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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

为理查德•克雷博格工作了大概一年半，大体上来说，林登•约翰逊唯一能为之成功争取到权益的选民，只有那些退伍老兵。信件袋里装满其他各种各样恳切的求助，他却是爱莫能助。

圣安东尼奥之外的第十四区，是个农业之乡。对于农民们来说，经济危机早在一九二九年之前就来了。一战后，欧洲的粮食种植恢复，取得大丰收，美国粮食便开始滞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就成为农民的灾年。黑色星期四⁽¹⁾之后，情况愈加糟糕。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下跌再下跌，直到创造了“几代人甚至好几个世纪都没见过的”历史新低。到一九三二年，农民们手里一蒲式耳⁽²⁾的小麦只能卖出二十五美分的价格，一蒲式耳燕麦和一蒲式耳玉米分别是十美分和七美分。这价格比殖民时期还要低。按照实际价值来算，有些农产品甚至回到了中世纪。农民们在被迫贱卖的同时，又因为制造品高关税高价等，被迫高买。一九三〇年，一个农民几乎要用整整三大车的农产品，才能买到一九二〇年一车东西就能买到的制造品。因为战争而膨胀的农作物价格诱使农民买了更多的地，添置了更多的机械，为了种植更多作物而欠了更多的债，而作物价格骤然下跌，要还清债务变得难于登天。事实上，为了买别的作物种子，农民又添新债。美国农场的抵押贷款，一战开始时是三十亿美元，到一九三〇年已经上升到一百亿美元。这些抵押贷款的利率很高，农民偿还不了。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为止的五年间，全美农民中每八个就有一个因为贷款或者交税上的违法和不良行为，被迫变卖田地财产。

整个二十年代，农民都在伸手向政府求助。但哈丁或者柯立芝政府却对这苦苦哀求充耳不闻。与此同时，东北部的工业家们的事业却躲在关税的保护墙后欣欣向荣。而这堵保护墙的建立恰恰是以农民们为代价的。牺牲品们眼睁睁地看着，请求政府做出关税改革。一九二七年，国会最终通过了关税改革的《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然而，柯立芝最终否决了这项法案，宣称里面的条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写道：“在否决该法案的当天，他签署了一项命令，生铁的关税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八年，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又被柯立芝否决。一九二九年，柯立芝的商务部部长，主持建造了商务部大楼这壮观的美国商业圣殿的赫伯特•胡佛，以四十八个州中四十个州胜选的巨大优势，当选为总统。国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胡佛说，如果通过了，他也会否决。所以国会根本没费那个心思去通过。农民们请求政府为他们减轻债务负担，胡佛的回复是，联邦已经在提供抵押贷款了。然而，联邦负责抵押贷款的机构主管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运营一个企业经营的商店，各种贷款的条件十分烦琐苛刻。到一九三一年，借款人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拖欠了还款，于是这个机构就忙着取消借款人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光是一九三一年，就有将近四千个美国家庭被政府赶出了自己世代耕种的农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胡佛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联邦农业委员会，有权高价收购农产品，以此来稳定价格。然而，农业委员会一边实施这项计划，另一边又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通常来说，农民都是美国最独立也最保守的群体，但现在就连他们也渐渐明白，问题的核心在于生产过量，就像一位作家写的，“过剩即浪费”。各个农场之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意见，政府需要对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农业委员会一边高价购入农作物，一边又拒绝限制种植规模，还鼓励农民多多种植。胡佛给委员会的拨款本来就不够，一用起来更是去如流水，在农业危机的旋涡中连响都没听见一声就无影无踪。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政策，可能更加重了危机。（很多农民本来靠现在种植的东西都无法生存了，胡佛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号召农民自愿地减少种植规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众议院议员助理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农民面临的长期下滑已经变成突然的急转直下。很多农场被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而执行者很多都是本身也濒临破产的农业银行。这样的农场数量达到了每月两万个。当年年底，四分之一个密西西比和三分之一个爱荷华都被拍卖。更有甚者，如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就算有人没抵押自己的农场，就算危险并非迫在眉睫，他也一定活得捉襟见肘。每个农民，不管他的农场有没有抵押，心里都清楚，按照今年的农产品价格，迟早都活不下去……”

得州第十四选区绵延三百多英里长的南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被隔绝于席卷美国乡村的绝望之外。深达一米多的肥沃土壤，出产了大量的作物，调节了棉花价格的下跌。一九二九年，努埃西斯县，选区的南部中心，出产了四十二万四千捆棉花，成为美国所有郡县棉花产量之首。另外，作物运送到市场也容易了很多。往欧洲和东海岸去的船只可以在距离棉田不远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停靠，货运和时间成本都被降到了最低。“很多时候，”《科珀斯克里斯蒂通信报》欢欣鼓舞地宣称，“棉花都是上午采摘轧好，同一天就能打包装载好运送出港。”就在大萧条的头一年，棉花购买商还持续地进驻这座海港城市港口崖壁上高高的写字楼。然而，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平原上雪白的棉桃盛开时，全世界的仓库中都还堆满了一九三〇年没卖出去的棉花。停靠在海港边的船只寥寥无几，价格下跌到六美分一磅，还不够下一年继续种植的本钱，而且就连这个价格也很难找到买家。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边只运出去三十三万捆棉花，其中五万六千捆还一直没找到买主。这片区域数以千计的商品果蔬农场生产的洋葱、番茄和西瓜，那年的价格也都跌到谷底，农民们干脆懒得采摘，任由其烂在枝蔓上。

其实，大萧条的“人肉”证据很早就悄然降临科珀斯克里斯蒂，因为墨西哥湾沿岸的每个海滩都通了铁路。铁路负责方似乎很忠于职守，南太平洋公司就吹嘘说，一九三一年，沿线的公司侦探就赶了六十八万三千名游民下车。然而，北方来的车厢角落或者下方，总还是藏着很多偷偷前来的人们，他们会在科珀斯克里斯蒂下车，因为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有那么一阵子，当地的居民似乎觉得大萧条怎么也不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后来，随着铁路而来的游民数量多到无法忽略，他们求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当地人建立了流动厨房，“为那些要饭的陌生人提供吃食……好让他们不要接近居民区”。他们对这些温饱成虞的人，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然而，一九三一年，仓库的棉花卖不出去，番茄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流动厨房里排队的已经不仅仅全是陌生的面孔了，就连海湾沿线那些富有的农民都开始欠债。当年年底，第十四区两万农场中，一半多都背上了抵押贷款。现在也到还债的时候了。农民们每天都看着邻居的房子被贴上公开拍卖的标签。这些邻居和他们一样努力勤奋地劳作，结果被迫把家什细软高高地堆在车上，带着一家老小黯然远去。他们的妻子在哭泣，小孩子一脸困惑茫然，而大一些的孩子则羞愧地扭着脸。有些人一去便杳无音信；有些过段时间又再见了，却觉得还是不见的好：他们看到过去的邻居和朋友，住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罗布斯敦或者艾丽斯的简陋棚屋里，每天都找短工，得过且过。这些男人走投无路，大雨倾盆泥泞不堪时他们也愿意辛苦地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必须双膝跪地，所以，过去地里泥泞的时候，是从来不摘棉花的，至少白人不会。而这些流离失所的南得州农民，现在就算在泥地里工作，也养不起家了。“我儿子和我周六工作了整整九个小时，挣了九十美分，也就是说每人每小时挣五美分。”一个自称前中产阶级的男人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去接受救济。这些骄傲的得州佬啊，寻求救济是多么羞于启齿的事情，只有真正变卖了所有东西，走投无路了，才会走到这一步。很多人出现在红十字会或者救世军面前时，都已经虚弱得踉踉跄跄了。他们真的是等到快饿死了，才不得已前来的。（据救世军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要不是不忍看到妻子挨饿，很多男人是绝对不会来的。）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间的冬天正步步逼近，住在棚屋里的家人们除了需要果腹，还需要暖气和棉衣。当地红十字会的会长、L.D.贝里夫人号召大家捐出旧的炉子，并且清楚地说，是烧柴的炉子，“不需要汽炉，因为这些人家烧不起燃气。”棚屋里的家庭相比有些家庭还算幸运的了，至少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家都开始风餐露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害怕冬天没地方住自己就会一命呜呼了，于是积极争取去别人家当保姆换取食宿。救世军清空了一个曾经堆满棉花的仓库，在那里支起了五十张简易的小床，几百个人排起了长队要在那床上躺一躺。需要帮助的不仅是老人，还有孩子：他们在长身体，衣服和鞋都不够穿了。贝里夫人开始到各个学校去问孩子们，每天他们都吃什么。得到回答以后，她宣布，红十字会必须马上开始每天为五百名在校儿童提供至少一顿饭。

但红十字会没钱。救济款捉襟见肘。胡佛总统认为，联邦政府对救济的任何参与，都会削弱国民性，所以救济都是当地的市政和私人机构在做。冬日逼近，不管是第十四区的行政机构、红十字会、救世军，还是当地的一些救济组织，全都没钱了。流动厨房的食物里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培根和洋葱，饥饿的人们能吃到的不过是淡而无味的豆子。救世军每天的人头口粮钱下降到了一美分。拨款真的已经用得精光了，而流动厨房前排的队，却越来越长了。

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选区人民的傲慢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都在向政府请求帮助，请政府参与到救济拨款中，请政府为抵押的农场提供支援资金，请政府稳定作物价格；另外，由于“过剩即浪费”的状况，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争取控制农产品规模。每天上午打开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气息。

好像每个议员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全美国的人都在请求政府提供帮助。绝望从乡村的田间埂头，蔓延到城市的大街小巷。芝加哥有六十万人失业，纽约的失业人数更是高达八十万。美国的男性失业总人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而很多男人背后，是一整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每天都有很多证人在国会各个委员会面前宣称，私人慈善机构已经没有资金了，本来想要承担重任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款项也消耗殆尽，急需联邦政府拨款。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挨饿，濒临死亡。当年议会召开时，不仅在华盛顿各个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有人提醒国家困境，大街小巷也遍地都是，有两万五千个人在提醒。他们都是一战时期的老兵，身无分文，只好选择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游行。他们的表情那么认真而悲壮，和年少时在战场上拼杀时一样。他们都带着妻儿住在废弃的仓库和空空如也的商店中，有的在公园搭帐篷。那时候的“华盛顿特区，如同某个战时被围困的欧洲国家”。

然而政府给予的帮助可谓杯水车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立法机构不听劝告，我行我素地照常休假两个星期，一月份再回来时，又开始了七个月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只有遇到华盛顿老兵“酬恤金进军事件”时才慌了神，有了点人样。衣衫褴褛的老兵们接近的时候，有的议员甚至撒开腿跑了起来。一九三二年七月休会的时候，国会唯一为农民提供的还算可观的帮助，就是增加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抵押拨款。但比起真正的需求，这些钱可谓九牛一毛，实在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各个农业组织再三恳求，抵押贷款的利率和条件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国会面前一再呼吁，当务之急要立即增加救济款，结果议员们竟然抓着一些微小的细节不放，讨论了几个星期，又拖延到几个月，最终通过的法案条款实在吝啬得像铁公鸡，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平均分到的救济款不过区区五十美分。至于至关重要的税收和关税改革法案，特殊利益集团也在各个条款上极尽挑剔苛刻，各个州之间的关税提案被互相推诿，悬而未决，直到五月份，一名参议员忍无可忍，当场大吼：“我们都疯了吗？难道大家都不知道，要是我们这周拖到下周，全国都会爆发恐慌，天下所有的关税都会不复存在吗？我们现在还坐在这儿，为一些蝇头小利算来算去……‘我的州！我的州！’我的天哪！谁又想过，‘我的国家’！要是你的国家分崩离析了，你的州又有什么好处！”《论坛》杂志发文评论，几个月来，“全国上下都带着某种深重的烦恼，希望在这水深火热之时，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来解决国家财政的危难。而不管这行动是好是坏，还是漠然置之，立法机构的‘精彩表演’，都如同跳梁小丑，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一位专栏作家更为简单明了地将众议院称为“猴议院”。就连一些议员自己都抱着这样的情绪和看法，亚拉巴马州的迈克达菲议员宣称，“议员政府已死”。

而政府行政机构的领袖是如何行事的呢？游行的老兵们请求赫伯特•胡佛接见游行代表，结果他传话推说自己太忙。白宫加强了巡逻警力；附近的街道树立了路障进行交通管制；《纽约每日新闻》的新闻大标题赫然写道，“胡佛自锁白宫”。七月，总统先生派美国军队，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和催泪弹，把老兵们赶出了华盛顿。

他对待大萧条的手段也是同样残酷无情。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说，“情况非常好”。一九三〇年三月，他说最坏的情况六十天内就会过去。五月，他预测说秋天经济就会恢复正常。六月，面对市场又一次暴跌，他告诉前来白宫请求某项公共工程的代表：“先生，你来晚了六十天，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他给国会致辞，说：“经济的基础力量并未削弱。”有人质疑这句话，说那么多失业的人都沦落到在街角卖苹果的地步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大言不惭，他说：“很多人都是辞职来卖苹果的，因为这样更赚钱。”他的秘书提到，总统开始将很多批评意见划为“不爱国”。一九三二年，他的态度依然强硬。当年四月，他特批一位白宫访客报道说：“情况越变越好。总统正因为经济好转而情绪高昂。”各路代表团来到白宫，请求他为联邦直接救济拨款背书，或者增加公益事业上的花费，他拒绝了。“只要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就别想得逞。”他说。总统先生见不得人们痛苦的样子，所以从来没去视察过那些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也没去过救助站。总统的豪车从街上那些卖苹果的人身边呼啸而过时，他从来没转转头好好看看他们。《时代》杂志，和总统站在同一阵线，并保持欢欣鼓舞的舆论姿态两年多以后，一九三二年也开始转了话锋：“这个国家的穷人们已经撑过了三个艰难的冬天，却没能等来联邦财政一分钱的直接救援。”胡佛却说：“没有人真的在挨饿。比如说，那些游民，吃得前所未有地饱。纽约一个流浪汉，每天能吃上十顿饭。”

他自己的确没挨饿。他认为，总统厨房削减开支会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士气，于是饮食上继续维持着白宫有史以来最奢侈的标准。就算只是和妻子卢两个人共进晚餐，也都要上满七道菜。胡佛总要打着正式的黑色领带，正正经经地吃这顿饭，而走廊上穿着蓝色制服的执勤军人们则像仪式般地执行任务，管家啊，男仆啊，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身高相当，站得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完全鸦雀无声，没有允许决不能动。”

国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一项公共工程法案，而总统说，这项法案“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洗劫”，并且警告说，“我们不能通过自我挥霍来追求繁荣”。本来政府给南部干旱地区拨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动物饲养，这样家畜家禽也能和人一样吃饱，国会试图再增加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款项，结果被他拒绝了：“不能通过对公共财产的牺牲来取得繁荣。”最终，他似乎也有所动摇，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结果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被评论家讥讽为“大公司的救济线”，因为这个公司所着重挽救的，是各大公司、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总体来说都是大银行，对小一些的金融机构则视而不见）；一九三二年，国会反总统之意而行，施加压力，要通过一项涉及该机构拨款三亿美元救济金的法案，这时候“复兴金融公司”对大萧条中的苦难群众的态度便一目了然了。公司故意拖拉推诿，这样各州能收到的钱总数只有三千万美元，是公司总裁拨给自己银行救济款的三分之一。外交家和政治家布雷肯里奇•隆恩说，赫伯特•胡佛“硬是厚着脸皮，不让美国政府拨一分钱给挨饿的美国人”。一九三二年秋天，胡佛来到乡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寻求连任，一路走过那些四年前他当选后就再也没涉足过的地方，他受到的“接待”是历任美国总统都没“享受”过的，就连内战尾声时，林肯到里士满也没有这种待遇⁽³⁾。总统专列在底特律进站时，车厢里的人们听到数千民众的喉咙里同时发出声嘶力竭的、有节奏的喊叫。有那么一瞬间，他们还以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紧接着就听清了他们喊的内容：“吊死胡佛！吊死胡佛！吊死胡佛！”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隔离和驱散愤怒的人群，特勤人员赶忙护送总统上了一辆专车，驱车超过六英里来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总统的竞选车队风驰电掣，专车里的人们透过厚厚的车窗玻璃看到，一路上围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用当时亲历者吉恩•史密斯的话说：“很多人完全沉默不语，面色阴沉；只偶尔有几个人摇晃着拳头，呐喊着听不清的话语。”在圣保罗，总统为自己对待游行老兵的态度辩护：“谢天谢地，华盛顿还有个政府明白怎么处理暴民。”人群爆发出一阵怒骂和咆哮，带着狂怒与愤恨，特勤组的队长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总统专列在自己的国家行进，一路上挨了很多鸡蛋和番茄。四年前，四十八个州他赢了四十个；一九三二年，他只赢了六个。

那时是一九三二年的十一月，虽然民怨已成鼎沸之势，胡佛的总统仍然要当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这意味着人们还要在他的统治下经历一个漫长的冬天。十一月还有一百五十八名议员也同时落选，但他们还要在议员的位子上坐到三月份。

那是个绝望的冬天。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无能的国会重新召开，本来议员们都以为，老兵游行时的催泪弹已经把没有工作的穷人吓得不敢再来华盛顿闹事，结果有个大大的“惊喜”等着他们。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地站了两千五百个男女老少，大喊着：“填饱穷人的肚子！征富人的税！”警察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抗议者们驱赶到纽约大街上一个“拘留营”，没有食物和水，人们在大街上熬过了寒风刺骨的一晚，还要忍受卫兵的讥讽嘲笑。之后，凡是议会开会，前面都要站两排手拿长枪的警察，站满国会大厦的台阶。在警察们的保护之下，漫长的冬天持续了几个月，国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和大萧条开始时一样，装聋作哑，推诿拖延。颓废阴郁的气氛中，几十个救济方案都陷入僵局；国会却还在长篇累牍地讨论要不要啤酒合法化，其中百分之多少应该含有酒精。至于白宫的主人，则抓紧过渡时期进行各种运作，要将继任者捆绑在自己那些名声败坏的政策上。《时代》杂志将其称为“拒绝总统”，他的各项政策和项目倒是有个优点，就是持续性很强；他发表的第四篇“国情咨文”和前面三篇一样，倡导政府精简开支，制定平衡的预算。唯一的新提议，就是增加一项营业税，征税对象是那些最最承受不起的人群。经济情况如同天气一样急剧恶化，申请救济的队伍越来越长，救济机构艰难支撑，摇摇欲坠，几近崩溃，他却仍然吝啬联邦政府的帮助。

人们逐渐看清了，政府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力，整个美国开始响彻饥饿的号叫和呐喊，举行各种游行示威。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七千个男人列队往州政府行进，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市的州议会被四千个男人占领；五千个男人进入西雅图的市政大楼；芝加哥，数千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冲进各大银行；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共产党集会，吸引了三万五千名观众。

城市里的暴动虽然来得猛，去得也快。而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反抗的星星之火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地燃烧，却从未间断，渐成燎原之势。是的，就是在乡村地区，那些平民党的后代，“联盟人”的后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农民们一直在寻求关税改革，寻求铁路和银行的规范，寻求政府贷款和银本位的推行。他们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抗击那些强大到他们自身无法抗击的力量。而半个世纪以来，政府都对他们的恳求充耳不闻。现在，饥肠辘辘的他们再次提出请求，类似的话语三十六年前就曾在芝加哥上空飘扬，那时候观众们举着的银色旗帜曾在风中猎猎作响。俄克拉荷马州一位牧人告诉议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我们会向东去，我们要隔绝东部，让东西部隔绝开来。我们有粮仓，我们养了猪牛羊，我们种了玉米，而东部除了我们抵押的地产一无所有。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他们的请求如同往常一样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议会通过的有关农场的立法被胡佛称为“完全行不通”（从各种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他根本没费心去弄懂这项立法），并且广而告之，说他会否决。于是这项立法被参议院给毙了。这一次，农民们举起了铁叉和枪械。

前一年的夏天，在六十五岁的米罗•雷诺（他曾经是早期平民党的成员之一）的领导下，爱荷华的农民们高唱着“我们农民要放假／放得一天都不差／自己出的小麦火腿鸡蛋自己吃呀／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啊”，拒绝给本州的港市苏城提供牛奶，那里的分销商们用两美分从他们手里购入牛奶，转手就卖出八美分。不仅如此，罢工的人群还用高高的电线杆和木头堵住了通往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路。同情农民的电话接线员向他们发出警察接近的警告，所以人群提前做好了准备，先发制人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把他们的手枪和警徽都扔进了玉米地。这项运动还扩展到其他地方，很快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西南部城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都成为孤岛。在康瑟尔布拉夫斯，警察逮捕了六十名起义者，结果上千名农民群情激奋，挺进监狱，释放了他们。当时热火朝天的叛乱已经渐渐平息，但现在，在这青黄不接的绝望之冬，叛乱的火焰渐渐在美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在爱荷华，一群狂怒的农民，摇晃着手里的绳子，威胁要吊死一个前来止赎农场的律师。在堪萨斯，一个刚刚完成止赎流程的律师被发现尸陈田野。内布拉斯加，二十万负债累累的农民集结起来，领头的宣布如果无法从议会得到帮助，他们就会行进到州议会，拆掉那里的每一块砖。一名法官，刚刚签署了同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文件，就被穿黑T恤的义务警员给拽下了座位，蒙上眼睛，开车运到某个荒凉的岔路口，剥光衣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在美国农业区的很多县法院，这样的事情不断重演：止赎的农场被拍卖时，就会有一群群手持武装的农民出现在法院；本来想要出价的人被推来挤去，直到毫无收获地离去。于是农场的“出价”就只有一美元或者两美元，回到原所有者的手里。对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与公共权威部门，劳苦大众的尊重和敬畏正在逐渐消失殆尽。

一九三三年二月，全国的银行开始逐渐关闭。大萧条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已经有大约五千五百家银行被迫关闭。剩下的一万三千家中，称得上运作良好的也寥寥无几。存款数额一共是四百一十亿美元，而总共能拿出来的现金只有六十亿美元。要是储户大规模地前来支取，他们只能卖一些已经大大贬值的抵押品和证券。现在已经有点苗头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密歇根州长威廉•柯姆斯多克被告知，底特律的联合监督信托公司濒临破产边缘，这个公司如果真的破产，这座城市所有的银行都要跟着遭殃。下面的人建议他宣布全州银行业暂停运转。半夜的时候他同意了，签发了一个公告，关闭了密歇根州的五百五十家银行。

密歇根的银行正在垮台，于是全国的银行柜台前就突然出现了长长的队伍，储户们都要快点把钱取出来落袋为安。二月二十日星期一，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就给出了一百万美元，星期二则给出了两百万美元。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这家银行仅在一天内就被储户支取了六百多万美元。马里兰州长阿尔伯特•里奇关闭了全州两百家银行，是继密歇根之后银行业垮台的另一个州。二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宣布，每天的取款不得超过存款的百分之五。第二天，俄亥俄州上百家银行的门口就配备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旁边的肯塔基州，银行也开始实行类似的限制条件。到三月一日，一共有十七个州焦头烂额的州长们宣布银行“放假”。到三月三日中午，堪萨斯和明尼苏达的所有银行都关闭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在纽约中央车站对面，储户们排起长队，要从世界最大的储蓄银行鲍里银行取钱。芝加哥的银行家们清算着自己缩水的库存，发现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各个银行总共被支取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美国的两个金融支柱城市正面临可怕的混乱。

那些曾经看起来最为安全的农业地区，也面临着混乱的威胁，比如林登•约翰逊的那位议员所代表的一个区域。整个墨西哥湾沿岸，叛乱的火焰正呈蔓延之势。一九三二年那个绝望的冬天终于接近尾声，农民们跟往年一样，向当地银行申请购买春季种子的贷款，结果银行说无钱可借。很快，这句声明的残酷真相就以无法接受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眼前：还在某家银行有存款的农民，突然听说，这个银行关门了，破产了，钱取不出来了。

对于得州南部的农民来说，社会仿佛一件衣服，每一条线每一根丝都正在被撕扯破坏。有个关门的银行里存着科珀斯克里斯蒂各所学校的钱，银行一关门，学校也被迫关门。别的依靠财产税运营的学校发现，税收锐减，已经发不起教师们的工资了。反正很多孩子都不上学了。他们必须去家里的农田里帮忙，干着脏活累活，每小时挣上一分钱。本来，这些农民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结果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无法接受教育了。

现在，还没遭遇变卖家产的噩梦的农民可谓凤毛麟角。一九三三年，在曾经富庶的努埃西斯县，只有百分之三十八（也就是说大约每三个中有一个）的农民能交得起税。很多人已经整整三年没交税了，于是利滚利，债累债，罚加罚。他们面前仿佛有个逐渐扩大的深渊，深不见底。前一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还能去申请救济，这样至少家人不会挨饿。现在就连救济机构都没有资金了。二月，救世军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分支宣布，到五月份，机构的所有资金就消耗殆尽了。

政府帮不了，或者说不想帮。地方政府拿不出钱，因为他们真的很穷。而州政府则被平民党人口中的“利益集团”把控着。一九三三年一月，努埃西斯县的农民们加入了整个得州农民的反抗队伍，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为救济用途而筹款，法案被否决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和二月，议会的一小群平民党人共提出了十一项暂停纳税的法案，而议会却为了省事，把十一项法案拿到一起来处理，在二月十一日那天全部进行了否决，就算在几天以前，议会还接到消息，要是不停止赋税，数以万计的得州农民会失去他们的农场。祈求国家政府提供帮助是早就没希望的了。农民们意识到，任何政府都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了，就算违法犯罪，也要生存。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止赎日”，那些止赎的农场就在努埃西斯县法院的台阶上进行拍卖。三月七日刚好是这样一个星期二，按照安排，要拍卖二十五座农场。二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集会上，有个人发言说，“我知道你们是来这里看大片土地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得到归属的”，而听众是一千五百多名前途暗淡、神情冷酷的农民，他们发誓，三月七日那天要出现在法院，带着枪杆子。那一周，全美国农村地区各个县政府，都有农民发了类似的誓言。全国上下起义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而政府似乎无能为力。正如詹姆斯•伯恩斯所写的：“空气中笼罩着危机的阴云，但是危机的节奏很奇怪，不太连贯。先是爆发在某个西部城市，然后又在数千里以外的南部爆发。这比军队入侵还要糟糕。似乎处处都有危机，又似乎哪里都没有。因为危机存在于人们的心里，是一种恐惧。”

三月二日，一列火车缓缓开进华盛顿联合车站。两个儿子扶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站起来，调整好他腿上沉重的铁支架，好让他站稳。他全身都倚在两个儿子身上，甩着空荡荡的裤管下细得可以忽略的双腿，朝前走着。这对他来说实在难于登天，刚走了一分钟，眉毛上就渗出细密的汗珠，不过好歹让人们觉得他是在走路。他在联合车站密集的闪光灯中下了车。三月四日，他甩着两条残腿，登上国会大厦前树立起来的白色高台，告诉全国人民，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整个演讲的过程中，他的表情很严肃，很冷峻，阿瑟•克罗克报道说：“冷峻到令很多多年的老朋友都觉得陌生。”但演讲结束后，他往后扬了扬头，突然露出他那灿烂自信的笑容。）

首先，他停止了银行业的危机。

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的清晨，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门大吉。但如果能寻回储户的信心，大多数银行还是能重新安全开张的。首先要努力来寻回他们信任的，就是立法机关。罗斯福政府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司法部为重新开张的银行提供有效的证书，保证这个银行的实力。要是某个银行资金不足，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银行能抵押的资产，借贷相应的资金。不过，最让储户信心大增的，还是这位总统自己的信心。当他面对危机露出微笑时，所有的苦难便仿佛灰飞烟灭。短短一天，这项法案就成功通过。三月十二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炉边谈话”。“我想聊几分钟关于银行业的事，”他说，“如果人们发现能从银行取到钱，而且是想取的时候就能取到，那么恐惧的幽灵就能烟消云散……我向你们保证，把钱放在重新开张的银行，比藏在垫子下面安全。”第二天上午，银行纷纷重开，而取钱的长队消失了。储户们迅速地把钱存了回来，事实上，一天之内，光是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对取款的盈余，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接着他开始着手处理农业危机。

这危机不像银行危机一样，是几个星期之内发生的。这是几十年的事情。中间偶尔因为世界大战等契机经历过几次繁荣，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民的状况都在逐步恶化。但罗斯福处理农业危机，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着强烈的自主意愿。三月十六日，上任十二天，他就把有关农业的立法，加上一条特别的信息送到了国会。

这条特别信息一共五段，大概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话。“你我携手应对紧急情况，恢复银行秩序，与此同时，”他告诉国会，“……我觉得在别的方面采取措施，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一项……就是致力于提高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同时极大地缓解农业抵押的压力……”同样至关重要，和银行同样至关重要！几代农民都一直在乞求政府和重视银行等机构的问题一样重视他们的问题，他们卑躬屈膝地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得到和储蓄机构一样的帮助。现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政府终于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了。

法案中的条款也是农民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终于有政策来解决“过剩即亏损”的状况：如果农民减少生产规模，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而这个钱来自一项税收，征税对象是那些从农民身上赚了不少钱的加工商、分销商和投机者。法案中还特别规定了公平原则。那些年长的平民党人看着法案的第二部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国会在此宣布政策，要建立和维持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并且将重新对农民出售农产品定价……和战前的购买力相当……”比具体条款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五段信息传达的情感和语气，和胡佛、柯立芝与哈丁的高傲自大形成鲜明对比。新总统不确定自己将要做出的这些尝试和努力是否能发挥作用，他说：“我想坦白地告诉你们，这是一条全新的、无人踏足过的路。”但他还是要去尝试、去努力。“我也同样坦白地告诉你们，前所未有的状况，就需要采用新方法和新举措。”他说，如果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第一个承认，然后再做出其他的尝试。

三个星期以后，又有了另一条信息。一些传承着平民党精神的进步人士说服了总统，前面那条法案还不够，于是罗斯福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我请求国会颁布具体的立法，处理抵押贷款和这个国家的农民面临的其他债务问题。”他说。提议的立法有着革命性的概念，会动用联邦信用机构降低农民们正为抵押贷款偿付的高利率，并且延长还款的时间。从范围和规模上来说，这项立法也具有革命性，甚至有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政府会拿出总共二十亿美元的资金。这项立法也非常巧妙，富有独创性：通过繁杂具体的条款安排，首先减轻了财政部、银行和其他抵押贷款债主的负担，他们可以用那些还未还清的抵押品来交换联邦土地银行的债券，利率达到百分之四。银行当然乐于进行这样的交换，因为这样至少能保证百分之四的收益，总比手里一直拿着谁也不愿意买的农田好。这项立法也非常公平：

全国各地的农民无法偿还债务，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的作物价格与债务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罗斯福语）

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助资金偿还相关债务，这样能够更好地调整债务状况，减少利率。很多利率都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和健全的公共政策相悖。另外，通过对分期偿还的临时调整，能够给农民足够的时间，重建他们的信心和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土地。

有的进步派觉得他还做得不够。毕竟，一八九二年，平民党还要求了通货膨胀与恢复银本位制度。现在，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艾尔莫•托马斯和蒙大拿的参议员波顿•惠勒又重拾起平民党倒下的旗帜，再次开始农民们整个二十年代的抗争和要求。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做过竞选助手，严肃认真的高个子托马斯说：

农业不要求以五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或者不健全的美元制度，但更为反对保留以二十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一九二〇年五美元的购买力，到一九三三年已经变成二十美元，这绝不是健全的美元制度。

一开始，罗斯福比较犹豫。（“波顿啊，”他对惠勒说，“一八九六年，布赖恩可是毙了银本位政策的。”）接着他让步了，接受了改铸货币与轻微通胀的修正案。参议院整整讨论了五个星期，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但在罗斯福面前却泄了气。一个保守共和党支持州的参议员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以十六万的多数票当选的。我们之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现在仍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五月十日，参议院通过了涵盖面甚广的《农业救济法》，五月十二日，总统正式签署，法案生效。数十年来，农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产一步步败落萧条，一直在争取和祈求《农业调整法》中的各种措施，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为他们着想，能发挥持续作用的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来承诺的是“百日新政”，结果他只用了六十九天。

五月十三日，林登•约翰逊再次打开那些来自选区的请求帮助的信件时，他不再爱莫能助了。

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任务非常紧急。他们需要减少种植规模，而眼下春天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美国北部扩散，快要遍布全国，越来越多的作物正在被种植下地。可以说，农业调整署是在与太阳赛跑。这个署选址在农业部巨大的南楼中，成立得如此匆忙，规模又很大，预想中的组织问题一一发生。职员们焦头烂额，守在自动制表机前制作着一张张卡片，每张卡片代表一位农民，他名下的农场，以及他和政府复杂的减产作物协议。四月份还不存在的农业调整署，到五月底已经有了五千名员工。七层高，三个城市街区那么大的南楼成了办公桌的海洋。长达好几英里的走廊里挤满了棉农、麦农和奶场主的代表，还有批发商和加工商，农场主代表和记者。新机构的高层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分为讲究传统的农耕派和有新愿景的改革派与城市律师，一位见证者说，分歧导致双方都在“运用任何组织中狂热分子可以采用的最可悲最下作的手段，让文件或讨论陷入僵局，或者无休止地讨论烦琐的细节，或者用官僚程序或各种拖延的手段进行推诿或直接枪毙”。机构中恶心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因为农业调整署并不属于公务行政系统，而成员中又有很多政客。小规模的冲突和争论是机构的日常，各个机构之间相互踢皮球，要么之前商量好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他们的工作还部分外包给别的机构，权责是否交代清楚都成问题。另一位见证者说，农业调整署是“每个人都感到绝望但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繁杂的魔鬼机构。

在这样一个迷宫中摸索前进的道路，林登•约翰逊是需要自己议员的帮助的。但春天的时候，咱们的克雷博格先生都要在燃树俱乐部打高尔夫。（反正这位先生也不会愿意和农业调整署合作的。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激进机构”。约翰逊之前就告诉过他，选区来信显示了对新政三十比一的支持率，他投反对票绝对是无效的，因为法案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同样的话议员的好朋友，识时务的罗伊•米勒也说过，但克雷博格还是一意孤行地投了反对票。）

于是约翰逊只好自己摸索，或者说干脆自己铺路。给农业调整署的某个官员打电话时，他会自我介绍说是“来自农业委员会的克雷博格议员”，请该官员全力协助他的助理林登•约翰逊，那之后不久，约翰逊秘书就会出现在该官员的办公室。

别的秘书也会用类似的办法，打电话的时候直接报议员名字来寻方便，只是做不到林登这么厚颜无耻（也不会那么频繁，现在林登几乎每通电话都会自我介绍说是克雷博格议员）。不过，寻到了方便以后，林登所做的事情却非比寻常。“他脸上总是挂着谦恭顺从的微笑，”一位十分敏锐的见证者汤米•科克伦当时身在华盛顿，他如此评价约翰逊，“但是，很多人都能这样谦恭顺从地微笑。他身上还有些别的什么。不管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林登都会表示同意。事实上，他会在那个人提出观点之前，就提出与之一致的观点。他能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搞清楚形势，并且一击即中……”他击中了所有人。离开某个官员的办公室时，他从来都是满脸堆笑，和官员的助手与秘书谈笑风生。很快，整个调整署，从上至下，全都十分乐意为他提供帮助。

他一边从官员这边寻求帮助，一边也在敦促农民配合政府。新政比较复杂，农民们一时搞不太清楚，而政府居然还承诺，如果铲掉作物，就会给他们钱，这就让农民们更难以置信了。所以全美国的农民都很犹豫，迟迟不愿和调整署签订相关的合同。农业调整署本来指望农业推广服务在各个县的基层机构给农民进行一些新政的宣传和教育，结果这些机构的很多人也都搞不懂新政，而有些来自共和党的保守“老油条”则不愿意和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合作。林登•约翰逊亲自承担起自己选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在一三二二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给相应的机构打电话。如果听说哪个颇有声望的农民有所犹豫，他就亲自给那个农民打电话。一九三三年，罗斯福相继发出两次号召，希望农民们配合新政，但减少棉花种植的合同签订进展还是非常缓慢。七月十一日，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被迫宣布，如果合同签署数量不能翻倍，那么这个项目只能取消。华莱士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第十四区的签订数量早就远远超过了指标。来自其他选区的申请和铲除合同要么被拖延处理，要么就在硕大的南楼遗失了，因为本来应该处理这些文件的办公室已经不再处理了，好像也没人知道该转给谁。而约翰逊却“门儿清”，他会确保自己选区的申请与合同被送往正确的办公室。他也会亲自来到那个办公室，把相关的文件放在一摞摞等待处理文件的最顶端。每份申请和合同要转手十几个不同的办公室进行批准，因此别的选区的文件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来处理。而约翰逊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跑，于是第十四区的申请和合同会在几天之内获得所有的批准并寄回。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白宫举行的一场仪式上，罗斯福总统展示了农业调整署为铲除棉田开出的第一张支票，接收人是农民威廉•莫里斯，来自第十四区的努埃西斯县。

铲除棉花的收入让得州南部的农民每个月能付得起抵押还款了，但要还上原来那些欠款还是不够。罗斯福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建立了联邦土地银行的抵押贷款补偿机制，但还没能正常运转起来。这是比铲田更复杂的事情，而且还需要对每座农场单独进行估价。光是九月的前三个星期，就有两千六百三十一名绝望的得州农民到联邦土地银行的休斯敦办公室申请资助，而这个办公室的评估人员只有九个。在这个机制运转起来之前，很多农民都要失去自己的农场了。本来银行和抵押公司那里的农场已经过剩了，卖也卖不出去，要是能拿到欠款，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多收农场。然而，到了秋天，他们觉得等不下去了。十月，第十四区与六十七个农场被贴上了止赎的通知，对于这些农场来说，罗斯福的拯救计划为时已晚。

当时正是国会休会期间，这个区的议员也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家中。农民们去寻求帮助，想开个会商量对策。议员一点也不想开，觉得自己帮不了他们。可是秘书却说应该开个会，他已经想了个计划。

只有拿出新的抵押品，才能说服抵押公司继续等资金。农民们觉得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抵押品了，从传统的眼光来看也的确是这样。他们的积蓄，就连压箱底的那些，也早就花了个精光；每一寸土地，甚至连每一台机器都已经抵押出去了。但林登•约翰逊想出了新的抵押品：还没有种植的作物。他认为，每个农民都应该同意，让债主拥有一九三四年收成的三分之一，来换取一年的延期还款。通常说来，抵押公司是不会同意这么虚幻的交易的，但约翰逊觉得，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他们确信延期就能拿到钱，不管是眼下的连本带利还是之前的欠款，他们是一定会答应的。约翰逊还想了个十分创新的办法，让农民们能拿到足够的钱去还拖延的欠款。在年景好的时候，墨西哥湾沿岸的肥沃土壤曾经让农民们富甲一方。而约翰逊想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也利用这肥沃的土壤来帮助农民。他想让联邦土地银行在决定给一座农场借多少钱时，能把土地的肥沃程度也考虑进去。这一创新的举措意味着，每个农民能够从联邦土地银行拿到的借款比之前要多多了，还拖延的欠款是绰绰有余的。他很清楚，抵押公司需要确保他们能按时拿到钱，至少要在这延期的一年之内。按照现在联邦土地银行那个慢吞吞的节奏，这事谁也保证不了。所以林登希望这个速度能加快。他希望土地银行向抵押公司承诺，会优先处理第十四区的申请。换句话说，他既需要上面实行一项新政策，又需要加速实施。

而他如愿以偿。新政策要顺利实施，必须达到两个要求。首先要说服联邦土地银行的某位官员，亲自来到科珀斯克里斯蒂，面见农民们。约翰逊认定，和这些绝望的人见一面，一定能赢得高层官员的同情。而这位官员的级别一定要很高，能够直接代表联邦土地银行做出承诺，这样他的同情才能立刻转变成行动。他手头正好有对付土地银行的武器：银行的上级机构是农场信用部，而副部长是W.I.迈尔斯，当时正在达拉斯访问。约翰逊让克雷博格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位老朋友同意来科珀斯克里斯蒂面见农民，还会带来土地银行休斯敦办公室的总裁A.C.威廉斯。接着约翰逊开始了“电话攻势”。整个白天，他就给银行家和抵押公司的代表打电话；晚上，农民们完成一天的耕作回到家，也会接到他的电话。十月二十七日晚上，六十七位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却即将失去自己土地的农民，来到克雷博格议员的豪宅中，踏上那绿树成荫，俯瞰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的宽大走廊，和那些曾经对他们发出止赎通知的人见了面。当地报纸将其称为“得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场信贷领导人集会”。在场的还有两个能够出钱挽救他们土地的人。克雷博格那个瘦高个子的秘书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大家都表示接受：农民们同意致信抵押公司，承诺抵押三分之一的作物收成；而政府同意加速并放宽抵押贷款的资助；而抵押债主则同意接受农民的抵押和政府的承诺，撤销止赎通知。迈尔斯又在金家牧场逗留了几日，打猎为乐。不过在这之前，在约翰逊谨慎小心的催促下，他先给土地银行的休斯敦评估分部领导打了个电话。一个星期之内，六十七个农场全部评估完毕，拿到了相应的资金。到年底，联邦土地银行将分期偿还的期限从五年延长到十五年，把利率从百分之八降到百分之四，并且惠及了得州南部所有面临止赎危机的农场。

一九三三年的那个夏天，农民们铲除了数千万公顷的棉田（本来骡子是训练来耕地，不要踩踏植株的，现在却被鞭子驱赶着去做相反的事情）。棉花的价格上升到一磅十美分。但到了秋天，价格又下跌了。而且，由于体制上的一些困难，很多农民还没拿到农业调整署的第一笔付款。

总统承诺过，要是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做出其他尝试。十月，他的确做出了其他尝试：为了停止农产品价格下跌，他成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按照一磅十美分的价格，给那些提前同意参与到一九三四年农作物减产项目中的农民提供借款补助。这一举措巩固和稳定了价格，随着冬日来临，农业调整署和农业信用部的项目渐渐广泛开展起来：保险金、贷款和抵押补助合同开始雪片般飞往农民手中，他们一直以来要求的通货膨胀终于有了苗头。对于美国的农民来说，这绝望而漫长的几十年终于走到了头。另外，农民们能够提前做出规划，不担心有什么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让计划泡汤；他们能够有效掌控自己的命运了，不用只顾眼前的死活，这些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遭。除了眼前的利益，农业调整署的计划还给了农民们从来都不敢奢望的东西，让他们在运气不好收成欠佳的时候也能有所保障。正如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报纸所说：“就算年景不好，他们也几乎能清楚知道自己到底能拿到多少保险金……”

新政的项目林林总总，约翰逊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了能得到的每一分钱。他催促选区的农民尽快偿还一九三三年的减产贷款，这样就能拿到新的贷款，正如克雷博格议员办公室发表的一篇新闻通稿所说，这样“这个选区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录，未来也有底气要求政府优先考虑本区任何与农业有关的事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农业调整署宣布，得州第十四选区在全国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拥有最优良的贷款偿还记录。一九三四年，这个选区受到了约翰逊所说的“优先考虑”。这个选区是第一个减产贷款申请全部获得农业调整署批准的选区。（选区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都申请了贷款，这个数字本身可能也是所有选区中最高的，不过不能确定。）

在五六个月的国会休会期间，大多数议员办公室都是大门紧闭的。而休会期间的约翰逊呢，虽然把克雷博格送回了科珀斯克里斯蒂，却让拉蒂默或琼斯至少有一个要留在华盛顿，这样第十四区的议员办公室就没有关门的时候，不管你是想从农业调整署、联邦土地银行还是新成立的房主贷款公司申请贷款，这里永远有人为你提供帮助。这个“房主贷款公司”，主要是为了给城市房产的业主提供和农民一样的保护，免得他们流离失所。议员办公室提供了高效的帮助，一九三四年底，《通信报》发文称：“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全国各个区域中，科珀斯克里斯蒂和南得州是受伤最小的。”这话可能有所夸张，但约翰逊的努力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是有具体数字证明的。前面说过，第十四区是全国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首个减产贷款申请全部获得调整署批准的，而根据能够获得的数字，在联邦土地银行开放申请的头十个月中，第十四区没有任何一个申请被拒绝。房主贷款公司倒没有每个区域的具体数据，但光是科珀斯克里斯蒂就得到了四百五十笔来自该公司的贷款，这应该是全美同等规模城市中最高的了。随着民用工程管理署、工程进度管理署和工程振兴管理署等新政项目的开展，第十四区收到了大大超过其体量的资助。比如说，这个区建立了很多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驻地（弗洛里斯维尔的一个驻地还以“克雷博格”命名）。一九三六年，政府颁布限制驻地在各个区数量的规定，结果第十四区的驻地早就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数量。

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德高望重，年资很长，连总统都得敬他几分；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是权高位重的委员会主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直接参与到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十分勤奋努力地为自己的选民谋福利。然而，在新政的各项措施当中，没有几个选区像第十四区这样大获其益的。而第十四区的代表议员不过是个反对新政的新手，很少去办公室。这个选区在国会山上能够依靠的，竟然只是一个年轻的秘书，而他在用近乎狂热疯癫、孤注一掷、咄咄逼人的热情与态度，为第十四区工作着。

(1)　指的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暴跌。

(2)　美国的一种旧式计量单位，一蒲式耳大约等于三十六升。

(3)　内战时林肯是北方的总统，而南方联邦的“首都”就是里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