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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见林登”

一九四一年五月，弗兰克•罗斯福的忠实追随者莫里•马弗里克失去圣安东尼奥市长职位时，总统给马弗里克十六岁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安慰他不要为父亲的失败感到难过。“我知道他很沮丧，但因为我了解他，所以也知道，他私下里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可以持久的，可以流传的。林登•约翰逊也是这样……他所坚持的事业最终会获得胜利。他会这么说，他父亲会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暂时的失败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我方能赢得最后的战斗。”

罗斯福写下“我方”，并坚信着这就是林登•约翰逊所在的一方时，约翰逊已经加入了另一方，激烈反对新政的圣安东尼奥城市机器，就是它们打败了马弗里克。罗斯福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一直被蒙在鼓里。对于约翰逊与新政敌人在得州秘而不宣的结盟，他连一点清晰的概念都没有。

尽管如此，同情落败的政客（甚至是对他们的宽容）并非富兰克林•D.罗斯福身上明显的品质。不止一个国会山上罗斯福的支持者发现，如果输掉了寻求连任或者想要进入参议院的尝试，之前那个脸上有着亲切和蔼微笑的总统就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他对罗斯福和新政的忠诚有多深多广。其实，在林登•约翰逊之前担任新政在得州代表团中线人的W. D.麦克法兰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一九三八年，罗斯福专门代表他出现在竞选现场，结果他还是输了，失去了议员的席位。后来他请求总统，如果联邦电力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或者联邦机构里“有任何空缺都请记得我”。罗斯福根本没记得他。麦克法兰接到了联邦任命，低阶的临时任命，在跟丹尼森大坝有关的司法程序中担任检察长特殊助理，而且这还是山姆•雷伯恩出来说情的结果，他看在麦克法兰曾经是得州议会那群人民党一员的份儿上，帮了这个忙。白宫的助手们都在想，罗斯福这么支持约翰逊，他还是输了，总统会不会觉得脸上无光，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落败以后，林登•约翰逊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寄去一封两段话的短信。

先生：

上周，在得州如火如荼的天气与竞争中，我说过，我很高兴被称为“挑水工”。如果我们的总指挥喉咙或灵魂感到干渴，需要支持，我随时愿意挑一桶水给他。因为你已经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支持。

没能在领导之路上晋升的人，是他自己的错，不是您的。

真诚的，

林登

在这封信的空白处，是罗斯福的亲笔：“沃森将军，我想见林登。”

两个人见面后的那天，约翰逊给南•霍尼曼写信：“今天和领袖见面了，聊得非常愉快。”他的愉快可以理解。总统之前问过科科伦，他可以做点什么让林登高兴起来，还接受了科科伦的建议：罗斯福将在八月肯塔基列克星敦民主党青年党员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科科伦建议总统携林登一起出席。罗斯福听从了。约翰逊来见他的时候，总统告诉他，已经安排他在自己之前先发表一个演讲。这位年轻议员的落败，反而让罗斯福对他的“特殊感情”愈加强烈起来。他输是输了，这位年长之人却帮他安排了人生第一次全国性场合的亮相，这可是他期盼已久的。

约翰逊为落败找的借口，是别人作了弊，而罗斯福全盘接受了这个借口，还拿这个开玩笑，对他说：“林登，你们得州人显然没有我们纽约州有经验，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选举结束时，你得坐在选票箱上。”

有关一九四一年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林登•约翰逊帮的最大的忙，不是在竞选之中，而是竞选结束很久以后。

一九四二年七月，国税局探员在检查布朗&路特公司账本时，联想到其他事务，对给予公司高层的大笔奖金和多笔“法务费”产生了怀疑，开始顺藤摸瓜，去查找资金去向，这条藤蔓通向了林登•约翰逊的竞选。

税务顾问之前就跟布朗&路特说过，公司的竞选捐款不是可以减免税收的商务支出，但布朗&路特却通过数十万美元的“奖金”和“法务费”减免了税收。国税局探员现在怀疑，这些实际上就是巧借名目的捐款。更为严重的是，就算只计算目前所怀疑的款项，以林登•约翰逊从该公司的大量筹款，布朗&路特潜在的财务责任（补交税款、相关的罚款和利息）也是巨大的；这还不算，随着国税局加紧调查，扩大范围，危险就不仅是财务责任那么简单了。探员们开始怀疑，布朗&路特如此公然地通过这些途径来偷税漏税，是否构成欺诈政府；而如果一旦税收欺诈罪名成立，是要量刑坐牢的。一九四二年秋天，用该公司的代理人爱德华•A.克拉克的话说，布朗&路特的高层都知道，“他们在国税局那儿有大麻烦了”。

那个接受竞选捐助的人也有麻烦。如果那些罪名跟他的竞选捐款有关，哪怕只是相关部门向外界透露可能量刑，都是一场公关的噩梦。按照《反腐败法案》的规定，单个候选人在竞选中的花费不能超过两万五千美元，而要是他花的这数十万美元的金额被透露出去了，这个丑闻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可能终结他的政治生命。

调查了大概四个月，所有相关方都觉得，凭着约翰逊在白宫的关系，最后必定是有惊无险。布朗&路特让阿尔文•维尔茨做此事的代理人，但就算是原内政部长也不一定赢得了这个案子，公司真正依靠的是约翰逊。“他们雇维尔茨来处理国税局的事，因为他们知道约翰逊会参与帮忙此事。”克拉克说。

约翰逊没有逃避责任。他已经想好了解决问题的“一条线策略”。第一步是说服约翰逊与总统之间的联系人，小詹姆斯•H.罗，告诉他国税局对布朗&路特的调查关乎政治，是效忠加纳-杰西•琼斯集团的国税局得州官员授意进行的，目标是切断新政在得州重要的经济支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但凭着林登•约翰逊的三寸不烂之舌，要说服对得州政治一无所知的听众并非难事。欣赏并且相信约翰逊的罗对他的话照单全收。他后来回忆：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告诉他国税局正在得州上下针对“我们的人”搅弄政治风云……

我给总统送去的这份备忘录中说，他们的目标是“支持连任三届的人群”，在得州帮了我们忙的人。国税局的人正在出入所有的银行，找各个律师，核查政治捐款，要是不阻止的话，我们在得州就没朋友了。

罗后来告诉格蕾丝•塔利，总统回复了这份备忘录：“我想总统肯定是跟马尔文•麦金太尔谈过此事了。麦金太尔给约翰•沙利文（国税局局长助理）打了电话……”罗想当然地觉得这事结束了。

但没结束。调查涉及的给约翰逊的竞选捐款数额太大，捐款时又没有怎么多加掩饰，做得太明目张胆了。

他们又在沙利文的上级，国税局局长盖伊•T.黑尔弗林身上下功夫，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知道，这位是“总统在国税局的人”。是约翰逊亲自去找的黑尔弗林，说辞不变，请他终止调查。但黑尔弗林的上级有着不可动摇的正直诚信，约翰逊的努力失败了。国税局是隶属于财政部的，而财政部长是小亨利•摩根索尔，新政中的投机分子都痛恨他，因为他始终坚守法律，不可动摇。摩根索尔宣布，调查会继续进行。

罗回忆，现在，“布朗兄弟开始担心了……约翰逊也是”。他说，约翰逊“有麻烦了”，他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一九四二年十月，维尔茨和乔治•布朗来到华盛顿，和约翰逊商谈此事。接着约翰逊和布朗又找了罗。约翰逊和罗都知道，他们现在是走在多么薄的一层冰上。罗被邀请到布朗&路特在华盛顿谢里登地区⁽¹⁾的别墅，他回忆，听说要讨论的主题之后，“我说：‘我跟你们到街上去说。国税局可能已经监听了这房子。’”于是这三个高个子年轻人，新晋百万富翁，总统的顾问，以及未来的总统，就这样站在华盛顿的大街上谈话。

“约翰逊很担心。”罗回忆。他反复重申，调查就是政治迫害，是报复他对罗斯福的支持，请罗采取进一步行动终止调查。罗也努力了。他亲自去见黑尔弗林，讨论了此事：“只有我们两个，哦，不，不对，他还找了个证人，他们办事情总是这样的。但我说：‘管他的，我该说什么就说吧。’他说约翰逊已经找过他请他终止调查了。‘嗯，我做不到啊。我倒是想，但局长（摩根索尔）不许。’”

罗一直是“自己”去办的此事。现在他知道，需要更上级的人插手了。十一月二十日，他试图让摩根索尔的上级注意此事，送了一份表面上写着收件人格蕾丝•塔利的备忘录去白宫。“黑尔弗林暗示说他能不费吹灰之力，很妥当地解决得州的问题；但如果摩根索尔最后会插手进来，黑尔弗林是不会出手的。要是总统能让黑尔弗林去解决此事，而且会给他撑腰，他会行动的。”显然，摩根索尔的上级关注到了此事。罗说：“接着我——要是没有罗斯福的说明，我是做不到的——我去见了摩根索尔，当时心里想：‘罗，你得机智一点啊。’摩根索尔什么都会录音，这事大家都知道。我就只是淡淡地提了那么一句，说出来之后看他怎么说。他也没说什么。我就走了。”

摩根索尔可能没有跟罗多说，但这位部长还是发布了命令。几周之前，摩根索尔的一位助手让国税局探员暂停对布朗&路特事件的调查，等待进一步通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罗找了摩根索尔之后不久，上面就让负责调查此事的探员E.C.沃纳把布朗&路特的案卷送到华盛顿。于是他用专递送了过去。那之后不久，沃纳和国税局在得州与路易斯安那的负责人，特别探员詹姆斯•M.库纳尔就被召到华盛顿，和国税局高级官员们见了面，沃纳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些官员“让我详细解释了涉及欺诈的部分和引起怀疑的部分”。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找去，给他下了命令，沃纳说：

调查要继续，动作要快，但也要全面。不能去找任何外部人士，只能从内部进行调查。找到任何可疑之处都要向他报告。我们的调查要讲究方式方法，客气一点。（国税局副局长诺曼•D.卡恩）说这不是在批评我们任何人。

一九四三年，国税局开始接近林登•约翰逊参议员竞选资金背后的真相。

一月二十二日，参与其中的六个探员在达拉斯开会，商定了战略战术。其中几个立刻去了布朗&路特的休斯敦办公室，开始全面审查公司的记录。还有几个就去了银行，开始检查布朗&路特一些高层的存取款记录。剩下的就是开始调查这些高层，看他们的描述是否符合记录。

探员们这次调查的大笔资金是总共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布朗&路特的财务主管和四位副总裁分别收到了一些。根据公司账目上日期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条记录，这些奖金是当天开会时决定发放的。但现在联邦探员找到了布朗&路特原来的一名记账员，罗伯特•C.霍恩，在得州麦克艾伦对他进行了质询。霍恩告诉探员，账本上记的日期不对，这些奖金实际上不是一九四一年发放的，而是一九四〇年。探员们进一步调查，得出结果后，沃纳给上级们写报告说：“手里握着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很多以奖金名目发放的资金可以构成欺诈。”探员们还发现，布朗&路特还给低阶一些的人员发放了小笔的奖金，总数达到两万四千美元。他们拿到这些人银行流水的原件和复印件，沃纳报告说他和他的人正在追踪这笔钱最终的去向；他们已经发现而且拿到了一张两千五百美元的支票，是进入约翰逊的竞选账户的；那两万四千美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用在了（约翰逊的）参议员竞选上”。

这是国税局卷宗里编号S.I.19267-F的案件，他们对案件的调查越深入，就发现了越多有问题的转账汇款。国税局的探员们认为，布朗&路特有些资金转到林登•约翰逊总部的途径非常迂回隐蔽。事实上，有的根本没有经过布朗&路特，而是从子公司之一的维多利亚砂石公司转过去的。比如，付给一名休斯敦律师埃德加•蒙特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的“法务费”，就不是布朗&路特，而是维多利亚砂石公司出的。而且，他们认为，该公司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来掩盖这笔资金的最后去向。蒙特斯给了其中一万美元给合作伙伴A.W.巴林作为“利益分红”，接着巴林又把这一万美元转回给蒙特斯。蒙特斯写的支票也不是直接给约翰逊竞选的，而是帮竞选团队付了欠电台和印刷厂的钱。蒙特斯把剩下的两千五百美元转交给另外一个律师，通过这个律师再把钱送到竞选团队。有些资金的流向比较难追踪，因为一开始也许是支票，但很快就变成现金。比如，小J.O.科尔文拿到维多利亚砂石公司五千美元的支票，立即兑现，把一半的现金装进信封，直接寄给约翰逊的竞选总部。探员们还认为，有些钱一开始就不是支票而是现金：布朗&路特的副总裁J.M.德林格尔负责的一个“小额备用现金”基金有大笔相关的支出。

在追踪多笔布朗&路特捐款的过程中，国税局探员遭遇了布朗&路特高层和相关律师的回避与否认。林登•约翰逊本人当时没有被质询，因为华盛顿命令不能去调查任何“外部人士”。（多年后，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要写一系列相关专栏文章，这件事面临曝光的危险。有人向约翰逊询问蒙特斯给他的竞选捐款的事，约翰逊直截了当地否认自己从他那里接到过任何资助。他还说自己从没听说过蒙特斯其人。然而，正如皮尔逊写，“蒙特斯的父亲是原休斯敦市长”，在得州政界是位“著名人士”。）但探员们深挖公司和银行的记录，发现了相关的支票和选举账单，进行了复印，揭露了一些事实，与布朗&路特高层以及相关律师们的否定背道而驰。

探员们找出了以蒙特斯“法务费”为基础进行多笔转账的记录和支票，其中包括为竞选花费付账的支票。一位国税局探员还去询问了科尔文关于那五千美元奖金的事。探员问他：“你把这笔钱用在政治捐款上了吗？”科尔文回答：“有。”“给谁？”探员问道。“哦，我大概把其中一半捐给了林登•约翰逊的一个团队。”科尔文说。“以什么形式？”科尔文回答他是以“现金形式”寄到休斯敦约翰逊团队的。“那剩下的两千五百美元呢？”探员问道。科尔文回答：“哦，我花了。”但探员们继续从支票上追查。探员说，那剩下的两千五百美元，其实到了布朗&路特另一位高层D.G.杨的手中，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该公司与政客之间主要的“联络人”。用沃纳的话说，这笔钱的转汇“走了非常迂回的路线。科尔文和杨对上述事件的证词都是虚假的”。维多利亚砂石公司还给了兰道夫•T.米尔斯一笔两千五百美元的奖金。根据沃纳的报告，接受他质询的米尔斯“闪烁其词”，但沃纳最终让他口吐真言。

问题118．“你（把钱）留下了吗？”“是的，我存进自己账户了。”

问题119．“就一直放在账户里了？”“嗯，没有存太久，没有。我当然花出去了。”

……

问题125．“那换句话说，就是你把这笔奖金用在了生活必需的开支或者相关的地方，是吗？”“嗯，不能说都用在这上面了。跟我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把两千五百美元给了竞选，一九四一年的民主党竞选。”

米尔斯最终告诉沃纳，“收到奖金后不久”，他签了一张支票，“给的要么是主席，要么是委员会，要么是约翰逊”。他告诉沃纳，“很确定”支票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但沃纳并不在意这个，他已经握有那张支票的传真，是发给竞选时一位财务主管的。

国税局的探员团队越是深入调查，就越是挖出了更多猛料。之前，有问题的单笔最大资金，是给布朗&路特副总裁W.A.伍尔西的四万五千美元奖金。而沃纳核查了布朗&路特财务主管J.T.杜克在奥斯汀国家银行的账户后，发现了另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是布朗&路特建设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合作伙伴W.S.贝罗斯建设公司签给杜克的，金额是十万美元。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朗&路特有大笔相关现金与支票支出，探员们认为都是通过某种途径支持了约翰逊的竞选。比如，布朗&路特的一位高层德斯特就告诉一名国税局探员，他兑现了自己五千五百美元的奖金支票，一些带在身上，一些藏在桌子抽屉里，用在了个人的花销上。随着调查的继续，国税局越来越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德斯特一直坚持说，他只给约翰逊的竞选做过一些“很小的捐助，都是十美元或者十五美元之类的”。接着国税局开始询问关于副总裁德林格尔那个“小额备用现金”基金的事。副总裁W.A.伍尔西被问到他是否经常收到德林格尔支票汇款。“不，他是用现金给我的，”伍尔西回答。“他（德林格尔）是不是有个什么基金，现金基金？”探员问道。伍尔西一开始回答：“嗯，我不知道。”但后来又说，“海军航空站那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有大量现金的。”伍尔西还说，这些钱是布朗&路特的最高层“使用”的。这次质询书面记录的空白处，沃纳写下他得出的结论：“行贿基金。”

七月，国税局探员开始集中调查那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他们安排了对布朗&路特高层的质询，包括赫尔曼和乔治•布朗本人。每场质询将有三名探员在场，还会配一位速记员，记下证人的回答。有的证人相当目中无人。财务主管杜克被问到有没有把一万七千美元的奖金部分捐给约翰逊的竞选，他回答：“没有，一分钱都没捐。我们手里握着这么多联邦合同了，你觉得我们还能冒着坐牢的风险去捐款吗？”杜克说，任何相关的指控，都是“完全的胡说八道”。但有关这些“奖金”最后去向的线索还是纷纷浮出水面。十月二十三日，副总统L.T.博林承认，他给约翰逊的竞选捐献了一笔现金，不过具体金额不记得了，大概是五百美元。不过，一个探员说，他承认付了一些“电台和其他方面的开支”，国税局探员确定，博林开过两张个人支票，一张是一千八百七十美元，给了约翰逊的总部；一张是一千一百五十美元，给了承接竞选印刷业务的印刷公司。布朗兄弟在质询时的回答很符合他们的性格。探员问，布朗&路特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任何政治捐款，圆滑的乔治爽快地回答：“据我所知，没有。”探员又问了关于政治捐款的问题，他回答：“我们肯定没有授意任何人去捐助竞选。我们知道任何竞选捐助都是违法的。如果任何为布朗&路特工作的人进行了政治捐款，我们都不知情。我当然认为这不是布朗&路特的责任。如果有人归咎于我们，那是不应该的。”当然，他说，别人也有签支票的权利，所以他“不能发誓说没人做过”。⁽²⁾沃纳后来写道，乔治本人从公司请款两千五百美元，不过，尽管这钱“一定是给了约翰逊的竞选”，但没有追查到。而性格暴躁、顽固不化，从公司请款五千美元的赫尔曼，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质询记录。但他显然大言不惭地拒绝承认这笔钱“是付给了约翰逊的竞选”，沃纳写道。

一九四三年的整个十月，这些调查都在持续进行。十一月一日，阿尔文•维尔茨从休斯敦发来电报，求见罗斯福，讨论“一件重要事务……看您最早能抽出什么时间”，随即又拍了一封电报给“老爹”沃森：“我斗胆提出这个要求，只因为觉得这件事对我自己和对政府同样重要。”上面批准了他的请求，会面定在十一月八日，维尔茨又致信沃森，说这次会面一定“不能记录”。

显然又有人跟摩根索尔提了此事，结果和之前一样。十一月二日，库纳尔告诉沃纳，他刚刚接到财政部助理部长艾尔莫•L.艾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库纳尔说，艾雷传达了摩根索尔的指示：“按照一般办案流程处理此案。”库纳尔还说，艾雷还传达了他自己的想法：“布朗&路特公司这个案件看上去的确涉及欺诈”，那么“如果进入了诉讼流程，应该由政府提起公诉”。任凭维尔茨再巧舌如簧，举出再多有说服力的政治理由，都没法让那唯一可以推翻此案的人去推翻摩根索尔的决定。维尔茨说，总统答应为此案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允许“进一步讨论”。

进一步讨论的确是必要的。按照之前的要求，国税局到现在为止还未调查过“外部人士”，但摩根索尔后来的指示已经撤销了这项限制。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探员们迈出了这个方向的第一步。他们开始确认“约翰逊竞选”中可能收到违法捐助的人员身份，调查他们拿这些钱做了什么。十二月六日，他们找了第一个人，是当时竞选总部的一个职员，玛格丽特•凯利夫人。她知道得不多，没帮上什么忙。十二月十五日，他们又找到第二个人，谢尔曼•伯德韦尔。“他什么都没透露。”质询之后，沃纳写道。找第三个人也无所获。赫尔曼•布朗说他把自己的五千美元给了国会国家银行的沃尔特•布雷蒙德，而布雷蒙德告诉沃纳，“他想不起来”到底把这五千美元给谁了。但探员们又安排了第四次质询，这次质询的对象也许能跟他们透露很多。

这个人就是威尔顿•伍兹，大学时期曾经听从约翰逊的话去约会女孩子，好让“白星”控制她们。他为约翰逊写过社论稿件，帮他办过杂事，而且也一直在为这个自己视为偶像的“老大”服务，包括接收和转交资金。

国税局探员沃纳对与伍兹相关的几条记录特别感兴趣。一条涉及一千美元的资金，国税局探员认为，这笔钱是“联络人”杨给伍兹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另外一条涉及金额七千五百美元，是布朗&路特给他的。国税局对这笔钱尤其关注，是因为当时这么一个人事助理主管，月薪才二百二十五美元，公司却给他这么大一笔钱，实在说不通；而且签支票的布朗&路特高层被问到伍兹是不是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做了什么事挣了这笔钱，那位高层回答：“我想不是。”另外，不管这笔钱是为什么支出的，布朗&路特都没有上报。国税局探员认为这七千五百美元跟伍兹去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出差有关。他们想知道伍兹把这笔钱给了华盛顿的谁，是出于什么目的。伍兹被安排接受一场正式的国税局质询，现场会录音，时间定在一月六日。

此时，这个案件已经很大了。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国税局团队暂时计算出的布朗&路特偷漏税金额已经达到一百零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四美元。国税局对此罚款最高可达百分之五十，所以布朗&路特还另外欠政府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二美元，总额就是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九百一十六美元。而关系最重要的已经不是钱了。沃纳同意艾雷所说的“涉及欺诈”，税收欺诈的惩罚和偷漏税可不一样，除了罚款，还得坐牢。而且可能声名扫地的不止布朗&路特。林登•约翰逊也有很多重大顾虑，不仅是可能毁掉政治生涯的公关噩梦与丑闻。要是赫尔曼•布朗、他的公司以及一些员工被判因为资助林登•约翰逊竞选的欺诈罪成立，布朗还会进一步资助未来的竞选吗？赫尔曼的资金，布朗&路特的资金，是约翰逊问鼎权力的核心因素之一，未来，约翰逊还需要这股力量。万一他需要的时候，这股力量已经不在了呢？

必须要再努力一把，促使白宫插手，而且光是维尔茨来努力还不够。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沃纳正在奥斯汀工作，为质询伍兹做准备。维尔茨也没有松懈。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度了个周末，当天回到华盛顿，维尔茨给白宫打电话，请求面见罗斯福。一月六日伍兹接受沃纳质询时，他显然还没跟罗斯福见面。参与质询的还有律师埃弗雷特•鲁尼，国税局在质询记录上写了“关于：从布朗&路特到华盛顿出差中携带的七千五百美元经费”。伍兹“听从顾问意见，因为担心牵连自己而拒绝回答所有关于上述费用的问题”。国税局问到那一千美元的时候，他的回答也一样。沃纳写道，“（当我）给伍兹机会，让他说出其他没有上报的款项”时，伍兹再次“以自己会受到牵连为由，拒绝回答”，不过他说了“在准备从华盛顿返回时，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没问题的”。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林登•约翰逊打电话给白宫，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为“老爹”沃森记录下这通电话的秘书给沃森传信，说约翰逊“很焦急，想尽快见到总统。他说这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闲聊”。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分，林登•约翰逊和阿尔文•维尔茨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当天下午四点半，艾尔莫•艾雷给得州去了个电话。他说，白宫命令他明天上午十点过去，向总统做个关于布朗&路特公司所得税调查的全面报告。

艾雷叫沃纳在他去见总统之前，给他发来关于“一九四一年布朗&路特给林登•约翰逊参议员政治捐款的详细信息”。信息要在他启程去白宫之前到他手上，用缉毒局驻休斯敦办公室的政府电报机来发。报告很明确，比如，列出了那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后，沃纳写道：“我们手上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说明上述奖金的发放其实是欺诈行为。”接着报告中列出了详细的取款信息，说明这些奖金都可以直接追踪到约翰逊的竞选活动。比如，兰道夫•米尔斯那两千五百美元，或者“科尔文承认”捐给了竞选的那两千五百美元。还列出了国税局团队认为的充足证据，比如，关于米尔斯那笔奖金，沃纳就写道：“米尔斯已经承认了。我们追踪到了约翰逊的银行账户，将支票进行了微缩复印。”

整整十八个月，国税局的六位探员都一心扑在布朗&路特的调查中，但他们的看法在事件最终的处置上无足轻重。约翰逊和维尔茨是一月十三日面见罗斯福的。那天，一个之前对此案一无所知的新探员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国税局办公室被派往得州，对该案进行“单独调查”。这位新探员于一月十七日到达得州，开始研究这个案子。他动作可谓迅速，三天后就告诉沃纳：“这个案子进行到现在，我认为总法务办公室没有足够的证据进入公诉程序，不过倒是足够罚那百分之五十的款了。”根据沃纳的日记，第二天，这位“空降”探员又确认了自己的想法，并补充说：“他会建议不要对布朗&路特参与的行动提起公诉。”接着他就启程去华盛顿了。

这位佐治亚州的探员还告诉得州探员：“他觉得上面没有理由不允许我们完成一些详细汇报了但还未完成的调查。”但事实上，这调查永远无法完成了。二月十五日，国税局情报科科长W.H.伍尔夫对库纳尔说，上面决定了，根据“现在手里掌握的”事实，布朗&路特案没有足够的证据“提起刑事公诉”，而且“也不大可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没有必要再进行调查了”。得州的探员们接到命令，根据“现在手上掌握的事实”上交最终报告。

真正投入到这个案子中来的探员觉得，“现在手上掌握的”事实根本只触及了表面。因为上面一开始就命令“不得质询外部人士”，他们一直都只质询了布朗&路特的有关人员；直到最近几个月才开始找约翰逊候选组织的人问话，而这个组织是那些有问题的捐款的接受者啊。事实上，他们才找了几个竞选助手，都是初级的，还没找维尔茨这样的高层谈话。他们也没找过候选人本人。他们不同意佐治亚州那位探员关于“现在手里掌握的”事实不够提起公诉的结论，但就算他说得对，探员们也觉得只要能继续对布朗&路特与约翰逊竞选的关系全面调查下去，就会找到很多新证据。

沃纳代表全体组员请求上面给予许可，继续调查。三月二日，他收到了答复：上面命令他放弃调查，立刻，永久。情报科科长伍尔夫写了一封信，重申：“负责调查的探员报告此案时，应该以现在手上掌握的事实为基础，并按照惯例流程，提供案子的处理意见……若再有类似特派探员沃纳提出的继续调查行为，则被视为与此裁决不符，将会继续被建议参照上述方法处理此案。”

六月二十八日，沃纳上交了关于S.I.19267-F案件的最终报告，显示偷税漏税一百零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四美元和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二美元的罚款。但就连这个数字也会被降低。国税局官员和维尔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后，布朗&路特最终被要求补交三十七万两千美元。当然也没有任何关于欺诈的控告，没有审判，没有公开。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来推进林登•约翰逊的政治生涯，而这一次，也许是他挽救了这政治生涯。

(1)　谢里登地区（Sheridan Circle）是华盛顿的使馆区。

(2)　乔治•布朗还做了另外三个特别让人感兴趣的声明：（1）布朗&路特从未通过行贿手段取得合同；（2）他认为，出于好心善意给议员或者石油公司总裁等人的钱，都是合理合法的；（3）布朗&路特从未插手推进过地方选举，包括杜瓦尔县的一次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