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暴风骤雨（一）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 class="reference-link">第28章　暴风骤雨（一）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

东北土地状况——反奸清算，开展土改——马斌工作队发动群众——工作团下乡——农民还在观望——姬龙图搞起农民武装——中农被侵犯了——陈云论“半生不熟夹生饭”——张闻天三下会龙山——清洗流氓坏分子——东北局指示搞春耕

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发布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的广大农村，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一直持续到1948年初。读者熟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当年这场运动的真实写照。土地改革历时两年，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足以写成一部大书。我们在这里描述的，不过是当年历史的一些片断。

东北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差异。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期，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日本官方拓务省办的农业经济组织，名义上与伪满政府合办，实为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工具），以低价收购和无偿没收等手段大量兼并和掠夺土地，从日本国内大量移民，从事经营。当年加入“开拓团”，携儿带妻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不下数十万人，为日军生产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有些土地是从张作霖家族和中国地主手中夺取的，因为没有日本“开拓团”来耕种，又返租给中国地主经营，称为“满拓地”。这些地主依然是原来土地的主人，继续从事租佃剥削。东北地广人稀，往往实行轮作制，一家要有十来垧地才能维持生活，50垧以上才能算是地主。在东北农村中，土地大多属于“开拓地”和“满拓地”，据张闻天在北满的宁安调查，耕地总数的80％都被其占有。小小的安图县上述两种地也有6 000多公顷，占耕地总数的60％。

这么多耕地，日本人的“开拓团”是种不过来的。东北历史上内地移民很多，“闯关东”是关内贫苦农民的一条出路。民国初期每年都有几十万人，灾荒年甚至多达上百万。他们到东北后，无钱、无地、无工具、无粮食，不可能独立开荒。多数靠给地主扛活和从事各种手工劳动获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所以东北农村雇工特别多。地主对雇工的剥削是十分厉害的，有调查材料说：“扣工资是东家最厉害的一条，扣工资的工价，不是照扛活的一年平均工资每天的工价扣，而是照当时的市价工资扣。因此扛活的歇一天工，平均总要六天的工资才够扣。忙工扣忙工的工价，闲工扣闲工的工价，扛活的只要有三病两歇，一年的工资就会扣去一大半。原来的工资就不够养活家小，这样一来就更不得不向东家借粮借钱。无法偿还，就得总扛下去。所以扛活的一句流行话：‘扛活不用本，越扛越加紧’。东北因气候关系，农作时间不长，大体上下种、锄草、收割一共约有四个多月的农忙时间。所以短工、卖工夫的又特别多。而长工除农忙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帮东家赶大车做杂活。经营地主收容这些破产的农民和关内移民，长期的奴役下去。这些扛活、劳工、卖工夫的，实际上是农奴，长期被束缚在地主富农家里。他们要想升为贫民、佃农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买不起牲畜，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无法独立地进行耕种。”[1]

日本对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方式叫“出荷”。由于日本国内粮食短缺，供应侵略战争用的大米、大豆主要靠东北供给。东北年产量的80％以上都要“出荷”，其余如线麻（做导火索用）、蓖麻（航空油料）及土豆、白菜、猪肉等，也都在“出荷”之列。地主自然将这些负担转嫁在贫苦农民身上，把自己的“出荷”少算，穷人多算，加上名目繁多的杂税和临时性摊派，使本来富裕的东北被搜刮得干干净净。[2]

东北人民所受的另一重剥削来自“配给店”。伪满经济专卖总局对面粉、煤油、火柴、布匹实行垄断性经营，由日本公司和伪满政权合资经营，在城市和乡村设立大大小小的零售店，实行配给供应。乡村的小配给店往往由地主代理经营。日伪和地主狼狈为奸，以“义仓”（供应灾荒年救急用）等名义囤粮藏布，高价出售，使贫苦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抗战胜利后，我军先期进入东北。194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产，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处理上述土地问题应与贯彻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运动及发动春耕同时进行，应经过群众路线，动员当地人民采用民主方式，讨论通过处理之。”[3]但是当时与国民党当局争夺东北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们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地方政权，乡村的地主提出“物归原主”的口号，将原来由他们经营的土地和手工业作坊、配给店据为己有。在当时的条件下，东北我党我军还没有可能开展深入的土地改革。只有在北满根据地我党控制的几个地区，初步进行了没收日伪土地和分地给贫民的工作。

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我军开始大踏步地后撤，退到了松花江以北的北满根据地。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退却造成的混乱使主力部队严重减员，由于根据地尚未巩固，土匪活动猖獗，给我军的生存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时在东满根据地工作的张启龙回忆：“当时大部分城镇为敌伪残余和土匪所盘踞，能收集到的资材很有限。1946年5月，是我省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连部队、机关干部的菜金都发不出来。这时，省委认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固然是解决财经困难的根本途径，但远水难救近火；为解决燃眉之急，只有结合各地正在进行的反奸清算斗争，清查和没收敌伪资财，才有可能克服当前的困难。”[4]

北满根据地的情况与其相似。我军大量撤到松花江以北，生存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央在1946年8月10日询问东北情况，东北局26日的复电说：“部队情绪已转向巩固，逃亡现象亦大为减少。但部队的情绪与巩固程度仍较之在关内解放区时差得很远，物质生活条件非常穷苦，吃粗粮、穿破烂衣。政治工作仍薄弱，现正在整顿中。”这时东北停战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可见我军主力部队在北满的处境之困难。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中共北满分局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反奸清算工作。一方面是在农村打开局面，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另一方面是清查地主的粮食财产，解决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急需。这实际上是拉开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序幕。

1946年5月26日，一支14人的武装工作队背着背包扛着枪，来到了松花江北岸铁路小站陶赖昭附近的一个屯子。领队的一位书生模样的干部叫马斌。

马斌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原来在华中解放区当过县委书记。来东北后在北满开辟根据地，曾任松江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宾县县委书记。此刻，他正随主力部队在陶赖昭地区活动，做地方民运工作。听说这个屯子是封建堡垒，地主坏人活动猖狂，他就带领着工作队来搞反奸清算。

进了屯子就感觉不对劲，乡长——一个当地医生，带着乡公所的人来接待。医生告诉马斌：因为他没当过汉奸，被大家临时推举为乡长。屯子里没有好房子，请大家到吴家烧锅休息。马斌一问情况，姓吴的是个经营地主，当过旧屯长，管着义仓的许多粮食，还开着烧锅。住在地主家不是脱离群众吗？他拒绝了乡长的好意，带着同志们住进一座破庙。

傍晚他们分头在屯子里转，想找群众了解情况，找些可靠的积极分子。但是街里冷冷清清，看不到车马和年轻人。原来大家听信了地主的谣言，年轻人都跟着车马逃跑了。每家的围墙后面，只有老人和孩子张望着这些陌生人。最奇怪的是十字路口上，有个老头子拿着木棍踱来踱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主放的游动哨，看共产党的工作队来干什么。

晚上大家在一起通报情况，马斌了解到这个屯子里有5户200垧地的地主、5户100垧地的地主、400多户扛活卖工夫的穷人。这个村里有伪满留下的义仓，但粮食已经被掌管配给店的地主私吞了。大家商定：第二天就开始做群众工作，向老百姓讲明他们不抓民夫，让大家安心不要逃跑。召集穷人开会，确定斗争对象。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江对岸，战争形势很紧张，因此工作要抓紧完成。

谁知第二天开会的时候，稀稀拉拉的只来了40多人，还都是老头、老太太、残疾人和要饭的。有的同志感到很失望。马斌知道这是地主在背地威吓群众，就是对这些人，也要作动员。马斌鼓励大家说说在伪满时代受的压迫。会场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开始是干部在台上讲，下面一两个人答应。说起出荷、出劳工、交租子，大家就七嘴八舌说起来。会场有些乱，马斌就喜欢这种乱，说明他的话打动了群众的心。接着，马斌引导大家把话题转到粮食上来。

据工作队调查，伪满时代地主在屯里开了“义仓”，由种地人出粮食，年年积累，以防灾荒。陶赖昭这个屯里积累了27万斤粮食，全村老百姓家家都要轮流看守仓房，可是伪满垮台后，地主们说是“物归原主”，把粮食分头拉到自己家里了。穷人辛苦半天，照样挨饿没吃的。工作队干部问大家：“这粮食谁拉去了？”大家说：“大户拉去了。”“穷人拉了没有呢？”“一粒也没拿到。”“这粮该不该要？”“该要！”“敢不敢要呢？”没人答话。干部再问一声：“到底敢不敢要？”大家才说：“敢！”于是干部告诉大家，第二天一早带着口袋来拿粮食。大家带着希望散会了。

傍晚马斌召集工作队开会，要大家今晚分头住到老乡家里去，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来感动群众。马斌特别交代：一定要吃在老乡家里，睡在老乡家里。吃饭给钱，不要怕虱子，不要怕家里脏。要有这样一种感情：穷人的尿也是香的。要和老乡在炕头上多聊，培养积极分子，明天分粮就让他们打头阵。

第三天正赶上屯子里的庙会，开会的人倒是来了100多，仍然是老头、妇女和小孩多。青壮年汉子也就20来个。干部问这是怎么回事，群众说：过去区里来开过三次会，都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要穷人能吃饱肚子。可是开完会就走了，老说也不当饭吃，所以家家都先让妇女小孩来应付应付。马斌才知道群众还有疑虑，必须马上解决问题才行。

干部们招呼着大家去大户家取粮食，根据政策，中农家的粮食不能动，要拿就拿村里几户大地主的。怎么拿呢？老乡们还不敢进地主家的门，说是让干部们发个话，叫地主们把粮食送来。马斌想：群众如果不能撕破脸与地主斗争，屯子里就还是地主的天下。他开导大家：“去了顺便就背回去，这才切实。”大家都想要粮，又不敢同地主斗争，犹豫了一阵决定让打头的领着，先到最大的地主吴国顺家去。他家给了别人家才会给。

群众到了吴家大院，吴国顺不让进门。地主的傲慢激怒了群众，大家一面交涉，一面往里挤。地主还想耍滑头，对领头的说：“这粮食准给你们，过几天送去。”领头的说：“我们肚子饿，不能等。”地主说：“请你们原谅。”大家说：“以前你抓我们劳工的时候，从来也不说原谅。”群众终于和地主面对面斗争起来了，地主没办法，只好打开粮仓。大家每人一斗拿回家，分到粮食的群众，个个喜笑颜开。观望的人没拿口袋，后悔不及，等着下次再分。工作队一炮打响，群众纷纷来接近他们，一些中农也打消了顾虑，情绪也稳定了。

地主们没想到共产党带着穷人动真格的，气急败坏地骂：“想不到这些穷小子无赖，跟着这些下贱东西到人家背粮食，真是不要脸。等中央军来了再说！”另一个地主对租他房的住户说：“中央军快来了，不怕杀头你们就要！”他们指使流氓去捣乱。再分粮的时候，有个抽大烟的流氓一到会场就喊：“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干部让他慢慢说，他又喊：“我不要，我还怕中央军来了杀头呢！”积极分子们听了十分愤怒，把这流氓抓了起来。

当时盛传国民党军队要过来，群众都人心惶惶。马斌想：必须把群众武装起来，反奸清算斗争才能开展下去。工作队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发给一部分枪支。又带领群众到地主家起枪，结果组织起30多人的民兵队伍，枪比人还多。虽然战争空气越来越浓，别的屯子跑了不少，但马斌工作队所在的屯子却是热闹景象。地主家的粮食被不断背出，穷人家家分上了口粮。群众支前热情空前高涨，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位关内来的老汉说：“八路得人心，不会败。”

马斌深有体会地总结说：“整个经过告诉我们，战地群众因受战争威胁，是较困难发动的。但是只要深入群众、体贴群众，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会接近我们。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容易斗的斗争开始，引导到群众行动起来，得到好处，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后引导到深入斗争、武装斗争。”他把下乡发动群众斗争的经过总结出来，报告给上级。[5]

马斌工作队的经验引起陈云的关注。他很赞赏这种做法，在号召广大干部下乡开辟工作时，曾形象地把这种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队一片一片开辟工作的方法称为“蝗虫政策”。他把这种发动群众斗争的做法概括为一个公式：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这对发动群众向地主反动势力作斗争，对创建和保卫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6]

就在这个时候，从延安传来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党中央领导人在讨论这个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文件时，毛泽东深刻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7]中央的指示，掀起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东北局领导集会哈尔滨，认真领会了中央指示精神，通过了历史性的《七七决议》。《决议》号召全党全军深入动员，到农村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7月11日，《东北日报》发表社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林彪到松江，高岗到合江，陈云到西满，分头传达东北局全体会议精神。

1946年7月27日，在佳木斯召开了中共合江省委干部会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传达了《七七决议》精神，省委书记张闻天作了总结讲话。他说：“什么叫世界大事，就是群众觉悟。东北大事，就是东北老百姓觉悟。我们要使群众自己起来，为获得土地、牛羊而斗争。群众有组织地武装起来，就是觉悟了。这是活的工事，打不烂的工事。发动群众起来，成为人民战争，是我们唯一的巧妙办法。”张闻天在会上发出了“大官做小事”和“坚决下农村”的号召，他说：“什么叫政治家？给人民解决了土地、房子、牛羊问题，他就是人民承认的政治家。”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必须在反奸清算中使农民直接地、无代价地取得敌伪及豪绅恶霸地主的土地、房屋与牲畜”。[8]

与此同时，西满分局在李富春、黄克诚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具体规定了一些政策和斗争方式。提出的口号是“反奸清算”、“防匪自卫”、“反对窝主”、“分配敌伪地产”。总的政策是“紧紧依靠雇农、贫农、中农，照顾富农与分化地主阶级，麻痹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分配原则是：凡属“开拓地”、“满拓地”及敌伪政府、军队、会社之地产；汉奸恶霸、军阀官僚、逃亡地主、匪首窝主之地产；其他地主“自动”交出或群众要求交出之地产，均应分配。“除分土地之外，一定要分牲畜及房屋。牲畜与房屋是与土地分配不可分的，其他粮食、农具亦应分配。”分配方法是：“以自然村（屯）或行政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青苗随地转移，但佃户租种地之青苗，得按其经济状况予以适当补助，或由佃户向分得土地者交租由农会根据情况以民主方式处理之。”要在斗争中积极发展民兵，培养当地干部。工作方法是：“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经过酝酿，发动群众自己动手。一切通过群众，反对‘清官断’的包办恩赐办法。既不是干部包办，也不是积极分子包办，必须经过当地积极分子，团结广大中间分子以至落后分子，不要单带领少数先锋队硬干而脱离广大群众。要集中力量选择重点，创造典型，当一点突破后，应开会庆祝胜利。杀猪宰羊，锣鼓喧天，吸收他处农民参加。并可召集全区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介绍经验，鼓舞斗争勇气，布置力量推广工作范围。使农民翻身的土地斗争，成为广泛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9]

土地改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东北局一声令下，12 000名干部背起背包，脱下皮鞋，奔赴各地乡村，住进贫苦农民家里，挨户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清查敌伪和地主地产，建立农会，开大会斗争地主恶霸。到1946年10月，张闻天领导的合江省15个市县，有35万农民获得了20多万垧耕地。

宾县是北满最早建立根据地的地方。1946年初，陈云领导中共北满分局在这里工作，就指示大家要下去发动群众。当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大家还忙着在城里组织建立政权，到处找工人代表搞选举。宾县一共29万人口，20多个干部在城里做工作，找工人当基本群众，结果连剃头的都算上也只有1 000多人。陈云同志尖锐地指出：一个是29万，一个是1 000多，我们应当抓哪一个呢？毫无疑问应当抓29万。他提出“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县委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10]遵照陈云的指示，干部们下乡发动群众，惩处汉奸和恶霸地主，分了部分“满拓地”。但是由于干部不多，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工作，没有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

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发布后，宾县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地运动。由于有了一定的基础，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干部们及时总结经验，在几个月时间里就发现了不少问题。

我党在北满开辟根据地已有近十个月，形势究竟如何？大家感到并不乐观，因为在许多乡村地主封建势力并没有垮台。一些大地主不仅占有大片土地和资产，而且在村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社会基础。有人把这些地主比喻为大树，基本群众都在“大树”的压制下见不到阳光，中间分子则看着“大树”的风向行事。分了“满拓地”，地主的地产没受多大损失。减租他软磨硬抗，群众得不到好处，就发动不起来。所以群众强烈要求“砍倒大树有柴烧”，“宁在人眼下，不在树底下”。只有把地主斗倒了，地分了，农民才能出口气，才会跟共产党走。

但是分地和斗争地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就能打翻的。农民要求土地，痛恨地主。但真让他们面对面和地主斗争，很多人就迈不开第一步。他们还是习惯观望，留有余地，而不想得罪任何人。工作团下到屯里开大会的时候，老百姓总是不很积极。干部在台上问谁要地，大家互相观望，谁也不出头，好像应该由干部去得罪地主，与他们无关。有的顾虑重重，怕八路走了，地主会报复他们。这些都让干部们感到很不好办。

开始时干部们想把分地搞得轰轰烈烈，就想了一个办法：宣布先来就先分，后来分不到；先来分好地，后来分坏地。想让大家不再观望，我以为你不怕，你以为我不怕，勇敢地参加抢地运动。结果事与愿违，赶上风头的是那些滑头分子、流氓无赖，老实巴交的群众反而得不到。后来想想不能这样做，还是要做群众工作。

农民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有的想要又不敢要；有的决心下得晚，分不上好地又后悔；有的怕形势变化害怕；有的决心要，打算保不住就走。因此有人想：“分了之后，地主来了就还给地主，地主不来我就收割。”有的想：“地主来了我就说，这是官家分给我的。”还有的想：“我分地之后，通报地主一声，官家既然分地，我也分一点；如果你还要，可以还给你，或交租子给你。”干部们掌握了这些思想，就开导群众说：“如果要了地，又怕地主，又要向地主讨好，大家不一条心，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穷人就会吃亏，不但地保不住，地主还会来收拾你。因为地主也会想：‘你这个家伙是脚踏两条船风吹两面倒的小子，要是穷人得势，你还不是靠着农工会那边？要是你不要地，当初你不会不要，你不会不参加农工会？你为什么自己买契纸钉橛子抢着要地？’所以向地主讨好是自讨苦吃，穷人和富人不会一条心，只有穷人和穷人才会一条心。只有穷人齐心干，打得地主永世不得抬头，才能真正翻身。”[11]

从以上事实中干部们得出教训，在土地斗争中搞包办代替、搞“恩赐”式的分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会巩固的。只有发动贫苦群众自己起来与地主斗争，才是正确的方向。他们访贫问苦，启发大家的觉悟。宁安县农民姬龙图就是一个觉悟的贫民先进典型。

姬龙图是个从关内逃荒来的农民，靠开荒搂草养活全家。日本人来了，抓劳工、出荷样样跑不了，一个儿子还被抓去当兵，下落不明。他对伪满和地主有深仇大恨，工作团来了，一位干部找他谈心，从他那里了解到村里坏人的情况，鼓励他领着大伙干。他开始也怕得罪人，开会时让干部把坏人都赶走，只留好人开会。大家没了顾虑，才敞开口子倒苦水。会开了七天，把大伙发动起来，斗坏蛋游街，分胜利果实。他领着大家杀了一口肥猪，庆祝翻身。

但是夜里一想，恶霸手里都有枪，肯定会报复。他找到工作团，要求把乡亲们武装起来。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发给6支“老套筒”。姬龙图组织20个青年成立农民自己的工作队，到地主恶霸家去起枪。因为情况熟悉，很快就起了30多支枪。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农会干得更红火了。旁边村里的老乡看他们搞起了武装，就来请他们帮忙。姬龙图成了老百姓的靠山，领着他的工作队到附近各乡斗地主、起枪支，帮助乡亲们搞武装。上级知道了很高兴，让他当了副区长。这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当了土改斗争的带头人。《东北日报》专门派记者采访了他，把姬龙图工作队的经验写成长篇报道。犹如星火燎原，各地纷纷成立起农民自卫队。有了枪杆子，农民再不怕地主恶霸了。土地斗争迅速推进到一个高潮。[12]

但是斗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些地方搞的热火朝天，有些地方却是冷冷清清。例如穆棱县城，工作团费了两个月功夫，大会小会动员了不下几十次，但群众反应一直很冷淡。伪满区长张怀德是当地一霸，干过宪兵队长，仗着鬼子的势力欺压百姓，犯下不少罪行。工作团调查之后，把他抓了起来，准备公审。干部们在动员会上反复讲：14年的痛苦，是怎样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反奸，怎样清算。群众听着老是这一套，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准备开斗争会前，还演习了一次。但是选的发言者大多是村里的旧村长和维持会长。真正和张怀德有仇的老百姓倒没几个。演习的时候，台底下群众情绪还热烈，但是当正式开会把张怀德押上来时，群众却不说话了。干部在台上喊：“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一个胖老头子从容走上台来说：“张怀德虽然过去做过不少坏事，但因为他脾气暴，在伪满时代就是那样。我们老百姓应当维护自己团体，来保出张老头的命。”这样一来，把一个清算斗争会变成了保恶霸的会了。虽然会上决定将张家的土地、财产和房屋没收，分给贫苦百姓。但怎么分法迟迟落实不了。总而言之，斗争没有成功。事后大家总结教训，认为“依靠工作团的包办、清算、贴封条，命令式的开会，决定式的清算，这样一来，群众反而退缩不前，袖手旁观了”。[13]

还有一些地方在分地过程中，侵犯了中农利益。东北局有明确规定：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大地主，30垧地以下的富农和中农一般都不动。宾县人多地少，尤其是城厢区人口密集，根本不可能让每个无地农民都分上地。农会干部忙着分地，在大会上问：“还有多少人家没有地？”群众也不断喊：“我们还没有劈到地！”这时就到处找地，找到小地主，找到富农，后来就找到中农。乌河区农会主任看到地主的地已经分完，还有人没分到，就宣布：“凡是人少地多而有出租的，每人留二垧给他家，余下来你们分！”常安土顶子村分完了地，有个贫农还缺一垧，吵着要地，大家说：“张青山在‘满洲国’时卖酒兑水，他有十垧地，劈他一垧来补！”就这样把中农的利益侵犯了。

还有一些富裕中农，看到清算斗争自己心里害怕。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给伪满办过事，见地主的地都被分光了，还有贫农嚷嚷着要地，心里琢磨：“人家没有地，我还有这些地，是不是太特殊？又哪能担保不来找我的毛病呢？”想来想去还是自动交的好，让大家都有饭吃。有些中农因为人口不多，家里有十几垧地，自己种十垧，其余出租。看到分地害了怕，就找邻近的贫民商量：“我这几垧地也种不完，匀给你们种吧。”送上门的地谁不要？贫农说：“你不愿意做地主吃租，分给我也好。”这种“自愿”实际上还是被迫，有些领导为了不给运动泼冷水，认为这是个别问题，忽视了党的政策。[14]

东北局领导密切注视着土地斗争的发展。反奸清算斗争开始不久，他们就到阿城县进行调查研究。会上工作团的干部反映：凡没有经过剧烈的斗争，和和平平分配了土地的地方，结果一定是分配的不恰当、不彻底或是假分地。真正发动群众的标志，不仅是土地分配了多少，重要的是群众的觉悟。因此，争取加速完成土地分配的任务，是必要的。但必须真正解决了问题，否则“欲速不达”，反而多走弯路。

为什么斗争会出现偏差和走弯路，大家认为关键是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依靠什么样的“积极分子”来搞斗争。根据大家反映：在农村中寻找和培养积极分子，应该是穷人、好人，又年轻又敢干。主要从贫雇农和工人中去寻找。但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群众运动初期，真正的朴实、勤劳、穷苦的农民，常常是采取犹疑观望的态度。因此开始涌现出来的，除少数真正的积极分子外，还包括以下几种所谓的‘积极分子’：（1）无正当职业的投机分子、游民分子；（2）流里流气带有流氓意识的分子，其中有流动工人、破落户、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跑江湖的及一部分卖工夫的；（3）油头滑脑，能说会道的老头子；（4）也有个别混入的奸细和阶级异己分子，如富农、地主及曾当过警察特务的。除后一种人外，他们在开始斗争时，因为顾虑较少，容易打先锋。”对这些“积极分子”，一方面可以利用，但更要提高警惕，不许这些人浑水摸鱼，借斗争之机捞个人私利。工作团的同志们说：对这些人必须要进行约束和改造，其办法是“游民和投机分子，参加的目的，在于取得我们的信任。以便狐假虎威，进行勒索敲诈，满足个人欲望。因此我们应向群众宣布：凡是两三个人，无正当手续，私自进行清算者，都是‘勒脖子’。任何人都可向农会告发，以限制其非法活动”。“带有流氓意识的分子容易贪污受贿，对清算的东西往往挥霍浪费，大吃大喝，迎逢上级，而不关心群众利益。对这些人应以争取教育为主，如果处理不慎，会把他打到反动势力方面去”。“老年人一般饱经世故，容易看风使舵。既不能带头参军，又无发展前途，因此不应当做干部去培养。但他们知道的事情多，应很好地团结他们。”[15]

领导上听了干部们的反映，非常重视，特地以东北局的名义于1946年10月转发了这份《阿城检查群众工作的经验介绍》。11月初，陈云受东北局委托去主持南满工作，途经合江巡视，会见了张闻天。张闻天向陈云谈到合江土改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着种种问题，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地主威风没有打掉，土地没有真正分到农民手里。有的干部团还住在地主家里，对群众运动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陈云形象地称此为“半生不熟”，是“夹生饭”。他路过牡丹江又找到省委书记何伟了解情况，何伟反映的问题与合江差不多。这些问题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11月7日他写信给东北局领导成员，提出了土改运动中的“半生不熟”问题。信中说：“所谓半生不熟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积极分子的成分不好或不很好；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地主虽打了，但因群众未真正觉悟，所谓积极分子的成分又不能使群众心服，所以地主仍有潜势力，而且在客观上仍统治着群众（在心理上）。这就是半生不熟的具体状态。”陈云强调指出：这类地区占有很大数量，全东北一定很多。他要求东北局及时研究，加以解决。[16]

陈云的信引起东北局的高度重视，1946年11月2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把各地的情况分为比较好的、“半生不熟”的、弄乱了的和未开辟的四类地区。其中最多的是“半生不熟”地区。其特点是：第一，地主恶霸的威风没有打掉；第二，在分地斗争中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第三，没有真正的积极分子；第四，群众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武装就是保卫胜利果实的命根子。因此，群众在斗争后的态度是懒洋洋的，对农会工作漠不关心。从形式上看样样都有，地也分了，地主也斗了，武装、农会都有。但切实查起来，则毛病很大，内容甚少。产生“半生不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没经过群众酝酿成熟，使群众自觉地自下而上起来斗争。贪图快，只顾“点火”，好像一阵风。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冷冷清清。《指示》指出：“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把夹生饭变成熟饭。”从此，东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煮夹生饭”时期。[17]

当工作队第二次深入农村调查和发动群众时，果然发现了许多“半生不熟”的情况。双城县委派李士彬到五家区正白二屯去调查，发现这里分地分房根本没落实。原来老部队从这里经过，在屯里扩军，命令几家地主各拿出一些地来分给群众。家里有参军的每家分三垧，其余只要是没地，统统一人三垧。农会主任拿着账本，清算委员拿着笔，叫一个人名，喊一声“三垧”。地在哪儿呢？谁也没见到一陇。后头来了工作队，由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教员领队，也没经验，就住在地主赵铁头家里。地是分了，青苗归了小户，但是他们定的租子比地主还多，种地的佃户感觉吃亏，还往地主家交租，这地等于没分。房子也分了，但两个月没有人去住。因为分的都是破房，光糊房顶和窗户，小户就掏不起钱。与地主同住一个院，地主住好房，他们住破房，心里有气，还不如不去，这房也白分了。

真正得好处的是农会那些干部。会长唐某是个老头子，原是个抽大烟的二流子，在军阀部队里混过，又在伪满手下干事，是个二混子。因为油嘴滑舌当上农会会长，手下聚集了一伙二流子当自卫队，大吃大喝。斗争地主得来的东西都没见干什么用，唐某借口农会要花销，要分到地的老乡挨户出钱。这些钱他们不是吃了，就是分了。巧立名目给自己开支，当自卫队每人每月补助1 500元，打土匪一天3 000元。其实土匪没打，他们都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群众对这些人怨声载道，李士彬认为：正白二屯必须重新搞运动，真正发动群众，打倒地主赵铁头，改组农会，不能让二流子和有严重问题的人掌权。

在“煮夹生饭”过程中，张闻天亲自下乡，抓住典型事例，解决问题，推广经验，引导合江土改运动深入发展。1946年11月中旬，他到桦川县召集县委同志座谈，了解到全县“半生不熟”的村子有83个，占工作村总数的53％，全县总数的43％。为了进一步摸准情况，解决问题，张闻天冒着数九严寒，三下会龙山屯，重煮“夹生饭”，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土改深入发展。

张闻天在县委蔡书记陪同下到会龙山屯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农民还没有真正同地主展开斗争。主要原因是农会干部有问题。第一任农会会长李焕章和二任会长于坤与地主暗中勾结，非常可疑。现任会长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不敢与地主展开斗争。张闻天指示县委和工作队调查李焕章和于坤的问题，并切实掌握村里几家大地主的情况。经过调查，发现李焕章是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暗“胡子”（土匪），曾向土匪提供情报、武器和粮食，并接受了土匪的加委，罪行累累。于坤任会长期间，经常抽大烟、勒大脖子，强迫小户将分得的大车和牲口廉价卖给原地主。当区里掌握了于坤的劣迹，将其撤职逮捕后，李焕章灌醉看守，打开房门放走了于坤。鉴于李焕章罪大恶极，县里报请合江省委批准，决定将李焕章公审后处决。

12月22日，张闻天在蔡书记陪同下再次来到会龙山屯，出席公审李焕章大会。远近老百姓看到告示，都纷纷赶来开会。审判长宣布了李焕章的罪行，在群众的呼喊声中，李焕章低头认罪。张闻天在大会上讲话，坚定地说：“凡是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坏人，一定要严加制裁！凡是人民群众的正义行动，坚决给予支持！一定要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到底！”张闻天的讲话给群众撑了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后，李焕章被押出村外执行枪决。

清除了坏人，桦川的土改又掀起了高潮。张闻太委托工作队深入村里，挨家挨户了解情况。通过综合研究，张闻天总结出“夹生饭”的具体表现是假分地、瞒黑地、转移浮财、斗近不斗远，在分地时没有烧掉旧契、换新照、划地界、插牌子。胜利果实没有全部分到群众手里、部分农会和民兵被地主和坏人操纵等等。他要求工作队从这些方面入手，去重煮“夹生饭”。

1947年1月7日，张闻天三下会龙山屯，蹲点领导土改斗争。群众斗争地主洪某，他原来交出的地契都是些荒地，工作队发动群众再斗洪某，这个狡猾的地主才被迫低头，交出90多垧好地和青苗。群众当场烧掉了旧地契，对另外两户地主也进行了斗争。村里改选了农会干部，成立了新农会和基干民兵。重新分配了斗争得来的191垧好地，贫农们高高兴兴地往自己的土地上插牌子，真正翻身做了主人。[18]

在“煮夹生饭”的过程中，不少村屯的群众对混入农会的流氓无赖借土改发洋财、挥霍浪费、坑害群众的行为十分气愤，向工作队的干部揭发这些问题。赉广县苗西区区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到苗家围子和西大洼两村子调查。苗家围子的农会主任杨老二是个长工出身，因为成分好大家选了他，谁知上台后只管给自己捞好处，先给自家分了6垧好地。全村本应换地照200多份，分完地后才换了20多份。老百姓情绪就不高。全村清算款有40万元，可农民每户才分了160元。又要扣除各种款项，到手才40元。没分的和扣下的钱全进了村干部的腰包，杨老二清算完后就娶了媳妇，吹吹打打发帖子要老百姓送礼。更恶劣的是农会还开赌，赢了钱几个人分。工作队调查到这些情况，找了6个老实正派的农民组成评议会，召开全村的民主会。会上大家纷纷发言，揭发杨老二的问题。一个老乡气愤的说：“现在是你杨老二翻了身，咱们老百姓没有翻身！”大家要求将杨老二等人游街，原来农会的人都上去认错，群众才说：“能改就行。”经过村民大会，重新进行土地分配，一切公开民主。杨老二尽管错误严重，还给他分了6亩地，并重选了新农会。老百姓的积极性又起来了，高兴地说：“这回是真翻身了。”

西大洼的情况也差不多，农会主任高富是个雇农，分“开拓地”时很积极，大家就选了他。分地时他把好地、近地分给自己和农会干部，有的一人分双份，把次地分给群众。原来应该分给群众的牲口他们牵回19匹，干部一人分一匹，高富分了一匹最好的马，整天骑着在村里抖威风。他们向全村人摊派12件皮袄，说是给农会干部和自卫队穿。高富本人还要戴顶耗子皮的皮帽，从每垧地上摊派20元钱。他们卖掉了清算的马匹、木料和大车，得款9万多元，被12个农会和民兵干部私分了。工作队调查时，老百姓们诉苦说：“高主任春天还是个穷光蛋，现在有了大车、牲口，一人两件皮袄，连婆娘身上都穿皮袄。这是哪里的钱？农会干部翻身了，咱们没份。”还有的说：“他穿着大皮袄骑在马上打人，连马鞭也翻身了！”群众异口同声要求撤高富的职，区政府将他押去审查。他承认了错误，退了贪污款，才被取保放回来。农民重新选农会，重分土地和牲口，土改运动又深入下去了。[19]

根据各地工作团下乡“煮夹生饭”的情况，东北局于1947年2月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听取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工作经验交流，2月20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解决半生不熟与准备春耕的指示》。《指示》指出：“提出半生不熟的问题，并不是泼冷水和否认我们群众工作的成绩与同志们工作的努力。其目的在于根据当前群众运动发展的情况，警惕某些同志的自满情绪。使大家去注意和改进工作中已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把我们的群众工作继续提高一步。”解决“半生不熟”的基本标志，主要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要能确保落到基本群众手里。要在斗争中培养一批真正为群众所爱戴拥护的积极分子，农会要作风正派、办事公平，要在斗争中建立起巩固的武装，发展一批党员，建立起可靠的支部堡垒。为了做到这些，就要贯彻群众路线，掌握好政策。克服恩赐、包办和命令的方式，让群众亲自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

《指示》指出：“在深入检查工作和解决半生不熟问题时，各地都提出了对坏的‘积极分子’的处理问题。我们应当认识东北人民的优点是勇敢、聪明、会说、敢做、忠诚坦白、艰苦勤俭，这在各地参加军队参加斗争参加工作中都表现了。但是由于日本14年的统治，以及东北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相当数量的一批游民成分。这里的游民成分比关内各地都要多，他们因为日本人的殖民地统治，迫于生计，有的当土匪小偷，有的当地主恶霸狗腿子，有的当警察特务爪牙，抽大烟、扎吗啡、嫖赌喝、不务正业、到处游荡。他们善于应付迎逢、欺上瞒下、看风使舵，在我们工作开始，因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挑选积极分子不慎重。而他们为着得果实，常是敢做敢为、缺少顾虑，首先挺身而出，充当了积极分子。他们往往脱离群众做坏事，引起群众对他们非常的不满。特别在群众真正起来后，对这些人的处理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正确的办法。”这些政策是：对他们要分清反革命与非反革命的界限，使之坦白悔过，在撤销职务后允许戴罪立功。对有一定成绩又干过坏事的，要给以教育和改造。要相信其中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今后挑选积极分子时要慎重，不要让流氓成分的人来当积极分子。对现有和新吸收的积极分子要积极教育，使他们不断进步。

土地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根据地。东北局的《指示》特别强调把握这个大方向，在解决“半生不熟”的同时，积极准备当年的春耕生产。要解决土地、牲口、耕具问题，组织劳动。到春耕到来时，不论“半生不熟”解决得怎样，各地党委和工作团要集中力量领导春耕。要把去年的耕地全部种上。经验证明：土地问题解决得越好，群众的生产情绪就越高。[20]

这次会议之后，“煮夹生饭”的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东北土地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新到来的1947年春天，一场新的暴风骤雨又降临在广阔的黑土地上。

[1]　《东北农村的状况和特点》，1946年9月《群众》第3期。

[2]　方青：《东北农村经济的过去与现在》，《东北日报》1946年4月12日。

[3]　《东北日报》1946年4月6日。

[4]　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辽沈决战》下册。

[5]　马斌：《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

[6]　张秀山：《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辽沈决战》下册。

[7]　《毛泽东年谱》，1946年5月4日。

[8]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

[9]　1946年9月23日《群众》第4期。

[10]　赵德尊：《发动群众是建设根据地的根本》，《辽沈决战》下册。

[11]　《宾县分地经验》，《群众》第4期。

[12]　《东北日报》1946年7月26日。

[13]　《东北日报》1946年9月24日。

[14]　《宾县分地工作中侵犯中农利益的检查》，《群众》第3期。

[15]　《阿城检查群众工作经验介绍》，1946年10月23日《群众》第6期。

[16]　参见《辽沈决战》附录《大事记》。

[17]　1946年11月23日《群众》第8期。

[18]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

[19]　张蓓：《新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东北日报》1946年12月20日。

[20]　1947年3月3日《群众》第10期。