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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

山姆•约翰逊回到佩德纳莱斯河谷居住的三十年，有一段短时间的中断。一八九二年，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他不仅在魏因海默商店谈了他关于政府管理的理论，而且还参加了烧烤集会和公共演讲，继续侃侃而谈。这是竞选活动，他是平民党的州议会候选人。虽然他竞选失败，但平民党的候选人以几乎是二比一的优势赢得了州政府公职，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整个丘陵地带。

这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整个南部和西部，很多人都逐渐感觉，他们被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引入了陷阱。他们认为，光靠他们自己没办法打败这股强大力量，需要外力的帮助。从内战以来，这种感觉就一直缓慢而稳定地抬头。农民们在田中挥汗如雨，辛苦劳作，播种、耕田再收割，结果把收成拿去市场才发现，因为种种因素，比如东部的价格、欧洲的价格，或者铁路运输的费用，或者那些装有升降机的谷仓的储藏费的影响，农产品远没有他们想象中值钱。他们经常会发现，卖掉收成得来的钱，甚至连买新的种子都不够，而借钱买种子的话呢，利率又太高，甚至在播种前就知道不可能还得清。如果说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对于农民来说是绝望的三十年，那么最绝望的地方莫过于丘陵地带。在别的地方，农民们还可以说是铁路剥削了他们，但丘陵地带根本就没有铁路，因为在这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穿山修铁路实在太昂贵了。大家驾着马车去市场上卖农产品，成本很高，蚕食了农民本来应得的收益。在别的地方，农民们还可以抱怨一下利率，而丘陵地带，利率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里的银行和来存钱的人一样穷（约翰逊城市银行一八九〇年的库存现金：一千九百四十五美元），根本没钱借贷款，更别说设置什么利率了。在别的地方，农民们觉得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了，而丘陵地带的作物能长起来都不错了。也是在丘陵地带，美国农民大暴动拉开了帷幕。一八七七年，几个一贫如洗的农民聚集在约翰逊城北边约八十公里的得克萨斯兰帕瑟斯县的一间小木屋里，成立了“农民联盟”，后来发展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而建立了人民党（党人自称“民粹主义者”）。这个党的建立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起义运动。

联盟有一份报纸，《南部水星报》，从写给报纸的信件来看，佩德纳莱斯河沿岸那些稀疏的农庄中，充满了怨怒之气。

“划定给我们的这块地，只有很少一点点可以耕种，所以定居的农民很少，”布兰科县新教堂联盟的J.D.卡迪写道，“我们这里只有大概八位品性良正的男性成员。我们的确住在佩德纳莱斯河边，与石头、峭壁、瀑布、雪松和野橡树做伴，但我们不是鸟兽，而是有血有肉有心肝的人。”

写信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很少写过信。“我会试着涂几行给兄弟们，”布兰科六十岁的拉金•兰德勒姆说，“要是我拼写够好，能让他们感兴趣地读下去，我也想写长信。但是我这辈子都没上过学，到三十五岁才知道二十六个字母怎么写。要是有什么我能为联盟做贡献的，我很愿意试一试……如果这个印出来了我能读懂，那我就再写一点。因为我认得的话别人也就都认得了，他们都上过学、穿过鞋。”他们全凭着正义感在写，写农民们如何被商人压榨（现在，苦工先生，还完债之前别买任何不必要的东西，还完债了也要保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因为买一次，你给的钱就比本应该给的钱多了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一百），有时候感觉这些文字不可能出自农民之手：“我看见有人在说那些专业人士，那我也来说一说……比如律师，从你这儿买一捆木柴只给一美元，帮你写一点点文书呢，就收费五美元到二十美元。好好研究一下这事儿，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公平可言了。我不是光说律师，还有所有那些不劳动的人。我是联盟人。是的，我丝毫不为这个身份而羞耻。”他们全是孤注一掷地在写。“全国的兄弟们写了好多信，说联盟发展壮大了，他们好开心。看着他们的高兴劲儿，我不得不写下面这些悲伤的文字，真是太痛苦了，”德里平斯普林斯的詹姆斯•布勒文说，“我们没有温饱，我们全身冷透，一直冷到心里。除非很快得到治疗，不然我们都要一命呜呼了……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所有的希望都要落空。”他们写这些，也是因为联盟给了他们希望，因为这是伸给丘陵地带的一只援助之手，也是唯一的一只援助之手。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联盟的报纸让他们感受到兄弟般的情谊。“我觉得我和所有为伟大的老《水星报》写文章的人都是亲人……莫忘《水星报》。”米尼•科里德尔写道。米尼的姐姐萨拉，著名的联盟宣讲人写道：“如果我们帮助《水星报》，它也会帮助我们甩掉身上的束缚，给人民以自由。”她常在南部与西部奔波，宣传相关言论，给人们带去希望。农民们请求联盟多派点宣讲人去丘陵地带。“兄弟啊，在派出宣讲人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这个孤零零的角落，在我们急切需要的时候派他们来。”没等到宣讲人，他们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怠慢。“我们住在这样的穷地方，我们身处无边黑暗，但我们有高贵伟大的理想……恐怕你们从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也有个很棒的联盟……我们早已建立了一个‘军营’，真诚地期待能来一位‘领袖’。然而，我们悲伤地发现，自己又被遗忘了，和往常一样……”而后来真的来了一名宣讲人，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农民们翻箱倒柜找出他们能给予的支持交给对方。“我们住的地方旱了太久，还要拼尽全力把门前的狼赶走，”布兰科县的艾玛•艾普思夫人写道，“但我们期待这一季能有好的收成……已经有些人给了钱，有些人还在凑钱，但所有人都会尽快给予支持的。”

一开始，联盟的合作社形式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联盟有一些仓库，一个地区的所有农民会把一捆捆棉花送到那里去。然后一起放在一个固定场所内。来这里出价的不仅有之前没有任何竞争者的当地买家，还有整个南部来的买家。联盟的采买人可以直接和犁耙与其他农用工具的制造商交易，然后直接卖给每一个农民，这样不仅没了中间人赚差价，制造商也不再因为赊账购买而索要高额的利率。整个得克萨斯都有了这样的仓库和采买中心，但却不可能在丘陵地带设置分点。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举行过一次大分销，结果惨淡收场。买家都说，没有铁路，棉花的运费实在是高得离谱。尽管如此，丘陵地带的农民们牵着马车，排起长龙，跋涉一两百公里把棉花运到奥斯汀。在联盟的仓库那里，棉花卖出的价格比他们想的哪怕高出一美元两美元，他们驾着空空的马车回家时，都会一路摇动着标志得克萨斯农民联盟胜利的蓝色旗子。（在沃思堡和达拉斯，蓝色旗帜也在一路飘扬。一八八五年，得克萨斯联盟有五万名成员；到一八八六年，扩展到十万名；到一八九〇年，二十万名。一位发言人狂喜地宣布，联盟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股力量”。联盟的宣讲人开始从得克萨斯奔向其他州的农业县，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加入联盟，建立起县合作社，需要的话还可以建立供销社，逃出赊账商人的魔爪。十几个农业州的见证者都同意密西西比州一位同行的话，他说农业联盟“势如飓风”，“席卷”了该州。）

外来的力量瓦解了合作社。东部那些大的制造厂拒绝卖东西给他们，坚持要保留中间人。除了东部那些制造商和银行，当地的商人与银行也都拒绝赊账给合作社的成员。铁路和升降机谷仓公司动用一切力量来和农民作对，而且赢了。因为农民们无法摆脱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作物不属于他们，他们就不能卖。拥有者是那些商人。然后联盟就试图让农民摆脱商人的控制，想在得克萨斯中部建立一个交易中心，让整个州的棉花都从这里分销出去，然后以农民可以承受的利率，借给他们第二年需要的钱。（南部交易中心计划从银行借钱，抵押品是农民写的借款票据。）一八八七年九月，交易中心在达拉斯开张。银行家们再度使坏，拒绝接受票据作为抵押，事实上，他们说，“无论什么条件，什么抵押”，都不会把钱借给交易中心。绝望的联盟开始找自己的成员借钱，丘陵地带可谓倾尽所有——布兰科县新教堂联盟的三十四位成员每人决定捐出一美元。秘书写信给联盟总部说，“只要棉花收了”，就马上给钱。丘陵地带的联盟成员坚定地站在领袖身后。得克萨斯的银行以及他们掌控的媒体，想要往交易中心牵头人查尔斯•马克恩身上泼脏水，把中心的财政危机怪到他头上。丘陵地带海斯县的农民们凑钱发了封电报，说他们的联盟“因为马克恩博士树敌众多而热爱他”。其他州的银行家下了狠心要毁掉交易中心，也加入得克萨斯银行家的队伍，切断贷款来源。联盟领袖宣布一八八八年六月九日是“挽救交易中心日”，号召农民们展现他们的团结一心。那个周六早上，长长的农车队伍（其中有些是来自丘陵地带的）开始涌入全得州差不多两百个县的政府。正值酷暑，农民们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默默地站着，手里举着横幅，是他们的妻子们写的，“南部交易中心永存”。

南部交易中心关闭了。成员们倾尽所有要保住它，但他们根本没钱。联盟的人也尽了全力，开设合作社，发动抗议，牵着农车开始无尽地跋涉，去遥远的市场，从妻子们一分一厘抠下来的血汗钱中分出一些来捐出去。他们努力想要自救，但是失败了。他们收获的教训就是没法自救。他们所对抗的力量太强大了，打不过。于是他们开始求助足够强大，有获胜希望的力量，而且只要动力足够，就能代表他们，那就是政府。

农民们相信，政府要代表他们才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政府是麻烦的基本来源，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通过大量补贴土地和钱，执行偏向性强烈的法律，政府为铁路赋予了无限的力量。而现在铁路正在扼住农民生存的咽喉。那么，政府难道不该代表他们，整治一下铁路吗？为了保护制造商，政府降低工业品关税，却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提高了农产品关税。现在政府不应该降低一下关税吗？政府放弃了对汇率的有效控制，允许银行进行操纵，强迫农民用比借来的时候价值更高的美元来赎回抵押、偿还贷款。现在政府难道不该收回汇率的控制权，让欠债人换钱更容易而不是更难吗？政府强迫使用金本位制度，造成棉花和别的农作物价格无休止地持续下降，现在单一金本位难道不应该结束，让人们可以自由铸造银币吗？政府做了那么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现在不应该大规模地修订法律，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吗？（平民党的第一次议政，似乎要把错误全部归咎到政府身上：“腐败控制了选举、议员和议会……执政不公这个温暖的子宫中，孕育了两个伟大的孪生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政府用了千万种方法来压制农民，现在不应该用千万种方法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吗？（提出的一些方法在美国还很新鲜：一八九四年，雅各布•考克西将一批失业人员聚集成一支令人同情的“军队”，朝华盛顿进军，他是想要通过这种夸张的做法宣传他的理论，政府应该建立联邦公共就业帮扶制度，来帮助失业人员。）“政府的权力，或者说人民的权力，应该更大，”一八九二年人民党的议政讲坛如是说，“……要结束这种压制，不公平与贫穷的现象应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有那么一阵子，他们满怀希望。联盟的宣讲人把话带出了得克萨斯，将农民暴动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一八九〇年，联盟的成员在十二个州取代民主党取得多数席位，赢得了议会的控制权，选举了六个州长，往华盛顿输送了四个参议员和五十多个国会议员（包括科罗拉多的戴维斯•韦特，绰号“血马辔”韦特，因为他说，就算“马辔上血流成河，我们国家的自由也不容破坏”）。人民党是堪萨斯的第三大党派，一八九二年，这个名字被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采用了。民意调查显示，这个政党的候选人有一百多万选民的支持，还有二十二个选举团的支持（因为在南方，声名鹊起的平民党人宣布，他们不愿意参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所以二十二个选举团全都来自山区州。那里不但有从平民党走出来的两个州长，而且两个主要政党合并了，就控制了原有数量两倍的县，在一次选举中一跃成为主要政党。）除了共和党，还没有哪个政党在第一次竞争全国权力的时候就表现得这么好。一八九四年的国会选举中，人民党人囊括了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给民主党在南部和西部的竞选造成重创。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认为银币是个关键问题，要在一八九六年退出民主党⁽¹⁾，使平民党成为美国第一大党。毕竟，一八五〇年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使得辉格党垮台，共和党诞生。

这种情况没有再次发生，布赖恩粉墨登场了。一车厢又一车厢欢欣鼓舞的代表们到芝加哥参加民主大会，西服的翻领上佩戴着银质徽章，银色的旗帜在微风中猎猎作响。《纽约世界报》评论说：“他们有章程，他们有决心，他们有人拥护，他们有选票。但他们就像一大群迷失的羔羊在旷野中徘徊，因为……他们中还没出现真正的领袖。”接着，一次又一次的自由铸造银币运动中，很多本来有领袖样子的人在政党议政辩论中证明《世界报》的评论是对的。而年轻的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紧张地站上讲坛，代表农民反对东部的既得利益者，他说：“我们请了愿，得到的却是轻蔑傲慢；我们迫切地恳求，得到的却是视而不见；我们卑微地哀求，得到的却是灾难与嘲讽。我们不再哀求，我们不再恳求，我们不再请愿。我们要与他们对抗！”台下的两万男女本来沉闷不语，却突然就站了起来，他的每句话都引起欢呼和沸腾，演讲的结尾更是精彩：

烧掉你们的城市，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还会如魔法般建立起来，但如果毁掉我们的农场，那么青草就将长满全国每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背后是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我们有资金背书，更有四面八方劳动者的支持。他们提出单一金本位，我们的回答是：你们不能将这顶荆棘王冠强戴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你们不应该把人类钉上黄金十字架！

自由白银民主党员们没有退出民主党，而是掌控了这个政党。“普拉特的男孩演说家”⁽²⁾成为该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讽刺的是，这次事件也标志着人民党的终结。民主党抢了民粹主义者们的风头。三个星期以后，人民党自己的大会上，他们别无选择，也只能提名布赖恩，于是丢掉了作为独立政党的资格。而他们选择与之联盟的民主党输掉了大选。布赖恩参与总统选举，与其说是竞选，不如说是传教。堪萨斯的威廉•艾伦•怀特将其称为“一股宗教狂热”。“他们改了赞美诗的歌词，神圣化自己的主张，把黄金和所有象征黄金的资本、财富和财阀集团都刻画成魔鬼。晚上，一万扇小小的白色校舍窗户边，灯光闪烁，仿佛在把希望寄托于天上的星星。”但他们的希望就像星星一样遥不可及。这次传道的失败和很多人民党人三十年前的努力一样。布赖恩的竞选活动英勇蓬勃，但缺乏资金。而共和党的领袖马克•汉纳却从铁路公司、保险公司和大型城市银行那里要来了数不清的竞选支援，资助规模前所未有。共和党赢得了竞选，一位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大财团的胜利，制造业和工业打败农业秩序的胜利，汉密尔顿主义打败杰斐逊主义的胜利”⁽³⁾。一八九八年的选举中，缺乏组织的民粹主义者们全军覆没。一九〇〇年，汉纳推举的总统麦金莱推动了《金本位法》的颁布。直到一九〇八年，人民党还派了一名候选人竞选总统，但那时候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已经寥寥无几。有的还在坚守得克萨斯，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的最后几个州之一。但就算在得克萨斯，一八九六年的崩溃之后，他们就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了。

敏锐的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一八九六年的选举有非凡的意义，“旧农业秩序对工业化的最后一次抗议”，但在丘陵地带，生活依旧一如从前，艰难贫穷。事实上，还要更糟糕。一九〇〇年以后不久，美国其他大部分区域的农民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但这种繁荣没能翻山越岭进入丘陵地区。土壤流失太严重了，气候太干旱了，没法做出任何长期的改善。丘陵地带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一九〇〇年、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二〇年的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显示，佃户干活的农场越来越多。丘陵地带的人民党也是死气沉沉。一九〇四年，布兰科县只有二十三名注册党员选民。而人民党曾经的那些要求就算被提起，也像是无法实现的空梦。在群山之间，人民党似乎只是老人们谈起的遥远传奇，和那些赶牛北上的故事一样。

但是，这些人民党人，这些自称“联盟人”的农民，到底要求了什么呢？只是希望当人们发现自己被那些无法对抗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时，政府，他们的政府，能帮助他们一起抗争。他们没有要求更改铁路和银行的规定，没有要求政府大量借款，没有要求开展大量的公共就业项目。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人们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政府，让他们在不受控制的状况就要将他们毁掉的时候，有权利要求政府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如果必要的话，为他们抗争，做他们的英雄。

其实，他们只是要求得太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还不是他们的总统。

林登•约翰逊还不是他们的议员。

(1)　因为平民党主张银本位，所以他们退出民主党加入平民党。

(2)　即前文提到的布赖恩。他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演说家，三次竞选总统均告失败。文中引用的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讲。

(3)　两种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两者都是美国开国元勋。前者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者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首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汉密尔顿认为人性本恶，蔑视人民和民主，崇尚制度和秩序。他的主张是为巩固财产权服务的，通过牺牲农场主阶级或农业地区的利益来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杰斐逊是民主主义者，崇尚人权、自由和心智发展以及地方分权的民主理想，是美国广大农场主和下层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不信任城市阶级。他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主张重农抑商，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来维持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