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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图拉

林登•约翰逊以前也开车去过南边，最南去到了圣安东尼奥，他觉得那是一个快乐活跃的城市，但科图拉还在圣安东尼奥的南边。

圣安东尼奥以南，地貌突然就变成了大平原，绵延二百四十公里直到墨西哥边境。平原上房屋与树木都很稀少。公路两旁绵延无尽的，是荆棘丛生的低矮灌木丛。沥青路面的高速公路在圣安东尼奥就终止了，汽车在沙地上艰难行走着，有些地方的沙甚至有三十厘米厚。每过几个小时，约翰逊会遇到一个所谓的“城镇”，也就是公路边上散落的商店，沙土的痕迹延伸出去，通往那些半遮半掩在灌木丛中的小房子。继续往前开过城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甚至看不到人住的地方。唯一能确定这片土地与文明世界还有联系的，就是车辙旁边的铁轨，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整片土地也被骄阳炙烤着，空气呼吸起来不仅充满尘土，而且火热难耐。丘陵地带已经算烈日灼人了，但和这里的炎热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这里的气温可以爬升到四十摄氏度、四十一摄氏度、四十二摄氏度，然后高温持续多日。丘陵地带的树木，泉水和河流，给那里带去一种美，就是这种美掩盖了残酷的真相。而圣安东尼奥以南，只有这平坦、荒凉、没有树木的平原。这位开着A型跑车的二十岁教师，进入了美国无垠的荒野。这里是美国的尽头，被称为“灌木地带”。

科图拉在墨西哥边境以北九十六公里（圣安东尼奥以南一百四十四公里），这里已经不太像一个美国小城了，更具有墨西哥风情。三千名居民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有“盎格鲁血统”，所以可以住在西边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轨旁边。剩下的呢，都集中在努埃西斯河自流深井周围的牧场或农场上，辛勤劳作，拿的却是奴隶的薪水。他们在东边，或者说，在铁路线“错误”的一边。

林登•约翰逊的学校就在错误的一边。这个“墨西哥学校”（真名是“威尔豪森学校”，以县上法官的名字命名）的校舍样子还不错，低矮而狭长的红砖房，两年前才建成的，但周围的房子全都是简陋的棚屋，每条街上都是没刷油漆的小破房子，铁皮屋顶，墙面斑驳，连自来水都没有。有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了，里面还住着人，墙角被一群群巨大的白蚁啃得惨不忍睹，而这种白蚁在科图拉疯狂肆虐。在一些房子的前廊上，男人们坐在生锈的铁椅子上，目光呆滞而空洞地看着前方。学校门口有块下陷的空地，里面扔了很多垃圾，还有一群人蹲在里面。学校的台阶上也坐着一些人。看到自己要教书的区域之后，林登•约翰逊一定会迅速地意识到，得州这么多老师，为什么还在读大学的他偏偏被选中，而且还提供了非比寻常的高薪。

科图拉的盎格鲁人聚集区也只不过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罢了。这些人甚至比丘陵地带的人们更穷。狭窄的小房子下面有大概十厘米的架高，免得白蚁侵袭。约翰逊能找到的唯一住处是一间房，或者说是半间房。他必须和另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寄宿人同住。这个小房子也是架高的，很简陋，旁边就是铁轨，火车每晚从拉雷多运送放声嘶鸣的牛，一列列的车厢，仿佛永远也走不完。在他的住处附近，从铁轨开始有个小小的斜坡，有时候他会走到这个小丘的顶上，眺望往四面八方无限延伸的荒凉土地。往北边看，灌木丛中有一条颜色比较浅的“伤痕”，那是回圣安东尼奥的路。然而在空旷的远方，这条路消失了，看不到尽头。

多纳霍还从来没成功“引诱”过科图拉之外的人来“墨西哥学校”教书。另外五个老师都是科图拉的家庭主妇，她们对这份工作是十分怠慢懒惰的，而且还觉得理所应当。能少花点时间就少花点时间，上课铃响才到，一下课就走。林登•约翰逊却早到晚走，这样的老师，在科图拉可谓前无古人。

入职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来到学校“操场”上（已经有人告诉他威尔豪森学校不存在什么午饭时间，这些孩子不吃午饭），这只能算个尘土飞扬的空地，没有什么设备，也没有别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同事们都是在教师休息室坐着的。多纳霍觉得，能邀请到一位男老师来科图拉的威尔豪森学校执教，实在是太高兴了，当场就把约翰逊任命为校长。而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求所有的老师必须在课间休息时间到操场上看着学生们做游戏。他说服校董会提供了排球和排球网、垒球和球拍。接着他安排孩子们和别的学校交流活动，有棒球比赛，有田径运动会，就像那些白人孩子一样。校董会不愿意出钱租大巴送孩子们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有几个（很有限的几个）墨西哥家庭有车。他走上那些从未有盎格鲁人造访的摇摇晃晃的前廊，说服那些每天都需要辛勤工作的男人，请几天假，好带孩子去参加田径运动会。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老师真正在乎过这些墨西哥孩子有没有学到东西，而这个新老师很在乎。教室里不准大笑，不准插科打诨。“男孩不听话，他就打屁股；女孩不听话，他就大声骂。”一个家长回忆说。林登觉得，孩子们最大的劣势，就是英语不好，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他们学英语。他定了条规矩，一旦进入学校，就只能说英语。要是有学生忘记了，在走廊上遇见他，高高兴兴地来句西班牙语的问候，结果就是被打屁股或者被斥责。教室外面就是操场，要是透过窗户传进来西班牙语，他就会冲出去，犯错误的是男孩子，就得跪下受罚，是女孩子，就会被一顿教训。他坚持让学生们说英语，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下说。他组织了全校大会，让孩子们表演滑稽短剧，甚至还展开辩论。一开始只是校内大会上的辩论，后来演变成跟别的学校辩论。科图拉的墨西哥学生从来没参加过什么课外活动，而几周之内，这位新老师就已经安排了校际辩论比赛、朗诵比赛，甚至还有拼写比赛。他不想让孩子们死记硬背演讲稿或者诗歌。有个当时的学生回忆说，他对大家解释：“只要我们理解了诗歌的意思，就能正确地说出来了。”而且，“他还会花好几个小时教我们去‘说诗’，比如‘哦船长！我的船长！’”

对于本土的文化，他就不够尊重了。到科图拉的时候，他不懂什么西班牙语，也没有费心去多学一些。他会把得州历史讲得“天花乱坠”，但讲的时候显然忘记了“这些皮肤黝黑的孩子都流着战败方的血”（他说墨西哥人视为英雄的桑塔•安纳是个背信弃义、冷血无情的杀手）。但是在教授自己的文化这方面，他简直是孜孜不倦。“要是没做完作业，那天就要留堂。”一个学生说。他们不做完作业就不许回家，而老师也陪着他们。他耐心地教导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要是学了知识，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他的另一个学生丹尼尔•加西亚说：“他经常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总统。”他说话的语气斩钉截铁，不断重复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用来激励和鼓舞学生们。他经常一上课就讲起一个小婴儿的故事。“摇篮里的小宝贝，”胡安•奥尔蒂斯回忆，“他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宝贝会成为老师。也许明天我们就说这个小宝贝会当医生。另一天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小宝贝，或者任何小宝贝，长大以后会成为美国总统。”

他要求很高，非常严厉，但是方法得当，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给了我们很多任务，”曼纽尔•桑切斯说，“但对于他这样的老师，你就是愿意去做他的任务。你觉得完成这些任务是对他和对你自己的一种义务。”那些被他打过屁股的孩子“还是很喜欢他”。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感觉，是以前从未显现过的。学生们经常缺席，有时候约翰逊觉得这种缺席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但后来也回忆说，天亮之前他还在屋里躺着，听到马达的声音，知道卡车“正载着孩子们……去甜菜田或者棉花田干活。这还是学年中期，孩子们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来上课”。十二月，他带了几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沿着努埃西斯河南下，砍了一些圣诞树来装饰教室。他是个零经验的教师，但管理起别的老师来，仍然像管理学生一样，志得意满，信心十足。虽然有个老师很反感他，但别的老师都和伊丽莎白•约翰逊夫人的感觉一样，她说：“他就这么从天而降然后挑起大梁……我们都被他迷死了。”他对学生和老师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是一样。“他根本不给自己任何空闲时间。”伊丽莎白•约翰逊回忆说。她还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实在是太有纪律了。而且，说得更清楚一点，她说的这种纪律，主要是自律。他和一个安静平和的墨西哥人托马斯•科罗纳多成了朋友，科罗纳多以前是个农民，但后来成了学校的校工。林登告诉科罗纳多，他也应该学点英语。他出钱给科罗纳多买了本书来自学。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走，这样就有时间教教科罗纳多。“我把字母都学会了以后，就拼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约翰逊把它读出来，我就重复一遍。”不过，虽然他和校工做了朋友，科罗纳多说他“也很清楚地命令我，随时都要保持校舍的清洁……他似乎有种激情，一定要看到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

林登•约翰逊在加州也展现了同样的“激情”。他认为自己在那里“学习”法律，能够逃离终生体力劳动的悲惨命运，而且，还有机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得到他迫切需要的尊敬，所以他牢牢抓住这个机会，狂热地投入时间精力，如同一个逃离可怕陷阱的人。在科图拉，他意识到，这份工作代表了另一个机会，非常重要的机会，不是因为他想一直留在科图拉，而是因为得州的教职一直是僧多粥少。而且，不管他以后要再去哪里谋职，科图拉的推荐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全情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努力做到最好，让人们完全无法忽视这位老师的优秀和高尚。在科图拉的财运也和加州不同，他马上就拿到了补贴，拿到他最最渴望的金钱。坐在汤姆•马丁的办公桌前，他其实是不够格的，是随时会被揭穿的“冒牌货”，而在这里，讲台是他的，名正言顺，合理合法。他器宇轩昂地在讲台后面站定，这是权威部门给他安排的正式工作。这么多学生，这么多穷孩子，之前几乎都是文盲的墨西哥孩子，他的权威几乎不可能受到挑战，打屁股也不会遭到反抗。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事实上还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的墨西哥学生们已经习惯了遵从盎格鲁人的命令，并且臣服于他们。他教孩子们的语言，他们还掌握得不怎么样，所以毫无疑问地，在这样的关系中，他是绝对的主宰，绝对的“大人物”，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班上的三十二名学生，是他人生第一次确定能够从中获得尊敬和爱戴的人群，除非他自己不知好歹，否则这种感情就会一直存在。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表现也跟在其他人前不一样，充满了自信和笃定，这也是他教学风格的鲜明特点。他投入的精力、热情和善行，得到了极大的回报，那就是他一直深深渴望的感激与尊敬。在威尔豪森学校的教室里，林登•约翰逊生平头一次成了自己想做的“大人物”。在约翰逊城他永远是个“约翰逊”，被人瞧不起。而这教室里的人做了约翰逊城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崇拜他、仰视他。孩子的父母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表达对他的感激，而孩子们呢，“这样说可能很奇怪，但很多同学都觉得我们配不上这么好的老师，”丹尼•加西亚说，“我们想要充分利用他在这里的每一天。仿佛是青天白日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多年后，林登•约翰逊说：“我还能看见教室里孩子们的脸……我还能看到他们兴奋的眼中放射着友谊的光。”

在激情和自律的背后，偶尔会有些小小的迹象，显示的并非自信和笃定。

早晨，约翰逊走进教室，大步流星，双臂夸张地摆动。而且他希望此时能有一些音乐。他用当时流行的一首曲子谱了新词：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怎么样？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好吗？

我们要努力上进，

我们要跟随着您，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好吗？

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学会歌词并且会唱，还要大声唱。一开始，有几个男孩子以为他在开玩笑。但要是他看到有谁没唱，就会非常生气。

还有一次，约翰逊不在教室，丹尼•加西亚来到讲台上，开始模仿老师。约翰逊走路姿势挺笨拙的，所以模仿起来很容易引起哄堂大笑。突然，全班一下子都不笑了，加西亚转过去，发现老师就在门口。约翰逊拉着孩子的手，把他带进一间空教室。“我以为我会挨一顿批评，”加西亚回忆说，但是没有，“他让我趴在他膝盖上，打了我十几下。”根据被打的力度，加西亚意识到，约翰逊是前所未有的生气。等他再进入已经鸦雀无声的教室，约翰逊说了让学生十分震惊的话。阿曼达•加西亚回忆说，他问大家，怎么可以嘲笑他。“他告诉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未来的美国总统。”

对于一个这么充满自信的人来说，如此言行实在不应该。林登•约翰逊应该完全确信这些孩子特别尊敬他才对，比以往他遇到的任何一个团体都要尊敬他。他也应该完全确信自己所看到的从他们眼中放射出的“友谊的光”。然而，即使是最轻微的迹象，甚至是错误的迹象显示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并非绝对，比如孩子们都可能会做的模仿，或者有人不唱他的歌，他就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不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确信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呢？

是不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的内心深处获得安全感呢？

科图拉的夜晚很少有事可做，就算有什么娱乐，林登•约翰逊也很难付得起钱。每月的工资要还车贷、七十五美元的银行贷款和其他在圣马科斯欠下的小笔债务。“一到发薪日，他的钱马上就花完，总是这儿借个一美元，那儿借个一美元。”房东萨拉•廷斯利•马歇尔夫人说。但他还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整天精神焕发的，”科图拉的一个熟人说，“就是个小伙子的样子，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人。”

约翰逊和马歇尔夫人交了朋友。“林登非常信任我，”她说，“他觉得我是他的另一个妈妈。”他对疾病的态度令她有些吃惊。“就算是生点小病，他也会吓得要死。”她说。但是她很乐意照顾他。林登感冒了，她就烧一锅水，往里面放点芥菜，给他泡脚。这位房客对于食物的态度，可能会让雨果•克莱因很熟悉，就是岔路口中学的那个小男孩，林登吃了他的派。还有圣马科斯那些和林登一起在盖茨夫人那里吃饭的学生。“林登觉得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是他的，”马歇尔夫人回忆，“有一次我烤了个椰子蛋糕，他溜进厨房就开吃。我进去的时候他吃得只剩一块了。他抬起头，对我说：‘萨拉夫人，你要是把这块也让我吃了，我就再给你买个蛋糕。’”但是马歇尔夫人也不介意，“我不介意，他也知道我不会介意。哪个儿子在自己家不是这么为所欲为的呢？”另一个房客，玛莎贝尔•惠顿，是科图拉咖啡馆的服务员，身材比较丰满。他会开玩笑地扭她的手臂，让她必须要说“牛绳”，在科图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投降”。他还会叫她帮自己熨衬衫或者领带。“他总是很忙。冲进家里，说：‘玛莎啊，能不能请你帮我熨一下领带啊？’”惠顿小姐总会答应他，而且很高兴地去做。有时候，他会和同住一间屋的年长男人以及马歇尔家的两姐妹玩桥牌，“大家聚在一起，他总是最活跃的”。

偶尔，只是偶尔，他会变得非常安静，而且一直很安静，有时候要持续好几天。大家会看到他漫步到镇子后面的小山丘上，这个高瘦笨拙的青年，凝视着空旷无垠的远方。大多数时候，他“和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兴高采烈的”，马歇尔夫人说。但是“有时候，林登会严肃得像个老头”。

马歇尔夫人不知道这突然的安静背后是什么样的情绪。只有他妈妈和“笨蛋”知道。他在得州南部的每一天，几乎都会给妈妈写信。而林登在科图拉期间，“笨蛋”毕业了，但想要在一九二九年的暑期，重返圣马科斯，再修几门课，那时候林登已经回学校了。他已经同意那时候和林登同住，而林登不断写信提醒他要记得这个安排，不断确认他回去的时候这位朋友也会在。“他在科图拉很孤独，”“笨蛋”说，“非常孤独。”林登•约翰逊在科图拉待了九个月，从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也许最了解他这九个月里的感觉的，是他的妻子，多年以后，林登对妻子讲起这段经历，她看到他的眼神。“那是个干枯的小镇，”约翰逊夫人说，“是个根本没救的小镇。”有位记者曾经多次采访约翰逊夫人，他本以为，不管怎么拼命地去引导和试探，这位女士都不会丢掉她的外交辞令，不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事说出一个贬损的词。结果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记者吃了一惊，约翰逊夫人说，“那是得州最寒酸的小镇”。

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开车去见卡萝尔•戴维斯。她在皮尔索尔教书，那是另一个得州南部的小镇。

显然，对这段关系感到疑虑不安的，不止卡萝尔一人。约翰逊非常信任的萨拉•马歇尔回忆说：“他开始感觉到两个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她还记得这位年轻的房客说：“萨拉夫人，这个女孩喜欢歌剧，但是我更情愿跟个农民坐在木头上聊聊天。”但疑虑归疑虑，他还是坚定地去追求她，甚至非常狂热，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信，带她去圣安东尼奥看歌剧团的巡回演出，还去参加别的音乐会，或者看电影，或者只是在她有空的几乎每个晚上，开将近五十公里的车去看她。

接着，突然间，她有空的晚上变得越来越少。一天晚上，卡萝尔正在寄宿人家的客厅弹钢琴，一个年轻人出现在因为天气炎热而敞开的前门边。他说，他热爱音乐，不知卡萝尔介不介意他进来听一听。

这个年轻人是邮局职员，哈罗德•史密斯。他和卡萝尔的另一个男朋友一样，对这个女孩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但和另一个不一样的是，他不仅喜欢音乐，还喜欢电影。“林登只对政治感兴趣，而我肯定是不喜欢的，”卡萝尔回忆，“哈罗德和我的兴趣就比较一致。”

她父亲也比较认可哈罗德。一个周末，他陪着她去了圣马科斯，A.L.戴维斯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卡萝尔的姐姐们都在想，他说喜欢史密斯，有可能跟这个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特别厌恶林登。她们在想，他会不会觉得，卡萝尔嫁给任何人都比嫁给林登好）。

回到皮尔索尔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卡萝尔会在不同的晚上分别跟林登与史密斯见面。但后来，林登打电话找她，她就越来越频繁地推说很忙。她的工作比林登早了几周结束。回到圣马科斯的她在两个男人之间难以抉择。于是父亲送她和姐姐埃塞尔去加州想想清楚。等她回来的时候，有两封求婚信摆在面前，一封来自科图拉，一封来自皮尔索尔。“她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爸爸想事情的时候也总是坐在那儿。”埃塞尔回忆说。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决定。还在科图拉的林登•约翰逊接到消息，卡萝尔•戴维斯和哈罗德•史密斯订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