能减轻一下我的孤单。”劳作辛苦，贫穷凄凉，孤独却更糟糕。他后来说，贫穷只是“历练人的灵魂”，而孤独却“让人心碎，孤独能吞噬一个人”。

山姆•雷伯恩惨淡单调的童年中，也有灿烂明亮的一天。

范宁县的议员是约瑟夫•韦尔登•贝利，是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在少数党民主党中具有绝对的监督权威，自己的行事做派，也像个战无不胜的帝王”。如果民主党能获得多数席位，他就是议长的不二人选。平民党出过很多伟大的雄辩家，贝利又是其中最出色的佼佼者。据说，他在议会发言时，“余音绕梁，如教堂里久久回荡的洪钟。”一八九四年，山姆•雷伯恩十二岁，贝利在县政府所在地博纳姆发表演讲。山姆•雷伯恩是观众之一。

他一辈子都牢记着那一天的种种细节：雨很大，不到二十公里的路，骡子走了好几个小时；博纳姆福音教堂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贝利要在那里演讲，他也清晰地记得自己到达那里时的感觉。“我没有进去那个帐篷。家里买了那个农场之后，我就再也没来过博纳姆，那些富有的城里人，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服，让我有点害怕。但是我看到帐篷的帆布上有个地方破了，我就像胶水一样粘在那儿，听着老贝利发表演说。”最鲜明的记忆当然来自这位约瑟夫•贝利。“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怎么呼吸。到现在我还记得雨水从脖子上滴下来的感觉。等他说完了，我溜到门口，看着他走出来，跟着他跑了五六个街区，直到他上了一辆电车。然后我回家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能不能成为约瑟夫•贝利这样的大人物。”

第二天早上，山姆的哥哥们走过谷仓时，听到里面传来声音。打开门，他们看到弟弟站在饲料槽上，练习着政治演说。从听到约瑟夫•贝利演说那天起，雷伯恩便知道自己也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是很坚定很确切的决心。他把这个决心告诉了兄弟姐妹和伙伴们，其中一个回忆：“‘我要进入州议会，连任个三届，然后被选为议长。那之后，我要竞选国会议员，进入国会。’”他说，他要在三十岁进入众议院，还说最终会成为议长。山姆的抱负在雷伯恩农场上就是个笑话。兄弟姐妹都站在谷仓外面，听着里面那个少年发表演说，然后哈哈大笑。但演说仍在继续着。一九〇〇年的一天，十八岁的山姆•雷伯恩和父亲一起站在棉田里，告诉爸爸，他想上大学。

爸爸说没钱供他上大学。“我不是让你供我，爸，”山姆说，“我是让你允许我去。”经过多年劳作，这位曾经英姿勃发的骑兵已经腰背佝偻，他老了，八个儿子中已经有两个离开了农场，再失去一个青壮劳动力实在是很难忍受的事情。“我祝福你。”他说。山姆离开的那天，衣服细软只是简单地卷起来拿根绳子捆好，因为他没有箱子。父亲套了马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沉默的他一直沉默地站着，直到列车来了，儿子要上车了，他突然伸出手，塞了几张钞票到儿子的手里。二十五美元。山姆永远忘不了这一幕。他一生都在说着这二十五美元的故事。“天知道他是怎么存下来的，”他总是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闲钱。我们赚的刚够活下去。他递给我这二十五美元，真是让我彻底崩溃了。我总是在想，没有这些钱，他该怎么办，他和我母亲都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他也永远忘不了上车时父亲跟他说的那句话，后来他对朋友们说，每当人生遭遇危机，他都会想起这句话。父亲握紧儿子的手，说：“山姆，你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的学校是东得克萨斯师范学院，在荒凉的平原上有寥寥的几栋楼。学费是每月十二美元。父母给的钱显然不够，雷伯恩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份扫地的工作，还当了学院的敲钟人，每四十五分钟就要跑去钟楼敲钟作为下课提醒。工作太多无法平衡学业，他退了学，在一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教了一年书，挣了点工资，然后回到学校，承担起繁重的课业，和原来的班一起毕了业。（他只有一套西装，手肘的地方还磨破了，他觉得很丢脸，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接着他又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是在范宁县，教了两年，一九〇六年，二十四岁的他宣布参选州议会议员。

他的竞选之旅是在一匹小个子棕色牧牛马的马背上进行的，他骑着马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走访。他不擅长闲聊，讨论的都是农场上严肃的问题。这个矮小结实的小伙子，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下面是一双严肃认真的棕色眼睛。在每个农场上，他都会问隔壁农场住的是谁，这样到了下一个农场，他就能叫出住户的名字了。竞选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说明他从来没忘记父亲的那句话。一天，一个男人来找他，说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农民十美元，就能确保这个农民的亲戚都投他的票。“我不想用钱买官职，”雷伯恩如此回应，“我是请人民赋予我权力。”他和来自哈尼格罗夫的对手山姆•加德纳交了朋友，竞选活动的尾声，两人还驾着同一辆马车走访每个城镇，到了地方，他们就轮流站在马车上讲话。在一个镇子上，加德纳生病了，卧床三天。虽然当时加德纳好像处于领先地位，雷伯恩也没利用这三天加紧宣传。他一直在加德纳身边，陪伴他，照顾他。加德纳和雷伯恩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投票在周六进行，但投票箱要拿到博纳姆的办公室去人工计票，所以周二才能知道结果。山姆安排一个朋友策马二十多公里，迅速把消息带到雷伯恩农场。星期二，他和家人一起坐在客厅里，等着宣布他命运的马蹄声。他赢了，领先一百六十三票。

在奥斯汀工作的山姆•雷伯恩从没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他是那群对抗利益集团，为人民说话的少数人中的一员（这其中当然有山姆•伊利•约翰逊，当时他是第二次当选议员了），雷伯恩发起了一些规范铁路和银行的法案。和这个小团体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从未背叛过初心。多年后，有人说，雷伯恩的父亲没给他留下什么遗产，这个孝子马上纠正他说，父亲“给了我这个永葆光荣的名字”。他也尽心尽力维护着这份光荣。他不在德里斯基尔喝酒，也不在那里住；他和别人合租国会山下廉租屋的一个小房间，从五美元的日薪中挤出钱，在得克萨斯大学攻读法学院硕士。他后来回忆，付了学费之后，身上就没剩下多少钱了，有一次，应承说给一个叫法尔的议员买汽水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只剩下一个硬币了。“到了收银台，我跟法尔说，身体不太舒服，什么都不想喝。他就只拿了一瓶，我付了钱……万一他拿了贵一点的饮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在拿到法学学位，进入一家律所后不久，合伙人之一就递给他一张支票，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数目，是圣菲铁路公司的预付款。他把支票递了回去，说他“永远不会从铁路公司那里接受一分钱”。合伙人要求他做出解释，他说：“我告诉他，自己是一名议员，是人民的代表……”通常来说，议员都能拿到免费乘坐火车的通行证，雷伯恩把他的还了回去，就算还通行证的时候他在奥斯汀非常孤独，因为买不起票也不能回家。（他母亲表示了赞赏。“我们总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她写道，“但我们宁愿等久一点，也不愿你接受免费通行证。”）在当时的奥斯汀，大多数议员都沉浸于权钱交易，那样的环境下，有人说过一句话，后来重复了五十年：“没人能收买山姆•雷伯恩。”

他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从未忘记自己要往哪里去。他和得州众议院的同僚们谈论自己的抱负，一如多年前对兄弟姐妹袒露心迹一样直截了当。他说，他想成为议长，也相当直白地说了原因：“我一直想承担重责，因为我想得到随重责而来的权力。”

他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知道怎么得到（而且这种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和山姆•约翰逊一样，他在议会流程方面有着本能的天赋；不过，雷伯恩和山姆•约翰逊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个浪漫主义者，更不是个梦想家。不管帮了谁的忙，他都一定要得到回报，就算帮的是他崇敬的偶像。

初到奥斯汀的雷伯恩发现自己的偶像在受审：议会对约瑟夫•韦尔登•贝利发起调查，引起轩然大波，争议四起。贝利已经是一名联邦参议员了，却遭到指控，说他和铁路公司与美孚石油之间存在权钱交易。一生都不相信这些指控的雷伯恩，向贝利在议会中的亲信表达了自己的支持，作为来自贝利故乡选区的议员，他说自己的看法应该比大多数新议员都更有参考价值。但他又说，正因为这样，他要得到比大多数新议员更多的回报。他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在初进议会的时候，就证明了自己虽然话不多，却能高效有力地为贝利辩护。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报。贝利的亲信们在他议员的第一个任期，就把他送上了议会一个关键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又可以用来积累更多的权力。获得他帮助的议员们需要给予回报。雷伯恩要的回报，和他帮的忙一样，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得州议会似乎屁股还没坐热，就已经变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全要归功于他的天赋异禀，就是懂得在国会中进行精挑细选的交易。

他还有别的天赋。最特别的，是那独特的人格和其中蕴含的力量。

这力量部分来源于外表。山姆•雷伯恩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六五，但膀大腰圆，胸膛和肩膀尤其宽阔厚实，在廉价的西装衣料下不安分地鼓胀着。粗壮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头，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几乎全秃了，光秃秃的头皮，没有了头发，显得愈发强硬，愈发巨大。一张宽脸在私下里还是亲切和蔼的，但在公众场合总是面无表情，冷酷坚决。不管是紧闭的唇线，还是突出的宽下巴，整张脸的线条都那么方端坚硬，要不是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真可以说这是一尊石像的脸了，让人感觉到一种原始的巨大力量。

山姆•雷伯恩的性格，让这种气场有增无减。

已经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脾气了。他经常发脾气，经常脸红脖子粗，巨大的头颈都变成了深红色。冷酷的双唇会因为咆哮而扭曲变形，低沉的声音急促而刺耳。“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位见证者后来写道，“他就脏话连篇。”脏话连篇的同时还唾沫飞溅，见证者开玩笑说：“要是手边有个痰盂，那就正好；要是没有，那就惨了。”狂躁的状态下，“雷伯恩先生满脸怒容，阴沉黑暗，令人害怕。光秃秃的头涨成深红色……他生起气来就是这个样子。没几个人想惹他生气的。”发起脾气来，他完全不听劝，不讲道理；就连对事业的考虑，对实现抱负的影响，也挡不住他的怒气。奥斯汀最让人敬畏的人物是刚刚退休的州长汤姆•坎贝尔，据说，退休后成为得州银行利益游说者的他，仍然像在州政府时那样不择手段，冷酷无情，而那些利益集团给予他的权力，让他仍然能肆意折磨惩罚反对者。雷伯恩偏偏在自己的委员会里反对银行支持的立法，并宣传自己的主张，自然成为坎贝尔的反对者。坎贝尔安排亲信报社编造故事，说雷伯恩只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因为他没有公开反对的胆子。此举被雷伯恩视作对他个人荣誉的攻击。了解他脾气的朋友们都力劝他忍一忍，他们警告说，有些人即使是间接地反对坎贝尔，事业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乎，雷伯恩来到议会，发表了一篇并不间接的演说。他说，自己的法案“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每一天都会站在这里投票支持……至于坎贝尔先生怎么看，我不在乎”。他顿了顿，扬起硕大的头颅，直瞪瞪地盯着看台上的坎贝尔。等到在座的所有人都看着坎贝尔了，他才又开口：“不管汤姆•坎贝尔支持还是反对，我都不在乎。在我看来，这是议会立法时最不该在乎的。”他的脾气，他强大的气场，他在立法上的敏锐睿智，绝不动摇的标准，都让奥斯汀的人们认识到，山姆•雷伯恩是收买不了，也不可冒犯的。

脾气火暴还不是山姆•雷伯恩唯一惊人的一面。同僚们不仅议论他发怒的样子，也会说他是多么刻板坚定，不近人情。

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也绝不会妥协。他常常把“荣誉”与“忠诚”挂在嘴边，而且绝不是空谈。“荣誉是不分高下的，”他说，“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这条标准固然严苛，他却完全当得起。议会的一位同僚说：“他的诚信和公平交易是有口皆碑的。山姆无论跟你说什么，你都能赌咒发誓那绝对是真的。”他也坚定地认为大家都要当得起。“你要是跟雷伯恩撒了一次谎，就别想让他再相信你了，”一名助手说，“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不过，同僚们也都知道，只要还了山姆•雷伯恩的人情，就绝不会被他欺瞒利用。他的友情是很值得珍惜的。“一旦他成了你的朋友，就永远是你的朋友，”有人如是说，“他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情况越艰难，你就越能确定山姆•雷伯恩会站在你这边。我从没见过对朋友如此忠诚的人。”

他还经常把“正义”和“公平”挂在嘴边，同僚们看到，这也绝不是空谈。“他对某些事情的喜好其实是不重要的，”一个朋友说，“他总是说，想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意识到：‘哦，他真的是在努力寻找啊。’”

多年前，他和兄弟姐妹说过，会在州议会大概“连任个三届”，然后当选为议长。第三届任期的时候，他参选了议长。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直切要害。“如果你有什么要给我的，”他对同僚们说，“就现在给吧。”这是发自内心的鼓动，大家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的。他背后有贝利这种大人物，但这不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他并没有得州任何利益集团的支持。一位同僚说：“山姆•雷伯恩能够当选，纯粹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尊重。”（有那么一瞬间，他冰冷的外表融化了，流露出隐藏在下面的情感，但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有个朋友回忆，宣布投票结果时，“山姆跳起来，仰天长啸，却很快地坐下了，好像觉得有点丢脸”。还有一次短暂的真情流露，就是发表议长就职演说的时候。“在遥远的范宁县，有个年过花甲的老头，身边坐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要坐在她脚边，表达我的崇敬与爱。”他说，“我也替他们谢谢你们。”）

有了议长的权力，就能聚集更多的权力。这权力（议长的“权利与义务”）以前从未有定论；有了他的操控和指导，加上一群朋友的帮忙，则有了定论，这定论给了议长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使用起来也是毫不犹豫。他本人回忆说：“我确保所有的朋友都担任要职，而在议长选举中投了我反对票的人则什么都得不到。”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威胁他。比如，一群支持者提议某人做某项工作，而雷伯恩拒绝了，对方的代表说：“要是不指派她，我就弄个请愿书，很多人都会签字。”雷伯恩会回答：“就算每个人都签了你的请愿书，我也不在乎。还是不会指派她。”他很清楚要把权力用在什么地方，服务于什么目的。他做议长的那一年，得州众议院通过了很多重要立法，对公共工程、铁路和银行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包括平民党四下呼吁却通过无望的一些法案。

只有一年。毕竟，他跟兄弟姐妹说过，三十岁他就要进入国会。现在，一九一二年，他已经三十岁了。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界限，委员会把可能成为他最强劲对手的州参议院所在的县从他的选区划了出去。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回忆起自己的使命。“孩提时代，我就下定决心，三十岁的时候要竞选国会议员……如今我已经到年纪了，正在参选议员。我坚信，我一路走来，值得获得你们的支持。我坚信我会当选。”他展现了低调却有力的智慧：“我不否认，这个选区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做国会议员。但是，先生们，这些人并未参加竞选。”最终他顺利当选了。

数十年后，山姆•雷伯恩成为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中，他是个沉默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偶尔发表演说，也是十分简洁干练，惜字如金。那些将他塑造成一个传奇的记者，对山姆•雷伯恩早期的议员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样的沉默寡言，是雷伯恩一直以来的性格使然。

并非如此。事实上，首次在国会发言时，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他说，自己很清楚“这个议会长久以来的规矩，就是要把讨论中的发言机会……留给那些年资比较长的成员”，但他就要“坏了”规矩，“要拒绝被这陈规陋习同化”。他说，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代表了二十万人民，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那次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他的确帮人民发了声，把所有苦难与怨恨一股脑儿倾泻而出，数十年前，正是这样的情绪，在得州西北部催生了支持人民党的联盟。

演讲的主题是关税。民主党刚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刚上任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借新官上任之机挑动汹涌的暗流，在众议院发起对《安德伍德法案》⁽¹⁾的讨论，这项法案将要开始改革平民党们所痛恨的关税政策，其中的政策包括，把皮鞋和阉牛皮同样列为免税商品。

共和党人说“这项法案会让生产者们难以为继”，雷伯恩说。他说，这些共和党人总是“着急忙慌地要把少数富人拉到他们的羽翼下保护起来，却永远对贫苦人民响彻全美国的哭号充耳不闻，可他们才是大多数啊，他们才是美国的消费者啊”。他质问，为了“保护孩子的双脚”，就必须买鞋子，那么降低一下这些鞋子的价格又有什么错呢？保持皮鞋高价的体制，是“世界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穷人……居然要被迫花比富人更多的钱”，而且，“制造商们本来就胀鼓鼓的钱包又塞进了很多不义之财，都是从劳苦大众辛勤的双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这些劳苦大众“永远被毫不留情的苛捐杂税踩踏在脚下不得翻身”。

共和党那时候还竭尽全力地说服农民，说这些关税政策其实是为了他们好。雷伯恩对此特别毫不留情地提出抨击。他说，共和党人“嘴上说着农民问题”，到底又对农民了解多少呢？“他们对农民表现出什么关怀了呢？”他说，这些人会发现他们完全低估了农民，他们会震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思想，充满智慧的阶级”。民主党，“大众的政党”，终于成功掌权了。政党中的代表，“来自最日常的生活，脱胎于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希望与愿景，需要与痛苦”。民主党的这个总统，“两袖清风，无人可比”，并且拥有“宽大的胸怀与智慧，能够解读劳苦大众们无法言说的渴望”。民主党最终通过《安德伍德法案》，降低了关税，砍掉了摇钱树，破坏了利益集团，从佝偻弯曲的背上提起了重担，让农民和劳动阶层能稍稍挺直腰板，喘一口气。

数十年后，山姆•雷伯恩成了一个传奇。记者们总是在引用他对年轻议员们的建议：“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他传奇的一部分，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他自己还是个年轻议员时，也是这样“退一步”的，当自己的观点和民主党以及领袖们的观点不同时，他选择了服从。

他没有服从。年轻议员时期的雷伯恩，没有对任何人“退一步”，总统也不例外。这可是他自己政党的总统，是偶像一般的人物啊。

进入众议院的第二年，在没有任何下属协助的情况下，他亲笔草拟了一项法案，他将过去人民党的梦想写进了这项法案，要求政府加强对铁路的规范和管控，掌管对铁路证券发行的管理权。威尔逊的传记作者阿瑟•林克说，当时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之一路易斯•D.布兰代斯恰巧看见了这份法案，拍手叫好，将其作为总统对抗信托集团的三大重点措施之一。得州的约翰•南斯•加纳，这个广受欢迎又位高权重的议员代表带头反对这项法案，雷伯恩却不管不顾地推进了该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总统亲自给雷伯恩写了个便笺，说他目睹雷伯恩的抗争，“满怀崇敬与发自内心的欣赏”，之后的几个月里频繁邀请他去白宫。但这热血沸腾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铁路的游说者们在参议院毙掉了这项法案，到第二年，威尔逊也转变了心思。有人告诉雷伯恩，总统不想谁再提出这项法案了。他心里也清楚，没了白宫的支持，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停下自己的抗争，不顾一切地再次提出这项法案。这真是打了白宫的脸。有人告诉雷伯恩，总统不希望有谁积极地推动这项法案，他却积极地去推进。总统再次传了口信，而且传信人的命令雷伯恩是肯定应该遵守的，他是雷伯恩自己那个州的议员领袖，“仙人掌杰克”•加纳本人。雷伯恩继续推进法案。威尔逊把这个顽固不化的新人召到白宫，亲自对他下了命令。威尔逊得到的回复应该是非常简短明了的。后来雷伯恩回忆说，只有一句话：“抱歉，我不能对您让步，总统先生。”转过身，背对他那“两袖清风，无人可比”的偶像，他走出门，没有多说一句话。

这个不听话的愣头青惹恼了总统。新一届的民主党初选时，威尔逊将白宫的砝码压在了雷伯恩的对手身上。结果雷伯恩还是赢了，一回到国会，又提出了好几个违背总统意愿的铁路法案，确保了其中几个的通过，最终在为铁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无限欣赏和崇拜的同僚给了他个外号——“铁路议员”。在别的领域他也很活跃，带着鄙视权贵和雄辩巧言的特质活跃着，所作所为经常违背党内领袖们的意愿，其中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

这传奇也有属实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他个人的诚信正直。华盛顿的人和奥斯汀的人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没人敢惹山姆•雷伯恩，也没人能收买他。游说者想请他吃顿饭都不行，连纳税人想请他吃顿饭都不可能。雷伯恩唾弃国会例行的公费旅游，觉得奢侈浪费。在他四十八年的国会生涯中，只出过一次国，是去视察巴拿马运河，他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委员会正在斟酌关于运河的立法，而且旅途中他也坚持自己承担开销。到外地去发表演说的时候，别说其他的费用，上面拨的差旅开销他也不要。有些负责接待的人以为他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坚持要给他支票，结果很快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那张本来就冰冷坚硬的脸，变得更冰冷坚硬了；雷伯恩会说，“我是不会被收买的”，接着就头也不回地走掉，就像那时当着总统的面拂袖而去一样。银行的账户更是印证了他的正直。七十九岁过世的时候，这个数十年来权倾美利坚的议员，被铁路公司和石油公司忙不迭奉承讨好的人，全部的存款只有一万五千美元。

山姆•雷伯恩短小结实的块头，大步流星地走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一位见证者说好像把活塞重重地塞进去又拔出来。现在他的块头好像更宽大了，虽然不高却给人泰山压顶的气势，秃顶之下那张脸更为阴郁和坚硬。这外表给人的不是错觉。有一次，两个大块头的议员（其中一个是得州的托马斯•布兰顿，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一百零四公斤；另一个因为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不知怎么打起来了。雷伯恩站到他们中间去，把他俩给推开了。接着他一手抓住一个人的衣领，不让他们再接近对方。他的双臂硬挺地撑在那儿，站在两个比他高整整一头的男人之间，双方都还在暴怒地挣扎。他那么一手抓着一个，直到两人安静下来，不费吹灰之力，仿佛抓着的只是两个哭泣的婴儿。但最让同僚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的体力。同僚之一曾经谈到他的正直：“这么多人，就他是最不可能腐败的。”一九一六年，另一个同僚介绍他在国会发表一个演说，说起这个已经连任到第二届的议员初来乍到国会山时就取得的成就，“他年资尚浅，成就却已经很大”。在这么一个常常论资排辈或者权力至上的体系中，两者都没有的山姆•雷伯恩，竟然仅凭着他的人格力量，在短时间内，就成了令人敬畏的强大人物。

这种力量对他来说很必要。

少年时，他就发誓要成为众议院的议长。现在，他每天都站在熙攘喧嚣的议会厅，抬头看着那三层白色大理石讲台之上，显得那么疏离孤傲、高高在上的议长席。到国会的第一天起，他就想坐上那把椅子，想把议长的小木槌握在自己手中。他知道自己会怎样挥舞这把木槌，也知道是为了谁而挥舞：为了人民，对抗利益集团。多年来，没有哪位议长能把控住众议院，于是导致了混乱与低效。而山姆•雷伯恩国会生涯的早年间，就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突然爆发：“总有一天，当选议长的人会让这个位置重归尊重和荣耀。他会成为众议院真正的领袖，他会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会让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主宰：毕竟，他不是已经在另一个议长席位上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吗？更有甚者，他一直觉得那高靠背的椅子和小木槌是他的注定的使命，毕竟，他年少时立下的每一个宏愿——当选得州众议员，当选为议长，当选为国会议员，不都已经实现了吗？

在国会的最初几年，可能让他误认为这使命的实现就在不远处。那些年，他正面迎战总统和总统顾问，各大媒体对他竞相报道，一定程度上成了国会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但现在情况开始变得现实，漫长而现实。

一九一八年，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未来十二年他们都没能夺回控制权。雷伯恩要再做十二年的少数党。

年资不长，又没有多少盟友，这样一个国会议员手里的权力，是很难为自己或别人实现什么梦想的。这个事实避无可避，抗不可抗。约翰•加纳说过：“在国会要想混出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等久一点，年资长了就有发言权了。”雷伯恩曾经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现在却明白，他别无选择。二十年代，美国财富遍地，一派欣欣向荣，“老大党”⁽²⁾也是高歌猛进，势头喜人，荣耀连连：哈丁之后柯立芝继任总统；柯立芝之后是胡佛；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增长增长再增长；民主党的议员对自己的议题只能发出十分微弱的呼声。从来都急匆匆奔向自己命运的山姆•雷伯恩，也不得不慢下脚步来等待。

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这种等待似乎看不到头也不知道结果，让人更是煎熬。雷伯恩还记得，三十岁，他成为了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一九一八年，等待开始的时候，他仍然年轻，只有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岁月倏忽，他不再年轻了，过了四十岁，又过了四十五岁。而且目标不是越来越近，却像是越来越远了。一九二八年大选中，胡佛打败了史密斯，众议院只剩下一百六十五名民主党员，对抗二百六十九名共和党员，民主党重新掌握议会的希望从未如此渺茫。当然，就算民主党获胜了，雷伯恩的等待也不会因此结束。要论民主党中的议长人选，他远远不是第一顺位，甚至在得州的代表里面他都不是第一顺位。要是民主党要在得州议员里面选一位议长，他们会选其中权力最大、年资最久、很受欢迎的加纳，他一九〇二年就进入国会了。

另外，就算民主党最终取得胜利，他还有机会去利用这胜利吗？他还在不在国会呢？他已经经历了好几次险胜的初选，天性悲观的他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会不可避免地落败。“我的抱负一直是在众议院中升迁，”一九二二年，他写信给一个姐妹，“但没人知道民主党什么时候能掌权，没人知道每两年一次的竞选，会选个什么样的家伙出来。”那么多人都曾耐心等待历史的风水轮流转，结果在风水轮转到自己这边来之前，就被打垮了。要么是被打垮，要么是生了病，要么撒手人寰。那么多人都曾梦想过坐上议长的宝座，却抱憾离开人世。他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吗？

等待就已经够艰难了，他还不得不在沉默中等待。也许某一天，年资够了，他能成为委员会的主席。但仅凭年资是绝不可能爬上那三层讲台的。议长是多数党投票选出来的，所以不仅要凭年资，还要看你受不受欢迎，特别是在党内有影响力的人之间受不受欢迎。他需要朋友。他不能树敌。他需要朋友，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为了实现他心中那些“劳苦大众”的梦想。就算他成了委员会的主席，甚至成了议长，他所痛恨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依然强大。如果他想要不仅痛恨他们，还要打败他们，就需要和同僚结盟，事实上，他需要拉拢一切能够拉拢的人，结盟交友。一开始在国会的横冲直撞，已经为他树敌不少。他不得不停止抗争。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总是雷厉风行地抗击与人民作对之人的山姆•雷伯恩，如今只能韬光养晦，静待良机。他那么讨厌隐忍不发，曾经说过，忍让退步“还不如让我去死”，现在他不得不忍让退步了，而且还要默然无语。

他等待着。进国会的最初六年，他发表了那么多的演说。接下来的十二年，他的演说变得很少很少。有时候国会一整届一整届地过去，得州第四区的代表议员还没发过言。私下里他也变得同样沉默寡言。他经常长久地站在议会厅后面的走廊上，手肘搭在黄铜栏杆上，栏杆那头就是一排排的议员席。他就站在那里，礼貌地问候着过往的同僚，认真倾听他们的诉说，自己却很少言语。有时情势所逼不得不开口，他也惜字如金，言简意赅。正是这十二年，催生了山姆•雷伯恩沉默寡言的传奇。厚重的双唇紧闭着，抿成一条坚硬的细线，那么坚硬冷酷，就连沉睡中嘴角都向下撇着。共和党又通过了提高关税的立法，帮了铁路的忙；“铁路议员”继续紧闭双唇。如果不是旧相识，是完全不会了解，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绰号“沉默卡尔”的柯立芝说，“没说出口的事情你就用不着解释”，雷伯恩告诉别人说，这是他“除了《圣经》之外听到的最智慧的至理名言”。他开始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有时候他也会谈起那些“因为话太多惹事上身”的人。他是不是在提醒自己记住曾经做过的事，记住他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

他再也没打破过众议院的规矩，再也没顶撞过党内领袖。他曾经无视过加纳的建议，现在则主动去找他提建议，成了这位得州前辈的门徒。他住在科克伦酒店，也是议会很多重要人物在华盛顿下榻的地方。晚上，他们搬了舒适的椅子，在大厅里围成一圈谈天说地。雷伯恩把进入这个圈子作为自己的任务，变成其中一个毕恭毕敬向别人请教、认真倾听的成员。他知道的也许和他们一样多，但从未显露给任何人。后来年资长了，他经常把从《圣经》引申出的一句话挂在嘴边：“垂钓有时，结网有时。”现在就是他结网的时候，他也非常认真地去结网。议会高层大人物开始对他温和慈祥，喜爱有加。年长的议员们发现，如果山姆•雷伯恩难得开一次金口发了言，发言内容通常是有重大意义的。另外，他们还发现，雷伯恩有见证者口中所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本领，能够准确感知众议院的气氛风向”；他对立法流程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似乎每次都知道“能够推进到哪一步”，知道一项重要的法案，如果马上投票会是什么结果，推迟一星期投票又是什么结果。数十年后，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本领，他回答说：“如果对那些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你也感觉不到的话，那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那时候他对这项本领从来都闭口不提，也不承认自己有这本事。但是年长的议员们慧眼识才，同时也发现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他言出必行，决不食言。加纳给予了他最高评价：“山姆是个顶天立地的真汉子。”加纳和民主党的其他领袖把他拉进了小圈子，就像一篇文章中写的：“在艰难的抗争中对他委以重任，他也用勤奋工作和绝对忠诚来回报。”也是在这些年中，年轻的议员向他讨教国会的成功之道，他开始说那句言简意赅的名言：“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利用自己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年轻议员中交朋友，但所有的联盟都是暗中低调进行的。一位议员回忆：“他会帮你。如果你说：‘山姆，我需要帮助。’他可能会说：‘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或者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但法案提出来，你需要改一些投票的话，那些投票就都被改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议员开始依赖他。其中之一的马尔文•琼斯说：

议会上下很快发现有些人……会参加没有任何宣传的委员会会议，会经历漫长枯燥的听证人一一发言，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这样一场会议上，会不断人来人往，但只有少数几个人一直坚守在那里，看着法案里的每一句话，清楚每一句话存在的原因和意义……议会上下很快发现，是谁坚持在每场会议上都这么做。

琼斯说，议员经常被要求给自己知之甚少的法案投票，所以“非常依赖这少数的几个人。我给你讲讲都有哪些人……山姆•雷伯恩肯定是其中之一……”

“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就是等待，在沉默中等待。他要按自己说的这句话做也是难上加难的，他在家书中倾诉了这种艰难。“这里的日子实在孤独阴暗，”他写道：

你可能想不到，但我觉得，这里比几乎所有地方都更孤独。人人都很忙，找不到渴望中的志同道合之人……这是一个自私自利、口蜜腹剑的地方，人人都追名逐利，不管是好名恶名……而且永远不惜用别人做垫脚石……我真心坚信自己在这里能像在得州议会一样，升至高位，让自己能够在国家事务中发出不容忽视的声音。但有时候这抗争实在看不到希望，几乎逼得人想要怒吼：“到底有什么用！”

这封信是一九一九年写的，这看不到希望的抗争才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抗争十二年，但他坚持下来了。他遵循了自己的建议。他在沉默中等待再等待，退步忍让，整整十二年，不仅年资渐长，朋友也多了起来。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因为理查德•克雷博格的当选，民主党重新掌握了议会，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而山姆•雷伯恩虽然没有当上议长（他还要再等九年才能当上议长），却成了国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还需要再等待一年，因为赫伯特•胡佛还剩一年任期，政府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然而，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了，多年的等待之后，山姆•雷伯恩终于显露出等待的目的。

按照罗斯福的指导方针，国会起草了一些法案，让联邦政府有权去规范证券发行，保护那些购买证券的人。雷伯恩曾经见过很多不懂理财的农民，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点点血汗钱投资在毫无价值的股票或证券上，所以他二十多年前就争取过类似的立法，在奥斯汀争取过，在华盛顿也争取过。是的，就是为了让联邦政府掌控对铁路证券发行的管理权，当年那个初入国会的毛头小子才顶撞了伍德罗•威尔逊。当年的抗争没有成功，正如数十年来平民党争取有效联邦立法奔走呼号的结果；在华尔街的强烈反对下，平民党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蓝天法案”（是的，正是布兰科县那位先生亲笔起草的得州法案）。但当年抗争的时候，雷伯恩还只是州际贸易委员会一个初级成员，现在他是主席了。关于哪个委员会应该来主导罗斯福提出的“证券真实法”，众议院说法不一。但议长亨利•雷尼是雷伯恩的朋友，雷伯恩告诉他：“我想要。”雷尼就给了他。

他的第一个难题，是这个立法本身。这个草案非常糟糕，内容令人不知所云，解释不清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效的强制措施。有人试图去修改补缺，却被罗斯福的不情不愿挡了回去，总统要支持帮他起草这项法案的人，崇尚威尔逊主义的民主党老党员，休斯敦•汤普森。在没人知道该干什么的情况下，这项法案很可能被毙掉。雷伯恩去找了罗斯福的顾问之一，雷蒙德•S.默里。

默里后来回忆说，雷伯恩知道该干什么。雷伯恩说，这法案“就是一团糟，根本没希望”，不用再去试图修修补补。应该从零开始，写一个新法案，而且“在（他的）指导下”，选择新人来起草，这些人应该是复杂的证券领域的专家。

默里同意雷伯恩的分析，但觉得找新人来起草不太可能，除非能成功劝说罗斯福体面地将汤普森免职。默里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说得太直白，但他发现根本也不用。他说，在雷伯恩“去寻找起草人”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我是直接在雷伯恩的授权下行动的，跟总统没关系。山姆看起来好像沉默迟钝，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很欣赏地大笑起来：‘嗯，你明白了’。”四月初的一个周五，三个年轻人开始起草新的法案，一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詹姆斯•M.兰迪斯，另外两个是证券领域的专家律师，托马斯•G.科克伦和本杰明•V.科恩。一个周一，他们把成稿呈给了州际贸易委员会。

这是一份专业性非常强的草案，委员会成员们看得云里雾里，提了一整天的问题。而这一整天中，委员会的主席都沉默地坐着。年轻人们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蛛丝马迹，却一无所获。他们垂头丧气。默里了解这看上去沉默迟钝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什么，但三个年轻人不了解。用科恩的话来说，他们觉得雷伯恩像个“乡巴佬”，弄不懂这么复杂的一个主题。那天快要结束了，主席请年轻的起草人在外面等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告诉他们委员会认可他们的草案，希望他们把这个变成完整的法案。他再也没多说什么。到后来兰迪斯才了解到，“是雷伯恩做的决定，认为这项法案有继续下去的价值”。

雷伯恩希望他们和众议院一位法案起草人合作，对方名叫米德尔顿•毕曼。毕曼是雷伯恩的人。“我本来以为自己还算了解法案起草，直到我遇见了他。”兰迪斯后来说。“持续了多日，”在他的办公室，“那个位于老众议院办公大楼深处的办公室”，毕曼这个“很难相处的硬汉，不允许我们写哪怕一行字。他坚持要一字一句地解读草案，看我们脑子里到底想到了什么，没想到什么。他不断地刺探询问……”兰迪斯回答说，这让他们“有点恼怒”。年轻人们开始怀疑，“这么拖延着，肯定是华尔街那边的邪恶阴谋”。雷伯恩的行事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怀疑。经过毕曼办公室的时候，他会拿一页草案，站在那儿研究一下。兰迪斯说他看得出来，他“对证券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觉得这人完全不懂自己读的这些文字，如果懂的话，不会是这样一点也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有时候他会给他们提个一两个词的建议，但是建议太简单又太不成熟，搞得他们差点儿忍不住哈哈大笑。科恩说，他说“他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法案，但是又想确保正确、公平、正义”。他也从不显露认可和赞许，闪闪发光的秃头下，那张冷冰冰的脸一动不动如同面具。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人，这个毕曼、毕曼的助理以及和他们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似乎特别害怕的人。这个人看上去显然并不支持他们。

接着，雷伯恩还同意了华尔街的请求，让其派代表来召开一个听证会，发表他们对草案的看法。此事似乎佐证了三个年轻人的怀疑。听说华尔街派来阐述观点的代表，是三个最最德高望重的代理人，领头的就是在业界所向披靡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本人，他们的怀疑变成了恐惧；看看自己这边，能依靠的，居然是这个迟钝冷漠的乡巴佬。

听证会如期而至。“我承认，那天早上我去参加听证会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兰迪斯后来回忆，“毕竟，我就是个毛头小子。”听证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在场的人全都留下了一致的印象。苏克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博纳姆的山姆•雷伯恩，是当天听证会上的一对天敌。昂首阔步走进听证会的杜勒斯，走的时候却垂头丧气羞于见人。兰迪斯说，听证会之后，迎来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时刻”，正是在那个时刻，他发现了雷伯恩面具后面的东西。

“我回到自己在地下室那个小格子间……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山姆•雷伯恩打电话来，叫我上去他的办公室。嗯，我自然是有点担心。我想可能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但雷伯恩告诉他，干得不错，还要继续。他第一次在雷伯恩那通常面无表情的脸上发现了一点点表情，狂怒的表情。他咆哮着说起杜勒斯和那群华尔街的律师，“用很脏的话”咒骂他们。

“山姆对证券一无所知，”兰迪斯后来回忆那次见面，“但山姆是观察人性正直与否的专家……他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说的是实话……对那些不真诚不诚实的人，他一点耐心也没有。这就是那个时候他向我表达的……”兰迪斯说，一直到那时候他也没有“太了解雷伯恩。我是后面才逐渐熟悉起他来的。他是议会流程的专家……哦，真是太擅长规划程序问题了！他很擅长安排程序，也经常稳准狠地出手，去抓住能够直抵人心的动机和目的”。

洞察人性的专家。委员会的全部二十四名成员都因为华尔街的压力而有些动摇，他把“真实证券法”交给了一个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小组，是专门针对这项法案的小组。他自任了组长，另外的四名组员选的也是他完全可以掌控的议员。这四个人会臣服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华尔街的压力。在最后关头，小组成员把三个年轻人写的法案充满热情地介绍给了整个委员会，他又告诉写草案的年轻人，该去接近哪些委员会成员，怎么去接近。后来在洞察人心、调动人情方面成为华盛顿传奇的托马斯•科克伦说：“山姆是操纵人心的天才。他派你去见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个人肯定会说什么，按什么顺序说。还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回应每个点。等见了那个人，他说的话就跟山姆预测的一模一样，你就按照山姆告诉你的回答说就好了，然后就亲眼看着这些保守的浑蛋一个个地转过弯儿来。”他告诉他们哪些委员会成员根本不用去找，因为这些人是永远转不过弯来的。对这些人他就要用不同的手段了，武器就是主席的权威。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年轻人们还能想起这位英雄为了维护他们挥舞起小木槌，重重地敲击桌面，声声入耳。“百日新政时期，这个主席就是一个‘暂时的独裁者’，”迈克尔•E.帕里西在他的《证券规定与新政》中写道，“就连平时，他也是个大权在握的主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掌控了……整个委员会。”其他委员会成员还是不太懂这项特别复杂的法案，毕竟有那么多详细的技术性问题，涉及对证券发行专业的规范管理。但他们觉得也没必要弄懂。雷伯恩告诉他们这是个好法案，他们完全信任山姆。在以赞成态度向整个议会报告这项法案之前举行了一个特别短暂的听证会，搞得默里多年后都弄错了，说什么听证会都没举行。

他是议会流程的专家……哦，真是太擅长规划程序问题了！年轻人们预测，在整个议会面前做报告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这项立法太复杂了。“如果对第七款做出修正，可能会同时影响到第二款和第十三款，诸如此类。”兰迪斯后来说。然而，因为有了雷伯恩，这些复杂性让法案的通过不难反易。“这项法案太复杂了，再加上很可能进行不经仔细研究的修正，很可能影响到其各个部分的连贯性”，于是，还专门针对这项法案设置了一条特殊的规定，“只有在获得委员会主席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进行修正”。主席是不会给出任何许可的。看台上的兰迪斯本是满怀惊惧与忧虑，结果目睹“雷伯恩完全掌控了局势”。最后的结果让他震惊，“法案通过了，竟然都没怎么听到有人嘟囔不同意的话”。

年轻人们本来还预测，协商委员会中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且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有分别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五名代表，要调节同一项法案中各自互相冲突矛盾的版本。因为参议院那边的法案是休斯敦•汤普森的原版，那个“没有希望”的法案，却获得了参议院代表团主席，尊敬的佛罗里达议员邓肯•U.弗莱彻尔的完全认可。不过，协商委员会也是有议程的。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议程。“就算有，也是在‘欣德先例’⁽³⁾中，基本就是名存实亡的规定。”多年后，成为协商委员会老手的兰迪斯写道。但有个人是肯定了解的，那就是山姆•雷伯恩。

有了弗莱彻尔这个彬彬有礼的南方绅士，利用这些议程就更容易了。他客气地建议雷伯恩做第一次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兰迪斯说，雷伯恩宣布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选“哪个文件”，是众议院的版本还是参议院的版本，“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个基本问题”。雷伯恩“平静地问弗莱彻尔参议员，他是否不想对这个问题提出动议”。七十五岁的弗莱彻尔显然没意识到这是个陷阱，他回答说，当然想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的版本成为讨论的法案。

“动议提出，”雷伯恩迅速说道，“有人支持吗？”有人支持。“就动议投票。”当然投票结果是平局了，五个参议员全部支持，五个众议员全部反对。雷伯恩说，由于平局，动议取消了，这样一来，众议员的版本就正式成为基本草案。如果是众议员提出动议，投票肯定也是平局，那么参议院的法案就会成为商讨的基本法案。雷伯恩先来了一招以退为进，让参议员提出动议，在与会者都还没反应过来进入状态的情况下，抢占了至关重要的先机。“后来只是偶尔提到其中的一些条款，”兰迪斯有些动情地回忆说，“参议院的法案就这么……被毙掉了。”

代表参议员中，不仅有弗莱彻尔，还有好几个大人物，比如弗吉尼亚的卡特尔•格拉斯，密歇根的詹姆斯•卡曾斯，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众议院除了山姆•雷伯恩，也找不到什么德高望重的代表了。”兰迪斯后来说。但这么一个就够了。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弗莱彻尔明显想要取代雷伯恩做主席，但他太绅士了，不好意思自己站出来。兰迪斯说：“在他没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雷伯恩继续主导整个议程。”

对于助手们，他是个铁腕主席。有一次，两个参与过汤普森那项法案工作的参议员助手不忿于自己的辛勤工作就这样被枪毙，孤注一掷地想把草案重新摆在委员会面前。兰迪斯说，雷伯恩对他们“粗暴又坚决”，他们没有再提出同样的要求。对于参议员们，他以柔克刚：嘴上曲意逢迎，积极征求他们的观点，什么都问，只除了那些关键核心本质的问题。兰迪斯后来写道，大多数协商委员会的气氛都是很紧张的，但在这个委员会召开时，“有了雷伯恩的引导”和他对每个人的观点表现出来的尊重，“大家建立了友谊”，化解了紧张。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淹没。在每个关键节点上，最终商定的法案都是众议院的法案。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签字，将其正式写进法律。数十年毫无建树的讨论之后，政府对于证券发行的规范约束终于变成了现实。公众们很少能把雷伯恩和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后那翻天覆地的几个月联系起来，因为那段时间国会通过了无数彻底改变美国面貌的立法。然而在目睹雷伯恩所作所为的年轻人眼里，他是“百日新政”中的英雄之一。

第二年提出的一部立法，是有关政府对证券交易的规范和管束。一九三三年的抗争已经够艰难了，一九三四年的抗争则更是一场血战。这项法案要求建立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不再按照私人俱乐部的方式进行证券交易，停止俱乐部成员以公众利益为代价从中牟利的乱象。雷伯恩自己委员会中的商业代表们群起而攻之，差点儿就把他打败了。他必须运用自己所有的说服力，和每一根权力的杠杆，来平息这场内讧。于是，接着，在众议院会议中，他强压着怒气，妥协妥协再妥协，但在关键问题上却绝不让步。在另一场协商委员会中，他再次发挥了大师级的操控艺术。一九三三年的《证券法》和一九三四年的《证券交易法》共同写入了美国的法律。

一九三五年的重点法案是《公用事业法》，要限制公用事业股权大鳄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对于为平民争取权益的人们来说，这些控股公司象征着东北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大权，以及这权力对全国“劳苦大众”的影响。消费者们要承担高昂到离谱的电费，特别是农民，就因为远在纽约的控股公司对当地电力公司极尽盘剥克扣。纽约那边唯利是图的大亨们认为在农村发电没什么油水可捞，一个决定就让大多数农民无电可用。数十年来，坚守平民主义的议员一直试图运用国家立法来压制这些公用事业公司，而几乎每一次重大努力都被公用事业公司在国家资本中的大权打击得溃不成军。二十年前作为得州议员的雷伯恩本人也曾对他们进行过未成功的抗争。现在，雷伯恩已经很清楚，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能压制住这些控股公司，而且，终于也有了一个明白这一点的总统（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长时期也抗争过这些大鳄，也失败了）。总统授意，科克伦和科恩起草，雷伯恩和来自蒙大拿的平民党老党员，参议员波顿•K.惠勒提出了一项立法，其中有一条被称为“死刑”条款，赋予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权力，可以强行解散各大控股公司。

对于那些游说者，光是提一提他们的名字就能让雷伯恩整个头涨得通红。一位朋友写道：“他觉得他们就是害虫，厌恶他们，痛恨他们。”一九三五年，公用事业公司的游说者们异常活跃。“说什么关于劳动法案的游说已经很厉害，”罗斯福说，“那比起公用事业公司的游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以前还有大量的游说军团，他们的规模和力量比起这个公用事业游说实在是不值一提。”他说，这是一次“最有力也最危险的游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游说者们的手段肮脏下流。就是在争取“死刑”条款期间，他们开始广泛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不正常。他们的手段也相当凌厉狠辣。将近一百万条信息淹没了各位国会议员，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各位议员，如果他们投了《公用事业法》的赞成票，那么下一次议员选举的时候，各大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砸钱去他的选区，让他落选。这次，雷伯恩对自己委员会的控制不管用了。经过六个星期艰难激烈的听证，法案到了议会，“死刑”条款消失了，这成了一个“被阉割”的法案。

我讨厌忍让。忍让退步还不如让我去死。在违背自己政党领袖议员的情况下，雷伯恩三次要求重提“死刑”条款。白宫是站在他这边的，科克伦正遵照罗斯福的命令不知疲倦地与他并肩战斗；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的听证会又给白宫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会上揭露了公用事业公司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来制造“自发”邮件，实际上是从电话簿里随机挑出一些名字来写成寄信人。但在得州他自己的家乡，各大报纸称雷伯恩是共产主义者，指责他想要“谋杀”一家伟大的企业。得州电光公司的总裁约翰•W.卡朋特请雷伯恩选区的一个银行家“估计一下打败山姆•雷伯恩需要多少钱……他说多少钱他都有”。众议院对他的谩骂之声渐成势头（卡朋特和别的公用事业公司高层也坐在看台上，无声地警告着那些国会议员），雷伯恩三次重提均告惨败。还有协商委员会，这次一个朋友也没交成，两个月的会议过程中，双方气氛僵持，仇恨入骨，科恩和科克伦这两项法案的起草者甚至都不被允许进入会议室。然而，尽管协商出来并获通过的法案远远没达到罗斯福和雷伯恩最初的期望，里面仍然赋予了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强制重组控股公司的权力。山姆•雷伯恩罕见地发表了公开声明：“一九三三年《证券法》，一九三四年《证券交易法》，加上这个有关控股公司的法案，算是完整圆满的配套法规，我相信政府和人民将会从少数人手中重掌大权。美国人民有理由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当时，大家对雷伯恩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如果大家只是看新闻报道和公开资料，那知道他的人真的很少，”《纽约时报》发文写道，“他处在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圈子里，很难说这个圈子里还有谁比他更低调、更内敛、更不出名。”历史也并未给他记上应有的功劳，部分是因为他几乎没为自己的努力留下任何书面记载：回忆录里没有，就连备忘录里都没有。就像戴维•哈尔贝斯丹姆所说的，他“所有严肃的问题都是用铅笔在旧信封背面写的”。（有人问他，这样如何能记得他承诺过什么、说过什么呢？结果雷伯恩怒吼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不需要好记性来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部分也因为羞涩的他一向不喜宣传。“让别的家伙去上头条吧，”他说，“我来负责法律法规。”即便读完关于新政的详细历史，也很有可能找不到山姆•雷伯恩的名字。

暮年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九五五年，德鲁•皮尔逊就监管会的问题采访他，他突然脱口而出：“这些委员会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会员了……是我写了建立联邦通信委员会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法律……是我写了建立民用航空局的法律……”但听他说话的人并不总是明白这位老人在说什么。艾森豪威尔在任总统期间，一位年轻的国会助理正歌颂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才华和智慧，雷伯恩突然打断他：“我有一次把他说得体无完肤哦，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助理问道。是什么时候？老人不满意地哼了一声，拒绝回答。但写着他名字的一九三三年《证券法》（“弗莱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四年《证券交易法》（“弗莱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五年《公用事业法》（“惠勒-雷伯恩法案”）和其他新政立法，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从少数人手里”夺了权，交还给了“劳苦大众”。和他并肩战斗的人清楚他为之付出的心血。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后来回忆道：“我们把这个委员会亲切地称为‘山姆•雷伯恩委员会’，因为他就是证交会之父啊。”那三个伟大的立法中，书写了平民党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取的条款原则。这个党催生了布赖恩、汤姆•沃森和乔•贝利等伟大的演说家，但这项成就中功劳最大的，可能是最沉默寡言的那个平民主义者：他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靠沉默隐忍获得了权力，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雷伯恩自己，当然是用自己低调的方式，将这个功劳给了另一个人。在华盛顿浸淫多年，他办公室的墙上已经不止罗伯特•李将军一个人的肖像了，很多要人的签名照也挂了上去。但在博纳姆的家中，这么多年，桌上还是只摆了山姆•雷伯恩第一个偶像英雄的肖像。但现在，国会休会期间，他回到家，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相框，摆在罗伯特•李的旁边，相框里的人，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

早在获得大权之前，山姆•雷伯恩，顶着一张冷脸与光亮的秃头，就已经成为令人畏惧的人物。现在，他的外表更有了权力撑腰，而且是实质性的权力：主席的宝座，加上很多领域的支配权。因为他不但有权提名一些委员会成员和新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者⁽⁴⁾，还能给白宫提供建议，把什么工作的分配权给哪位议员。有位专栏作家提到，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称为“阴影中的人”，但能像他这样“推动议会大车”的实权议员可谓凤毛麟角。他压抑了那么久的人性力量，终于能够完全释放了。在发自内心关注的那些议题上，他是不可动摇的。“你和他争论，他给你答案，”一位议员同僚说，“如果你再提起这个问题，又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完全一样的答案。于是你就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答案。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他很少声色俱厉，也从不威胁他人，最多压低声音，用温和甚至是轻柔的语气说：“在你继续之前，我想告诉你，你要犯错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求人帮忙，不管是投票还是别的什么，都只问一次。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拒绝了山姆•雷伯恩一次，他就再也不会求你做任何事情了。

他从不要求别人做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议员的第一职责，是争取连任，”他说，还建议年轻议员，“一定要向着你的选区投票。”如果某个议员说，雷伯恩找他投这一票，会破坏他在选区的形象，雷伯恩总会接受这个借口。但他很熟悉各个选区。要是借口不属实，他就会怒火中烧。有一次，一个议员就尝到了这怒火的厉害。他来自一个比较开明激进的选区，却因为不敢惹选区里的反动利益集团，而完全遵循对方的命令。他总是用选区的民意当借口，而雷伯恩从来没提出异议，并且再也没请求过他的支持，所以他误以为雷伯恩相信了自己的借口。然而，一天晚上，议会否决了雷伯恩支持的一项法案，他来到和一群朋友站在一起的雷伯恩身边，带着略微得意的微笑，说，他当然是想跟他投一样的票，但如果真这么投了，会破坏他在选区的形象。雷伯恩很久都没回答他，但硕大的头颅开始慢慢涨红。接着，根据当时和雷伯恩站在一起的某人回忆（另一个在场的人也证实了），雷伯恩说：

“好了，我从来没请过你为这项法案投赞成票。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关于这项法案的只言片语。我知道你不会为这项法案投票，所以我一个字都没跟你说过。但是你刚才从那边过来，告诉我你本来想和我投一样的票。

“那我现在就跟你讨论讨论。你本来应该和我投一样的票的。我在你出生之前就很熟悉那个选区了，投赞成票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形象，一点都不会。你没有和我站在同一立场，是你没这个胆儿。”

硕大的头涨得都快成黑红色了。和雷伯恩站在一起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后退。“所以你就别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告诉我你想跟我投一样的票。因为这他妈就是撒谎。这他妈是个谎话。你他妈的是个骗子。你没有投赞成票是因为你没这个胆儿。你没胆儿。我告诉你，这事我提都没提，但是你提了。你从那边走过来了。那我就要告诉你，总有那么个时候，人民会发现，你代表的就是商会；等他们发现了，就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那个选区有个年轻的州议员，本想和这位议员竞争的，但放弃了，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不够。议员和雷伯恩的冲突过去不到一星期，前者走进众议院餐厅吃午饭，看到州议员坐在雷伯恩那一桌。等州议员回家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这位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雷伯恩不仅把他赶出了国会，还彻底赶出了华盛顿。他本来想留在首都，找份别的政府公职或者游说工作，但没人找他，只要雷伯恩还活着，华盛顿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雷伯恩的脾气，加上背后的政治权力，让大家对他敬畏无比。他们总是揣测这人的心情。“如果他拖长了声音说，‘屁——话’，我就知道他心情还好，”众议院的看门人，外号“鱼饵”的米勒说，“但如果他说得很快，比如，‘我不想听你在这儿扯这些屁话’，我就知道有麻烦了。”众议院警卫官肯尼斯•哈丁说，有些议员“真的连开口跟他说话都不敢”。哈丁还说：“他有时候非常友好亲切，可是，要是他眉头一皱，我的天，千万别接近他。就是说，要是他从走廊那边皱着眉头走过来，真是没一个人敢跟他说话，他们怕靠近他，怕说错话。”要是“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不仅皱着眉，而且那颗大头还涨红了，那肯定就像“石头砸进水里，一路上的人都自动避开让道”。

然而，如果说只在国会中见过山姆•雷伯恩的人会害怕他，那么在国会之外见过他的人却会同情他。

孩提时代，他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孤独会让人心碎，”他曾经说过，“孤独能吞噬一个人。”现在，早已成年的他已经得到自己孜孜以求的权力，但也了解到，就算是权力，也不能解除他最深切的恐惧。

当然，国会召开期间，他周围簇拥着想和他说话的人，迫切地想要争取他的注意，把他的一字一句奉为圣旨。

但国会并非不间断召开的。晚上不会召开，周末不会召开。国会休会期间，山姆•雷伯恩常常是一个人。

他是如此渴望不要一个人。他想要一个家，有贤妻在侧，儿女承欢。初来首都不久，他和一个朋友在华盛顿郊区驱车兜风，经过豪华的切维•蔡斯乡村俱乐部，他说：“我想要个那么大的房子。”朋友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孩子们要住在里面。”另一个朋友说，成年人“害怕雷伯恩，但是孩子们不怕。他们很自然地就亲近他。他们爬到他身上，揉着他光秃秃的脑袋”。他经常坐下来跟小女孩或小男孩聊几个小时的天，那张坚硬的大脸上露出灿烂温柔的笑容，旁人本以为没人能让他笑出来的。目睹山姆•雷伯恩和女性共处的朋友们意识到，他通常的那副严肃冷酷的做派就像一副面具，故意遮掩了另一种性格，就是他严重的羞涩与不安全感。他总是害怕出丑。雷伯恩演讲时从来不讲笑话，他说，那是因为“有一次我演讲时想要讲笑话，结果还没讲完，自己先成了笑话”。这种恐惧在和女性共处的时候仿佛更为突出了。有一次他是坠入爱河了，爱上另一个得州议员，他的朋友马尔文•琼斯十八岁的妹妹，女孩很美，有一头深色秀发。当时雷伯恩三十六岁。他定期给这位梅兹•琼斯写信，但过了整整九年才向她求婚。朋友都说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最终鼓足勇气。一九二七年，雷伯恩已经四十五岁，两人终于订婚了，他请梅兹不要把订婚期拖太长。“我急着结婚……免得她变卦。”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雷伯恩从未说过原因，他对此事三缄其口，后来才认识他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结过婚。（他老年时有一次跟一群女童子军聊天，其中一个问他为什么没结婚。他说：“哦，我脾气太怪啦，没人要我呀。”一个小女孩说：“我跟你结婚吧。”雷伯恩哈哈大笑起来。）“鱼饵”米勒在雷伯恩身边工作了三十年，尽管雷伯恩内敛沉默，岁月还是让米勒与他熟识，作为这桩婚姻的知情者，米勒说，梅兹再婚以后，雷伯恩都会“远远地关注她照顾她”。她二婚时生的女儿得了脊髓灰质炎，马上就排在长长的等待名单前面，住进了温泉疗养院那个著名的脊髓灰质炎治疗中心。（“的确，有的人权力很大，但你就是觉得他可怜，”米勒说，“我觉得雷伯恩很可怜，因为他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女人。”）那之后的很多年，雷伯恩都没约过一次会。事实上，他这辈子可能也就只有过几次约会，具体情况也没人确知。梅兹离开以后，雷伯恩就一直是一个人。他住进杜邦广场附近一套狭小甚至昏暗的两居室公寓，余生都在那里安家。

当然，他本可以去参加聚会，但他总觉得自己没法闲聊，害怕闲聊起来自己会出丑，这样聚会也成了痛苦的折磨。多年来他一直在说自己在华盛顿参加的第一场鸡尾酒会，那时他还是国会新人。“我觉得女主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那儿。所以我就不去（参加聚会）了。”

他尽量多待在国会山上。杰克•加纳原来组织的“教育集团”早解散了，但还是有一些国会领袖人物每天结束时聚在一起喝一杯，而其中总有雷伯恩的身影。不过其他人总是很快就回家了，他们有妻子有家人，还有别的社交活动要去。（雷伯恩一直努力不让他们看出来自己什么都没有，他从来没请他们多留一会儿，甚至经常有意自己先走，好像他也有别的地方可去。）

“最难熬的是周末，因为人人都回家陪老婆去了。”D.B.哈德曼说，他是雷伯恩五十年代的助手。那已经是多年之后了，雷伯恩当上了议长，手下自然有了一批人手。周末，他会给这些人打电话，比如哈德曼、约翰逊•霍尔顿、看门人米勒或者警卫哈丁之类，电话里他故意装得轻松愉快，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马里兰海岸附近的某个湖钓鱼；或者周日去他那儿吃早餐，和他一起看周日的报纸。不过，山姆•雷伯恩是很难开口求人的，就算助手们都会应邀前来（“有时候我本来要做其他事的，但我还是会去，因为我知道他无事可做。”其中一个说），他也不经常开口。他身上那股子傲气，让他很难发出邀请，甚至也很难接受邀请。自然地，他那些助手也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但他也不能常常接受邀请，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无事可做。（不过助手们都知道真相。雷伯恩有时候会叫哈德曼或者霍尔顿周末到办公室去，借口说是有工作要做，但经常是没什么工作的。年轻人们就看着他把每个抽屉都翻找一遍，拿出里面每一张纸，“找事情做”。）肯•哈丁说：“他有很多崇拜者，但亲密的朋友却极少。你对他只有敬畏，根本不敢接近他。大家都害怕近他的身，因为怕说错话。就因为大家都不敢接近他，他变成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生活就是个悲剧。我非常非常可怜山姆•雷伯恩。”

三十年代，他还没有可以打电话招之即来的手下。有一阵子，他努力把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和得州的议员们一起去钓鱼，周六就开车去马里兰的湖边，晚上就睡在车厢里。“初次和他去钓鱼的人，都会大吃一惊地发现，雷伯恩变了一个人，”一位朋友写道，“国会山上那么严肃、干练和沉默的一个人，钓鱼路上却健谈、幽默，很能开得起玩笑。”

但以山姆•雷伯恩的行事，如果被某人拒绝一次，不管对方的理由多么合理，说得多么委婉真诚，他都不会再对那人有任何要求。这么一来，每个人他也邀请不了几次。所以，即使他去了马里兰的湖边，也经常是一个人去的。写给得州一位朋友的信中，这些压抑的情绪从笔端倾泻而出：“天哪！要是能找到个毛头小子一起去钓鱼，我可以付出很大代价的！”三十多岁的他，周末常常待在华盛顿，长时间地散步，在空旷的街道中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拖着孤独的身影，脸上阴郁沉默的表情仿佛他就想一个人待着，让任何人都不敢上前来跟他聊天。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林登•约翰逊初来华盛顿，那时候他就特别坚定地要努力和山姆•雷伯恩交朋友了。两人算是一见如故吧，反正林登和每一个父亲的故交都是这样。“亲爱的山姆，”雷伯恩写道，“你是我在得州议会中特别喜欢的一个人。”雷伯恩也同样喜欢这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但他的喜爱被规矩局限了。国会秘书要去其他议员的办公室，机会很少，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必须要是公事。有些下午，克雷博格和罗伊•米勒会去雷伯恩或者加纳的办公室（雷伯恩可能在那里）。约翰逊目睹他们走出去，会跟拉蒂默或者琼斯说：“嗯，他们会喝点波旁酒或者威士忌。”他也想去，但从来没接到过邀请。出了办公室，他也没有见雷伯恩的借口。

不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林登和“小瓢虫”住进卡洛拉马路那间小公寓之后，他就能邀请口中这位“山姆先生”来吃晚饭了。

“小瓢虫”回忆说，他来家里做客，对一切都十分满意。当然啦，他也经常应邀去别家做客，也是一样的心满意足。不过，他去每家都去得少，有的很可能只去一次。而在这间公寓里，虽然女主人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笑容背后却不止紧张，还有恐惧。初见这个一脸凶相的男人，“小瓢虫”很害怕。山姆•雷伯恩看出她笑容背后的情绪，努力要安抚这个唯唯诺诺的安静少妇，她这么娇小、这么温顺，像个小女孩似的。他想让她放轻松。这是对其他那些更成熟世故的华盛顿主妇都不会付出的努力。她从来没说出口，但他看得出，这个女孩特别想家，于是他就聊聊得克萨斯，聊聊他在农场上度过的孩提时代，想让她高兴起来。他跟她诉说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他还是爱吃小时候在家里吃的那些东西：眉豆、玉米面包、蜜桃雪糕、辣椒酱。”她回忆说），后面他来做客，她就做给他吃。她说，随着山姆来得越来越频繁，她也“逐渐学会怎么做他喜欢吃的”。这个手里不拿着小木槌就浑身不自在的男人，面对这个女人的体贴与亲切，也放松下来。他开始接受约翰逊进一步的邀请，不仅去吃晚餐，还去吃早餐，周日的早餐，整个周末的早餐，反正他也无事可做。早餐吃完了，“小瓢虫”说她去收拾碗筷，林登和山姆先生可以一起看看周日的报纸，于是雷伯恩就越待越长。林登•约翰逊就有了很多机会对这个特别渴望有个亲人的男人施展别人口中“专业装孙子”的技能。有些国会助理发现约翰逊做出了一个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不过可能圣马科斯的学生会觉得没什么，毕竟他们目睹过，对人见人怕的埃文斯校长，约翰逊都敢拍他的背）：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见到山姆•雷伯恩，会弯下腰，亲亲他的秃头。

山姆•雷伯恩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连林登•约翰逊也不能轻易打破。但他还是打破了。约翰逊家的客厅有一张沙发和一把舒服的摇椅，山姆先生却永远坐在那张直靠背的餐椅上，好像特别害怕放松似的。但现在，他会越来越多地斜着身子，把手撑在膝盖上，开心地讲故事。“他的故事讲得特别好，”“小瓢虫”回忆，“他记得伍德罗•威尔逊那些人的事。”他开始邀请林登和“小瓢虫”去他的公寓吃早餐。

一九三五年春末的一天（具体日期已不可考），思乡情切的“小瓢虫”回了卡纳克，五月六月基本上都在娘家住着。而这期间林登•约翰逊得了肺炎被送进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山姆•雷伯恩坐在病床前，通常面无表情的脸因为焦虑担忧而扭曲。他坐立不安，都忘了自己在抽烟，衣服上落满了烟灰。“林登啊，”他说，“你别担心，放轻松。需要钱，或者其他什么，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林登很擅长唤起别人慈爱的一面，不仅是雷伯恩，还有罗伊•米勒、“迅飞”亚当斯和阿尔文•维尔茨，等等，但他一直还没能好好利用这些喜爱往上爬。一九三一年干上新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在做离职的打算了。艾拉•莱勒那天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就回复说，国会助理这个位子，只不过是个跳板，是他急于攀爬的政权之梯的最底层。而现在，已经一九三五年了，他还停留在最底层。快四年了，他不知疲倦地迎合讨好着议员们，同意他们的观点，邀请夫人们跳舞，“总是在奔走活动”，结果把自己活动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早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爬（之前他听说某个国会秘书坐上了上司的位子就说过，“应该走这条路”，现在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本来有个机会的，他也试过了，在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暗中试图把克雷博格议员变成克雷博格大使。现在，他快二十七了，仍然是此路不通，因为“克雷博格之乡”没人能打败克雷博格，而上司也没有任何要主动退出的意思。理查德•克雷博格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本来给了约翰逊希望，觉得他会厌倦议员这个位子。然而，他沮丧地发现，克雷博格虽然一直觉得华盛顿这些政治上的事没意思，却发现这里的社交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约翰逊怀着越来越失望的心情，清楚地认识到，上司是不会放弃这个位子的。当然，去南美当个大使他可能还是愿意的，不过他已经不太可能当上大使了，因为这位克雷博格先生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敌意在白宫已经是尽人皆知。

如果说还有更长的路，比议员位子更高的山峰，而且只有他能看到的，那么他也开始在攀爬这条路了。他同时在为最激进和最反动的议员工作，永远是见风使舵，迎风扬帆，帮能帮的忙，建立的人脉关系网不局限于自己的选区，还扩展到整个得州。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都只是些表面上的人情，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一九三五年，他离他的远大抱负，并未比一九三一年近多少。

约翰逊刚到华盛顿几个月，埃丝特尔•哈宾就看出“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他自己也说过：“我不是助理人才。”但每天都要遭遇的那些小小的屈辱，比如自己的上司走进“议员专用”的电梯，他却不得不往后一步停在外面；比如不得不等在议员专用更衣室外，因为自己没有资格进去……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提醒他，将近四年过去了，他还是一个助理；他还没成为大人物，还是个小人物，是众多薪水微薄、无权无势的国会秘书中的一员。

还有别的事情，也让约翰逊的华盛顿生活愈加不愉快起来。

之前，至少在同侪之间，他还算个人物，“‘小国会’的老大”。但一九三五年，这个情况也起了变化。

关于林登•约翰逊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这个组织议长的流言并未消散，因为，每次换届选举的时候，获胜的都是“‘小国会’老大”亲自挑选的候选人。每当此时，类似的议论就再次热闹起来。用秘书同事温盖特•卢卡斯的话来说，大家普遍认为那场选举“作弊”了，票箱里有很多并非“小国会”成员的收发人、警卫和邮递员的投票，而这一切都是约翰逊幕后操纵的。而且很多人都确信，要是这样约翰逊那方也没有拿到多数选票，那么统计票数的人员也会给他制造一个多数出来，因为他当然是约翰逊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卢卡斯说，“大家都这么说。”他们都说：“上次选举的时候，他妈的林登•约翰逊又作弊了。”这种想法，加上约翰逊唯我独尊的做派，惹怒了很多秘书。事实上，他在华盛顿同事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低得非常可怜，不比他在圣马科斯同学之间高多少。不过，同侪们倒是从来没质疑过他掌控“小国会”的这个机制，因为其中的干将都是他的支持者，接受他的霸权。部分是因为不敢质疑，怕惹他不高兴了就没机会在“小国会”升迁了，毕竟，这是一个国会秘书唯一有机会升迁的组织。然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有了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华盛顿也多了一批新的秘书，其中有个“一根筋”的愣头青，显然刚从乡下来，比三年前来华盛顿的约翰逊还要年轻。他热切地认为政治是自己“天然的使命召唤”。这就是二十岁的詹姆斯•P.科尔曼，瘦高个子的密西西比农村小伙，他很快就会开始旋风般的政治生涯，在四十一岁盛年就坐上密西西比州长的位置。一九三五年一月，科尔曼参加第一次“小国会”的聚会，就以足够的机敏注意到了约翰逊：“他个子很高，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种掌控一切的气场。而且他特别懂行。什么事情都知道。还有，嗯，他身上就是有一种东西，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东西。”

不过，也是凭着这种机敏，让他看透了约翰逊。林登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也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乡下小伙，想借此跟他套近乎。科尔曼对此很反感。他说他很快发现：“林登是那种特别左右逢源的家伙。在国会山上，他的穿着打扮、行事做派，都像个城里人。但是遇到我这种从密西西比腹地小镇来的人，他就表现得像我发小似的。”另外，决定要成为“小国会”官员的科尔曼，也是在这第一次谈话中就意识到，约翰逊只会支持那些“甘心听他指派”的人，而科尔曼可不是那种盲从的人。他决定要在三月的时候竞选议长。

为了打败约翰逊，他开始争取各方的支持，发现过程出人意料地轻松，特别是那些得州的秘书。不过，也有人警告科尔曼，这些支持不一定意味着胜利。他听说了胡乱统计的选票，还有关于非“小国会”成员的收发员和警卫们投票的传言。他和三个最亲密的盟友（来自得州的劳埃德•克鲁斯林、温盖特•卢卡斯和戈尔•辛斯利）决定要求公开计票，要在所有成员面前进行，而且要记名投票，保证每个选民的合法性。（科尔曼的一些支持者也对记名投票颇为犹疑，因为他们知道约翰逊会对落败的反对者做什么。科尔曼如是说：“如果明确知道谁反对了他，那么获胜者肯定就有机会去报复反对者；我还记得克鲁斯林、卢卡斯和辛斯利跟我说：‘你最好是赢。我们不想输了还惹得林登•约翰逊不高兴。’”）

三月的会议如暴风雨般猛烈。科尔曼的对手是威廉•霍华德•佩恩，但各位盟友站在核心会议室，很清楚地言明，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佩恩背后的支持者。“我们真正反对的，是林登。”卢卡斯说。克鲁斯林指着坐在角落的约翰逊喊道：“那才是我们要打败的人。他做了太久的老大了。我们不要再受他的压制了！”他直视着约翰逊，说：“你用不着再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了。”（约翰逊一言未发。）科尔曼的支持者提出新的选举程序，卢卡斯说：“我们要公开计票，还要列个成员名单，一张张地检查选票。”约翰逊还是沉默地坐着，但他的支持者仍然对新程序提出了反对。经过长时间怒火喷溅的激烈辩论，新程序还是被采纳了。

新程序的采纳意味着，一九三五年三月，“小国会”的选举将会第一次受到客观的审查。这在林登•约翰逊参与的选举中（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圣马科斯），还是头一次。所有那些围绕这些选举的怀疑，也会在今天得到一个解答。而结果恰恰如约翰逊的反对者们所愿。双方各选出一名计票人，坐在大家面前，按照每张选票上的签名对照成员名单，佩恩的好些选票的确是非成员投的。如果这些选票有效，约翰逊的候选人就赢了。但这些选票都宣布作废了，所以这位候选人输了。

面对落败，约翰逊的反应令人吃惊，因为很多人都以为下次选举他定然会卷土重来。不过，也许童年时的玩伴不会太吃惊，他们知道“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失去了对“小国会”的领导权，约翰逊似乎对这个组织也没什么兴趣了。核心会议室本来是华盛顿唯一一个他拥有自己的特权与身份的地方，现在他在那里也只是泯然众人了。

（那之后不久，过去那种不正式的投票方式又重新被采纳，记名投票也被废除。“没什么检查的必要了。”卢卡斯解释说。一九三九年，在约翰逊已经离开很久后进入“小国会”，后来成为议长的詹姆斯•F.施威斯特，对于曾经竟然有过记名投票且要检查选票表示震惊。“我的天，”施威斯特说，“谁会在‘小国会’这种地方的选举里面作弊啊？”）

为了成为“大人物”，他开始疯狂甚至是孤注一掷地打入越来越大的圈子，想方设法地扩展人脉。约翰逊曾经寻求过帮助的威利•霍普金斯说：“他想往前走。就是有那种狂热的野心。他想顺着这梯子一直往上爬。但不知道该怎么爬。我觉得他已经不太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了。”

约翰逊之前跟霍普金斯说过，真正的政治前途必须是参与国家政治，如果在州政府混下去，那就是条“死胡同”。现在他不这么说了，而是求霍普金斯给他找个州政府的工作。“他含糊地对我表示，想回得州，（阿尔文）维尔茨和我跟比尔•麦克格洛（新当选的州检察长）打了招呼，比尔说他不认识林登，但看在维尔茨和我的面子上，可以给他找个位置。维尔茨和我把这话告诉了林登。”结果对方提供的工作岗位在林登看来实在太低阶了，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绝望之下，他甚至考虑不再从政。对林登视如己出，也很欣赏并认可他能力的维尔茨说，如果他能拿到法学学位，就可以做他奥斯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九三四年九月，约翰逊开始在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上夜校。然而，在法学院，少年时代对学习的厌烦甚至是抗拒又再次沸腾。他特别不爱受教育（“怎么又来个拉丁文啊，”他经常压低声音对班里的同桌拉塞尔•布朗说，“怎么就不能用简单的英文啊？”），所以他也自然很难用学习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他倒是愿意学习具体的法律条款，但是特别抗拒特别不屑于去学习条款背后的历史或者哲学思辨。布朗说，约翰逊在法学院期间，“从未参加过一次课堂背诵”，而且，也在两个月后因为结婚而终结了。“他从法学院退了学，跟‘小瓢虫’结婚。”琼斯说。

鉴于他对正规教育如此不感兴趣，约翰逊接下来争取的工作似乎是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想做一所学院的校长。建校十年的得克萨斯艺术与工业学院位于金斯维尔，上千名学生的黑色校服上衣上都有一头金色公牛，是学校建校金主金家牧场的标志。和“克雷博格之乡”的大多数机构一样，这所学院仍然握在克雷博格家族手里，约翰逊说服了曾经是校董会主席的理查德•克雷博格来支持他竞争校长。对教育十分尊敬、很有学者气质的琼斯对约翰逊这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因为老大对教育的态度，还因为他根本就没资格：“他只不过是个文学学士啊。”等到约翰逊向他透露，觉得自己应该能得到这份工作，琼斯可以说是“惊骇无比”了。“大概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他都在做着美梦，说着当上校长以后他会做什么，滔滔不绝啊，说他会改革学校，把教育重心转向农业，创建美国最伟大的学院。”不过，后来，一些比较冷静的人插了手，琼斯的恐惧和约翰逊的希望，都没有成真。

接着来了条新路子。约翰逊一直特别崇拜罗伊•米勒，还有米勒那些举足轻重的游说者同行，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操盘手”。他常说：“我想成为罗伊•米勒那样的大游说者。”现在机会来了。米勒的哥们儿，通用电气公司在国会的反动幕后操纵者霍勒斯•亚当斯（绰号“迅飞”）对约翰逊视如己出，并且对他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如鱼得水相当欣赏。他正式提供给林登一份工作，年薪一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国会议员的工资），做他的助理，为巨擘通用电气做华盛顿第二号游说者。但真的有了这么个大好时机摆在面前，约翰逊反而犹豫了。跟他讨论过亚当斯这个工作的人们说，他的犹豫并不关乎原则，而是罗伊•米勒重点提出的一个顾虑。米勒和约翰逊在几次严肃的长谈中谈起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后来得州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接受了通用电气这份工作，可能意味着约翰逊再也没有希望通过选举从政，也很可能无法再从事任何政府公职。米勒直截了当地说，只要背上了公司游说者这个标签，就再也不可能在得州任何主要选举中获胜了。

尽管如此，这工作对于一个年薪仅三千美元的二十六岁秘书来说，还是非常诱人的。如果接受了，他就和国会议员拿着同样的工资，享受的待遇可能还要更高。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林登双眼放光，”琼斯说，“他很动心，这些游说者相当于控制着国会。有那么两三周，他都在想，真能成这么个大人物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就算亚当斯给的这条路不是林登•约翰逊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一条，在一九三五年那段焦虑的岁月，似乎是摆在他面前唯一的一条。在林登•约翰逊的一生中，他的事业危机，全都能从身体健康的崩溃中看出端倪。那场叫他住了院的肺炎，他一生中第一次大病，就在这个时候犯了。他如此热切地渴望着要成为大人物，而这份工作一定能让他成为大人物。尽管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被迫离开（可能是永远离开）政坛，放弃他“与生俱来的使命召唤”，他的手下和朋友都同意，他当时真的非常动心，差点儿就要接受了。

然而，最后，他不是非要接受这份工作。他毕竟在讨长辈欢心方面天赋异禀，这种才能在最后关头，给了他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通用电气的工作机会是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出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约翰逊就要接受的关头，罗斯福总统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名为“国家青年管理局”，年预算为五千万美元，会在每个州设立一个分部，选一名理事。

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在选择青管局在得州理事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山姆•雷伯恩去找了他。

康纳利对这位来客相当惊讶。他和雷伯恩从来没什么交情。他对这次来访的目的更为惊讶，他和国会山上的所有人一样，知道雷伯恩甚至从来都没开口请哪个朋友帮过忙。雷伯恩的样子也让他吃惊，那张似乎从未见过任何情感显露的脸上，竟然流露出鲜明的情绪。

“有一天，从来对我没那么友好的山姆•雷伯恩来找我，”康纳利后来回忆，“他想请我让罗斯福总统任命林登•约翰逊……山姆显得很焦急。”事实上，他焦急到坚持要留在康纳利的办公室，直到对方说“我愿意这么做”才离开。

康纳利是同意了，但白宫拒绝接受他的推荐。总统和其团队认为，竟然要把整个大州范围内的事务交给一个完全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二十六岁的毛头小子，光想想就觉得可笑。总统宣布，青管局得州理事将是德维特•肯纳德，过去阿瑟港工会的干事。事实上，肯纳德都已经正式宣誓就职了。

山姆•雷伯恩去了趟白宫。他说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白宫发声明说，犯了个错误，青管局得州理事不是德维特•肯纳德，而是林登•B.约翰逊。

这次任命让约翰逊成为青管局在四十八个州中最年轻的理事。事实上，他可能也是新政所有主要项目中得到州级权力最年轻的人。他高兴吗？他有没有觉得抱负实现了，即使只是短短的一刻？当白宫宣布对他的任命，其他秘书拥进办公室祝贺他时，他有什么反应？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议员了。”

(1)　全称是《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为履行民主党在一九一二年大选时所做的许诺，国会于一九一三年通过该法案。该法案将钢铁、羊毛和一些农产品列为免税商品，降低了棉花和毛纺织品的税率，提高了化学制品的税率。该法的税率虽然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在本质上仍是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法。

(2)　即美国共和党。

(3)　Hind's Precedents，全称为“美国众议院欣德先例：提及宪法、法规与美国参议院的决定”，后来与“坎农先例”并称为“欣德与坎农先例”，是对美国联邦政府各种条款和规定做出的记录与解释，是研究国会议程的重要资料。

(4)　比如，罗斯福允许他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州际贸易委员会各提名一个委员。——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