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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委员会

罗斯福与加纳的得州之争后，林登•约翰逊本应该如家常便饭般出入白宫。然而一九四〇年五月争斗结束后，他的出入再次受到了限制。林登•约翰逊没有见总统的理由了。他本来就很急切地想在自己规划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父亲和叔叔去世之后，这种急切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然而却苦于没有门道。

接着，这位政治天才找到了一条门道。

这门道就是钱。起初，还是赫尔曼•布朗的钱。

马歇尔浅滩大坝和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合同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所以这钱是很多的。不过，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布朗提供的资金，最重要的倒不是有多少，而是能够完全按照约翰逊的指示花在刀刃上。乔治•布朗承诺说，约翰逊需要的时候说一声就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能对你的帮助有任何的回报。请记住，我是支持你的，无论对错。我对你的是非判断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是你的愿望，我都会百分之百地支持。”很多政客在做下一步事业规划时，都被迫要根据是否能拿到钱做出选择。约翰逊就没有这个烦恼。他可以专注地迈出对他的事业最有助益的一步。无论他选择怎么走，都很笃定，布朗&路特会用钱帮他铺路。锦上添花的是，这位议员的目标和该公司的目标恰好相辅相成。这个痴迷于建筑，痴迷于大型建筑的人，知道要修大建筑，必须通过华盛顿。赫尔曼•布朗需要的，是在国家政府的影响力，而国家政府的影响力就需要超越得州的政治力量，这恰恰是林登•约翰逊梦寐以求的。双方都能从彼此身上各取所需。

一个目标是全国政治权力的人，面对大量随意调遣的资金，最显而易见的用处就是投给那个用铁腕牢牢握住国家权力缰绳的人，帮他参加竞选。另一边的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有共和党大量丰富的资金资源做坚强后盾，而总统寻求连任的选举活动则遇到很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在华盛顿成为很多人的谈资，也让约翰逊那群支持新政的同伴忧心忡忡。他周围的那些人，不管在衣帽间还是议员席，鸡尾酒会还是晚宴，都在谈论选举基金，在想到底去哪里弄点钱。另外，约翰逊最近和罗斯福打交道，也能证明，对那些为自己竞选捐钱赞助的人，总统应该不会忘恩负义。他已经为罗斯福在得州的选举提供了资金，所以为他的全国竞选再提供资金，似乎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事情。而查尔斯•马什这些人也的确如此建议他。

但林登•约翰逊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没人知道原因，但可以试图推断下影响他决定的几个考虑。这是一场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很多资助者中的一员，想想纽约和东北其他金融中心可能送来的钱数，他可能都无法跻身大资助者的行列。总统的感激之情可能也很有限。另外，任何由罗斯福的感激生发而来的有形的权力与恩庇都要看罗斯福的心情，也有可能他心情不好就收回去了。这样的情况产生不了独立的权力，他要是接受了总统那个农电局局长的任命，效果也是一样。把赫尔曼•布朗的钱用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中，也许没法让林登•约翰逊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必须找到另一个用钱的途径。

他找到了。

一九四〇年，林登•约翰逊已经显露了某个方面的政治天才：面对一个组织，他能比任何人都更远见卓识地看出其政治潜力，能够将这个组织转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且从这个转变中为个人获益。这种事他已经做过两次了，把一个社交俱乐部（“白星”）和一个辩论社（“小国会”）转变成他实现个人抱负的政治力量。现在，他又要再施展一次了。

这次的组织是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

和“小国会”一样，国竞委被林登•约翰逊注意到时，已经是停滞状态。该委员会成立于一八八二年，目的是为民主党的众议院候选人提供服务和竞选基金，但这个组织很少提供什么大的帮助。三十年代，委员会主席是帕特里克•亨利•德鲁里，身材矮小、说话轻柔的弗吉尼亚泰德沃特人，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的力量更微薄了。德鲁里完全不适合积极地去争取资金，不仅是性格使然（一个朋友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乡村绅士，绝不会找任何人要一个子儿”），还有道德与思想上的障碍：光是想想在政治选举中大量运用金钱，他就觉得反感。而且，他是个坚定的国家权力拥护者，觉得这么一个单独中心委员会来分配国家代表选举的经费，实在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此，他制定了一条规定，即国竞委对一个议员的资助不能超过二百五十美元，很少有候选人能拿到这个上限。加上民主党内部分裂，自由派和保守派互相仇视，国竞委本身的资金储备也很少：大金主都不愿意通过委员会投钱，以防通过这个渠道把钱给了政见相反的候选人；富有的自由派想着，他的钱有可能资助一个保守的中西部议员，那是多么令人不快的事情啊；正如富有的保守派想着他的钱可能落到纽约一个自由派手里。（如果受捐人是北部的自由派，德鲁里分配起资金来，就特别不热情。）按老规矩，委员会的资金通常是两个来源：国会议员们自己，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德鲁里担任主席期间，这两个来源的钱来得又慢又少。几十年来，委员会每年会要求众议院每个民主党人拿出一百美元来维持运转。德鲁里担任主席期间，到一九三八年，这个要求已经减少到二十五美元，还只有少数人如数上交，德鲁里也只是象征性地收了收。

若民主党员找国竞委⁽¹⁾寻求金钱之外的帮助，也很有可能失望而归。委员会有发言人处，处长是E.J.麦克米兰，但该处只在非总统大选年运作。如果正在进行总统选举，任何议员打电话去请内阁成员或其他有名望的发言人去他选区露个脸，都找不到麦克米兰的人。他肯定是被全国委员会征召去纽约帮忙全国竞选了。委员会还有另一个领导，是秘书长，非常能干，维克多•亨特•哈尔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学家，也是众议院副警卫官之一。竞选活动期间，哈尔丁会另找个办公室（通常只有一个房间），就在十四街的国家新闻大楼，这样有任何捐款他都能收下，又不用违反禁止在联邦大楼里接受竞选捐助的法规。因此，竞选期间，国竞委本该是最忙最活跃的时候，结果众议院坎农办公大楼那个光线昏暗、铺着绿色地毯的办公室通常是空荡无人的。就算德鲁里破天荒地组织一次委员会议，这种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本来每个州都有一位议员加入了这个委员会，但很多次会议时，唯一拨冗前来的只有德鲁里和哈尔丁。

一九四〇年，民主党的国会候选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资金。很多情况下，他们需要的钱都不多，甚至无论从后来的时代标准还是战前各州与总统竞选资金的标准来看，都少得不可思议。各地选举需要的数量也有很大不同。东北部乡村地区的国会议员选举需要数万美元，但在美国其他地区情况大相径庭。比如，一九三八年，露丝•贝克尔•普拉特花了一万二千美元来竞选纽约市众议员的位子；而俄勒冈州六个候选人竞选三个议员席位，一万两千美元是他们花钱总数的好几倍。有人对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间俄勒冈州的众议员竞选花费情况做了详细研究（是现存战前时期最详细的相关研究了），发现在三十八位议员候选人中，只有三个人花的钱达到三千美元，有二十四个人的花费还不到一千美元。一九三八年，这个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那一年，俄勒冈的三个议员席位，有六个候选人，三个民主党人，三个共和党人，他们的总花费是一万两千九百八十七美元，平均每人也就是两千多一点。在大多数西部和中西部州，当年的花费也差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竞选众议院议员花费并不贵。”路易斯•欧弗拉科尔，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竞选经济研究专家写道。和那个时代的议员聊聊就会发现，大多数竞选的花费不会超过五千美元。托马斯•科科伦和詹姆斯•罗这些对相关情况有全面掌握的内部人员，也肯定了他们的说法。罗说，从政治的角度讲，“那时候五千美元已经是很多很多钱了。”

然而，一九四〇年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们就算需要的很少，能从自己的国竞委拿到这点钱的希望也很小。因为美国几乎是共和党称霸商业，纽约巴尔的摩酒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通常都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从一九二〇年开始，每次全国大选，民主党都要在和共和党的金钱大战中筋疲力尽，一九三六年，两党之间的花费差异可谓巨大。而一九四〇年，民主党更是遭遇了空前的资金短缺危机。共和党对罗斯福满怀怨怒，他们的候选人也很有吸引力，足以和罗斯福一战（“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时代》如是说，“共和党还是第一次有这么一位能够为之拼命呐喊欢呼且绝不心虚的候选人”），所以他们动力十足，挥金如土，举全党之力要把他们的人送进白宫。选举之后，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统计两党竞选的花费，发现共和党的花费几乎是民主党的二点五倍。民主党急于把哈罗德•伊克斯这样老练成熟的演说家推向电台发言，却发现他们“没钱”，只负担得起很少的全国性广播。选举的最后几天，罗斯福发表了五次精彩的电台演讲，让他支持率大涨，要不是北卡罗来纳的烟草世家在最后关头拿着十七万五千美元的借款从天而降，付了电台的钱，这些演讲还不可能播出呢。全国委员会需要想尽办法，筹到每一分钱，为总统竞选助力，但因为在华盛顿关系搞得不好，能争取到的资金可谓杯水车薪。

就算巴尔的摩酒店的资金充足，也很少会分配到国家新闻大楼。法利认为总统欺骗了他，心怀怨愤，于八月份辞去了民国委主席的职位。而继任者爱德华•J.弗林又没有法利在全国上下的人脉。“我并不认识很多参议员和众议员。”他后来回忆。另外，这些官员都知道，弗林只效忠总统。“他们中很多人都怀疑我，对我的任命没有表现出很大热情。他们很清楚，这个任命完全是出于总统的个人情感，做决定前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弗林对他们也并不感冒。他想从一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那里筹集资金，却发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寥寥无几”。国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缓解这种紧张气氛，因为这些都是弗林带来的新人，全是他认识和了解的人，来自纽约，不熟悉国会山上那些处境艰难的候选人，所以也没有特别急切地想为他们提供竞选帮助。

对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来说，一九四〇年，靠自己筹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一九三六年，”亚历山大•赫德在他关于竞选经济的标志性研究《民主的代价》中指出，“是政党筹款历史的转折点。富兰克林•罗斯福首个任期的政策和办法催生了麦金莱-布赖恩时代之后和经济阶级划分最一致的政治结盟。”这些新的联盟会帮助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民主党议员，那里的工会正在迅速蓬勃地发展，用丰富充足的竞选捐助来表达他们对新政支持工人的感激。但其他的议员（大多数议员）都受到了伤害。曾经，农村地区或者小城市地区来的议员还能依靠自己选区的商人筹点款。但一九四〇年，这些商人和他们的捐款，都已经站在了新政的对立面。

就算先不考虑竞选资金的问题，这些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前景也并没有那么光明。一九三八年，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八十二个席位。一九三六年罗斯福获得一边倒的支持，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在国会占有绝大多数席位，所以尽管失去了这么多席位，他们仍然以二百六十五比一百七十掌控着国会。但一九四〇年早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年可能会再有六十个民主党人失去席位，而竞选的资金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近期的研究记录了金钱在选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项涵盖了一百五十六个州和地方选举的研究显示，只有十一个胜选人不是花钱最多的那方。政客们也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赫德所说，专业人士坚定地相信，“钱多的那方胜算比较大”。从一八六〇年开始的二十场总统大选中，只有两场是花费较少的那方得胜。就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六年，这规则是被大萧条以及罗斯福受到的全国性拥护和爱戴打破的。但现在，大萧条已经结束，而罗斯福至少也没以前那么受欢迎了，所以，老规矩很可能卷土重来。七月，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大会，政客们都在灰心丧气地议论缺钱的难题。有些去找雷伯恩帮忙。俄勒冈波特兰的南•伍德•霍尼曼，国会曾经唯一的一名女议员，在一九三八年落败，充分了解了竞选资金的必要。一九四〇年，她想夺回自己的席位，并在大会上请求汤米•科科伦和雷伯恩提供帮助。科科伦带着一贯的轻松自信“问要花多少钱——‘两千，三千，五千？’表达了尽力帮忙的意愿”。对方把需要的钱数定在了五千美元，科科伦说他可以弄到两千美元，当然是找纽约的私人资源。霍尼曼夫人说她自己可以在本地筹到两千美元。这样就还差一千美元。而大会的最后一天，雷伯恩答应帮她筹点款，当时约翰逊也在场。然而，雷伯恩却做不到。本来，他对全国委员会能更慷慨地资助国竞委的希望就已经黯淡了。他去说服弗林，单独划十万美元出来，帮党员们进行国会竞选，结果对方反应相当冷淡。他又写信去恳求（“这些人很多都需要帮助”），还补充说：“请听我再跟您说说……要让民主党在众议院再度占据多数席位有多么重要。我还记得一九一八年，威尔逊总统失去了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调查了过去的每一件事情，搞得他举步维艰……”接着雷伯恩还威胁说，“要把国竞委的筹款和全国委员会的财务分开，用这些钱来帮助需要参加竞选的国会议员。”但国竞委本来就筹款不利，这个威胁太过无力。科科伦那边也没再给波特兰去什么信。因为大会不久，他的时间和筹款能力都全力投入到总统竞选之中。霍尼曼夫人通过华盛顿的关系联系雷伯恩，他不得不羞愧地回复说，“如果国竞委有资金可拨”，他会确保她能得到帮助。对其他请求帮助的候选人，他也被迫做出类似的回答。民主党领导们举行了一次关于筹款的会议，气氛十分低沉，雷伯恩能提出的唯一建议，就是那些资金充足、席位安稳的议员，可以为那些资金紧缺或者席位难保的同僚做贡献。但这个建议解决不了问题，雷伯恩自己说出口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

但林登•约翰逊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他自己就能为党派提供大量的资金，而且能够迅速兑现，而且和布朗&路特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加胸有成竹。另一个年轻的议员爱德华•伊扎克和约翰逊一起离开那个阴云密布的会议室，他回忆，约翰逊当时说：“‘山姆•雷伯恩真是瞎扯，帮民主党筹款不该这么办。’林登的想法是找承包商要钱。”

他明白的还不止这些。其实，他还知道只有山姆•雷伯恩才能争取到的一个财源，这财源连雷伯恩自己都不清楚。

美国政治中，石油公司的钱是长久以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得州的石油开采历史从二十世纪早期才开始，后来产量达到一亿桶，占了美国之前全部石油出产总数的十分之一，位于墨西哥湾的“纺锤顶”油田，于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正式开始出油。那之前，东北部那些染指石油业的“强盗资本家”一直在用销售这黑色黄金的钱来收买政客，已经长达数十年。一位历史学家说，美孚石油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把议员们也拿去炼油厂提个纯了。但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西南部那些新的油田还一直掌握在东北部那些老油田公司手里，他们控制着输油管道、市场和炼油厂，还有开采与钻井需要的资金。所以在得州发现油田的人要么被他们收买，要么被强迫退出，真是做得干净彻底。一九三〇年，得州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都是被美孚和其分支或者竞争对手（如“汉布尔和木兰”“海湾和太阳”）掌握的。而另外那百分之二十五的所有者，被迫要将油卖给这些公司，因为只有他们才有炼油厂和管道。卖价很低，根本无法积累起个人资本。这些公司以及背后的大家族（海湾石油是梅伦家族，太阳石油是皮尤家族，美孚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同时为共和党以及他们挑选的民主党提供资助，这是华盛顿以及东北部好些州数十年来的惯例。他们在全国层面上的政治联盟早就已经形成并得到巩固。

然而，一九三〇年以后，石油资金有了新的来源，因为一九三〇年是得州东部大油田之年。

东得州有很多破产许久的投机分子，在那里盲目开采各种“试验浅井”（赊账去开采的，经常停工，为了能再挖深几十米，还得再去筹款）。而最初成功出油的，是在亨德森城以东十几公里的地方。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石油喷薄而出，流过松林之间生锈的钻机和钻台上。普遍认为这是来自一个单独的小油田，因为那些大石油公司咨询过地理学家，他们说这片区域石油资源很贫乏。两个月后，又有一个油井出了油，是在那块油井以北二十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地理学家们说，这肯定也是来自一个单独的小油田。无论怎么说，两个油田离得那么远，肯定不可能是同一片油田。一个月以后，又一个油井出了油，这次是在再往北二十公里左右的朗维尤。地理学家说，这是三个单独的油田，肯定不可能是一片大油田。但由于大公司对这片地方不感兴趣，数百名盲目开采了多年、大多一无所获的“石油小兵”拥向了那里。他们发现，得州东部可谓“穷人油田”，不仅因为大公司还没有大量在那里购买土地，石油租约的价格很合理，还因为那里的油田在一千米左右的深度，离地面比较近，开采的花费也相对没那么高昂。另外，得州东部的都是高档轻质油，硫含量很少，所以就连提纯的成本也很低；有些开采者能够自己提纯并把油卖给油气公司（数量很少，但毕竟从无到有）。一九三一年年底的几个星期里，几乎是一小时就开采一个新油井。而且，好像他们无论在哪里开采（不仅是亨德森与朗维尤之间，还有各自的以南以北、以东以西），只要他们开采到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抽取沙子的样本出来看，里面都含有棕色的糖分，是经过石油浸润的糖分。一九三四年，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在那些荒凉干涸的棉花田和绵延不断的低矮松林之下，是一片石油之海，有七十多公里长。到一九三五年，得州东部油田生产的石油已经超过了其他州的历史纪录，甚至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纪录。“纺锤顶”油田的一亿桶已经非常可观，而东得州生产了五十亿桶，是“纺锤顶”的五十倍。

而且这片油田不属于大公司，属于各个独立的“石油小兵”。

大公司自然是要横加干涉，买下这些小兵的，光是汉布尔就买下了东得州油田的百分之十六。到一九三八年，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这里的百分之八十。但这种控制不同以往。东得州的油田是前所未有地巨大，而且和之前任何油田不一样的是，原始拥有者是那些投机分子。所以，这一次，他们出售油田时，也捞了一大笔，迈入富人阶级。第一个出油油田的所有者卖的价还比较低，但第二个的所有者就拿到了二百万美元，第三个拿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像锡德•理查森这样的就把钱投到其他油田上，比如得州的狭长地带、西部以及南部的休斯敦附近。有些油井也出了油，而且这次根本不用卖了，可以自己赚取利润。到此时，钱已经很多了，就算要跟大公司分，残羹冷炙的也有数百万美元了。比如，休•罗伊•库伦，一九三四年在汤姆•奥康纳山上开采出了石油。他必须和汉布尔分账，但他也分到了五亿桶。这些新的油田主有了自己的资金来源，就更加独立了，也不用按照之前那些不公平条约来跟大公司分享了。事实上，渐渐地，他们根本不用分享了。“东得州的油田产生了全世界最多的独立石油财富，”一名石油工业史学家写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油田特别大。成千上万块小油田，几乎人人都能分一杯羹。”也因为如此，东得州的油田“不显山不露水地脱离了得州的旧模式，同时走出得州去寻求资金，进行扩张和发展”。比如，H.L.亨特就修建了自己的管道，很快开始把自己的油灌进辛克莱石油公司的油罐车里。

即使是华盛顿最精明的政客，也没怎么注意到这一进展。他们甚至不知道很多新贵的名字，那些人的财富也被严重低估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哈罗德•伊克斯转交了一份“有趣的文件”给罗斯福总统。伊克斯说：“是一个石油人交给我的，他觉得您应该看看。”那是一份一九三五年为民国委捐款的石油人名单，还附上了关于捐款人的简要介绍。大多数捐款单笔都不超过一千美元。对其中之一的赫尔曼•布朗（布朗开始进军石油业了），文件撰写人说：“没听说过他。”有个“S.W.理查森”的描述是“欠债，从查尔斯•马什那里借钱来开采石油……”名单上只有两个人的财产状况是比较清楚的，即克林特•默契森和他的合作伙伴达德利•戈尔丁（“默契森和戈尔丁白手起家后几个月来到东得州油田，大约三年以后将资产……以五百万美元左右……卖出”）。文件的撰写人根本不了解名单上这些人的财务状况，伊克斯显然也不清楚。到一九四〇年，情况还是如此。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变化太快：锡德•理查森的确欠债已久，但这份备忘录送到总统手里的时候，他已经偿清债务好几年，并且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而且，一九三七年，他还在西得州的基斯通沙地开采了新的油井。到一九四〇年，他的年收入已经将近二百万美元。

不过，虽然华盛顿的政客对这些石油人毫无了解，但石油人对国家政治可谓兴趣浓厚。他们享受了很多联邦的优待。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石油损耗津贴。西奥多•H.怀特后来说，这是个漏洞，“能让那些石油界的百万富翁避开其他公民都要承担的税务负担。”因为这个津贴，石油人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收入不用纳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待条件，没那么出名，对石油人的收入却有重大影响。比如，有条法律规定，成功出油的油井，那些无形的开采和发展成本可以立即核销。油井主们非常重视这些优待，想要持续享受下去，而这些政策却又总是受到攻击和挑战。罗斯福刚刚掌权，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尔就把损耗津贴称为“对一个特殊纳税群体纯粹的偏私”，认为应该立即废除。一九三七年，摩根索尔再次发难，说这个津贴“可能是最受瞩目的漏洞”，而摩根索尔的上司也加入进来，说损耗津贴和其他的一些漏洞是想要“偷税漏税”。

投机分子们关心国家政治，不仅因为这些优待，还出于恐惧。东得州油田的出产大量涌向市场，油价骤然下跌，整个石油产业一片动荡，大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困惑中不知如何进退，但总体来说，这些投机分子是惧怕联邦进行管束和规范的。罗斯福拿到那份记录捐款的文件的背景，是一个法案，由俄克拉荷马州的平民主义参议员艾尔莫•托马斯在一九三五年提出，法案如果通过，石油产业就面临直接的管控。那个法案未获通过（而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热油法”则获得支持，由得州铁路委员会来设定生产份额，而这个委员会后来被投机分子掌握）。铁路委员会保护独立小企业不受大公司压价的影响，让他们很快蓬勃发展起来，但联邦管控总像一片阴云，笼罩在这本该一望无际的天地之上。他们钱很多，他们需要想个办法让华盛顿知道他们钱很多；他们需要找条路，用他们共同的财力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

联邦政府的成员中，他们唯一了解，很有好感的就是山姆•雷伯恩。理查森来自沃思堡，还有很多投机者就住在附近的达拉斯。雷伯恩的选区自然是紧邻达拉斯的，他在那儿也有很多亲密的政客朋友。他频繁到访达拉斯，也在理查森和其他投机分子还没有打出油，勉强维持着生计，艰难地做着“发财梦”时就认识了他们。后来，一些富起来的投机分子也搬到了达拉斯，这是离他们最近的大城市，而且达拉斯的银行也首开先河，表示愿意资助投机分子开展新的事业。家搬来了，企业总部也自然建立起来。雷伯恩也认识了这些人，通常是两个和这些投机分子关系不错的老朋友介绍的，一个是原得州检察长威廉•麦克罗，一个是得州老牌游说家威廉•基特雷尔。雷伯恩非常不喜欢那些“老牌”石油人，就是大公司里那些富得流油的股东。比如木兰石油，在达拉斯市中心有一栋木兰大楼，楼顶上是二点七吨的红色飞马雕塑，吸引了所有的眼球，周围还围上了三百五十多米长的红色霓虹灯管，晚上能照亮方圆将近五十公里的平原。他也不喜欢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律师和游说者。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传统的石油利益集团和实业公司一样不喜欢山姆•雷伯恩，他们想把他赶出国会，所以每年在他的选区砸很多钱，却一直无果。但雷伯恩喜欢锡德•理查森，两人相识多年，而理查森破产的状况也持续了很多年；他也喜欢理查森的很多朋友。他们向他请求帮助，他也帮了他们。他们告诉他，托马斯的法案是要帮助大公司铲除“小卒子”，像他们一样的“小卒子”。当然因为东得州油田，他们最近都永久脱离了“小卒子”阶级，但雷伯恩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从来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个事实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对美国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他们说，那项法案是华尔街在捣鬼，想让得州人（也就是他们）得不到一星半点自己州的财富。国家应该允许他们处理自己的问题，除非事实证明他们处理不了。而这些石油都在得州，这个问题肯定是应该交给得州人自己处理。当时罗斯福正和雷伯恩密切合作，推进证交会的法案。总统告诉伊克斯（按照证交会法案的规定，伊克斯将掌握联邦管控的权力）：“这件事我不想和山姆•雷伯恩起什么冲突。”于是托马斯法案就这么被搁置了。

对于在政坛利用金钱，雷伯恩并不陌生。他不仅在一九四〇年担任了加纳的竞选经理，一九三二年早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为自己朋友的竞选向各方筹钱，也很顺利地拿到了。然而，也许是因为他本身对金钱并不感兴趣，雷伯恩概念中的竞选捐款，都是比较小范围的。最大也就是得州那些能为政客大量捐款的传统金主，种棉花、养牛之类的，加纳的钱几乎都是来自于此。他清楚支持加纳的人有多痛恨罗斯福，也知道一九四〇年他们在给温德尔•威尔基捐款，所以这些钱他是拿不到的。

得州其实有能与这些传统金主抗衡的新金主，就是石油产业的钱，来自投机分子的钱。但雷伯恩还没能意识到这个事实。一九四〇年，他还完全不清楚投机分子们这几年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因此也看不到这其中的政治潜力。一九三五年他们捐的款，几乎都是几百几百的，上了一千美元就算很慷慨了。而此时的雷伯恩思维还停留在那个时候。要把这钱用在全国性的层面，为全国数十个国会议员争取和分配资金，这么大的事情，跟那个矮小、沉默、总是举棋不定的锡德•理查森有什么关系呢？他还穿着破破烂烂的西装在沃思堡彷徨游荡，一直住在沃思堡俱乐部那个又小又简陋的单身公寓呢。理查德•博林说：“他觉得自己的人民都是弱小的。他忽略了那些小卒子都成了巨人的事实……他知道他们有钱，但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钱。”

另外，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收买他，这样的久负盛名、人人望而生畏，没有任何人向他阐述他的重要性，所以，雷伯恩并不清楚，自己对这些投机分子有多重要，他过去为他们提供了多么强大的保护，他们又多么希望他未来能继续提供更强大的保护。这保护是他们积累财富过程中意义最重大的因素。这一时期，无论是雷伯恩的盟友还是政敌，都一致认为，议长先生根本没能意识到，他在全国层面上为议员们进行政治筹款，到底有多大潜力。

但林登•约翰逊看到了这个潜力。⁽²⁾亨利•摩根索尔和大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让富兰克林•罗斯福下定决心，要减少或者废除石油损耗津贴，是国会一直在保护这个政策。政府一直想获得得州石油的联邦控制权，是国会一直让石油继续握在得州人手中。投机分子们在华盛顿的力量就在国会，但他们也不认得太多的国会议员。他们很熟悉，能够袒露心声，诉说烦恼的，只有一个，就是山姆•雷伯恩。归根结底，他们在华盛顿的力量，就是这么一个人。而雷伯恩已经成了议长，是国会最有权势的议员。保住他的权势，保住他的议长宝座，就是保住他们的利益。要保住这些，就要保住民主党对国会的控制权。约翰逊意识到，要让国会握在民主党手里，可以去得州筹款。他明白事关重大，所以也清楚，能够筹到很多很多钱。

但要得到承包商（除了一个承包商）和投机分子们的竞选捐款，必须通过别的渠道。之前他们还从未给民主党国竞委捐过款，所以很难确定现在能否说服他们给钱。更重要的是，还很难确定能否很快说服他们。十一月的选举日慢慢临近，要及时拿到他们的钱很难。不过，约翰逊至少有赫尔曼•布朗这么一个金主，而且是个很大的金主，他的钱是可以确定的快钱。约翰逊知道，如果他能坐上自己想要的位置，就能立刻得到一大笔随意支配的钱。要是他能掌管国竞委，就能保证该委员会得到充足的资金。他请山姆•雷伯恩给他这个位子。⁽³⁾

雷伯恩没有应允。

一九三九年七月，得州代表团因为加纳与约翰•刘易斯争端，在如何回应上起了冲突。那之后的一年半里，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的关系到底如何，也许永远没有定论了。议长和约翰逊都善于隐藏个人情绪，他们各自筑起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厚墙，但也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冲突本身没有激怒他。他甚至还对林登反抗自己的方式相当骄傲。“林登这小子可真是倔，倔得像头驴。”有人向他询问这件事时，他说。然而，尽管后来林登千方百计隐瞒雷伯恩，是他让罗斯福和新政支持者们反感雷伯恩的，这位多数党领袖可能还是最终了解了自己颇为欣赏喜爱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在罗斯福面前唱衰雷伯恩的秘密行动胜利了，总统强迫这位多数党领袖和“菜鸟议员”林登•约翰逊一起在“和平”电报上签名。也是在那一天，约翰逊努力表现得他和雷伯恩之间没有任何分歧的样子。《华盛顿邮报》里的一篇文章说，约翰逊“颂扬了雷伯恩在达成这项让步中所做的努力”，并且“预言说他会领导支持加纳的得州代表团‘自由派的人也会加入进来’”。一个星期后，他又主动私下示好。雷伯恩就任得克萨斯议员的第一年，有个室友叫R.布纳•里奇维，他给林登写了封短信，说应该在最近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提名雷伯恩做副总统。（里奇维回忆起室友的性格：“他很安静、内敛、高尚、诚实，对朋友是百分之百的真诚。”）从他在雷伯恩主持的那些会议上帮新政支持者做内线开始，约翰逊已经有一年没给雷伯恩写信了。而这一次，他可能是想用里奇维的信做借口，重启两人之间的沟通。他把里奇维的信转交给雷伯恩，附上了一封自己的信（“这是个普通民众写来的信，我很高兴地得知，他是您的忠实崇拜者……”），签名是“您的朋友，林登”。之前，林登写信给雷伯恩时，这位多数党领袖都会热情洋溢地回复。而这次，他给约翰逊的寥寥几言的回复可谓意味深长：

谢谢你把这封我亲爱的老朋友布纳•里奇维的信转交给我。

祝你一切顺利。

你真诚的，

山姆•雷伯恩

作为罗斯福与加纳得州之争最后让步结果的一部分，白宫坚持要约翰逊担任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得州代表团的副主席。主席就是雷伯恩。所以大会期间两个人常常凑在一起，也常常一起倾听候选人们的资金问题。但当约翰逊（他自己当然是不反对连任议员的）提议说，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任命他掌管国竞委时，雷伯恩没有任何鼓励的表示。

接着约翰逊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资助国会议员们的选举。他想成为国竞委和其主要拨款方民国委之间的联系人。雷伯恩也没接受这个建议。八月二十日，雷伯恩告诉弗林的一个助手，的确应该选一个国会联系人，但他提议的两个名字都不是林登•约翰逊。“我觉得应该是约翰•麦科马克，查理•韦斯特应该也可以。”他说。

约翰逊继续奔波活动。他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朋友，从他不断讲述的故事中认识到民主党国会议员处境多么艰难，民主党可能会失去国会，德鲁里工作多么不力，多么欠缺为支持新政的国会议员提供帮助的热情。而根据某些知情者透露，总统亲自建议，约翰逊应该通过某种微妙的方式，和国竞委，甚至和民国委联系起来，提供协助。

然而，约翰逊心中的目标，似乎不是要协助，而是要享受独立而正式的个人权威。他接下来的努力绕过了雷伯恩，通过比较心软的农业委员会主席马尔文•琼斯，直接找到了总统。九月十四日，琼斯去见了罗斯福，然后送去一封约翰逊起草的信，建议说：“如果我们想如愿以偿，就应该在国竞委和民国委的常规工作之外，再让林登并行，而不是指派他去协助日常工作。”后来约翰逊又起草了一封信，让弗林签字，并请他寄给众议院所有的民主党成员，这封信进一步透露了他构想的权威。随信还要提到总统，至少能让别人感觉约翰逊背后有罗斯福撑腰。如果弗林寄出了约翰逊写的这封信，内容应该是这样的：

亲爱的　　　　　　　议员：

……总统和我讨论了你在十一月即将面临的难题。我向他保证，民国委将会尽全力在你的竞选活动中给予最大的帮助。

为了我们能在这期间达成最高效的合作，我请了你的一位众议院民主党同僚，得州的林登•B.约翰逊议员，作为我在民国委的办公室和国竞委之间的联络官。

这样一来，约翰逊当然就成为民国委处理议员事宜的重要人物。

然而，罗斯福不想把这么正式的权威授予他。他去掉了“联络官”这样的字眼。罗斯福修改后的信只是说，为了让民国委能够在你竞选期间“和你达成最高效的合作”，约翰逊将会“协助我（弗林）和全国委员会来帮助议员候选人”。

罗斯福告诉约翰逊，他会把这封信转交给弗林，并且让弗林去跟这个年轻的议员谈，但弗林连给约翰逊这个非正式的任命都不愿意。九月十九日，他在自己卡尔顿酒店的房间里和约翰逊见了面，说他很愿意把信发出去，前提是得到雷伯恩的认可。

雷伯恩的认可，短时间内是达不到的。

接着约翰逊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九月二十三日，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奇普•罗伯特辞职了。约翰逊调动各种关系想得到这个职位，还说当上秘书长之后，他会成为全国委员会与国竞委之间的联系人。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比如“芳草地”常客克劳德•佩普尔）纷纷致信或致电白宫，催促这项任命。约翰逊还说服德鲁里写信给罗斯福，说他对此“不反对”。罗斯福可能也考虑过就这么办，还跟一个星期前成为议长的雷伯恩提了这个可能性，但雷伯恩回复说，只要弗林满意这个任命，他也满意。雷伯恩当然知道，弗林是不会满意的。他连给约翰逊那个非正式的委员会联络人任命都不热情，让他当秘书长？他肯定会更强烈地反对。事实上，弗林说，要是约翰逊当上了秘书长，他就辞职。

不管任命正不正式，约翰逊都想不出办法解决弗林的反对，特别是雷伯恩也不站在他这边。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说：

和艾德•弗林以及国会山上几位同僚讨论了我参与国会竞选活动的事宜之后……我认为，因为时间紧迫，还有仓促地参与到这么一个成熟完善的机制中来可能引起的反感，不宜再向弗林先生提议这样的任命了。

信寄给罗斯福之前，他又重写了一遍，字里行间能看出他的一些技巧。这封信函只有简短的五段，却不露痕迹地诋毁了他想取代的那个人（“当然，该做的工作一定要完成。我自己可能因为年轻缺乏经验不能胜任，但在这暗夜中，我真心认为，我们在众议院的处境很凶险”）；不动声色地奉承（“我知道以您的智慧胆略，一定能解决此事”）；巧妙地指出自己胜任此工作的原因（他说，竞选活动“在城市里很有效”，但在“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区域”就无效了，当然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农村地区）；并且加上了一点个人情感（他指出，“一九三八年我们失去了八十二个席位”，还说目前四十五个席位的优势“让我凌晨三点虚汗连连，夜不能寐”）。

信是寄出去了，但罗斯福只同意了原来的条件，让约翰逊去担任那个非常不正式的职位。十月四日，罗斯福给麦金太尔写信说：“上午请您致电林登•约翰逊议员，告诉他，弗林强烈建议我们按照原来谈好的他和德鲁里议员之间的安排来进行，这样约翰逊就有机会立刻寄出之前拟好的，但没有提到总统的那封信，而且他应该立即行动……”然而，约翰逊还是极不情愿接受这么不正式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没有雷伯恩支持，近期也不可能得到他支持的情况下。

但山姆•雷伯恩正在一步步陷入绝望。

要是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他也做不成自己苦等二十八年才刚当上的议长了，而且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们要输。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几乎翻了一番，从八十八到一百七十。每次因为某个议员逝世而举行的特殊选举，都证明了共和党的夺权趋势。一九四〇年，这样的趋势加快了。当年一共举行了七场特殊选举，共和党的得票数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六。本来，民主党人希望在总统大选年，趋势能够有所扭转，但就在雷伯恩当选议长的三天前，这个希望遭到严重挫败。九月十三日，缅因投票选举议员，民主党在缅因三个选区的得票是落后的，也是百分之六。这个数字特别不祥，因为一九三八年，二百六十五个民主党席位中，只有不到一百个是以低于百分之六的优势赢得的。一九四〇年，共和党需要再取得四十八个席位，就能控制众议院，选出他们自己的议长。而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认为，共和党能得到更多席位。“不管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九月十五日，《纽约先驱导报》报道，“共和党人都很有信心，民主党人很害怕，下一届众议院将会在十年中头一次由共和党来组织和控制……研究相关数字的人员避不开一九三八年国会选举中显露的‘趋势’，以及从那以后的所有国会特殊选举中这种趋势的延续……”民主党人甚至不能回家开展竞选活动。欧洲和远东的危机加深，需要进行应对危机的新立法，比如《选征兵役法》和为新军事基地拨款的法案，这迫使国会整个夏天都在召开，一直到九月。快到九月底了，国会暂时没有什么主要的新立法，而欢欣鼓舞的共和党人，在媒体的支持下（“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为美国民众表达意愿的机构不应该离开华盛顿”，《纽约时报》的社论如是说）坚持继续召开国会。九月二十四日，阿瑟•克罗克写道：

……不管谁当选总统，民主党的众议院多数席位都岌岌可危。这让民主党人们忧心忡忡。而国会迟迟不休会，共和党人虽然也急于竞选，却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在有限的休会时间取得优势。休会后他们会立刻赶往各地，呐喊反对“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休会，抓紧时间争取一切政治上的支持。

而很多被困于华盛顿动弹不得的民主党人，都收到了家乡发来的不乐观报告，而且去弥补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山姆•雷伯恩在国会等了二十八年，终于当上议长。难道他只能当四个月吗？

雷伯恩一次次地听说，选举状况如此危急的主要原因，就是缺钱。查尔斯•马什到访民主党在芝加哥的中西部总部，报告说：“芝加哥就是个空架子，因为纽约还没有任何资金往西流动。我每天都仿佛经过一个坟场……每个办公室都嗷嗷待哺。显然已经付不起工资，也没法做什么电台节目与发言人团队的规划了。”马什预测说，罗斯福个人受到的拥戴，能让他赢得总统大选，但没法带动足够的议员。“我认为，要是现在还争取不到往西流动的资金，国会众议院将会假手他人。”

没有资金。八月，雷伯恩已经跟弗林说过，单独拨款十万来帮助议员候选人。但已经九月底了，民国委一个子儿都没出。十月二日，弗林的财务主席维恩•约翰逊的一封信一定让雷伯恩意识到，民国委根本不可能为他的“同志们”提供什么大的经济援助。马里兰议员威廉•D.拜伦亲自去了一趟巴尔的摩酒店民国委总部，请求提供资金帮助。维恩•约翰逊致信雷伯恩：“我们的资金周转已经非常困难，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竞委。”

接着，从十月五日开始的周末两天，种种征兆升级为恐慌。因为在那个周末，民主党人被自己选区送来的各种问题的报告弄得心烦意乱，无路可走，纷纷离开华盛顿；到十月八日，终于安排了一次非正式的“休会”，但一百多个议员在这之前已经回家了，《纽约时报》称之为“擅离职守”。《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其他人威胁说：“不管上面决定要在……剩下的每日议程中做什么，他们都要离开首都。”等回到选区，他们发现所有的报告都是真的。一九三六年，民主党议员在很多选区都取得了不小的优势；一九三八年，优势缩小了一些；而一九四〇年，离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他们回到家，发现自己竟然是落后状态。对手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当，资金充足，华盛顿倾力相助；而他们呢，谁的帮助都没有。

密歇根的第十六选区，包括了底特律的一部分，紧邻有个巨大的福特汽车公司工厂的迪尔伯恩。这里曾经是大家眼里非常安全的民主党选区。一九三六年，议员约翰逊•列辛斯基竞选自己的第三届议员，得到了百分之六十一的选票，领先共和党对手两万一千票。但是在一九三八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一万票，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四〇年，在这个被福特公司控制的选区，共和党派出的候选人是福特家族的一员：亨利⁽⁴⁾的表亲罗伯特。列辛斯基回到迪尔伯恩开始竞选活动，发现那里已经竖立起数百个“罗伯特进国会”的大广告牌，还有很多其他的迹象显示，他有着“无限的资金支持”，比如十几个人手充足的竞选总部。显然，这个选区对于民主党已经不再安全了。这里的选民有五十八种不同的原国籍，所以有必要印发外语的书面材料。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的选举中，民国委送了一车又一车外语宣传册到该选区，光是波兰语的就有十万册。结果现在列辛斯基得知，选区没有收到一张外语资料。他打电话到巴尔的摩酒店问什么时候会送来，竟然找不到能给他答复的人。他列了个详细的最低需求表单，波兰语的要五万册，匈牙利语、乌克兰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分别需要五千册，电报给巴尔的摩酒店。这次终于有回复了。宣传册内容已经打好了，委员会的人告诉他，但没钱印。他也拿不到发放给支持者佩戴的竞选徽章。列辛斯基恳求罗斯福去访问他的选区，提醒华盛顿说，一九三六年，总统到底特律，有大批人前来表示拥戴，但罗斯福来不了。这在任何竞选活动中都是可以理解，也是经常发生的，每个议员当然都希望受拥戴的总统到他的选区去亮相，但列辛斯基连罗斯福的一张照片都拿不到！总统的海报非常少，所以都被压在玻璃下面防止褶皱，一个集会用完了再搬到另一个集会。列辛斯基后来写道，一张多的也没有，他自己的总部都没法挂一张！约翰•列辛斯基知道自己麻烦大了。他需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帮助。然而，现在连一张海报都拿不到。

列辛斯基不是一个人。十月上旬，数十个国会选区都是这种情况。一九四〇年的议员竞选中，广播还不是花费最多的项目，大多数还是在广告牌上花钱最多。“如果看到你的对手有很多广告牌，”一个在战前时代组织了很多国会议员竞选的人说，“你就知道他肯定在其他地方也是资金充足，广告多多。”现在，很多选区的议员从华盛顿回家，都看到对手从高高的广告牌上瞪着他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致信或致电给国竞委寻求帮助，发现不仅很难要到钱，其他最基本的竞选物料都欠奉。之前的选举中，国竞委要求上级民国委提供徽章、海报、保险杠贴纸、宣传资料和全国有名的发言人，而法利那些行事高效的手下，和议员们同心同德，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很有经验，总是尽最大努力去满足这些要求。现在的民国委几乎只关心罗斯福的竞选，加上资源也是前所未有的匮乏，只好完全忽略议员们的请求了。

匆匆赶回家的议员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还是候选基金的短缺。列辛斯基已经哀求过德鲁里提供帮助了，结果只收到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要和福特家的人抗争，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按照德鲁里的标准，这钱已经给得不少了，特别是考虑到民国委的储备资金状况。大家期盼许久的民国委补助金，终于在十月十日姗姗来迟，但不是雷伯恩请求的十万美元，而是一万美元。分配到七十八个候选人头上，每人只有一两百美元，在这样一场决定山姆•雷伯恩命运的斗争中，这些钱太微不足道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从一九三二年新政为民主党争取了压倒性优势以来，该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们还从来没这么需要过帮助，但现实情况是，他们从来没这么无助过。议员们纷纷来电，语气激动焦急，民主党在国会的领袖们稍微统计一下，就知道败局很明朗了。罗斯福曾经遥遥领先，结果一周周过去，他的优势也逐渐在丧失。十月初，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威尔基和他可谓不分胜负了。这种情况下，众议院的前景更加难堪。“民国委总部笼罩着紧张又沮丧的气氛，”皮尔逊和艾伦后来回忆，“风度翩翩又闲散随意的弗吉尼亚人帕特•德鲁里领导的国竞委完全撑不下去，濒临崩溃边缘。各种活动停滞不前，经济拮据，焦头烂额的候选人们甚至都懒得请求帮助了。共和党人真是可以一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地重掌众议院。”

山姆•雷伯恩清楚这个状况，就算他不清楚，错送给民国委秘书长哈尔丁的一封信也能让他明白。这封信进一步提供了众议院民主党人们面临资金困难的证据。小费利克斯•杜邦⁽⁵⁾和妻子莉迪亚给共和党的捐助错送到了国竞委，分别是三千美元和四千美元的支票。这还只是两个杜邦家族成员的贡献。该家族至少有四十六个成员在积极捐助共和党。雷伯恩显然还是不愿意让林登•约翰逊来掌管国会竞选的事宜，他疯狂地想找另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但没人想来揽这个苦差。雷伯恩的一个助手回忆：“看起来民主党要……失去众议院了。没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来为众议院的民主党做竞选经理。”雷伯恩找了“两三个人”谈话，但发现“没人愿意”。十月早些时候，他把跟弗林说的话又跟罗斯福说了：“要是丢掉了众议院，就算罗斯福连任成功，他的下场也会和一九一八年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被撕得粉碎。”他请罗斯福如约翰逊所愿对他进行任命，就是奇普•罗伯特空出来的民国委秘书长的位子。弗林再次拒绝接受这个任命，但约翰逊已经同意接受自己拒绝的那个非正式的职位。弗林显然又改了主意，也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是在十月十三日，雷伯恩祈求罗斯福，至少让约翰逊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国会竞选中来，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动作一定要快。总统同意了。据说他当时发话：“叫林登明天来见我。”第二天，十月十四日，林登在早餐时间去见了总统，当天下午，弗林没什么行动，但德鲁里发出了公开信，给约翰逊分配了一个参与竞选工作的任务。

这个任命真是太不正式了。德鲁里的信中只是说，约翰逊会“协助国竞委”，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职位或头衔。不过，这个任命再不正式，也不是选区或州的任命，而是国家层面的任命。林登•约翰逊从白宫急匆匆地跑出来，打电话去了休斯敦，找布朗&路特。

(1)　其实，相关的服务应该是民主党全国国会委员会提供，而不是国竞委。但这两个委员会其实是一体的，办公室是同一个，工作人员也是同一批。之所以取这两个名字，是为了避免产生竞选资金法律条文上的争端。——原注

(2)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的选区没有发现任何石油，但当地一个律师哈里斯•梅拉斯基开始为一些在东得州拥有油田的原破产投机分子做代理人；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间，约翰逊费了很大心力，和梅拉斯基拉关系，而那时候约翰逊在选区的顾问们没有一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原注

(3)　不太清楚他到底是请求被正式任命为主席取代德鲁里，还是让德鲁里继续做主席，他坐上另一个位子，进行实质上的管理。有些人说是前者，有些人说是后者。——原注

(4)　亨利•福特（Henry Ford）：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5)　全名小艾利克斯•费利克斯•杜邦（A. Felix du Pont Jr.）：美国航空业的先锋，军人，慈善家。他所属的杜邦家族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