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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工作！”

建立青管局的灵感并非来自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是来自他的妻子。她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曾说：“想着这一代可能会成为迷惘的一代，我真的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恐惧。”

人们说起美国的青年，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迷惘的一代”这个词。一九三一年，全美的大学入学率开始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父母付不起大学的学费，学生也渐渐难找到兼职工作来供自己上学。一九三二年，高中入学率开始下降，因为被迫退学打工养家糊口的十几岁少年数量稳步上升（他们的时薪通常是十美分，大萧条期间十几岁的孩子基本都是拿这个薪水）；或者说家里根本没有余钱来买书和铅笔，也没钱给他们坐车上学，有的甚至连鞋都买不起了。研究青管局历史的学者贝蒂和厄尼斯特•K.林德利写道：“在很多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闻‘鞋子’这个词出现在是否能上学的等式中。‘孩子们可以去上学，但等下雪了就去不了了。下雪就上不了学，除非他们有鞋子。’内裤可以用装糖的麻袋改，衣服缝缝补补还能穿，鞋子似乎就是难以逾越的上学障碍了。”搜集关于青年数据的尝试没有特别全面的，但每次尝试都十分有启发性。正如林德利他们所说，这些尝试“让人们的头脑深入浸透到社会机制中，让他们看到比大多数人预想中糟糕得多的情况”。美利坚一直对自己的教育体系引以为傲，现在，一九三五年，大萧条的第六个年头，一项调查（还没有包括教育水平一直都很低的南部腹地）透露，参与青管局项目的三万五千名年轻人中，有一半没有上过一天八年级以上的课程。每一百个这些年轻人中，只有五十个读到了高中；在这五十个当中，只有十个从高中毕业；这十个当中，只有三个进入大学；这三个当中，可能不到两个能从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一百个年轻人中，只有不到两个大学毕业生。林德利写道：“这种状况见得越多……一个问题就显得越迫切：美国引以为傲的教育体系哪里去了？”

走出校门之后，年轻人会发现工作机会寥寥无几。换作过去，他们是新手，是学徒，能赚够糊口的钱，再慢慢学习相关技能。而现在，那些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人都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找事做，谁愿意招新手啊？一九三五年，美国两千二百万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中，有至少三百三十万（可能最多达到五百万）既没上学，也没工作，数百万年轻人迷惘度日，毫无建树。

这些年轻人懒散困惑，没有希望，连晚上回家都成了一种痛苦。其中一个说：“也许你不知道那种滋味，回到家中，人人都看着你，就算他们没说，你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没找到工作。’感觉真是太糟糕了。你就是不想回家……”其中的很多人（越来越多），在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不回家了。一名市场调查员目睹一列南太平洋公司的运货列车在埃尔帕索进站，很多衣衫褴褛、提着小包袱的人从车上跳下来，他震惊地发现，“大多数都还只是毛头小子”，但站在他旁边的铁路警察说他这是大惊小怪。“现在路上流浪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说，“都是些小伙子，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目的。”很多人都是往西部去的，略显悲壮的是，其中有些人把自己比作往同样方向去的祖辈。然而，如林德利所写：“最后的边疆大概四十多年前就消失了。如今想找个去处的年轻人，却发现真正是无处可去。”西部友好热情的招呼被执法官们的“继续走”代替，他们亲自押送着这些年轻人走到最近的县界，不接受他们的定居。等到他们来到最西部，曾经遍地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却发现高速公路上站满了警卫，在边界就把他们赶了回去；逃过所有这些并进入加州的人被扔进劳改营，最后也免不了被送回边界的命运。年轻人们和小偷、酒鬼、瘾君子与前科犯混在一起流浪，埃尔帕索那名铁路警察告诉那位市场调查员：“最糟糕的是，这些小伙子可能会变成混混儿，今年他们已经比去年不好惹了。”眼界更宽广的见证者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威廉•曼彻斯特报告说：“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旅行者帮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就这么被毁在了铁道上。”

新政在其他方面似乎一片欣欣向荣，但在年轻人的问题上却不容乐观，不管是毕业或退学，每年又有两百二十五万的年轻人离开学校或大学，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数量年年递增。更糟糕的是，一九三五年，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长期保持这个状态的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随着大萧条进入第六个年头，“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开始时那些十五六岁的小伙姑娘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们都长大成年了”。这些成年人从离开学校开始，就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成年人在“多年的受苦受难”中满怀怨恨。总统旗下的教育顾问委员会警告说，美国可能会有“整整一代迷惘的年轻人”。

在年轻人的问题上，九月总是最关键的。九月是开学季，美国的孩子们要么上学，要么不上。一九三四年九月，适龄少年中，至少七十万人没能入读高中。一九三五年的九月迫在眉睫，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个数字将会更高，数十万的年轻人将加入“迷惘的一代”这个行列。

埃莉诺•罗斯福深深同情年轻人，同情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也不怨恨咒骂，而是点亮蜡烛带着希望祈祷的年轻人。她参加了很多讲座，听主讲人在上面侃侃而谈，说年轻人的状况是他们自己的错。她表示不敢苟同⁽¹⁾。罗斯福夫人觉得，年轻人面临的困境，要归咎于整个社会，她说：“不能给年轻人提供谋生之道的文明，实在是很可悲。”她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发自内心的恐惧”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也很早就催促丈夫开展一些解决问题的项目，帮助年轻人继续学业，摆脱无工可做的命运，也能给那些已经不上学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并且能够接受培训找到更好的工作。这还不是她对年轻人的全部希望。她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必要性。”她还说，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年轻人渴望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为理想做出自我牺牲”。她所规划的，是年轻人为国家服务，结合更多的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超“百日新政”时期诞生并广泛流行的民间资源保护队。

她的丈夫很为自己一手创建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自豪（这个基本上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灵感），所以可能不愿意再考虑别的措施，而且他还认为，妻子建议的这种项目可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不仅仅因为教育业巨擘们会担心联邦干涉教育会削弱他们对学校的管控，更因为大家普遍都会顾虑这样的项目会把政治因素带入校园，所以罗斯福没有立刻答应。富尔顿•奥尔斯勒目睹过夫妻俩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两人越说越激动，埃莉诺说民间资源保护队“太军事化”。（富兰克林说：“这个组织谈什么都谈不上军事化。”埃莉诺：“嗯，反正，亲爱的，它的上级机构就是军队啊。”富兰克林：“这样也不能说明它就军事化了。”）总统还说，年轻人的问题并不是应该独立出来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民族的问题（“还会有其他的代表团找上你，代表四十岁以上找不到工作的人……这种青年运动看着特别没必要”）。但罗斯福夫人知道怎么说服自己的丈夫。约瑟夫•P.拉希说，她转换策略，“把话题引向了政治。年轻人很快就有投票权了……富兰克林让步了，‘你说的事情很重要……’她后来说，丈夫是个‘很现实的政客’。就算别的观点说服不了他，对于‘纯粹的政治观点’，他一向还是很敏感的。”接着，总统的一些顾问（甚至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和奥布雷•威廉斯）警告他，建立一个专门的年轻人政府机构可能会适得其反，让周遭的人认为他是想像德国那样把美国的年轻人整编成军团，搞青年军事化。“如果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对的事情，那就应该这么做，”他回复说，“我想一点批评我们还是受得起的；我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让我们的年轻人军事化。”（“那是他的另一面，”拉希写道，“他不仅仅是个政客。”）“我决定，要为这个国家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做点什么，”他宣布，“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机会。”青管局便应运而生。

为了平息“军事化”的批评，总统团队做出决策：“青管局的运转……要把中央的控制减到最小。”四十八个州的理事在建立、组织和管理自己的项目上，有着“特别宽泛的自由度”。就连青管局在进行规模最大的活动，雇用五十万年轻人时，华盛顿的青管局全国办公室也没有超过六十七个员工，包括助理们在内。

得州这位理事最先建立的，是自己的团队。

组建团队的过程恰恰可以检验林登•约翰逊识人的眼光，也证明了他这种能力。做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期间，他分配了很多工作，这些人都是他隐藏的人脉，现在他想把他们召集起来。选择他们做那些工作，他也是在下一个赌注，赌未来某个时刻他发出召唤的时候，这些人会响应召唤。现在他召唤了，他们来了，包括那些并不情愿的。

不到一年前，威拉德•迪森被约翰逊说服，放弃了前途大好的教育事业，转而从事法务工作。现在，迪森又面临着另一场谈话。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和迪森约好后的第二天，约翰逊飞去了奥斯汀，见到迪森，绝口不提法律之美，开始大谈特谈青管局的伟大与美好。“我听都没听过，”迪森回忆，约翰逊提出的低廉薪水（两千一百美元）对他更是没有吸引力。但他说，约翰逊是“最棒的推销员”，“行军”的命令变了，迪森也乖乖遵守。他觉得联邦土地银行代理人这份工作是块“很好的跳板”，所以七月二十七日他只同意休假两个星期。约翰逊恳求他“起步的时候帮我一把”，他说他就用这两个星期的休假来帮他。但这两个星期之中，约翰逊又说服他从土地银行请半年的长假，而这半年的长假结束后，迪森就永久离职了。

除了他，不情愿的还有杰西•凯拉姆。就是那个曾经打过橄榄球后卫的硬汉，约翰逊当时给了他自己手里最好的工作，在州教育部。他已经被提拔成部门的第四把交椅，农村教育援助主管，薪水很高，备受尊重，非常稳定。他对拉夫金那些艰难岁月仍然记忆犹新，压根儿没有离职的打算。但约翰逊又说服他，休两个星期的假。两个星期结束后，他又说服他再休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结束后，凯拉姆从州教育部离了职，接受了一份薪水还不及原来一半的工作。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好多次，几乎是屡试不爽。就连本•克赖德，做着一份“我这辈子最好的工作”的人，也都离了职。林登•约翰逊四处“招兵买马”，就在这么一个机构里，大量聚集了自己之前撒落在联邦官僚体系中的那些人。

这样就形成了团队核心。除此之外，约翰逊还加了些新人。根据记录，他们最重要的品质又是约翰逊所说的“忠诚”，也就是绝对的顺从。他们不仅愿意，而且渴望遵守命令，完全臣服于他的意愿。这是他挑选下属最重要的标准。他现在雇用的很多人，都是以前圣马科斯的“白星”。他们的智商能力并非最优秀的，但在大学的时候就展现出顺从的品质，比如威尔顿•伍兹。在这个大学秘密组织中展现过领导才能，毕业以后也施展才华获得成功的人，不在约翰逊的考虑范围。对于“白星”中比较优秀的霍勒斯•理查兹，约翰逊在做克雷博格秘书时倒是给了他一份工作，但此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跟约翰逊争论。青管局的工作，他自然是没份儿的。

根据记录，那些并非圣马科斯校友的新人，也有着同样的性格。除了老好人克赖德，还有个来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展现了强烈的顺从意愿，让幼时玩伴林登•约翰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领头的”“永远是头马”。来自布达的谢尔曼•伯德韦尔从小就是这样，双方父母聚会聊天的时候，他就顺从地跟在林登•约翰逊屁股后面，不仅如此，他还试图模仿他说话走路的样子（成年以后，他依旧如此）。

事实证明，组建团队，比开展项目简单多了。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授权为得州年轻人开设一万两千个公共工程的岗位。林登•约翰逊在公共工程方面唯一的经验，就是在约翰逊城修公路。现在，他必须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开展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是在整个得州的范围内。开展起来以后，他还要做总指挥，管理，行政，样样都得上手。他唯一的行政工作经验就是做克雷博格的秘书，他之前唯一指挥过的团队，成员只有吉恩•拉蒂默、L.E.琼斯和拉塞尔•布朗。而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现在直接领导的就有几十号人了。

四十八个州的理事手头已经是一团乱麻了，更让他们焦头烂额的，是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对“公共工程项目”严格的审批条件。比如，为了防止成年工人安排上的错位，这些项目不能够包含可能由州政府或当地政府承担的工作。为了确保有限的青管局资金首先是用在年轻人身上，而不是被承包商或供应商赚走，青管局第十一号公告要求，百分之七十五的项目资金分配要用于薪资（这个要求使得各项目能够花费在材料和设备上的资金过少，已经到了不现实的地步）。这还不算，各州理事还遇到更严重的问题，华盛顿对他们根本缺乏明确的指导。一位理事回忆说：“我们问华盛顿：‘什么样的工作？’结果被告知：‘你们自己决定……’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年轻人想要什么工作，需要什么工作啊。”

而青管局的得州理事，是四十八个州中最年轻的，也是少数缺乏公共工程和行政经验的理事之一，他遇到的难题就更多了，其中一个也是让得州所有问题都变得复杂化的因素：这个州巨大的面积。不管是谁，要想在整个得州开展一个公共工程，都被各地迥然不同的气候、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局限，毕竟，这个州纵横都在一千三百公里上下，如果在东边，这个面积足够覆盖新英格兰全州，再加上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另外，整个州又被划分为二百五十四个县，公共工程项目是不可能像别的州那样以县为单位在全州开展的。光是在细节上吹毛求疵、犹豫不决也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尽快想出一个全州范围内的项目方案，能适用于所有的县，不受各地区不同情况的影响。林登•约翰逊必须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项目，需要在通常是项目花费大头的材料和设备上极尽俭省，还得规模巨大，横扫全州。

在谈论林登•约翰逊在青管局早期生涯的时候，他的妻子第一次告诉笔者：“林登并不是他平时表现的那个超级自信的人。”当时已经返回奥斯汀，但在青管局兼职了几个星期的琼斯说：“他们必须花这个钱，也必须迅速行动。林登必须要迅速决策……做决策是很难的。我还记得大家无休止地讨论第一个项目到底是什么，就是争执不下，人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终于有个人（已经记不清是谁了）提出了在得州很多新的高速公路旁边修建“路边公园”的想法：一块六到十二亩的土地，叫人来铲平，铺上碎石，然后支上几张野餐桌，几张长椅，三四个烧烤架子，再弄点灌木和树。这些公园连厕所都没有，按照东部的标准，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根本称不上是公园。但在荒凉广阔的得州，开个几百公里都可能找不到任何休息的地方，只能坐在路旁的地上吃点东西。这样的小园子肯定会很受欢迎的。另外，这项工程也能增加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这类设施的缺乏曾经导致事故发生，因为停车的人不得不停在路肩上或者根本就直接停在大路边（因为得州很多高速公路路肩都很窄，甚至没有路肩），再去吃东西或者方便。长途旅行的时候，晚上还得停车睡觉。就在几个月前，一家人开车来到圣安东尼奥的地界，暴风雨之夜，大家都在车里睡觉，另一辆车突然撞来，全家五口人都不幸罹难。

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非常热情地同意给予支持，不仅拨给必要的土地和材料（基本上就是水泥和做长椅与桌子用的木头），还在交通上予以支援（局里可以出卡车，送年轻的工人们去各个工地），在人口这么稀疏的一个州，这可是很重要的考量。管理局还同意提供监工（局里选出来的工头），于是路边公园这个项目完全符合了青管局的要求，百分之七十五的花费都直接用于给年轻人发工资。这些小小的公园也完全符合了得州的特性：不受季节的限制，在全州任何地方都能修，而作为统管全州的高速公路管理局，自然是他们的赞助人。高速公路管理局没有任何修建这种公园的规划，这个项目也不会取代管理局常规的雇员。而且还满足青管局公告上没有明示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条件：正如琼斯所说，出于政治原因，青年们提出的项目“不仅里子要好，面子也要好，必须是广受欢迎的”。这一点对约翰逊十分重要，他说服莫里•马弗里克，允许他招了个演讲稿撰写人，过去是在报社干的，名叫赫伯特•C.亨德森。约翰逊让他把已经讨论过的每份规划写出来，看看“听起来怎么样”。之前的很多规划听起来都不对，但亨德森写了这一个之后，琼斯说“真是很完美”。约翰逊意识到他终于有个项目了，那种轻松真是无法形容。“他高兴得不能自已了。”琼斯这个一丝不苟、技艺精湛的打字员不得不通宵熬夜，把亨德森写的东西打好，送到华盛顿去申请官方审批。那天，奥斯汀的天空破晓，约翰逊和琼斯一起走向邮局，要亲眼看到这珍贵的计划书安稳准确地放进邮箱。几天之后，几个年轻人拿着凿子铁锹，坐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平板卡车，出了奥斯汀，在威廉森河旁边的八号公路旁开始修建得州第一个路边公园。如果说寻找合适项目的过程一波三折，一旦找到，执行起来就雷厉风行了。“林登像个疯子，”琼斯说，“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底下的人也被他逼得心烦意乱。”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建的公园达到一百三十五个，有三千六百名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月薪三十美元⁽²⁾。

当然，他手头的名额不止三千六百人，而是一万二千人。有的工作被安排在和高速公路管理局有关的其他项目中。青管局的工人修建了“乡间学校步道”（平行于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的碎石路），鼓励孩子们上学时别走公路。他们修剪了树和灌木丛，好让司机在危险的岔路口与弯道上看得更清楚。他们填满了得州很多公路边上由于侵蚀而形成的小沟渠，这些沟渠特别陡，就算车子偏离道路一点点，都有可能翻进去；为了避免再被侵蚀，他们还修建了排水沟。他们又把高速公路之间那一两百米的土路铺上了碎石，因为要是遇到下雨，土路就变得泥泞，车子把泥带到高速公路上，容易打滑。在有的区域，邮递员在路中间停车，往农民的邮箱里投递信件，导致交通混乱，于是他们在邮箱边修建了“临时停车点”。这些都是很小的项目，比路边公园还要小，但能多提供两千八百份工作。

为了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地方”项目，也就是只在一个城镇开展的项目也是十分必要的。和高速公路管理局的项目一样，青管局规定，这些项目的材料和设备也应该有个“外部”赞助商。约翰逊请地方官员们提建议，希望自己的城镇有哪方面的改善。

有些地方的回复是“我们不想要联邦的任何帮助”，另外一些城镇则有一小撮权力利益集团，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影响他们现状的改变。比如，特别抗拒青管局的地区之一，就有卡纳克——“小瓢虫”的故乡，而且最大的反抗力量还来自“小瓢虫”的父亲。泰勒长官“是卡纳克的管事人”，比尔•迪森回忆，他也掌管着整个哈里森县北端，“他说，‘你们就别管这个县的北边儿了。这里的人我来管’”。但这样的阻力也不多，因为大多数县都对年轻人的困境束手无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提建议的人很少，想不出什么新项目了。“就算他们想要联邦这笔钱，也没什么想象力。”迪森说，“我们拼了命地不要提出任何类似于打扫院子这种无聊的建议，因为在其他地方早就已经饱受非议。但很多时候根本没人能提出有效的建议，说不出什么值得做的项目。”约翰逊克服了这些难题。“林登•约翰逊必须要发挥推销才能了，”比尔•迪森说，“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推销员。”他会说：“现在，我有使命，也有钱，你要给我们出个值得做的项目。”奥斯汀利特菲尔德大楼六楼青管局的办公室开始陆续接收到关于地方“公共工程”的计划书。

公共工程为不上学的青年男女们提供了收入。青管局的另一部分项目，是要让青年男女们继续学业。要为他们提供校园里的工作，能挣够学费、生活费，继续接受教育。实施这个学生救助项目就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了。能够雇用的学生人数（大学里是在前一年的入校学生中挑选百分之十二，高中是百分之七）是由华盛顿指定的，关于能安排什么工作，能付多少钱也有比较宽泛的规定。一个学生每月最多挣二十美元，不过一个学院的平均工资不能超过十五美元。这个部分难是没那么难，却迫在眉睫。

九月就要来了。九月，要是得不到帮助，可能有数以万计的得州年轻人要被迫辍学。青管局的理事们是到七月末才任命的，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才宣布了各人手里的工作和薪水权限。而且这些规章制度还要在每个州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解读，解释给每个大学和中学的校长，让他们选择符合规定的工作来分配。得州的广阔面积再一次让这解释工作比其他州更难开展，甚至在青管局允许约翰逊把整个州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各自有理事之后，这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工作。“还是需要走很多地方，”迪森后来回忆，“我们派出去的这些年轻的区域理事可能今天在某个市政府弄一个项目，同一天还要努力在将近二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启动另一个。他可能在一个项目上工作到上午十一点半，然后跳上车，在下午一两点到达另一个县，做那里的工作。”

但因为相关人员配合不力，有时候想快也快不起来。大学和高中的行政人员在决定哪些学生可以得到珍贵的青管局工作时，一副拖拖拉拉的样子。可能是有百分之十二的学生够格得到青管局的帮助，但需要这种帮助的学生比例要高很多。得州的大学里一共有五千四百份工作，却有两万九千名大学生在申请。他们的未来，接受教育的机会，跃出农门的机会，全都悬在行政人员的一念之差上，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得克萨斯大学的教务长维克多•I.摩尔，刚刚在几个月前的春季学期，从自己本身已经很微薄的收入中尽量俭省出一些，帮助几个学生继续学业。他来到青管局的办公室，拿着一份七百六十一个学生的名单，这是从三千五百多个申请人中筛选出来的。他把名单递给迪森，说：“我感觉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有的行政人员根本不愿意做这样的决定，珍贵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迟迟不肯上交这十分必要的名单。

除此之外，繁文缛节也是个大难题。为了确保学生援助能够支撑那些真正有诚意接受教育的学生，青管局要求，所有接受援助的人，至少要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正常学术安排。每个人是否满足这个要求，首先要通过学校的审查，还要再通过青管局的审查。为了确保大学里那些工作不会让之前的工作人员失业，青管局要求新增加的工作不能超越常规的大学预算范围，还不能显得和常规劳动力不同，时薪的设定必须和该区域内的同等工作一致。再加上要避免学生们“吃空饷”的批评，他们的工作必须是必要的，不能是虚职。这么多要求，还有十几条其他的，都要一一满足，还要通过审批。因此，学校要为每一个学生雇员填写很长很复杂的表格，还得一式四份，学校、州青管局、公用事业振兴署和州教育部各执一份。圣安东尼奥的联邦拨款办事处，只有在收到全部三个部门的审批证书后，才会把那急需的支票寄出去，还不是寄给学生，而是寄给青管局办公室，然后办公室再根据国家青管局的规定流程，分配到各个学校，学校再分配给学生。至于高中，只有那些家里在领救济的学生才能做校园工作。对于这个事实的审批，要么是得州救济委员会来做，要么是公用事业振兴署来做，在审批确定之前，青管局不得处理任何申请；而委员会和振兴署自己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呢，他们觉得比起审批这些学生，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项目审批各个家庭，所以很不重视青管局的工作。如果一张表格填错了，公用事业振兴署会直接退回去，而且经常距离表格提交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青管局的华盛顿办公室又不断在颁发新的系列规则，而且经常自相矛盾，更让人困惑不已。到八月底，很多州理事都在跟华盛顿抱怨，他们不可能赶在九月入学的时候按时实施校园项目。

青管局得州办公室一开始是七层的利特菲尔德楼中一个三室的套房，在小小的奥斯汀，这算是很高的一栋楼了。后来，办公室扩展成五间房，然后有了第六间，第七间，全都挤得满满当当，工作人员越来越多。

工作人员们都很年轻，而且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都是在圣马科斯上的大学，最近才毕业；林登•约翰逊最初指派到青管局得州办公室行政岗位的二十六个男人（办公室的女人只能做秘书）中，有十九个都是二十多岁。

理事本人也很年轻，他对手下极尽催促驱使。“他总是很紧张，”二十三岁的圣马科斯毕业生，曾经的“白星”厄尼斯特•摩根说，“如果他想你给他拿封信，在你拿给他之前，他都是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他甚至经常等不到信送到自己手里。“叫摩根把那封信拿给我！”他通过办公室的门向一名秘书吼道，但片刻之后，吼叫的人自己就往门边走去。他把办公椅往后一推，冲出门，胳膊照常笨拙地甩着，几乎要跑起来，进了摩根的办公室，站在那儿，就像摩根说的，“坐立不安”地等着对方翻找文件。“他跟我们听打文件的时候，语速很快，”他的一个秘书玛丽•亨德森说，口述的时候，“他根本就坐不住”，要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口述还边配手势动作，要么舞动长长的手臂，手指向什么地方戳着，好像在发表演说。有时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他会在空中狂乱而沮丧地挥舞双臂。口述完一封重要信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书面成果。“那封信呢？玛丽，那封信怎么样了？”有时候，一个秘书正在打信，偶尔从打字机上抬抬头，会看到他站在身后的角落，死盯着打字机。“什么事都要马上就做！”另一个工作人员说，“要是有什么事不马上去办，他可能会特别特别生气。”他命令说，每一封信，不管是市长、县上的委员、校董会主席、大学主任、高中校长、学生写来的，还是州或者联邦官员写来的，都必须在来信的当天回复。在华盛顿，他只有两台打字机，现在有了二十台。这二十台还是和那两台一样，他“希望一刻都不停歇”。他也希望油印机一刻都不要停歇，如果所有的人手都在忙着其他工作，他看到油印机没人管，就会疯狂地摇动手柄，直到不得不去办其他事情。

手下的人也一刻都不能停歇。“这个人的天性，”青管局一名工作人员说，“就是每天给你想一百件办不到的事情让你去办。也不管事情到底是什么，他就那样看着，开始问问题。过一会儿又冒出五十个新想法，叫你再干五十件事。交代完了他就扬长而去，让你自己在那儿拼命地干。”另一个手下说：“然后第二天就质问你为什么没干完。”

在华盛顿，他让两个手下互相竞争，加快工作速度。对现在的二十多个雇员，他也是用同样的激将法让他们干得更快。具体的做法就是跟每个人说某某比他干得更快。“他会把我们分成两人小组或者三人小组，”一个手下回忆，“他让雷（罗伯特）和布里斯（艾尔•布里斯班）竞争，或者C.P（里特尔）跟芬纳（罗斯）竞争，”而且，“你总是比别人要落后的。这件事情上他做得真绝。不管我工作多努力，还总是最落后的那个。”

信件总是堆得高高的，一摞又一摞地分配到各个办公桌，随着夕阳西斜，夜色渐深，看着剩下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信件，也就是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似乎越来越疯狂。回复信件通常要给某个州政府机构打电话询问，但在办公室横冲直撞的约翰逊要是看到哪个职员在打电话，就会怒吼道：“老天，你的时间都用来打电话了？”有时心情不好，他会没有什么来由地骂人。“我从他那儿听到了以前听过的所有的骂人话，还有些以前从来没听过的。”摩根说，“天哪，他真是能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骂得狗血淋头。”说话轻言细语，性格温柔体贴的伯德韦尔，“世界上最温柔的男人”，面对发火的约翰逊，一边听着他破口大骂，一边垂着头垮着肩。恶语并非他唯一伤人的武器。他还有一个天赋，就是找到别人最敏感的事情，然后尽情地，甚至是急切地往痛处打击，毫不留情。比如，优秀的赫伯特•亨德森曾经有酗酒的毛病，约翰逊则一直不允许他忘记。另一个手下，大萧条期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被迫去了一家美国公司驻秘鲁的办事处，干了近乎屈辱的低微工作。这件事一直让他很惭愧，也很惭愧自己为了能回到得州，不得不接受仅为五十美元的低廉月薪。约翰逊则一直提醒着这位工作人员，以及所有能听到的人，他干过这些事。“你为啥不滚回秘鲁去？”他会这样大吼，“可能到那儿你就能做好这样的工作了！你为啥不滚去中国啊？我为啥不直接炒你鱿鱼？然后你就回去挣你那五十美元的月薪好啦。你自己也清楚为什么每月只有五十美元，是不是？因为你就只值这个价！”

并非所有怒气都发自内心。有时候，脾气正发到兴头上，约翰逊站在那儿尖声大叫，手臂在空中挥舞，咒骂的话变着花样从嘴里吐出来，整个人都好像失去了控制。突然一个重要的电话打进来了。他竟然能马不停蹄地拿起听筒，声音温柔镇静。要是打电话来的人是什么达官显贵，他马上就能换上一副恭敬顺从的嘴脸。等电话打完了，听筒放回原位了，他又能立刻开骂。林登•约翰逊骂人的目的，和他在手下之间挑起竞争的目的一样，都是要控制住这些人。

有时候，他这么残酷地对待下属，仿佛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残酷而残酷。有一次，他从一张邮件堆得高高的办公桌边急匆匆走过去，然后用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的声音对办公桌后面的手下咆哮：“我希望你的脑子没这张桌子乱。”这个员工快马加鞭，终于在下一批邮件到来之前让这一堆见了底，然后把桌子整理了一下，桌面干净整洁，想得到老大的认可。结果老大说：“我希望你的脑子不像桌子这么空。”有一件事在手下之间传为笑谈。他经常叫某个手下到他办公室，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一站就是很久，而他就一言不发地看着桌上的报纸。不过，相比他最终抬起头来说出的那些话，沉默可能还更好些。有些人非常详细地回忆起在青管局的点点滴滴，却绝口不提林登•约翰逊在这种私人场合对他们说的东西。“这个我绝不会告诉你，”一个男人说，“对任何人都绝对不说。”

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和他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得工作，根本没有周末。”一天的工作里不能休息、喝咖啡或者有其他休闲。吃午饭也是在桌上随便啃个三明治，或者到楼下六张凳子的咖啡馆狼吞虎咽一个汉堡或一碗墨西哥肉酱。还经常熬夜。在利特菲尔德大楼的第一夜，加班的约翰逊、凯拉姆、迪森和伯德韦尔突然遭遇停电，陷入一片黑暗。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发现整栋楼都停电了。约翰逊不辞辛苦地走下六层楼到了地下室，找到楼管，对方告诉他，负责给整栋楼供电的发电机是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关机。然而，等到约翰逊又不辞辛劳地爬上楼，青管局的办公室里又有灯光闪烁了。楼里原来用的煤气灯，就安在墙上，没有拆过。因为没人重视，煤气也从来不关。凯拉姆发现，用火柴就能点亮这些灯。那之后，由于青管局办公室的工作很少有十点就结束的，所以经常是点起煤气灯直到做完。电梯是要用电的，所以手下们也逐渐习惯了摸黑走楼梯下去。

接着，来到停车的国会大道，他们通常不是开车回自己家，而是去约翰逊家。他住在欢乐谷街四号，一号两户的联排别墅，有个很大的后院。他们晚上的工作就在后院继续。

一九六七年，丈夫担任总统期间，“小瓢虫”•约翰逊会说，在他们的婚姻中，“林登是领导。林登来定规矩……家里的布置要按照林登的品味。”这规矩早在他当上总统前就有了。“小瓢虫”不会提前得知她丈夫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会带多少客人回来。但是，不管多晚带多少人，她都应该给他们准备好晚饭。她也做到了，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脸上挂着微笑，让客人们宾至如归。通常，大家都是在谈工作的间隙草草地吃晚饭。然后林登就一边直截了当地命令“小瓢虫”把甜品送到外面去，一边领着这群人去了后院。

他们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发布的最新公告。“最难的事情就是弄清楚那些规定，”迪森说，“一开始大家特别困惑。”伯德韦尔说，在后院的提灯下，“我们一遍遍地研读”这些规章制度，“一段一段地看，一页一页地翻”。

每一段，每一页。“林登把小册子拿起来，开始非常认真地，一行一行地读……他会问我们，‘那个，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开始讨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谢尔曼•伯德韦尔还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小时候的玩伴，结果却意识到，他还从来没见过此人工作的样子：“他非常非常细致，比我印象中的林登要细致很多……他特别能准确地理解华盛顿要让我们做什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希望一切都要绝对正确。”他们困了倦了没什么，只有一个主题讨论出结果了才能结束。几个小时过去了，昏暗灯光下，有些年轻人会偷偷翻翻看还有多少页，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不翻完最后一页，约翰逊是不会让他们回家的。

就连回了家以后，工作也在继续，有两个手下甚至就住在欢乐谷街四号。遵照约翰逊的建议，威拉德•迪森和L.E.琼斯租下了约翰逊家那个空房间，迪森回忆说，有时候工作结束，他和琼斯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这还不算下班……因为他会在楼上喊道：‘这个问题你怎么办的？’‘那个问题你怎么办的？’他还在思考。”早上，好像他一睁眼就得开始工作。“他一旦醒了，马上就会很清醒，”约翰逊夫人说，“很有可能马上抓起报纸或者从办公室带回来的什么报道看。”“小瓢虫”把咖啡和报纸一起给他送到床前，他弄完了之后洗澡、刮胡子、穿上她准备好的衣服（铅笔、打火机、手帕和钱包已经装在口袋里了），套上她刷亮的鞋，系上前一晚他已经打好挂在门把手上的领带，和迪森、琼斯一起吃早饭，这时候他就会说点什么，让两人意识到（和拉蒂默在华盛顿时一样），昨晚关灯之后他还在继续工作。

然而手下们都没觉得是在当牛做马。当然了，部分是因为约翰逊会选人。他选的这些人，凯拉姆、迪森、罗斯和伯德韦尔等等，每一个人，都是愿意一周七天每天连轴转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不带怨恨地接受谩骂，不介意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被羞辱，不在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被忽略被轻视。然而，随着下属团队越来越大，理事不可能只从自己的熟人里面选择了。他必须雇用那些不熟的甚至是完全不认识的人。比如他毕业以后才入学圣马科斯的“白星”，或者芬纳•罗斯或迪森推荐的人。结果有些“新兵”并不合适，但错误总是得到及时的修正。就是在约翰逊担任青管局得州理事期间，迪森口中的“筛人行动”开始了。

有的新人辞了职，因为受不了约翰逊的工作时间。“可能西得克萨斯那边有个人（离奥斯汀一两千公里），”迪森说，“约翰逊对他说：‘我们礼拜六晚上要开个会。你周六下午六点到。’这就意味着，周六他工作到中午，然后开车到这里，从六点开会到十点。然后我们周日继续开会。下午四点，他说：‘好了，回家吧，周一一早上班。’”迪森说，有的人“辞职”，是因为“他们根本跟不上这个节奏……他们没法跟上林登•约翰逊的节奏，所以只好半途而废了。可以说他们不属于这个团队吧”。有的人辞职，是因为受不了约翰逊的谩骂，正如迪森用一贯谨慎的口吻所说的：“林登•约翰逊喜欢催促、驱赶和哄骗，而有些人不能忍受催促、驱赶和哄骗。”而有的人不是辞职，而是被炒。当然不是林登•约翰逊炒的。迪森很理解这一点：“他不能树敌。他看得很长远。”要炒鱿鱼都是迪森出面，“他会说，某某某就是办不成事，你尽量让他赶快走吧。”

林登•约翰逊喜欢把手下叫作“孩子”，就算那个人可能年纪比他还大。他喜欢手下叫他“老大”。“属于这个团队”，没有被“筛出来”的员工们，基本上都是完全默认和允许这种家长制关系的。他们最鲜明的性格（除了精力充沛，工作起来尤其勤奋之外）并非聪明敏锐。此后的数十年，华盛顿或纽约那些局外人，在商场或者政坛接触到约翰逊这些早期的手下，本以为这些人已经身居高位，地位不凡，肯定脑子也不差，结果都被事实所震惊。他们的性格也并非自尊自负。事实上，约翰逊早期的手下们明显是十分缺乏这种品质的。他们最鲜明的性格，是万分的顺从与奉承。见证者们说，他们似乎很喜欢叫他“老大”，也喜欢被他叫作“孩子”。

手下们没有觉得当牛做马，还有一个原因是感激。厄尼斯特•摩根来自丘陵地带，他说：“大萧条真的把那儿害惨了。”但因为这是个农业地带，虽然粮食不多，也还算便宜。他在圣马科斯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打工，供自己上完了大学，还在大学里面做过辩手，加入了“白星”。那份工作每天九小时，每周六天班，周薪只有可怜的五美元。但好在包吃，所以他总是强烈同情那些从火车上下来伸手讨要食物的“城里人”。咖啡店主“堆了一堆木头，想吃饭的人可以劈柴一小时，挣二十五美分，换小小的一盘饭菜。真正令人悲伤的，是一家的爸爸劈了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走进来，一家四口分吃那一盘。”但从圣马科斯毕业以后，摩根自己也进了城，来到奥斯汀，进了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想成为一名律师。他在这里明白了挨饿的滋味。为了挣钱，他为一个教授打字，每月十五美元。但很多时候，“我都身无分文。

一次有个人问我：‘你多久没吃东西了？’我说：‘两三天吧。’他给了我一美元。我找了家咖啡厅，先点了晚饭，三十还是三十五美分。吃完了之后，我还跟没吃一样饿。于是又点了一个热的烤牛肉三明治，然后突然就一阵恶心，不得不跑出门去，在街上吐了。那一美元几乎都被浪费了。”

因为害怕一辈子都在农场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摩根才来到圣马科斯，后来上了法学院。但他所恐惧的命运仍然在前面狞笑。他难以为继。“然后我听说——都不记得怎么听说的了——林登在青管局管事。我认识比尔•迪森，就申请了，比尔说他要问问林登。第二天他回了电话，说：‘你做好上班的准备了吗？’我说：‘当然了先生，马上就可以！’”第二天他就开始了工作，是青管局的“项目监理”，兼职的，所以他可以继续法学院的学业，每月还有六十五美元的收入。他说，这些钱“在那个时候简直是金山银山了”。他说：“要是没有那份工作，我都不相信自己能读完法学院。”他也没忘记这份工作是谁给的。摩根强调说，他对约翰逊的帮助“非常感激”，还补充道：“他要我做什么事，只要有一点道理，我都会去做。”

摩根的贫穷并不鲜见：来青管局做执行工作的很多人，都曾遇到过与他类似的绝望，这份工作就像一根救命稻草。对于出手搭救的“恩公”，他们也和摩根一样感恩戴德。

有些情况下，这层感激由于恐惧而加深。摩根还有望拿到法学学位，成为一个专业法律人士，而在青管局办公室和他并肩工作的很多同事并没有这样的盼头。事实上，很多来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要是丢了林登•约翰逊给的这份高工资、高地位的工作，恐怕很难再找到另一份工作了。他们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更加拼了命地投入进去，而且对那个掌管着这份工作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更加顺从谄媚。有个人不愿意这样卑躬屈膝，因此“不属于这个团队”，他说：“他知道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不然他们能去哪儿呢？所以他清楚可以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必须接受。你知道，一旦你开始接受了，就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就越难改掉了。他们习惯了被他谩骂欺侮，过一阵子都意识不到了。”

加深感激和恐惧的，还有野心抱负。在林登•约翰逊青管局的那群“小子”中，解释为何忠于约翰逊时，提到自我利益的，不止迪森一人，“够识相的就要和他绑在一起”。约翰逊当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抱负了。后院的那些谈话讨论中，他的未来是个热议的话题。“我们知道他要参加某个竞选。”琼斯说。他还说：“了解他的人会觉得，无论他去竞选什么，都会赢。”他向这些手下保证，只要他赢了，大家就共享胜利成果。他们也坚信不疑，坚信等他手里有了更好的工作可以分配，就会分配给他们。那时候，对于得州一个农家孩子来说，摆脱贫困的出路太少了。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正走在难能可贵的一条出路上，也许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条出路，他们迫切地要走下去。

然而，如果说感激、恐惧和野心是维系这些人和林登•约翰逊的纽带，其实还有没那么自私的纽带。老大让他的小子们觉得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几乎像个大家庭了。“嗯，现在，我们来玩会儿。”他会说。玩是全体一起玩。丈夫带着老婆孩子来参加后院的野餐；或者和约翰逊一家在冰凉的巴顿河边来个野餐，到水中游泳嬉戏；要么就在圣安东尼奥的墨西哥小酒吧共度愉快的夜晚。他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在后院度过的那些漫长的晚上，他不仅仅是研读青管局的规则，还为小子们展望未来，振奋人心的未来，说那些游荡街头或者搭乘火车的青年男女又冷又饿，而青管局就是要挽救他们的绝望人生。看啊，同志们，他会说，这些规矩很多都是胡说八道，但我们必须要遵守，因为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孩子有工作，让他们有学上而且不辍学，而且我们动作一定要快。我们不能因为表格没填对被华盛顿退回来，因为每天都有更多的孩子辍学，永远也不会再回去。“让他们工作，让他们上学！”他总是这么说，一边说，苍白面庞上的一双眼睛就在黑暗中闪耀，反射着提灯里摇曳的烛光。“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别乱搭火车了！”就算最最迟钝冷漠的年轻人，此时也能被他催生出一种使命感，数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严肃认真的迪森说：“那时大萧条正值隆冬，尽快让年轻人找到工作，是我们的使命。”大多数手下都觉得这种魔力不可抗拒。“你不可能在这个人身边”还不被他完全影响，琼斯努力去解释这种感觉。“首先他用知识把自己填满，然后把热情往周围倾泻而出，你根本阻止不了他。根本没办法……他就这样把你完全包围覆盖。”

他驱赶催促，同时也引导领航。有一次，公用事业振兴署终于签发了审批证书，家里在领救济金的孩子能够做青管局的工作了。大家等了很久的这个证书，终于在周五半下午姗姗来迟。名单上有八千个名字，约翰逊告诉迪森和摩根，他希望这八千个孩子周一早上就开始工作。摩根的第一反应是绝望：周末这两天来不及用信件通知这些孩子，而且青管局早就已经发现很多孩子压根儿对信件没有回应。摩根当时承担的最重大的任务，也不过是做做路边公园工程的监工，管管二十来个年轻人。他回忆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不可能。但约翰逊叫他把那二十个年轻人都叫来，把八千个名字分配下去，让他们整个周末都直接上孩子们的家去，亲自跟他们谈。“我把那些小伙子都找来，一直守到天都快亮了，按照街道把名字分配给他们。比如我喊一个瓜达卢佩的地址，负责瓜达卢佩的小伙子就记下来。周六一早，我们就上街了。倒也没全联系上。但是到周一早上，我们找到了五千六百个，让他们上了工。他就是会给你这种任务，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会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做到了。”

上一秒还在谩骂羞辱，下一秒他就抹去这种痕迹，来个大大的拥抱（“有一次，我看见他对谢尔曼•伯德韦尔发火，几乎用了我小半辈子听过的所有脏话怪话，”摩根说，“但他就快要把别人生吞活剥了的时候，又张开双臂拥抱了他”），还要加以表扬。表扬虽然不频繁，但却和谩骂一样热烈，会让一个男人晚上回家骄傲地对妻子重复，并且终生难忘。他让手下有种被需要的感觉。玛丽•亨德森目睹过他在危机中的表现，回忆说，当时他“绝对担心得要发狂了”。她又回忆，危机结束后，“他说：‘每次我需要人，或者有麻烦，往身边一看，肯定能看到你。’然后他就张开双臂拥抱了我。我这么个小人物。哦，你真是希望能想尽一切办法让他高兴。”他会跟他们开玩笑。一次去休斯敦出差，他和玛丽的丈夫查尔斯（赫伯特•亨德森的弟弟）同住一间屋。晚上，亨德森被另一张床上的呻吟吵醒了。“查理！查理！”约翰逊很痛苦，“我很不舒服，想喝水。”亨德森跳起来，跑到浴室，然而，等他接了水回来，灯亮了，约翰逊从床上坐起来，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这些玩笑也是一种设计好的手段，和谩骂的目的一样，约翰逊以此来展现对手下的掌控。亨德森告诉妻子，他理解约翰逊为什么要假装不舒服，这样他就不用起床自己去接水了。但这种手段用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同的，效果却稳准狠。亨德森不怨他让自己起床接水，或者至少嘴上说着不怨；亨德森的同事们也不怨那些在他们身上开的玩笑，或者至少嘴上说着不怨。对于给每个小子的“剂量”，他是精准把握过的，谩骂如此，讽刺如此，拥抱如此，表扬如此，都是恰到好处地让他们继续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投入，而奋斗。他不仅擅长“读心术”，还精通“摄魂功”。而那些初次给他机会实践“摄魂功”的人，不仅为他服务，还爱戴他、崇拜他。

国会秘书林登•约翰逊

国会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

罗伊•米勒，手段高超的传奇游说者，进出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就如同自己的家，约翰逊与他“志同道合”。

“老大”和L.E.琼斯（左）与吉恩•拉蒂默

克劳迪娅•阿尔塔•泰勒，人称“小瓢虫”，1934年夏天

“小瓢虫”和林登•约翰逊，1934年11月在墨西哥度蜜月

山姆•雷伯恩

副总统约翰•加纳把一把历史性的木槌交给“小国会的大头目”（照片上的文字，“小国会”接受木槌）。

莫里•马弗里克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圣安东尼奥。1934年，约翰逊帮这个性格火爆的激进分子成为国会议员。

在国会大道上：约翰逊以青管局得州理事的身份回到奥斯汀，和威拉德•迪森走在一起。右边的利特菲尔德大楼，就是青管局办公室的所在地，还有阿尔文•J.维尔茨的办公室。

约翰逊理事视察青管局的一个项目

“老大”和谢尔曼•伯德韦尔在一起。此人从孩提时代起就顺从地跟着约翰逊，长大成人后也继续模仿他的语气神态姿势。

青管局职员威拉德•迪森（左）和杰西•凯拉姆

山姆•伊利•约翰逊和他的孩子们，摄于1936年圣诞节

“参议员”阿尔文•J.维尔茨，“小瓢虫”•约翰逊将他称之为“我永远的船长”

查尔斯•马什

圆滑的乔治•布朗和他野心勃勃的哥哥

1937年第一次参选：约翰逊和一群支持者

约翰逊患阑尾炎生病住院，之后被祝贺电报包围了

约翰逊在车站，准备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返回华盛顿。由于父子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心酸的一幕。他走在母亲身边，父亲在后面跟不上。还没等父亲走上来，他就上车了。山姆跟着往车门走，林登弯下腰：父子相互亲吻。

加尔维斯顿的握手：以“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的竞选口号当选的新议员首次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相见。站在中间的是州长詹姆斯•奥尔雷德（后来他被从图中修掉了）。

“我知道他会去迎接更大的挑战，”迪森说，“我也觉得他有种注定的命运。”年轻的查克•亨德森还和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的秘书玛丽保持着订婚状态时，他给她写信（玛丽口述）：“我在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作。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才二十七岁！”玛丽觉得难以置信。但等她嫁到了奥斯汀（林登•约翰逊是首席伴郎），成为青管局的一名秘书，她很快就看出来查克为什么会如此坚信不疑了。“我现在说起这个，觉得很难理解，”她说，“但是他身上的确有种他们所说的领袖魅力。他富有活力，双目炯炯有神，完全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下一步要做什么，让你乖乖臣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你完全相信他会说到做到，真的是毫无疑问。你从来不会想到，他只有二十七岁。你觉得他是个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你感觉到那种力量。要是他拍拍你的背，你会觉得无限荣幸。手下的人那么努力地为他工作，是因为对他完全的崇拜爱戴。你就是爱他。”她明白了为什么查克，以及查克的哥哥与朋友，青管局办公室的所有人，那么迫切地想留在他的团队。“为他工作是令人激动的事情，很刺激、很美妙。在创造历史，在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林登就是推动者中的一员——他是创造者，是行动者，是破土者。你知道他还会做更多更大的事情。你知道他会飞黄腾达。你希望那时候和他在同一条船上。”无限的崇拜。“我用他的名字为唯一的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他应该是第一个以林登•约翰逊命名的孩子吧。”芬纳•罗斯满怀骄傲地说。这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后来还有很多小孩也取了他的名字，比如，不仅有林登•约翰逊•罗斯，还有林登•贝恩斯•克赖德。

数十年后，会有人问威拉德•迪森，参议员林登•B.约翰逊控制得州的政治机器起源于何时何处，“一切都要追溯到青管局。”他说。

给理查德•克雷博格做秘书时，约翰逊把自己的人不显山不露水地塞进华盛顿和整个得州官僚体系中不引人注目的低微角落。而当上青管局理事之后，他就能够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处于他的领导之下了。现在，他观察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样子，能够非常准确地评估他们的性格以及潜力，然后放弃那些不符合他目标的人。

更有甚者，他手上的能分配的工作更多了，可以“招兵买马”，亲自来评估“新兵”们。“筛人行动”给他留下了一批人马，可能有四十个，在日积月累的工作观察中，证明了他们是趁手的工具。其中还有一些专业人才：不仅有才华横溢的演讲撰稿人赫伯特•亨德森，还有个技巧娴熟经验丰富的公关人，一九三六年，他把《奥斯汀美国人》的前总编雷•E.李招进了青管局。约翰逊能一眼在原石中看到璞玉，这种能力也让他选了个好司机。卡罗尔•基彻是吉恩•拉蒂默最亲密的朋友，他说话慢条斯理，反应有些迟钝，当年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从休斯敦来到华盛顿时，约翰逊建议他去学打字和速记。但是，基彻说：“我很笨的，我还是个新手。”约翰逊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给他安排工作，而是把他安排在联邦房管局的邮件收发室。不过，马弗里克当选后，约翰逊把基彻推荐给了这位新官上任的国会议员，后者雇用了他。回得州的路上，基彻和约翰逊同行。约翰逊是非常不相信他人的驾驶技术的，但却注意到本来话就不多的基彻开车非常专心，还注意到这个冷静的年轻人和自己大多数的助理不一样，不会被他一骂就心慌。于是他把基彻安排进了青管局，把他用作自己的私人司机。

他早期建立的人脉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得州，现在他愈发强调这一点。青管局的运营遍及得州的全部二百五十四个县，也在整个得州为政治上颇有关系的地方商人提供合同；分配的工作也不仅限于上层，公众全都有机会。这一切都用很低调的方式进行。林登•约翰逊在任理事期间，青管局的全部款项加起来也不过二百万美元多一点，和州政府或者得州别的联邦机构比起来可谓相形见绌。然而，四十个男人完全效忠一个领导，其中还有演讲撰稿人和负责公关的人；手头有工作和合同可以分配。这就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他的政治组织。

利用青管局这份工作，林登•约翰逊不仅扩展了自己的组织，还另外认识了很多人。奥斯汀的天际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州议会那巨大的粉色圆顶（模仿的是华盛顿国会大厦，但比原型还要大），正象征着政治在这个城市生活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一九三五年，这里有七万常住人口，其中州官员和在政府机构任职的人占了很可观的比例。州议会召开的时候，城里的酒店与膳宿屋挤满了州议员与游说者。奥斯汀的主干道是国会大道（这条路修得很宽，能让两队马并排拉的那种草原马车直接调头），从奥斯汀的国会山脚，沿着低低的丘陵与广阔的高地，一直蜿蜒到一点二公里以外的科罗拉多河。在这条道上多走一会儿，几乎能见到得州政界的所有要人。

林登•约翰逊在利特菲尔德大楼的办公室就在国会大道的第六街，他当然把这些人见了个遍。在有些人面前他可以大方地自我介绍，因为他是山姆•约翰逊的儿子。年轻的助手们很吃惊（因为林登说起父亲都是贬损嘲笑），因为他们发现那么多达官显贵都还记得老大的父亲，而且对他印象极好，所以自然而然就对这个长得特别像父亲的年轻人十分友好。不止一个上了年纪的州议员，一看这有着修长瘦削的体格，两只大耳朵加一张笑脸，苍白皮肤与浓密黑发的人朝自己走来，都有那么一瞬间以为是年轻的山姆•约翰逊又走在国会大道上了。林登的工作让他能接触到奥斯汀最有权势的人，而也是这份工作让他明白，尽管自己非常年轻，却毕竟是这个偏远的小州府唯一的中央政府代表。因为大多数的联邦机构都把得州总部设在圣安东尼奥或者达拉斯。另外，他还代表着传奇的新政，拿的是新政拨款；他在得州州府，大小是个代表。那些有影响力的要人，如果有上大学的小孩需要工作来勤工俭学的，或者最近才毕业需要找个青管局工作的，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分配这些工作的权力。林登•约翰逊想要见得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见到这些人之后，他就跟他们交好，用的就是在约翰逊城与圣马科斯让同龄人们震惊的那种能力，迅速讨好长辈的能力。要见这些人他还是很紧张的，担心自己不能留下好印象，于是他努力显得完全放松，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从利特菲尔德大楼出来，他会习惯性地脱掉西装外套，装作不经意地往后挥舞一下，搭在一边的肩膀上。他会把自己那顶软呢帽的帽檐翘起来，翘得老高，都碰到帽顶了，觉得这样能显得更漫不经心。但这些想要显得轻松自在的努力没能成功。只要经过商店的玻璃橱窗，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照照自己的样子，而且一直在整理自己的领带，拉直拉紧。衬衫口袋里随身带着一把蓝梳子，一边走一边不断梳着头发，压平起伏的地方，统一往中间隆起；就算戴着帽子，有时候看着自己玻璃中的影子，他也会把帽子摘下来，梳梳头发，只为了以防万一遇到谁跟妻子一起散步，他要脱帽致意。看上去似乎是准备充分了，但某个要人从远处走来，还是会让他猛然陷入恐慌。他会赶紧躲到最近的商店的门边，急匆匆地把衬衫扎好，再检查一下领带，拉拉裤子，再仔细调整一下皮带，然后把隆起的头发拍成完美的样子。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好状态了，就装出一副很夸张的潇洒随性的样子，闲庭信步地往那个他为之做着一切准备的人走去。

他在国会大道上这一番穿着打扮，让目击者忍俊不禁。当时得州州务卿爱德华•A.克拉克说：“人人都知道林登那把小蓝梳子。”但大家都是很友好地笑。林登很认真地倾听这些人讲话，坐在他们脚边吸收他们的智慧，顺从他们的想法意见，在他们还没说出口之前就了解他们的心意，他让这些人喜欢上了自己，再给他们的孩子分配工作，加深了这份喜爱之情。青管局很多秘书都是得州要人们的女儿。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而且大家越来越尊重他。克拉克说，他在克雷博格那儿做秘书的时候，“奥斯汀人人都知道林登是个好人，要是你想要华盛顿的某个部门帮你做点什么，去找林登准没错”。现在，在国会大道上遇到他，那些有求于华盛顿的人都问他怎么办，而他总能给出很好的建议。于是大家都告诉朋友，有问题，问林登。

不仅华盛顿的事情问他有用，得州的也一样。得州这变幻莫测、钩心斗角的政治局面，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神秘。如果说奥斯汀的方言就是政治，这些老狐狸政客都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已经说得很流利了。虽然他一开口说话全是谄媚奉承，但其中隐藏的看法很值得一听。游说者比尔•基特雷尔提醒诸位政客，几年前他就说起过这个林登•约翰逊了。他说，这个就是他口中的“神奇小子”。现在，整个奥斯汀目睹了约翰逊，发现基特雷尔所言不虚。约翰逊在奥斯汀认识的所有人中，在未来多年获得并保持最大权力的，是爱德华•克拉克。一九三六年，他年仅三十岁，就已经当选州务卿，而且还是州长詹姆斯•V.奥尔雷德的总政治顾问。要见州长，必须先通过他。克拉克看上去一团和气，总是咯咯笑着，还喜欢讲故事，其实头脑精明、态度强硬，对政客们有着极其敏锐的眼光，会按照他对每个人未来的评估分配自己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约翰逊来请州长对青管局一个项目提建议的时候，克拉克开始重视这个年轻人，经常和他在一起，并且跟他交朋友，还告诉约翰逊，只要他需要帮助，跟自己说一声就行。克拉克对自己做种种事情的原因都记得非常准确清楚，他回忆说，这么做是因为“林登认识雷伯恩，这就是关系重大了”，还因为“他是我见过的工作最努力的人，他根本闲不下来”，还因为他在迎合权贵方面有着无限的天赋能力（“什么事情到了他那儿都不是麻烦……只要让他办事的人有一天能帮到他”）。克拉克和约翰逊一起去了好多场鸡尾酒会，近距离目睹了他的紧张。“他不喜欢一个人站在那儿，”克拉克回忆，“如果我要走开，他会说：‘跟我站一起吧，爱德华，跟我站在一起吧。’缺乏安全感。林登很缺乏安全感。他有种自卑情结，非常鲜明。”但是克拉克这个同样精通“读心术”的人，看透了这紧张背后的潜质。“我看见他跟某人说话，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会迎合讨好对方，做得特别好。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做得这么好。他特别特别认真地倾听。比如聚会上他跟谁第一次聊天，或者在街上跟谁第一次打照面，五分钟后他就能让对方这么想：‘我喜欢你，小伙子，我会支持你。’我觉得他能干一番大事。我了解他拉关系认识人的套路。我知道他在蓄势待发，要参加竞选。我不知道他要参加什么竞选，但我知道他是要参加竞选的，而且是很大的竞选。我愿意把赌注押在他身上。”

一九三六年，州议员厄尼斯特•O.汤普森请约翰逊做他的竞选经理，助他竞选得州铁路委员会主席。这是得州特有的委员会，有权规范和管理铁路以及油气产品。当选委员会主席，就能跻身得州最有权势的集团，而汤普森很受欢迎，很有希望当选。他承诺，要给约翰逊指派委员会里权力很大的位置。汤普森觉得，这么年轻就能获得遍布全州的权力，他这可是在帮约翰逊的大忙。可是约翰逊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

不到一年前，还是克雷博格秘书的他曾经求过威利•霍普金斯，想在州检察官办公室里谋得一职。眼前这份工作可比那一份诱人多了，但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个秘书了。他一直想要的，不是得州的权力，而是全国性的权力。长久以来，他都很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知道走哪条路能够达到这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州政府的工作，再好再诱人，都不在这条路上；他说过，州政治是条“死胡同”。做克雷博格秘书的最后那几个月，那么沮丧、那么绝望，他差点儿都要放弃这条路了。可是，有了青管局的任命，他又重新上路了，完全没有再次放弃的打算。青管局理事这份工作也算有吸引力，但远远不是他寻找的大好机会。不过只要大好机会来了，他是认得出的，也会果断伸手牢牢抓住。

利特菲尔德大楼六楼的那些狂乱奔忙有了成果。一九三五年九月，高中和大学开学，没几个州满足了青管局的名额条件。十月二十八日，青管局局长奥布雷•威廉斯承认，这个青年机构“开局不利”。但得州做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得州的青管局项目以引人注目的高效顺利运转着。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中，有七千一百二十三名升入大学，还纳入了青管局的资助名单，每月十五美元的津贴足够他们继续大学学业。在得州全部的八十七所大学，包括过去总是被联邦和得州援助项目排除在外的四所黑人大学⁽³⁾，青管局的项目都在良好运转，成为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大概有一万一千零六十一名高中生受到数额较小但十分有用的资助。

锦上添花的是，学生援助项目正在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三五年，这个项目起到了鼓励学生返校的作用；一九三六年，又成功让这些孩子继续学业。一九三六年正在接受青管局援助的学生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是一九三五年也接受了援助的，这象征着一种趋势的开端，而这种趋势会让埃莉诺•罗斯福由衷地欣慰：在青管局的帮助下，本来很可能辍学的得州学生中（大萧条仍然纠缠着得州），有很可观的一部分能够继续学业，一年又一年，直到毕业；到一九三九年六月，青管局成立的第四年，大四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千名在大学四年都接受了青管局的援助。

青管局帮助他们继续学业的得州学生，也是那些应该继续学业的。在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学年间，有机构对五千七百一十三名受到青管局援助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分数超过了全校平均成绩；百分二十七正好是平均成绩；只有百分之十九未能达到平均成绩。如果说部分原因是大学领导们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成绩位于平均线以上的学生接受青管局的援助，这些孩子毕竟是在做了青管局分配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把学业表现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不过，事实上，青管局得州分部达成的这些目标，距离华盛顿的愿景还相去甚远。华盛顿的人想起大学，总会浮现出东北部那些设施良好、爬满常春藤的青葱校园。很多得州的大学成立才几年，要保持正常运转都要靠艰难的挣扎努力，更别提修建什么教学设施了。比如，得州理工学院成立十年后，校园里仍然没有树木，只是得州中部狭长地带那块平原上的一片荒地，图书馆和实验室很简陋；有三千个学生，宿舍却只够六百个人住。平原上的农民与牧人也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的孩子自然也越来越无法入学，这更让学院的存在岌岌可危。青管局不仅让得州理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而且让他们做修建教学设施的工作，种树种灌木，还铺了草皮。

青管局有个项目是从得州开始的，采纳了林登•约翰逊老上司，得州西南师范学院校长塞西尔•埃文斯的建议。这个项目专门帮助那些从来没上过大学，如果没有帮助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法上大学的年轻人。得州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以后，就因为家庭的极度贫困，被拴在田里，或者去找工作补贴家用。他们打算等大萧条缓解了，再继续求学。埃文斯从大萧条开始就眼睁睁看着圣马科斯的入学率稳步下滑，对于他和其他情况类似的教育者来说，这种趋势是极大的悲剧。在人口稀少的广大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并不是人生的理所当然。一旦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离开受教育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永远离开，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条路上来了。埃文斯认为，现在亟待解决的，是让这些年轻人在艰难时日中也能和教育保持联系，让他们至少能有半只脚踩在自己曾经追寻的这条通往更好生活的道路上。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大学新生中心。在这个中心，那些家里还在领救济金的学生，农活儿或者牧场上的活儿走不开的学生，一从高中毕业，就有机会选择一两门免费的大学课程，还能继续在家里干活儿。他说，这样的中心需要找教授，学校是付不起这个钱的，但青管局可以。而且，要是青管局雇用的老师是那些从大学下了岗，现在在领救济金的，那这个项目既可以帮到学生，也可以帮到老师。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得州已经有二十个大学新生中心在运营了。

另一个青管局项目，通过各个大学去帮助那些不愿意上大学的青年男女。有的想继续在家里干农活儿，青管局并没有强行去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向他们展示农场上的生活可以比他们一直以来的所见所闻更好，同时再给他们一点钱，缓解一下目前的窘境。农村的年轻人被带进校园，接受四个月的职业技术课，涵盖的范围包括动物饲养、奶制品制造、农业机械修理，等等。专家们教小伙子如何搭建干净的猪圈和更好的鸡舍，教姑娘们更快更高效地腌制蔬菜。这个课程的学费，是用劳动来还的，同时青管局还给他们发月工资。小伙子们就在青管局雇用的工头带领下修校舍，姑娘们就缝制宿舍里要用的床单和枕套。

有些不愿意继续干农活儿，而且特别想去城里生活，即使没上过大学。但他们没有在城里生活的本领，虽然讨厌干农活儿，但他们也只知道怎么干农活儿。他们通常都对很基础的疏通下水道、电工和机械工这些技能一无所知，也没有了解过工业世界长大的孩子们耳濡目染根本不用学的工作纪律和各种细枝末节，什么按时开工，按时上下班，遵循陌生人而不是父亲的命令，搞办公室政治，等等。另外，他们不仅缺乏技能，还因为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区而缺乏对自己梦想中世界的基本了解。这种闭塞很少因为阅读而得到缓解，他们几乎都只在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接受过非常可怜的教育，正如林德利所写：“他们的家里也没有书和杂志。”林德利又写道，给他们教授技能和知识是“一项挑战。很难让这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小伙姑娘找到好的工作，不管是去建筑工地、作坊还是缝纫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离他们的农场三四十公里远。上下班就是一个大挑战”。在丘陵地带或者得州西部那荒凉无尽的平原上，零星散布的农场上，即使小伙姑娘们想要有过上不同生活的机会，就算只是做个机械工，提供这个机会，也很难。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居民培训中心应运而生。得州农场上的年轻人被一群群召集在四个大学校园里，有专人来教他们“有用的（城市）职业技能”。学费就不用交了，只要利用新学的技术干一些学校需要的项目。比如，圣马科斯好几年前就在学院山上买了三座白房子，想改建成实验室和教室，但一直资金不足。但现在学校的宿舍空得出五十张床，又有了五十个年轻人，每个月拿青管局的二十一美元工资，来帮学校改建这几座房子。圣马科斯在丘陵地带，工作中必然会处理岩石：把坚硬的石灰岩凿开，把地上的大石头挖起来，这样才能铺设管道；然后把这些大石头堆起来，用水泥浇筑好，变成承重墙。小伙子们把原来的墙拆掉，修建起新墙，做了卫生间，在前门垒起了台阶，还铺了草皮。这些工作都是上午进行，到中午，这些日出而作的农村孩子已经老老实实地干了六个小时的活儿。下午，他们就上课。当时的一名访客发现，学校的工业艺术大楼“仿佛一个全速运转的东部工厂。角落一张制图桌边坐着个小伙子，一直渴望学学准确精妙的机械制图，他在讲师的指导下自己参照各种数据画着草图；另一个守在熔炉旁边，认真地看着伸进煤堆里那根烧得鲜红的棍子。经验丰富的机械工人正带领一群年轻人在为学校的汽车修引擎、保养轮胎”。他们学会了看蓝图（青管局请来的讲师们坚持要让这些学徒按照图纸来做，不管工作多么简单，不管是做椅子还是做橱柜。正如其中一个所言：“因为他们要是看不懂图纸，就绝对不要想做木匠或者做家具来谋生。”），学会了进行必要的数学计算，还了解了各种材料的特性与用途。

五十个小伙子在圣马科斯培训了四个月。培训结束的时候，三栋房子完工了一半。第一批离开后的第二天，第二批的五十人团队就来了，这段时间里他们把这三栋房子完了工。学校得到的是三座宿舍楼，而年轻人们得到的，虽然没那么具体有形，却意义重大。毕竟，原来，他们的整个世界基本就是自己的家。光是走出自己所在的县就已经很重要了。青管局阿肯色州居民培训中心的一个年轻姑娘说：“一开始我有点想家。大家都知道的，从来没离开过家，突然来这么远的地方是什么感受。我从来没走出过离家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光是感觉自己不再只是某个小家的一员，而是另一个集体的一员，和那些并非亲戚的人一同生活和工作，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另外，在约翰逊的坚持下，得州的培训中心还选举成立了自治会，学校还为他们开设了“公民课”，一共二十八讲，内容从宪法到餐桌礼仪。阿肯色州一位大学校长如是说：“光是这些孩子在新环境中与他人进行的交流沟通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就算没有其他什么收获也值了。”（事实上，有些孩子家里特别穷，光是能在这里吃顿饱饭也很重要了。得州一名中心管理员说，他们在培训中心刚待了一两周，可能都长了好几公斤。）

这个项目也为年轻姑娘提供帮助。她们从各个农场被召集到中心，不仅学习众人眼中年轻姑娘应该学习的家务技巧，还学了做秘书需要的种种技能。她们也获得了很多无形的好处，《布雷纳姆旗帜报》一名年轻女性记者参观了得州布雷纳姆附近华盛顿县初级学院的青管局居民培训中心，这里有二十八名女性学员，都是在高中毕业时代表学生致告别辞的优秀学生，也都在高中毕业后马上回到了农场。“年轻时，”这位记者写给自己的农场和小城镇的读者们，“你难道没有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怀抱着美好的梦想，梦想自己进入大学，住进宿舍，接受教育，打开世界的大门？我们当然都有过那样的梦，然而，能够实现的真是少之又少。然而，有的梦想还是能实现的。这二十八个女孩如今就在实现她们体验真实大学生活的梦想……”

青管局得州分部的项目受到全州的广泛欢迎。《达拉斯学报》宣称，那些偏远闭塞的农场家庭以前从未受到任何政府项目的援助，还说“傍河而居的民众也应该有新生活的机会，而青管局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有些甚至还受到得州以外的支持拥戴。几项创新的举措，包括路边公园，都被别的州仿照。“俄克拉荷马州也在修建类似的路边公园，”《俄克拉荷马农民与牧人报》评论道，“但得州在这些项目上似乎要更超前一点。”青管局局长威廉斯说约翰逊的工作实在做得“一级棒”。

到一九三六年底，得州有两万多名在校或在职的年轻人正在接受青管局的援助。而且青管局项目正在全州范围内广泛扩展，已经做好了一九三七年春季的规划。一九三六年，青管局建造了一个温室，里面种了六千多棵树和灌木，将会在下一年移植到计划在这年修建的几十个新的路边公园里。一九三七年，青管局也不只是继续修建路边公园了，而是首次开始在城镇修建更大的公园。还有更大的工程正在规划完善中。在号召催促地方官员十八个月后，大量关于新学校、社区中心和消防车停车场的建议书被接受了，蓝图也画完了。材料与设备买好了，十几个工程即将启动。

然而，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林登•约翰逊得到了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没有片刻犹豫，他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一次会议上，前作战部长纽顿•D.贝克尔说：“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有很多谋生的机会。”之后，埃莉诺致信贝克尔：“我坦白，过去几个月来，我实在太缺乏想象力了！如果你能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建议……我将万分感激。”（贝克尔提不出任何这样的建议。）——原注

(2)　约翰逊这么中意路边公园这个想法，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呢？他选择的这个项目，虽然看上去是唯一可能实行的项目，但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工作领域。毕竟，他自己也曾经和一群年轻人一起，拿着凿子铁锹，坐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平板卡车，去过一条河边的工地上。——原注

(3)　在担任青管局理事期间，林登•约翰逊和黑人大学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对于他后来与公民权利组织的关系有着重大意义，这部分将在第二部进行深度探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