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二攻榆林失利

毛泽东总结西北战场经验——中央军委的三个作战方案——胡宗南榆林抽兵——北上再攻榆林——榆林守敌退守城内——攻打榆林外围——强攻榆林失利——邓宝珊搬援兵——宁马出兵援榆林——坑道爆破攻城又失利——攻城与打援的思考——打北路援敌——转打西路宁马援敌——元大滩战斗——宁马的脱身计——撤围榆林城——宁马援兵西撤宁夏——追击西撤之敌——挺进三边——放弃北线计划

西北野战军内外作战取得胜利以后，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令毛泽东十分高兴。10月11日，他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的通报，指出：

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1]

对于西北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早在清涧作战开始后不久，彭德怀就曾进行了考虑。1947年10月6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说：“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德、榆林），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队取绥德，得手后即北取榆林”。

10月11日10时，清涧作战取得胜利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和张宗逊的电报：

彭张：

我已歼灭廖昂，刘戡所率五个旅及一个团，只有一个旅粮食可吃至明日，其余灰（10日）即已无粮全靠空投。在此情况下，如清涧城周围堡垒工事可资利用，地形又险要可守，请考虑以教、新两个旅中之一个部署固守，主力撤至附近休息，看形势能守几天即可守几天（守一二天也好），目的是利用我之胜利与敌之被动、沮丧，吸引敌人攻我阵地而杀伤消耗之，假如敌攻我阵地三四天（以教、新两旅换班守备），而我能屹立不动，敌人消耗甚大，主力又已恢复疲劳，则可在清涧城外举行反突击，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的，假如此种反突击又告成功，则可扩大战果，再歼其一部。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军委

十一日十时

当日15时，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已令阻敌各兵团于真（11日）黄昏脱离敌人。新、教两旅隐蔽集结十里铺至三十里铺（清涧南）线以东地区；三纵隐蔽集结于清涧东之大小岔线；一纵隐蔽集结折家坪（清涧西北）附近地区。让援敌进入清涧空城，我处外围，断敌交通，逼敌空运，取得休息时间，避免消耗，行动可南北，比较自由。似此策较拒敌于城外有利，不知妥否。”10月12日15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部署甚妥。刘戡开石咀驿，接绥德敌南退，瓦市之敌亦可能退走。我军休息数日，恢复疲劳后有三个方案：（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其一、二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配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部）、宜（川）、同（官）。以上三个方案何者为宜，请考虑电告。”

这时，胡宗南调整了在陕北的军事部署：整编第1军南调，整编第29军军部位于延安，以整编第17、第27师、第38师第55旅及第76师残部，分散守备延安、甘泉以及富县地区。榆林守敌第28旅徐保部已空运西安，邓宝珊手中只有第22军军部、第86师、新编第11旅及陕西保安第5团，共9 000余人守备榆林孤城。

西北野战军经过权衡南北敌情，认为延安驻着何文鼎整编第17师，南进夺取延安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决定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第二个方案，北上再攻榆林，消灭邓宝珊部第22军，夺取榆林、神木、府谷，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解除南下作战的后顾之忧。彭德怀估计，这时打榆林，“马军（宁夏马鸿逵部）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2]。西北野战军就下定了再打榆林的决心。

10月13日11时，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说：“全体同意打榆（林）、神（木）方案，夺取两城，巩固后方，主力可得物资、人力补充。”为求得攻城全胜，“提议主力不南进渭北，暂让两王（王震、王世泰）一万二千人进行游击战。如同意，请贺（龙）习（仲勋）准备粮草，全军休息五天，十八日北进”。同一天16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复电中指出：“同意集中六个旅北上打榆（林）、神（木），行动时间，须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为有利。如刘戡在现地徘徊，则似宜先打宜川引其南退，然后打榆、神。”10月14日16时，彭德怀、张宗逊致电所属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野战军主力以夺取榆（林）、神（木）之目的，十八日由现地出发，二十日集结绥德城附近。”同日22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十八日全军北上很好。”

10月22日、24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按照预定计划先后由绥德地区向榆林开进。其中，第一纵队取道无定河西岸，从下盐湾、西岔北渡无定河，截断赵庄、三岔湾、刘官寨一线敌新编第11旅第1团的退路后，主力经归德堡以东向韦家楼、花月沟、三岔湾攻击前进，并于10月27日拂晓分别围歼上述各点之敌，迅速逼近榆林城南；第三纵队经米脂、石窑坪开进，在围歼殿皇峁、长乐堡及其附近之敌后，主力逼近榆林城北；第六纵队于10月25日经石窑坪、漩水湾隐蔽集结于赵家峁附近，27日拂晓以一部包围青云山之敌，主力逼近榆林城东。

邓宝珊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由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北进榆林的确实消息后，对榆林守城兵力作了重新安排和部署，决定坚守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靠城的解宅两个据点，城外据点一律放弃。10月25日，当发现西北野战军大部队集结于旧寨、鱼河堡、归德堡之线后，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第22军军部急忙采取措施，部署防务。由于此时，邓宝珊已离开榆林，去了北平，遂由第22军军长左世允、第86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等组成临时指挥所，徐之佳为城防总指挥，统一指挥驻榆林部队。新编第11旅第1团团长王永清指挥该团和军辎重营防守西城，新编第11旅第2团团长石佩玖指挥该团和旅直属部队防守南城，以上两部统归新编第11旅旅长于浚都指挥。陕北警备司令张之因指挥军特务营机枪连、军补充营、师炮兵营、旅工兵连、新编第11旅第1团第1营和陕北保安第5团一部防守北城（包括北关解宅据点）。第86师副师长张云衢指挥新补充起来的第256团补充营防守东城。城南凌霄塔高地由第86师第257团（团长高凌云）担任防守，归指挥所直接指挥。

10月27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三天激战，至10月30日，除城南三义庙、凌霄塔两个坚固据点外，全部扫清了归德堡、三岔湾、五里墩、九一八高地、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长乐堡、红石峡等榆林城外围据点之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城南的五里墩、西沙梁，轰击榆林机场，并击毁了正在跑道中滑行的敌运输机一架。

战斗正激烈时，10月29日，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进抵榆林城东南的韩家畔。

10月30日17时，第一纵队第358旅第714团、独立第1旅第2、第3团及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第771团，又分别对三义庙、凌霄塔据点发起步炮协同的攻击，而且在其他方向，特别是北城发起猛攻，10月31日拂晓攻占了三义庙。31日15时，全部占领南关楼、凌霄塔敌阵地，守敌第257团被歼过半，残部溃逃城内。

11月1日黄昏，西北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利用三义庙、凌霄塔两个重要阵地，集中火力对榆林城发起第一次强攻。第一纵队在城南主攻，第六纵队在城东南主攻，第三纵队向城东及城北助攻。由于驻守榆林之敌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攻打榆林之后，加强和改进了榆林城防御设施，增加了一大批暗藏火力点，这种新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事先侦察不够，守敌很多火力点没有发现，数次冲击都受到敌侧射火力的阻击。

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们发扬了英勇奋战的精神，步兵们在火力掩护下，抬着长长的云梯，试图竖云梯强行登城。云梯如同刺向城垣的利剑，一直冲到城根，一声吆喝，如同春笋般竖立起来。战士提枪攀上梯子，首尾相接，川流不息。但遗憾的是，虽经多次组织，因压制火力太弱，不能有效压制敌火力，加上所带云梯的长度又不够，几次竖梯都被敌人从城墙上甩下的手榴弹炸毁。有的云梯长度够了，但敌人在城墙上占据着有利位置，他们用刀砍、枪刺、推翻云梯的办法，致使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登城未能成功。

11月2日薄暮中，西北野战军又以山炮开始从城东南方向轰击。深夜1时左右，城墙一角坍塌，火光硝烟中，攻城战士如潮水般涌进缺口，但遇到敌疯狂的反击，20余架云梯被夺走，攻城部队人员遭受到重大伤亡。战至11月3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又以炮火猛轰北城，并突进北关守敌的解宅阵地。但由于指挥防守该阵地的敌团长张伟如，亲自来到阵地，沉着指挥，适时调兵支援，指挥守敌手挥大刀砍杀，迫使突入城内的西北野战军部队又退出城外。

敌第22军军长左世允见胡宗南、马鸿逵的援军迟迟不来，远水不解近渴，为增强守榆林城的力量，便急调驻府谷、神木的第258团（欠第3营）及补训营，由团长杨钟璜率领，以急行军的速度迅速向榆林城靠拢。 第258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但行至三道河子时，遭到第三纵队的阻击，团长杨仲璜被打断一条腿。由于第一纵队第716团一个营的警戒疏忽，动作迟缓，致使敌增援部队突破西北野战军榆溪河警戒线，全团于深夜悄悄地接近榆林边墙。11月3日凌晨4点左右，榆林城守敌除以火力支援外，立即由城北派出部队出击，以接应第258团，致使这个团的主力大部窜入榆林城内。

敌第358团进了榆林城后，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但西北野战军攻城仍无大的进展。

榆林战事紧张，邓宝珊在北平坐不住了。他先接到左世允的告急电报，后又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他赴张家口计议榆林战事。邓宝珊立即赶赴张家口，面见傅作义。傅作义当时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是邓宝珊的上司。胡宗南当时已自顾不暇，无力增援榆林。傅作义本身的察绥防线又过长，也抽不出太多的兵力增援榆林。如空运美式装备的交警队前去增援，因榆林机场已失，也不可能了。最后，傅作义决定他本人亲飞宁夏，请求马鸿逵派兵援救榆林，同时派第35军暂编第17师副师长梁泮池与邓宝珊一起，率领绥远援兵一个加强团约6 000多人，乘汽车从包头出发，向榆林开进。当车队行抵扎克萨旗时，得知凌霄塔陷落，邓宝珊心急如焚。他让部队将所乘的30多辆汽车，改换番号，开到十八台和大小保当之间，忽东忽西地四处活动，借以造成大军驰援的浩大声势。

在蒋介石严令和傅作义当面请求下，马鸿逵从维护自己势力范围出发，又见有利可图，遂决定派兵增援榆林。11月6日，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辖暂编第9旅、168旅）、骑兵第10旅、宁夏保安第1总队（辖第4、6团）共约3.5万人，组成“宁夏援榆兵团”，在马鸿逵的儿子、整编第18师师长马敦靖的亲自指挥下，从定边、盐边地区出发，东进增援榆林。

马鸿逵援军出发后，11月7日1时，傅作义在由宁夏飞返途中，又亲临榆林上空巡视，并从飞机上投下一封亲笔慰问信，信中写道：“援军已到，正计划包围匪军。我们不仅要保卫榆林，并要将匪歼灭。此次榆林军民英勇坚决，固守名城，作义谨向诸君致深切慰问，并祝成功。”[3]

敌援兵不断赶来。无疑，这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在心理上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彭德怀最担心城内的第22军得到援助，因为攻城本来就很棘手。彭德怀急忙命令正在扎东搞粮的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赴三道河子，严密注视邓宝珊的行动，命令贺炳炎、罗元发加快攻占榆林城的准备工作。

西北野战军采用云梯进攻榆林城失败后，彭德怀对敌人增援情况进行了分析，下令停止了对榆林的强攻，改用坑道作业，准备以坑道爆破手段攻城。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指战员们为了争取早日爆破攻城成功，冒着枪林弹雨，坚持坑道作业。榆林城守敌不时派小部队出击，以干扰坑壕作业进展的速度，但均未取得效果。彭德怀指示说：“命令部队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装药位置准确。”至11月8日上午，城东南魁星楼附近一条长60米和另一条长达120米的坑道工程完成了。彭德怀根据部队坑道作业准备的检查报告，决定当晚进行爆破攻城。

11月8日晚23时，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城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轰”、“轰”的爆破声震天动地，一直传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彭德怀亲自抓起电话，询问爆破攻城的情况：“爆炸位置准不准？炸开多大的口子？突击部队上去了没有？是哪个部队上去的？上去了多少人？”最后，彭德怀对前线的指挥员说了声“你们要亲自到前面去，赶快把情况搞清楚”后，便把电话听筒放下了。这时的彭德怀紧锁着双眉，背操两手，不停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详细报告。

没过多久，电话铃响了。第一纵队报告说：独1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墙上炸开了一道约20米宽的口子。攻城部队本来是可以从这个缺口突入城内的，但“由于没有领导干部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乘爆破瞬间发起攻击，到发觉的确炸开了缺口，要发起冲击时，敌人已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4]新4旅爆炸的另一个坑道，由于测量不准，挖到榆林城外三四米处就爆破了，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一个空炮。第二次强攻榆林城又告失败了。

彭德怀对这次坑道爆破攻城失利虽不满意，但他尽量克制自己，他在电话里面对部队的指挥员说：“攻城的炸药，是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从一二千里之外，人背马驮辛辛苦苦运来的，我们辜负了友邻部队的支援。要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和总结这次经验教训。”[5]

正当西北野战军在总结第一次坑道爆破攻城失败的教训，抓紧时间继续挖掘坑道，准备再次爆破攻城的时候，由于敌各路援军正在扑向榆林，促使西北野战军不能不考虑攻城与打援的关系问题。早在11月2日，中央军委就及时把邓宝珊援兵的情况通知彭德怀、张宗逊：“邓宝珊东（1日）晚抵扎萨克，据称援兵陆续赶到，你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主力兵团准备打邓援兵，务不使入城。”11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又指出：“（一）邓宝珊所率绥远援兵，据说是十七师及一个炮兵团，查十七师辖三个团，原属暂三军，现属三十五军，战力似不甚强。所谓炮兵团估计是一个炮兵连至多是一个营，以上各部本日由扎萨克出发，六日或七日可迫近榆城，你们须准备于六、七两日歼灭该敌。（二）所谓西安空运至扎萨克援军尚待证实，估计不超过一个团。（三）马（鸿逵）部先头两个骑兵团约二千人马及暂九旅三个团，明五日分由定边、安边出发，九日或十日可能到达榆城附近，马部一六八旅踞一日行程跟进。（四）如你们能于八日以前歼灭援军，则可于十日以后再打马部。你们应将重心放在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11月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指出：“如十个团打邓（宝珊），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灰（10日）以前取得打邓（宝珊）、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用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鸿逵），然后攻城，究应如何，望酌情处理。”同时指出：“请考虑调王世泰纵队由延长取捷径，以六至七天行程到达横山地区，打马（鸿逵）部后路。”11月6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又指出：“除集中必要兵力准备打邓（宝珊）外，攻城坑道准备以充分完成为宜，只要灰（10日）以前能克城，即为有利。”

彭德怀、张宗逊在第一次强攻榆林城不克的情况下，已于11月6日命令王世泰率第四纵队进至横山附近，准备协同西北野战军主力消灭宁夏马鸿逵部，后于11月9日电告中央军委：“（一）昨晚爆城，因距离测量不确，爆炸孔尚离城三步，炸药已无，不能再炸。因城高，地形开阔，爬城无把握。二十天至一月后天气寒冷，榆城再难攻。晋绥可否再筹四五千斤炸药，备击溃援军后再攻城。（二）三个纵队均集结榆城周围，待北西两路援军进至距榆城一天行程内，集主力首先击破一路，再捕他路。”中央军委同意这一部署，并“望精心准备打援兵一路”。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11月10日先后接到情报，说邓宝珊带领的暂编第17师已抵五道河子、孟家湾一带。11月11日12时，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对敌援军先打何部，日内即须决定，邓宝珊在扎萨克未动，所谓十七师及西安空运部队似均虚张声势，至多不过三五千人，在十八师接近榆城之前，该部亦不敢迫近榆城，十八师则有于十四日接近榆城可能，因此，我军似宜确定打十八师，先歼其一个旅，再歼余部。”

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以后，彭德怀虽然作出了除以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城守敌外，集中主力先打敌人的援兵的决定，但是，先打的却是北路的敌援兵。

11月11日，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北进，准备先打从北路来的敌暂编17师。经当日中午再次侦察，发现敌暂编17师前进缓慢，距离榆林尚远，而西路宁夏马鸿逵部援军已进至那泥河及其以东地区，并正在继续东进。于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又于11月12日黄昏西移，向榆林西南约30公里的元大滩地区开进，准备打击敌援兵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部队由于经过再次攻城和北上打援已较疲劳，兵员也不充实，现再由北折向西，而且元大滩地处沙漠，部队疲劳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其困难是很大的。

这一次，宁马出兵那么多增援榆林，这对于一个一向保存实力的土皇帝马鸿逵来说，完全出乎其部下的意料。马敦静在集结地说：“与其坐以待毙，莫若死中求生。”马鸿逵出兵增援榆林，是在“增强三边防务”的掩蔽下悄悄进行的。部队从定边、盐池集中地出发后，行至第六天时，飞机空投下蒋介石致马敦静的一封亲笔信，信中除对马部抚慰外，还说：“此次援榆，关系西北全局和贤世侄父子前途，希加速进军。”

快到榆林时，马敦静向固守在榆林城内的左世允发出了一份电报，询榆林城内的情况和进往榆林的便利路线，并希望城内派部队迎接，决定经元大滩、芹河沟，过西河至榆林。不久，左世允回电说：“战况虽趋缓和，但共军仍兵临城下，榆林守军尚感不足，实无迎接之力。我们以大张出击之势，牵制共军，以迎贵军。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实不堪贵军一击。共军主力位置于城东和城南两方面，榆溪河以西也有大部队。惟城北方面兵力薄弱，贵军从城北方面突进榆林较为容易。如从芹河沟之路突进，将共军压迫于西河方面，内外夹击，奏功更伟。即请电告，以便策应。”马敦静看完电报，对左世允大为不满，说：“他们已叫共产党吓破胆了，我们自己干吧！进不去榆林，就回宁夏。”

西北野战军主力转移到元大滩后，一部在元大滩东北，大部在元大滩东南。

元大滩位于榆林西南约60里处。11月13日中午，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58旅第714、第715团，在元大滩附近与东进的宁马援军先头部队遭遇，击退敌数次冲击，形成对峙状态。马敦静误认为所遇为西北野战军少数抗击部队，企图夺路增援榆林。11月14日上午，宁马增援榆林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第一纵队第358旅阵地发起冲击。第358旅因缺乏沙漠作战经验，兵力未展开，致使第715团第1营伤亡较大，但仍坚守阵地，击退了敌军冲击。14日14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第二纵队副司令员郭鹏的电报中说：“本日黄昏决向元大滩、赵家峁、兔拉滩、套套滩之敌总攻。我步二团现到何处，应向三马路之白成滩截断敌人归路，并注意四马路侦察，如发现敌经四马路西退时，应即向该路截击。”14日17时，西北野战军仍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击元大滩之敌，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夜，但是，效果并不理想。11月15日9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暂九旅三个团附保安二团，于元大滩附近，寒（14日）黄昏，删（15日）拂晓，我集三个纵队，从东、南、北三面猛攻，均未动，仅俘虏三百人。除马（鸿逵）军装备有改善，战力较前稍有加强外，主要原因部队有些疲劳，不充实，突击力较清涧战斗时减弱。以目前情况，敌逐步筑工，逐步撤退，消灭敌人战略建制较难。”

元大滩战斗至11月15日中午，马鸿逵增援榆林的部队“全部击退，敌伤亡千余，被俘二百余”，马敦静只好率部向西逃去。15日17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世泰等的电报中说：“敌为避免消灭，节节筑工交替西撤。野战军主力为继续夺取榆林，巩固北线，追击任务，便由四纵及三边兵团，统由王世泰、阎揆要同志指挥，继续追击、堵击、截击西退之敌。”而西北野战军主力则秘密回击邓宝珊部北路援军，然后稍加休息，再攻榆林。

但是，当西北野战军主力由元大滩地区东调三岔湾、归德堡、响水堡地区，准备重返榆林继续攻城时，发现宁马部并非西逃，而是绕道沙漠，窜到了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子，与邓宝珊带领的暂编第17师会合了。

这时，中央军委向彭德怀、张宗逊提出乘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增援榆林之机会，向三边进攻的作战计划。11月16日15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说：“在十八师向榆林靠拢情况下，我军宜乘虚进攻三边。该地区只有几个保安团，较易解决，并吸引十八师回援，歼其一部。该地为十八师准备的粮食必不少，吃的问题可能解决。但我军宜休整若干天，恢复疲劳，然后西进，或以三纵及王世泰部（亦须休息几天）担负攻击安边任务，主力在横山一带休息，钳制十八师，究应如何，望酌定。” 但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因在沙漠地区连日战斗和露营，极度疲劳，且粮食困难，急需要休整。11月17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榆林战斗以来，（敌）空军活跃，前所未有。沙漠气候夜间寒冷，加以露营增加，部队疲劳，目前极需短时期休整，拟暂放弃攻榆打马，位置于波罗响、水鱼河休息十天至半月，准备马军回头时，中途歼击，或另寻机歼敌，如何盼复。”11月18日15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复电：

彭张并告贺习：

筱未（17日17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全军集结波罗响、水鱼河休息十天。（二）元大滩战斗意义很大，现马鸿逵及十八师发生恐慌，进退维谷，估计一星期内既不敢进亦不敢退，但一星期后必将退走，望令干部研究在沙漠中打十八师的各种方法，包括如何抵御寒冷在内，准备于十八师后退时，再歼其一部至大部，此战胜利，即扎萨克、榆林、三边乃至宁夏问题基本解决之条件已经具备，因傅作义及西安均不可能大力增援，我可用王世泰部乘胜追击，可能收复三边，主力休整一时期后即可打榆林。

军委

十八日十五时

这样，西北野战军主力撤围榆林，移至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西岔一线休整待机。11月18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移驻响水堡西南20里的赵家峁。11月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领的两路援军，在榆林一部守军的接应下，相继开进了榆林城。

被围困28天后榆林虽解除了包围，但榆林守敌的余悸未尽。邓宝珊特别害怕西北野战军再次攻城，于是，他想与马敦静共谋守城良策。但是，在马敦静部去留问题上，在国民党军以及马鸿逵部内部却有不同意见。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左世允主张马敦静部留在榆林，以观后变；而马鸿逵则以宁夏空虚，三边告急为由，要求马敦静率部立即返回宁夏。

邓宝珊、左世允为滞留马敦静部，以控发给养等手段阻其回宁夏。马敦静也想得到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的同意再走，以取宠于他们。在宁夏的马鸿逵见儿子不归，三边又不断告急，遂用报话机对马敦静说：“你们要是我的儿子，就马上返宁。他们不发给养，沿路可以宰骆驼吃，宰马吃，征蒙民的牛羊吃”，“如果父命不受，咱们就从此断绝关系，我再不管你们了”。马敦厚也对其弟马敦静威胁说：“我不当忠臣，也得做孝子，你若听蒋、胡命令不走，我就带上骑兵离榆。”[6]马敦静在其父兄的双重要挟下，最后只得留骑兵第20团协同邓宝珊部守榆林，自己率主力于11月23日从榆林城出发西撤回宁夏去了。

对于如何歼灭从榆林城西撤宁夏的马敦静部，这几天，中央军委和彭德怀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11月19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世泰、阎揆要并报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一）宁马军入榆后，因宁夏、三边空虚，榆城缺粮难久驻，待其回头时再打击，消灭其两三个团，三边可收复，榆林、扎旗、乌旗、鄂旗可夺取，且可创造夺取宁夏条件。此役实具重大意义，惟须克服粮食困难，接受沙漠地作战经验。（二）元大滩战斗，三、四马路地形不熟，无向导感觉严重困难。因此，必须预先准备好战场。如敌经三、四马路西撤时，我军似宜适时集结红柳河以东、以南，横山以西地区。如敌经乌拉耳林、海流、兔庙及其以北，我军似应集结海流、兔庙、那泥河间之红石桥、斜河子、毛不过、花儿台、补拉滩地区。由此地区向海流、兔庙、木花湖、百汛圪梁线侧击，不知是否适当，较元大滩柴草、房屋、地形条件是否要好些，请揆要作一比较研究。（三）四纵及三边兵团休息数日后，先取梁镇、安边、定边、盐池，择一夺取之利，则引敌向西急退，可能某种程度造成敌人过失，隐蔽我主力侧击企图，则是分散兵力另一办法。全军（一、三、六、四纵）隐蔽集结现地休整，静待马军西退时集全力出击。”11月20日，即马敦靖率部进入榆林城这一天，彭德怀、张宗逊又在给王世泰、阎揆要等并报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一）主力必须休息十天（自十九日起二十八日止），正在动员粮食，准备全力待马军回头时至那泥河、海流、兔庙地区时与之再战，此役胜利意义甚大，时间在月底。如十天准备不及，过迟则粮食难于继续，且气候寒冷，不利我军在沙漠地作战。（二）马军本二十日入榆城，该军今后动态三五日即可判明，四纵在现地再休整数日，看情况再定行止（粮食困难移雷泥湾与张家畔间）。如敌休息一星期即西返，我则集结四个纵队，警区四、六团、三边兵团全力在预定地区与敌作战，以连续战斗，彻底打败该敌，予全部或大部歼灭。如敌迟迟不西返，四纵准备月底（三十日）攻占安边，引敌西退，我集结一、三、六纵截击一部或大部。如敌在榆三天后即西返，或经五马路及以北，我主力不便与之决战，那时四纵可向西行动，牵制马敌，野战军主力拟打榆林。”11月21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十九日电悉。（一）十八师撤退路线以走乌拉耳林、海流、兔庙、那泥河一线之可能性为大，我军在休整期间望令各纵队组织侦察队向该线侦察地形、道路、居民等项，请好向导。（二）在该线作战至少须准备十天粮食。（三）四纵及三边部队在现地休整数日，如数日内十八师即有西退消息，则以集中作战为有利；如十八师久驻不动，则令王（世泰）、郭（鹏）两部进攻三边。”11月22日20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一）马鸿逵令十八师二十三日必须撤退，取道长城以北百里以外。（二）提议我主力于明二十三日行动，不要远道截击而用尾追方法歼其一部，然后乘胜再歼其余部，以四五天时间解决十八师。王（世泰）郭（鹏）两部则取直径堵击其去路。（三）歼灭十八师，不但利于打榆（林）与收复三边，而且有利于尔后夺取宁夏，意义极端重大，望鼓励士气，争取此役胜利”。但是，西北野战军这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彭德怀、张宗逊在11月22日23时给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除四纵队得到二百石粮，可维持至二十五日，其他各兵团无颗粮。三纵队四、六两团，五日来未得一顿，战士饿得直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很难出动，更难获胜。如二十三日能得六百石粮补充，二十四日即可勉强出动，否则只有四纵、三边兵团向三边进逼威胁敌退，数日后，以六纵出扎旗夺粮，一、三纵困榆城，或待马军西退数日后，四纵不出三边，而出扎旗亦可。究应如何，望速复。”第二天4时，彭德怀又在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敌由榆林经庙咀西折，三天半可到大不占，我由马坊、响水，经波罗、红石桥，三天可到海流、兔庙（此系捷径）。以四纵一部预先在大不占抗击，只要该敌不再向北绕道，即可打到。惟行军敌白天，我只有夜晚，较敌疲劳。沿途无法就地取粮既无颗粮携带，又无后方接济，敌可空投。三、六纵尚缺五分之一棉衣，虽已休息数日，部队疲劳并未恢复。敌虽受创，然回军之强悍仍有战斗力，此种准备不足之战斗，难于制胜，且不可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故拟仍以四纵及三边兵团，立即向安边、定边击进，可能威胁退出安、定两城。如不退，则钳制马军不再援榆林，以便一、三、六纵夺取榆林、扎东。”同日12时，毛泽东在复电中同意了彭德怀、张宗逊的这一意见，指出：“主力依原计划休整不动。四纵及三边兵团可日内出动，首先占宁条梁，虚张声势，可能迫使十八师径回宁夏。如对安定、盐池有把握，则于占宁条梁后择一城攻占之，如无把握则不如不打，而向安定、盐池以北扰击十八师不致暴露我之虚实。”并特别强调：“榆城现已增加绥远一个团，西安空运至扎之八十三旅一个营亦可能日内进城，我军粮食、炸药两项是否有足够把握攻克榆林，请全盘考虑见复。如有把握则主力于休整十日或半月后，以一部占扎东，其余打榆林，否则只好放弃北线计划。”

考虑到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可能于11月27日赶到盐池，11月24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我王（世泰）阎（揆要）部如决定侧击与追击，务于今（24）日进至花儿台附近，明（25）日主力进至花儿台以北，占领有利阵地，以有力一部向那泥河上流搜索前进，乘夜从侧面（不要从正面）寻敌袭扰之，王、阎二十六日行动须待敌绝大部分通过那泥河，方可切击其后尾一部，然后放手尾追一二天，看情形再定行止，王、阎行动时务宜积极掌握，不可轻敌。”

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向三边挺进后，配合三边军分区部队于11月25日收复宁条梁，敌进一步向西撤逃。11月27日11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世泰、阎揆要、郭鹏等的电报中指出：“（一）宁马军每日行程平均七十里以上，且系沙漠地，粮食不足，夜间寒冷，疲劳情形可想见。我骑团二十六日集结，本二十七日不能至哈拉户劫粮，二十八日可尾敌后袭扰，捉敌落伍掉队者，估计亦可俘数百人。（二）宁镇民团退守安边，以三边兵团围城，歼灭该地之武装，对三边工作有莫大好处，如该敌继向西逃，三边兵团可向公布井侦察前进，威胁西退敌之南侧后。（三）四纵队应乘月色向安边速进，得手后向盐池追击。（四）原在安边西之游击队及二团之营，应向惠安堡与安边道上活动、侦察，迟滞由吴忠堡东进之保三团。该团二十六日是否起程东进，尚不明，即起程东进，至快亦须二十九日晚才能到定边。”11月28日，马敦静率部返回到了盐池，西北野战军追歼不及，收复三边的时机已失去，即停止了进攻。这一天14时，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依大局看，以放弃北线计划，集结训练一个月，配合陈（赓）谢（富治）打胡（宗南）为有利，但如十二月能确有把握攻克榆城，亦可考虑第三次攻榆。部队可就现地休整至亥（12月）初（满半个月），在此数天内再加侦察考虑，然后决定如何行动。”同日24时，毛泽东又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同意放弃打榆林部署，今后二十天练兵工作。”这样，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结束了。

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是在胡宗南部第28旅从榆林城调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战役削弱了北线敌人力量，使其只有守城之力，不敢轻易再向解放区进攻；同时，打击了宁夏马鸿逵部的援军，调动了三边地区敌人力量，再次收复了宁条梁、安边等地。但榆林城久攻未克，虽毙伤俘敌6 800余人，西北野战军也付出伤亡4 300余人的代价，使部队更加疲劳。

在总结第二次攻打榆林城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曾严肃地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接着，他又语意深长地说：“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7]

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对二攻榆林战役又作了反思：“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休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此时二纵不应撤到河东，如果二纵也参加，则此次马军亦可全部消灭）。大军在沙漠地区，饭没得吃，下面叫苦，于是就不好下决心。但是在战术上说，两次榆林也都可打开，打了清涧后，有群众问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北上打榆林，不去打延安呢？’这是群众的远见。”[8]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3页。

[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3]　转引自《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11月8日。

[4]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5]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6]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7]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