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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先生奔向华盛顿

作为议员，林登•约翰逊精力充沛、机智灵活，一位了解内情的见证者说他是“这个选区有史以来最好的国会议员”。而且，国会议员这个位子他坐得很稳。一九三八年，得州有八个议员在民主党初选或十一月的全区大选中没有对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〇年，他再次不战而胜。但国会议员不是林登•约翰逊的目标，他一坐上第十区议员这个位子就想离开，越快越好。

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当天，他还因为阑尾炎在医院养病，就开始为自己终极目标的下一步做准备了。他给青管局官员写信，催促他们正式任命杰西•凯拉姆为青管局得州理事。成功为自己的二号心腹争取到这个任命，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全得州的这个组织得以保全，而且他还不断努力地去发展壮大，并且善加利用。他在青管局的那些手下，在全得州干的不仅是青管局的工作，其中一个说，只要有谁去某个地方视察青管局项目的进度，他也应该“去政府见见镇长”，还有当地其他政客。还要去见见通常在当地政治架构中起关键作用的“学校人员”和邮政局长。根据指示，这位青管局人员要为约翰逊议员说些好话，然后问约翰逊能不能为镇长和这个镇子做点什么，就算这不是他的选区。根据指示，他还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探听一些政治传闻，然后报告给“老大”。任何人的报告都不会被忽视。青管局人员杰克•普客说：“我会给他写很长的信，他会给我电话询问其中的事宜，会反复询问我的一些话。‘他为什么这么说？再重复一遍。’”另外，尽管约翰逊已经当上了国会议员，他在华盛顿办公室的规矩，和他做议员秘书时一般无二：不管办公室工作有多么忙碌，对于得州另外二十个选区的来信，只要是有钱有权的“重要人士”，他们的诉求都要优先处理。

每周三，国会大厦底层的议长餐厅定期举行得州议员团的午餐会：两个参议员，二十一个众议员（当然，如果副总统加纳想参加，也热烈欢迎）。每个月有一次午餐会，议员们可以偶尔带个客人，要么是来自选区，刚好在华盛顿的重要人物，要么是华盛顿的达官显贵。但这样的邀请很少。在权力内部待了一辈子的詹姆斯•H.罗说：“收到邀请真是无上的荣幸，我想我这辈子就被邀请了五六次吧。”

其他时候，午餐会基本是不允许有外来客的，不管此人多么重要。大家心照不宣，这一顿是工作餐，谈正事的：出谋划策，或者化解内部分歧，保持得州议员团一如既往的团结。“只有那一天才能带客人来，”拉伯克的议员乔治•H.马洪回忆，“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林登•约翰逊不守规矩，而且他破坏规矩的举动让其他得州议员特别生气：他邀请到这“内部”午餐会上的客人，不仅有他的选民，还有其他议员的选民。比如，一个星期三，小阿蒙•卡特，《沃思堡星通讯》创办者的儿子，和该报主编詹姆斯•雷克德在华盛顿，他们问沃思堡的议员温盖特•卢卡斯，能不能去参加著名的代表午餐会。但卢卡斯之前问过雷伯恩，能不能带个有影响力的选民去参加这个内部聚会，结果被拒绝了。“他们是我最想带去的人，”卢卡斯说，“这是我的两个关键支持者，但那是内部聚会。我告诉他们没办法。等我去了午餐会，坐好之后，林登•约翰逊走了进来，你猜他带了谁？”年轻的阿蒙朝卢卡斯招招手，卢卡斯面带愧色地回了礼。

（约翰逊能坏规矩，因为规矩是得州议员领袖雷伯恩定的。通常雷伯恩对“外人不得入内”这条规矩是很严格的，因为他知道，这些外人很可能是他厌恶的商人和游说者。但只要约翰逊请他允许自己带客人来，雷伯恩总是会答应。）

还有一条不成文但很严格的规定，防止议员干涉其他选区的事务。约翰逊也不守这个规矩。得州农工大学是属于路特尔•A.约翰逊的第六区，但林登代其请求白宫增加该校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经费。他写道，虽然该大学不在他的选区，“但也算是我的‘养子’了”。

而别的选区争取到联邦拨款，甚至是给那些林登•约翰逊绝对毫无干系的项目拨款，他的策略就更加令人恼怒了。

通常，如果一个接到拨款的项目在某个民主党议员的选区，负责拨款的联邦机构官员就会致电该议员，让他去宣布，这样也能表明是他的功劳。然而，要是项目在得州，约翰逊在各个机构的朋友经常会给他打电话，宣布的就是约翰逊了。“我一直在推进沃思堡一个公共医疗服务医院的扩建，”卢卡斯回忆，“林登和这个医院毫无关系，但拨款下来以后，是林登宣布的，根本都没知会我一声。”而且，就算机构官员通知的是该选区的议员，也会通知约翰逊。而他那些手下办事效率很高，再加上他长期培植的那些通讯记者，所以通知出来时，基本上确保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另一个议员的。

“很多议员气得牙痒痒。”美联社的刘易斯•T.伊斯利说。他们非常生气，约翰逊觉得最好还是收敛一下。但只是稍稍收敛。“他发现把他们惹得太气了，”伊斯利说，“所以之后他就跟他们联名宣布。”这个转变也没能消除多少紧张气氛。他和前上司理查德•克雷博格“联名”宣布了好几个科珀斯克里斯蒂的联邦项目以后，这位全部议员中最亲切和蔼的人，在走廊上遇见约翰逊，连头都不愿意点一下。

约翰逊的性格，更加剧了得州议员们对他的反感。他想要掌控别人的渴望，也发挥到一两个得州同僚身上（最明显的是安静谦逊的韦科议员罗伯特•波格）。不过大多数议员本身就是性格强硬、成就了一番事业的政客，所以约翰逊的态度只能让他们愤恨。他在哪个地方，就一定要成为哪里的中心，这也让大家不满。午餐时，他大步流星地走在众议院餐厅里，表现得像来访的名流，不断左边右边地点头，说话声音特别大，引得其他议员压低声音议论纷纷。休斯敦的艾尔伯特•托马斯会坐在那儿盯着约翰逊，低声怒骂道：“听听这狗娘养的，又在说自己怎么怎么了。”其他的议论来自于卢卡斯所说的“不真诚”。约翰逊“太不真诚了”，卢卡斯说，“他觉得别人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呢，他说什么你都不能信。”埃尔帕索的尤因•托马森曾在得州议会和山姆•约翰逊共事，一开始自然而然就对山姆的儿子很友好。一天在餐厅里，林登•约翰逊来到托马森身边，向他承诺说，在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上，自己一定会支持他。“尤因，”他非常认真地说，“你最能相信的人，就是我。”接着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到另一边去，跟几个恰好在这件事上和托马森政见相反的议员聊起来。托马森低声说：“那个狗娘养的，在他们面前说着一样的话呢。”

然而，虽然都在低声骂，很少有人会大声说出来。因为他们不想让山姆•雷伯恩听到。“雷伯恩非常非常偏爱林登，”卢卡斯说，“这种偏爱保护了林登，没有哪个得州议员敢惹雷伯恩。”

得州议员们还很清楚，约翰逊为什么在全得州到处发表演说，结交朋友。

他丝毫没隐瞒自己想成为美国参议员的事实，乔治•马洪说。乔治自己没有这个野心，所以对约翰逊还算宽容。有时在衣帽间和马洪聊天，或者一起走回坎农大楼，约翰逊总会拿出一份和地方事务相关的简报。不是奥斯汀的事务，而是休斯敦、达拉斯或者拉伯克的。“他经常拿着达拉斯或者埃尔帕索报纸的社论，就（在议员席中）坐你旁边，跟你讲这事，然后问东问西……”对于其他选区的显赫人物，约翰逊不仅在他们来华盛顿时进行照顾和扶植，回到得州也丝毫不松懈。他在整个得州的城市都口头发出很多邀请，而且，马洪说：“他人在当地的时候，都会奉承他们，请他们共聚。当然啦，要是国会议员这样的重要人物请你见面，你当然会受宠若惊啦。”马洪开始意识到：“在我的选区（离约翰逊的选区差不多四百八十公里），他已经和那些关键人物交上了朋友。他会在正确的地方，讨好正确的人，整个得州都是这样。他爬到议员这个位子上的那天，就已经有了染指全得州的野心。”

但林登•约翰逊的得州同僚们觉得，这些野心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很多年之内不可能。得州的两名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莫里斯•谢泼德，都才六十出头，没考虑退休。而且他们的支持率很高，根本不可能因为选举而隐退。就算这两个位子因为什么原因空了一个出来，林登•约翰逊也绝不是第一人选。要么是很想当参议员的奥尔雷德州长，要么从其他几个享誉全州的得州官员中选择。有好几个都会是重点考虑对象，其中最有希望的莫过于最受白宫青睐的莫里•马弗里克，或者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赖特•帕特曼，后者因为亲自起草的《帕特曼补偿金法案》和好几项为平民谋福利的立法而著名。在得州议员们眼里，一个年资尚浅的国会议员，要和这些人物一争高下，简直太不自量力了，尤其这还是个来自第十区的初级议员。这个选区太过偏僻闭塞，周围全是空荡荡的平原，隔绝于得州其他地区。所以在偌大的得州，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第十区的议员。达拉斯的一个政治人物说：“当时我从没听过林登•约翰逊的大名。”

没有一个得州同僚看出他真正的野心。对于这个目标来说，参议员的位子和众议员的位子一样，只不过是跳板一块。就算他们看出来了，也只会嘲笑讥讽，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约翰逊的年纪和权力的不足。尽管得州人后来坚持说，这个州更偏西部而不是南部，二战前的很多年，他们都自认为是南方人，而国会山上的南方人有个信条，痛苦的信条，就是南方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一九四六年，国会同僚送给山姆•雷伯恩一辆车，车上有块牌子写着：“送给我们最敬爱的山姆•雷伯恩，若他不是南方人，早就当上总统了。”但没有一个看出他真正的目标，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事实上，同僚们在讨论南方人坐镇全美的可能性时，约翰逊也会断言，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哪个南方人真放弃了国会山上坐得稳稳当当的位子去参选总统，那可真是太愚蠢了。“这里才是我们的阵营，我们的力量在这里。”他总这么说。

不过，尽管他极力掩饰，还是有些同僚之外的人察觉了他的野心。乔治•布朗当然是其中一个，那天在绿蔷薇酒店的毯子上，约翰逊为了没说出口的野心，拒绝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时，他就知道了。总是安静而敏锐地洞察一切的罗也知道，他是所有年轻新政支持者中和约翰逊相处时间最长的。他说：“他从来到这里的那天起，就想当总统了。”至少有一次，约翰逊是袒露了心迹的。一天晚上，跟威利•霍普金斯单独在一起时，他脱口而出：“向上帝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当总统。”但就算这少数几个猜到林登•约翰逊真正目标的人，也想象不出来他该怎么实现。参议员的位子不是唯一的跳板，能帮他一路向上的，还有其他形式的国家权力，隐居幕后的权力。但是熟悉这些权力的人，就是他所扶植的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完全看不出他得到这种权力的可能性，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林登的朋友不假，但也都只是一群年轻的初级行政官员。他年纪轻，级别低，从科科伦帮他约见总统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他只是需要几分钟时间取得总统对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贷款的许可，而科科伦也是费尽周折才争取到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约翰逊一来到华盛顿，就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在加尔维斯顿受到总统会见带来的荣光。他要让每一道缝都透出荣光，不管这缝有多窄。一九三七年，他不仅向总统讨要签名照片，还向总统的儿子詹姆斯、总统的秘书马尔文•麦金太尔，以及每个有过一面之缘（不管这一面之缘有多短）的白宫人员讨要签名照片；在请求的同时还会提醒对方他当选时的情况（他寄了一张加尔维斯顿的照片给“我亲爱的马尔文”，其中写道：“这张照片是……我在改组司法部门的激烈斗争中当选国会议员后不久拍的”），并提醒对方他有多么忠诚。信中，他总是把罗斯福称作“领袖”。一九三七年的平安夜，他把巨大的火鸡（大得好像“是和牛杂交出来的”）送给了总统父子、麦金太尔和其他白宫人士，其中都有字斟句酌的附言。“亲爱的麦金太尔先生，”其中一封写道，“那天我爬上得州中部自己出生的山岭，去为总统取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火鸡……我让秘书将这火鸡送到白宫您的手里，请您转交给总统先生……我想对您说，让我的圣诞节如此愉悦喜乐的原因之一，就是您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能将一个年轻人保护在您的羽翼之下，带他爬上险峰，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鼓励和建议。我十分感激。您最最诚挚的，林登。”

麦金太尔很喜欢林登，自然就成了他在白宫的突破口。约翰逊就从他入手，想要达到目的。但麦克虽然因为他向自己索要签名照片而十分受用，没有上司的许可，他也没法为约翰逊做什么。而且，不管原因是什么，也许总统被约翰逊四处吹嘘和自己的亲密关系给惹恼了（得州一家报纸说，总统“认为这个得州人是政府的先锋旗手之一”），也许他觉得和约翰逊不过是点头之交，却被他急切地加以利用，反正总统似乎觉得他给了这个新官上任的议员够多好处了。一九三七年九月，麦金太尔同意试着为约翰逊办点小事情（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后来不得不写信告诉他：“我很遗憾，无法满足你的愿望……”约翰逊向总统负责指派的职位推荐人才（比如推荐奥尔雷德州长做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得到的回复是敷衍轻率的通函，而且都没有总统的签名，而是他底下某个秘书发来的。约翰逊的确精通阿谀奉承之术，却无法靠这个本领打入总统的圈子。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到华盛顿担任议员已经一年，还没能和罗斯福以私人关系见上一面。有一次，他想通过麦金太尔，在“接下来的五六天”，和他在得州时一路坐火车谈笑风生的那位同伴见上个“五分钟”，作为他来华盛顿后两人的第一次会面，麦金太尔无可奈何地告诉他，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约翰逊因此忧心忡忡，因为奥尔雷德叫他亲自给罗斯福送请柬，邀他来参加得州一个公共工程的启动仪式。而约翰逊可不想对州长说他根本见不到总统。于是，六月八日，他向总统发出了正式的书面请求，希望“周四或周五能有十分钟”和罗斯福见上一面。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时间，不过日期是八月十五日。而在那天到来之前，会面就取消了。一九三八年，两人因为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会面也没能改变什么。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不管约翰逊多么诚恳努力地请求，他再也没能进入椭圆办公室的门。在华盛顿的头两年，他就跟罗斯福单独见过那么一次。

国会山上的诸多事件也令他很丧气。他的确是雷伯恩那个“教育委员会”的一员。但在国会，最重要的还是年资，没有年资，就算能跟显赫人物喝喝酒聊聊天，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约翰逊第一次参加海事委员会的会议，就深深明白了这个道理。

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来自佐治亚州红土山区的小镇米利奇维尔。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见识到他在立法策略上的运筹帷幄（南方人把这才能比作弗朗西斯•马里恩⁽¹⁾在游击战场上的摧枯拉朽），还没给他起“沼泽狐”这个外号。但他已经有了个外号“上将”，因为他和海军上将们打交道时很是专横，还把他们称为“我的海军”（他故意羞辱他们，一边假装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一边像对勤杂工那样指使他们）；国会上层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以及他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六位成员都有目共睹。委员会的会议室在坎农大楼的三层，马蹄形的房间，里面又分了两层，文森懒洋洋地坐在中间的座位上，眼镜挂在长鼻子的尖上，把一支十美分的香烟头嚼得稀烂，朝总是放在身边的痰盂里吐着唾沫，穿的衬衫至少是他身材的两倍大，西装也很肥大，上面还有食物留下的污渍。后来有个记者写道：“他看上去就像以前的那种乡村律师，总是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但他在这个委员会，用另一位见证者的话说，“就是绝对的独裁者”。约翰逊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和所有初级委员一起坐在低层的马蹄形座位上。他和坐在自己旁边的另一个初级委员，年轻的西雅图议员沃伦•马格努森一起向某个证人质询。马格努森回忆，没多久，文森就宣布暂停听证会，说：“你们两个小伙子到后面来见我。”会议室后面，就是他陈设简单、地方狭小的私人办公室，马格努森说：“他给我们讲了规矩。”“咱们这个委员会有个规矩，”主席说，新成员是不允许问太多问题的，委员会的第一年，可以问一个问题，第二年可以问两个问题，“以此类推。”

“上将”可能对规矩的严苛性略有夸张，但也没夸张到哪里去。“他规矩很严。”其他成员都警告这两个年轻人。在海事委员会这艘船上，唯一的标准就是年资。初级委员在他那儿都叫“少尉”，只有熬上几年，该委员还要用顺从恭敬赢得他的欢心，才会被他口头提升为“指挥官”。要是“上将”开始叫你“上尉”了，其他成员告诉约翰逊和马格努森，“那你就熬出头了”。而且没有人会很快熬出头的。想动摇“上将”的体系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你想搜集点信息，就某个海事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海军不会给你透露一星半点。如果没有文森的特别指示，委员会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是口风很紧的。如果想要和别的委员结盟，坚持自己的立场，你会发现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要是哪个委员惹文森不高兴了，他手里的好处（除了坐海军专用飞机去游览墨西哥城这样的小恩小惠，还有在你的选区搞个海军基地这样的大好处）就永远落不到这人头上了。有一次，一个新委员想讨好文森，会议之后找到他说：“嗯，我跟着你投的票哦。”结果文森直截了当地说：“你他妈觉得我让你进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吃的？”委员们说：“在这个委员会是不存在分歧的。”如果你想从委员会外部着手，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挑战委员会的决议，赢得投票的机会也是零。因为很多议员以后也可能想要在自己的选区搞个海军基地，或者想要其他好处，比如让某个朋友或选民升个职，调动个工作什么的，而且很多人也都要听其他委员会主席的指挥。有位见证者后来写道，国会给了卡尔•文森“一张空白支票，可以随意开价，在委员会只手遮天”，掌控海军的各项事宜。在那个委员会，只有主席听上去柔软慵懒的乔治亚口音才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林登•约翰逊只有当上主席，才能发声。

文森的高傲并非他一人独有。众议院很多大常务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华盛顿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们不待见国会议员（因为当上主席靠的不是受同僚欢迎，而是年资够久），不听国会领导层的指挥（因为只要领导层把他们送到了主席的位子上，就没有权力把他们撤换下来），也不买总统的账，当然更不把委员会成员们放在眼里。他们管理起委员会来，也是照样不可一世。十几年前，面对委员会的内讧，一位主席曾经宣布“我就是委员会”，后来众议院一位领袖说，他们的规矩是“最让人不能抗拒的规矩，是长久以来的惯例形成的规矩”。这话在一九三七年依然适用，后来的几十年也依然如此。仔细审视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就能窥探到不可动摇、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能够让一个人成为什么样子。

整个众议院都是如此。虽然成员多达四百三十五位，这却是个寡头政治组织，说了算的领导圈子不超过二十个：议长，多数党领袖和党鞭，最有权的委员会主席们。一个国会议员想进入这个圈子，唯一的条件就是年资（尽管约翰逊和帕特曼可以和这些人一起喝酒，却不可能真正掌权）。你再有能力也没用，再精力充沛也没用。只有年资才是你的入场券。要成为众议院的掌控者，只有一个办法：等。

而且，国会还有个最最残酷的事实：就算等待也没有保证。在海事委员会可能要等很久，因为文森一九一四年初来国会时才三十岁，现在是一九三七年，他是最年轻的主席之一，才五十三岁。他是南部民主党，选区可能无限期地把他不断送上议员的位子。只要民主党掌控国会，他就很可能一直做主席，要么做到去世，要么做到退休，这应该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这是二十八年以后的事情：文森的主席⁽²⁾一直做到一九六五年，他八十一岁退的休。）当然，就算文森走了，约翰逊也当不上主席。一九三七年，他还坐在低一层的位子上，一抬头就能看见一张张脸，都是文森左边委员会的民主党高级成员，挡在他和主席的宝座之间。他只是委员会最初级的成员，最新当选，年资最浅，就连同坐在低层席位上的民主党议员，就连三十二岁的马格努森，都挡在他和主席的宝座之间。有的民主党议员可能失去议员席位，有的可能会去世，有些可能会当参议员，但除了这些以种种理由离开委员会的人，他还是得慢慢熬，熬到其他人都轮着当一遍主席，他才能坐上这个位子。当然，就算他耐心等了熬了，仍然有可能当不上主席。民主党不可能一直掌控着国会。万一党内论资排辈终于到他了，共和党又掌权了，他也当不上主席。共和党之前掌权了十二年，而五年前民主党掌了权。即使等了，也不一定得偿所愿，这个残酷的事实在约翰逊眼前显得格外清晰。他克制不住地去想那些在共和党掌权的十二年间（当然，还有那之前的很长时间）耐心等待的共和党议员，他们等着比自己资历老的党员去世或者退休，在委员会一步一步朝着唯一重要的那个位子往上爬，接着，就在他们快要接近目标时，突然间就被剥夺了希望，因为他们的党派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年轻的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些人，垂垂老矣，一边攀爬国会的台阶，一边停下来喘口气，或者午饭后在衣帽间宽大舒适的椅子上打瞌睡。能陷在这些宽大的椅子上，等别人拿着适合用双手吃饭的托盘，把食物送到你嘴边，实在是比站在衣帽间的台前匆匆吃完好赶快回去工作舒服太多了。甚至还有几个已经老糊涂的，长时间坐在议员席上，看着某个地方发呆。他们拒绝优雅体面地退休，就那么一年又一年固执地坚守着。他还看到，有的民主党议员终于当上了主席，但已经太晚，根本没什么意义了。有个和约翰逊一样，在一九六六年，二十八岁就进入国会的议员唐纳德•里格尔，也有同样的看法：“有些主席耳朵不灵光，眼睛也不好使，连全天上班都很困难。”他在思考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三十五岁当上议员，当个二十年，五十五岁的时候，成为委员会中最能干的人。但他必须等着年资比自己长的人，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可能还得再等个二十年……才能成为主席。最后你还是会爬到梯子最上面，但唯一的问题是，等你真正迎来那个重大时刻，可能都七十多岁了。”他还觉得这体制永远不可能改变，因为那些本来应该改变的人也已经把大半生都投入进去了：等了很久才掌权的他们，一旦有了权力，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稀释这权力。国会，其实是个和丘陵地带一样残酷的陷阱，张牙舞爪的陷阱，那爪牙就是年资体制，能紧紧咬住一切，包括林登•约翰逊的勃勃野心。

一九三八年，林登•约翰逊进入国会一年后，做了一次冲破陷阱的努力。

初级成员能有点发言权的委员会，在众议院只有一个，就是拨款委员会。在众多委员会中，也只有这个委员会有权为政府项目拨款。其他委员会可以为项目授权，但相关的拨款必须另起法案，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投票。因此，拨款委员会就有了特殊的权力。对约翰逊这种年轻议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被分成十三个附属委员会，每个都有自治权，这是众议院所有附属委员会中独一无二的。因为拨款工作涉及广泛多样，委员会的议题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农业、国防之类的。所以每个附属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该附委负责领域的专家。而委员会八十岁高龄的主席，科罗拉多议员爱德华•T.泰勒，也是例行同意各附委决策的。对年轻议员更重要的是，这些附委很小，一九三七年，大多数都只有六七个成员。因为小，会议就没那么正式，就算刚进来的新人，也有机会提点想法。而有个几年资历的成员，经常能有很大的贡献。如果哪个国会议员进了拨款委员会，就算是个初级议员，他也就自然而然地从众多默默无闻的小字辈中脱颖而出，就算还不算国会的重要力量，也算是有点发言权的了。

一九三八年，拨款委员会一贯的“得州席位”有了空缺。乔治•马洪觊觎这个位子，年资也摆在那儿，约翰逊还是努力想去争上一争。他安排报纸发表文章，暗示他“在政府中密切接触的人”会帮助他通过拨款委员会这个位子，为得州争取更多的联邦项目。

但他根本没机会。得州席位自然是得州议员去坐，马洪回忆，在得州议员中，“雷伯恩先生说了算”。马洪知道雷伯恩对约翰逊视如己出，但他绝不担心结果。“雷伯恩说什么都算数，”他说，“但他是守规矩的。”最重要的规矩就是论资排辈。“在想要这个位子的得州议员中，我年资比较长，”马洪说，“该排到我了。只要排到了你，就是你。这就是铁律。”马洪得到了这个位子，也立刻如预想般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就算是拨款委员会的新成员，”他说，“只要在拨款委员会，别人都会敬你三分”），并开始向更大的成就努力：十一年后，他成为自己所在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二十六年后，六十四岁的他成为整个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在国会待了十五年（直到七十九岁退休），一直是国会山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约翰逊没能成功，他继续在海事委员会做着他的小委员，而小委员在这个委员会，连问问题的数量都要被限制。

另外，他刚到国会，就发生了一件事，很显然让他认识到，他只有慢慢在国会熬，等待权力随着漫长的岁月到来，而这个唯一的机会，他可能都抓不住。

山姆•伊利•约翰逊在儿子面前发表的那番演说，是他人生最后一番演说。多年来，他的心脏一直不好，一九三七年七月，儿子当选议员后的两个月，他再次犯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告诉丽贝卡，山姆的去世只是时间问题。他被转到得州坦普尔的斯科特&怀特诊所，那里的设备比丘陵地带更先进些。他在那个诊所住了两个月，经常都待在重症患者的氧气帐里。而约翰逊在九月国会休会期间，从华盛顿来看父亲的时候，山姆请他带自己回约翰逊城的家。林登不同意，但山姆说：“把裤子给我穿上，林登。我想回家，在那里你生病了大家都知道，你死了大家也关心。”林登给他办了出院，开车带他回家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六十岁生日后的第十二天，山姆•伊利•约翰逊溘然长逝。

第二天，他的遗体被带去了佩德纳莱斯河岸边约翰逊一家的祖坟。山姆曾经拼尽全力想留下约翰逊牧场，如今约翰逊家也只剩下了这么区区六亩的方寸之地。从两人新婚时他带丽贝卡住进的婚房往上游走一公里左右，就是他的埋骨之地，就离那条“大象都可以从里面过”的裂缝不到一百米，山姆曾经往这里面拼命地填土想种棉花，到头来一切成空。

他生前叮嘱，抬他去坟地的时候，不要用现代的棺材，要用那种老式的，高一些的，边上的玻璃要用木头刻的“挽幛”覆盖着，早在汽车发明之前就有这种棺材了。家人在圣马科斯找到一个，但不是用马车运的，而是开了一辆福特T型汽车，颠簸着出了约翰逊城，沿着小路开向佩德纳莱斯河。也是在这条路上，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山姆，经常策马扬鞭，奔向奥斯汀的州议会。灵车后面跟着奥尔雷德州长以及州务卿艾德•克拉克同坐的车，急于讨好林登•约翰逊的克拉克说服了州长来参加葬礼。林登之前反复跟这两人说过，父亲只是个穷光蛋酒鬼。所以他们觉得，葬礼肯定会很冷清，他们是帮了新议员一个大忙。所以，来到河边，他们十分惊讶。佩德纳莱斯河的对岸，目之所及，人头攒动。

这些前来参加葬礼的车，在人群后面排成长长的一列，车身上全是一路颠簸粘上的的风尘。“人群里大多数是老人，”斯特拉•格利登回忆，“就是山姆先生帮他们争取了补贴的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长期受到严重关节炎的困扰，五年没出过门了，这次竟然坚持让两个儿子把她搀扶出去，开车带她从马布尔福尔斯的偏僻牧场赶来。有的还要更远。山姆在州议会那个小团体里的同僚都赶来告别，这是曾经和他并肩为“劳苦大众”抗争的战友。其中一个，R.布纳•里奇维，家远在达拉斯。他前一天才听说山姆•约翰逊去世了，就开了一整夜的车，五百多公里，路还不好走，就为了来参加一个多年未见的故人的葬礼。

河岸上有穿军装的人，因为山姆•约翰逊为一战时期的老兵争取过津贴。没人想过他到底为多少人争取过，直到看到那高高的棺木从河对岸过来时，有多少穿着卡其色军装的老人肃立致敬。就是在那天下午的河岸上，阿娃•约翰逊•考克斯第一次看到，有好几个立正的老人，穿着衬衫和浅蓝色的骑兵马裤，手里拿着“样子好笑”的帽子，“有点像斯泰森毡帽，但又说不上是”。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圣胡安山战役⁽³⁾中的美军制服。有些人的军服比这些“勇猛骑兵”还要老得多。五个内战盟军老兵穿上了他们在那场败局命定的战争中保留下来的、敝帚自珍的灰色军装，戴上多年来擦拭得闪亮的军功章，来纪念这位为他们保住了每月补贴的人。这些补贴虽然微薄，对他们却意义重大。“我记得一共是五个人，”阿娃说，“现在还能想起他们每个人的样子。那样的军装根本看不到了。”

当然，葬礼是从“让我们相聚河边”的歌声开始的，数百人齐唱，歌声在孤寂空旷的佩德纳莱斯河谷回荡。四十年后，奥尔雷德的一个助手回忆当时的场景，虽然不记得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他还能想起，当时听到牧师致悼词时列举山姆•约翰逊的成就时，自己心中的震惊。“你知道吗，”助手说，“他在州议会做了多少事情啊。多亏了他，才有了我们那天从奥斯汀开来的那条路。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我还以为他是个——嗯，坦白说——就是个老酒鬼呢。”葬礼的尾声，山姆的朋友，骨瘦如柴的得州老政客，铁路委员会委员隆恩•史密斯发表简短发言，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句子：“他是个堂堂男子，说来说去，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葬礼之后，山姆的直系亲属们挥别来客，单独聚在家中，围坐在餐桌边。林登坐在父亲的椅子上，处理他的遗物，亲人之间出现了一瞬间的紧张气氛。桌上放着山姆那块沉甸甸的金表和链子，那是他最值钱的财产。林登的三个妹妹和弟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没说什么话。但当林登伸手去拿那块表时，最小最温顺的妹妹伸手拉住他的胳膊制止他。“不行，”她说，“你不能拿走这表，这现在是山姆•休斯敦的了。爸爸想传给他。我们都知道。”丽贝卡把表拿起来，递给林登的弟弟。

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后来写道：“林登当时真是很难堪。我对他感到抱歉。其实，我想把表给他，因为他是哥哥。但我怕姐姐们生气，就没坚持。”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圣诞节早晨，山姆•休斯敦把这金表包好，送给了林登。他回忆，自己当时对哥哥说：“我想把这块表送给你。爸爸其实是想给你的。反正我应该把这个交给你。”

几年后，约翰逊的下属们开始为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搜集一些家庭纪念品。非常清楚自己历史地位的约翰逊，很有意识地保存了数百样物件，包括一些看上去没什么保存价值的。但他父亲的金表却找不到了。

他没能从父亲那里继承那块金表（至少没有马上继承），但林登•约翰逊相信，他继承了别的东西。

他一直很清楚，自己和高瘦、笨拙、大耳朵、大鼻子的父亲在外貌上极其相似，跟人说话时也都很喜欢抓着对方的衣领。约翰逊家长久以来都有个心照不宣的顾虑，就是这家的男人心脏都不太好，容易早逝。现在他父亲就因为心脏病，六十岁就去世了。

出身的家庭，少年时期的侮辱，塑造了林登•约翰逊的性格，也一直推着他疯狂地前进；现在又多了一层动力，那就是恐惧。他经历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时光（这样的时光在他一生中还有很多），持续了好几个月。和他一生中遭遇危机时一样，陷入抑郁时，他也会生病。有两次都是好几个月，他住在医院，病因有好多种说法，“支气管炎”“肺炎”或者“神经衰弱”。这些时候，有些朋友想让他高兴起来，就谈论起他通常最感兴趣的话题——他的未来，只要一说起他有可能要在众议院追求仕途，约翰逊就会低声回答：“太慢了，太慢了。”雷伯恩也是这么一路跋涉过来的，但他起步早，一九一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时才三十岁，比现在的约翰逊大不了多少。一九三七年，五十五岁的他当上了多数党主席，但还不是议长。山姆•约翰逊六十岁去世。万一雷伯恩等来机会之前，民主党就失去了控制权呢？众议院这条权力之路，需要安静、需要谦卑的路，对林登•约翰逊来说或并不算窄，毕竟，他能脚步坚定地走在最狭窄的政治道路上。但这路实在太长了。他已经从丘陵地带这个陷阱中突出了重围，但有可能到死都冲不破年资体制这个陷阱。

接着，一九三九年，山姆•伊利•约翰逊的弟弟，乔治•迪沙•约翰逊，曾经为林登在山姆•休斯敦高中找了份工作并且和侄儿共事的那个教师叔叔，突发严重心脏病。几个月后也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

年资体制可能会让初级议员没有机会在众议院的委员会结构中发挥很大作用，但他已经进入了众议院，这本身就是个发挥不同作用的机会。就算在立法过程中做不了太大贡献，议员仍然有权引起全国民众对某个议题的重视，并且一直在大家面前呐喊强调。

他的声音在国会山上弱小无闻，但如果选择在全国民众而不是众议院面前讲话，可能这声音就会放到最大。在众议院这个小小的地方说话时，媒体席上那些记者就是他的扩音板，能把他的观点传达到全国各地。议员甚至不需要在众议院发言，就在国会的走廊上，记者会采访议员，记录下他们对某个大事件的评论，这也是一块扩音板。就连一台油印机，也能成为全国性的扩音器，只要那机器在某位议员的办公室。“众议院的任何议员都能制造新闻……只要印点东西一大早发到媒体席就行了，”理查德•博林后来说，“要是这新闻涉及一个大事件……通讯社绝对会急急忙忙地来搜集大家的反应。议员随便发表点慷慨激昂的评论，都很可能被写上一两句。”一个议员，只要开口说话，就是发言人。林登•约翰逊已经在自己特别熟悉的三个议员的职业生涯中找到了这个事实的证明。过去的证明，是一个拒绝沉默的初级议员，他“要拒绝被这陈规陋习同化”，因为他代表了二十万人民，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这位议员是山姆•雷伯恩；现在的证明，是赖特•帕特曼，约翰逊父亲的朋友，他在众议院赢得了影响力，立场是父亲大为赞赏的那些，还有选区与约翰逊相邻的莫里•马弗里克。一九三七年，约翰逊来到国会，正逢莫里影响力的巅峰。他领导了一群“马弗里克党”，即三十五名年轻的国会议员，每周都会在伦克尔咖啡馆见面，讨论挫败众议院保守领袖和推进各项目标的策略。《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他们所倡导的这些目标，“二十五年前会被定性为布尔什维克”，马弗里克自己已经成为这些目标在全国的凝聚力。雷伯恩、帕特曼和马弗里克，以及涌现于三十年代，威斯康星的汤姆•阿米尔和纽约州的菲欧雷诺•拉瓜迪亚等议员，他们不仅是一个选区的代表，还代表着影响全国民众福利的事业。他们把全美国的目光吸引到重要事件上，为重要立法的通过准备了大气候，有些法案就算没有立刻通过，最终也得以实施。他们通过促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立法，成为全国性的议员。如果某个议员关心某项事业并积极推进，最终会收获回报。

这条路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愚勇鲁莽，连其即刻的效应都不是。无论是谁，要是觉得哪个年轻议员倡导的事业在开始之前就注定失败，只需要想象山姆•雷伯恩是在议员第二个任期尾声时，才通过了一些重要法案，成了“铁路议员”的。另外，约翰逊在担任议员秘书期间，也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些年菲欧雷诺•拉瓜迪亚风光正盛，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总是戴一顶黑色宽檐帽的他，强硬到能够和坐在副总统宝座上的加纳正面对峙，还让后者喜欢。拉瓜迪亚代表农村与城市的贫民与利益集团抗争。（“抗争啊，农民们，抗争。为你的家园与孩子抗争。你将与保罗•里维尔一起名垂青史。”）一九三二年，他成功让人人憎恨的“黄犬契约⁽⁴⁾”成为违法契约（在“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中）。马弗里克的选区包含了圣安东尼奥，很多选民都是军人和天主教徒，比较保守，所以他那些自由激进的立场很有可能最终毁了他。但林登•约翰逊可以无所畏惧地支持这些立场，因为他的选区曾经是人民党的堡垒，新政在那里大得民心。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认为，约翰逊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毕竟，他的胜利就是靠这立场得来的，他在整个选区高呼“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并承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新政举措。

然而，林登•约翰逊并未选择站立场这条路，甚至在他用来进行竞选的议题上，他都没有站立场。五月十三日，约翰逊宣誓就职国会议员后，马弗里克大喊道：“议长先生，这位刚刚宣誓就职了，林登•约翰逊先生，支持总统的司法改组计划，获得了选举的绝对优势！”约翰逊当时对总统的计划只字未提，而且就可以确定的资料来看，他的整个华盛顿生涯，都对这计划缄口不言。五月十三日时，因为国会中的激烈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败局已定，但关于这计划的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性的十票反对八票赞成，是在五月十八号才公布的，而对计划做出各种调整和适当妥协的努力又持续了两个月。但曾恳求选区民众把他送到华盛顿，好支持总统计划的约翰逊，从头到尾没有公开发表过一句支持的话。在其他议题上，约翰逊在推进全国性立法（能够在他的选区之外也造成影响的立法）上的记录也让人震惊。他是一九三七年成为国会议员的。一九三七年，他没有提出任何全国性的立法，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依然没有。一九四一年他倒是提出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的十二月九日，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合并青管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为自己创造一份工作。合并后的机构，将培训年轻人去工厂进行军工生产，而他希望罗斯福总统可以指派有青管局经验的自己去当主席。一九四二年他也没有提出全国性的法案，所以一九四一年那项为了扩大个人权力的法案，就成为他在国会头六年提出的唯一一项全国性法案。是因为没经验吗？一直到众议院生涯的尾声，他在提出立法这件事上，也不比一开始积极多少。一九四三年，他提出了一项所谓的“全国性”立法，一九四五年提出了两个，但一九四六年没有，一九四七年也没有，一九四八年也只有一项。在众议院超过十一年，他只提出了六项能有全国性影响的法案。

不但数量惊人地少，提出者为了推进这些法案做出的努力也惊人地少。除了其中一项法案，其他的林登几乎没怎么努力。在众议院的十一年中，林登•约翰逊只有一次出现在相关委员会面前，支持自己所提出的全国性法案。而也就是除了那一次，他提出的任何全国性法案都没有得到众议院任何委员会的严肃对待（有些甚至连形式都没走）。十一年来，他上呈国会的五项涉及利益超出他自己选区的法案中，有四项都是走走形式，提出者本人没有任何兴趣和热情。他唯一抗争的那一次，是一九四三年提出的法案，是要求军工厂经常缺席的工人上交书面申请，以此来抑制军工厂旷工严重的情况，而这法案遭遇了惨败。他是在自己的海事委员会提出这项法案的，甚至都没有去询问一下对这类法案有决定权的劳动委员会主席的意见。海事委员会倒是赞成多于反对，推出了这项法案，但劳动委员会的主席被激怒了，要求负责立法流程的规则委员会不让这项法案进入众议院。卡尔•文森颇为尴尬，不得不承认，他想当然地以为劳动委员会已经交出了决定权。法案在规则委员会那里就被毙了。因此，在他十一年的议员生涯中，林登•约翰逊提出的可能影响到美国人民的全国性法案，没有一项成为这个国家的正式法规。

他自己不提出法案，也不会为别人提出的法案抗争。

至少不会公开抗争。他不撰写法案，也不撰写演讲稿，至少不撰写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稿。才华横溢的亨德森不断创作的那些演讲稿，约翰逊只在回到选区时才用。这倒是与议员们惯常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他们只允许把演讲稿放进“国会记录档案”，不能在众议院宣读。众议院的这项规定，实际上是给了议员们无限的自由，可以尽情在档案中“修改和扩展”他们的演讲。议员只能在会议上读一篇演讲的开头，然后就要递给某个书记员，重新打印好，放进记录中。按照这心照不宣的特权，档案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政府的开支来复印，再用政府的开支寄出去，议员们就利用这一点，“修改和扩展”，并复印了成千上万自己的声明，寄给他们的选民，相当于免费宣传，还能给选民留下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印象。档案中全是从未在众议院发表过的演讲稿。然而，尽管约翰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他的宣传渠道，却很少去“扩展”自己说的那些话。多年过去了，他一次也没用过这个手段。⁽⁵⁾

档案中属于他的“真正”演讲，就是长度超过了一段两段，真正在众议院发表过的演讲，数量更是惊人地少。

山姆•雷伯恩觉得约翰逊早就应该在众议院发声了，他催促鼓励了好几个星期，约翰逊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走进众议院的发言席，倡导扩大《义务兵役法》。这是值得记住的一天。他已经做了四年的国会议员了。除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勒森去世时他致了简短的悼词，这是他发表的第一个演讲。

下一个要等到十八个月后了。他站起来为自己那项反旷工法案争论时，说出了这样的话：“议长先生，我在众议院的任期已经四届，几乎从未对您有过什么要求。”反旷工法案之后，有几乎三年的时间，他没有再发表演说。时间一年年过去，林登•约翰逊没有在众议院发哪怕一次言。⁽⁶⁾事实上，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他要竞选参议员了，他才出于必要改变了策略。此前，在十一年议员生涯中，他一共只发表了十次演讲，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

他不会在演讲台上抗争，也不会在议员席上抗争。在正反双方关于立法的你来我往的争辩当中，他的行为举止很值得注意。同僚海伦•加黑甘•道格拉斯模仿他的样子，缩在椅子里，一只手托着腮。“他看着就像十分无聊的样子，半闭着眼睛缩在椅子里。”她说。而且他很少能长时间坐在那里。“他从来不在众议院发言，除了极少数场合。”而且，道格拉斯夫人还补充说：“他也不花太多时间听众议院其他人发言。”他可能会坐那么一会儿，“十分无聊的样子”，然后“突然跳起来，很紧张……很焦躁，仿佛一分钟都忍不下去了。他可能会跟议员席某个议员或者议长说句话……然后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迈着富有个人特色的大步子，仿佛行走在得州某个平原上，”她说，“他总是给人很着急的感觉。”

“马弗里克党”员们在议会做了不少抗争。约翰逊到华盛顿上任时，他们本期待他也能加入，这期待是很自然的，因为很多报道上都说，这个人高喊“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并且是因为支持总统的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而胜选的。罗斯福是他们的英雄，总统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目标。马弗里克也对他们保证说，他很熟悉这个年轻人，他与他们观点一致。其实，约翰逊是加入了一段时间的，几周的时间，他都参加了这群人在伦克尔的晚餐聚会。马弗里克发现，就算他和他们观点一致，也不会为其争辩，但也不会提出反对。“马弗里克党”成员，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V.M.伊扎克说：“他就是对众议院讨论的所有立法都不太感兴趣。我们中有些人一直都待在议员席，为自由事业而抗争。但他对议员席是避之唯恐不及，偶尔在那里时，也特别特别沉默。”伊扎克的评价也得到了约翰逊很多同僚的赞同。而且这评价也很戏剧化地通过约翰逊对众议院讨论与辩论的参与度表现出来。有关记录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一年又一年，约翰逊没有站起来提过哪怕一次异议、观点，没有询问或回答过一次问题，没有支持或反对过正在讨论的任何一项法案，在议会的整个讨论流程中，他别说参与，连一个字都没说过。⁽⁷⁾

对于那些可能通过媒体公开发表的评论，他的态度也同样鲜明。他不是那种想通过记者来对全国性议题发表评论的议员。相反，他经常不遗余力地避免被迫透露观点的情况。要是有记者在某条走廊上请经过的议员发表评论，约翰逊走到那条走廊上，看见记者，会赶紧转个身，急匆匆地往来路上走。

公开场合他不抗争，那么私下里他抗争吗？有些影响力很大的议员，虽然演讲和辩论时都不积极（不过根据“国会记录档案”，很少有人像约翰逊那么沉默），暗中却十分活跃。他们会站在议会会议厅后面的过道（或者在衣帽间里）上，一只脚踏在将过道与议员席分开的黄铜栏杆上，暗中操纵着议员们同意或反对某项立法。

林登•约翰逊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说他在过道或衣帽间里就很沉默了。他很友好、很亲切，而且，同僚们都认为，甚至可以说他很健谈。

但是他言之无物。议员同僚们正目睹着他的大学同学曾经目睹过的事实：大家讨论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他也许口若悬河，但绝不会表明立场，或者表达什么实质性的观点。他尽量避开特别具体的言辞，要是被逼到没办法了，就说对方想听的话。与国会同僚们的讨论表明，他相当擅长做这样的事。如果这个国会议员是个自由派，他会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是个自由派。坚定的自由派道格拉斯夫人说：“我们在很多大事上意见都一致。他大体上都是站在自由派这边的。”但如果这个议员是个保守派，他就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是个保守派。反新政的纽约州北部共和党议员斯特林•科尔说：“如果说我们在政见上有分歧，至少我是没看出来，完全没看出来。”这些年来，议会讨论了很多重大议题。比如，一九三八年，罗斯福总统建议改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内阁部门来更好地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议员之间就为此进行了激烈抗争。愤怒的议员们称之为“独裁法案”。也是在一九三八年，工薪与工时的法案被提出，要把美国的工人们从工业时代早期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救出来，自由派与保守派又为此大战一场。还是在这一年，有议员提出了扩展社会福利，创造更多有意义的社会保障条例的建议，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最重要的是，新政在一九三八年面临着自身的萧条，华盛顿的讨论如火如荼，到底是开展更多耗费巨大财力的大项目来抑制萧条呢，还是制定总统本人也热切期望的合理预算更重要：这个议题的解决方案，在后来的很多年甚至数十年，将给美国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些战斗林登•约翰逊都没有参与。他没有参与立法或辩论，没有发表演讲，没有在议员席上发言，也没有在衣帽间或委员会站立场。他一路高喊着“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进了国会；在国会，他什么都不喊了，什么都不说了，什么立场都没有了。他不发表任何观点，也不为任何事抗争。后来，林登•约翰逊被称作议会天才，议会的主要责任就是要订立法律。而林登•约翰逊在众议院这个立法机构的十一年，在四百三十五个议员中，要数他最不和立法沾边了。

一些比较精明的同僚，认为他们理解林登沉默的原因。经常和他共事的道格拉斯夫人分析了他如此行事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谨慎”：“只是出于谨慎吗？他只是不想让自己说过的话成为以后的把柄，这是不是比很多国会议员都更谨慎的行事作风呢？……他很机智，喜欢讲故事，很幽默。但他总是很清楚，话出了口就要负责任。他总是很清楚自己说的话可能被别人记下来，多年后也有可能拿出来重复。他不希望多年后有人说：‘我记得你说过……’”道格拉斯夫人目睹他滔滔不绝，却极少表达观点，突然意识到，林登•约翰逊是个“强人”。她说，在华盛顿“人人都想知道你的立场，但他的自我控制力极强。他很健谈，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立场”。

甚至于多年以后也是如此。也许，约翰逊保持沉默，只是在走一条前人证明过的众议院权力之路。这是雷伯恩走过的路，而现在雷伯恩大权在握。

但绝不是同一条路。雷伯恩想要的，就是众议院的权力。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小时候在家中畜棚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三层席位之上那把交椅。这是他唯一的目标。曾经有人请他竞选参议员，说他的成功一定是板上钉钉。他拒绝参与。他是多数党领袖，一九四〇年九月以后又成为议长，可谓权倾国会，只要他愿意，遍及整个得州的大权，实在是手到擒来。但他放弃了每一个机会。他对青管局表现出的唯一兴趣，就是帮林登•约翰逊获得得州理事的位子；他对市政工程局表现出的唯一兴趣，就是在自己的选区修建丹尼森大坝；对新政中其他在得州建立的涉及全州范围的机构，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比如公用事业振兴署、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很多在全得州呼风唤雨的大商人去华盛顿时，连约他见上一面都不行。对他来说，只有众议院最重要。

但约翰逊的目标不是众议院的权力。那三层席位对他来说还不够高。那位年长之人和这位年轻人目标的不同，甚至在约翰逊还未成为国会议员时就展现出来了。那时他还是克雷博格的秘书，对那些并不是来自克雷博格选区的商人，他也全心全意地效劳。他刚成为国会议员，还在病床上时，第一个行动，不就是确保涉及全得州的青管局继续掌握在自己手里吗？现在从他办公室寄出去的信，不就是不仅寄往他的选区，还寄往休斯敦、达拉斯和埃尔帕索吗？在他眼前铺展开的这条路上，众议院的席位是必经的集结待命区，但不是这条漫长道路的终点。他需要这个席位，但不想在这位子上坐太久。所以他沉默，不是想得到众议院的权力；如果他是故意沉默，原因是和雷伯恩不同的。这么长的一条路，谁能预料会有什么转折？不管现在某个立场看上去有多么安全，从政治上看来多么睿智，以后这立场可能会成为纠缠他的把柄。不管他现在说什么，不管某句话现在看起来多么精彩，也许有一天他会后悔这样说过。

所以，他什么也不说。

另外，在得州议员这个圈子之外，他在国会山上的地位，并无什么进步。

有一段时间，他在议员同僚们之中非常受欢迎，原因和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喜欢他一样：不仅因为他有魅力，擅长讲故事，喜欢并且擅长讨好逢迎他人；还因为，用乔治•布朗的话说：“他是个领袖型人物。约翰逊有个诀窍，和别人谈起那人不喜欢的某个人，他会比对方还有感染力。他和乔聊天，要是乔不喜欢吉姆，他就说他也不喜欢吉姆，这就是他的领导力，是他的诀窍。”当然，有一段时间，国会的自由派以为他是同一个阵营，保守派也认为和他在同一个阵营。

但有些人开始回过神来。自由派发现，要让他发言支持某个他们感兴趣的法案，是根本没用的，而保守派也发现他不可能支持他们的立法。伊扎克对约翰逊在议员席“特别特别沉默”的评价，成为同僚们之中广泛传播的评价。国会山也不是没见过实用主义的人，对很多议员来说，这都是一种生存之道——谨慎小心在这里是种常识。但越来越多的同僚认为，林登•约翰的实用主义和谨慎小心，已经超越了常理。那些有着坚定立场并一直为之奋斗的同僚开始蔑视他、嘲笑他。

当然，还有他的性格，孩提时代就在约翰逊城的空地上显露出来的鲜明性格。要是他不能领头，就拿起棒球直接回家。就是约翰逊城一个玩伴说的：“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这个性格在华盛顿也十分鲜明。“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埃丝特尔•哈宾曾经说过。只做人群中普通的一员，这是林登•约翰逊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渴望，急切地渴望做头领，不仅要领导他人，还要掌控他人，让他人臣服于自己的意志。

鸡尾酒会上，如果其他客人是年轻的新政支持者，他可以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还曾经一度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有更年长更有权的客人的情况下，他也是主角。但在权力说话的华盛顿，只要更年长更有权的人在场，他的主角当不久。而在等级森严清晰的国会山，他位处底层，能吸引的注意力更是少得多。他的故事的确生动鲜明，在乔治敦的客厅里讲起来还算吸引人，但到了国会的衣帽间，就没几个人听了。

他想给建议，都是好建议。他不仅在政治上才华出众，组织能力上更是颇具天赋。而国会议员们总是在摸索改进办公室组织架构的办法，而他是个中大师。但没有几个同僚愿意听一个低阶议员的建议。他想教育别人，想要像在道奇旅馆的地下室那样，在衣帽间或议员席后面的栏杆前大发议论、指点江山。但议员同僚们反感他那自以为是、倨傲专横的语气，程度不亚于过去反感他的那些秘书同事。要是没有权力的支撑，他掌控人心的技能便无处施展，而他手里无权可用。宾夕法尼亚议员詹姆斯•范•曾特说：“他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他会说：‘哦，去你的，吉米，我之前帮了你的忙，现在我想让你帮我这个忙。’”范•曾特还补充：“约翰逊一直叫我们帮忙，他帮了我们些小忙，转过来要让我们帮大得多的忙。”“一次两次的还可以，”范•曾特说，“但他也做得太频繁了，大家都被惹恼了。”

“小国会”（还有那之前在圣马科斯）里显现出来的那些套路，在“大国会”又重复使用。林登•约翰逊极尽恭顺讨好的那些年长之人很喜欢他。而在同侪们之间，只要是他需要的，他的态度也很谦卑奉迎，比如罗和科科伦，这些人也很喜欢他。另外一些国会同侪（很少的一些）也喜欢他，大多都是博格和范•曾特这种谦逊温良之人。但其他人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了。在得州选区和约翰逊的第十区相邻的O.C.费舍尔说：“他很会和领导搞关系，但对小卒子，他看也不看一眼。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小卒子们也不介意。他们也不想跟他扯上多大关系。”就连比较欣赏他的范•曾特都说：“大家对他颇有微词，因为他野心太大，太强悍，太咄咄逼人了。有些人不太喜欢他。”约翰逊走在众议院餐厅时，跟随着他的那股愤恨之气不仅来自得州议员。卢卡斯说：“（其他州的）人们进来坐在”约翰逊坐的那张桌子附近，他们会跟周围所有的同僚都打个招呼，就是不理他。“他就会站起来说：‘嗯，某某，你他妈的为什么不理我？’嗯，他们不理他，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他们忍不了他。”这种情况浓缩在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动作里：退缩。林登•约翰逊的习惯没改，还是喜欢一手抓着对方衣领，一手揽住对方的肩，让他和自己挨得很近，盯着他的眼睛，脸贴脸地说话。有些议员同僚不介意他这么做，甚至喜欢让他这么做。范•曾特回忆：“他就伸手揽着我的肩膀说：‘嗯，你看，吉米……’我很喜欢他。他在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放松。”但其他人，很多的其他人，是介意的。他们会从他手底下退出去，缩缩肩膀把他的手甩掉。有时候，要是他还不知趣，对方就会生气了。有一次他伸手抓住某个议员的衣领，对方把他的手打掉了。背后没有权力支撑，他和同事们相处的方式，非但没为他得到渴望的权力，反而让他更不受欢迎了。

他在海事委员会的地位，也很难点亮议员生涯。卡尔•文森的一位助手说，约翰逊和在委员会低层席位上，坐他旁边那位风度翩翩的单身汉沃伦•马格努森，发现了一个可以“巴结”主席的办法，就是给他讲“故事”，说白了就是荤段子。“好笑而下流的笑话，和桃色绯闻里的细节，都能让他听得有滋有味。”马格努森说，文森很爱自己病弱的妻子，“每天下午很早就回家照顾她，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去他家做客……他是个隐士。”但两个年轻人开始去他家做客，给他讲“故事”。马格努森说：“我们很快就跟‘上将’打得火热。”不过，主席可能很喜欢他们，但他们仍然只是这艘规矩严苛的船上最低阶的小兵。约翰逊不断地被提醒这个痛苦的事实。偶尔，在质询某个证人时，他会讲个俏皮话。“这位得州的先生说完了吗？”文森会面无表情地问，小木槌无情地敲下来。“我们继续下一项。”主席会说。约翰逊对录音机入了迷。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那还是很大很笨重，刚刚投入广泛使用的设备。一天早上，听证会开始之前，他搬了台收音机到委员会会议室，在座位上放好，在证人席上放了个麦克风，再接好线。文森来了，懒洋洋地陷在座位里，点燃一支烟。正当要敲下木槌宣布听证会开始，他注意到了那台录音机。

他从悬在鼻尖上的眼镜瞥过去，他说：“得州来的先生拿的是什么东西？”

“录音机，主席先生，”约翰逊回复，“今天上午有位证人是来自得州的。我想把他的话录下来，送到得州的电台去。”

“嗯，”文森说，“这位先生不这样做。我们不会录下证人的发言，也不会把录音送到选区去。”他直截了当地让约翰逊把录音机搬出会议室。这是相当折辱约翰逊的，因为他必须在得州来的客人面前遵守命令。

一九三七年，约翰逊宣誓就职时，国会只有两个议员比他年轻。现在，一九三九年，已经有好些议员比他年轻了。他甚至都不是得州最年轻的议员了。分析得州在国会情况的报纸文章经常提到“得州代表团的宝贝”，说的是马歇尔附近格兰德沃特的林德利•贝克沃斯，一九三八年当选，时年二十五岁。当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约翰逊也才三十一岁，但也不算特别年轻的议员了。他只是一个初级议员，数百名初级议员中的一个。

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

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另一边，他好像也毫无胜果，甚至有所败退。

他想面见罗斯福总统，一直未果，于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他想再次引起罗斯福的注意，就写了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希望得到回复。表面上这封信是要推荐某个熟人上任联邦职位，但开头是这样的——

先生：

有时候，当我为得州第十区和整个美国奔忙工作时，总会思绪万千，觉得一定要和领袖谈谈。我知道，不能面见您来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但此时此刻，我一定要放下文件，离开打字机，给您写点肺腑之言……

然而，如果约翰逊期待能得到“领袖”的回复，他会很失望。回复并非来自总统，而是他的秘书史蒂夫•厄尔利，而且特别公事公办。“您的话我们一定会慎重考虑。”回函中说。（后来，约翰逊推荐的那个人也没得到这个职位。）

同一个月，约翰逊又致信罗斯福，要求为得州农工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增加拨款。白宫将这个请求转给陆军部处理，而陆军部很草率地驳回了请求。

白宫的很多助手都同意，约翰逊想和椭圆办公室里那个人拉近关系，却一无所获，并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说，他也没什么应该去接近总统的原因。“要见总统，总得有事吧。”罗解释说。约翰逊没什么大事。而罗和其他一些知道约翰逊劳而无功的新政支持者，也看不出他能有什么事，至少从现在到不久的将来都不会有。毕竟，他只是个初级议员，来自美国最偏僻最闭塞的地区之一。

和罗一样猜测出他野心的人，看不到他成为参议员的希望，更别说染指国家权力了。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他的政治基础，在得州偏远地区一个闭塞的选区，这怎么可能变成全国性的政治基础呢？

目前看来，除了继续做个无足轻重的议员，他还能干什么呢？林登•约翰逊不能忍受自己就这么做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但一九三九年春去夏来，他也就是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而且，就眼前看来，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还要维持很多年。

(1)　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 Marion）：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军官，战术变化多端，出其不意，“沼泽狐”正是他的绰号。

(2)　一开始是海事委员会主席。一九四六年以后，他成为新成立的委员会主席，海军事务与陆军事务一起管，称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原注

(3)　美西战争的决定性战役。

(4)　黄犬契约（Yellow-dog Contract）：意指雇主在雇用劳动者时，在契约中加入“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或必须脱离工会”的条件，目的是限制劳动者的自由结社权，削弱工会与雇主抗争和谈判时的实力，侵犯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因为英文中的“黄犬”一词有卑鄙奸诈之意而得名。

(5)　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他都没用。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他在国会的第十一年，他的行事作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在竞选参议员。这个手段他只用了十四次，和他提出的法案数量一样，这个数量是远远低于国会平均值的。——原注

(6)　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原注

(7)　“国会记录档案”中，找不到林登•约翰逊参与议会讨论记录的年份分别有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